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亚剧作中母亲形象的文化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莎士比亚论文,剧作论文,母亲论文,形象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莎士比亚剧作中的女性是具有多重性格层面和丰富精神内涵的圆型人物，如《威尼斯商人》中的鲍希霞、《皆大欢喜》中的罗瑟琳、《第十二夜，或尽随君意》(Twelfe Night,or what you will①)中的薇奥拉、《不列颠之王辛白林》(Cymbeline King of Britaine)中的伊摩琴等等，均以其审美价值与文化张力吸引了众多关注。比起这些秀外慧中、热情追求爱情幸福的少女、少妇形象，莎士比亚塑造的母亲们长期以来一直处于研究的盲区，未能得到足够的重视。②笔者目前掌握的资料显示，西方莎学界在1982年以前不曾推出专题研究莎士比亚剧作中母亲形象的著作，不同流派的评论家提及莎士比亚剧作中的女性时，往往是指剧中的少女、少妇，③而且还时有偏颇。④我国迄今为止也没有系统研究莎士比亚剧作中母亲形象的专著问世，⑤也没有相关专题论文在核心期刊上发表。⑥这种失衡的研究状态，不仅带来莎士比亚“笔下的女性极少属于传统类型”、⑦他作品中的两性对比“总是有利于女性”之类的结论，⑧违背了某些文本事实，还导致了对莎士比亚剧作的片面理解，如芭芭拉·墨瓦特就误以为莎士比亚忽视了一类重要的人物——“完美、温柔、真诚和富有同情心的母亲”。⑨鉴于目前的研究状况，有必要对莎士比亚剧作中的母亲形象进行细致分析，揭示其本质特征和文化内涵，为客观、全面地理解莎士比亚剧作创造条件。
对莎士比亚剧作中母亲形象的研究涉及多部剧作中的众多女性，本文限于篇幅，不可能对莎士比亚塑造的所有母亲形象进行一一论述，而是从他的剧作中选取了因其母亲身份介入戏剧冲突，影响情节发展的代表性人物进行分析，并按照她们在剧中表露出的性格、行为特征及剧中其他人物对她们的评价，将其分为“恶母(aberrant mothers)”、“强母(the powerful mothers)”和“良母(the virtuous mothers)”这三类来讨论。
一、显露情欲、性格残忍的“恶母”
莎士比亚剧作中的“恶母”主要有《亨利六世》(下)(The Third part of King Henry the Sixt)中的玛格莱特王后、《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中的塔摩拉、《不列颠之王辛白林》中的王后等。她们的主要特征有：1.表露情欲：例如，玛格莱特与萨福克私通，致使儿子的血统遭人质疑(2.2.1010)；塔摩拉与艾伦私通，并生下私生子；辛白林的王后是个“相当美艳的恶魔(mo∫t delicate Fiend)”(5.5.3307)⑩，她失去丈夫后并未持节守寡(11)，而是改嫁辛白林。2.残酷无情：例如，玛格莱特捕获与她儿子争夺王位的约克公爵(Duke of Yorke)后，令他用沾有他儿子鲜血的手帕擦脸，还在杀他之前逼他戴纸王冠羞辱他；塔摩拉纵容儿子凌辱仇人的女儿，使其身败名裂，还被割舌斩手；辛白林的王后为了让她与前夫所生的儿子当国王，不仅加害公主，还企图鸩杀国王。
莎士比亚塑造“恶母”时，时常着意凸显她们的情欲和(或)残忍。例如在塑造塔摩拉时，就对该剧素材中塔摩拉的原型(12)——哥特王后——做了改造，添加了她在婚礼翌日主动向情人求欢的情节，渲染了她的情欲。在塑造玛格莱特时，莎士比亚添加了她侮辱约克公爵的情节。她逼约克用血手帕擦脸、戴纸冠的细节在《亨利六世》(下)的两个主要素材，即贺林希德(Raphael Holinshed，?-1580？)编写的《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编年史》和爱德华·霍尔(Edward Halle，1498？-1547)编写的《兰开斯特与约克两高贵家族联合记》中均未提到。《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编年史》仅简略交代王后取胜后，“索尔兹伯里伯爵及所有战俘都被送往庞姆弗瑞特斩首；这些人的首级(包括约克公爵的在内)被送到约克城，插在城门外的柱子上”，(13)未提王后羞辱约克；《兰开斯特与约克两高贵家族联合记》载克利福德砍下约克的头，“给它戴上一顶纸王冠，把它插在柱子上，呈给王后看”，(14)羞辱约克的同样不是玛格莱特。
