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关于《墨经》编制的考辨及其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近代论文,意义论文,墨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墨经》四篇的编制体例是近代治墨者探讨的重点。学者们通过考辨，对《墨经》旁行体的解释、对其原始本的面貌及其由连文直写到旁行、再到连文直行体的沿革诸问题，均提出了有价值的见解，而且发现《经说》之牒字即为牒经标题。通过这些研究，不仅把以往不可解读的《墨经》整理得基本可读了，而且弄清了近代流行本中的多种舛误及造成舛误的原因。同时，牒字体例的发现，也是《墨经》校勘的一大突破。总之，《墨经》编制问题的解决，对近代治墨者完成校勘、校注任务，起了不小促进作用，对该文本的整理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与启示。
〔关键词〕《墨经》编制 旁行 牒字标题
《墨辩》的编制是指《墨辩》六篇的文体、通例、编排顺序等。由于对《墨辩》的编制问题的研究，与整理、勘校《墨辩》文本直接相关，因此在整个近代《墨辩》研究中，这一问题一直是被考证与研究的问题，尤其集中在《墨经》四篇的文体通例：旁行〔1〕与牒字标题（又称“标目”）的考证与探讨上。
一 《经》的旁行演变之考辨
先秦典籍体制通行连书直行、离章直行、离章旁行和离句直行（如《三字经》）四体。其中所谓“离章”是指每章（条）首字另起一行〔2〕；而所谓“旁行”则是把章句分上下两列而转写之。 显然旁行体制是由离章演变过来的，所以凡典籍文字旁行的则必离章。《墨经》旁行的产生是因《经上、下》每章字数精简，如离章则空白过多，因此才出现了上、下两列。先书上列，后书下列。这便是《墨经》的“旁行”体制。
近代《墨辩》研究者当时勘校的文本却不是旁行本，而是近世连文直行本，其中“《经》上下两篇，旧本文句前后综错，与经说次序不合”〔3〕。 这种情况使得近代《墨辩》研究者们无不以恢复旁行本为己任，以期恢复其章句次序并与《经说》相合。毕沅首次据《经上》篇末“读此书旁行正无非”一句，而正解“旁行”其义，他说：“今依录为两截，旁读成文也。”依此，他首次尝试性地把《经上》分句录作两截，作成《新考正经上篇》。《篇》中毕沅还云：“言此篇当旁行读之，即正读亦无背于文义也，此篇旧或每句两截分写，如新考定本，故云旁行可读。案此举例，下篇也旁行。”正由于毕沅对“旁行”的这一正解，“于是始略能知其读法矣。又知《经说》前半篇释《经上》之上截，后半篇则释其下篇；于是《经》与《经说》关系渐明矣，以《经》互校，颇能正讹误。”〔4〕方授楚充分肯定了毕沅正解“旁行”的功绩。 但毕氏之功只是开创而已，真正具体而又艰苦的考证、分辩、校注工作他并没有做，而需待后来的治墨者去做。
张惠言作《墨子经说解》把《经下》也旁行排列，并引《说》就《经》。张惠言是今文学派的代表人物，重从义理上校勘，其著作大大有助于对《墨经》原文文义的正确疏解，故孙诒让曾称其书“善谈名理，虽校雠未审不无望文生义之失，然固有精论。”那么张氏最有代表性的“精论”就自然是“用鲁胜‘引说就经’之例，将四篇逐条拆开，各相比附，眉目朗然。”（梁启超语）
自张氏以“旁行”体例考定《经下》篇后，“一时学者，若曹镜初（曹耀湘）、王壬秋、吴挚甫、孙仲容所考定本，均不出毕、张二氏范围。”〔5〕他们对“旁行”这一复杂问题的探讨，只是“初引其绪， 但恨之不笃，守之未坚。”〔6〕
随着《墨辩》研究进入了全面复兴时期，由于校注、校勘《墨辩》的需要，促使对“旁行”问题的研究得以深化与展开。当时众多的治墨者都以恢复旁行为己任，那么这是否就等于说“旁行”本就是《墨经》的原始本呢？倘若原始本不是旁行本，那么就是连文直行本或其它种文体的版本呢？但《墨经》的原始本只有一种，要考个定说出来，近代治墨者们就必须考证《墨经》在历史演变过程中究竟出现了几种本子，并说明各自认定的原始本以及由原始本演变出的各种版本有哪些？它们出自何时？与之相关的“牒字标题”出现于何时？原始本是否有这种公例？对这些问题的考定必将大大促进《墨辩》尤其是《墨经》的文字校勘的长足进步。
