愿景的消失？——论美国对中美长期战略关系的认识与表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美论文,美国论文,愿景论文,战略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美国在中美关系中都是更为主动的一方。加上受自身外交文化的影响，美国政府更愿意将对中美长期战略关系的展望与思考加以表述，形成了美国对华战略愿景。近年来，美国在对中美长期战略关系的认识和表述上出现一些变化，这背后有着深层次的原因，未来的发展趋势值得探讨。 中美建交以来，特别是冷战结束后，美国对华战略在很长时间内都强调对中国和中美关系的“塑造”，对中美战略关系的长期发展有着比较明确的期待，希望通过接触使中国朝着美国所乐于见到的方向发展，在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的同时，随着自身的不断强大，更多地帮助美国“分担国际责任和义务”，而不是对美国构成挑战。自克林顿始，历任美国总统在任期间都相当正式地提出过不同的概念来表述对中美关系的战略愿景，通过这种公开表述，实际上从美国的角度对中国和中美关系指出发展方向。虽然“愿景”(vision)是个不含褒贬的中性词，但通常来说，对双边关系愿景的表达应该是积极的，期待这种关系朝着更好的而非更差的方向发展。愿景不是对双边关系现状的定位和评价，而是基于现状而作出的对未来的展望和期待，是对希望未来双边关系发展到某种状态的一种概括。毫无疑问，对未来的愿景是对现实政策的引领，会对双边关系的现状产生重要影响。 冷战结束后，国际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美国随之调整其全球战略。一段时间里，美国对华政策经历了大的波折，到克林顿第二任期，逐渐形成了较为积极的对华战略认识。1997年10月，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双方达成共识，要“共同致力于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这种表述，从美国方面来讲，就是对中美关系提出的战略愿景。这背后的逻辑是，美国认识到中国作为一支重要的国际力量，能够发挥在美国看来是积极的国际作用，对美国提供帮助。用克林顿的话讲就是，如果中国加入建设“和平、繁荣和稳定的世界”的过程，“遵守国际行为准则，而且帮助制订和实施这些准则，我们的任务会容易得多。”①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期待在未来能够与中国成为战略伙伴，得到中国的支持和帮助。 在美国国内，克林顿提出的对华战略愿景没有得到广泛认同。在克林顿任内的最后两三年里，中美关系明显沦为美国两党斗争的牺牲品，随着《考克斯报告》的出台以及美国部分媒体炒作所谓“中国政治捐款事件”、“李文和事件”等，美国国内对华政策氛围被毒化，“与中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说法在美国政治的环境中难以得到认可和支持。加上1999年5月发生的“炸馆”事件给中美关系造成严重伤害，推动双边战略关系向前发展的动力更加显得不足。到2000年美国大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小布什将中美关系的基调定为“战略竞争”，与克林顿政府相比，共和党的对华态度明显强硬，中美关系也因此难以让人乐观。 小布什上台后，其世界观因“9·11”恐怖袭击的发生而扭转，美国政府对华战略认识也随之出现积极转变，逐渐从“竞争者”变成“合作者”，在反恐、防扩散，特别是朝鲜核问题方面，小布什政府都寄望于中国与美国配合。加上中美在经贸等双边领域的合作持续发展，美国对一个良好的中美关系有了更强的需求与期待。2005年9月，时任美国常务副国务卿佐利克发表讲话，对中美关系提出了明确的愿景。②他指出，中国不是前苏联，不寻求与美国对抗，不谋求颠覆现有国际体系，而美国对华也不应该选择类似冷战时期的对苏政策和19世纪的均势政策，并且要超越让中国融入国际体系的想法，敦促中国成为这一体系中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佐利克的讲话反映了小布什政府的对华态度，也表明美国国内对中国和中美关系形成了新的共识。③让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的想法，是基于对中国发展走势与内外政策更为充分和准确的理解与判断，体现了美国对华整体战略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成为当时美国对华战略愿景的核心内容。在此背景下，小布什余任内中美关系虽然也在个别领域出现问题，但总体保持了良好的发展态势。 随着2008年美国爆发严重金融危机和奥巴马在大选中获胜，美国对华政策的环境再次发生大的变化，对华战略思考又有了新的调整。美国许多人认识到，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且经济发展态势迅猛的中国，是美国应对金融和经济危机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帮手。于是美国国内出现了所谓中美“两国集团”(G2)的说法，④突出强调中美合作的重要性，但两国政府都没有对此公开表示认可，⑤显示出构建中美“两国集团”的主张缺少现实可行性。 2009年9月，时任美国常务副国务卿斯坦伯格发表讲话，提出了中美相互进行“战略再保证”的思想。⑥他认为，在中国崛起的大背景下，美国必须与中国合作应对全球挑战，“而中国的体量和重要性又引发了导致竞争和敌对的风险，会阻碍这种合作”，中美可能陷入“安全困境”，而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战略再保证”。