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魏晋士族制度的历史考察——兼评陈寅恪的士族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士族论文,魏晋论文,制度论文,陈寅恪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1)01-0090-08
魏晋士族制度，这是近年来学界讨论较多的一个问题。讨论中多依陈氏提出的标准，即：一、门第，二、婚宦。其论门第时又有经学转玄学之说（即经学世家转为玄学世家）。我认为，陈氏论士族门阀虽不无可取之处，但其立论标准是有问题的。其后学申论其说就更是错误的了。为什么这样说呢？
一
魏晋士族制度有一个发展过程。只有把握这个发展过程，我们才能全面理解这个问题，抓到问题的实质，而不至于把一些次要的、甚至莫须有的东西拉扯进来，掩蔽事实真相。
魏晋士族制度始于九品中正制。这是在汉魏禅代之年由吏部尚书陈群提出来的。因此，《通典》系其事于延康元年，《通鉴》系其事于黄初元年。实际上这是同一年（公元220年），只是于汉为延康元年，于魏为黄初元年而已。说明这一点很必要，此前是无所谓士族的。我们用不着把士族制度和东汉的世家大族联接起来，好像士族制度是由汉代的世家大族发展而来的。如果这样作，那就是逻辑上的概念不清或概念混淆了。现将这两条材料抄录于下，以备核察：
据《通典》记载：“魏文帝为魏王时三方鼎立，士流播迁，士人错杂，详核无所。延康元年，吏部尚书陈群，以天朝选用，不尽人才，乃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选。择州郡之贤有识鉴者为之，区别人物，第其高下。”（注：杜佑：《通典》卷一四《选举二》。
《通鉴》记此较为简略，其文云：“尚书陈群，以天朝选用不尽人才，乃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选，择州郡之贤有识鉴者为之，区别人物，第其高下。”（注：司马光：《资治通鉴》卷六九《魏纪一》。）
这两条材料都说明了九品中正设立的时间、原因和评定方法。九品，即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但定品的标准是什么？这里没有说明，因而给人留下了任意解释的空档。为此，我们须要另引两条材料，解决这个问题。据《宋书·恩倖传》：
“汉末丧乱，魏武始基，军中仓卒，权立九品，盖以论人才优劣，非为世族高卑。因此相沿，遂为成法，自魏至晋，莫之能改。州都郡正，以才品人，而举世人才，升降盖寡，徒以凭借世资，用相陵驾。都正俗士，斟酌时宜，品目多少，随事俯仰，刘毅所云‘下品无高门，上品无贱族’者也。岁月迁
，斯风渐笃，凡厥衣冠，莫非二品，自此以还，遂成卑庶。周汉之道，以智役愚，台隶参差，用成等级；魏晋以来，以贵役贱，士庶之科，较然有辨。”
从这条材料看，中正评士本来是以才论人，但评定为官之后，即不再改动，再评时就“徒以凭借世资，用相陵驾”了。这里所说“世资”，即门资，亦即门第，或者说是上品高门世家。就此而言，按门第评人才是后来的事，当初并不如此，所以我们不能前后颠倒，由此推论出自设立中正起，就是以门第作为评人标准的。这里也提到世族，但所指乃魏晋世族，和东汉时的世家大族是不能混为一谈的。陈氏之徒不明于此，以为九品官人之法自始就是以官宦门第为标准的，并且画蛇添足，由此引伸出经学世家转为玄学世家来，这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试问，九品官人所指乃流散到各地的士人，他们有什么官宦门第可言呢？
