畜牧业发展与环境问题_畜牧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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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畜牧业发展的时代要求与趋势特点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我国未来粮食和食品安全问题作出了大量的、彼此结果差异极为悬殊的预测和推断。但是,不论这些预测结果的差别如何,有一点是共同的,即,未来我国食品需求增长的重点是畜产品需求的增长。畜牧业生产能否满足这种需求增长的要求进行相应的增长,将是未来我国食品安全的核心问题。

未来畜产品需求的增加,不仅表现在对畜产品需求数量的增加,也表现为对质量要求的不断提高上。由于自然资源和科技水平的约束,畜产品生产系统的能量投入是一定的,畜产品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只能通过资源的强化使用来实现,畜牧业生产方式呈现出日益集中化,集约化的趋势。畜产品的需求与供给将出现以下的发展趋势:

(一)对畜产品需求数量将不断增加 对畜产品需求的增加主要来自三个方面:(1)人口总量不断增加。据官方估计,2030年, 中国的人口将达到16亿。这意味着人口平均年递增率应控制在0.8%以下。 如果达不到这一点,人口的增加还会更多。(2)人均收入不断增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人均收入平均年增加210元, 农村人均收入平均年增加85元。预计到2020年仍将是收入高速增长时期。由于畜产品对中国而言仍是一种具有较高收入弹性的消费品,因此,随着收入的增加,畜产品的需求也将增加。(3)城市化进程进一步加快,预计到2030 年中国城市人口比重将会达到60%以上。由于城市居民的人均畜产品消费水平显著高于农村居民,城市化所带来的城市人口比重的提高,将进一步拉动对畜产品的需求。

(二)畜产品生产结构将按照市场需求不断调整 对畜产品需求的快速增长以及对畜产品品质要求的不断提高将导致畜产品生产结构发生重大的变化。人口对资源的压力不断增加,迫使中国畜牧业必须走一条节粮型的发展路子,饲料转化率高的肉类将获得更快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畜产品结构调整取得显著成效。至1995年肉类结构中猪肉所占份额由1978年的94%左右下降到69.4%,同期禽肉所占份额上升到17.8%,牛、羊肉的份额分别上升到7.9%和3.8%。此外,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人们对畜产品质量的要求也逐步提高了。肥肉正逐步从人们的餐桌上退出,取而代之的是高蛋白,低脂肪的肉类。这种肉类消费观念的变化,是畜产品的生产结构发生相应的变化的重要原因。

(三)畜牧业生产方式日益集约化、集中化 畜牧业生产的集约化集中化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大量的工厂化的养猪场和养鸡场出现在人口密集的城市和工业区周围。据估计,在我国的鸡蛋和鸡肉生产中,工厂化饲养所占的比重分别已经达到60%和40%。从经济上讲,这种发展趋势是有着必然性的。(1 )畜牧场靠近消费市场比靠近饲料生产市场节约运输成本。因为饲料的储藏,运输成本比畜产品低。(2 )城市周围土地的稀缺使生产者以尽可能少的土地生产出尽可能多的畜产品。(3)集约化的生产方式能节约饲料,减少消费。

这些畜牧业发展的趋势和特点,已经对环境、资源与生态造成了日益明显的压力和影响。对这些问题的警觉、认识、重视和采取及时而适当的战略性对策,对未来的食品安全和持续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不同畜牧业生产体系与环境的关系

根据畜牧业与土地和种植业结合的紧密程度,畜牧业生产可以划分为三种体系,即放牧型、农牧结合型和工厂化的养殖型。多数地区的畜牧业是以可持续的,与生态环境相协调的体系发展的。然而,随着人口的增加,对畜产品需求的增长,一些生产体系失去了这种平衡。国外许多学者对这三种生产体系与环境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分类研究。

(一)放牧业生产体系与环境的关系 该体系很少或几乎不与种植业联系,基本上是单纯的畜产品的生产。其主要依靠天然草地生产畜产品和吸纳畜产废物,是一种封闭的体系。合理的放牧可以改善土壤结构,促进植被的生长,提高生物的多样性。但是草原是一个脆弱的生态系统,不合理的使用就会造成退化。

