艳诗该如何对待——由袁枚、沈德潜之争谈中国艳诗的历史命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艳诗论文,该如何论文,之争论文,中国论文,命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艳诗，《汉语大词典》解释为“以男女爱情为题材的诗歌”，相关的称呼还有艳歌、情诗、艳体诗、艳情诗、爱情诗等。实际上，古代“艳情”的范围远远比现代“爱情”复杂得多。中国艳诗源远流长，其绝对数量虽不算少，但一般认为中国艳诗并不发达，有时中国诗里的男女爱情，看起来远不如同性朋友间的情谊笃厚①。而更有意味的是，历代不仅对艳诗的评价大相径庭，在艳诗的理解上也存在很大分歧，有的阐释者有意识地调整、置换诗歌的重心，把男女情爱的描写引向政治或道德伦理的框架中。因此，尽管学界对中国艳诗已展开过多次讨论，亦取得了若干共识，但中国艳诗似仍未得到合理对待，一些应进入研究视野的作家作品很长时间被冷落。艳诗究竟该如何对待？我想袁枚与沈德潜因王彦泓《疑雨集》引起的论争是一个很好的窗口，由此正可透视中国艳诗的历史命运，进而探讨如何以更宽广更通达的视野来对待中国艳诗。
一、《疑雨集》：袁枚、沈德潜之争的焦点
袁枚和沈德潜之争，是由沈德潜选清诗引起的。袁枚先写了《答沈大宗伯论诗书》，对沈德潜《国朝诗别裁集》的编选原则“诗贵温柔，不可说尽，又必关系人伦日用”颇不以为然②；后语意未尽，又写了《再与沈大宗伯书》③，专门对沈德潜不选王彦泓(字次回)《疑雨集》进行质疑，信的开头说：
闻《别裁》中独不选王次回诗，以为艳体不足垂教。仆又疑焉。夫《关雎》即艳诗也，以求淑女之故，至于辗转反侧，使文公生于今，遇先生，危矣哉！《易》曰：“一阴一阳谓之道。”又曰：“有夫妇然后有父子。”阴阳夫妇，艳诗之祖也。
接下来，袁枚以史实说明写艳诗与人的品行没有直接关系，并指出沈德潜最尊崇的王士禛在创作上也深受“才藻艳绝”的王彦泓的影响：
傅鹑觚善言儿女之情，而台阁生风；其人，君子也。沈约事两朝，佞佛，有绮语之忏；其人，小人也。次回才藻艳绝，阮亭集中，时时窃之。先生最尊阮亭，不容都不考也。
进而袁枚对选诗之道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诗之道大而远”，选者应该具备史家意识，“无庸拘见而狭取之”：
选诗之道，与作史同。一代人才，其应传者皆宜列传，无庸拘见而狭取之。宋人谓蔡琰失节，范史不当置《列女》中，此陋说也。夫《列女》者，犹云女之列传云尔，非贞烈之谓。或贤或才，或关系国家，皆可列传，犹之传公卿，不必尽死难也。诗之奇、平、艳、朴，皆可采取，亦不必尽庄语也。杜少陵，圣于诗者也，岂屑为王、杨、卢、骆哉？然尊四子以为万古江河矣。黄山谷，奥于诗者也，岂屑为杨、刘哉？然尊西昆以为一朝郛郭矣。宣尼至圣，而亦取沧浪童子之诗。所以然者，非古人心虚，往往舍己从人；亦非古人爱博，故意滥收之。盖实见诗之道大而远，如地之有八音，天之有万窍，择其善鸣者而赏其鸣足矣，不必荣宫商而贱角羽，进金石而弃弦匏也。
在信的最后，袁枚认为诗人不必兼善众体，只要“就其诣之所极”，就应该兼收之，提出“艳诗宫体，自是诗家一格”：
且夫古人成名，各就其诣之所极，原不必兼众体。而论诗者，则不可不兼收之，以相题之所宜。即以唐论：庙堂典重，沈、宋所宜也；使郊、岛为之，则陋矣。山水闲适，王、孟所宜也；使温、李为之，则靡矣。边塞风云，李、杜所宜也；使王、孟为之，则薄矣。撞万石之钟，斗百韵之险，韩、孟所宜也；使韦、柳为之，则弱矣。伤往悼来，张、王、元、白所宜也；使钱、刘为之，则仄矣。题香襟，当舞所，弦工吹师，低徊容与，温、李、冬郎所宜也；使韩、孟为之，则亢矣。天地间不能一日无诸题，则古今来不可一日无诸诗。人学焉而各得其性之所近，要在用其所长而藏己之所短则可，护其所短而毁人之所长则不可。艳诗宫体，自是诗家一格，孔子不删郑、卫之诗，而先生独删次回之诗，不已过乎？至于卢仝、李贺险坚一流，似亦不必摈弃。两家所祖，从《大招》、《天问》来，与《易》之龙战，《诗》之天妹，同波异澜，非臆撰也。一集中不但艳体宜收，即险体亦宜收。然后诗体备而选之道全。谨以鄙意私于先生，愿与门下诸贤共详之也。
袁枚《再与沈大宗伯书》大约写在乾隆二十六年左右④，是针对沈德潜《国朝诗别裁集·凡例》中的：“诗必原本性情，关乎人伦日用及古今成败兴坏之故者，方可为存，所谓其言有物也。若一无关系，徒辨浮华，又或叫号撞搪以出之，非风人之旨也。尤有甚者，动作温柔乡语，如王次回《疑雨集》之类，最足害人心术，一概不存”而发的⑤，他与沈德潜一主艳情，一反艳情，文学观念尖锐对立，势如水火，王彦泓《疑雨集》无疑是冲突的具体焦点。
