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涤非[1]2000年在《走向情感化的广播电视建筑》文中指出本论文由七章组成，在介绍广播电视建筑特性、总结广播电视建筑发展概况的基础上，对国内外(特别是国内)广播电视建筑风格之演变进行归纳，重点对广播电视建筑的情感化趋势进行了深入研究分析，并以作者对广电建筑情感化探索的工程实践为例，对多元化的情感化趋势作了进一步诠释。第一章：阐述信息时代广播电视对社会生活的重要影响；广播电视建筑的重要性；广电建筑风格研究在当前的必要性和重要现实意义。第二章：介绍广电建筑的概念、类型以及复杂的功能特征。重点分析广电建筑的特点以及国内外(尤其是国内)广电建筑发展概况。第三章：分析国内外广电建筑风格的演变规律。按国内国外分不同时期，将这种演变归纳为：功能主义特征、高技术特征、情感化趋势。第四章：深入分析广电建筑情感化趋势的社会文件；心理背景；研究广电建筑多元化建筑风格的时代背景。第五章：将广电建筑多元化的情感化趋势归纳为三种主流倾向：追求“个性”与“象征”的倾向；表现新技术、新材料的精美与细腻的倾向；重视环境和文脉，追求传统精神和地域风格的倾向。对这三种倾向都进行了详细论述，并将有代表性的广电建筑风格的情感化探索进行归类；用工程实例分析每一种倾向的设计手法和具体运用方式。本章还对广电建筑情感化的室内空间进行了全面归纳，主要归纳为三种：开放性的室内空间；通俗主义(布景式)的室内空间；技术与情感相结合的室内空间。文中对这三种室内空间都进行深入分析总结，同时还指出了信息时代新的形式──虚拟演播室。对广电建筑内部功能空间的开放性及民众参与性进行了论述，进一步阐述广电建筑的情感化探索，不仅是外部空间形象的努力，还渗透到内部功能布局。对广电建筑的未来趋势进行了概略性论述，分析了未来发展中的几种倾向或特点。第六章：介绍了作者的两次工程实践：湖南省广播电视中心和珠海市广播电视中心。以这两个工程为例，对广电建筑多元化的情感化趋势作进一步分析。第七章：结语 对全文作进一步的归纳总结。
蒋涤非[2]2000年在《走向情感化的广播电视建筑》文中提出一、广播电视建筑概况广播电视建筑 (以下简称广电建筑 )是广播电视的制作和传输中心 ,其类型分为电台、电视台、广电中心、广播电视塔、发射机房等。1 92 0年 1 1月 1日 ,美国 KDKA广播电台正式开播之后 ,世界各国相继设立电台 ,广播电台迅速成
张娣[3]2017年在《童年的“消逝”与“绽放”》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对1958年至2015年"中国少儿电视"的发展历程进行了系统梳理。着重讨论了近30年间中国少儿电视发展的基本情况和电视环境下中国少儿文化的基本状况,讨论了在中国电视体制和规制下,中国少儿电视与中国少儿文化重构的关系,以及中国少儿电视进入频道时代后的繁荣与危机,讨论了产业化和新媒体为少儿电视所带来的挑战与机遇。本文以"童年的绽放"为标题,在认真汲取波兹曼《童年的消逝》这一"儿童电视文化史"的经典之作的学术素养的同时,也依据中国少儿电视发展的实际情况,对"童年消逝"理论的普适性问题提出了讨论和修正。依据本文的研究,无论是就中国少儿电视发展的文化环境而言,还是就电视这一媒介平台所承载的中国儿童的话语权、选择权而言,中国少儿电视文化在近30年中都得到了积极健康的发展,童年的"绽放"是近30年中国少儿电视发展史的主流。全文分为上下两篇。上篇除绪论外,正文共四章。第一章,简要梳理了中外少儿电视的历史。其基本材料和节点虽然来自《美国电视史》、《中外广播电视史》、《童年的消逝》等前人的著作,但在综合叙述的过程中,本文也尽可能地依据时代背景和技术发展,对不同时期少儿电视的特点进行归纳和提炼。其中,中国少儿电视"节目时代"、"频道时代"、"新媒体时代"三个阶段的划分等,是前人所未曾明确言及的。第二章,通过对中外电视体制、媒介产权、电视规制的对比,讨论并肯定了了中国少儿电视发展的制度优势与道路优势。同时,依据学术界的分类研究和个人的理解,对新闻类、娱乐类、教育类、服务类等类型的少儿电视节目的发展特征、制作方式、运营特点进行了分门别类的研究。第三章,讨论了中国少儿电视进入"频道时代"的背景、历程及意义。通过分析研究我国现阶段少儿电视呈现出的时代特征,阐释了"儿童本位"为出发点的中国少儿电视对中国少儿文化的曲折重构及贡献。认为与西方电视语境中的"童年消逝"最大的不同是,中国电视媒体兴起之后,对中国儿童的影响、对儿童本位的确立起到了促进作用。中国文化传统中相对缺失的"儿童本位",包括儿童的选择权、自主权、话语权等等,都因电视这一媒介平台而渐次建构。第四章,讨论了我国少儿电视频道进入新媒体时代的发展特征,机遇与困境,探讨其所处的政策规制、市场竞争、受众需求、互联网冲击,以及人才制约等方面的问题,认为少儿电视的节目化、少儿电视频道以及少儿电视频道产业化,是中国少儿电视发展的三大里程碑,也为中国少儿的健康成长,为他们的"童年绽放"搭建了最好的平台。同时以山东少儿频道产业化为案例,讨论了中国少儿频道产业化之路的可能性与可行性,提出少儿频道突破发展瓶颈的主要策略:内部架构的重建、节目品牌化的运作、构建节目之外的产业格局以及新媒体挑战下的媒体融合。下篇为《中国少儿电视大事年表》。《年表》以"条目纪年"的方式,尽可能清晰地"复现"近60年(1958-2016年)中国少儿电视绽放与发展的真实历程。《年表》中除了极少量的内容直接采自《1955-1983中央电视台大事记》外,其余的条目均来自网络主题检索和近百种《年鉴》、《年报》类纸质资料的逐页翻检,其中包含着大量的原始资料的首次辑录。这份《年表》也是一部微型的《中国少儿电视史》,多少可以填补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
