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概念在中国的文化适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概念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革命”作为一个关键词，全面参与了20世纪中国文学与文化的建构。革命话语曾经长期统治现代中国，并且已然渗透到百姓的日常生活；而革命过程本身不断展示的某些特征，可以通过追溯“革命”的词源及传统的革命话语予以展现。
一、作为语词的“革命”
从词源上考察“革”与“命”，按照《说文解字》的解释，“革”的含意是“三十年为一世而道更”，即指某种周期性更替。[1]后从中引申出兽皮去毛即皮革，或代表人为地改变某物，并用于占卜。“命”字从形象上讲，是用“口”在下令，意味着某种被给予的秩序，又从命令引出天命、性命等。“革”与“命”联用，指天体的周期性运动或事物周而复始变更。“革命”作为一个语词，早见于《易》：“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2]所谓“革命”指以武力推翻前朝，实现改朝换代。像四时运行一样合法而且必然，汤武革命这种暴力的政治行为方式和王朝循环的革命方式是得到天命首肯和民众拥戴的。
在西方，“revolution”的早期用法意指时间或空间上的循环运动，revolution之所以有政治意涵，有论者猜想或许是因为它和revolt的相似，其实它们的拉丁词源却相隔甚远。Revolution还被广泛应用于非政治语境中，指称“根本性的改变”(fundamental development)、“根本性的新进展”(fundamentally new development)。[3]1688年的英国“光荣革命”和1789年的法国革命，使revolution在政治领域产生新的含义，衍生出和平渐进和激烈颠覆两种政治革命模式。亚兰特(Hannh Arendt)在《论革命》(On Revolution)[4]一书中认为，自18世纪末以来，revolution的含义随着政治和哲学潮流而不断演变，脱离了过去“周而复始”的含义，衍生出一种奇特的、惟新是求的情结。
最早用“革命”译revolution是在日本。早在8世纪，《孟子》中有关汤武革命的论述就传入日本。[5]9世纪初，曾经留学唐都长安的日僧空海(774-835)编纂的汉诗文评论集《文镜秘府论》中多次出现“革”与“革命”。[6]此时日语中的“革命”还停留在指称“汤武革命”的层面上。
随着中国文化、典籍、社会习俗、政权组织形式等在日本文化与社会背景中的展开，“革命”这一概念在被接受的同时也被改造。近代之前日本人大多对革命持批判态度，斥汤、武为杀主大罪人。[7]
中日间政治体制的不同，是造成革命意义相异的关键。日本“万世一系”的天皇观与中国易姓革命思想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8]日本历史上虽有几次摄政作乱、争夺政权的情况，但其意并不在改朝换代，因为每次掌握政权后，将军或大名都没有产生废掉天皇取而代之的做法。大重隈信指出，“革命与改革语本异而日本人恒混同之，逢政治之变革，每称为革命，是亦为一种奇习。”[9]明治时代“革命”包含的尊王改革之意深入人心，“明治维新”和“明治革命”为同义语。
出身子开明家庭、具有进步思想的日本友人宫崎寅藏（别名白浪滔天，1871-1922），1898年将孙中山用英文所写的《伦敦被难记》译为日文，取名《清国革命领袖孙逸仙幽囚录》，在《九州日报》发表。[10]1906年，宫崎寅藏在《革命评论》上发表《中国革命与列国》一文，谴责帝国主义的吞并野心和军备扩张。
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批赴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将西洋的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传入中国。日本人利用汉字所翻译和新构造的西洋名词，不断输入中国，扩大和丰富了汉语的词汇。日语中的汉语词汇包含这样几种类型：有对外来语进行音译的，如俱乐部（club，ヶラブ）、浪漫（romantic，ロマン）等；有以汉字为素材，表达西方语词意义的，如立场、场合、手续、取缔、引渡等；还有借用中国固有词汇，但赋予其新的意义的，如经济、宪法、共和等，“革命”即属此类。
由于日语词汇多用汉字构成，因而明治维新后，中国翻译日本书籍时，引用大量用汉字构成的日语词汇，成为一种策略的表达。一方面要学习西方，而日本已然走在中国的前面，取其既得成果可以事半功倍；另一方面，所采用的词汇中颇多中国固有的，只是意义有所变迁，移入汉语不仅不觉突兀，反增新奇感。[11]
戊戌政变后，中国传统的革命观念因排满民族主义兴起并进入整体重构之际，留日学生把日语中的革命观念带回中国，开启了中日革命观互动的新时代。1903年邹容因反对留学生监督而被遣送回国，完成在日本留学时即着手写的《革命军》。[12]《革命军》用通俗语言无情揭露清政府的反动腐朽，一时广泛流传，成为清末最畅销的革命宣传书籍，对后来的辛亥革命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陈天华写过《猛回头》、《警世钟》等宣传革命的通俗作品，在日本刊行后在国内流传广泛，唤起各地群众反清革命的热情。