莎士比亚有意使他剧中的“恶母”与“情欲”和(或)“残忍”纠缠不清，这种笔法暴露了16-17世纪英格兰的流行女性观对他的影响。近代早期英格兰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家对性的罪恶感，无法正确看待人的欲念，同时又相信女性在本质上比男性软弱，性欲比男性强，破坏了性关系的平衡。为了恢复平衡，必须以男性统治代替共同协商。(15)这一时期在社会上占主导地位的新教婚姻观虽让家庭和婚姻关系摆脱了天主教神学的束缚，但又使它们受到世俗当局的操控，结果淡化了性伦理的宗教神秘感，却加重了它的封建专制和家长制色彩，它的“生殖”功能和“忠诚”的规范，这给新教婚姻观和家庭理念打下了深刻的传统烙印。新教改革家维护世俗婚姻的理由之一是它能为男性提供发泄本能欲望的渠道，使其避免通奸和性邪恶，这种观念难免将女性的存在价值化约为“男性的性对象”，使女性落到这种窘迫的境地：“对于他[男人]来说，她[女人]就是性——绝对的性，而不是别的什么。女人参照男人被定义、区分，而不是男人参照女人”。(16)而将张扬个体生命意识的情欲视为男性的特权和女性的禁忌是这种观念的必然产物。莎士比亚剧作中表现情欲或是夫死再醮的母亲大多不得善终，反映了新教性伦理对莎士比亚的影响。
除了表露情欲外，莎士比亚剧作中的“恶母”还因“性格残忍”备受非议，这同样与16至17世纪英格兰社会对女性的理解密切相关。在1600年左右，解剖学的发展已证明传统的“单性模式(one-sex model)”女性卑劣观的谬误，批驳了将女性视为缺乏热度的、有“缺陷”的雄性的观念。(17)这一时期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 of Kos，前460？-前377？)的医学著述产生了较大影响，希波克拉底否定女性比男性缺乏“热度”，认为女性机体与男性机体存在根本差异，(18)这种观点在医学界赢得了支持，如罗德瑞戈·达·卡斯特罗医生(1550-1627)就曾进一步指出“若认为女性缺少热度，就无法解释她们的髂骨为何比男性的宽厚许多”。(19)遗憾的是，医学的进步虽让社会对两性差异的认识产生巨变，(20)却未使两性地位更加趋于平等，反而给男尊女卑，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提供了“科学依据”。16世纪就有不少医生相信女性的肌体结构注定了她们的从属性，他们认为“女性的‘矢状缝’长，这是儿童的普遍特征，说明女性和儿童一样不成熟，需要成熟的男性来管束”；(21)“女性的骨盆尤其是髂骨普遍比男性宽，是为了容纳子宫并承受孕期不断增大的子宫的重量”，(22)所以做母亲是女性的“首要使命”。(23)这种成见把男女之别变成了理性与感性、大脑与身体的二元对立，由此便将男性特征限定为勇敢、主动、睿智等，并将温柔、被动、幼稚等秉性作为与男性性格相对的特征强加给女性。女性若未表现出父权社会期冀的“女性特征”，或具有社会认定属于男性的特征，就会被视为“反常”，莎士比亚剧作对此也有反映。例如，《亨利六世》(下)中的玛格莱特在羞辱约克时就遭到他的诘难：“你这样做还算是女人？/女人一向心软、温和、慈悲、柔顺，/你却这么严厉、固执、狠毒、粗野、残酷”(1.4.606-8)。具备女性躯体与“男性性格”的“恶母”在文本内外均引起男性的恐慌。在近代早期的英格兰，这种“不男不女”的女性时常被当作女巫或泼妇迫害。玛格莱特在莎士比亚剧作《理查三世的生与死》(The Life & Death of Richard the Third)和《亨利六世》(下)中分别被斥为“巫婆(Witch)”(1.3.633)与“泼妇(Callet)”(2.2.1022)，绝非偶然。
莎士比亚剧作中“恶母”的下场是可悲的：玛格莱特失去丈夫和儿子，只能在放逐中了却残生；塔摩拉被杀后还被曝尸；辛白林的王后发疯而死。这些“恶母”形象的特征与结局反映了西方社会传统女性观对莎士比亚的消极影响以及剧作家对女性的情欲和“残忍”的排斥。
二、干预社会事务、忽视“父亲之名”的“强母”