近代对原始本是否为旁行体例的研究有两种说法，一说认为《墨经》原始本为两重旁行本。如曹耀湘就认为《墨经》原始本两重旁行本是竹简本，而陈柱的《墨学十论》则认为《墨辩》原始本为帛书，《墨经》的经文在旁行上下行中发生错乱的直书文体则发生在改用竹简时。但由于此说与近世《墨经》直行本的错简情况不合，又加之考证不够精审，因此它只有让位于原本非旁行说了。
以伍非百、栾调甫为代表的治墨者则认为《墨经》原始本并非旁行。伍非百于1922年作《〈辩经〉原本章句非旁行考》，栾调甫作《读梁任公墨经校释》、《旁行释惑》二文。他们开始深入研讨旁行问题。伍氏认为原始本为非旁行而离章的竹简本。为什么《墨经》原始本为非旁行本？伍氏认为，若墨子亲著《墨经》的话，那么在墨子所处的时代，尚无旁行之例。《道藏》本中的《经上》篇末的“读此书旁行”似战国时代的口语。再说此五字若作为《经》之一条，也没有《说》与之对应，显然此五字非墨子所加，而必后人校改所为。再从先秦典籍上看，“旁行”体例最早见于《史记年表》一书横作数行，读毕上行，始读下行，即所谓“旁行斜上”。由此可知，“旁行”体例出现在《史记》以后。但伍氏对为什么会离章的论证却不能令人信服。
栾氏尽管也持原始本非旁行说，但不同于伍氏的是：他认为原始为“古直行本”且不离章。栾氏也自称言之有据：他据《墨子》书内诸篇被确定了的错简文字，确定《墨子》书的简长二尺四寸，率35字至40字，而《经下》中错简情况是35字的一简与68字的一简相错〔7〕， 由此栾氏断定，这种错简的发生一定是出自于不离章且非旁行本。简言之：⑴既发生错简，必为竹书。⑵由于所错简的35字连书不离章，而且与之相错的第二简也连书而不离章。⑶既非“离章”，自非“旁行”。相对说来，栾氏的结论是令人置信的，因为它是从实证依据出发而求结论的。
在栾调甫看来，尽管《墨经》原始本非旁行，但这并不是指《墨经》在历史上没有出现过旁行本。那么这种旁行本出现在何时呢？栾氏认为，应出现在西汉以后的卷书盛行的时代。当时为了图省卷子上的空位（因为经文句短），才作两重旁行本。确切说来，“本《经上下》篇分章之后及勾股点句之法前。其两重写式，亦必在卷帛流行后，与简策废绝之际。”〔8〕至于《经上》末“读此书旁行”五字，是注明两重又旁行的例，这是唐宋间的人写的，因为那时已不通行旁行文本了，便特注此五字，以告读者注意。
伍非百的观点与栾氏之见基本相同，他认为“旁行本”产生于竹书改为绢素之时。但为什么竹书本在改写绢素本时改编制为旁行本呢？他认为“其作两行者，节省绢素，非有他意。”〔9〕那么绢素本出自于何时呢？伍氏作了小考：“自秦李斯作小篆，省改古籀。程邈作隶书，字又减省于篆。隶书之外，又有章秦用之草书，谓之‘章草’，此皆字形整齐书法捷便，可以少占面积，而使行列清楚。斯时经籍，改用绢素。横而言之，可以舒卷，后世谓之卷者是也。绢之幅尺余，复卷齐而可观。故分作上下两行而书之，使旁读，情理宜然。”〔10〕在他看来，录入绢书时，先录及《经上》之半，因见寥寥短章，不足半幅，觉得余绢可惜，于是又书其后篇于下幅，但又恐后人直读致误，乃标“读此书旁行”五字。而且前篇既已变例，则后篇也势必从之。“至于《经说》上下两篇，长章为多，自不生旁行之想，故仍依原本直行。”〔11〕伍非百还强调这正是《经说》直读义例一贯不变的缘故，这也就是说伍氏认为古本《经说》体例一直为连文直写本，而且当时的绢书本《经说》连文直写同样也是为了节省绢素。
既然如伍、栾所认为的，《墨经》原始本与其后的旁行本中《经说》体例一贯是连文直写本的话，那么据《晋书·隐逸传》载鲁胜作有《墨辩注》，“引说就经、各附其章”，则可断定，晋还有鲁胜所整理的一种“引说就经”的旁行本。伍非百推测这种本有以下特征：
⑴《经上》、《经说上》为一篇，《经下》与《经说下》为一篇，刊成单行纸卷本，与旧绢本连第并行于世。