二、“革命”回传中国：由政治到文学
据陈建华考察，1890年王韬(1828-1897)在创作《重订法国史略》时，因受日人冈本监辅(1839-1905)《万国史记》影响，首次用了“法国革命”一词，开创了用汉字“革命”指涉revolution的先河。[13]金观涛建立数据库分析，指出最早在中文文献中用“革命”指涉非中国事件的，是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对明治维新中事件的描述。[14]但该用法没有在中国广泛流传，习惯上一般都将日本的改革称为维新。
“革命”概念回传中国过程中，用功最勤、着力最多的当推梁启超。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不久便发现日本人将revolution一词译成革命，而其意义并非仅局限于政权的激烈交替，也指群治中一切万事万物莫不有的“淘汰”或“变革”。他指出：
日人今语及庆应明治之交无不指为革命时代，语及尊王讨幕废藩置县诸举动无不指为革命事业，语及藤田东湖、吉田松阴、西乡南洲诸先辈，无不指为革命人物。[15]
梁启超于此使用的“革命”一词，其实已脱离了中国传统中以暴力手段改朝换代的“革命”的语境，而带有强烈的日本色彩，以和平渐进为理路。
梁启超最大的功绩在于他把革命从政治层面引入文学领域。“革命”首先在政治领域发端，很快波及诸多领域，若论影响大、持续长、受众广，要数文学界革命。维新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于1899-1902年间仿照“革命”一词在日语中的用法，先后提出经学革命、史学革命、文界革命、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曲界革命等一系列的主张。1899年12月，梁启超在《夏威夷游记》中明确提出“文界革命”和“诗界革命”的主张。1902年10月，梁启超为《新小说》创刊撰写的发刊词《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成为小说界革命的宣言书，将中国旧小说目为中国群治腐败之总根源，把小说界革命与新民救国、改良群治紧密联系起来。
1902年11月，梁启超在《释革》一文中指出：
夫淘汰也，变革也，岂惟政治上之为然耳，夫淘汰也，变革也，岂惟政治上为然耳，凡群治中一切万事万物莫不有焉。以日人之译名言之，则宗教有宗教之革命，道德有道德之革命，学术有学术之革命，文学有文学之革命，风俗有风俗之革命，产业有产业之革命。即今日中国新学小生之恒言，固有所谓经学革命，史学革命，文界革命，诗界革命，曲界革命，小说界革命，音乐界革命，文字革命等种种名词矣。若此者，岂尝与朝廷政府有毫发之关系，而皆不得不谓之革命。闻“革命”二字则骇，而不知其本义实变革而已。革命可骇，则变革其亦可骇耶？呜呼，其亦不思而已！[16]
梁启超意识到文学的价值和意义，文学成为国民精神的重要表征，“新民”最有效的手段。
特殊的经历与阅历，使得梁启超不仅超迈前贤，而且在同代人中也表现得识力过人。他较早突破了为求新异而扯新名词的层面，上述各种“革命”的提出，目的在于输入欧洲精神思想，推动中国知识体系和学术体系的转型，改造与重建民族精神，促进中国政治渐进、社会走向文明开化。梁启超不仅是文学界革命的倡导者，还是文学界革命的实践者。[17]其小说改良群治的积极实践和以新意境入旧风格的革新尝试，蕴含着许多有划时代意义的理论命题，对当时的小说界具有巨大的示范效应，并且全方位、多向度地显示了文界革命的实绩。
文学界革命是20世纪中国文学自我更新、艰难变革的起点。文学界革命借助西方异质文化的撞击力量，打破了中国文学的因循死寂，以文体革命为触介点，勉力担负起国民启蒙、民族精神革新、民族文明再造的重任，为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坛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喧嚣与骚动，部分地改变了清末主流文坛的主流倾向，初步构建起新文学的殿堂，对紧随其后的五四新文学运动具有筚路蓝缕的意义。
三、革命文学种种
“革命文学”先后出现过不同的样式和种类，举其要者，分论如下三个阶段，或者三种类型：一、胡适、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高扬文学革命大旗，推崇的革命文学；二、20年代左翼作家的革命文学创作，特别是革命加恋爱的主题；三、50年代中期，为应对苏联倡导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提出“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并用以指导文学创作与批评实践。