他认为，中美应该达成一项“核心的、默契的交易”，即美国清楚表明欢迎中国作为“繁荣而成功的大国”的“到来”，而中国向世界保证其发展和全球作用的提升不以牺牲别国的安全和福祉为代价，维持这个“交易”必须是“美中关系的一项首要任务”。美方提出“战略再保证”的想法，目的是在中国崛起到一定程度上能与美国平起平坐、分庭抗礼的情况下，避免两国形成恶性竞争乃至相互敌对，使双方陷入所谓“大国冲突”的历史窠臼，其战略设计反映出新的时代背景下美国内部分人士对中美关系战略愿景的思考。 但“战略再保证”的想法在美国国内并未被广泛认可，而是遭到共和党和保守派的反对，⑦一些在对华关系上持主流观点的人也对其提出批评，认为斯坦伯格未能像佐利克提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那样在发表其观点前充分进行内部协商。⑧同时对于中美如何具体落实斯坦伯格所说的“交易”，其在操作层面的可行性也受到质疑。⑨ 梳理这段历史，从克林顿时期的中美“共同致力于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到小布什时期的让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再到奥巴马执政初期的中美相互进行“战略再保证”，可以看出，一方面，在美国看来，中国不断崛起，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这是让中美关系的战略风险持续加大的一个过程。在克林顿时期，美国仍沉浸在冷战结束后享受“单极世界”的欢乐之中，对于掌控中美关系的发展和影响中国未来的走向仍然有相当充分的信心。到了小布什时期，美国着重关注恐怖主义、核扩散等新型威胁，期待中国能成为现有国际体系的维护者和美国的“同路人”，希望中国意识到帮助美国维护既有的国际体系符合中国自身利益。及至奥巴马执政，美国已经强烈感觉到中美间存在发生新老大国战略冲突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战略再保证”的提出，反映的是美国希望与中国达成一个让中国感到足够满意的战略交易，并因此而确保中国选择一条不与美国对抗、不挑战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的道路，从而有效规避两国间的战略风险。另一方面，在这将近二十年的过程中，尽管美国的风险意识不断增加，在现实当中中美之间的利益与立场分歧持续存在，在个别领域甚至表现得非常尖锐突出，但美国仍然对机会的一面抱有希望，不断朝着积极的方向努力，希望通过和平、合作而非对抗的方式化解风险，争取一个乐观的未来，因而接连对中美关系提出积极的战略愿景，反映了美国方面主动塑造中美战略关系的意愿和信心。 在这个过程中，美国虽然持续对中国提出要求，希望中国约束自己的行为，满足美国的条件，承认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的合理性、合法性，但总体上美国也表现出一种趋势，即为了实现中美关系的战略愿景，越来越愿意改变自身的行为，向中国让渡权力。克林顿政府同意与中国“共同致力于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表明他愿意在未来和中国这样一个他曾经相当敌视并大肆抨击的国家结成战略伙伴，等于认可了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和积极意义；小布什政府在提出要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的同时，也明确传递出美国接受中国在现有国际体系内崛起，同时将给予中国与其实力相匹配的国际地位的信息；奥巴马政府提出与中国相互进行“战略再保证”，实质上是部分认可了中国作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主要大国的地位，表明美国愿意在一种战略交易的安排下与中国共处。可以说，在一次次提出战略愿景的过程中，美国也一次次提高了给予中国的地位和待遇，反映出美方接受了中美之间在大国政治态势上出现的有利于中方的变化，也认可了这种变化对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的影响。 从中国方面看，冷战结束以来一直希望与美国建立并维持稳定健康的双边关系，这与中国为自身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而营造良好外部环境密切相关，因此在整个过程中始终保持着与美方的互动，展示出同样的构建中美关系长期战略愿景的希望与努力。“共同致力于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是中国与美国双方共同的表述。在美方提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的说法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2006年4月访美期间表示，“中美不仅是利益攸关方，更是建设性合作者”，⑩可以视作是中方对美方的回应。在奥巴马任内，中国方面更是提出了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理念，赋予其“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重要内涵，为中美关系的长期稳定发展指出方向。可以说，在积极回应美方的同时，中国方面对于中美关系的战略愿景，表现出越来越深入的思考和越来越强的塑造意愿与能力。 