面对袁枚的质疑，沈德潜并没有回应，或许他根本不屑于回应，因为这是他一贯的选诗主张，二十多年前编选《明诗别裁集》时，沈德潜就声明屏去“浮艳淫靡”之作⑥；四十多年前编选《唐诗别裁集》时，沈德潜就明确指出：“《诗》本六籍之一，王者以之观民风，考得失，非为艳情发也。……集中所载，间及夫妇男女之词，要得好色不淫之旨，而淫哇私亵，概从阙如。”⑦而袁枚则一直对沈德潜不选王彦泓诗耿耿于怀，后来撰写《随园诗话》时旧事重提：“本朝王次回《疑雨集》，香奁绝调，惜其只成此一家数耳。沈归愚尚书选国朝诗，摈而不录，何所见之狭也！尝作书难之云：‘《关雎》为《国风》之首，即言男女之情。孔子删诗，亦存《郑》、《卫》，公何独不选次回诗？’沈亦无以答也。”⑧
二、袁枚、沈德潜之争的不同回响
袁枚、沈德潜关于王彦泓《疑雨集》该选不该选的争论，引起了强烈反响，成为后来评论者的热门话题，斥责袁枚者有之，折中者有之，批评沈德潜者亦有之。
斥责袁枚者，当以章学诚最为激烈，从他抨击袁枚《随园诗话》的话语，不难推断他对袁、沈之争的立场：
略《易》、《书》、《礼》、《乐》、《春秋》而独《毛诗》；《毛诗》之中，又抑《雅》、《颂》而扬《国风》；《国风》之中，又轻国政民俗而专重男女慕悦；及男女慕悦之诗，又斥诗人风刺之解而主男女自述淫情；甚且言采兰赠芍，有何关系而夫子录之，以驳诗文须有关系之说。自来小人倡为邪说，不过附会古人疑似以自便其私，未闻光天化日之下，敢于进退六经，非圣无法，而恣为倾邪淫宕之说，至于如是之极者也！⑨
“甚且言采兰赠芍，有何关系而夫子录之，以驳诗文须有关系之说”虽针对袁枚《随园诗话》卷十四“选家选近人之诗，有七病焉。……动称纲常名教，箴刺褒讥，以为非有关系者不录。不知赠勺采兰，有何关系而圣人不删”⑩而发，实也可看作对袁枚《答沈大宗伯论诗书》、《再与沈大宗伯书》的指斥。章学诚的文学观与沈德潜虽不尽相同，但在根本上是相通的，都遵循儒家的诗教观，教化意味浓厚。因此，他对袁枚“进退六经，非圣无法”之举极为不满，挥舞封建道德的大棒向袁枚进行挞伐。另如：
声诗三百，圣教所存，千古名儒，不闻异议。今乃丧心无忌，敢侮圣言，邪说倡狂，骇人耳目。六义甚广，而彼谓《雅》、《颂》劣于《国风》；《风》诗甚多，而彼谓言情妙于男女。凡圣贤典训，无不横征曲引，以为导欲宣淫之具，其罪可胜诛乎！(11)
章学诚对袁枚如此深恶痛绝，以致于欲除之而后快。当听说刘墉欲诛杀袁枚时，章学诚认为刘墉是“知所务矣”，并赞扬刘墉“有古大臣之风烈”，而对老师朱筠为袁枚求情，则深表遗憾(12)。
章学诚之后论及袁、沈之争斥责袁枚者为数不少，至当代仍不乏章学诚的同调，如黄海章《中国文学批评简史》认为：“袁以王次回的《疑雨集》为香奁绝调，为书难沈，不选其诗。是则他所指的艳诗，纯粹是黄色的毒物，乃用《关雎》来为之辩护，这是一种重大的歪曲。”(13)
也有一些批评家在评论袁、沈之争时并不简单地站在哪一方，而是具体分析，平判是非。如黄培芳《香石诗话》：
《再与沈公书》则驳其明诗独不选王次回诗，至引孔子删诗，首《关雎》而不去郑、卫。论固大矣，愚窃不谓然。书词有云：“《关雎》即艳诗也。”此语大谬。孔子曰：“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小序》曰：“《关雎》，太姒之德也。”御纂《诗义析中》曰：“《关雎》，文王之本也。”此古今圣贤定论，岂寻常写艳可比，何得援此藉口？试观次回《疑雨集》，果能不淫不伤否乎？孔子删诗，贞淫并录。贞者为万世法，淫者为万世戒，终不离乎“思无邪”之旨，非存采兰赠勺之句与后人学也。若沈公之选明诗，不过备一代诗格，为学者取法，亦能如孔子之意，存次回作以为戒乎？不存以为戒，宁必存以为法乎？次回艳诗自在，好之者选之读之，自无不可；而沈公不以入选，持一家之论，亦未尝不是。至作书难之，妄引圣人，甚不伦矣。抑《别裁》一集，遗美颇多，不他之问，而是之问，何耶？书词又云：“以求淑女之故，至于辗转反侧，使文王生于今遇先生，危矣哉！”此徒取快意，复成何议论？谓足以折服沈公之心乎？论诗未尝废香奁一体，余非恶夫艳诗也，恶夫附会之言邻于非圣，启后生无忌惮之渐，故辨之。(14)