草原退化的原因很多。从自然因素来说,根据大气环流的运动规律,60年为一个周期,30年为丰水期,30年为干旱期。干旱期不可避免的会出现天然草原退化,虫鼠害增加;从人为的因素来说,不合理的放牧方式、超载过牧、滥垦草原、人口膨胀等都会造成草原退化。其中人口膨胀,尤其是由外地迁入的人口的急剧增加,是草原退化的根本原因之一(Haan et al.1996)。人口膨胀增加了草原地区的粮食供需缺口, 加大了对草地资源的压力,致使超载过牧、毁草种粮、农田沙化、粮食供给不足的恶性循环。从经济角度来说,草原的公共财产特性造成草原退化。在公共财产拥有制下,每个牧民都根据自己的费用效益决策准则来利用草原。虽然每多放一头牲畜会给所有的牧民带来外部不经济,但对个人来讲,收益远大于成本(成本外部化了),因此个人始终想增加放牧量。其结果是导致超载过牧。这种资源被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经济代理人共享,从而导致的资源的无效利用或市场失败的外部性就是加勒特·哈定命名的“公用权悲剧”。

(二)混合型畜牧业生产体系与环境的关系 在该体系中,畜牧业与种植业紧密地结合在一个农场之中,物质和能量从种植业流向畜牧业,再部分地从畜牧业返回到种植业,这基本是一种封闭的生产体系。这种系统可能劳动生产率较低,然而对资源非常节约,还具有系统稳定性的特征。其可以使土地得到最合理的利用;作物资源得到综合利用;动物废弃物得到最廉价和最有效的处理,防止对环境的污染;由于粪便回田和豆类饲草的固氮,可以使土壤肥力不断提高;不少证据表明,在一定条件下还可以减少农药的应用。总之,这是一种最有利于环境保护的生产体系。

然而,在不同的条件下(人口,市场等),混合型的畜牧业生产体系对环境也有不同的负面影响。一个最基本的衡量标准就是土地的氮磷钾等营养元素的平衡(Steinfeld,1996)。根据这一标准,混合型畜牧业生产体系可以分为两类:土地富营养化地区和土地贫瘠地区。

人口压力,贫困及基础设施不足是土地贫瘠的根本原因。随着人口的增加,越来越多的牧草地被开垦来种粮食,一些绿肥,饲料作物也被粮食作物所代替。同时由于贫困与基础设施欠缺,农民无法或很少购买商业饲料的化肥。这样一方面饲养的牲畜减少,用来肥田的动物粪便相应不足,另一方面土地缺少化肥的适当补充,土地肥力下降,粮食产出也不高。为满足需求再开垦草地……,如此恶性循环,导致土壤贫瘠,水土流失,生物的迁移或灭绝(Steinfeld,1988)。

相反,在大中城市郊区和沿海地区,同样存在人口压力,但是由于地理位置优越,基础设施完备,农民很容易进入市场。在城市旺盛的需求的刺激下,农民逐步扩大生产规模,进行专业化的生产。在规模化经营的农场,政府对化肥,农机的价格补贴促使农民少用驭畜,多用农机,少用粪肥,多用化肥;种植越来越单一化,很少种植豆类作物;日益依靠商品饲料,而焚烧作物桔秆;更多应用农药,忽视耕作和生物防治。所有这些都引起一系列的自然环境后果,如大量投入化肥引起地表和地下水的硝酸盐污染,依靠农药引起的昆虫抗药性及食品和饮水中农药含量超标。而在规模化的牧场,高密度的动物饲养又带来滥用抗生素,动物应激反应和粪便处理的难题。