张曼缔[4]2012年在《中国电视节目主持风格的演进与创新》文中研究说明电视节目主持人作为电视媒介最活跃、最生动的体现者和传播者，因其在传播活动中的“前台”位置，在大众传播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体现了大众传播人际化、拟态化和人格化的特点和优势，也发挥了重要的传播影响力。主持风格不仅体现了节目、传媒的风貌和格调，也体现出主持人的个人风格，并且成为与受众交流的纽带，是受众直接感知和体验的对象，也是影响传播效果的重要因素之一。电视节目主持是一种传播艺术，主持风格可视为增强传播效果的一种途径，是节目风格与主持人个人风格的有机融合，也是节目质量的重要衡量标准之一。主持风格可以从主持人的外在形象、个性语言、整体感觉和受众反馈四个方面去欣赏、感知和体会。主持风格的演进也折射出时代和社会的变迁、传播媒介和传播产业的发展变化以及受众结构和受众需求的变化等。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的转型，受众的地位、结构和需求发生改变，大众文化出现转向，电视媒介在传播语境、传播观念、传播内容和传播手段上也依时而变，这些变化促使主持人及其群体在风格样式上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媒体风貌。本文通过研究认为，影响主持风格变化的因素可以从宏观（时代、社会）和中观（媒介、受众）和微观（节目、主持人）三个层次来分析探讨。中国电视节目主持人缘起于20世纪80年代，之后主持人队伍逐步扩大。80年代以前我国也有电视播音员，形成了具有时代特色的播音风格，但相对而言个性风格不明显，播音模式比较单一。随着传播实践的发展，80年代主持人兴起，播音员逐渐向主持人过渡，充满个性的主持人及主持人节目日益增多，较以前的播音风格更多元、内涵更丰富、更贴近受众需求，从90年代主持风格的大放异彩和2000年以后主持风格的融合创新，主持风格的多样化、个性化演进过程是受社会时代发展和主持传播实践发展的推动。一方面社会时代语境变迁、传媒体制和观念的变化以及受众审美需求的变迁，体现在电视节目小众化、类型化及频道专业化带来的节目多样化，形成了不同时代、不同节目类型的多样化的主持风格；另一方面从事电视主持工作的人越来越多，30年来主持人队伍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主持风格，呈现出个性化的特点。随着媒体竞争进一步加剧，有独特风格的优秀主持人成为电视台最鲜活、最具价值的品牌，不仅代表了媒体和节目的风格，而且对观众具有广泛的号召力和影响力，成为市场竞争中的制胜法宝。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大众文化逐渐向消费文化转向，主持风格也出现低俗化、同质化和表象化的问题；因此，本文将深入研究主持风格的构成要素和形成规律，分析不同时代的社会潮流、媒体传播方式、受众需求的变化对主持风格的影响和要求，探讨被大众广泛接受、具有时代特色、能反映主持人个性风格和中国气派的主持风格类型。主持风格研究具有较强的实践性、理论性，内涵丰富，涉及新闻学、传播学、美学、艺术学、文化学、语言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多学科领域，可借鉴的研究成果较少，需要通过大量的样本和个案研究，去发现规律，得出结论。本研究主要以中国电视节目主持风格的演进和创新为研究对象，特别是80年代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电视节目主持人产生以来的主持风格，运用语言学、美学和艺术学的风格理论资源，结合中外电视节目主持实践、主持传播的发展历程，对电视节目主持风格予以系统探讨，以期为主持人及主持传播研究带来新的素材、新的话语乃至新的观念和方法，为主持人如何塑造适合节目形态和时代发展的主持风格提供实践指导，使本文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本文将分七章进行论述，分别对主持风格的理论体系、主持风格的演进历程、不同类型节目的主持风格、不同主持人的主持风格、主持风格的演进动因、主持风格的批判审视和主持风格的创新进行分析论述。第一章主要从理论层面探讨主持风格的理论框架和构成体系。主要从语言学的修辞风格、美学的审美风格和艺术学的表现风格等方面阐释多维学术视野中的风格理论；探讨风格理论与传播学的双向关联，分析风格理论在传播过程中的应用、风格理论对主持风格的植入，从而建立电视节目主持风格的理论体系，即主持风格的概念、构成、类别和特征。