这条材料是很重要的，但还不足说明：中正评人的标准是怎么转变的，在何时转变的，转变的原因是什么呢？为此，我们有必要另引一条材料。据《晋书·卫瓘传》记载：
卫瓘与太尉司马亮共同上书晋武帝，建议废除九品中正制，恢复汉代的乡举里选制。理由是：“魏氏承颠复之运，起丧乱之后，人士流移，考详无地，故立九品之制，粗且为一时选用之本耳。其始造也，乡邑清议，不拘爵位，褒贬所加，足为劝励，犹有乡论余风。中间渐染，遂计资定品，使天下观望，唯以居位为贵，人弃德而忽道业，争多少于锥刀之末，伤损风俗，其弊不细。”因此，他们建议“尽除中正九品之制，使举善进才，各由乡论。”结果是：“武帝善之，而卒不能改。”
那时提出废除九品中正制，恢复乡举里选的还有稍后于卫瓘的李重。但历仕魏晋的卫瓘，其议尚不被采纳，李重之议当然毫无结果了。这且不说，还是回到卫瓘的建议上来。
从卫瓘的建议内容看，九品官人法的实施可分两个阶段。在开始的一个阶段里，中正评人是“不拘爵位”，即不以爵位的高低有无为标准。标准为何？从字面上看是“乡邑清议”，清议的内容当然是才学和品德了。这当然不是说要排除在朝士人，只评议在野士人，而是不分在朝在野，统按乡邑清议对其才学和品德的褒贬评之。只此之故，这种评议才有“乡论余风”。“乡论”者，乡举里选之风也。
但在随后的一个阶段，中正评人就“弃德而忽道业”，“计资定品”，“唯以居位为贵”了。其结果自然是积重难返，要想改弦易辙，都不可能了。故“武帝善之，而卒不能改。”怎么改呢？当朝显要都是经过这样评议的，能把他们再按乡举里选重评一番吗？
从这里不难看出，在州郡中正设立之初，其评士人并不以门第为标准。所谓“不拘爵位”，即不拘门第也。陈氏之徒以为中正评人自始即以门第为准，其错误是不言而喻的。
不仅如此，那里还有名显于世，身居高位，而中正不予评议者。据《三国志·吴质传》载：“吴质，济阴人，以文才为文帝所善，官至振威将军，假节都督河北诸军事，封列侯。”注引《魏略》曰：“始质为单家，少游遨贵戚间，盖不与乡里相浮沉。故虽已出官，本国犹不与之士名。及魏有天下，文帝征质，与车驾会洛阳。到，拜北中郎将，封列侯，使持节督幽、并诸军事，治信都。太和中，入朝。质自以不为本郡所饶，谓司徒董昭曰：‘我欲溺乡里耳’。昭曰：‘君且止，我年八十，不能老为君溺攒也’。”这件事当然不足以表明中正评人的通例，但却是以说明：爵位在中正眼里是无足轻重的。
至于陈氏所谓经学门第转玄学门第，纯属莫名其妙。查有关材料，门第均指爵位或官位，或者说指居高位的官宦世家，权要势族。其含义是政治权力，和什么经学或玄学均无直接关系。当然，在官宦之家中，有治经学的，如王肃、杜预、羊祜等等；有事玄学的，如何晏、王弼、阮籍、嵇康等等。玄学家中，有来自经学世家的，也有来自其他途径的。但这些均不足以作为门第的定义。我们不能比照汉代以经学取士，说九品官人是以玄学取士的。陈氏之徒可以定向摘取一些材料曲成其说，但总归是经不起深究的。
门第之含义既明，我们就可以谈第二阶段，即“中间渐染”的问题了。这个“中间”的下限，我认为应截至晋魏禅代之年，最晚到晋武帝平吴为止。上限或可始于司马氏集团消灭曹爽集团，至晋代魏，这就是中间了。为什么这样定呢？不妨从夏侯玄和司马懿的一段对话谈起。据《三国志·夏侯玄传》：玄在正始初年官至散骑常侍、中护军，以善知人闻名。当时司马懿为太傅，问以时事。玄在回答时提到了九品官人的问题。其议曰：
