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共生”理论的意义及其生态思维

马克思“共生”理论的意义及其生态思维

摘 要: 人类与自然在相互影响的过程中,产生了一种共生关系。自然作为有生命的有机体,与人类在社会中共生互动;人类的个体感知与自然界的其他意识相辅相成,并且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用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辩证法分析,这种共生互动关系就是生态思维,由此使人类的思想和认识具有统一性,人类与自然共生过程中,需要改变自身行为使之与整个自然界的群体相互和谐。

关键词: 马克思; 有机自然; 共生; 生态思维

19世纪科学历史分析方法的兴起,使欧洲对政治哲学基础的理解发生了重大变化。马克思创造了辩证唯物史观,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历史的,既非普遍也非永恒,历史发展是遵循某些科学法则的,且人类可以理解并发现这些法则。社会是一个有组织的体系,人们在改变自然的过程中与社会相互影响,而辩证法则描述了人与社会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从而颠覆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和宗教神学的根源。然而对思想和物质世界相互关系的分析是这两位思想家的共同特点。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描述了人类从“猿”到“人”的转变,而这是人类在自然界中活动的结果,他指出:“手不仅是劳动的器官,它还是劳动的产物”[1]552,人类使用工具改变自然界,同时这种重复性历史行为改变了人的物质特征。人类和自然界是共生的。改变世界的工具“手”是自然进化的产物,这种自然进化也使人类发起了对自然的社会性改造。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辩证理论是欧洲第一个探讨人类与自然共生关系的哲学思想,它以人的思想和行为对自然的改造为前提,同时这种行为也改变了人类自身。人类用科学分析方法可以理解和感知这种共生关系。

从早期法国著名哲学家笛卡尔的认识论开始,这种思维方式的变化意义显著。人类没有普遍而永恒的自然,人类是历史的,自然本身也是历史的。人类在试图“征服和控制”自然的过程中[2],其社会行为同样受到了自然界的影响,随之而来的,这种影响又反作用于自然界和社会,使自然界和社会也发生了相应变化。在过去的这两个世纪,众多的科学发现进一步加深了我们对这些共生关系的理解。

本文重点讨论了如下四个方面:第一,大自然是有生命的;第二,观察影响结果;第三,人的思想互相影响;第四,意识是非局部的。通过对这四个方面的探讨,意在深化我们对共生关系的认识,促进人们对自然的生态理解和思考,因为共生和关系性思维是生态意识的基本特征。

教学过程的个体化教学督导和管理能够对学生的学习行为进行科学管理,如果学生的学习行为与过程数据分析表明该学生在学习中出现主观(如出勤频度下降,作业完成率降低等)或客观(如作业错误率上升等)的学习问题,教师可以提前根据学生个性化分析报告采取相应的教学干预,以避免学生问题的进一步恶化。

一、 自然是有生命的

马克思将自然描述为人类的“无机身体”[3]328,也发现人类能够按照“美的规律”[3]328创造意识,这种创造意识被强大的异化劳动所束缚的同时把人类作为一个宇宙物体来塑造。人类这种根据历史规律和自然规律缔造社会的能力,能够创造具有新现实意识的“新人类”。马克思之所以将自然称之为人类的无机身体,是因为他认为自然社会能够通过其新的(共产主义的后期阶段)组织和超凡技术使人类即刻获得自由、平等且富有创造力。可以这么说,这种社会成为了“新人类”的“制造工匠”,它共生性地利用了物质世界,包括人的身体、物质形态,进而改变了人的意识。

(4) B1中的成员均是Y中顶点色集合,因此,3,4,5,6中至少有3种色同时包含在每个C(ui)中,不妨设3,4,C(ui), i=1,2,…,10,从而每个C(ui)只能是以下集合之一:{1,3,4,5},{2,3,4,5},{1,3,4,5,6},{2,3,4,5,6},{1,2,3,4,5},{1,2,3,4,5,6},矛盾。

彼得·渥雷本最近出版的著作《树木的隐秘生活:他们能感受什么,他们如何交流——来自秘密世界的发现》(2015),对树木的社会生活、树木之间的交流、树木与其他物种的交流、树木的学习和思考能力作了精彩的描述[4]82-83。渥雷本所称的“根”是“树的大脑所在的位置”。你也许会问……我们怎么能够知道树木学习的方式和能力?……而现在,人们普遍认为树木的根系网络负责所有化学活性[4]82。渥雷本描述:是“树联网”渗透着整个森林[4]11,“在森林的共生群落中,不仅是树木,还有灌木和草地——及所有的植物种类——以同样方式交换信息”[4]11。

