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孝文化批判的再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社会老龄人口的增多和社会赡养问题的突出，中华传统伦理资源中的孝规范被学界重新评价和认识。在已有的探讨中，学者更多关心的是孝规范的功用问题，孝文化的讨论很少跃升到义理层面。在对孝文化义理方面的探讨中，梁漱溟、冯友兰、陈寅恪以及当代新儒家、海外学者杜维明等人的探讨，给我们以启发，促使我们对孝文化批判以及孝文化本身进行新的思考。
一、孝文化规定的子代绝对义务
中国传统孝文化，开始于西周，是在西周宗法制度基础上形成的。周王朝的建立约在公元前11世纪，那时的西周，已有完备的宗法制度。但完备理论形态的孝文化的形成，应从孔子算起，所以，我们把孝文化实际发生作用的时间定为两千多年。《孝经》中对子代单向义务和父代单向权利的规定，明确地建构了一个亲子关系中，父主子从、父尊子卑、父令子顺的模式。依据这个关系，在中国传统孝文化的规定中，亲子关系就出现了一个利益单向流动的永恒趋势——子代利益向父代的不停流动，子代承提了全部的义务，父代享有全部的权利。父代与子代之间，出现了极大的利益失衡，代际之间失去公正。
经过五四运动对孝文化的批判，以及上世纪50年代以来的连续性批判，传统孝文化在人们的心目中，已经成为只具有负面价值的东西。近年来，虽然有人开始呼吁重视孝文化中内涵的尊老敬老内容，但还没有出现有说服力的文章，并且，这有限的呼吁，也被为数众多的否定性意见所淹没。
二、对孝文化有保留的辩解
五四以来对孝文化的全面性否定，是被包含在对纲常名教批判的洪流中的。但在知识界群情激愤的情绪化高于理性化的批判中，也确有冷静的思考者。他们对孝文化的批判，采取了有保留的立场。
被称为“最后一个儒家”或新儒家第一个的梁漱溟，在1921年发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他说：“孔子的伦理，实寓有所谓挈矩之道在内，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是使两方面调和而相济，并不是专压迫一方面的——若偏欹一方就与他从形而上学来的根本道德不合，却是结果必不能如孔子之意，全成了一方面的压迫。”“西洋人是先有我的观念，才要求本性权利，才得到个性伸展的。但从此各个人间的彼此界限要划得很清，开口就是权利义务、法律关系，谁同谁都是要算帐，甚至于父子夫妇之间也都如此，这样生活实在不合理，实在太苦。中国人态度恰好与此相反：西洋人是用理智的，中国人是要有直觉的——情感的；西洋人是有我的，中国人是不要我的。在母亲之于儿子，则其情若有儿子而无自己；在儿子之于母亲，则其情若有母亲而无自己；兄之与弟，弟之与兄，朋友之相与，都是为人可以不计自己的，屈己以从人的。他不分什么人我界限，不讲什么权利义务，所谓孝、悌、礼、让之训，处处尚情而无我。”[1]（P478—479）梁漱溟这段话，是在把世界文化分为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印度文化三种文化状态，并指出三条发展意向后，所作的对比。在这段话里，可以明显看出，他对孝文化的分析没有持绝对主义的态度。虽然他在说这段话时同时说，“宋以后所谓礼教名教者又变本加厉，此亦不能为之曲讳。[1]（P479）但是，他对孝文化的分析，毕竟是客观公允，实事求是的。在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作为社会细胞的家庭中，父母子女间的人伦关系，不可能是压迫奴役的单向义务关系。如果社会上每个家庭中的亲情关系都是“吃人”的关系，这个社会连一天也存在不下去，怎么还会有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史？怎么还会有礼仪之邦的美誉？