“夫官才用人，国之柄也。故铨衡专于台阁，上之分也；孝行存乎乡闾，优劣任之乡人，下之叙也。夫欲清教审选，在明其分叙，不使相涉而已。何者？上过其分，则恐所由之不本，而干势驰骛之路开；下踰其叙，则恐天爵之外运，而机权之门多矣。夫天爵下通，是庶人议柄也；机权多门，是纷乱之原也。自州郡中正品度官才以来，有年载矣，缅缅纷纷，未闻整齐，岂非分叙参错，各失其要之所由哉！若令中正但考行伦辈，伦辈当行均，斯可官矣。何者？夫孝行著于家门，岂不忠恪于在官乎？仁恕称于九族，岂不达于为政乎？义断行于乡党，岂不堪于任事乎？三者之类，取于中正，虽不处其官名，斯任官可知矣。行有大小，比有高下，则所任之流，亦涣然明别矣。奚必使中正干铨衡之机于下，而执机柄者有所委仗于上，上下交侵，以生纷错哉？且台阁临下，考功校否，众职之属，各有长官，旦夕相考，莫究于此。闾闫之议，以意裁处，而使匠宰失位，众人驱骇，欲风俗清静，岂可得乎？天台悬远，众所绝意。所得至者，更在近侧，孰不修饰以要所求？所求有路，则修己家门者，已不如自达于乡党矣。自达乡党者，已不如自求之于州邦矣。苟开之有路，而患其饰真离本，虽复严责中正，督以刑罚，犹无益也。岂若使各帅其分，官长则各以其属能否献之台阁，台阁则据官长能否之第，参以乡闾德行之次，拟其伦比，勿使偏颇。中正则唯考其行迹，别其高下，审定辈类，勿使升降。台阁总之，如其所简，或有参错，则其责负自在有司。官长所第，中正辈拟，比随次率而用之，如其不称，责负在外。然则内外相参，得失有所，互相形检，孰能相饰？斯则人心定而事理得，庶可以静风俗而审官才矣。”
这段话长了一些，但通篇均与中正官人相关，只好全引下来。文中有些辞句须作解释，但解释起来过于烦琐，只好省略。全文的大意是，国家用人不应委之中正，让士人去巴结中正，而不求于台阁（指吏部尚书）。如此，台阁的用人权就失掉了，所以必须予以纠正。而要纠正中正侵权之弊，必须把选人之责委之于各部门各级官吏，特别是州郡行政长官。由他们举荐人才并分出档次，上报台阁；然后由台阁交中正审核。“考其行迹，别其高下，审定辈类，勿使升降。”最后，台阁依据中正审核过的人选予以任用。这样，所用之人就较为得当而不致于引起纷乱了。
从这段材料来看，直到魏明帝死，齐王芳当皇帝之初，中正评人还不以官位高低为依据；相反，是中正侵台阁之权，要台阁按中正之举荐来用人。质言之，这时的中正还不是为达官贵人、权门显要服务的。司马懿给夏侯玄的书面答复也证明了这一点。报书曰：“审官择人，除重官，改服制，皆大善。礼乡闾本行，朝廷故事，大指如所示。而中间一相承习，卒不能改。”至于他的态度，则是“恐此三事，当待贤能然后了耳。”为什么司马懿要这样回答呢？
时司马懿与曹爽共同辅政，曹爽集团排斥司马氏。嘉平元年，司马氏乘曹爽奉皇帝谒高平陵之际，发动政变，诛灭曹爽集团。被杀的除曹爽三兄弟外，还有黄门张当、尚书丁谧、邓颺、何晏、司隶校尉毕轨、荆州刺史李胜、大司农桓范等，皆“夷三族”。夏侯玄是曹爽的姑表兄弟，曹爽兄弟被杀，他为之不平。嘉平六年，“中书令李澧与皇后父光禄大夫张缉等谋废易大臣，以太常夏侯玄为大将军。事觉，诸所连及者皆伏诛。”（注：《三国志·三少帝传》。）这里所说的“废易大臣”，实际上是要夺回司马氏兄弟的权力；结果，他们反而被司马氏收拾了。接着，司马氏废掉了皇帝齐王曹芳（字兰卿），迎立高贵乡公为帝。高贵乡公不甘于作司马氏的傀儡，发兵攻司马氏，司马氏反攻，杀掉了高贵乡公。但这样一来，也就无法进行禅代了。于是，司马氏又迎立陈留王奂为帝，由他禅位于晋嗣王司马炎，完成了交接手续。从有有材料判断，卫瓘所说“中间渐染，遂计资定品，使天下观望，唯以居位为高”，应在这个阶段。这里不妨引一条材料，以资佐证。据《晋书·职官志》序：