⑵在体例上，《经上下》仍绢本作两行。引《说》就之，各附其章。大约《说》低《经》一格写。其《经说》疑不能明者，则从阙，同时也有误引的。
关于旁行的由来问题谭戒甫的观点颇为独特，虽为推测，但耐人寻味。他认为，《经》、《说》上下二篇原亦皆论式所组成，实有旁行读之必要。这就是说，旁行句读的出现，乃是《墨经》为便于表达论式的缘由所致。为此谭氏以《经上》58条和《经说上》58同条为例加以说明，他认为把此两条作直行句读，则只知二语各为圜之定义而已。这样其彼此相互关系则不可明。若列式如下：
《经》：圜，一中同长也。（立辞）
论式组织：
《说》：圜，规写交也。（出故）
此式中《经》条为第一物（相当因明之“宗”），《说》条为第二物（相当因明论式之“因”），这样以“出故”（“因”）来“立辞”，正可以明了《经》与《说》之关系。这样，“是以《经》、《说》二者，以其旁行列之，乃亦旁行读之，此旁行句读所由来也。”〔12〕谭戒甫最后承认他是据之以“旁行”体例而“发现当日论式之组织”〔13〕。
显然从逻辑上看这些观点是可以成立的。因为近代《墨辩》研究者最关注的是近世流行的连文直写本是从何种旁行本中演变而来的，而搞清这二者的渊源与沿革的关系，对校勘、校注《墨辩》文本至关紧要。
伍非百说：“今直行本改写之时代虽不可知，然既《经》、《说》互错，知必在鲁胜引《说》就《经》以后。今考《墨子》目录，隋唐《经籍志》，一直到明焦竑《史籍经籍考》、清《四库全书》，皆作十五卷。是自隋至清，墨子书目无大变易。钞刻相承，篇章仍旧。今《经》上下、《经说》上下共四篇，自隋已然。以年度之，改直行者，当在大历前，太康后矣。”〔14〕这是言连文直行本约产生在西晋与中唐之间。但栾调甫的看法略有差异：他认为因有谓唐人尚知旁行体例，所以近世连文直写本最早只可追溯到宋代，因为宋代开始出现了宋刊本，这种本子每行为20几个到30个字，它不可能再像古卷本子而两重排列，故从此改为连文直行本。这种刊印本所依据的本子只能是绢本和鲁胜本。其中《经》自上至下而直写，也不分章句，写完一直行，复写次行，至于终篇。《说》则自右至左写在《经》文一旁，且同样也不分章。写完上列，再写下列，但有时候误写上下《说》，或误写右左《经》文。这就是造成如梁启超所说的《经》上下二篇文句奇偶错综与《经说》次序不合现象的原因。从此《墨经》多读不通。
二 《经说》之牒字体例的发现
曹耀湘所作的《墨子笺》首先发现了《说》的章句编排的体例——牒经标题（又称“标目”）。他于《经说》上篇注云：“按《经说》二篇，每遇分段之际，必取经文章首一字以识别之；其中亦有脱漏数处。必明乎此，然后此四篇之章句次序，始可寻求；而校讹补脱，略有据依之处矣。”曹耀湘的《墨子笺》中也都能用其发现的通例，将《经》、《说》上下分段离章。但未能尽当。以后梁启超继承曹说，遂以“牒经标题”之名而完成一个公例：“凡经说每条之首一字，必牒举所《经》文此条之首一字以为标题；此字……在《经说》文中，决不许与它连读成句。”梁氏之说，既把曹氏之说冠之一个定名，且又订成一个公例，表述清晰易懂，遂成后人了解《墨经》章句体例的通则。胡适在为梁启超《墨经校释》所作的后序中，对梁氏的牒字公例作了修正：（1）不限于经说每条首一字；（2）不限于经文每条的首一字；（3）不必说“必”；（4）不可说此字在经说中决不许与下文连读成句。 作了如此多的限定的公例也就不能再成为“公例”了。栾调甫也认为胡之序过于苛求梁之公例。实际上，胡适讲的是今人用这个公例应取的（具体操作）方法，而梁氏讲的是古人说《经》牒字标识时运用的公例。
栾调甫认为古人的牒字，就是我们现在标章摘句的办法，因为古人的竹书是篇为一书，不像今人的一本数卷、一编数篇，而连属于一起，所以古人的经说经的著作，皆是另篇为一书，有如《史记索隐》之单行体。所以，《墨经》体例也为表示篇、章句连属之序，而在下篇或下句之首牒举上章上句首一字或首二字。但栾调甫认为牒字之例并不限于梁氏所说的，只牒《经》文首一字或首二字，此外还有录全句于解后的，或是说解的体例。栾氏认为牒字之例自卷册之书出现以后，因有变行小字夹注的便利，牒字之体例从此就自然消失了。