莎士比亚剧作中的“强母”有《约翰王的生与死》(The Life and Death of King John)中的康斯坦丝王后、爱丽诺太后，《科利奥兰纳斯的悲剧》(The Tragedy of Coriolanus)中的伏伦妮娅等。她们的特征主要是：1.干预孩子的社会事务：例如，康斯坦丝坚持要无意为王的儿子亚瑟与约翰争夺王位，不顾一切将他朝王位上推；爱丽诺藐视王权的顺位继承传统，鼓动僭王约翰用“强力控制”弥补“合法权利”的不足(1.1.46)；伏伦妮娅贪求声名，苛求儿子科利奥兰纳斯建立军功，又逼其竞选执政来实现她那“幻想构成的美梦”(2.1.1102-3)。2.忽视“父亲之名”的威权(24)：“父亲之名”(le Nom du Père)里的“父亲”并不是指“真实的父亲”(le Père Réel，即生理意义上的父亲)，(25)而是一个象征性(le Père Symbolique)的能指符号。他代表着法律规章与家庭秩序，防止母子间的亲密关系向血亲乱伦蜕变。在父-母-子的三角关系中，父亲的位置往往为“父亲之名”所替代，这个能指可通过儿子、母亲的话语，甚至某些物体得以彰显，而与“真实的父亲”并无实际联系。“父亲之名”可以是一个人、一个组织、一个名称、几句话，甚至是体现父亲的象征力量的物体。(26)“真实的父亲”是否具有“父亲之名”的象征功能，取决于他的作用是否受人认可。莎士比亚剧作中的“强母”都忽视了“父亲之名”，如爱丽诺无视“英格兰原属杰弗里”(2.1.402)，排挤“杰弗里的继承人”(2.1.403)，践踏了杰弗里的“父亲之名”；康斯坦丝讥诮杰弗里为爱丽诺之子，所以血统可疑(影射爱丽诺不贞)，爱丽诺闻言提醒亚瑟“她侮辱了你父亲”(2.1.429)，口不择言，同样有损杰弗里的“父亲之名”；伏伦妮娅忽视“父亲之名”的表现是完全视儿子为个人“财产”，称他为“我的好战士”(2.1.1076)、“我的好马歇斯”(2.1.1077)，强调他是受了她的夸赞才“成为军人”(3.2.2215)的，她不仅将儿子及其获得的荣誉一手包揽，绝口不提他的父亲，还对该剧塑造的“父亲”形象——元老米尼涅斯——毫无敬意。米尼涅斯喜欢以科利奥兰纳斯的“米尼涅斯老爹”(5.2.3305-6)自居，科利奥兰纳斯也承认他“比父亲还爱我”(5.3.3357)。但科利奥兰纳斯被放逐后，伏伦妮娅求助的对象是他的官长考密涅斯而非米尼涅斯，虽然后者与考密涅斯同样“一把年纪”(4.1.2486)。伏伦妮娅不承认米尼涅斯的作用，宣告了他作为“父亲之名”的“死亡”。
莎士比亚塑造“强母”时，注重突出她们干预孩子的社会事务和忽视“父亲之名”的一面，他刻画伏伦妮娅时，就对素材中的科利奥兰纳斯之母做了大幅改造(27)，科利奥兰纳斯之母驱使儿子早早参战、强迫他参选执政等情节，都是莎士比亚的自创。原本素材里的科利奥兰纳斯之母并未像伏伦妮娅那样，由于贪恋荣誉把儿子推进生死场，倒是儿子自学“使用武器”，(28)后来成为出色的军人；参选执政也是儿子本人的主意，其母并未干预此事。(29)此外，莎士比亚有意保留了素材中提到的科利奥兰纳斯家“父亲之名”缺席的后果，如《希腊罗马名人传》中的有关章节提到，科利奥兰纳斯之母一手把儿子养大，使他因“缺乏教养”而“性格暴躁缺乏耐性”，(30)这种细节在莎士比亚笔下得到了强化。莎士比亚塑造的伏伦妮娅过早让儿子过行伍生活，使他不通人情世故，还给他灌输片面的贵族阶级观，使他极其鄙视平民，给他日后的悲剧种下了隐患。
莎士比亚剧作中的“强母”干涉社会事务，违背了近代早期英国流行的“男主外、女主内”的两性观。当时社会相信女性比男性“更轻浮，更容易产生自负、愚蠢的念头和主张”，(31)所以应当留在家中生儿育女操持家务。在英国，宗教改革的推行大大缩小了女子的活动领域，从15世纪后期起，在纺织、酿酒、医疗等原本主要由女性从事的行业，女性受到了极大的排斥和限制，主要由女性经营的零售业至16、17世纪也逐渐被男性接管。(32)父权制社会中家庭的主要功能是促成子女的社会化，使其适应社会文化对性别角色与性别气质的界定。社会把保障孩子的身心健康视为母亲的职责，又认为母亲容易对儿子产生不良影响，因而提出儿子“完成启蒙，具备成熟男子的条件”之一，就是“脱离母亲……与另一个女子结合，发展两性关系”。(33)溺爱儿子的母亲会被指责为使儿子“成年后优柔寡断，缺乏男子气概”的罪魁。(34)母亲若在儿子成年后还频繁干预其社会事务，会被视为导致儿子不幸的根源。莎士比亚剧作中的“强母”无视“父亲之名”，挑战了父权社会赋予男性的权威。而忽视“父亲之名”的她们无法让孩子获得心灵的成长，反而使他们与社会产生隔阂，最终走向死亡。《科利奥兰纳斯的悲剧》就形象地说明了母亲的过分干预使儿子到死都是“爱哭的孩子(boy of Teares)”(5.6.3770)，无法融入父权社会的公认秩序。科利奥兰纳斯的悲剧是“父亲”缺席的结果，也是“强母”忽视“父亲之名”的结果。