第二章主要探讨主持风格的演进历程。以80年代中国主持人的产生为起始，探讨主持风格对早期广播电视播音风格的借鉴，播音员向主持人的过渡，以及电视节目主持风格的产生和形成。分析80年代、90年、新世纪前后主持风格的演进阶段、演进表征和规律；分析风格样式上从单一到多元、意识形态上从政治化到“去政治化”、叙事方式上从宏大叙事到微型叙事、传播身份从依附到主导的转变。第三章主要探讨不同类型节目主持风格的演进。节目类型决定主持风格的基本路向；同时，在主持传播实践中，主持人形成了不同功能的类别。一是anchor逐渐发展成为新闻类节目的记者型主持人，二是host逐渐发展成为谈话节目的主人型主持人，三是moderator主要发展成为综艺娱乐类的伙伴型主持人，四是presenter主要发展成为社教服务类节目讲述型的主持人。因此，以节目主持人的功能类别和节目类型为依据，本章主要从新闻类节目、谈话类节目、综艺娱乐类节目和社教服务类节目的主持风格进行深入分析。新闻节目主持人从“播新闻”到“说新闻”，改版催生主持风格的多样，主持风格凸显权威性；谈话节目主持风格从俯视到平视，主持风格更趋对象化，平民化，主持风格凸显思想性；娱乐节目主持风格从串联到表演，主持风格日趋明星化、类型化，主持风格凸显表演性；社教节目从教育指导到参与服务，从平和质朴到知性明快，主持风格凸显专业性、知识性。第四章主要探讨主持人的个人特质与主持风格的形成。主持风格具有独特的个性特征，主持人的个人特质对主持风格的形成具有内在固定性。本章从主持人的个人条件、角色认知和对风格的自觉追求三个方面，探讨主持风格的不同类型和个性特征；分别选取倪萍、杨澜、白岩松、周立波作为研究个案，分别从个性语言、外在形象、整体感觉和受众反馈四个分析维度分析情感型、智慧型、理性型和表演型主持风格的特征。第五章主要分析中国电视节目主持风格演进的动因。从社会时代语境的变迁、传播观念及体制的变迁、受众审美需求变化三个方面探讨主持风格演进的动因。民主政治和市民社会的日渐形成、大众文化和视觉时代的趣味重构、商业浪潮及消费社会的理念诉求，促进不同时代主持风格的产生；中外传播理念的嬗变、媒介管理视域下的定位调整和传媒体制变革下的实践调整，催生主持风格多元样式的形成；受众本位理念的确立、受众结构的变化和受众需求的多样化，为主持风格的融合创新提供市场。第六章主要批判审视电视节目主持风格存在的问题。从乱相、同质化、表象化三个方面论述主持风格存在的问题。分析商业化主持风格对媒体公器的消解，媚俗化格调对高雅文化的侵蚀，泛娱乐化对电视文艺的矮化；批判盲目模仿、直接“拿来”、低水平重复、缺乏主持意识、缺乏原创力和创新力带来的主持风格同质化；审视重“外在形貌”轻“内在修为”的认知偏差、重“专业技巧”轻“人文传播”的现实瓶颈带来的主持风格表象化。第七章主要论述主持风格的创新。从主持风格的创新原则、主持风格的宏观设计、主持风格的微观塑造等方面，探讨主持风格在新时期的创新和发展。总之，本文拟建立主持风格的构成体系和分析维度，研究不同年代、不同节目类型和不同主持人的主持风格的演进及规律，分析主持风格的演进动因和存在的问题，并探讨新时期主持风格的创新路径。
高蓓[5]2006年在《媒体与建筑学》文中研究指明在媒体技术不断发展的今天，我们生活在大量的印刷出版物和各种各样的影像包围的空间里，生活在互联网所缔造的无时无刻无所不在的“泛在”(ubiquitous)世界里，不仅作为传播的接受者，还作为传播的生产者，不仅作为真实世界的居住者，还作为虚拟环境的参与者。媒体改变了社会的文化形态和人们的感知模式，相比与历史上的其它时代，我们所存在的这个迥然不同的时空结构可以被称为“媒体时代”或“媒体社会”，与之相对应的是这个时代中的“媒体文化”和主体“媒体人”。我们无法想象今天社会中离开媒体的文化，就象我们再也无法想象有与媒体分离的建筑学一样。在这样一个虚拟与真实交错难辨，媒体建筑与真实建筑界限模糊的时代，建筑学不仅表现在建筑当中，它还通过摄影、报道出版、电影、电视和网络而存在。媒体不仅通过再现来解释、投射和改写建筑，还通过再造来组装、重塑和生产建筑；我们的空间在拟仿和信息交互中走向“模拟”(simulate)和分散：而城市正经历结构消解和重组的挑战。本篇论文通过对媒体社会和文化的深刻变革和现象的典型分析和总结，提供了重新认识建筑世界的基础和环境，并结合社会学、美学、文化传播学等理论逐篇分析了摄影媒体、电影媒体、电视媒体、印刷出版和展览媒体、以及电脑网络和新技术媒体与建筑及城市的发展之间的关系，通过大量的实例和分析展现媒体对建筑的再造和重塑，并通过媒体手段对人类感官和影响研究，论证了媒体技术和内容对建筑世界价值观的哲学改变。最后，论文提出了新的信息时代和媒体社会中的建筑学概念，对建筑学的实体审美和价值特征进行反思和颠覆，并在大量实例的支撑下，对未来的建筑存在的“去物质化”和“去政治化”的未来和城市的精炼发展提出展望。论文重视贯穿其中的哲学概念的探讨，以完成建筑学价值内核的研究，并大量吸收和纳入西方现代哲学家和社会学理论家的学术思想，将之作为论文研究的角点和坐标，籍此摆脱常规专业研究带来的局限性，为今后的相关研究者提供完善的饱满的基础和通道。