“宣王既诛曹爽，政由己出，网罗英俊，以备天官。及兰卿受羁，贵公显戮，虽复策名魏氏，而乃心皇晋。及文王篡业，初启晋台，始置二卫，有前驱养由之弩；及设三部，有熊渠次飞之众。是以武帝龙飞，乘兹奋翼，犹武王以周之十乱而理殷民者也。”所谓武帝龙飞，乘兹奋翼，是有史可查的。“世祖武皇帝即位之初，以安平王孚为太宰，郑冲为太傅，王祥为太保，司马望为太尉，何曾为司徒，苟觊为司空，石苞为大司马，陈骞为大将军，世所谓八公同辰，攀龙附翼者也。”
话说回来，为什么当年司马懿称夏侯玄的意见好得很，而要待贤良来实行呢？道理很简单，那时曹爽当政，选人之权操在何晏等人手里。如按夏侯玄的意见去作，那就只能巩固曹魏政权，永远轮不到司马氏了。而在司马氏执掌政柄，有了用人大权之后，为了培植党羽，取代曹魏，他就可以把夏侯玄的意见付诸实施了。所谓“待贤良然后了耳”，不过是待司马氏行之而已。陈寅恪辈不明白这是一场政治权力之争，把司马氏集团和曹爽集团之间的较量拉扯到什么经学与玄学上去，不仅有背于门第的本来含义，而且是十分迂阔的。
人们可能要问：说中正评人唯以居位为贵，是在司马氏专权以后形成的，有没有实证呢？曰：有。如上述何曾就被评为高品，传子何劭，劭再传于子岐。何劭死时，吏部尚书袁粲前往吊唁，岐托病不见。“粲独哭而出曰：‘今年决下婢子品’。王诠谓之曰：‘知死吊死，何必见坐！岐前多罪，尔时不下，何公新亡，便下岐品，人谓中正畏强易弱’。粲乃止。”这件事表明：何岐的高品是从他祖、父那里继承下来的，而他祖父之所以取得高品，乃由于他是晋之开国元勋。同时这也表明：当时的中正已为朝官所把持，袁粲就是以吏部尚书兼为中正的。由于一身二任，所以他才会说“今年决下婢子品”。顺便说一下：袁、何两家同为陈郡人，其祖袁霸与何夔并仕于魏。霸子亮与夔子曾“复齐声友善”。袁粲乃亮之子，他以尚书兼本郡中正，评何家为高品，是不言而喻的。
那时以高官兼任中正者不乏其人。如北地泥阳大族傅畅，其祖傅嘏仕于魏，为司马氏集团的重要成员。父祇仕晋，官至司徒。兄宣，官拜御史中丞。他们都任本郡中正，以至傅畅。据傅畅自述：“时清定九品，以余为中正。余以祖考历代掌州之论，又兄宝年三十立为州郡。今余以少年复为此任。”（注：《太平御览》卷二六五《傅畅自序》。）傅畅后没于胡，得到符坚的优遇。这且不说，就他祖上数代为中正而言，他们无疑是忠于司马氏的。例如，傅嘏认为何晏品质不好，“晏等遂与嘏不平，因微事以免嘏官。”后来他为司马氏所重用，又对同州人李丰有看法，李丰因反对司马氏而与夏侯玄等同被诛戮。由此可见，傅家可谓司马氏的铁杆中正，其评人自然是为维护司马氏的统治服务的。
以大臣而兼中正，固然是中正评人中的问题所在，但问题并不止于此。在中正制设立时，说是“择州郡之贤有识鉴者为之”。但由谁来选择并不明确。从后来的有关材料看，中正实际上是由朝廷任免的。《晋书·傅玄传》提到这样一件事：玄子“咸在位多所执正。豫州大中正夏侯骏上言，鲁国小中正、司空司马孔毓，四移病所，不能接宾，求以尚书郎曹馥代毓，旬日复上毓为中正。司徒三却，骏故据正。咸以骏与夺惟意，乃奏免骏大中正。司徒魏舒，骏之姻属，屡却不署，咸据正甚苦。舒终不从，咸遂独上。舒奏咸激讪不直，诏转咸为车骑司马。”这件事的是非曲直，可置勿论。但中正任免出于朝廷，则是无可置疑的。这样，大小中正就成了朝廷的命官，其评士庶以本朝用人制度为依据，也就不可避免了。
早在晋代魏前，司马氏就颁行了公、侯、伯、子、男五等爵制，按不同的爵位予以相应的待遇。这种爵位是可以世袭的。到泰始年间，“公侯伯子男五百余国”。（注：此据《晋书·段灼传》。另据同书《裴秀传》“秀议五等之爵，自骑督以上六百余人皆封”。应为六百余国。）另外，西晋还实行分封制。泰始元年，分封同姓王国27个；咸宁三年，又徙封或新封15王；太康十年，再次徙封或新封12王。对这些王国的问题，学界多有论述，而对公侯伯子男五百余国，则多所忽略。实际上，这五百余国不仅反映出有功于晋室的庞大官僚队伍，而且后来的大官僚也多出其门。所谓士族高门，主要就是从这个范围中的上层选定的。因为，这时中正评人的标准已经是“计门资之高卑，而论势位之轻重”。高门士族不属于这批人又属于谁呢？陈氏之徒曲解门第的含义，把问题扯到经学与玄学上去，并由此引伸出东汉的世家大族来，真是不可思议！