莎士比亚剧作中“强母”的结局同样是可悲的。爱丽诺为巩固约翰的王位苦心经营，却在王位争夺战白热化时撒手归西，使众叛亲离的儿子被反对者毒死；康斯坦丝将儿子推进争夺王权的漩涡，使他送了性命，她也因此发疯而死；伏伦妮娅同样永远失去了儿子。从这些“强母”的性格行为特征和命运轨迹不难看出，莎士比亚赞同传统的“女主内”观念，希望母亲以尊重“父亲之名”的权威为前提来行使母权，成为父权的合格代理人，因而通过安排“强母”及其子嗣的悲剧命运，来说明女性干预社会事务及忽视“父亲之名”可能引发的灾难。
三、关爱子女、消除男性阉割焦虑的“良母”
莎士比亚剧作中的“良母”主要有《错误的喜剧》(The Comedy of Errours)中的爱米莉亚、《冬天的故事》(The Winters Tale)中的赫美温妮等。这些“良母”的主要特征是：1.关爱子女：例如，爱米莉亚与孩子重逢后感叹：“我的儿子们，自从我生下你们/已过了33年；直到现在，/我才卸下心头的重担(5.1.1890-2)”；受难的赫美温妮不是担忧个人不幸，而是担忧自己蒙上的污名会影响子女的“名誉(Honor)”(3.2.1217)。2：忠于丈夫，消除男性的“阉割焦虑”(35)。例如，爱米莉亚与丈夫失散多年，始终隐居于修道院守节；赫美温妮以丈夫的恩宠为“此生最大的幸福”(3.2.1273)，尽管受其迫害饱尝艰辛，最终还是毫无怨言地回到他身边。
莎士比亚塑造“良母”时有意刻画她们的慈爱与忠贞。他将赫美温妮塑造为与素材中的对应者——贝拉丽娅(Bellaria)——相同的慈母。(36)赫美温妮陪孩子玩的场景(2.1.613-27)散发着母爱的温馨，具有“不可抵挡的感染力”。(37)此外，她又比贝拉丽娅“高贵、得体(more noble and subtle)”，(38)后者常去丈夫故交的卧室查看是否一应周全，(39)莎士比亚删除了这类细节，使赫美温妮的言行举止无可指摘，也使她丈夫的妒意愈显专横无理。
莎士比亚笔下的“良母”是传统母亲的典型代表，符合父权社会制订的道德规范。“良母”的慈爱反映出近代早期英国社会对母亲的要求。这一时期“新的文艺复兴理论带来了‘新母亲’观念的发展”，(40)社会强调母亲养护、教育子女的义务。当时为人称颂的“良母”都具备关注子女的健康、信仰和智力培育等美德，如伊丽莎白·格瑞梅斯顿和多萝茜·利等均在这些方面做出了表率，并留下了相关的书面材料。(41)“良母”往往得到父权社会和男性家长的赞许，如约翰·霍尔就曾称道妻子安妮对长子的精心栽培。(42)
莎士比亚剧作中“良母”的忠贞与近代早期英国父权社会中折磨男性的阉割焦虑密切相关。父权社会为了将男性驾驭女性的权力合理化，有意贬低怀孕、分娩等女性机能(45)，刻意与生育领域保持距离；同时又利用女性的生育机能将其锁进家庭的囹圄，以巩固男性对社会空间的垄断。这种做法无形中使女性获得了生育领域的自主权。男性尽管能在社会其他领域把持霸权话语，在关系到父权社会基础的生育领域却难展拳脚。由于“父亲的名分是通过判断来确定的”，(45)与婴儿缺乏直接接触的父亲便急于表明与孩子的血缘关系，用多种仪式来“宣称创造人类的是他们自己，女性仅仅生育了人的肉体”。(45)女性若在婚内产下私生子，不但会阻碍男性家长的财产、地位的传承，还会使他们颜面扫地。由于男性无法有效监控女性的生育活动，女性在生育上的潜在话语权就使父权制度“建立男性权力和男性菲勒斯霸权的尝试，总是受到来自另一性别的……巨大威胁”(46)。男性在父权社会的主体地位始终笼罩在“阴云”中，难免使男性产生“阉割焦虑”。在这种情况下，忠贞的“良母”自觉压抑生命本能，对丈夫矢志不渝，具有缓解男性“阉割焦虑”的功效，自然备受男性称道。《冬天的故事》中的赫美温妮被迫隐居16年，时光镂下的皱纹使她丧失了性的吸引力，得以顺利整合进男性建立的“良母”范畴。她丈夫曾对年轻迷人的她疑神疑鬼，却对年老的她顶礼膜拜，这种前倨后恭恰恰象征了父权社会对有血有肉的女性的不信任，而对抽象理想的女性“忠贞”却畸形崇拜。
莎士比亚剧作中的“良母”最终都获得了幸福，例如爱米莉亚与家人团聚，赫美温妮也见到了朝思暮想的女儿。从这类母亲形象的特征和结局不难看出父权社会对所谓理想母亲的期待以及剧作家对这种期待的认同。
