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敢苟同“回潮”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不敢苟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编者按：文理同志的文章就当前文坛的热点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我们发表这篇文章的同时，也发表了几位同志对文章的评点。怎样看待当前文学领域中现实主义精神的“回归”，现实主义和传统、和时代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它的哲学基础是什么，它和现代主义、自然主义的区别在哪里，怎样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深化现实主义精神？这些问题都很值得进一步探讨。
欢迎对这些问题有兴趣的同志踊跃来稿，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从实际出发，就现实主义与当代文学创作问题广泛发表意见。
对时下人们鼓吹的所谓现实主义“回潮”的论调，笔者持不同看法。
无庸置疑，“文革”后中国当代文学的一度辉煌是因为具有现实主义精神和力量。那个时候，中国最优秀的作家和作品组成的现实主义文学，构成了一个时代的文学之梦，并深深地影响着后来的创作，使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得以延长下去。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现实主义给中国文学带来巨大的成功，也产生了巨大的困难。成功来自现实主义文学构成的哲学基础——人道主义，困难也来自这种人道主义。
做一点历史的回顾，不难得出结论，没有当时作家对人性、人道、人的理想的追求，就没有当时以道德批判为主题的现实主义文学。现实主义文学一旦脱离了理性的人道主义轨道，也将失去了其批判、反思的意义。
中国作家自然而然地选择现实主义文学是有其历史和现实必然性的。其一，自“五四”以来形成的现实主义精神，一直是进入当代文学以后的中国作家所追求但一直未能实现的理想。尽管在理论上曾有过革命现实主义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倡导，但现实主义精神直到文革后才形成态势和潮流。其二，中国刚刚经历一场空前的“文革”浩劫后的文化空白，呼唤着中国作家对人性、人道、人的价值进行反思，以疗治历史留下的巨大创伤。
在这样的历史、现实、文化转折点上，身受重创的作家敏感到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而以自己真诚、富有冲击力的写作，进行着抗争和呐喊。中国文坛出现一批真正的现实主义作品，呼应着“人性复归”、“人的价值确证”的文化思潮。在这个意义上说，现实主义文学为时代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作家功不可没。
然而，人道主义思想自身是有许多缺陷的，一种本质上的缺陷。这一点，让文学上的成功给深深地淹埋了。我们由于在情感上的认同而忘却了这种理论缺陷同样是历史性的。在时代矛盾深重、社会冲突剧烈的时代，人道主义的确给苦难深重的人们一种慰籍和满足，激发着人们对超然的理想的向往和追求。所以说，人道主义给我们构筑的是一场美丽的生活之梦。如果上述说法还大致正确的话，那么，建筑在这种文化思想基础上的现实主义文学深深打上了这一局限的烙印。追源溯流，找到其基督教文化的背景，这一烙印就更加鲜明了。今天看来，“文革”后的现实主义文学的确带有很浓厚的梦幻色彩。作家们在创作中得到极大的慰籍，也把这种慰籍传递给整个社会读者，使我们在关于人的理想中疗治心灵的伤痛。
从文学理论来看，现实主义虽然倡导写真实或者模拟现实，其实本意恰恰不是在追求真实或现实。而是在以写真实、模拟现实的名义，要实现一种道德性的主题，摆脱现实的理性主题；通过近乎真实的人物性格刻划、人物形象塑造，构筑人道理想的天国，用悲剧或悲剧性的方式来升华、净化情感，使人能够摆脱现实的冲突和矛盾，达到超然的和谐。这样浓缩概括的说法，绝不意味着我们在否定现实主义文学。现实主义文学创作方法源远流长，“文革”后现实主义的确形成一个创作的热潮，并不断地融入了通俗文学写作中，成为大众阅读的组成部分，被大众所接受。即使这样，我们仍然需要看到现实主义文学实际存在的局限。
今天看来，“文革”后的中国文学在追求现实主义精神中取得的成功以后，却久久地徘徊于低谷之中，一直不能再度振兴。也因此，文学理论界也有了一个讨论不休的话题，即讨论中国文学如何走出低谷。归纳起来，人们认为中国文学陷入低谷的原因大致有四。其一，是商品大潮的冲击，使纯文学失去了轰动效应。这个理由并不能说服人。因为我们基于这样的认识，任何时代都会有自己时代的文学，文学总是伴随着人民生活的不断开拓而存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文学会形成某种挑战，但挑战是促使文学不断去适应现实的需要，因此，挑战应被看成是一种机遇。其二，指责读者不能理解作家的良苦用心。这一点更是站不住脚。今天的读者很不满意作家提供的文学作品，确实正在抛弃只会向他们提供人道主义梦幻的作家。但这个责任不应由读者承担，而毫无疑问要由作家负责。其三，是作家们受到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影响，开始背离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追求现代派的写作。这个说法看上去有一定道理，但还不是根本性的。因为，中国文坛的现代派运动已经失败，但并没有因此使中国当代文学重振雄风。再说，现实主义也只是一种创作流派，哪怕很有生命力，也不能说背离了现实主义，就意味着写作的失败。其四，认为今天的作家抱残守缺，远离时代，远离生活，无法向读者提供好的精神食粮。中国作家满足于以往的成功和辉煌，而不能意识到时代不知不觉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或者说，中国作家仍然沉浸于理性的、人道主义的理想里，迟迟没能醒来。笔者赞同这个看法。