王元化在反思五四运动时，曾说梁漱溟书中的这段话“给我很大启发”，因为把纲常名教绝对化为“吃人”礼教，“今天也还有不少人是这样想”，王元化说他自己“过去也曾经有类似看法”。[2]（P68）提倡“培养独立之精神，弘扬自由之思想”的国学大师陈寅恪，在他写的观堂挽词中，把包括孝文化的纲纪形而上学化，并以此来论证其合理性。他说：“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理念）者。”[3]P3所谓理念，即是排除特定条件之后的精神实质或思想实质，如果具体对照孝文化，按照陈寅恪的意思，孝文化中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都不是理念，在孝文化中蕴含着的理念，就是作为民族精神实质的“和谐意识”。如果从“和谐意识”这一视角来观照孝文化，我们也会从绝对批判文化的立场上稍稍后退。
冯友兰也对纲常名教的批判发表了保留意见。他在1939年出版的《新理学》中说：“在中国数十年前所行之社会制度中，就男人说，作忠臣是一最大底道德行为；就女人说，作节妇是一最大底道德行为。但在民国初年，许多人以为作忠臣为一姓作奴隶，作节妇是为一人牺牲，皆是不道德底，至少亦是非道德底。用这种看法，遂以为以前之忠臣节妇之忠节，亦是不道德底或非道德底。这一班人对于忠节之看法，是否不错，我们现不论，不过他们用一种社会之理所规定之规律为标准，以批评另一社会的分子之行为；这种看法，是不对底。一种社会分子之行为；这种看法，是不对底。一种社会分子之行为，只可以其社会之理所规定之规律为标准而批评之。[4]（P171）
冯友兰在这段话中没有提到孝文化，但他对忠、节的分析也适用于孝。这里特别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冯友兰说到道德观念随社会变化而变化时言忠节而不及孝，是因为他看到了孝与忠节之不同吗？不得而知。我们将在下文谈到孝与忠节之区别。冯友兰在《新理学》中说到的这一观点，50年代后被他发展为对传统文化的抽象继承法。
梁漱溟在说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时，用挈矩之道来纠绝对化之偏，但他同时既说了孝悌礼让之长，也议了孝悌礼让之短，所以，梁漱溟的辩解是有保留的辩解。陈寅恪和冯友兰的形上法或抽象论，都是对整个纲常名教伦理而发，没有直接论及孝道。而在他们之后，学者们把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
三、对孝文化的积极评价
对孝文化更加积极的评价，首先来自当代新儒家。1958年初，当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牟宗山、徐复观、张君劢、唐君毅四人，联合署名发表了长达四万字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这是代表当代新儒家根本精神方面的一个纲领性文献。
此段文字之发明，在于提出：1.人的自然生命本能，产生夫妇之爱和对所生之子女之爱；2.这种爱只有一个方向，是指向下代之爱；3.下代必须超越自己的自然生命本能规定的指向自己下代的爱，而反过来孝敬父母；4.这种反过来的孝思包括祭祀逝世的父母和先祖；5.使父母长久得以祭祀的孝思使自己再结婚生育，完成下一循环。他们把由父母向下流动的爱，子女向上的孝、子女再生子女、子女的子女再向上的孝，这样的往复循环，看作是中国人“上通千古、下通万世之心量”，认为“这是中国人重视历史文化保存之自觉的思想中核心理由之所在，亦是中国之历史文化，所能实际存至数千年而有一贯之传统保存下来之核心理由所在。”[5]（P26）从以上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当代新儒家把中国这个“文化历史长久”，“历数千年而不断”，“而又一向能自觉其长久之唯一的现存国家”，把它的历史文化长存的核心理由归结为孝，他们对孝文化作出的这样的积极评价，是五四以来最为大胆的评价。