树木也是社会共同体。渥雷本指出:“所有的树木共同创造一个生态系统,由此用来调节冷热的极端变化,共享水分,进而产生大量的湿气。在这种被保护的环境中,树木可以存活到很久远。”[4]9对共同体而言,每棵树都是有价值的,都值得保护,均与其他树木分享食物,发出危险警告,相互扶持。在这个共同体中,树木具有个体认同和和存在感。

物质世界就是这样构成的:物质、惰性物、“死气沉沉”的岩石、灰尘、无机物。这一假设是现代认识论的基础。古代世界和土著民族(例如,柏拉图、老子、美洲印第安人)并不认同这一观点。当代有些学者对此观点也提出了质疑,而另一些人则把地球称为“盖亚”,将其赋予人性的生命力。也有些学者研究了自然的各个方面并发现了它们的活力和意识。动物和树木进行交流;植物、岩石、风和火都是具有生命意识的存在。

这些发现意义重大,关键在于阐明了“世界是无限的”观点。每一种观点在自己特定的语境中都是正确的,也就是说,一个人的所见或经验是合理的,而现实是相对的。感知不能全部简化为一种人类普遍经验过的理念或观点。当代科学和社会开始逐渐认识并接受在人类语境下对现实的这种理解。

鉴于自然是具有生命力的,那么我们的思想、意识、行为是以一种非常复杂的方式与“有机自然”相互作用,达到一个完全不同的现实层面。由此可见,这种思维方式融入了人类与“有机自然”共生互动的理念。

二、 观察影响结果

在20世纪初期,“光是波还是粒子?”的科学实验,说明了观察对结果的影响。如果实验者测试的是粒子,那么光就像一个粒子;如果实验者测试的是波,光就会以波的方式进行反应。一错皆错,光既是粒子又是波。至于怎样看待光,取决于实验者的观察。“薛定谔之猫”的实验还表明:要想知道猫是死是活,只有打开盒子才能看到;否则它就是一个概率,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出现的概率。这种现象仅仅是若干实验的一部分,这些实验对笛卡尔和现代牛顿力学所倡导的普遍时空框架中的存在提出了质疑。对宇宙的认识不仅仅是“客观的”。正如爱因斯坦在本世纪初所表明的那样:事实是相对于观察者的时空位置而言的。

然而现在,我们已经无法“身临其洞”了。它之所以被发现,是因为矿业公司用抽水泵将洞内的水抽走了,如果停止抽水,奈卡水晶洞又会被水淹没,而那些巨大的石膏水晶体或许还会在水中继续生长。

渥雷本的《树木的隐秘生活:他们能感受什么,他们如何交流——来自秘密世界的发现》提供了详细的例子和科学的研究方法,研究树木之间的复杂关系、共享的生命环境以及它们与环境中其他物种的共生关系,是对充满活力的“自然”世界的一次探险。在英文版的引言中,渥雷本以黄石国家公园为例来说明“未受破坏的森林和林地对我们星球未来的重要性,以及我们对树木的欣赏方式如何影响我们与周围世界的互动”[4]9。

实验表明,不仅仅是观察,意图(意志)也会影响结果,这使得共生关系被进一步复杂化。例如,PEAR(PHP扩展与应用库)已经证明了个人的意图能够影响随机生成的结果,从而改变了计算机结果的随机性[6]72-73。其他实验也表明,科学家对他/她的假设结果的信念会影响与之匹配的结果[6]76-77。由于对这种效应的认可,科学家被排除在量子物理实验地点之外。当这种效应无法控制时,研究人员对所有实验的重复性进行了质疑。研究医学临床试验的最初研究人员已经证明,许多临床试验的结果是不能重复的:即使是在他们自己的实验室里,由同样的科学家操作实验,结果也是不一样的。因此,要研究这种共生关系就变得更加复杂了。

探索涠洲岛旅游区改革和开发建设新路径 …………………………………………………………………………… 陈禹静(6/51)

虽然这种互动性层次不同,但彼此相互关联。在混沌理论中,部分包含着整体。科学将它们描述为全息图,也就是相同模式的重复。这些模式从无穷小到无穷大,通过不同尺度体现出来。微观和宏观是同一的。老子的描述更富有诗意:“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5]163。部分从来没有独立于整体之外。例如,众所周知,在传统中医中,身体的每一部分都包含着整个身体:耳朵包含着整个身体,足部包含着整个身体,因此耳部针灸和足底按摩一样也是一种疗法。

从整体上来看,农民工返乡创业对其就地市民化有显著影响。其中生存性创业质量和成长性创业质量每提高1个单位,其在价值观念因子上的得分将分别提高1.228分和5.180分,在身份认同因子上的得分将分别提高3.070分和6.098分,在经济适应因子上的得分将分别提高1.045分和5.786分,在生活方式因子上的得分将分别提高1.678分和3.774分。这表明,农民工在创业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具有主动适应动机又具有主动适应能力的“主动型城市适应”模式[22],从而导致返乡创业对其就地市民化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现在大脑被认为与身体完全相连,大脑与器官交流,器官与大脑沟通。“能量安慰剂”或“大脑自我修复”的观点被认为是大脑影响个人健康的结果。