四、结语
莎士比亚剧作中的“恶母”、“强母”和“良母”的描写从不同侧面否定了女性主体意识，反映了坚持男性统治的必要性，说明莎士比亚将抹杀女性主体意识与社会稳定相联系，认同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秩序。这三类代表性的母亲形象显示出莎士比亚受自身性别视角的限制和父权社会文化背景的影响，不可能真正理解女性的需要、同情母亲的境遇，他所操持的男性话语也无法揭示对女性的客观认识，无法描述女性作为母亲的独特困境。莎士比亚笔下个性鲜明的“恶母”、“强母”和“良母”形象既展示了他对“复杂变异化的人性”的理解，(47)也证实了他的女性观“不可能超越当时的历史范畴，只能达到伊丽莎白时代的水平”。(48)
注释：
①本文的论述以1623年出版的第一对开本莎士比亚剧作集《威廉·莎士比亚先生的喜剧、历史剧与悲惨剧》(M R.WILLIAM SHAKESPEARES COMEDIES,HISTORIES,& TRAGEDIES)为底本。鉴于第一对开本的目录与正文部分提供的剧名时有出入，本文以目录所列剧名为准。
②《哈姆莱特的悲剧》中的葛特露王后时常被视为王子“发疯”及其复仇“延宕”的重要原因而饱受贬抑，算是“例外”。
③可参见：Anna Jameson,Shakespeare's Heroines:Characteristics of Women,Moral,Poetical,and Historical,2[nd] ed.vol.1-2(London:George Bell & Sons,1833); George William Gerwig,Shakespeare' s Ideals of Womanhood(East Aurora,N.Y:The Roycroft Shops,c1929)等作。
④如塞缪尔·泰勒·科勒律治就认为她们缺乏个性，“个体间的差异、变化仅在于所处的环境不同”，参见：Terence Hawkes,ed.,Coleridge on Shakespeare; A Selection of the Essays,Notes and Lectures of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on the Poems and Plays of Shakespeare(Harmondsworth:Penguin Books,1968)226，威廉·赫兹立特也认为她们“似乎只能依附其他人物而存在”，参见：William Hazlitt,"Characters of Shakespeare's Plays," in A.R.Waller and Arnold Glover,eds.,The Collected Works of William Hazlitt,vol.1(London:Dent,1902)180。
⑤这是2009年4月检索中国国家图书馆中文馆藏书目得出的结论。
⑥这是2009年4月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对“莎士比亚”和“母亲”两个词进行主题检索得出的结论。
⑦Juliet Dusinberre,"On Taking Shakespeare's women for Granted," in The Shakespeare Newsletter 28(1978)18.
⑧Ann Thompson and Sasha Roberts,eds.,Women Reading Shakespeare,1660-1990:An Anthology of Criticism(Manchester and New York: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7)155-156，247.
⑨Barbara Mowat,"Images of women in Shakespeare's Plays," in Southern Humanities Review 2(1977)156.
⑩文中出现的莎士比亚剧作原文及其所属的幕次、场次、行数均参考Charlton Hinman,The Norton Facsimile:The First Folio of Shakespeare(New York:w.w.Norton,1968)，译文为笔者自译。