当代新儒家对孝文化的积极评价是站在文化传统立场上的。当代海外华裔学者杜维明则在更深的层次上，用人的自我实现这样的现代性话语诠释孝文化。他反复强调，孝文化涉及的是一个父子对应体，不是单方面的。孝文化规范不是一种单纯的义务性要求，相反，孝文化中的父子关系是一种互动，在孝文化规定的父慈子孝互动过程中，父子双方以他们之间的互动作为背景、媒介和手段，进行了道德上的自我修养，从而完成了自我实现。孝文化中的父慈子孝的互动过程，正是父子双方的自我实现过程。这样，杜维明就比当代新儒家更进了一步，把对孝文化的积极评价从宏观层面推进到微观层面。
那么，我们因此可以认为，当代新儒家和杜维明对孝文化的解释没有意义吗？不，相反，《孝经》对孝的解释，是在先秦时代。五四时期，先进的知识分子们对孝文化的批判，以及梁漱溟、陈寅恪、冯友兰的有保留的辩解，到新儒家和杜维明的积极评价，既反映了父子关系不断变化的现实，也说明了人们对父子关系，对规范父子关系的孝文化的认识的逐步深入。对比和借鉴他们对孝文化的评价，我们有可能获得对历史上存在的孝文化的新理解。
四、孝文化丛和以孝为教
我们之所以重视孝这个概念，是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孝不是孤立的概念。中国传统道德，是以孝为理论基石建构的，中国传统的道德教育体系，是以孝为中心建构的，中国的道德社会化机制，是以孝为中心设置的。在这样的文化安排中，围绕着这个孝，形成了一个以父子关系为核心的孝文化丛。所以，在传统文化中，孝概念的意义已远远超出孝本身，远远超出父子关系。
在孝文化丛中，有“报恩”的道德规范。因为孝敬老人的规范是对老人养育之恩的感激和回报。报恩意识首先萌生于孝敬关系中，它引发了孝，是孝行为的合理性证明。“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对受助的感激，对生活的感激，也必将在孝行为过程中被体悟，被涵养。在孝文化丛中，有敬的道德规范。因为孝父母，不只是养。《论语·为政》：“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敬的道德规范在孝行为中被实践、养成。
在孝文化丛中，有友、悌的道德规范。同胞兄弟都是父母所生，父母像爱自己一样爱所有孩子，所以孝敬父母必能善待同胞兄弟，以使父母欣慰。在孝行为中必能养成友、悌。在孝文化丛中，有忠、信、节、义等一般社会道德规范。因为孝敬父母，必以自己遵守社会道德的良行使父母感到放心，所以，在孝行为中必能养成良好的遵守社会道德的行为习惯。在孝文化丛中，有智、仁、勇这样的道德规范。因为光宗耀祖，立身扬名是孝的内容。只有做到智、仁、勇，才能报效国家，为父母和家庭争得荣耀。
在孝文化丛中，有慈、爱、恕的道德规范。因为作为一个孝子，必能细心体谅父母对自己的慈，对自己的爱，对自己的宽恕，所以遵守孝道的人，一定会从父母那里学到这些东西。在孝文化丛中，包涵着温、良、恭、俭、让的道德规范，因为在家族关系、宗亲关系、邻里关系、小社会关系中，一个在行为中表现出温良恭俭让的人，会得到认可，从而为父母争得教子有方的美名等等。
传统文化中孝文化丛的存在，使以孝为教有了可能。传统文化的以孝为教，是中国人在道德教育上又一伟大发明。现代社会学讲人的社会化，中国人以孝为教，就是中国人自己发明的道德社会化机制，在这种社会化机制中，家庭承担了对后代进行道德教育和监督的义务。由于在家庭道德教育中有亲情关系的介入，所以道德教育过程中的教育者和被教育者之间的紧张关系被有效释解，道德教育过程有可能变为一种温和的过程。又由于家庭人际交往的全面性，对子代的道德辅导也就具有了全面性。又由于家庭生活的特殊性，所以父代的道德辅导有可能变为全天候的，连续的不间断的。只要和现时通行的学校德育和社会部门、工作单位的道德教育相比，我们就可以看出，中国传统的以家庭为主的道德教育具有多么大的优势。我们就不得不承认，以家庭为主体的，家长负责执行的道德社会化，是更有人情味的，更有成效的道德社会化。如果说我们现在通行的道德教育是灌输式的话，那么，我国传统的以孝为教的以家庭为执行主体的道德社会化就是最符合道德教育规律的习染式的。