然而,如果人类承认树木的意识及其他所有生物的意识,那就必须承认树木和其他生物也有独特而合理的观点。在所有这些意识的实体中,存在一个非常复杂的共生系统:人类的个体感知与自然界的其他意识相辅相成,人类与树木、动物、山脉共同存在,并且相互影响、相互作用。

我们是怎么知道事件与事件之间关系的?“像树一样思考”的说法现在有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含义。斯泰普尔顿是一位科幻小说作家,他在《星球制造者》中讲述了在太空中穿越不同星球的主人公。一旦到了一个新的星球,他就进入了这里居民的大脑中,并且通过汇入自己的思想,开始从他的角度看待这个新世界。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了一个人需要进入每一个人的大脑以及所有有意识的个体中去理解他们之间的无限联系。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三、 思想影响其他个体,同样也受到其他个体的影响:再次共生,但与前期不同

此时,将“思想”与“大脑”区别开来也许是很有用的。对于人类,大脑指的是我们的头颅里的身体的、物质的东西。对每个人而言,它是局部的。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人们对大脑进行了大量研究,从而产生了神经学和神经生物学。现在已有的证据表明,大脑的特定部分分别用于视觉、听觉、运动、语言等。许多人会认为大脑固定形成于人的发展中的某一特定阶段。例如,有的研究论及酒精造成脑细胞的损失。但是,直到最近,研究才开始表明,在人的一生中大脑其实不断产生新的脑细胞,并承认大脑神经的可塑性。

②车广吉等.论构建学校、家庭、社会教育一体化的德育体系[J].东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 (4):155-156.

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这些重复并不是以相同的形式出现。当我们看到一只耳朵时,我们通常不会认为看到的是完整的身体。它们仅仅是物质的不同表现形式。例如,当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开始讨论个人美德的时候,他建议可以在国家层面以更大的形式看到它们。国家是放大了的个人,个人是浓缩的国家。或者可以说,种子包含了树。所以,我们有无限的意识点和无限的互动层次。我们开始如何思考它们的相互关系呢?欧洲现代思想倾向于在线性关系中寻找因果,这使我们远离这个世界。对非线性关系的认识,被广泛地称为混沌理论,因此更好地解释了人类与自然界其他方面系统性的相互依赖关系。因此,人们开始着眼于关系,并从“关系”的角度思考这个世界。阴阳,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在很大程度上阐释了对这种关系的理解和认识。

马克思认为,身体条件、社会组织和劳动改变了人的意识,而劳动则是指通过某种社会结构所组织的人类与环境之间无限的相互作用。今天,这一主题可能会有更广泛的应用。恩格斯认为,饮食的改变(成为食肉者)影响了大脑的大小[1]554。今天,对微生物组织的研究表明,你吃的食物会影响内脏和寄生于此的细菌种类,这对大脑也是有影响的。同样,如冥想这样的练习(一种劳动形式)也会改变大脑的物理结构。冥想只需要进行6个月,就会影响颞叶的大小[7]。

目前的研究已经表明,大脑与身体并不是分离的。事实上,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科学正在探索人有三个大脑:我们头颅中的器官、心脏和“直觉”。凯伦·詹森在《三个大脑:逻辑大脑、情感大脑、直觉大脑如何影响心理健康和认同感?》这部流行书中阐述了这个观点[8]11。信息在大脑和每一个器官之间同时传递,就心脏而言,更多的信息从心脏传向大脑,而不是从大脑传向心脏。对“微生物群系”或内脏的研究表明,内脏细菌的类型会影响大脑,以及可能引发与大脑有关的各种疾病,如阿尔茨海默病和帕金森病[8]11。思考过程本身与这三个大脑的相互联系有关,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中医是指“心—脑”一体的思维,位于西非的约鲁巴人则将思维描述为器官的“搅动”[9]。

中科院遗传发育所联合中国科技大学、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北京贝瑞和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等单位,运用单分子实时测序、单分子光学图谱和高通量染色体构象捕获技术,对中国国审大豆品种“中黄13”的基因组( Gmax_ZH13 )进行从头组装,最终得到其基因组序列,包含20条染色体和1条叶绿体。进一步分析表明,中国的Gmax_ZH13和美国的Williams 82基因组之间存在着大量的遗传变异。

