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古代医学和哲学以朴素的观点把人理解为有机统一体，中医学的整体性更偏向于哲学思辨，古希腊医学的整体性则倾向对人体构成的观察，成为后世中西方医学的不同发展道路的分野。中世纪的神创观念是一个短暂的倒退，近代则立足还原论的视角把人看作“机器”或生物，促进了医学的分科突进和精细化发展，也带来一系列问题。现代重新评价完整的人，立足哲学高度、从医学视角由“治病”到对人的全方位关注，从而在现实层面消解片面性、过度医疗和医患冲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人;整体性;主体性;马克思
所有科学都是为人服务的，离开对人的关注，一切学术都将失去意义。而如何完整地理解人，始终是医学理念和哲学探究的焦点。自古至今，对人的理解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发展进程。对人的理解从远古模糊的整体观到近代解析式的科学观再到现代综合性的系统观，呈现出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过程。古代从整体观点把人看作具体的物，而近代则立足还原论的视角把人看作“机器”或生物。现代从系统论的高度重新评价人，将整体论与还原论有机结合起来，宏观与微观统一起来审视完整的人，对人的理解上升到新的阶段，当下，对人的更深入理解，即从能动的、主客体相统一的社会历史的角度更全面地把握人，对于立足哲学高度、从医学视角由“治病”到对人的全方位关注，从而在现实层面消解医患冲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①苏轼《卜算子》(缺月挂疏桐)：双调44字，上阕4句2仄韵，下阕4句2仄韵。句式：5575。5575。
纵观医学发展的整个历程来看，与科学的进展和社会历史的发展程度相同步，不同的历史时期形成了对人的不同理解，有古代朴素的完整的人的观念，有中世纪的神创观念，有近代“人是机器”“人是生物”的观念，还有现代正在重新发展的关于完整的人的观念。
抗原模拟表位预测结果：HLA_Bind和SYFPEITHI程序对MLAA-22 MHC Ⅰ及MHC Ⅱ限制性抗原肽预测结果如下：HLA Peptide Binding Predictions 程序对MLAA-22MHC-I限制性抗原9肽预测结果(表1)。
1 古代医学和哲学以朴素的观点把人理解为有机统一体
古代中医学认为，作为被医学研究的人，是一个及其复杂的对象。如何理解人，是早期医学思想和学术的一个基本观点和方法问题，也是医学文化的一项重要内容。古代医学以朴素的观点把人理解为一个有机统一体。
中世纪的神创观念是一个短暂的倒退。这一观念围绕两种思想展开，一是神创论，一是原罪论。神创论武断地指认现实世界连人在内都是神灵的产物，万能的上帝不仅创造了人，而且一切事物都因上帝的存在而存在。基督教神学家奥古斯丁说：这个世界“如果不被神所认识，那就不能存在”[5]；又说：“除了你(上帝——引者)创造我们之外，哪里能有存在和生命的泉源流注到我们身上呢？”[6]原罪论则是指亚当和夏娃没有听从上帝的预先警告因偷吃了“智慧之果”而被逐出伊甸园。此后，亚当的子孙都因此而有罪。无论是神创论或原罪论，都是认为“人是上帝造的”。在漫长的中世纪，这一宗教谬论被视为天经地义，至高无上。因此，对人的认识，不是前进了，而是倒退了。
第一，它是对人的认识从神学观向科学观的一次根本性转变，把人从神学殿堂中解放出来，变为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使得医学对人体的研究不再被宗教神秘主义所禁锢，为现代解剖医学在思想上打开了一扇大门，它是向宗教神学革命的“人本主义”思想在自然科学领域的一种表现，是从哥白尼发端的科学思想解放的必然产物，在整个人类思想观念上起到了颠覆性的向前推进作用。
中医学理论认为，天地和万物都是由流动着的气构成的，气分阴阳，由于阴阳二气的作用，先生天地，再生万物。天地万物由气化生，人也是万物之一，因此人与天地万物有着统一的本原和属性，人的生命活动与天地万物一样，遵循着共同的物质运动规律。沿着这一思路，中医学建立了一套“天人相应”的理论，即人与自然界相统一，认为人与自然事物是统一的，一方面，人类依赖自然界而生存，五气五味等人类生存的必需品是来自于自然界。另一方面，人体的生理活动也会随着自然界的四季更替而相应地发生生长和收藏变化。认为四季不同方向的风气与不同的内脏之气相通相联，因而季节不同会使相应的内脏生发病症。地域环境不同也会造成气候、水土与饮食等各方面的巨大差异，导致人的体质与所患疾病也有所不同，因此，中医基于朴素的辩证观点在诊断、治疗和养生中都会特别强调因时因地制宜的原则。