经验表明，在任何时候，如果美国政府有相对积极的对华战略愿景，即使这种愿景一定是以美国自身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促使中国约束自身行为为基本实现条件，也依然会为当时的中美关系创造良好的气氛，对维护双边关系的健康稳定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相比之下，在过去数年当中，人们看到的情况是美国官方越来越少地对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性的前瞻和愿景式的表述。自斯坦伯格2009年9月提出中美“战略再保证”之后，美方一直没有再跟进推出新的概念，奥巴马及其团队似乎已经放弃了对未来中美关系长期发展提出战略愿景的努力。愿景的消失，成了奥巴马执政中、后期美国对华政策中一个重要现象，与过去近20年美国对华政策的实践形成对比。之所以如此，可以从奥巴马外交政策的操作与行事风格层面找到部分原因。 第一，奥巴马政府最初的尝试没有成功。如前所述，斯坦伯格本希望提出“战略再保证”作为新的美国对华战略愿景，但这一提法由于缺少明确的阐述和必要的内部共识而没有立得住，导致奥巴马政府后来逐渐将其放弃。“战略再保证”的无疾而终，对奥巴马政府寻找对华战略愿景表述来说无疑是一种挫折。 第二，受奥巴马外交风格所限。奥巴马外交理念的起点是对小布什政策的反动，以“不做蠢事”作为外交上的重要原则，反对美国打着理想主义的旗号追求不切实际的外交目标。有美国学者评论称奥巴马在外交上是更加务实的而非充满愿景的。(11)过去六、七年的事实也表明其外交政策缺少富有理想主义色彩的概念支撑，而这也必然反映在其对华政策的表述上。 第三，美国在政策上缺少急切的需求。奥巴马政府在外交上一直面临错综复杂的局面，对华政策很难持续摆到其外交议程的优先地位。奥巴马2009年就任后，在全球战略布局上本想调整优先次序，加快从伊拉克、阿富汗两场战争抽身，将重心转向亚太。(12)但中东、北非形势持续动荡复杂，“阿拉伯之春”、利比亚战争、叙利亚内战、伊朗核问题，这些都使得奥巴马政府不得不投入大量外交精力加以应对。特别是2014年“伊斯兰国”势力迅速膨胀，使反恐再次成为美国外交与安全上的突出议题。2015年11月发生在法国巴黎的恐怖袭击，更将反恐提到了国际安全中的最高位置。在2014年2月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俄罗斯确立了作为美国头号大国对手的地位，美俄对峙升级，西方集体制裁俄罗斯，关于美俄两国间爆发“新冷战”的说法在美国国内一时盛行，(13)同时双方在中东、反恐等重大问题上存在明显分歧。在这种情况下，中美关系虽然始终是美国整体外交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但并不是一个亟待处理的矛盾，美国对华战略表述的急迫性并不存在。 第四，奥巴马政府内部缺乏统合。从奥巴马的外交团队看，第一任期内希拉里·克林顿、斯坦伯格等国务院官员以及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多尼隆在亚太及中国事务上投入了更多关注，也更多代表行政部门公开发表对华表态。而到第二任期，国务卿克里大量精力投入中东、俄罗斯事务，奥巴马政府的许多有关对华政策的表态由国防部长而非国务卿做出。在南海成为中美间突出议题的情况下，外界听到的更多是美国国防部长在国内、国际不同场合发表的对华讲话，并且往往是从军事安全的角度来阐述美方的观点。相比之下，国务卿克里和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偶尔发表的涉华言论往往显得分量不足，没有引起舆论足够的注意。从这些情况可以看出，奥巴马政府在较高的层级上缺少专人构思和提出深层次的、富有远见的对华战略思考，难以在内部协调一致的基础上形成积极的愿景，以引领美国对华政策和中美关系朝积极方向发展。 第五，美方不情愿被动反应。中国方面提出了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战略愿景，对化解中美战略矛盾，避免两国陷入所谓“修昔底德陷阱”提出了自己的回答，其中的内容也在一定程度上引起美方共鸣，因此奥巴马政府对“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概念也做出过一些正面的回应。(14)但这毕竟与美方主动提出一种概念表述的情况不同。对于中方的提法，美方既难以全盘接受和使用，又不好彻底否定，另起炉灶重搞自己的一个全新版本。可以说，中国通过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一定程度上占据了话语权上的主动，让美方从以往的主动出招转向被动应对，在提出对华战略愿景新表述方面也会积极性不足。 然而，比外交操作和外交风格更为重要的，是中美战略关系层面发生的变化。从根本上讲，奥巴马政府中、后期没有如其前任一样提出对华战略愿景，这反映的是一个时期以来中美战略竞争加剧这一现实，而中美战略竞争加剧，又与奥巴马政府整体亚太和对华政策的推进过程密切相关。 实际上，奥巴马在2008年大选过程中就流露出调整美国全球战略重心的想法，(15)在入主白宫后不久，其外交实践中就明显表现出对亚太地区的尤其关注。(16)在“重返亚太”的过程中，奥巴马政府在政治、经济、军事安全等多方面同时推进，其背后的根本原因，就是想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力保美国在亚太这一重要地区的地位不被削弱。虽然奥巴马在第一任初期曾希望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并借重中国应对金融危机、气候变化等重大议题，但其政策推进中却明显表露出一种错误的心态，不可避免地让中美关系陷入困境。 