黄培芳论诗虽也持儒家诗教观，但他对袁、沈之争的辨析也有不少合理之处。首先，黄培芳对艳诗并非一味地排斥，他虽尊崇《诗经》，对袁枚引《诗经》为王彦泓艳诗辩护的“非圣”之举不满，却赞成艳诗为诗中一体，“好之者选之读之，自无不可”。在《香石诗话》中，黄培芳还举了王隼《无题》诗一百首中的若干句子，如“合欢枝上结相思，不断缠绵是兔丝”、“欲扑流萤懒下阶，愿随明月入君怀”、“侍儿亦解相思苦，偷种当归与合欢”之类，认为“皆情深韵远”(15)，而这些诗句不啻《疑雨集》复出。其次，黄培芳认为沈德潜之所以不选王彦泓诗，是因为他编选《国朝诗别裁集》是“备一代诗格，为学者取法”，这对理解和把握沈德潜的选诗原则富有启发意义。既然目的是为学诗者提供范本，强调“温柔敦厚”，排斥“缘情绮靡”，就很好理解了。方孝岳《中国文学批评》对袁、沈之争的评述与黄培芳近似，他虽然认识到“袁枚的原意未尝不是为救弊而发，他想拿性灵二字来医诗学界那些讲空架子或搬弄书卷的毛病”，但对袁枚臆解经典以饰其说也颇有微词：
袁枚主张那种绘画媟亵状态的《疑雨集》实在已经和起初的艳歌大相径庭，《关雎》诗，经学家的解说当然很多，我们不暇征引；但即请看《关雎》的本文，又岂有丝毫和《疑雨集》那种艳体诗相近的地方？他拿《易经》的话来比譬更是有意取闹。(16)
在叙及袁、沈关于选不选王彦泓《疑雨集》这段公案时，赞成袁枚者在清代也不乏其人，他们多批评沈德潜的褊狭和道学气。如叶德辉《重刻〈疑雨集〉序》认为沈德潜“兢兢别裁，殆不免于村夫子之见矣”，并希望后之人“续金坛之艳缘，祛归愚之腐习，庶乎榛苓香草，不失风骚之传”(17)。到了当代，随着文学观的嬗变，儒家诗教观开始受到批判，“文以载道“的意识被重新审视，赞成袁枚、批评沈德潜逐渐成了学界的主导倾向。如邬国平、王镇远《清代文学批评史》认为沈德潜拘守封建伦常而泯灭个人情感，“袁枚对沈氏的批评十分有力。”(18)袁济喜《新编中国文学批评发展史》指出，袁枚对沈德潜的批驳“有力地回击了沈德潜在格调的幌子下，对于男女爱情诗的一概封杀”(19)。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则直斥沈德潜为“矫饰虚伪的假道学”(20)；在《中国文学史新著》中进一步对袁、沈之争作了细致深入的分析，指出袁枚以一种旷放不羁、轻视名教的个人姿态，在文学理论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冲决传统诗教的激进主张，把自晚明即已开始，在清初受到阻断，以李贽“童心说”、袁宏道“性灵说”为代表，合乎人性的文学思想重又标举了出来(21)。
三、中国艳诗的历史命运
袁、沈之争及其后来的不同回响，说明不同的评论者对艳诗的理解差异很大，态度也因之大相径庭。综合历代对待艳诗的态度，大致有三种方式：
1.对艳诗的口诛笔伐。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指出：
如中国之诗，舜云言志；而后贤立说，乃云持人性情，三百之旨，无邪所蔽。夫既言志矣，何持之云？强以无邪，即非人志。许自繇于鞭策羁縻之下，殆此事乎？然厥后文章，乃果辗转不逾此界。其颂祝主人，悦媚豪右之作，可无俟言。即或心应虫鸟，情感林泉，发为韵语，亦多拘于无形之囹圄，不能舒两间之真美；否则悲慨世事，感怀前贤，可有可无之作，聊行于世。倘其嗫嚅之中，偶涉眷爱，而儒服之士，即交口非之。况言之至反常俗者乎？(22)
鲁迅把中国文学中“嗫嚅之中，偶涉眷爱”之作放在“心应虫鸟，情感林泉”、“悲慨世事，感怀前贤”之上加以肯定的同时，也注意到中国主流观念对待艳诗的基本态度：“交口非之”。中国历代“儒服之士”的行列极为庞大，如俞樾《秦肤雨诗序》在梳理了诗坛“丽”与“则”的关系源流之后，指责王彦泓为“风雅之罪人”：
扬子云：“诗人之赋丽以则，词人之赋丽以淫。”是知古所谓诗人词人者，虽有则与淫之别，而丽则一也。……若夫唐人温、李之诗，寄托遥深，实古风骚之遗韵，而沿其体者，徒拾浮华，不存古意。至宋初杨、刘诸公衍为西昆体，则又丽而不则矣。其弊也，以韩致光《香奁》为滥觞，极而至于国朝王次回之《疑雨集》，丽而不则，又入于淫，斯风雅之罪人矣。(23)
吊诡的是，批评艳诗的“儒服之士”，有的本身也爱写艳诗。据皮日休《论白居易荐徐凝屈张祜》记载，白居易选拔人才时“荐凝而抑祜”，就是因为张祜好写乐府艳发之词，而徐凝的诗风朴略椎古。当令狐楚向元稹奉上张祜诗，元稹说的是：“雕虫小技，或奖激之，恐害风教”。其实当时艳诗写得最多、最好的恰恰是元稹和白居易，文学史上所谓的“元和体”，指的主要是那些“浮靡艳丽”的艳诗(24)。杜牧很同情张祜的遭遇，曾借李戡之口说：“诗者可以歌，可以流于竹，鼓于丝，妇人小儿皆欲讽诵。国俗薄厚煽之于诗，如风之疾速。尝痛自元和以来，有元、白诗者，纤艳不逞，非庄士雅人，多为其所破坏。流于民间，疏于屏壁，子父女母，交口交售，淫言媟语，冬寒夏热，入人肌骨，不可除去。吾无位，不得用法以治之”(25)。口吻与章学诚对袁枚的抨击何其相似！而杜牧自己又如何呢？“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已如自己轻狂放荡的自供状，以“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来赞美青楼女子，其“浮靡艳丽”并不比“元和体”逊色(26)。不选王彦泓艳诗的沈德潜本人又如何呢？他不也曾为苏州名妓张忆娘偶赋闲情吗？袁枚以此为佳话，书之《随园诗话》(27)；有研究者注意到，除《题簪花图遗照》外，沈德潜《归愚诗钞》，表现男女风怀的作品还有不少(28)！