黄金艳[6]2017年在《媒介融合态势下当代大学生思想行为研究》文中提出思想与行为既是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基本范畴,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的逻辑起点,了解和掌握大学生思想行为的变化及其规律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必须关注的问题,也是做好学生思想教育工作的前提和基础。当代大学生在思想和行为上都出现了与以往大学生颇为不同的变化:他们的价值观多元,自我且功利,亟须引导;他们的信仰状况复杂,世俗且非科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需要加强;他们的审美观整体、感性,倾向于娱乐化、消遣化;他们的人际交往方式多样,空间扩大,间接交往增多,却不能回避由于虚拟与现实之间强烈的人际反差造成的种种问题;在学习上,他们思路开阔、注重结论却缺乏论证,部分同学还出现口语化倾向、浅阅读的习惯以及错字、别字、火星文等不规范的写作能力下降问题;他们的消费观念前卫,自主多样,注重外观,也出现因人情、炫耀、攀比而导致的不良消费……大学生的这些变化是客观的,其变化原因尤其值得深究。在探究大学生思想行为变化的原因时我们发现:媒介融合导致的媒介化社会生成以及社会形态的变迁是导致大学生思想行为变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媒介融合是媒介发展到现阶段的表现形式,媒介对社会发展有重要影响,媒介不仅仅是一种工具,在更深远的层次和意义上,媒介还是一种生活状态、一种交往模式和一种文化模式。生活在不同媒介时代的人会受到所处时代媒介的影响,形成具有一定标志性符号的生活模式、交往模式和文化模式,并产生和维系一定标志性符号的思想行为、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正如我们经历的,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引发了媒介决定社会特征的过程,在媒介融合态势下,社会呈现媒介化、小众化的形态,文化出现多元化和同质化的特点,并使得生活在其中的大学生发生深刻的变化:媒介建构的媒介环境影响大学生的认知,让他们的思想更加多元个性、自我功利;媒介塑造的思维方式改变大学生的思维,不论是审美、消费选择还是学习形式都出现图像化、碎片化、娱乐化的特点;媒介提供的技术优势颠覆大学生的生活,大学生的人际交往、学习以及生活方式都发生了与以往截然不同的表达方式,甚至有的由于过度依赖媒介而出现异化现象。那么,面对媒介技术的影响力人类是否就无能为力了呢?马克思的工具理论告诉我们,尽管媒介工具的双刃剑作用一直在发挥,但是人类总是能够运用理性将媒介的发展纳入正确的轨道,发挥其向善的一面而遏制其为害的一面。是人类理性决定媒介传播的思想内容,不论是统治阶级的控制,还是新闻报刊人员的自觉,都含着人类理性的光辉;是人类理性能够认知媒介塑造的思维偏向,不论是文字媒介的理性思维塑造,还是电子媒介的视觉思维偏向,合理利用媒介建立在对媒介的充分认知之上;是人类理性在抗拒媒介的异化功能,从过去到现在一直到未来。今天,当我们面对大学生由于媒介融合而引发的种种变化,我们仍然要动用理性的力量来解决问题,应将大学生的全面发展置于教育的首要目的;面对媒介融合带来的新的挑战,应将媒介素养教育纳入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并且充分运用先进的媒介技术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综上所述,本论文的基本研究思路和论文结构遵循以下逻辑进行:第一章概念诠释,对本论文涉及到的主要概念诸如媒介、媒介融合、思想、行为等分别进行说明,并结合阐述媒介发展演变的历程及规律,强调说明媒介融合是媒介发展到现在的表现形式,在此基础上重点阐述媒介与思想行为之间的关系,明确指出人类的实践活动(行为)创造了媒介,由人类创造的媒介反过来又对人产生影响,面对媒介影响,人类运用理性对其规约,使其为人类服务。第二章理论考察,对与本论文有关的媒介环境学派的主要观点,马克思主义的媒介理论进行梳理,尤其是在马克思工具理论的启发下对媒介力量进行深度探源,在此基础上构建媒介融合的理论,这是本论文的理论支撑。第三章实证调研,对当代大学生的媒介使用情况,媒介对大学生的影响以及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现状进行实证调研。第四章,在实证调研的基础上对媒介融合态势下大学生思想行为的变化做了一个描述,思想方面的变化集中在价值观、信仰和审美三个方面,行为方面的变化集中在人际交往,学习及消费行为三个方面,在此基础上对大学生思想行为变化的规律和趋向分析和归纳。第五章,在现象描绘的基础上,运用媒介融合的理论,从媒介化社会、社会性变迁及个体性差异三个层面对大学生的思想行为变化进行深度解析,这是本文论述的重点。第六章对策研究,针对上述分析,运用人类理性,提出在媒介融合态势下对大学生思想行为进行系统调适,首先要确立大学生全面自由发展的教育理念,其次要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验,结合我国的实际,将媒介素养教育纳入思想政治教育范畴,最后应充分应用媒介从教育方法、教育载体、教育环境三个方面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