奥巴马上台不久，美方就急切地高调宣称“美国回来了”。(17)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奥巴马政府对小布什时期由于集中反恐而对亚太有所忽略，致使美国在该地区影响力受损的担忧。在中国地区影响力持续提升的情况下，美国的表现给外界一种“输了一阵急于扳回”的印象，而其竞争对象明显就是中国。除了地区政策外，美国急切而不大自信的心态还表现在其他方面。比如奥巴马就直白地表示过，在国际经济贸易领域，制定规则的应该是美国而不是中国。(18)美方这种不遮掩的急迫和不自信心态让中方难以接受，也让自己很难有空间去为中美关系构建积极而长远的战略愿景。 在急迫心态的作用下，美国“重返亚太”选择了快速介入的做法，并以中国与周边某些国家在南海问题上的争端为切入点。在2010年7月的东盟地区论坛上，美国改变了在南海问题上相对超脱的一贯做法，希拉里·克林顿宣称美国“在南海自由航行方面拥有利益”，(19)在中国最为关注的领土问题上做文章，这使美国实际上卷入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争端。美国借南海问题实现了快速而深入地插手地区事务的目的，也让中美关系形成了针锋相对的态势。同时美国“重返亚太”还选择了一种“绕开中国”的路径。“亚太再平衡”战略展开的过程中，美国在中国外围的行动相当密集。经济上美国推进“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而排除中国加入，安全上在强化同盟体系的同时，也努力加强与东盟的伙伴关系，又突出强调未来要将海空军事力量的60%部署在亚洲。虽然中美在两军关系等领域取得一些进展，但与美国在中国周边的外交行动相比显得不甚重要。美方在路径选择上的做法更像是用多边办法应对与中国的双边竞争，从以往更多强调与中国直接接触，变为更重视在中国周围扎篱笆、布阵势，摆出“以一群对一个”的架式。虽然美国方面不断表示“亚太再平衡”并不是遏制中国，(20)但其实际做法很容易给人以“项庄舞剑”、围堵中国的印象，也反映出美国似乎不再努力追求中国的改变，而是要以自己的战略布局来应对中国可能的挑战。 奥巴马政府在心态及做法上的偏差，对中美关系的整体气氛造成严重负面影响，刺激中美之间出现明显的恶性互动。在亚太地缘政治与安全层面，中国与美国及其同盟国呈现出对立态势。而在美国构建TPP的同时，中国也与相关国家一道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还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筹建没有美日参与的亚投行等多种国际金融新机制；中美在南海问题、网络安全问题上围绕相关国际法、国际行为规范争论不休，这些都使得双方在国际机制、规则层面的竞争博弈愈显突出。 如果说在相当长时间里美国在对中国崛起的进程高度关注的同时，也在努力试图影响这一进程，使之能尽可能地不威胁到美国的利益，反而能为美国所用，那么过去几年的动态发展显示，中国崛起以及中美战略竞争的加剧，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触及美国的心理底线，使美国的风险意识出现了质的提升。从近两年的情况看，美国已经没有了以往那种相对宽松平和的心态，战略上的焦虑感明显增加。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虽然公开表态中仍称“欢迎中国和平崛起”，(21)但已经将中国崛起视作对美国在战略层面的重大挑战，必须投入更多战略资源加以应对。从美国政府高层和学术界的相关表述能清楚地看到这一点。(22) 战略愿景问题的实质，在于中美对对方的认知，奥巴马政府缺少对华战略愿景，体现出美国对华战略认知上的变化。实际上，为了避免中美从战略竞争滑向战略对抗，两国最高层也一直在努力。仅奥巴马第二任期内，中美最高领导人就分别举行过2013年6月的“加州庄园会”、2014年11月的“北京瀛台会”，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还对美国进行了国事访问。这些重要的双边高层外交活动，显示了两国领导人对稳定和发展中美关系的意愿，在当时看来都取得了成功，为中美关系注入了正能量，有助于双边关系朝积极健康方向迈进。但如果从持续效果看，客观地讲，近年来无论中美最高领导人峰会还是双边各层级的对话、互动，对于两国战略关系的走势所产生的“拨正航向”的作用，都难以根本扭转双方战略关系朝负面发展的态势。 近年来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事实，让美国国内出现一种观点，认为中美关系和美国对华战略认识正在发生质的改变。(23)也有美国学者提出过去几十年的美国对华政策是否已经失败的质疑。(24)以往美国提出对华战略愿景，反映的是美国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变化有信心的乐观情绪，希望和相信通过与中国接触可以促使中国的改变能符合美国的意愿。但近些年中美关系中呈现的现实情况是，一方面，两国交流确实在增加，双方最高领导人在互访和各种国际多边场合中面对面交流的频率远超以往；而两国政府间各种层级的对话渠道相当多，据统计已达90多个，其中很多都是在奥巴马任内新设立的，涵盖议题从双边事务到地区、全球问题，涉及许多领域。可以说，奥巴马时期是历史上中美沟通最密切、互动最频繁的时期，交流的广度、深度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但另一方面，在一些美国人看来，尽管中美不断接触，沟通和交流持续拓宽与深入，但中国在国内政治和对外行为上却并没有发生如美国所预期的改变，反而由于中国的崛起而在很多方面让美国感到更加难以接受，对美国形成更大的挑战。