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工厂还是世界“加工厂”——浅谈融入世界体系的中国及其发展策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界论文,浅谈论文,中国论文,加工厂论文,工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国通过适时而成功地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使国民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2002年GDP排名世界第六，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居世界第一，2003年对外贸易总额超过八千亿美元，2004年突破一万亿美元。“中国制造”的产品在世界各地随处可见。于是，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中国将超日赶美的舆论四起。对此，国人有的沾沾自喜，而在西方，“中国威胁论”又甚嚣尘上。中国自1840年起就已经开始了融入世界的进程，只不过因外忧内患，百年来总是挫折多过收获、屈辱多于喜悦，只是到了近二三十年，才逐渐摸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成功的发展道路。但客观地看，中国绝非世界制造业的中心，在世界产业链中中国仍处于低端，只是世界的一个大“加工厂”。从世界体系的角度来看，中国仍是处于脱离边缘区、由半边缘区逐步向中心区靠近的过程。而处于半边缘区的现实，使中国既有加速融入中心区的希望也有被重新抛入边缘区的隐忧。所以，如何正确地评价现状、理性地展望未来对中国经济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一、世界体系论
世界体系理论的代表人物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吸取法国年鉴学派的研究方法，以“共史”观，将世界作为一个联系与发展的体系进行研究，为我们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分析视角。
该理论认为，人类历史虽然包含着各个不同的部落、种族、民族和民族国家的历史，但这些历史不是孤立发展的，而是相互联系着发展和演变的，总是形成一定的“世界体系”。16世纪以前，“世界性体系”主要表现为一些“世界性帝国”，如罗马帝国、中华帝国等等。这些世界性帝国有一个单一的政治中心，但没有与之相应的世界性经济，即使有一点，也是极不稳定的。到了16世纪，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开始以西北欧为中心，形成世界性经济体系，就是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是以世界范围的劳动分工为基础而建立的”。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不是在单一国家内孤立地出现的，而是作为一个世界性的体系出现的，它由中心区、半边缘区和边缘区这三个组成部分联结成一个整体结构。它不同于世界性帝国之处在于，它有一个自成一体的经济网络，却没有一个统一的政治中心。三个不同的组成区域承担着三种不同的经济角色：中心区利用边缘区提供的原材料(包括用于铸币和饰物的贵金属)和廉价劳动力，生产加工制品向边缘区销售牟利，并控制世界体系中的金融和贸易市场的运转。边缘区除了向中心区提供原材料、初级产品和廉价劳动力，还提供销售市场。半边缘区介于两者之间：对中心区部分地充当边缘区角色，对边缘区部分地充当中心区角色。三种角色中缺掉任何一种，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就不可能存在。三种不同的经济角色是由不同的劳动分工决定的。“在这种分工中，世界经济体的不同区域被派定承担特定的经济角色，发展出不同的阶级结构，因而使用不同的劳动控制方式，从世界经济的运转中获利也就是不平等”。[1] (P.194)在16世纪以后形成的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中，中心区与边缘区最大区别在于：中心区是技术含量高、资本密集以及高工资产品所在的地区；边缘区则是指技术含量低、劳动密集以及低工资产品所在的地区。[2] (P.302)
“沃勒斯坦等人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所以能运转至今，其根本点在于核心地区和边缘地区之间存在着不等价交换，即边缘区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通过交换注入核心区高工资生产商手中。这种不等价交换可以通过许多机制进行，如殖民垄断贸易，当代跨国公司内部转换，通过一种或多种商品交换形成世界性的市场或国家间的多边贸易协定等等。”[2] (P.302)这是一个动态的体系。在16、17世纪，它的中心区处于西北欧，边缘区虽已扩及美洲等地，亚洲和俄国都还处在其边界之外，半边缘区也主要在欧洲，因此，还只是“欧洲的世界经济体”。产业革命后，主要在1815—1917年间，它逐渐扩及到全球。在扩张过程中，各经济角色及其地域分布也发生变化，有正向变化，即某些边缘区可能上升为半边缘区，某些半边缘区可能上升为中心区；也有逆向变化，即某些经济角色的地位可能下降。中心区也会扩大和转移。