谭辉煌[7]2014年在《广告形态演进的逻辑与轨迹》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新的传播环境之下,广告形态的生存图景呈现出前所未有的面貌,广告形态演进迈入了一个新的纪元。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梳理广告形态演进的发展轨迹,辨析广告形态演进的逻辑,探寻广告形态演进的发展趋势,甚至进一步揭示广告形态演进的规律,在某种程度上说,已然成为时代赋予广告研究的一项历史使命。论文打破了以往按照历史朝代进行广告形态罗列的写作模式,从时空和感官两个基本逻辑出发,以广告形态对时空的突破能力和广告视听元素的融合程度为基本依据,对广告形态的演进做了阶段性的划分,即分为广告的原形态演进阶段、广告的现代媒介形态演进阶段和广告的数字形态演进阶段。在广告的原形态演进阶段,广告的时空生存范围都是非常有限的,广告的视听元素开始由结合走向分离。在广告的现代媒介形态发展阶段,广告的时空生存范围和传播范围都得到了明显扩大,广告的基本形态都确立了各自的成熟形态,并且实现了视听元素的动态性和立体性呈现。在广告的数字形态发展阶段,广告在时空生存与传播范围上实现了根本性的突破,从感官的角度上说,广告将实现向元形态的高级回归。具体而言,从感官层面上说：广告变迁是在元形态基础上的生发和演进,其变迁轨迹可以描述为以实物广告为视觉广告的元形态,发展为以图画和标识形式生存的次生形态,在文字产生后继而走向过渡形态,其间经过了多种媒介选择,直到报纸的产生,才寻求到其成熟形态；以口头叫卖广告为听觉广告的元形态,发展为以吟唱形式的次生形态和音响形式的过渡形态,直到广播的出现,才找到其理想的成熟形态。电视广告使得视觉和听觉第一次得到了有效融合,广告形态从此由静态走向动态,由平面走向立体,由只呈现黑白景观走向呈现多彩世界。在虚拟现实技术和NBICS(纳米-生物-信息-认知-社会)的技术聚合条件下,广告实现多感官平衡和向元形态的高级回归将成为可能。从时空层面上说：广告从口头形态、文字形态、文本形态到声像形态,在时空生存范围上不断扩大,尽管克服时空限制的能力在不断增强,但范围总归有限,只有到了数字形态,这种情况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实物广告可以保证买卖双方的身体在场,而文字广告产生以后尤其是在印刷广告和电子广告时期,交换的双方是身体缺席的,在虚拟现实技术条件下,广告可以实现在场效应的深层次复制；在广告的原形态和现代媒介形态阶段,只是广告传播者享有传播自由,在数字形态发展阶段,广告的移动化生存使得广告的传受双方都享有传播的自由。通过对演进轨迹的详细爬梳,论文进一步抽演出了广告形态演进逻辑的基本内涵,时空逻辑的内涵是：广告形态总是不断试图克服时空的限制和障碍,以求在更大范围内获得生存和获得更大的传播自由,所谓传播自由,不仅是指传受双方享有传播的时空自由,更指传受双方使用传播媒介的时空自由；超时空自由是广告形态演进的趋势,这种自由既是身体时空在场的深层次复制,也是广告媒介使用的时空自由的极力追求。感官逻辑的内涵包括：广告形态的演进要符合人类自然感知形态和感知模式的规律性；多感官平衡和自然化是广告生存形态的发展趋势。综合而言,广告形态将朝着超时空自由和多感官平衡以及自然化方向发展。论文最后结合广告形态自身的演进特征,运用文化进化论的相关理论,揭示出广告形态演进的法则和规律,包括广告形态进化的一般优势法则、特殊优势法则、共同进化与共同演进法则、非线性进化法则和广告形态演进的适应律。一般优势法则是指：那些在既定环境中能够在更大的时空范围上获得生存,广告传受双方享有更大的传播自由度,对自然感知模式的复制水平和能力更高,以及身体在场效应更强的广告形态,将对落后形态赖以生存的环境进行扩张。与此相对应,广告形态演进的特殊优势法则是：那些处于较低发展阶段的广告形态,由于其自身所具备而后来者缺乏的优势以及对其生存环境的高度适应力和“专化”能力,使得其在较高发展阶段的广告形态的冲击下仍然能够存活下来,并且保持基本特征的不变。正是由于一般优势和特殊优势,使得较高级的广告形态和较低级的广告形态可以处于共同生存与共同演进的状态之中。非线性进化法则主要包含形态间断和空间间断,其内涵分别是,处于较高发展程度的广告形态不会必然继续走向下一个发展等级,下一个发展等级是在不同性质的广告形态中产生的；如果处于演进系列上的先后两个广告形态,后者不是前者的后代,那么它们的进化是在不同的地区发生。广告形态演进的适应律包括创造和保持两个方面：一方面,广告形态必须在以传播环境和市场环境为主导环境的背景下,根据其发展变化进行积极调整,以便与之相适应;另一方面,已经适应了生存环境的广告形态总是倾向于保持现有的结构和模式,维持现有的生存状况,这是所有广告形态趋于稳定性的共同倾向。