1915年9月，留学美国的胡适在一首诗中明确提出：“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18]接着在1917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19]，其要义是用白话文这一活的工具进行文学创作。同年稍后，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从文学出发，却又不囿于文学框架内，而直指革新政治：
际兹文学革新之时代，凡属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山林文学，均在排斥之列……此种文学，盖与阿谀、夸张、虚伪、迂阔之国民性，互为因果。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20]
胡适立足于文学本身的改革，意在创造新的文学；陈独秀侧重从文学革命的功用出发，旨在推动社会思想的全面革命。[21]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陈独秀的主张占了上风。[22]
文学革命得以轰轰烈烈地展开，催生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同时借助新文化运动的际遇，文学革命进一步向纵深发展，其影响之一，成就了枝繁叶茂的“革命文学”。五四以后革命不仅意味着进步与秩序的彻底变革，以及社会行动政治权力正当性的根据，甚至也被赋于道德和终极关怀的含义。
在五四运动的余波中，对革命的期待持续增长，20年代，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文学家提出“革命文学”的主张。[23]创造社是中国新文学社团直接参加政治革命运动的开创者。1928年1月15日《文化批判》月刊的问世，标志着创造社决心以革命理论为指导，对中国社会进行全面的、科学的批判，解决中国革命面临的一系列实际问题。
革命文学在初期受惠于左翼作家的推动，革命加恋爱的主题，作为迅速扩展的社会动荡与急剧变革在文学上的反应，最早于20年代流行起来。[24]描写年轻人追求“革命”的小说，和时尚的恋爱生活联系在了一起，革命和恋爱事实上是不同的存在形式，它们之间相互影响，对一直以来文学创作的社会性与历史性的特质作出了复杂而又不间断的改写。左翼作家、女作家、早期新感觉作家，都从自己的角度和立场对“革命加恋爱”贡献出不同的阐释，于是扩充并且传播了这一时髦的文学主题。应该注意到，来自不同团体的作家对“革命加恋爱”的模仿与重写是迥异的，有的强化了已有的权力体系，有的则削弱了革命文学的意识形态，注入一种“陌生”的异质声音。
由于革命文学的部分倡导者夸大文学的社会功能，一度曾将批判的矛头指向鲁迅等进步作家。在与创造社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中，鲁迅不赞成把革命从文学分开，凌驾于文学之上，而是把革命及所有观念性的东西统一到文学那里。文学必须首先成为艺术，具有文学性，然后才是其他。[25]
红色革命为左翼文学带来了巨大的时代影响，但也成为后人诟病的一个主要因素。[26]但不容否认，通过革命文学的倡导和论争，扩大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影响，锻炼了革命文艺队伍，为20年代的左翼文艺运动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左翼文学作家高举革命大旗，为当时语境中的人们营造了最热血沸腾的精神家园。
新文化运动后三十年，中国现代革命观以实现社会整合，并成为政治制度正当性为要义。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27]确立了占主导地位的革命观。正如列宁所定义的：“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革命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用暴力打破陈旧的政治上层建筑，即打破那由于和新的生产关系发生矛盾而到一定的时机就要瓦解的上层建筑。”[28]此时，革命的任务在于暴力夺权，文学为革命鼓与呼，成为其存在的必然性。
1956年下半年至1957年初，在苏联，赫鲁晓夫正在诋毁斯大林；在东欧，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文化界都在进行“解冻”；这些都使得中国在遵循苏联榜样时不得不批判地进行。尤其是对待在苏联引起强烈反响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时更是如此，先是国内文坛展开关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争论，[29]“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新提法应运而生，取代苏联习用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30]新提法希望勾画出自己的文艺政策，至少与苏联的强调重点有所不同。它强调浪漫主义，也试图与中国文学古典史联系起来，事实上起到了恢复文学遗产名誉的作用。[31]