(25) 有关中美战略互信的研究报告指出，中美两国间的互信很难产生，在这方面，交流对话的效果并不明显。“尽管在很多问题上双方具有丰富的交流经验，但是中美关系确实存在着大量深层的战略互疑，且呈增长之势。”(26)因此，那种认为深化两国间的沟通交流必然能够加强相互理解、改善双方对对方观感的想法在中美关系的现实面前受到挑战。实际上，恰恰有可能是由于多年来交流的不断拓宽与深入，使得如今中美之间的了解远超越于以往的水平，而让美方认为有了对中国更为现实的认识，即中国不会因与美国的接触而按美国的意愿改变自己，从而使美国动摇了过去那种建立在相对无知基础上的、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希望，过去那种形式的美国对华战略愿景也因此而不再可能在今天继续存在。 与此同时，中美双方在外交上的风格差异也使美国希望在具体议题上取得进展，而不愿多谈相对抽象的概念。这也可能是近年来美国不愿提出中美关系战略愿景的重要原因。相关研究指出，美方更倾向于认为，信任应该建立在共同携手解决实际问题的基础上，并且以解决实际问题来界定。美方希望，中国在把中美关系定义为“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之前，应该表现出更多的意愿，采取更主动的行动，合作解决诸如朝鲜和伊朗的核计划、知识产权、气候变化等问题，而中国方面的思维方式和做法则与此形成对照。(27)可以说，在美方没有看到双方交流沟通转化为现实成果的情况下，要让其作出积极的战略愿景表述是一件越来越困难的事。 在心理层面上，可以说过去几年美国国内已经积累起一种明显的对中国的失望感和对美国对华战略的失落感。然而，中美关系又毕竟没有糟到让美国确认未来将一定会更加消极、更加对立，最终走向全面对抗的程度，将中美关系推向消极、对立乃至全面对抗也并不符合美国的根本利益。于是从美方的角度讲，与失望与失落相伴随的未必是绝对的悲观，而更多是一种迷茫。这种种复杂的因素叠加在一起，让美国方面很难对中美关系进行明确的长远规划，虽然不能用全然消极的口吻来阐述美国的对华战略，但也缺乏客观环境去构建和表述一种积极的对华愿景。 对华战略愿景的表述作为美国政府的一种公开宣示，其中包含更多的是期待，口号的成分或许超过实际的内容，但对于中美之间这种高度复杂、复合而又重要的双边关系来说，作用仍然明显。客观地讲，奥巴马执政期间美国在对华政策的实际操作层面表现得是比较有节制的，在一些问题上也没有采取不应有的过当行为。从奥巴马个人的外交理念看，他也不谋求遏制或围堵中国，不相信历史发展到今天冷战仍然是一种现实的选择。但从另一方面看，奥巴马中、后期的对华政策表述不够积极也确是事实。比如为调动美国民众和舆论对其某些政策的支持，奥巴马常会以中美在一些领域内的竞争为借口。这种靠渲染中美竞争促动国内舆论共鸣、满足国内政治需求的做法，放在奥巴马以重振美国国力为首要施政目标的背景下或许可以理解，但势必对中美关系的环境造成污染。在南海、网络安全等议题上，奥巴马政府的对华言论更是相当负面，一味向中国施压。总体看，奥巴马政府对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中美合作的积极意义和已经取得的成果以及由此而给美国带来的利益宣传得不够。在没有明确战略愿景引领的情况下，美国对华政策难免处于随具体议题而漂流的状态，显得缺少战略定力和方向。虽然如上所述，这其中有中美关系现状所造成的必然性因素，但似乎也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近年来中美战略竞争加剧与美国对华战略愿景缺失，二者相互影响，互为因果。 奥巴马执政已近尾声，如果不出大的意外，美国对华政策和对华战略认识在未来一年内应该不会有大的变化，对华战略愿景缺失的情况也不会改变。虽然在2015年当中奥巴马在美古关系、伊朗核协议等外交议题上有所斩获，但当前美国国内的气氛更倾向于在外交安全议题上表现强硬，奥巴马的外交风格被其政治对手指为“软弱”，美国普通民众对奥巴马外交政策的评价仍然总体消极，支持率偏低。(28)无论2016年大选两党谁最终获胜，可以预见的是，至少在一个时期内，新政府在外交政策的基调上都会比奥巴马更加强硬。在当前中美战略竞争的态势下，很难期待美方会在战略层面对中国表达明确的善意，一种积极的对华愿景至少短期内不会出现。但人们会问，从未来长期发展看，以往美国提出对华战略愿景的模式，真的就此终结了吗？愿景的消失，是否将是美国对华政策中一种持久的现象？在更高的层面上讲，美国对华战略认识中的理想主义成分，是否会不断地减少以致不复存在呢？ 从以往的经验看，要形成一种强有力的美国对华战略愿景，使之真正发挥引领政策、塑造双边关系的作用，既需要使这种愿景表述代表美国国内的对华共识，也要在一定程度上超越共识，体现出前瞻性、超前性的思考；既不能与中美关系的现实脱节，又不能过分拘泥于现实，被眼前的现象束缚了洞察力和想象力。为了让这种愿景有存在的意义，在表述上既不能太过宽泛、平稳，也不能太突兀、太具体。提出的战略愿景不能重复前任政府的说法，否则会显得缺少在任总统及其外交团队的独立思考和个性特征。所以从美国国内政治的角度讲，表述愿景既是一个机会，帮助总统及其团队创造属于自己的遗产，也存在着风险，其表述可能成为受攻击的靶子而变成政治上的拖累。 具体地说，未来美国总统及其团队要推出新的对华战略愿景表述，大致需要有以下条件。 第一，美国要对世界的总体态势和美国外交与国家安全的总体外部环境有相对稳定、明确的看法，确定自己在外交与安全政策上的主要矛盾和优先次序，针对各种矛盾、问题所需要和能够采取的手段有明确的认识和规划。简单地说，就是在大战略上，美国要有相当的定见。 