(11)莎士比亚剧作把女子改嫁当作表露情欲的不检行为，剧中有不少改嫁的母亲不是遭人诟病就是死于非命，如原为格雷夫人的伊丽莎白王后、哈姆莱特之母、辛白林的王后(克洛登之母)等。
(12)对《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的素材来源学者们看法不一，本文对其素材的讨论主要根据杰弗里·布洛提供的《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的悲惨经历》(The Tragical History of Titus Andronicus)与《令人哀痛的T.安德洛尼克斯的悲惨经历》(The Lamentable and Tragical History of T.Andronicus)，参见Geoffrey Bullough,ed,Narrative and Dramatic Sources of Shakespeare,vol.6(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3)。
(13)Raphael Holinshed,Chronicles,2[nd] ed.(London:Henry Denham,1586)659.
(14)Edward Hall,The Union of the Two Noble and Illustre Farreslies of Lancastre[and]Yorke(Londini,1548)185.
(15)Angelikie Laiou,Consent and Coercion to Sex and Marriage in Ancient and Medieval Societies(Washington,DC:Dumbarton Oaks Research Library and Collection,c1993)266-267.
(16)Simone de Beauvoir,The Second Sex,trans.H.M.Parshley(Harmondsworth:Penguin Books Ltd,1972)16.
(17)亚里士多德：《论动物生成》，崔延强译，见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五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39、364页。
(18)具体阐述可参见：Helen King,Hippocrates' Woman:Reading the Female Body in Ancient Greece(London:Routledge,1998)等书。
(19)Rodrigo da Castro,De Universa Mulierum Medicina(Cologne,1603)78.
(20)具体论证可参见:Ian Maclean,The Renaissance Notion of Woman:A Study in the Fortunes of Scholasticism and Medical Science in European Intellectual Lif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0); Evelyne Berriot-Salvadore,Un corps,un destin:La femme dans la medecine de la Renaissance(Paris:Champion,1993)等书。
(21)Jean Riolan,Opera Omnia(Paris:Perier,1610)40.
(22)Michael Stolberg,"A Woman down to Her Bones:The Anatomy of Sexual Difference in the Sixteenth and Early Seventeenth Centuries," Isis 94.2(Jun.2003)277.
(23)Emile Littre,ed.,Oeuvres complètes d'Hippocrate,vol.6(Amsterdam:Hakkert,1962)512.