2.对艳诗的删除
中国古代文人编集时，不录艳诗是常态，这恐怕是我们感觉艳诗不发达的原因之一。有时是编者所为，为尊者讳，有时则是作者自己有意为之。那些坚持把艳诗入集的文人反而不被理解，成了另类。袁枚《答蕺园论诗书》开头说：“来谕谆谆教删集内缘情之作，云‘以君之才学，何必为白傅、樊川自累’。”(29)蕺园即程晋芳，他与袁枚相交甚深，他劝袁枚删去缘情之作，主观上无疑是为袁枚考虑，是爱惜袁枚的。其实，谆谆教袁枚将集中缘情之作大加删削的不只有程晋芳，还有朱珪。在给袁枚的书信中，朱珪以朱彝尊《竹垞先生集》不删《风怀二百韵》为恨事，以至于痛哭流涕(30)。袁枚当然没有听从程晋芳、朱珪的规勉，但由此不难想见，在编集时删削艳诗，在很多人看来不是理所当然的吗？有些被删削的艳诗偶然会流传下来，但大多数被删削的艳诗可能就此了无踪迹了。
更为极端的是，有的甚至把删削的大斧砍向流传已久的前代作品。如朱熹的三传弟子王柏，不明白为什么一些“淫诗”竟堂而皇之地出现在《诗经》这部经典中，竟主张把它们全部逐出《诗经》，“一洗千古之芜秽(31)！
3.对艳诗的辩护
上文我们提到，在与沈德潜的论争中，袁枚搬出儒家经典为艳诗存在的合理性辩护，认为《诗经》、《周易》都有描写男女之情的作品，既然连圣人孔子和周公都不废艳诗，那么后人有什么理由排斥艳诗呢？而这恰恰触动了“儒服之士”最敏感的神经，章学诚抨击袁枚“混侧清流，妄言文学，附会经传，以圣言为导欲宣淫之具，蛊惑少年，败坏风俗人心，真名教中之蟊贼，非仅清客之谓也”(32)，针对的就是袁枚诸如此类的言论。
袁枚的理解是否合理且不去管它，但把《诗经》中“风”理解为艳诗，并不是袁枚的首创。明代大戏曲家汤显祖，曾借杜丽娘之口指出《诗经》首篇《关雎》并非歌咏后妃之德，而是一首热烈的恋歌(33)。具有极高文学悟性的理学宗师朱熹，很早就对视为金科玉律的以“美刺之说”阐释《诗经》大义的做法产生了怀疑，在《诗集传序》中说：“吾闻之，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在此认识基础上，他把《诗经》国风中三十首诗定性为“淫诗”(34)。“淫诗”这个名称本身虽意味着否定，是对艳诗的贬称，事实上，只要在朱熹解读的基础上变化一下价值判断，就与袁枚的解读相差不远了。换言之，袁枚对《诗经》中艳诗的理解，其实质与朱熹是相通的，不过价值判断的方向相反而已。当朱熹识破“淫诗”的真相后，他对《诗经》中何以会收入“淫诗”，做了煞费苦心的解释：“圣人删录，取其善者以为法，存其恶者以为戒，无非教者，岂必灭其籍哉！”正像莫砺锋先生分析的那样，朱熹的这些话都不够理直气壮，在逻辑上也不够严密。他明白那些爱情诗本是民间的歌谣，是民间的男女自道其情、自叙其事的作品。但他无法说明为什么它们竟堂而皇之地出现在《诗经》这部经典中，为什么孔子也不将它们删去，于是只好勉强地以“为戒”二字解之(35)。
为了提高艳诗的地位，以比兴寄托来解释艳诗就成了必然。陆游因李商隐无题诗多狎邪之语而加以指摘，清人吴乔对此不以为然，不承认李商隐的无题诗是写艳情的，指出“无题诗十六篇，托男女怨慕之辞，而无一言陈本意，不亦《风》、《骚》之极致哉。”(36)为此，吴乔写了《西昆发微》，专门选评李商隐的无题诗(37)。章学诚也认为“古人思君怀友，多托男女殷情”(38)，说明他其实也不排斥书写男女之情，只不过要施予道德的装饰罢了，这实即沈德潜所说的“词则托之男女，义实关乎君臣友朋”(39)。侯文灿在刊刻《疑雨集》时，也曾为之辩护：
次回先生穷年力学，屡困场屋。断瑶琴，折兰玉。其坎坷潦倒，实有屈子之哀，江淹之恨，步兵之失路无聊，与杜少陵无家垂老之忧伤憔悴。而特托之于儿女丁宁，闺门婉恋，以写其胸中之幽怨，不得概以红粉青楼、裁云镂月之句目之也。(40)
钱钟书《中国文学小史绪论》曾对中国艳诗的历史境遇作了十分精到的概括：