二、逐渐融入世界体系的中国
1800年前的中华帝国，以朝贡体制维持着“天朝”与周边小国之间的番属关系，但朝贡体制并非一种贸易体制，中国更重视的是以此体现出正统的权威以及以“物诱”来安抚番邦，从未想过要以商业往来而牟利，更没有想过要通过贸易来“富国”。所以，中华帝国时期，中国与周边只存在政治依附，而并没有形成一个紧密的经济体系。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之大，“安定宇内”往往成为当政者的最高目标，与外界的交往历来都是从属地位。另一方面，是因为农耕社会的高度完备。重农抑商是中国社会的传统风气，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而因为依附于土地，减少了人口流动，便于进行政治控制与统治，中国的历代统治者也都大力提倡农耕模式。农业文明既创造了一个悠久的历史，但也因其稳定和保守而成为新生产方式发展的羁绊。
在西方16世纪后资本主义扩张过程中，中国一直保持着相对孤立，随着奢侈品贸易逐渐被大宗贸易所取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对中国的影响也在不断加深。但由于闭关锁国政策，中国与西方的接触与融合总是被动的。当西方产业革命带来生产力的大发展之后，中国开始全面地落后，也无力再抵制资本主义的扩张。早期资本主义经济的两面性——掠夺性与先进性——使中国对西方总有着一种爱恨交加的复杂心态。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开端，中国融入世界体系的历史就是一部战败史，曾有人以“刺激反应论”来解释中国的政治心理，事实证明，这种被动的融合虽然没有改变世界体系的发展趋势，但使中国为融入付出了巨大的成本。
二战后，随着相对公平的国际秩序的建立以及新中国的成立，内外环境的改善为中国提供了一个较好的融入的平台。世界经济也迎来了一个发展的黄金期，但由于意识形态导致的东西对立，使中国错失了这个机遇。1973年石油危机之后，世界经济开始复苏，中国的改革开放恰逢这一轮新的增长周期，内外机缘造就了二十几年来中国经济的辉煌。但是从19世纪以来的长时段和放眼当今世界的大范围来考察，已经进入世界体系的中国目前只是找到了感觉，明确了方向，而要真正进入中心区成为一个发达的经济体还有一个漫长的过程。
三、中国与“世界工厂”的距离
世界工厂，在经济史上是指19和20世纪先后成为世界经济霸主的英国与美国，代表的是在生产技术与生产能力上无与伦比的优势地位，以及支配世界市场的能力。它绝非是生产廉价消费品的代名词。作为世界工厂的英国，1880年的工业生产份额占世界的22.9％，继此殊荣的美国在1928年就达到了39.1％，[3] (P.253)而在二战后更是占据了世界工业生产的半壁江山。中国的经济虽然已经过二十几年的高速发展，但至目前，GDP也只有一万多亿美元，在三十多万亿美元的世界经济总量中只有3％、4％的份额。
同时，世界经济发展到今天，主要矛盾已经由生产不足变为有效需求不足，出现了全球普遍的生产过剩。传统意义上的“世界工厂”已经不再是强国的同义语，知识经济时代发达国家出现的是“脱工业化的趋势”，通过国际分工，产业中心与生产地日益脱离，有形产品(物质生产)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已经越来越小，一国盛衰的标准已不再只是工厂的数量与产量。现代意义上的“世界工厂”是在新兴行业中占据优势地位、在无形产品上占有优势份额的生产者(就如美国在信息产业上的垄断优势地位)。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把作为“世界工厂”的国家称为全球经济和贸易中的“核心国”。以此标准来衡量，中国的差距更是明显。
首先，从劳动分工层次来看，中国正处于半边缘地带。
在中国的对外贸易中，制成品已经占据近80％的比例。在三大产业所贡献的GDP中，工业已经占50％以上，服务业占33％(2002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产钢国，彩电、空调、冰箱等家电产量也均居世界前茅，在玩具、服装、鞋帽等产品的国际市场上也占有压倒性优势。这说明中国已经摆脱了以初级产品为主的贸易地位，境况远优于经济落后、以少数原材料产品为主的发展中国家。与边缘区的距离正在拉大。
但在另一方面，中国与中心区还相距甚远。例如三大产业，当今发达国家工业、服务业在GDP中所占一般比重分别为20％～30％和60％～70％，已经进入了后工业化时代。而中国还主要是以生产消费品的轻工业为主，尚处于向重化工业过渡时期。在衡量国家技术进步的专利数量、技术人员等指标上，中国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国际竞争力排名居于中后位置，在人均GDP上的差距更为明显。