第二，以第一个条件存在为基础，中美关系需要在美国整体外交和全球战略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使得美国总统及其团队觉得有必要针对对华长期战略公开作出表态。同时美国国内要在对华战略上具有相当的共识，具体内容包括对华政策在美国对外总体战略中有明确的位置，对未来中美关系发展的大趋势与大方向有较为清晰的判断，使得美国对华战略愿景的表述在国内能够获得足够的支持，起到引领美国对华政策和相关舆论的作用。 第三，美国在中美关系上要有充分的自信，在相信自己能够看准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同时，也相信美国有足够的能力影响中国，从而把握中美关系大的走势。 最后，美国还要与中国在战略上形成一定程度的默契，双方对中美关系的未来长期发展有较多共识。只有如此，美国提出对华战略愿景才有可能得到中国的积极响应与配合，否则就成为美国自说自话的单方面表述，甚至会导致中美之间的争吵对立。这一点在中国不断崛起、越来越有能力和意愿塑造中美双边关系未来的情况下尤为重要。 从当前及未来一阶段的形势看，上述这些条件得到满足的可能性不大。首先，从美国的角度看，未来大战略的形成仍具有相当的不确定性。对于当今世界呈现的新特点以及美国外交面临的与历史上任何时期都不同的新形势，近年来美国国内已经有许多论述。从整体上看，世界范围内权力转移和权力分散，美国在国际上面对着多元而新型的挑战与威胁，美国在应对这些挑战与威胁的过程中因为手段的缺乏而必然表现出的一定程度上的无力感，对这些内容的认识美国国内有很大程度的共识。(29)然而在相关对策方面，各种观点仍难达成一致。奥巴马任内并没有在外交和国家安全问题上凝聚起高度共识，也反映出美国作为一个整体，对许多问题的认识还没有到位，而未来美国领导人要面对的将是一个缺乏明确战略的外交局面。(30) 其次，从中美关系的角度看，虽然近两年来美国国内思想界有不少深入的思考，但仍存在着多种观点，在如何认识和对待中国，将中美长期战略关系朝什么方向推进这样重大的问题上，各派观点之间存在差别。(31)在已经展开的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的两党初选中，与反恐、中东、俄罗斯等议题相比，中国议题并不是候选人和美国舆论在外交政策上关注的重点。可以预见，无论两党哪位候选人赢得大选，一段时间内美国外交还是要将重点放在中国以外的那些热点问题上。同时，美国要能在中美关系上更加有自信，这一是需要美国自身实力的恢复，经济上需要再保持相当一段时期的增长，中美实力对比不呈现出对美国非常不利的态势；二是需要美国对中美竞争态势有更成熟的认识和更有把握的掌控，能在心态上更加平和。中美关系近几年来表现出的战略竞争加剧的状况，对美国的心态形成了相当大的冲击，要使美国恢复平和心态，还需要中美双方在各个领域的博弈中有克制地反复磨合，让美方真正对中美关系感到心中有底。 可以说，经历了过去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今天的中美关系不仅在意义上愈发重要，内容上愈发丰富，在成熟程度上也已经大大提升。对未来中美战略关系发展来说，愿景的重要性在于把握大的方向，使双边关系不致脱轨而酿成重大冲突，而同样重要的是实现愿景的清晰路径。从这个意义上讲，那种简单的、粗线条的、带有些许浪漫主义色彩的愿景表述对于今天的中美关系来说似乎已经不够，甚至难以再能让人感到兴奋。在这种情况下，中美在不同领域、不同议题上合作的切实推进显得尤其有意义。未来中美关系的战略愿景，应该仍然以确保和平、避免两国战略冲突为基本方向，在努力实现中美战略稳定的基础上，推动双方合作，使之既有利于中美两国，又有利于地区和世界。在形式上，应当更加体现中美间平等的关系，而非像以往那样更多地是美方以俯视的高度对中方提出要求。这也在客观上要求中国对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有更多的发言权。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内涵，为未来中美关系的战略愿景提供了很好的基础。美国国内政治的变化也许会让美方在形式层面存在变数，从中国的角度来说，则应当坚守“新型大国关系”的精神实质，力促美方一道为牢牢把握中美关系的大方向，始终推动中美关系朝着积极健康的方向发展而共同努力。 ①转引自陶文钊主编：《冷战后的美国对华政策》，重庆出版社，2006年，第32页。 ②Robert B.Zoellick,"Whither China:From Membership to Responsibility?" http://2001-2009.state.gov/s/d/former/zoellick/rem/53682.htm.(上网时间：2015年11月3日) ③陶文钊主编：《冷战后的美国对华政策》，第44页。 ④Zbigniew Brzezinski,"The Group of Two that Could Change the World",http://www.ft.com/intl/cms/s/0/d99369b8-e178-11dd-afa0-0000779fd2ac.html.(上网时间：2015年11月5日) ⑤美国奥巴马政府从未公开支持中美是“两国集团”的说法。中国政府则公开反对称中美为“两国集团”，见“温家宝说：不赞成‘两国集团’提法”，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9-11/18/content_12485552.htm.(上网时间：2015年11月25日) ⑥James B.Steinberg,"Administration's Vision of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Keynote Address at the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http://www.state.gov/s/d/former/steinberg/remarks/2009/169332.htm.