同一《无题》诗，伤时感世，意内言外，香草美人，骚客之寓言，子之夭桃，风人之托兴，则尊之为诗史，以为有风骚之遗意。苟缘情绮靡，结念芳华，意尽言中，羌无寄托，则虽《金荃》丽制，玉溪复生，众且以庾词侧体鄙之，法秀泥犁之诃，端为若人矣！此《疑雨集》所以不见齿于历来谭艺者，吴乔《围炉诗话》所以取韩偓诗比附于时事，而“爱西昆好”者所以纷纷刺取史实，为作“郑笺”也。究其品类之尊卑，均系于题目之大小，而所谓大小者，乃自世眼观之，初不关乎文学；由世俗之见，则国家之事为大，而男女爱悦之私，无关政本国计，老子、韩非为学派宗师，而虬髯客、毛颖则子虚乌有之伦，宜其不得相提并论矣。(41)
四、艳诗的文学史书写
当我们仔细梳理与袁、沈之争的相关资料后，一个悖论出现了：经过长期的争论，目前学界一般都肯定和赞成袁枚的观点，如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就认为，袁枚公开为写男女之情的诗歌张目，“在当时颇有振聋发聩之效”(42)；但具体到对王彦泓《疑雨集》的评价似乎仍站在沈德潜一边——《疑雨集》并未进入《中国文学史》的视野。其实，类似的悖论在《疑雨集》最早被刊刻时就已出现，严绳孙《疑雨集序》说：
诗发乎情，而《王风》之变，桑中洧外，列在三百，为艳歌之始。其后《读曲》、《子夜》，寂寥促节。在唐则玉溪惝怳，旨近楚骚；韩相香奁，言犹微婉。于是，金坛王先生彦泓，以闳肆之才，写宕往之致。穷情尽态，刻露深永，可谓横绝今古也。今《疑雨集》之名籍甚，江左少年传写，家藏一帙，溉其余渖，便欲名家，而本集顾未有锓板以传者。侯子蔚鬷，读而赏之。爰加校定，付之剞劂。由是，先生之诗，显然共之天下矣。嗟乎！金沙当承平之日，甲第相望。一时裙屐子弟，席华膴，擅才情，平居以声色相征逐，拂袖挂钗，留髠送客之事，习为故常。至于擘笺刻烛，才亦足以副之。故当日能诗之士，盖多其人，而风尚所归，并同一辙。虽其酣嬉荡轶，不可谓为正音，然由后以观盛衰之端，感慨系之矣。余既喜蔚鬷之能刻是诗，而因征论其世，以俟后之览者定焉。(43)
严绳孙表现出一种文学史家的眼光，在中国艳诗发展的脉络中为王彦泓《疑雨集》作了定位。“横绝今古”可不是随便就可给的评价，严绳孙无疑对《疑雨集》推崇备至！然而，批评与嗜好的矛盾如此错综交织：从描写艳情的层面看是“横绝今古”，而从诗教的视角却是“不可谓为正音”。沈德潜又何尝没感受到《疑雨集》强大的冲击力，“最足害人心术”，如果转换一下价值判断，不就是最具有打动人的力量么？认识到《疑雨集》强大感染力的文人还有很多，如黄遵宪曾向日本宫岛诚一郎推荐《疑雨集》，认为王彦泓“天赋艳才，最能写男女之事，无微不备”。(44)
既然如此，王彦泓《疑雨集》为什么长期被文学史家冷落呢？答案还得从《疑雨集》文本中去寻找。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在论述袁、沈之争时指出：
随园之言性情，是也。其失则在特重男女狎亵之情。归愚摒王次回诗，以为艳体不足垂教，随园争之，以为《关雎》即为艳诗，又曰：《易》曰：“一阴一阳谓之道。”又曰：“有夫妇然后有父子”，阴阳夫妇，艳诗之祖也。其说甚辩，然以次回《疑雨集》，与《随园诗话》所举随园、香亭兄弟之诗论之，非特与男女性情之得其正者无当，即赠勺采兰，亦不若是之绘画裸陈也。章学诚《文史通义》篇斥为“洪水猛兽”，言虽过当，持之盖有故。性情之说，本为国人旧论，若因风趣二字，遂使次回一派，以孽子而为大宗，固不可矣。(45)
朱东润先生将艳诗所表达的男女之情分为三种类型：“男女性情之得其正者”、“赠勺采兰”与“绘画裸陈”，在他看来，每种类型的价值并不等同，而《疑雨集》所写男女之情多为“绘画裸陈”的“狎亵之情”，过了情的界限，所以朱东润先生虽认为袁枚所说“甚辩”，在对《疑雨集》的评价上，还是更接近沈德潜。
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的上述论断大概曾受到日本铃木虎雄《中国诗论史》的启发，后者对袁、沈之争的评述更为具体：
沈德潜以王次回诗为“害人心术”的“温柔乡语”而加以斥责，与此相反，随园则云“香奁诗，至本朝王次回，可称绝调”而予以激赏。王次回诗究竟如何，为便于说明，现举其《个侬》诗如下……这首诗大概是宿于妓馆的翌日所写。其此类诗句如“难藏靥晕依微笑，已露眉湾黯澹愁”……“未形猜妒思犹浅，肯露娇嗔爱始真”等，皆无非是对偎香倚玉、猜妒娇嗔的冶态柔情的细致描摹，而这也正是随园所称誉的“绝调”。对于所谓的情歌与艳诗，既不应一概加以排斥，也不可一味沉迷其中，而必须根据各种不同的实际情况，分析其情感抒发的诚挚程度以及艺术表现的形式特点，然后判断其在文学上的价值如何。有时某种作品在道德风教方面不足为训，而在文学方面却颇有价值，这在古今中外都是不乏其例的。在这方面，如果说沈德潜之见可谓“不及”，那么袁枚之见可谓“过”了。但若就王次回的艳诗看，我倒宁可赞成沈氏之见。(46)