(24)Jo
l Dor,Le père et sa fonction en psychanalyse(Ramonville Saint-Agne:
ditions rès,c2002)1.
(25)Dor,Le Père et sa fonction en psychanalyse,16.
(26)Dor,Le Père et sa fonction en psychanalyse,21.
(27)该剧素材主要来源是普鲁塔克(Plutarch，46？-120？)的《希腊罗马名人传》(Lives of the Noble Grecians and Romanes)、李维(Titus Livius，前59-I7)的《罗马史》(The Romane Historie)和佛罗勒斯(Lucius Annaeus Florus,约生活在公元2世纪)的《罗马史》(The Roman Historie)。
(28)Geoffery Bullough,ed.,Narrative and Dramatic Sources of Shakespeare,vol.5( New York:Columbia Press,1964)506.
(29)Bullough,Narrative and Dramatic Sources of Shakespeare,vol.5,505-527.
(30)Bullough,Narrative and Dramatic Sources of Shakespeare,vol.5,506.
(31)Certain Sermons or Homilies Appointed to be Read in Churches(London:Society for Promoting Christian Knowledge,1908)537.
(32)Merry E.Wiesner,Women and Gender in Early Modern Europe,2nd e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118.
(33)马健珺：《祸水女人角色的双面性》，见国立成功大学外语系主编：《中华民国第一届英美文学研讨会论文集》(修订版)，台北：书林出版有限公司，中华民国76年，第35页。
(34)王挺之、刘耀春：《欧洲文艺复兴史·城市与社会生活卷》，刘明翰主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97页。
(35)“阉割”是指在道德秩序和意识形态层面颠覆男性的主体地位。
(36)该剧的素材是罗伯特·格林(Robert Greene，1558？-1592)的散文体传奇故事《潘多斯托，时间的胜利》(Pandosto,the Triumph of Time,London:Thomas Orwin，1588)。故事里的贝拉丽娅疼爱子女，听闻丈夫要处死女儿，她悲痛得“精神恍惚”，儿子的死讯使她“仆地身亡，无法救治”(Robert Greene,Pandosto,the Triumph of Time)166，171。
(37)Helena Faucit Martin,"Shakespeare's Women:By One Who Has Impersonated Them," in Blackwood's Magazine(January 1891)90.
(38)William Shakespeare,The Winter's Tale,ed.,Frederick E.Pierce(New Haven &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18)129.
(39)这或许表明贝拉丽娅“虽然纯洁，却不谨慎”(though pure,is imprudent),参见Shakespeare,The Winter's Tale,128。
(40)Betty S.Travitsky,"The New Mother of the English Renaissance:Her Writings on Motherhood," in Cathy N.Davidson & E.M.Broner,eds.,The Lost Tradition:Mothers and Daughters in Literature(New York:Frederick Ungar Publishing Co.,1980)33.
(41)可参见Elizabeth Grymeston,Miscellanea.Prayers.Meditations.Memoratiues(London:Melch.Bradwood,1608)等作。
(42)John Holles,Letters of John Holles,1587-1637,vol.1,ed.,P.R.Seddon(Nottingham:Derry and Sons,1975)31.35-6.
(43)如用禁忌强化女性分娩“不洁”的印象，规定“若有妇人怀孕生男孩，她就不洁七天，……若生女孩，就不洁两个七天”(利未记，12：2-5)，参见Holy Bible(King James Version)(New York：Ivy Books，1991)110。
(44)雅克·德里达、伊丽莎白·卢迪内斯库：《明天会怎样——雅克·德里达与伊丽莎白·卢迪内斯库对话录》，苏旭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2年，第53页。
(45)Dorothy Dinnerstein,The Mermaid and the Minotaur：Sexual Arrangements and Human Malaise(New York:Harper & Row.c1977)80.
(46)朱莉亚·克里斯蒂瓦：《恐怖的权力论卑贱》，张新木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101页。笔者对译文做了少许改动。
(47)曹禺：《论戏剧：曹禺戏剧集》，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年，第177页。
(48)任明耀：《情趣无穷的〈驯悍记〉》，见张泗洋、孟宪强主编：《莎士比亚在我们的时代》，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