事实上，司马氏之用人并不考虑什么经学与玄学，而是视其对司马氏是不是忠诚；他们用人时也不考虑其是不是汉代世家大族之后。如石苞原来是个车夫，郑冲起自寒微，等等。更重要的是：时人之评中正者，没有涉及到经学或玄学，更没有远涉到汉代世家大族的。聊举数例，以见一般：
据《晋书·段灼传》：“今台阁选举，涂塞耳目，九品访人，唯问中正。故据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则当涂之昆弟也。”段灼“世为西土著姓”，少仕州郡，从邓艾伐蜀有功，封关内侯，累迁议郎。因久不得升迁，准备辞官回乡，临行前上书晋武帝，说了上面一段话。其中“当涂”甚明，“公侯”指五等爵一、二等，非汉魏列侯、关内侯之称也。
同书《刘寔传》也谈到“因资用人”的问题，说“官职有缺，主选之吏不知所用，但案官次而举之。同才之人先用者，非势家之子，则必为有势者之所念也。非能独资，因其先用之资，而复迁之无已。迁之无已，不胜其任之病发矣。观在官之人，政绩无闻，自非势家之子，率多因资次而进也。”这里所谈也是当时的“势家”，而势家指有权有势之家，是勿庸赘言的。只是这里没有谈到中正评人的问题，不妨再引一条材料：
据《晋书·刘毅传》：“毅以魏立九品，权时之制，未见得人，而有八损”。其中第一条就是：“今之中正，不精才实，务依党利；不均称尺，务随爱憎。所欲与者，获虚以成誉，所欲下者，吹毛以求疵。高下逐强弱，是非由爱憎。随世兴衰，不顾才实，衰则削下，兴则扶上，一人之身，旬日异状。或以货赂自通，或以计协登进，附托者必达，守道者困悴。无报于身，必见割夺；有利于己，必得其欲。是以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暨时有之，皆曲有故。”注意：这里说的是“今之中正”，而非曹魏时之中正。从这段材料看，中正不正已是当时的通病。而其结果则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他们的天平是倒向势家权要一边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中正一边倒的现象呢？这只要看一下《晋书·刘颂传》中所说：“泰始之初，陛下践阼，其所服乘皆先代功臣之胤，非其子孙，则其曾玄。”就不难明白了。“先代”从何时计起，“自嘉平之末，晋祚始基，逮于咸熙之末，其间累年。”这里包括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就是晋之先代了。晋武帝任用“先代功臣之胤”，于是就出现了“公门有公，卿门有卿”的怪现象。
晋武帝为了巩固司马氏的统治，不仅实行了分封制和五等爵制，还于太康元年（公元280年）颁行了按官品占田荫客制，规定：
“其官品第一至于第九，各以贵贱占用。品第一者占五十顷，第二品四十五顷，第三品四十顷，第四品三十五顷，第五品三十顷，第六品二十五顷，第七品二十顷，第八品十五顷，第九品十顷。而又各以品之高卑荫其亲属，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宗室、国宾、先贤之后及士人子孙亦如之。而又得荫人以为衣食客及佃客，品第六以上得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品二人，第九品及举辇，……一人。其应有佃客者，官品第一第二者佃客无过五十户，第三品十户，第四品七户，第五品五户，第六品三户，第七品二户，第八品第九品一户。”