四、未完成的革命
“文革”结束以后，革命让位于经济建设和全面改革，历史进入“后革命”时代。文学中革命的内容与形式都大为淡化，甚至趋于消泯，革命因素的淡出使得文学貌似告别革命，实则不然。一方面，革命的内容继续成为部分文学作品表现的题材，我称之为“革命言说”（对“革命”的言说）；另一方面，文学在内容上有意规避革命，或者将革命淡化为背景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在文体、形式层面上进行创造革新，我称之为“言说革命”（言说的革命，如叙事技巧、叙事策略等）；上述两个方面无法截然分开的，而应看作一枚钱币的两面，是二而为一的。
新时期重开国门，西方发展了几百年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思潮、观念并时性地涌入中国，域外资源为中国作家提供了理论支撑和现实营养，对他们的求新、求变过程起到了加强、加速和加剧作用。
在“后革命”时代，对“革命”的言说始终未曾中断，对革命的再现，对历史进行改写的怀旧叙事风尚，弥漫了整个当代文坛。莫言的《丰乳肥臀》、《红高粱家族》，借助残忍的事件、魔幻现实主义、女性崇拜及自然描述，开启了一个冷静客观地反思革命的视角；苏童的《我的帝王世家》对帝国体系的不公与残忍的控诉，与西方流浪汉冒险题材风格的挪用，和谐地粘连在一起；陈忠实的《白鹿原》，其新锐尝试突破了语言与结构层面，还表现在用乡土传统代替革命意识形态，“堕落女人”形象的塑造，意欲开拓一种否弃启蒙后的新叙事方式；王小波的《黄金时代》、《革命时期的爱情》以西方他者作为隐喻，描写权力斗争与情欲经历的纠葛，以愤世嫉俗的姿态对抗意识形态高压。这些都是尝试进行革命言说的典范。
在“后革命”时代，对“革命”的言说与对言说的革命一道，其路径从集体叙事转向彰显自我；对文学功用的期待从启蒙转向世俗化；文学的表现形式由外部关切转向内部自省。但这些都是表面现象，只是“貌似”告别革命。事实上，革命已经内化为我们思想深处的一种集体无意识，原因在于相比于革命年代，“后革命时代”文学的终极价值没有发生转向，而是更加明确地指向“为人生”，以追求“普世”意义为旨归。
在“后革命”时代，特别是90年代中期以来，以怀旧的名义重写“红色经典”[32]大行其道，作为大众传媒的影视创作，勉力担负起生力军的作用。先期的电视连续剧《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稍后出现的电视连续剧《亮剑》、电影《集结号》成为高潮迭起的再现革命的典型个案。上述影视剧的热播、如潮好评与不菲的票房收入，彰显了官方、商家与民间——特别是新左派与自由派最大限度的合作共赢。商家出于市场运作的考虑，将对革命的言说方式进行了好莱坞式的“包装”，不仅以今天的思维与逻辑重新组织叙事，而且有效地吸纳了新左派与自由派的批判意识。在这一过程中官方无疑让渡了部分限制，作为回报他们获得了最有效的主流意识形态表达。一直以来，他们在探寻却苦于始终没能找到的出路，这下他们要感慨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了。
“革命”一直以来都保持着鲜红的色彩，只有到了这个时候，官方欲淡化这种色彩的态度趋于明朗。或许是为了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或许是出于策略的表达，比如稳定台海局势的需要，如今我们倾向于这样表述革命：抗战时我们举全国之力，不分彼此；国共纷争，说到底还是兄弟不和。在这一基调下，革命的历史得以大大往前追溯：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与辛亥革命当然都是革命，其共同旨归在于反帝和（或）反封建；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等，在可预见的将来，也必将被纳入到革命的范畴，其共同旨归在于富民强国。
这样一来，革命的意蕴被巧妙地置换成了先进的中国人对现代性的追求。这一千秋伟业历百余年艰难曲折，仍在进行中。
“革命”一词是中国旧有的，但现代意义上的“革命”，很大程度上是借助手日语的翻译，接受了西学东渐以来形形色色的西方思潮的洗礼，引进并融合了“世界革命”意识，遂变成一个复杂而又富于包容性的概念范畴。中国近现代革命观根植于中国文化深层结构，在面临西方冲击时被激活，通过对法国大革命、俄国十月革命等重大历史事件的感悟和体认，西方revolution理念被选择、吸纳与重构，在二者互动过程中产生了中国现代革命观。
考量“革命”概念在中国的文化适应，不难发现，随着社会文化语境的变迁，“革命”的内涵与外延也在不断进行着调整，每一次调整和变迁的，都伴随着对中国传统的审视与重新估价；对传统的不满与摆脱，和对传统的向往与回归，成为钟摆式摆动的两极。在当今全球化语境下，陷入西方化与本土身份认同之间的夹缝不能自拔，是中国知识分子最大的焦虑困扰，对乌托邦理想社会的追求可以放弃，但是对终极关怀的求索与坚守仍在路上。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至今没有告别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