三 近代对《墨经》旁行与牒字编制考辨的历史意义
近代对《墨经》的体例的考辨所取得的成就，对于整个《墨辩》研究来说是一个突破性的成果。因为，在没有研究《墨经》体例以前，《墨经》“此类奇书奇文，唐宋以来无人能读，故亦无人引用。”〔15〕这种研究即使不能把《墨经》四篇完全复其原始本的旧观，但至少也把《墨经》文本整理得基本可读了。《墨经》近世流行本的《经》之上下章句错综的关键是由旁行本变直行本时所造成的。“故为毕（沅）张（惠言）以至近日学者考定本，前后不下10余家，而其两种之行列参差，不能相值，全乖古本旁行之体例则一也。”〔16〕为此，近代治墨者以精湛的朴学考据功夫，考察了《墨经》问世以来所可能有的具有各种体例的不同版本的沿革与演变关系，才发现近世流行本产生的错误有：上下误、左右误、前后误，三者又分为《经》误、《说》误、《经》与《说》误。其每一种误中又有字误、句误。他们发现正由于《墨经》连文直写本、旁行本、引《经》就《说》本（鲁胜本）、近世连文直写本之间的体例反复展转变化，才导致近世传本的《墨经》文字出现如此多的错误。因此，“若不明白旁行的例，就不晓《经》上下之文综错的缘故”〔17〕更谈不上把《墨经》四篇复其旧观，使其篇章句连次有序，引《说》释《经》（《说》文与《经》次序相对合，以《说》释《经》）剔除错误，补其遗漏了。
牒字体例为清儒所不知，晋代鲁胜未必知之。最早由曹耀湘发现，梁启超列为公例，后虽各有阐发，但均大同小异。近代发现“牒字”的意义，乃是《墨辩》校勘的另一大突破。曹、梁之前的近代治墨者因不懂牒字体例，大都因此而错误地句读《经说》，遂成费解。例如《经说上》87条，毕沅、张惠言、孙仲容都句读为“名：物，达也……”若懂牒字体例则句读为“名（牒字，删去）物达也……”显然他们大多都把应删去的牒字误作《经说》章句的主词。此例说明“若不明白牒字的体例，就不能分清《说》上下两篇的句读。”〔18〕
总之，近代对《墨经》四篇的（体例）编制问题的解决，对近代《墨辩》研究者完成校勘、校注《墨经》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另外，近代学者对《墨经》的编制的研究成果，也给今日的《墨经》文本整理提供了非常有益的借鉴与启示。比如，我们今日的《墨辩》研究者非常有必要像西方的经典著作的数码形式标示章节一样，对《墨经》的章句条文、间架结构建立一个共同认可的机械标准。这是因为近代各家对《墨经》的分章不同，各个研究者均以自定章句的顺序与数码指代，造成叙述混乱、繁琐；因此有从技术环节上加以规范的必要。这样做的意义，不仅是为了查阅的便利，而且最为重要的是它有助于我们规范化地、精确地研讨《墨辩》。
注释：
〔1〕“旁行”之“行”应读作“Xíng”。
〔2〕此“行”应读为“Háng”。
〔3〕〔8〕栾调甫：《墨子研究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8页、第58页。
〔4〕〔15〕方授楚：《墨学源流》，中华书局1940年版，第158页。
〔5〕〔6〕〔16〕〔17〕〔18〕栾调甫：《旁行惑解》，载《墨子研究论文集》第48页、第8页。
〔7〕《墨经》的“近世直行本”是由“旁行本”演变而来的， 若把之恢复为“旁行本”后，则可发现其《经》与《经说》次序不全相合。只有将《经下》“旁行”上列的“临鉴而立”至“鉴团景”35字，移至“不坚白说在”至“正远近”68字之后，才能使得《经下》与《经说下》的条文次序相合。
〔9〕〔10〕〔11〕〔14〕伍非百：《中国古名家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12〕〔13〕谭戒甫：《墨辩发微》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 编第17页、第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