从这里不难看出，这是为了保障士族的经济特权而制定的。有些人认为，这是对官吏占田的一种限制，其实这只是对官吏特权的一种限制，即：在上述规定范围内，是可以免除课役的。超出上述规定就要纳课役了。至于超出部分应缴而不缴，那也是由于对权势之家，课役部门是不敢过问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提到“宗室、国宾、先贤后代及士人子孙亦如之”。即按照品官占田荫客的规定作相应的处理。宗室，指王室以外的司马氏宗族成员。国宾，指亡国之后于晋为客者。先贤后代如孔子之后等等。士人子孙又何所指呢？我认为应指士族之后未居官或未袭爵者。那时官吏人员有限，特别是高级官吏，所以士人的子孙不一定都能安排得上，但安排不上也不能降为庶族、甚至平头百姓。那样，士庶之别就没有了，贵贱之差也就消失了。所以，士人子孙之未居官或未袭爵者，也要享受相应的待遇，犹如我们现在所说同级待遇一样。
这里有一个问题，即：士品与官品是不一致的。按九品中正制，其上上品只是虚设，第二、三品即为上品；自此以下，均属卑品。而在九品官吏中，或以为六品以上为士品，或以为五品以上为士品，以下为庶品。这样，士庶之别如何界定，就不无问题了。查有关材料，士庶之别很可能不是以中正之九品为标准，而是以官吏之九品来划分的。其原因可能是，中正所评未必全能就官，而官吏一般是不会缺位的。按官品划分，士庶之别应以五品为界限，五品以上为高品，以下为卑品。如晋惠帝时于太学外另设国子学，国子学是贵族学校，官品第五以上方可入国学。“太学与国学，斯是晋世殊其士庶，异其贵贱耳。”（注：《南齐书·礼志上》。）士庶在舆服方面也不相同，所以从外表上人们一眼就可以看出来。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即士人子孙是怎么定下来的？或者说根据什么断定一个人是士人子孙呢？查考有关材料，我认为这是根据士籍定下来的。所谓士籍，指的是一种特殊的户籍。在九品中正制设立以后，中正参照乡里清议对士人分出等级来，并写出品状，注在户籍上，于是而有士籍。士籍没有特殊情况是不予改变的，故士人之子孙恒在士籍。这就是说，士籍作为一种特殊的户籍，通常是世代不变的。于是，不仅士之子恒为士，而且士人之品级也成了户籍的等级了。所谓门第之高低，也是以此为根据的。有关这方面的早期材料不多，但只要肯下功夫，索隐钩沉，还是可以找到证据的。如符坚在统一北方后，为了稳定政局，曾下令“复魏晋士籍，使役有常。”（注：《晋书·符坚载记》。）前燕慕容宝也一度“校阅户口”，“定士族旧籍”。（注：同书《慕容宝载记》。）后来的材料、特别是南朝的材料就更多了。
由此可知，士族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是和士籍分不开的。陈氏不此之求，而以经学和玄学论门第，并把门第婚姻拉扯进来，这不仅是很不严肃的，而且以此导人，致使不少人进入了误区。拿门第婚来说，这是在西晋才开始形成的，在东晋南朝而达于极盛，我们能说士族制度是在西晋产生的吗？陈氏所据的唯一材料是《晋书·杨佺期传》中所说“婚宦失类”。遗憾的是，陈氏对这条材料的理解是完全错误的。查原文如下：杨佺期
“自云门户承籍，江表莫比，有以其门第比王珣者，犹恚恨，而时人以其晚过江，婚宦失类，每排抑之。”