我国古代哲学家基于古代朴素的完整的人观念，在探究万物生存的时候，对人进行过多视角的种种有意义的探讨。例如《庄子·知北游》说：“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1]《内经》则提出：“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天地合气，命之曰人。”[2]用气来解释人和天地万物一样都是天地形气、阴阳相感的产物。《黄帝内经》就特别重视人体的整体性与完整性，认为构成人体的各个组织和器官之间不仅在结构上不可分，而且在功能上体现出相互协调和相互为用的整体性，且在病理上也呈现出相互影响的整体性，视五脏六腑、骨骼肌肉皮毛等是在“神”的主动调节下的相互联系的有机统一整体。大致在同一时期的古希腊哲学家则把人看作某种具有感性外观的自然物，认为水、火、气是万物的本原，也是人的本原。例如赫拉克利特就认为人产生于火，而伊壁鸠鲁则把人看作是许多拥挤的物质分子相结合的结果。公元前400多年的希波克拉底就认为身体由气土水火四元素构成，身体内的血液、黏液、黄胆、黑胆构成人的体质，这些元素建立在统一和谐的基础上，完美结合在一起时人就健康，打破平衡就会生病和痛苦。并且认为疾病与气候、季节等环境也有关系，在治疗思想中也包含了整体性的观点。这些观点和我国古代朴素的人的观念相类似，都深受当时的自然哲学的影响，虽然在现代看来具有很多的缺陷，以朴素的自然哲学为基础，对人体和疾病进行直观，存在一定的模糊性和笼统性，但在充满迷信和神话的古代，以对客观现象的观察和思辨为基点，强调人体内部的统一性与人和外部环境的统一性，无疑是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特别重要的是，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曾指出，人和动物所以不同，就在于“人人都秉赋着认识自己的能力和思想的能力”[3]。亚里士多德把伦理学同人的社会生活联系起来考察，指出：“比起其他的动物界，人类特有的是善恶感、公平和不公平感以及其他类似性质的感知”[4]。关于“人是政治动物”这个命题的提出，第一次揭示出只有社会属性才使人区别于并超出动物界。这些古代的关于人的观念，尽管带有朴素、幼稚、感性直观的特征，但关于人具有思维属性和社会属性的见解，在原则上都是正确的。当然，中医学的整体性更多偏向于哲学思辨，而古希腊医学的整体性则倾向于对人体构成的观察，这成为后世中西方医学的不同发展道路的分野。
2 还原论视角的“人”及其对医学的影响
在中国传统观念中，早期的中医学把人看作形与神、机体与环境的统一体，重视防治疾病中的心神、环境因素。在中国哲学史上，主张天人合一，指的是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为相通、相类和统一。中国古代思想家一般都反对天与人相互敌对的观点，讲求天与人的统一。西汉董仲舒就强调天与人以类相合，力求探索天与人的相通之处，以求天人协调、和谐一致，这既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医学理论的特色之一。中医学的经典著作《黄帝内经》就认为关于天的知识必须通过人体和人类活动得到验证，应该用来为人服务，认为人和天具有共同的规律，将人的需要以及对人的研究置放于天人关系理论的中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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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它是将近代自然科学成就移植、应用于生命科学和医学领域的积极成果。“人是机器”是以自然科学知识的物质力量来研究人的一个伟大进步，科学技术的最新进展开始进入医学领域，特别是17、18世纪，自然科学已从自然哲学中独立出来，牛顿力学对机械运动的研究和第一次技术革命带来的机械化，都达到了时代的高峰。用这样的最新科学技术成果来研究人，把人理解为一架机器，确实体现了一种勇敢的革命精神，对人的理解也达到了那个时代的最高水平。这个模式开辟了运用科学技术革命的成果研究人体的道路，启发了后来进一步运用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的知识和方法对人的研究，推动西方科学技术成果以发展自己的轨道大踏步地向前发展。
与此相伴随的是，医学发展进程中出现了四次比较重要的医学分化，第一次是临床医学的分化，第二次是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的分化，第三次是临床医学与预防医学和公共卫生的分离，第四次则是新一轮临床学科、基础医学、预防医学学科自身的分化。
学术研究只有建立在前人深入研究的基础上，站在科学巨人的肩膀上不断探索和前行，才能扎扎实实取得科学研究成果。而有的研究生在论文写作中,学术态度不端正，对所学学科研究方向和前沿问题不肯于钻研，不深入进行探究和思考，只紧紧停留在学术研究的表面，因此，学术论文撰写过程中，表现为对待论文粗制滥造，弄虚作假，引用他人成果时未列出阅读书目、参考文献、注释，甚至有的对参考文献做了一些修改，对别人的实验成果或实验数据进行改头换面，不加注释，这种做法令学术界所唾弃。
医学是研究人的健康与疾病的科学。要正确地理解健康和疾病，就必须首先正确地理解人。而人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和哲学的一个综合研究对象。医学对人的研究和理解，就不能不接受和应用这些学科提供的知识和方法，形成由这一母体孕育而成的思想和观点。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科学和哲学对人的认识达到不同的水平，形成不同的观点或模式，体现出人类对自身认识的历史阶段性和螺旋上升性，医学科学的发展也不例外。