阎安[8]2017年在《空间视域下城市广电媒体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城市广电媒体是城市现代传播体系的重要子系统,是地方党和政府的“喉舌”,也是满足市民精神文化需求和城市形象传播需要的窗口。本文从空间视域出发,在空间动力作用机制分析的基础上,着眼长三角城市广电媒体的现实问题,从第一空间规模对渠道的影响、第二空间需求对内容的影响、网络信息空间对媒体平台功能和架构的影响等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并对其典型案例、实践经验和未来可能的发展模式予以研究。从空间视域考察,大众传媒发展的现实过程是由多层次动力交互作用推动的,并存在多个维度的空间动力机制。在物质的第一空间,城市化进程推动了城市空间的扩张和人口的大规模集聚,进而带动基础设施建设和传媒相关产业发展,为大众传播提供了渠道资源。在精神与文化的第二空间,大众传媒进行精神生产,通过塑造“公共空间”和重建“想象的共同体”,在第二空间建构过程中发挥重要功能。城市精神文化空间建设的现实需求,也直接牵引大众传媒内容的生产方向。在由信息网络构成的“新的空间”,互联网实现了城市另一个界面的“可沟通性”,并重塑人类多个面向的社会关系。人与人的空间连接、人与城市的空间连接被技术重构,也进而导致大众传媒的功能转换与平台迁移。从第一空间维度看,城市化进程中,人口、资源、产业在特定空间的集聚产生了规模效应,驱动媒体渠道的空间扩张。高密度社区降低了广播电视基础设施建设的单位成本,使更加先进的通讯网络在城市化区域率先普及;受益于城市化区域旺盛的人口流动,广播电视无线传输渠道的移动优势得以发挥,以城市“动众”为服务对象的交通广播和移动电视成为城市广电新的增长点。对于城市广电而言,渠道的扩张和日益开放意味着“溢出效应”,但同时也意味着来自行业内强势媒体和行业外互联网巨头的更为激烈的市场竞争。随着信息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单纯的“规模驱动”将进入增速回落、直至增长乏力的阶段,而“创新驱动”将成为渠道拓展的新动力。对于城市广电来说,渠道资源将从垄断转向开放,从稀缺转向过剩。从第二空间维度看,当前中国城市呼唤理性、建设性的公共舆论空间,和具有包容度、亲近感的社会认同空间。正是上述需求,牵引着广电媒体的内容生产与创新。城市广电在电波和屏幕中,建构起一个虚拟的城市交流场域,在反映社会舆论的基础上设置议题、提供意见,并推动社会公众参与城市治理,由此促进公民社会的发展。城市广电发挥监测本土环境、沟通本地人群、传播地域文化、延续城市记忆、弘扬城市精神的功能,成为促成城市文明外化与具象化的重要媒介。城市台自办节目一直是城市民意表达与政治参与的窗口,在荧幕上呈现的家庭生活、日常礼节与习俗,为重建社会认同提供了帮助。对于城市广电来说,这是内容生产应该坚持的方向。从“一个新的空间”这一全新维度看,在城市空间被互联网深刻改造的背景下,城市广电的业务形态、组织架构和媒介功能也随之变革调整,作为内容产制者和渠道运营商的角色定位相应改变。城市广电转型发展而来的视听新媒体业务,尤其是带有网络社区特点的视音频网站,成为新技术条件下连接人与人的重要平台。这一转型延续并放大了广播电视自产生以来一直存在的促进社会沟通的功能,并融入了互联网社交化传播、生产主体民主化等特性优势。城市广电向城市综合信息平台的转型,不仅扩宽了传统节目类内容的传播渠道,更充分发挥了传统媒体信息整合的优势。通过对城市资讯、城市服务、城市消费等要素的整合,以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为支撑,城市广电将转型成为推动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力量。综合对“三个空间”动力作用趋势的判断,本文认为,第一空间的扩张驱动力将从“规模驱动”转为“创新驱动”,媒体渠道将从垄断变为“过剩”。在新的渠道生态下,城市广电应提高“善用渠道”的能力,着力降低渠道成本。通过区域资源整合与媒体协作、线上和线下渠道融合,实现渠道共享和内容价值最大化。在第二空间,由城市社会建设需求和精神文化需求牵引的内容生产仍将维系,城市广电仍是构建城市公共空间和社会认同的重要力量。通过深耕城市,捕捉城市化带来的新需求,可以推动城市广电不同类型的新节目研发;通过下沉到社区,实行“超级本地化”策略,可以以多样化的“小而美”生产赢得市场青睐。在网络信息空间,互联网越来越强的媒体属性和空间连接能力,将“倒逼”城市广电的融合与调整。通过广电媒体与新媒体的深度融合,实现节目、技术、平台、人才等生产要素逐步共享融通;通过探索平台经营的多元化战略,推动城市广电实现跨地域、跨媒体、跨行业经营。