这里所说“婚宦失类”是什么意思呢？原来是其“祖林，少有才望，值乱没胡。父亮，少仕伪朝，后归国，终于梁州刺史，以贞干知名。”杨佺期的祖父是不是为胡人政权所用，无从考察，但他父亲“少仕伪朝”，是明白无误的。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当过“汉奸”了。在此期间，杨亮是不是娶上层胡女为妻而生佺期，史无确证。但说杨佺期“婚宦失类”，与他祖、父这段经历有关系，则是可以肯定的。陈氏断章取义，误认“婚宦失类”为门第婚，并以此论士族门第，岂不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吗？
时至东晋，出现了士族门阀政治，这是可以肯定的。究其原因，乃在于晋朝皇族的势力这时已大为削弱，名为皇族，不过一高门士族而已。所以，司马氏只有和其他高门士族联手，才能重建晋室，并实现晋朝的统治。当然，这时的高门士族也有一个重新调整组合问题。故而在东晋的门阀士族中，既有旧勋，也有新贵。但不管旧勋与新贵，都是按“计门资之高下，而论势位之轻重”为标准定下来的，与经学或玄学均无直接关系。如果把东晋士族门阀和玄学或经学挂钩，不仅对当时的士族门阀说不清楚，而且玄学至东晋即告结束，可是士族门阀却延续到南朝，这又当作何解释呢？
这批士族门阀约百家左右，但他们不仅垄断了当时的军政大权，而且享有经济特权。据《隋书·食货志》对东晋南朝的追述：
“都下人多为诸王公贵人左右、佃客、典计、衣食客之类，皆无课役。官品第一第二，佃客无过四十户。第三品三十五户。第四品三十户。第五品二十五户。第六品二十户。第七品十五户。第八品十户。第九品五户。其佃谷，皆与大家量分。其典计，官品第一第二，置三人。第三第四，置二人。第五第六及公府参军……议郎以上，一人。皆通在佃客数中。官品第六以上，并得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二人。第九品及举辇……命中武贲武骑，一人。客皆注家籍。”
这种占田荫客制可说是西晋占田荫客制的翻版，只是规定得更加明确。王公贵人占田荫客是免除课役的。课役到哪里去了？自然是归大家了。故“其佃谷，皆与大家量分”。至于如何量分，自然是由大家来定的。而且，“客皆注家籍”，表明双方的隶属关系。这种佃客，和欧洲中世纪的农奴，可以说是没有任何差别的。
但是，进入南朝之后，这种士族门阀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垄断地位遇到了极大的挑战。宋、齐、梁、陈各代皇族均出自庶族，这就从中枢部位突破了士族门阀对政治、经济的垄断，出现了庶族皇朝和士族朝臣的政治格局。而且，宋、齐、梁三代，均由寒人掌机要，士族朝臣没有实权，是左右不了政局的。所以，自刘宋以后，再也没有出现像东晋时那种由高门士族争夺皇权的现象。
不过，这还不足以动摇士族制度。士族制度的消解是在“土断”过程中发生的。所谓“土断”，就是把北方来的侨民和流人纳入正式户籍。原来晋朝的户籍是用黄纸书写的，故称黄籍。北来的侨民则给予用白纸书写的临时户籍，称为白籍。持有白籍的侨民在赋役方面可以享受优惠政策。故用白籍可以吸引新来的侨民和流人，把他们安顿下来。但时间久了，国家就失去了大量的课役。为了增加课役，所以要实行“土断”，给无籍流民颁发黄籍，将白籍断入黄籍。这样一来，就出现了士籍伪冒的问题。原来白籍只是一种临时户籍，用不着注明士籍的。黄籍则不然，其中的士籍是要注明的。原有士籍的自然要注明，本没有士籍的也要注士籍，而不管原来有没有士籍，在注籍时都要提高士籍的等级。这就是士籍伪冒。伪者，造假也。冒者，冒充也。如本人姓刘，就冒充某刘姓高门之后，等等。