近代西方医学则把人理解为单纯的生物学客体，文艺复兴时期，与神学对立的观点是把人视为机器。拉美特利就认为“人是一架复杂的机器”[7]17。英国哲学家霍布斯在《利维坦》一书中指出：“人身之有心，譬犹弹簧也；其神经，譬犹游丝也；其骨骼，譬犹齿轮也”[8]。他把人与机械钟表相类比，把人看作是一架和钟表相似的机器。1748年法国军医拉美特利匿名发表《人是机器》一书。他高度评价了笛卡尔“动物是机器”的观点，并提出“人体是一架自己会发动自己的机器，一架永动机的活生生的模型。体温推动它，食料支持它”[7]20。认为人与动物相比较不过是像更为复杂的机器一样，多了几个齿轮和几条弹簧而已，只不过这些多出来的零部件的位置和力量有所不同，在其根本性质上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在拉美特利之后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霍尔巴赫甚至把人的思想意识也归结为某种机械运动，这种机械唯物主义的观点表现得更为极端和彻底，他认为人的认识只不过是大脑振动的效果而已。到了19世纪中期，以德国赫尔姆霍茨为首的四名青年科学家提出，有机体是复杂的机器，唯一的活动力量就是一般的物理、化学力量。不得不说，在这一段时间里，机械唯物主义观点甚嚣尘上。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有机体又先后被描述为“分子机器”“自我调节机器”。这些提法基本上是大同小异，都集中反映了17到18世纪以来西方立足于机械唯物主义的视野对有机体及人体本身的认识的解析性和片面性。其中，拉美特利提出的“人是机器”则是这一时期一个最具有典型意义的代表性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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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它是对人体机械运动的第一次科学的认识。人不是机器，但人的生命活动中包含着机械的、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思维的运动形式，需要分别运用相应的知识和方法来研究。“人是机器”的模式是历史上第一次用力学知识对人体的机械运动所做的研究和阐述。它揭示了人的形态结构和机器之间的相似性，并按照机器的“组合—拆卸”和“一定结构产生一定功能”的原理来解释人体，推动了对人体的解剖研究和向微观方向的分解、还原研究，在近代西方医学发展史上，起到了不可低估的积极作用。在这一进程中，医学开始向专科分化的方向发展，医学开始了快速的进步和发展，一开始以经验为基础形成分工和分科，紧接着以人体不同部位形成医学上的专业分工，在医学走上科学之路后进入了以科学为基础的分工和医学专科阶段，到后来以器械使用为基础的分工和专科。
“人是机器”是当时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产物。这一观点的确立和在医学领域的流行，在生命科学和医学发展史上是一个重大的进步，犹如一记重锤击碎了宗教的神秘外壳，确立了科学精神在医学领域的主导地位，有力地推动了对人体的科学研究。这种观点具有如下特征：
在这一进程中，医学专业越来越细，专科水平日益提高，医学越来越向纵深发展，在显微镜下分析人体细胞和各种病变，对疾病的认识越来越细微具体，对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效果也越来越高。但这种机械决定论的思维方式的局限性也日益凸显，一是忽视了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二是忽略了整个机体从整体上对疾病的影响和作用，三是只聚焦局部病变而忽视人的精神和心理的能动性，四是导致医院各科室各自为战而缺乏整体配合，五是偏执于技术万能和技术决定论，六是使得医疗费用飙升，医患冲突加剧。
3 对人的完整理解及其现实意义
费尔巴哈立足于直观唯物主义的立场把人看成是生物学上的“自然人”[9]67。而现代医学的发展早已证实，人既与机器有本质不同，也与其他生物有根本区别，人是自然属性、社会属性、思维属性相统一的巨系统，应当重新建立起完整的“人”的观念。随着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变，“人”已成为现代医学研究的核心。马克思超越费尔巴哈直观的唯物主义走向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将人的本质定义为社会关系的总和是其中的关键。
人比人体远为复杂，人不仅具有自然属性，而且具有社会属性，有思想、有意识，始终处于能动的生活过程之中。在人与环境的关系定位中，马克思就曾经指出：“环境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10]7。医学的进展一直关注人的生存环境，尤其现代社会，环境污染对人的多种病变的影响已毋庸置疑，在人与自然环境的交互作用中，既有生物性致病因素直接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还有气候、土壤、水文等自然环境对人体健康以及疾病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在关于人的本质属性方面，在被誉为新唯物主义思想萌芽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的名言曾被无数学者多次引用，“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9]7马克思科学地界定了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充分表明了人之所以区别于其他生物尤其是动物的最根本的一点就是人的社会属性，人是社会人。人始终处于各种社会关系的网络之中，不能将人从社会关系中剥离开来。作为社会关系的主体，人的各种社会属性都是在社会交往关系中形成的。因此，人一直处于社会环境之中，社会的政治与经济条件、人文居住环境、营养状况与生活方式、文化程度与人际交往关系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对人的身心健康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从而导致不同的人群产生不同的疾病。如遗传病史、传染病的接触人群就很直接地表明了社会关系的重要影响。