韩鸿[9]2004年在《中国大众影像生产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论文是对当下中国非职业、大众化的民间影像生产(主要是以DV为代表的录像生产)的历史、现状、文本、功能、走向及发展对策的研究。 第一章是对影像生产的本体观照。第一节首先对本文的大众影像生产作出界定，即指个人的影视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的特征就是从专业化的转为业余的，从工业化的转变为个人的，从公共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转变为小众的或个人的的话语媒介。从内容上讲，大众影像是从宏大叙事转向小叙事，从公众话语转向个人话语，从主流文化转向民间意识形态。第二部分主要是对影像生产的工具(摄像机)、表述符号(影像)以及影像生产本身进行的本体追问。即摄像机、影像、影像生产到底是什么?它们具有什么本体上的功能属性?其大众化可能产生什么意义? 第二章主要以历史分期的方式，对近百年来的大众影像生产进行历时性的扫描，梳理在各个历史阶段上大众影像生产的发展轨迹。作者认为在20世纪的10、20年代是中国早期大众影像生产的初步发育时期，30年代的左翼电影运动中，批年轻的业余影人创立了中国电影生产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此后在救亡和内战期间，虽有零星的业余影像生产，但只是雪泥鸿爪。从1949年至1977年，中国大陆的个人影像生产发生断裂。1977年之后，中国个人的业余影像生产开始复苏。“八九”前后，中国第一批民间影人开始个人影像的业余创作。1996年以后，DV给中国个人影像生产推波助澜。2001年9月的中国首届独立影像展，成为中国影像生产史上一个里程碑。此前一直潜行的民间影像得到正式命名进一步大众化，中国的影像生产开始从“中心—边缘”模式走向多极化的共存，中国的影像生产迎来了一个大众参与的时代。 第三章文本分析，着重解读现阶段大众影像文本中表现出的彰明较著的几个特点，即影像生产的个人化、视角的底层和边缘化以及对话语权力的解构。个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人化是大众化的另一个方面。个人影像作为个人对客观存在和主体自身多样化表述的一种文本，可以折射历史时空的多种存在状态，形成对历史现实的多样化阐释，并组成历史事实的多重面向，提供一种在主流叙事之外的历史内层的个人阐释。从关注对象和关注方式来看，大众影像提供了一种真正的平民视角，表现出，强烈的边缘情结与底层倾向，这是一种来自内部的观看，可以成为历史的另类书写方式和存在方式。这些对准弱势群体的大众影像作为社会良心的一种镜像，成为与社会运动互动的力量。影像生产是一个斗争的场域，新的传播媒介的出现改变了符号生产和传播体制的形态。影像生产的大众化正在滋生一种新的对抗性权力。DV作为大众化的影像书写工具，具有某种颠覆性的力量。其中包括对体制内影像生产方式的反抗、对权力意识和特权阶层的反抗、对自我权利的维护、对民间意识形态的张扬与自我身份的建构。同时也将生成新的权力关系。 第四章功能分析，着重探讨影像大众生产的意义。语言是文化的核心要件，语言文字的大众化是文化进程的重要推动力。20世纪初，语言文字的平民化和大众化从根本上推动了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进程。在从文字主导进入视觉文化主导的当代，中国影像生产的大众化与平民化对当代中国文化的进程和文化转向也将产生深刻影响，尤其在影视生产领域，对大众影像思维的启蒙、节目类型的拓展与双向传播型态的确立、影像社区与公共领域的构建、影像生产中的女性主义张扬等都会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本章第一节首先对中国图像文化传统进行反思，认为在光影、色彩、焦点透视、图像叙事等基本元素上，中国人影像思维的开发似有先天不足之嫌。在这个视觉文化主导的时代，如何创造视觉文化，怎样培养我们在形象符号环境中的生存力、竞争力与创造力，意义重大。影像的大众生产无疑将从根本上对国人进行一次影像思维的启蒙。第二节在有关大众影像传播方面，作者认为在传统的“播放型传播模式”与批判理念中，大众是被动的沉默的大多数，只有消费选择的自由或者通过颠覆性的读解来生产自己意义和快感的能动性。但是影像技术下移之后，他们可望介入符号生产领域，参与符号编码过程，打破以前影像传播的一对多的模式，形成传播方式的多样化、多元化。第三节在有关影像社区与公共领域的建构方面，作者从发生学的角度，认为当下民间影像运动的开展类似于哈贝马斯描述的早期资本主义公共领域的形成过程，即可能形成与哈氏描述的早期“文学的公共领域”相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类似的“大众影像的公共领域”。通过开发一系列替代性的公共领域、市民社会及影像社区的传播模式，给影像专制和舆论一统的当下中国社会传导出一种多样化的声音。在新型社区关系的构建中，在边缘群体、亚文化群体及少数族群体的生存中，影像的生产和传播将有助于沟通和对话，成为这些族群自我维权和实现社会连接的文化纽带之一。第四节认为，影像生产的大众化对女性来说也是一次新的话语机会。作者认为在摆脱了笨重的摄像(影)机的束缚和职业化生产的压力下，中国的女性影像作者的女性意识开始真正出场，这一方面是对好莱坞式的父系秩序的意识形?