朱东润、铃木虎雄所论实为持平之见，在大的原则上我们并没有不同意见，对于艳诗，当先看其性质如何，再论其艺术如何，艳诗可以艳冶、亲密，但不可流于轻薄与狎亵，狎亵的艳诗是不应该邀入文学经典之列的，受到文学史家的冷落，自然不足为怪。换言之，文学史研究中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遴选经典，诠释经典，轻薄、狎亵的艳诗从文学史家的视野中淡出乃为题中应有之义。问题是，如何界定轻薄与狎亵？不同时代，人们对轻薄与狎亵的理解并不相同，如朱熹眼中的“淫诗”，我们今天却公认为“爱情诗”，相去何止千里。即使同一时代，不同人的心目中，轻薄与狎亵内涵也有差异。王彦泓《疑雨集》的实际情况如何呢？
王英志《袁枚评传》曾把《疑雨集》中写男女之情的诗歌分为五类：写年轻少女对爱情的向往，如《花烛》、《催妆》等；写新婚少妇幸福、羞涩的心理活动，如《无题》、《即事》等；写对死去伴侣的思念之情，如《死别》、《空屋》等；表白对爱情的忠贞不渝，如《和于氏诸子秋词》、《感遇》等；有个别写倚香依玉之冶态者，如《个侬》。在这五类中，前四类自然可免狎亵之嫌，就是个别写倚香依玉之冶态者，王英志也认为并未涉及色情淫秽，仅是言“儿女之情”(47)。我们阅读的结果与王英志先生大略相似。为节约篇幅，我们看潘德舆对王彦泓诗的斥责：
元末之诗宗杨铁崖，乃入于妖；明末之诗宗锺伯敬、谭友夏，乃流于鬼。王彦泓《疑雨》一集，以淫靡之思，刻划入骨，使人心流气荡，觉铁崖徒炫其貌，惑人伎俩，犹有未尽致者，彦泓乃足为妖中之妖耳。句如“含毫爱学簪花格，展画惭看出浴图”，“翻成绣谱传人画，会得琴心允客挑”，“窗下有时思梦笑，灯前长不卸头眠”，“陈王著眼先罗袜，温尉关心到锦鞋”，“体自生香防姊觉，眉能为语任郎参”，“素质乍看疑是月，清欢何暇想为云”，能以佻冶不堪之事，写到通微入玄处，此即朱竹垞《静志居琴趣》所本。然在词家，亦为下乘，况以之玷污风雅哉！(48)
潘德舆所征引王彦泓的诗句，体格固然不高，但其“淫靡”之思、“佻冶不堪”之处不但不及《诗经·国风·召南·野有死麇》中的“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帨兮，无使尨也吠”，也不逮李商隐《北齐》诗中的“小怜玉体横陈夜”。周寿昌《思益堂日札》就不觉得王彦泓这些诗句“佻冶不堪”，认为平情论之，它们“不过写一憨慵小女子之情态”而已，潘德舆“力持诗教，坛坫气太重”，“从淫荡处着想，故见得如此”(49)。在潘德舆之前，朱彝尊《静志居诗话》也曾征引“含毫爱学簪花格，展画惭看出浴图”、“翻成绣谱传人画，会得琴心允客挑”、“窗下有时思梦笑，灯前长不卸头眠”等诗句，认为“皆饶风韵，诵之感心嫮目，回肠荡气”，并赞其“深得唐人遗意”。至于朱彝尊所称引的“一层芳树一层楼，只隔欢娱不隔愁”、“当初语笑浑闲事，向后思量尽可怜”、“明明可爱人如月，漠漠难寻路隔烟”、“水国不生红豆子，赠君何物助相思”、“分明蜡烛身相似，才上欢筵泪已零”等《疑雨集》中的诗句，更是与“淫靡”、“佻冶不堪”毫无牵连(50)。
当然，王彦泓有个别诗篇咏金莲、写纳妾，难逃轻薄与纤佻之讥，但从整体上看，大都是情诗而非淫诗。退一步说，即使《疑雨集》中有个别的诗篇流于狎亵，也不能因此抹杀《疑雨集》的整体价值，我们在评价一个作家的作品价值时，应该使用望远镜而不是显微镜。
艳诗该不该进入文学史，写什么固然需要关注，其艺术上达到的高度同样值得考量。中国历代艳诗数量庞大，特别是明清时期，尚有大量艳诗没有得到清理，如明末清初，诗坛刮起了一股浓郁的香艳之风，讴歌男女情爱的诗歌十分繁盛。钱谦益《牧斋有学集》卷三九《与吴梅村书》说：“江右艳曲，盈缃溢缥。西昆、香奁，塞破此世界矣。”(51)这些艳诗鱼龙混杂，需认真辨别，绝大多数的作品肯定只能成为文学史上的流星。我们之所以认为王彦泓《疑雨集》应该写进文学史，是因为其艺术上达到的成就。如对王彦泓艳诗甚熟的王士禛，通过与李商隐、韩偓艳诗的比较，在《倚声初集》中指出：“次回艳情诗数百篇，刻画声影，有义山、致光所未到者。”(52)李祥在为《〈疑雨集〉注》所作的序中则以文学史的宏大视野，确立《疑雨集》在艳诗发展史上的地位：