五、道德教育的家庭缺位
中国传统孝文化和中国古代以孝为教的道德教育制度，是实际上的社会道德家庭负责制。道德教育在家庭中完成，道德监督由家庭成员执行，道德责任由家庭成员共担。这样一来，家庭就成了一个道德单位。这种以家庭为主角的道德教育、道德监督、道德负责制度，在完成社会道德使命，进行社会道德控制时有极高的效率。并且最大限度地减少了社会道德建设投入，最大限度地降低了社会道德建设成本。这种以家庭为主角的社会道德教育体制，在实践中被证明是非常成功的。
五四运动中，社会文化批判和社会政治批判的锋芒直指家长制，也就必然直接面对家长制的文化支持系统——孝文化。新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彻底宣告了家长制时代的结束，中国传统孝文化，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家长制的殉葬品。现在，一来由于家长权威不再，他们不能担当道德教育任务，二来由于家长也要重新学习新的道德观念和道德规范，他们也不再有执行道德社会化的能力，所以以孝为教的家庭道德教育责任制被彻底颠覆，家庭也就不再成为道德社会化的主角。家庭为主的道德社会化这一中国独有的道德教育方式在某种程度上被瓦解了。在道德教育环节中出现了家庭缺位的现象。
家庭从道德社会化的主角降到从属地位，家庭对其成员的道德监督弱化了，出现了道德监督的社会依赖。在这种情况下，家庭成员道德参与的积极性降低，甚至会出现以家庭为单位的社会道德责任消极现象。在社会道德水平降低时，这种以家庭为单位的道德消极现象非常明显。例如，现实生活中有父母教育子女给老师送礼，教育子女在学校和社会上不要多管闲事，家庭成员间相互讨论怎样走后门，怎么样去行贿等。当上述情况出现时，家庭这个单位此时就扮演了一个消极道德上的反社会角色。
六、公忠伦理的畸重和人伦、情感伦理的畸轻
中国传统道德是忠孝同构，忠孝互倚互补的伦理文化系统。这个伦理文化系统的最大特点是以孝为教、移孝为忠。如果撇开这个文化体系的内容，只看其外在形式，我们可以说，这个忠孝同构互补的伦理架构是十分合理的。它的道德教育是由近而远（由孝而忠），由亲而疏，由私而公。五四运动批忠批孝，其结果是孝灭而忠存。也就是说，五四运动及其后来的革命达到了彻底解构孝文化的目的。可是，由于随后中国面临救亡图存的历史任务，所以传统道德中的公忠一面几乎未加批判就被移用于国家民族利益。公忠伦理的畸重和人伦、情感伦理的畸轻格局就这样历史地形成，并在以后不间断的革命过程中被固定下来。孝文化有浓厚的人伦倾向和情感倾向，在某种意义上表现为人伦和情感伦理。传统伦理的这种近人近情特质，使其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这种近人近情特质在与公忠伦理配平时，也在一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公忠要求与个人利益的冲突。
五四运动及其后来的革命彻底解构了孝文化，却由于民族图存和革命需要较为完整地保留了公忠伦理，在这种情况下，公忠伦理畸重的局面出现，由于失去孝文化丛的制约和缓冲，公忠伦理表现出某种程度上的偏执性和独断性，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那种近我性和可亲性丧失了。孝文化丛的人伦倾向，是中国传统文化内涵的重要伦理资源，是至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如果反观今日物欲横流的价值观的流行，我们更感到独立于西方人文价值的中国人伦文化资源和近情文化资源之宝贵。
（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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