(三)工厂化的畜牧业生产体系与环境的关系 该体系依靠外界供给饲料、能源和其他投入品,由市场驱动,是一种物质和经济上都开放的体系。因此,这种体系的环境成本易于外在化。工厂化的畜牧业生产对环境的危害是严重的。家畜粪尿、畜牧场和畜产品加工厂的污水及加工废弃物,畜牧场排散出的有害气体及不良气味,饲料加工的粉尘,畜舍内排散出动灰尘,畜牧场燃烧未尽的烟尘,都会对空气、水、土壤、食品等各环境因素造成污染,并由此对人畜健康,自然环境畜牧生产造成各种危害。在这些物体中,以未经处理或处理不当的家畜粪尿及畜牧场污水数量最大,危害最重(王庆镐等,1981)。

工厂化生产还往往造成畜禽品种单一化:为提高生产效率和便于管理,工厂化的养殖要求高产的单一的品种。这使得生物的多样性减少,许多宝贵的基因消失。

此外,由于工厂化的生产方式,对饲料的需求大量增加,从而间接地破坏环境。例如毁林开荒以扩大饲料作物的种植面积,大量施用化肥农药以求获得高产。大量动植物的适宜的生活环境逐渐遭到破坏,种群数量减少,等等(Hendy,et al.1995)。

工厂化生产之所以会对环境造成污染,关键在于环境资源的所有权和使用权规定得不够严密周全。大气、河流、湖泊、地下水等都是公共财产资源,人们习惯于将他毫无节制地用于各种用途,其中包括处理污染物。

因此,如何尽可能地使畜牧场的环境成本内部化,是减少工厂化生产对环境的危害的关键。为此,第一,合理规划畜牧场,将畜牧场从城市中心迁移,并伴随着基础设施尤其是交通运输的完善,以降低运输和储藏成本;同时与大型的农场相结合形成大规模的混合农作体系,各自进行专业化的生产,但保持其物质上的联系。以尽可能地将环境成本内部化(Haan et al,1996)。第二, 采用管制手段直接规定生产者产生外部不经济的允许数量及其体系(王金南,1992)。但是这种手段只对有确定的污染源和法制严格的地区适用。第三,将治理环境成本转移到消费者身上,使畜产品价格提高。这适用于非确定的污染源或法制不够健全的地区,但是这会使生产者在市场上的竞争力下降。

三、我国畜牧业发展与环境问题

在地域上,中国东北,华北,西北和西南的边远地区主要实行放牧的生产方式。经济发达的大中城市及沿海部分地区则采用工厂化的养殖形式;而其他地区还是基本遵循传统的农牧结合的生产制度。

(一)放牧业的生态系统现状 中国的草原面积为43.6亿亩,占国土面积的30.2%,主要有内蒙古、新疆、青海、西藏和川西五大牧区以及比邻的辽、吉、黑、甘、宁五个半农半牧区。在自然地理上称为干旱,半干旱地区。草原地区共有1亿人口,承载着1.6亿头牲畜。但是由于长期超负荷利用,开垦草原,滥伐植被等,草原生产力较50年代普遍下降了30%—50%。据统计,中国草原退化面积占草原总面积的85.4%,沙化面积占35.6%,潜在沙漠化面积占46.7%,碱化面积占5.7%。 目前33.6亿亩可利用的草原中,已明显退化的面积有7—10亿亩, 并以每年2000—3000万亩的速度不断扩大。伴随着草原面积的减少,沙漠扩大,草原地区降水减少,气候变干,灾害增多。同时,不少动植物灭绝,鼠虫害增加(吴精华,1995)。

如上文所述,人口膨胀是草原退化的根源之一。过去40多年来,中国人口增长了1.27倍,而五大牧区增长2倍多。 除了牧区的自然增长外,非牧区人口占相当的比例。特别是国营牧场,国营林场,厂矿企业,生产建设兵团等单位职工,绝大多数是由外地迁入的。人多,嘴多,用粮多,开荒多,烧材多,加剧了草原的退化过程。

在草原的产权管理制度上,中国同畜牧业发达的国家的差距很大,那些国家的草场围栏都达到95%以上,而中国仅占1.8%, 仍在吃草原的大锅饭,而且尚有1/3的牧民没有定居,千里游牧。正如加勒特·哈定所说的“公用权悲剧”,草原的公共财产特性不会刺激任何人去有效地利用或占有稀缺租金,所以,公共财产资源只能是低效率的配置。从社会经济效率来看,根据科斯定理,在一个信息充分,低交易成本,严格履行合同的世界里,由外部性所引起的市场失败可以通过明确资源的产权来解决。而且资源配置最优效率状态与具体的财产权规定无关。这一理论告诉我们,建立有效的或不减弱的产权制度是合适的。