诗有六义，其三曰比，在古原与赋、兴分编，孔子合之，令人各揣其意之所在。郑、卫之诗，多托为男女慕悦之词，而郑卿即赋之以见志，未可以淫亵视也。《古诗十九首》多具此义。至《子夜》、《读曲》诸歌，则一意淫放，荡不可稽，比几于赋矣。唐之义山，以格诗写之，寓意最工，其姨子韩氏致尧和之。义山之诗，有吴江朱氏为之表章。致尧诗，近有吾友震钧在廷，著《香奁发微》。李、韩之诗，皆知其有为而言矣。明之季叶，金坛王次回所著《疑雨集》出，遂集此体之大成。(53)
总之，艳诗作为诗家一格，应该对其作出历史的分析，在文学史著作中获得适当的位置，像王彦泓这样在艳诗创作中达到很高成就的作家，应该在文学史中给予应有的关注。
王彦泓是以写艳诗出名的，《疑雨集》因此也成了艳诗的代名。其实，稍加浏览《疑雨集》，不难发现，其内容的多样性与一般文人的诗集并没有根本的差别。海纳川《冷禅室诗话》指出：
人只知王次回《疑雨集》为言情之作，以为全集不脱香奁本事窠臼，其实亦不尽然。王集中凡朋友赠答之诗，山川凭吊之作，皆屏去浮华，力求简奥，始信大家固无不能也。(54)
王彦泓是否能进入大家行列尚可商议，但《疑雨集》确实到了应该认真对待的时候了。
注释：
①黄永武：《中国情诗论》，《古典文学》第七集下册，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5年版。
②③袁枚：《小仓山房文集》卷十七，《小仓山房诗文集》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④郑幸：《袁枚年谱新编》，复旦大学2009年博士论文。
⑤沈德潜：《国朝诗别裁集·凡例》，清乾隆二十五年教忠堂刻本，《四库禁毁书丛刊》第158册。
⑥沈德潜：《明诗别裁集·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⑦(39)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凡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⑧袁枚：《随园诗话》卷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5页。
⑨章学诚：《书坊刻诗话后》，《文史通义》内篇五，民国嘉业堂章氏遗书本。
⑩袁枚：《随园诗话》卷十四，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465页。
(11)章学诚：《诗话》，《文史通义》内篇五，民国嘉业堂章氏遗书本。
(12)(32)章学诚：《论文辨伪》，《文史通义》外篇一，民国嘉业堂章氏遗书本。
(13)黄海章：《中国文学批评简史》(增订本)，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5页。
(14)黄培芳：《香石诗话》卷三，清嘉庆刻本。
(15)黄培芳：《香石诗话》卷二，清嘉庆刻本。
(16)方孝岳：《中国文学批评》，世界书局1936年版，第158页。
(17)叶德辉：《重刻〈疑雨集〉序》，《疑雨集》卷首，叶氏观古堂刻本。
(18)邬国平、王镇远：《中国文学批评通史》六《清代卷》，王运熙、顾易生主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438页。
(19)袁济喜：《新编中国文学批评发展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12页。
(20)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下，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95页。
(21)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新著》下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总社2007年版，第454页。
(22)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0—71页。
(23)俞樾：《春在堂杂文》三编卷三，《续修四库全书》第1550册，第331页。
(24)《全唐文》卷七百九十七，《元稹集》附，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
(25)杜牧：《唐故平卢军节度巡官陇西李府君墓志铭》，《樊川文集》卷九，《四部丛刊》本。