其次，中国在半边缘区的地位有逆向变化的隐忧。
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仍然主要是依靠劳动力成本优势，生产中的技术含量以及技术贡献率一直很低。所以，中国虽然工业规模相对很大，但国内的制成品行业多是在低档产品上以价格进行竞争，利润率普遍较低，缺少竞争力。中国虽然是发展中国家里吸引FDI最多的国家，但是我们要看到，外资在促进中国经济整体增长的同时，也不断显现出负面效应，如许多外资或是投资于造纸、皮革等高污染与高能耗行业，增加中国经济的环境成本，或是依技术优势垄断利润较高的电子通信设备制造等新兴行业，挤压国内厂商的生存空间。据高盛公司的研究，将对外贸易分为“加工贸易”和“自有贸易”统计，(中国)自有贸易的逆差逐年加大，从1998年200亿美元的顺差下降到2001年200亿美元逆差，中国外贸整体的盈余主要是依靠外资企业为主的加工贸易所创造的。[4] (P.86-87)中国经济自身的造血能力相对在不断地下降。这些都在侵蚀中国民族经济的发展基础与长远潜力。
在中国外贸中，加工贸易占有50％～60％的比重。以前，我们都关注产业间贸易的不平等，注重初级产品与制成品之间的不等价交换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损失，但现在，产业内贸易已经成为国际贸易的主流，但产业内贸易除欧美间的水平分工之外，以模块化外包为特点的垂直分工也同样占有很高比例，在制成品贸易的形式下，这同样是一个不等价交换的过程。从实验室、车间到市场，产品的各个业务工序按附加值多少来排列就形成一个“微笑曲线”(如图)，而中国的委托加工贸易就处于这条生产链的低端。
附图
图“微笑曲线”示意图
转引自：关志雄，模块化与中国的工业发展，http://www.rieti.go.jp/users/kan-si-yu/cn/c020816.html
为了削减成本，跨国公司争相把以低附加值生产工序为中心的生产转向发展中国家。在这一潮流当中，中国迅速成为委托加工的基地。按“微笑曲线”来说，中国能够参与国际分工的部分仅仅限于相当于下颚处的附加价值最低的部分。在当今世界，廉价劳动力的获得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困难，加之发展中国家间的竞争，导致能够获得的利润进一步缩小。而模块化外包使高技术产品的加工工序也极为简单，减少了技术外溢，对东道国技术进步的带动效应也在减少。
这样，“微笑曲线”的谷底日益加深，对中国而言，本国的劳动力与发达国家技术交换时的相对价格(即交易条件)将越来越处于不利境地。产量的扩大并不能带来实际收入的增加，从这一意义上来说，中国经济有陷入贫困化增长的隐忧。
综上所述，中国在世界经济与贸易中还是一个主要靠“汗水”来挣取辛苦钱的“打工者”，中国只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超大“世界加工厂”。
四、融入中心区的发展策略
发展中国家因为基础薄弱、基数低，在发展的初期总是很容易达到很高的增长速度，但这并不等于经济质量的提高，也并不能说明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拉丁美洲国家在经过七八十年代的经济增长、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000美元以上后，因为缺少以技术为依托的可持续发展能力，经济发展出现了长期停滞，以至“拉美化”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发展难题的代名词。中国目前的经济成就，主要是因为自身的“大”，因而基于数量投入的增长会比小国持续更长的时间，或者说，在低质量上的经济增长也会达到很惊人的规模，但这种增长终有它的极限。所以，中国现在必须从所谓的“世界工厂”的光环中清醒过来，实施以融入核心区为中心目标的发展策略。
(一)技术立国。依世界体系的理论，三个区域的划分主要是以分工层次为标准，而这种分工的背后代表的是体系内各国家体之间的技术差距。同样，三个区域的划分是动态的，这也同样体现出逆水行舟的经济竞争规律。后发优势曾是发展中国家实施超越战略的理论基础。但现在，WTO协议已经明确将强制性技术转让、国产化及外销比例等列为非国民待遇和歧视性待遇，再加上模块化生产进一步便利了技术封锁，发展中国家通过引入外资所获的收益已经大大减少。知识产权的有关规定也加重了获取新技术的成本。高科技对廉价劳动力的依赖越来越小，资金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的特点使发展中国家的优势逐渐丧失。所以，发展中国家在重视外援的同时，必须立足本国搞好研发工作。