在新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奠基之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立足于现实的人构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大厦，马克思在考察社会历史发展的真实进程时，指出人们的生活过程“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10]33。这里的社会关系并非静止的关系，而是在动态的具体的生活过程中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始终生活于社会关系网络交互作用之中，人不可能游离于社会关系之外，不同的社会关系可以对人的健康产生不同的影响，使不同的人发生某些疾病。同时，社会因素处于动态的历史变化之中，不同时代不同的社会因素对不同人群会产生不同的影响，从而导致不同的疾病。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曾经论及伤寒、猩红热、肺结核、胃病等之所以在英国工人中大量发生，是因为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卫生极端混乱，劳动人口又高度集中，工人极端贫困而引起的。在高度社会化的当下，自然环境也是被高度社会化了的“自然环境”，即人化自然。人化自然中的气候、土壤、水文、植被以及产业布局等与人之间形成了整体性的关系。如每年春风中满大街的植物扬花、柳絮飘飞的场景对呼吸道疾病的影响尤为明显。由此可见，人不过是自然的、社会的普遍联系之网中的一个个节点而已，人与社会关系、人与人化了的自然环境似乎没有明确的边界，而是融为一体的。这为我们在当下全面地认识完整的人提供了全方位的视角。
重新完整的理解人，从系统论的高度重新审视人，将整体论与还原论有机结合起来，宏观与微观有机统一起来确立完整的人，对人的理解上升到新的阶段，这样对人的理解才能更深入，即从能动的、主客体相统一的社会历史的角度更全面地把握人。必须清楚地把握人不仅是自然界的存在物，具有自然属性，同时人与其他生物的根本区别之一是人有意识，人有思维活动，现代医学和科学实验已充分证明了人的心理因素和意识对人的行为选择和健康状况产生重要影响。俗话说的“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就多少反映了意识具有调控人的行为和生理活动的作用这个道理。现代医学研究已表明精神因素与精神病、肿瘤有密切关系，这也充分表明精神和心理因素在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起到重要的影响作用。现代人的忧患和不安、精神心理因素致病的情况则更为复杂和常见。中医学在两千多年发展中，既未走上生物医学的道路，也未把人理解为机器，始终遵循着“生命、心神、环境医学模式”向前发展。这与当代医学发展的最新潮流相吻合，其深刻的理论思想、丰富的实践经验，正通过重建完整的“人”的观念，实现医学模式的转变而发扬光大。在现代医疗过程中，患者不仅是一个单纯的医疗对象和客体，更是一个医疗过程的参与者，也是医疗活动的主体，其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起着重要的积极作用。因此，全面地审视完整的人，尊重人的主体地位，加强对患者的心理疏导，医者在能动的社会生活过程中加强对患者的全方位了解和关注，对于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和积极性，促进医患双方对等互动和更为顺畅的交流，帮助患者康复，避免过度医疗，尤其是有效减少医患冲突，具有不可低估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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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9-03-15；修稿日期：2019-04-20
基金项目: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015SJD162)
作者简介:陈方平(1966-)，男，安徽安庆人，南京中医药大学副教授。
中图号：A81;R-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3222(2019)02-0107-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