这个问题在开始时还未引起注意，因为在土断之后，国家的课役在总量上还是有所增加的。但时间久了，问题就出来了。问题不仅是士庶难分，课役减少；而且还有漏断和重新脱籍的问题。加以管理户籍的寒士漫不经心，整个户籍就成了一笔滥帐。在这种情况下，就发生了检籍运动。检籍运动自刘宋至肖齐，从局部性的行动逐步发展为全国性的运作。但结果却适得其反，“齐于是东堂校籍，置郎、令史以掌之，而薄籍于此大坏矣”。这就是说，本来是要校正户籍，而户籍却全部乱了套，由是引发了唐寓之反却籍暴动。何谓却籍，流放到远方是也。检籍官员乱却一气，被却籍者岂有不反之理。反却籍暴动虽然被镇压下去了，但检籍运动也不了了之，以失败而告终。后来肖梁旧事重提，又要检籍，但只能在谱牒上做点小文章，不敢在户籍上实行大手术了。这无异于听任户籍的伪滥继续下去，对士籍伪冒不加过问了。士籍是士族制度的根，根烂了，士族制度当然也会一天天烂下去，日趋瓦解以至于消户的。
二
行文至此，本该结束了。但陈氏之误不止于此，所以不能不再说上几句。先说陈氏对魏晋士族制度之误。其误之一，是没有对士族制度发展的全过程进行历史考察，而是抓住某个阶段立说，因而不免于片段性和主观性。其误之二，是没有把士族制度作为一种选官制度或仕进制度进行考察，而是就个别人物和事例立说，用以铨释士族制度，因而不免于主观任意性，失去客观性和科学性。其误之三，是对史料的断章取义。这在陈氏的时代，或许可以谅解。今人曲从其说并百般申论就不可理解了。
再说士族制度本来到南朝就发展到了它的尽头，已经走进历史博物馆了。可是，陈氏硬是把它从历史博物馆中拖出来，拖到北朝以至隋唐为止。按他们的说法，这叫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岂止死而不僵，简直是死而复生了！
这里我们先见识一下陈氏及其后学所说的北朝士族制度。北魏孝文帝进行改革，将鲜卑八姓改为汉姓，定为高门，与崔、卢、李、郑四姓通婚。这是历史事实，用不着进行考证。但这里说的是姓族，而鲜卑的姓族是以部落集团的形式出现的。鲜卑拓拔氏辖大姓九十九，其中八姓为高姓，余则分为甲、乙、丙、丁四姓。显然，这种姓族和魏晋士族不属于同一范畴。陈氏之徒硬是把姓族和士族合二为一，不能不令人怀疑他们识别事物的逻辑能力。
再说，崔、卢、李、郑四姓被定为高姓，其余大族按姓氏分为甲、乙、丙、丁，这也不能称之为士族和庶族啊！而且，他们和胡族相婚宦，按陈氏所举杨佺期“婚宦失类”之例，都不免身染胡气，何可以高门士族论之！
当然，他们论北周的选官制度并不如此，而且认为，隋代北周，到隋炀帝实行科举制，还把他们炮制的北魏“士族制”枪毙了。但死而不僵，不久又复活了。
怎么复活了呢？这和唐太宗李世民修《氏族志》不无关系。在修《氏族志》时，本来是按官品之高下排列的，随后却把郑氏之流安排进去，列入高品的位置。但《氏族志》充其量不过是姓族制，和魏晋士族制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如可相提并论，我们能在其中找到士籍吗？找不到士籍，而把《氏族志》视为士籍志，如此鱼目混珠，指鹿为马，不知是何道理？
这类生拉硬扯之例甚多，如把二王八司马与宦官之事说成士庶之争，等等。限于篇幅，就此打住，不说了！
末了要交代一下，上述陈氏之误并未展开。何时展开，就看陈氏之徒的回答了。我既已站出来批评陈氏之误，不打破陈氏之徒杜撰的自魏晋至隋唐的士庶体系，是不会罢休的。暂且罢休，静俟批评。一人独唱，对我来说是乏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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