事实证明，中国社会并没有按照中国作家构想的那种人性、人道或人的价值的想象展开。现实并不是人道主义或者说现实主义的现实。中国社会生活自转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种变化与整个世界格局朝着和平发展的方向调整是一致的。同时，整个时代的矛盾和问题也和这样的调整有着紧密的联系，形成了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特有的时代风貌。这种历史发展以及后果是我们的作家们始料未及的，我们的作家对这样一个时代的到来还缺乏相应的思想准备和心理准备。困难就发生在这里。因为正在为自己新生活务实地开拓创造的读者们发现作家们向他的提供作品，距离他们创造的现实实在太远了，距离他们的审美需求太远了。所以，他们不能接受这种人道意味很浓的文学，哪怕以写真实的名义。事实上，人民并不需要文学教他们怎样生活，而文学反而需要人民来滋养。面对这种困难，作家们并没有积极地调整自己，走出自己生活的小圈子，到广阔的生活中去汲取写作的营养，去发现社会新矛盾，提炼时代的新主题，塑造生活的新人物，让文学真正进入时代，进入人民生活，并在这个过程中使文学尽快走出低谷，开创新的局面。我们的作家通常采取逃避的办法死守着原有的写作方法和主题，或者找些诸如“新写实”等来被动地抵挡时代和现实生活的挑战。
所以，当一批作家自觉地投身改革开放的现实，捕捉生活的鲜活的内容，揭示时代的矛盾和本质的时候，我们便报以热情的欢呼，予以高度的评价，这一点也不过份。因为这证明中国作家已经意识到要调整自己，要紧跟时代的步伐，要在伴随着时代前进中有所作为有所贡献。但是我们的理论表述中却应更为准确。这就是说，笔者不敢苟同把这批有出息作家的作品说成是现实主义回潮，硬是往现实主义模子里套。
需要提醒的是，作家热情地拥抱现实、描写现实，并不等于现实主义。关注现实与现实主义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关注现实是一种写作态度，现实主义是一种创作方法。我们更愿意这样乐观地说，今天的作家用正在以他们的创作实践，试图体验、认识、理解、解释中国人民的今天所处的时代的生活和精神，至少希望以他们的作品参与到时代生活的洪流之中。并且我们注意到，这批被误称为企图回归现实主义的作家的作品，并不象“文革”后的现实主义那样带着累累的伤痕要讨个道德上的说法，要寻找一种人的理想天国，而是实实在在地描写现实本身，把他的笔触深入到人民的生活深处，写出现实的严峻艰险，写出生活的生机和创造，这是一种务实的小说。这批作品当然还有许多不足之处，最主要的不足还在于理解、揭示我们的时代还较为肤浅，还有待于深入。但这种积极的态势，并非什么“回潮”或“回流”，而是勇敢地朝前闯，是文学主题开拓的新的生长点，是文学本身的发展。而且很可能会发展出一种非现实主义的，但却是我们时代需要的文学。称之为现实主义回潮，不能说是对这样有潜力的作家的推举，反而可能是对他们的误解和曲解。
把这批作家和作品当成现实主义回潮恰恰反映出我们理论认识上的糊涂和局限。很显然，所谓回潮，是以回到“文革”后一度的辉煌时期为理想的。如果是这样，那就是文学的倒退和失败，实际上也是不可能达到的。今天作家们所做的努力，已不是现实主义特有的内涵所能包括的，更不宜用现实主义这个概念来表述之。在这里，笔者再次强调，对现实主义并不抱任何偏见，实际上从感情上说，笔者更愿意阅读现实主义作品，但我们已看到，现实主义揭示的生活与我们所处的时代生活，有许多落后之处。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文学精神，如果要保持其生命力只有朝顺应时代发展的方向去自我调整，而不可能把今天时代的精神都纳入自己有限的体系之中。
另外，过当地强调“回潮”论表明我们还缺乏一种坚实的理论来支撑我的文学构架，只好向过去的理论寻找出路，使我们的文学再度回到“人道”的主题结构中，这正好暴露出我们理论上的软弱无力和无所作为。实际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已经有了自己时代的理论，那就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文学上，邓小平文学论述也在帮助我们认识时代、表现时代。对于这一理论的本质和精髓，我们知道得还非常少，或者说，我们的认识和理解还非常肤浅，甚至急功近利。相信随着新的时代的展开，我们对这一理论会有深刻的认识理解。而我们的文学也将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真正成为时代的精神产品。尽管我们对邓小平理论还相当无知，但有一点，我们有把握说，这不是人道主义的理论，也不是给人温情慰籍的理论，而是从中国人民创造自己的历史的伟大实践提炼出来的理论，是中华民族的现代理论。中国当代文学必须要接受这样的理论，才能真正具有时代精神的高度。
笔者以为，要支持、鼓励中国作家勇于投身现实生活，大胆进行文学探索，但并不一定要把这种积极进取的精神，说成是“现实主义”，更不可以说成是“回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