(26)参阅康正果：《重申风月鉴》，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60—261页。
(27)袁枚：《随园诗话》卷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07—208页。
(28)参阅王炜：《〈清诗别裁集〉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92—193页。
(29)袁枚：《小仓山房续文集》卷三十《答蕺园论诗书》，《小仓山房诗文集》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801页。
(30)袁枚：《小仓山房尺牍》卷九《答朱石君尚书》后《附来书》，《袁枚全集》第五册，南京：凤凰出版社1993年版，第185页。
(31)王柏：《诗疑》，《丛书集成初编》第1726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3页。
(33)汤显祖：《牡丹亭》第七出《闺塾》、第九出《肃苑》，《汤显祖集》(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
(34)(35)参阅莫砺锋：《从经学走向文学：朱熹“淫诗”的实质》，《文学评论》2001年第2期。
(36)吴乔：《〈西昆发微〉序》，《西昆发微》卷首，丛书集成初编，中华书局1985年版。
(37)参阅吴宏一、何继文：《清代艳体诗论二题》，张宏生：《明清文学与性别研究》，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38)章学诚《妇学》：《文史通义》内篇五，民国嘉业堂章氏遗书本。
(40)侯文灿：《〈疑雨集〉序》，《疑雨集》卷首，清康熙刻本。
(41)《国风》第三卷第八期，1933年10月16日。
(42)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四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21页。
(43)严绳孙：《〈疑雨集〉序》，《疑雨集》卷首，清康熙刻本。
(44)《黄遵宪全集》(上)，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739页。另参阅拙文《王次回：一个被文学史遗忘的重要诗人》，《中国韵文学刊》2006年第3期。
(45)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359—360页。
(46)[日本]铃木虎雄：《中国诗论史》，许总译，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01—202页，
(47)王英志：《袁枚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51页。
(48)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六，《清诗话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093—2094页。
(49)周寿昌：《思益堂日札》卷六“潘四农斥王次回诗”条，清光绪十四年刻本。
(50)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十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570页。
(51)钱谦益：《牧斋有学集》卷三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52)邹祗谟、王士禛编：《倚声初集》卷十五，顺治十七年刻本，《续修四库全书》第1729册。
(53)李祥：《〈疑雨集〉注序》，《〈疑雨集〉注》卷首，上海扫叶山房石印本。
(54)张寅彭：《民国诗话丛编》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6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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