21世纪的世界经济竞赛将是新技术驱动型的经济竞赛。1996年，美国、日本、德国、法国及英国的研发(R&D)总支出分别为1847、1532、536、356及226亿美元，分别是世界R&D总支出排名的1至5名，各国R&D支出占GDP的比例在1.8％～2.8％之间。(1996年，中国的R&D总支出为39亿美元，占GDP的比重为0.5％)。以美国为例，1996年全国R&D支出的构成：联邦政府支出占34％，工业部门支出占62％，高等院校支出占3％，其他非盈利机构支出占2％；R&D支出中，基础研究占16％，应用研究占21％，产品开发占63％。这些数字显示，美国从事研究与开发的资金主要来源于私营的工业部门，且资金主要用于应用研究与产品开发上，具有明显的市场导向的特点，科研成果的商品化途径直接、目标明确，商品化比率高，具有比较高的经济效益且易于形成产业化规模。战后日本、德国的R&D投入更主要是用于应用研究与产品开发上，而且比率一直高于美国。[5]
上述统计数据表明两个基本事实：1.发达国家十分重视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尤其注重应用研究和产品开发。2.研究与开发需要巨额的投入，包括资金与人才培养。而中国企业一般缺乏这样的研发实力。所以，政府在政策和资金上的大力扶持是必需的。虽然中国目前仍能吸引较多外资，国内投资率高达40％，储蓄率也居全球前列，但历史的经验表明，这种状况不可能持久，效率问题将会成为影响中国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所以，以研发提高生产效率是必经之途，也是发展知识经济的基础。
(二)发展服务业。当今的发达国家，服务业占GDP的比重普遍超过60％。随着经济发展，一、二产业所占比例相对地减少也是一个必然。东亚各国的经济起飞也都伴随着第三产业的大幅增长。而中国自1950年以来一二三产业的比例变化主要表现为工农业之间的此消彼长。工业由建国初的百分之二十几提高到50％，但是服务业却一直发展缓慢，2002年服务业所占比例竟然还比上年下降了1％(到32％)。服务业所占比例甚至低于东亚国家50年代起飞前的水平。这说明中国过于注重制造业的发展，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发展以出口为导向的制造业，世界市场的容纳能力将很快达到极限。这也是为什么近来中国产品频繁受到反倾销调查的一个客观原因。中国在发展的同时还急需解决就业问题，而目前制造业的特点往往是设备替代劳力，吸纳的就业人口也将越来越少。服务业实际上是吸收就业人口潜力最大的部门，而且服务业的发展还有利于提高国民的生活质量，刺激国内消费市场的扩大。
(三)加快区域经济合作。世界作为一个体系，各部分之间的联系总是必不可少的。东亚既有发达国家也有新兴工业化国家，在世界体系中处于中心区与半边缘区的交融地带。
依“引力模型”，各国经济上的联系总首先表现为邻近国家之间的经贸发展。体系的融合往往是从区域的融合开始，区域内国家间的相互依赖更为明显。随着WTO谈判渐入僵局，世界上以自由贸易区为主的区域经济合作又掀起高潮。目前世界三大经济区域中的北美和欧盟都在推进自己的区域经济合作计划。而东亚金融危机也使东亚国家深刻地认识到了以区域合作维护经济稳定的重要性。
中国的发展，需要稳定的周边环境，同时，消除中国威胁论的最好方法就是实行“睦邻、安邻、富邻”的区域合作。东亚是目前经济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通过合作，彼此开放市场，会进一步发挥贸易创造与规模经济的效应，促进地区经济的共同发展。
另一方面，东亚普遍的外向型经济导致的对国际市场的依赖以及区域内缺乏一种强势货币的矛盾在金融危机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有专家指出，80年代以来日元兑美元的巨大起浮也是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一个原因。所以，建立一个稳定的地区汇率机制乃至推出一种区域货币将会为东亚国家的长远发展提供保障。中国在入世承诺下将逐步开放国内金融市场和实现人民币的可兑换，这些都需要区域国家的配合与支持。
目前，中国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区建设进展顺利，东亚金融合作也不断深入。一个繁荣稳定的东亚将为中国成为半边缘区的核心以至进入中心区创造良好的条件。
总之，在世界体系中，中国正由半边缘区向中心区靠近。但是在这样一个动态过程中，中国必须保持自身的活力。过于悠久的历史往往成为创新的包袱。而对过去成就的自负也往往会成为衰落的开始。中国经过二十几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世人瞩目的发展成就，但目标并不止于此，我们不能满足于做一个“制造业”的世界工厂，更不能只做一个世界的“加工厂”，中国要从提升产业分工中的位次入手，加大科技的投入，改良经济结构，力争早日成为核心区的一员，成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世界财富的主要生产者与拥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