(上网时间：2015年11月20日) ⑦Robert Kagan and Dan Blumenthal,"China's Zero-sum Game",Washington Post,November 10,2009. ⑧Josh Rogin,"The End of the Concept of ‘Strategic Reassurance’?" http://foreignpolicy.com/2009/11/06/the-end-of-the-concept-of-strategic-reassurance/.(上网时间：2015年11月28日) ⑨Harry Harding,"Has US China Policy Failed?"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Vol.38,No.3,Fall 2015,pp.95-122. ⑩“胡锦涛：中美是利益攸关方，更应是建设性合作者”，http://www.chinanews.com/news/2006/2006-04-21/8/720517.shtml.(上网时间：2015年11月19日) (11)Martin S.Indyk,Kenneth G.Liberthal,Michael E.O'Hanlon,Bending History:Barack Obama's Foreign Policy,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Washington D.C.,2012,p.258. (12)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p.9,http://nssarchive.us/national-security-strategy-2010/.(上网时间:2015年11月10日) (13)Rebecca Rifflin,"Half of Americans Say U.S.Headed Back' to Cold War,Those Who lived through Cold War More Likely to Say It Is Returning",http://www.gallup.com/poll/168116/half-americans-sav-headed-back-cold-war.aspx.(上网时间：2015年12月5日) (14)"President Obama's Interview with Xinhua News Agency",http://beijing.usembassy-china.org.cn/2014/president-obamas-interview-with-xinhua-news-agency.html(上网时间：2015年12月5日)；"Hillary Rodham Clinton,Remarks at the U.S.Institute of Peace China Conference",http://www.state.gov/secretary/20092013clinton/rm/2012/03/185402.htm(上网时间：2015年12月5日)；Susan E.Rice,"America's Future in Asia",http://iipdigital.usembassy.gov/st/english/texttrans/2013/11/20131120287258.html?CP.rss=true#ixzz21GCupqvG.(上网时间：2015年12月4日) (15)"2008 Democratic Party Platform",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pid=78283.(上网时间：2015年12月2日) (16)2009年2月，希拉里·克林顿以美国国务卿身份首次出访目的地就是亚洲。2009年7月，她又第二次访问亚洲。 (17)Robert Burns,"Hillary Clinton Declares the U S.‘Is Back' in Asia",http://www.chinapost.com.tw/asia/regional-news/2009/07/22/217346/Hillary-Clinton.htm.(上网时间：2015年l2月9日) (18)Barack Obama,"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in 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https://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5/01/20/remarks-president-state-union-address-january-20-2015.(上网时间：2015年12月9日) (19)Mark Landler,"Offering to Aid Talks,U.S.Challenges China on Disputed Islands",http://www.nytimes.com/2010/07/24/world/asia/24diplo.html?_r=0.(上网时间：2015年12月4日) (20)Joseph Nye,"Obama's Pacific Pivot",http://www.hks.harvard.edu/news-events/news/news-archive/obama%22s-pacific-pivot.