“思想”不仅仅是指大脑。因为大脑是物质的,其他物质也有“思想”。“思想”与一种超越物理大脑的“意识”相连。多西认为,人们可以把“大脑”想象成接收思想或“意识”信号的无线电或天线[6]29-30。这种无线电或天线能够帮助人们获得身体之外的非敏感信息。此外,通过意图和思考,这个“局部的大脑”或不用语言传播到它自身领域之外的人类、动物、植物和机器,并接收来自这些实体的信息,而与宇宙相联系的意识是“非局部的”。譬如再以树为例子[10],老子在《道德经》的第一章诗意地阐释了“道”:“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皦。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5]53

四、 非局部意识与共生

多西和其他人从量子物理的研究中选择了“非局部”一词。物理学家用“非局部”来描述亚原子之间的瞬间的、远距离的互动[6]9。实验表明,量子物体“同时会影响其相关的孪生物体——不管它们相距多远(超距作用的量子)[11]。然后,与同样实验有关的一个洛杉矶电子旋转与巴黎的另一个电子旋转将同时彼此关联,一旦一个电子旋转被观测到时,另一个就会反方向旋转。多西认为,非局部现象是“直接的、非中介的、不可缓和的”[6]27,它们同时发生,且没有中介质使之相连,也没有强度的削弱。由此可见,意识是宇宙的基础,而思想联系着我们所有人。老子又如是说:“不出户,知天下。”[5]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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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脑是局部的,同时也是非局部的。我们知道,我们既有个性特征,也有普遍特征。冥想的人常常被赋予海洋中水分子的形象。个体是独立的,同时也是更大物体的一部分。在冥想中,我们努力降低自己的感知,减少我们与世界个体的、物质的联系,并向更广阔的宇宙敞开自我,我们是这个宇宙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有许多传统方法已经指导这种认识过程,而这些传统方法通常被称为“神道”,但与宗教无关。最近,人们使用“正念”一词来描述这种对宇宙的开放式理解。

虽然人们能够意识到与宇宙的这种联系,且这种意识对于理解自我是很重要的,但它有许多实际意义,也与我们的物质世界有更多的内部联系。例如,在医学上,有研究表明,医生的意图以及病人的意图都会影响病人的健康。在其他实验中,组织小群体帮助一个身体有问题的人,这不仅对这个人产生了影响,同时所有参与治疗目的的人们,在治愈别人的过程中都共同地得到了帮助。

“共生”共存于物质和非物质世界,它们相互交错。因此,我们需要从19世纪科学的观念中拓展我们对“共生”的理解。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世界在无限的视野中充满活力。意识属于整个宇宙,每个实体都参与到这个意识中。思想超越了局部的物质大脑,并与这个意识相联系。意识把我们联系在一起。

所以,总之,世界在无限的视野中充满活力;如果我们的思想是非局部的,思想能够进入和影响意识;如果所有的实体都同样地参与到这个意识中,如果从生态学的观点进行思考,那么就意味着承认这个错综复杂的、不可重复的自然之网(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网络的一部分)。共生关系的意义由此可见:思想和认识具有统一性,我们随时改变自身行为使之与整个群体相互和谐。研究表明,个人的电磁场会影响周围的群体。如果一个人有凝聚力,会影响他人的场。如果许多人都有凝聚力,效果就会倍增。自我改变是改变的基础。改变自我,然后改变世界。

有趣的是,马克思或许隐约意识到这一点,在谈到个体的自发创造力时,他认为个体的行动是“根据美的规律”,而不是试图控制和操纵一个死气沉沉的自然和一个“客观地”构建的社会,要让它顺其自然。劳动既是内在的,也是外向的。

这种对共生关系的理解与老子的“无为”概念相近:“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惟弗居,是以不去。”[5]64我们人类的内部互动关系也影响着我们自己(例如,改变了大脑),影响我们周围生机勃勃的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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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Amit Goswami,Amit. The Self-Aware Universe: how consciousness creates the material world[M].USA:Tarcher Perigee,1995:9.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oncept of Symbiosis in Marx and Ecological Thinking

Sharon Snowiss

(Pitzer College,Claremont Graduate University,Claremont 91711,California,USA)LI Ling (trans.)(Shando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Jinan250001,Shandong, China)

Abstract:In the intervening two centuries there have been numerous scientific discoveries that have furthered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symbiotic relationships between man and nature. Marx described nature as man’s “inorganic body”, and was assuming that a society through its new (later stages of communism) organization and technological prowess could craft humans that were at once free, equal, creative beings. In this paper, four important areas were focused on that have deepened this insight of symbiosis and influenced ecological understanding and thinking about nature.

Key words:Marx; organic nature; symbiosis; ecological thinking

收稿日期:2018-12-10

作者简介:莎伦·斯诺伊思(1944-),女,克莱蒙培泽学院/克莱蒙研究生大学政治学教授,主要从事政治哲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

译者简介:李 玲(1974-),女,山东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生态美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 B0-0;B02

文献标识码:A DOI: 10.3963/j.issn.1671-6477.2019.02.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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