(二)工厂化生产体系与环境污染 中国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才逐渐出现工厂化的畜产品生产方式的,这是对畜产品的需求不断增加造成的。随着人口,收入的不断增加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传统的畜牧业生产体系已很难满足人们的需求。在自然资源和科技水平的约束下,由于畜产品生产系统的能量投入是一定的,畜产品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只能通过资源的强化使用来实现,畜牧业生产体系呈现出日益集中化,集约化的趋势。例如在北京市,规模养猪所占的比重由1985年的15%急剧增加到1995年的65%。规模猪场和规模猪场造成的环境问题在一些地方十分突出。据笔者实地调查,很多规模猪场对周围的土地、水渠甚至生活环境造成了严重的污染。北京市峪口鸡场所排放的污水曾一度淹没了周围农民的大量土地,使得庄稼和果树严重受损,并由此发生了周围农民堵住该鸡场门口的争执事件。这是一个被多处引用的一个典型实例。集约化饲养对北京郊区地下水和土壤的污染也是不容忽视的,尤其是考虑到化肥投入的大量增加。北京市化肥投入强度在过去的15年中增加了几乎20倍。同期牲畜的数量增加了50%。这对土壤和地下水的质量造成了很大的压力。规模化饲养对水资源的消耗量也是不可忽视的。北京市地下水位逐年显著下降,集约化饲养消耗大量的水,对水资源短缺起到了雪上加霜的作用(柯炳生,1998)。

程序等在1991年为联合国粮农组织提交的一份有关中国农业持续性发展的研究报告中指出,在沿海经济发达的大中城市郊区,随着菜篮子工程的推行而畜禽废弃物处理未能及时跟上,加上农药、化肥用量因种植业集约化程度高而显著多于其它地区,农田、大气、水的污染的危险增长。预计2000年全国畜禽粪便将达27亿吨,比目前增加43%。曾晓光(1997年)指出北京市畜牧粪便已达河流污染贡献率的60%以上,是北京郊区河流最主要的有机污染源。我国许多大中城市郊区,都面临着类似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是很不容易的。

(三)农牧结合的生产体系与环境污染 与欧美国家基于对农业高度专业化的反思而提出农牧结合生产制度是最有利于环境保护的,但同时也存在两种不利的情况,在中西部贫困农村,因人口压力和粪肥、化肥使用不足而出现土地贫瘠;在发达的大中城市郊区和沿海农村,则因农民逐步扩大生产规模,进行专业化的生产而出现土地的富营养化。前者趋向于单一的种植,而后者则体现了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过渡的趋势。

四、协调畜牧业发展与环境关系的若干思路

针对各种不同的生产体系和具体的生产条件,协调畜牧业发展和环境的关系的具体措施是不同的。不过概括来说,主要思路可以分为几个方面:(1)激励政策:包括实行有偿的牧业用地和水资源使用政策, 对牧业用地和饲料用地的税收政策,取消对畜牧业投入品的补贴政策,鼓励以有机肥料代替化肥的政策(对化肥使用征税等),等等。(2 )体制与机构保障:建立、健全和加强牧业生产社区的各种管理组织,加强合理分配、利用资源的管理,加强有关的科技研究机构,加强执法体系的建设,等等。(3)基础设施建设:改进道路和市场基础设施, 以改进产销之间的联系,减少市场营销过程的损失,提高效率。(4 )规章制度:加强牧场利用的制度建设,控制对边际土地的利用,限制和防止畜牧业废弃物的排放使用强度。(5 )强化科技进步成果运用:通过改良抗性较强的品种,培育高产优良畜禽品种,提高饲料资源利用和转化效率。尤其是注意非常规饲料的开发,减轻对土地过度强化利用的压力。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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