(上网时间：2015年12月8日) (21)"President Obama's Interview with Xinhua News Agency",http://beijing.usembassy-china.org.cn/2014/president-obamas-interview-with-xinhua-news-agency.html.(上网时间：2015年12月5日) (22)相关内容见:Ashton Carter,"Remarks on ‘Strategic and Operational Innovation at a Time of Transition and Turbulence' at the Reagan National Defense Forum",http://www.defense.gov/News/Speeches/Speech-View/Article/628146/remarks-on-strategic-and-operational-innovation-at-a-time-of-transition-and-tur(上网时间：2015年11月15日);"Transcript:Gen.Martin Dempsey at Disrupting Defense",http://www.atlanticcouncil.org/en/news/transcripts/transcript-gen-martin-dempsey-at-disrupting-defense2+2+2+1(上网时间：2015年12月4日); Robert D.Blackwill and Ashley J.Tellis,"Revising US Grand Strategy toward China",Council Special Report,No.72,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March 2015. (23)David M.Lampton,"A Tipping Poirt in US-China Relations is Upon Us",US-China Perception Monitor,http://www.uscnpm.org/blog/2015/05/11/a-tipping-point-in-u-s-china-relations-is-upon-us-part-i/.(上网时间：2015年12月4日) (24)Harry Harding,"Has US China Policy Failed?"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Vol.38,No.3,Fall 2015,pp.95-122. (25)Robert D.Blackwill and Ashley J.Tellis,"Revising US Grand Strategy toward China",Council Special Report,No.72,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March 2015. (26)王辑思、李侃如：“中美战略互疑：解析与应对”，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2012年3月，第38页。 (27)王辑思、李侃如：“中美战略互疑：解析与应对”，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2012年3月，第42页。 (28)Lamont Colucci,"Voters Want America to Lead:Polls Confirm that American Voters Don't Want Their Country to Disengage from a Dangerous World",http://www.usnews.com/opinion/blogs/world-report/2015/03/18/polls-show-voters-want-muscular-foreign-policy-not-obama-aimlessness.(上网时间：2015年12月9日) (29)相关内容见：Richard N.Haass,Foreign Policy Begins at Home,Basic Books,New York,2013,pp.1-30;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Global Trends 2030:Alternative Worlds",December 2012; Ian Bremmer,Superpower:Three Choices for America's Role in the World,Portfolio/Penguin,2015,pp.9-26. (30)Ian Bremmer,Superpower:Three Choices for America's Role in the World,Portfolio/Penguin,2015,p.18. (31)Aaron L.Friedberg,"The Debate over US China Strategy",Survival,Vol.57,No.3,June-July 2015,pp.89-110.标签：中美关系论文; 奥巴马论文; 乔治·沃克·布什论文; 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论文; 利益关系论文; 中美论文; 外交争端论文; 美国总统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