赵涛[10]2015年在《中国西部电影审美文化嬗变研究（1984-2014）》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西部”无论是对于西方还是东方都包孕了一种值得玩味的“想像”与“重构”,西部的荒蛮与神秘、质朴与瑰丽、亲和力和冲击力同时构成了西部民族文化影像记忆的一道复沓而重叠的风景。审美文化视野中的西部电影嬗变研究以其电影标本和电影文化发展史的综合分析和比较研究为切入点,力图展现中国西部电影历经三十余年时代风云诡谲,不同历史阶段中国西部电影审美文化呈现出不同的样态,从而还原到历史文化现场,考量基于时间链条中西部电影理论空间话语建构的特征和要素,凸显电影文本跨文化研究的理论价值和文化学意义,从而开掘出富有活力的学术领地,并提出未来中国西部电影发展的诸多前瞻性问题。本课题的研究侧重于对文化形态“微观层次”的考察,着重对花样纷呈、支离破碎的具体文化表象的体验,从而在对文化具像的“深描”(thick discription)中揭示出研究题材本身的宏大性。换言之,本课题不是单纯对于中国西部电影史的梳理和建构,而是对西部电影三十余年作品的文本进行细致的读解,并勾连起纷繁而芜杂的文化表象,以及一切由电影艺术所衍生出来的文化现象,如电影插曲、主题歌、配乐、歌谣、流行音乐、服装、人物、空间造型、道具等都将被纳入研究的宏阔视野之中。本研究广泛借用文化人类学、文化诗学、美学、语义学、史学等研究手段,寻怿三十余年来中国西部电影审美文化的嬗变轨迹,概括其审美文化流向,建立中国西部电影审美文化演变的宏观理论框架,考察三阶段的分期依据、创作规律、嬗变动因及特征等。第一阶段：中国西部电影审美嬗变的经典阶段(1984—1989)。该时期经历了理论上的命名、创作上的实践、美学本体的探索、类型化的尝试,形成了中国西部电影为世人瞩目的艺术品牌和美学风格,极大地影响了90年代后中国西部电影的类型建构和话语体系。在审美文化发展上总体表现为：农耕文化的价值取向和艺术趣味、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与原则、新影像叙事的美学追求。经典时期的西部电影在美术造型、音乐和音响、摄影美学等方面突出地表现出了电影本体意识的自觉,催生出了一系列深具艺术魅力和美学深度的电影作品。这一时期的电影导演、摄影师、美术师、编剧、造型师身处一个激情火热的年代,喷薄而出的艺术才情在时代的巨浪中逶迤而去,并创造出了无愧于那个时代的电影和艺术,在电影艺术本体的探索中摸索前行,奠定了中国电影艺术与美学的整体格局与走向。第二阶段：中国西部电影审美文化嬗变的转折时期(1990—1999)。该时期的中国西部电影导演纷纷北上,寻找电影革新的出路。90年代的中国西部电影受到市场经济和政治话语的挤压,伴随着文学轰动效应的消解和启蒙理性的坍塌,创作者们开始自觉追随时代的步伐,或作茧自缚、画地为牢；或急流勇退、走向世俗,社会文化的裂变促使电影人开始重新思索电影的出路。这一时期的西部电影创作开始逐步向类型化方向拓展：出现了西部主旋律、西部人文电影、西部武侠片、西部魔幻片、西部少数民族电影等类型。中国电影也出现症候性的电影创作倾向：主旋律和重大历史题材创作的热潮,娱乐电影作为一种电影意识而被自觉的重视,电影的类型意识开始深化。整个90年代的中国西部电影创作经历了启蒙精神的离散、现实主义精神的放逐、多元价值的混乱与骚动等思想的震颤,在审美文化发展上主要体现为：文化之困境和突围之挣扎,审美形态的不断探索,类型化电影的初步尝试。第三阶段：中国西部电影审美文化嬗变的发展时期(2000—2014)。随着技术理性的膨胀,反启蒙的宗教价值开始复兴,同时伴生着消费的拜物教,工具理性一跃成为消费社会中的新宠。在商品为主宰的社会中,艺术生产面临着全面市场化和商业化的趋势,文化的商品属性日益凸显,影视产品作为传统的大众媒介走在文化消费的最前端并引领着社会消费和时尚风潮,推动了消费主义在全社会的兴盛与蔓延。在消费浪潮的席卷下,中国电影面临着艺术与商业的共生与分离、本土与外来的共赢与博弈,中国西部电影也面临着一次更为深刻的转型和分化。这一时期的西部电影创作从审美文化发展上主要表现为：多元化的价值取向、审美叙事风格的多样化、类型探索的各种可能性、泛喜剧和商业元素的放大、多元语境下影像语言的嬗变等。面对复杂多变的电影创作生态环境,中国西部电影如何才能创造出与我们这个时代相匹配的伟大作品?中国电影如何与我们所遭遇的这个时代相称,讲述中国正在走向世界的故事,以及在世界之中的中国故事?除了需要对西部影视文化进行全面资源整合,进一步健全西部电影的产业链,拓宽市场渠道和发行渠道,充分利用新媒体等方式占领文化高地,更重要的是要重估中国经典西部电影的价值,传承和坚守其一以贯之的“西部精神”根衹和“现实主义”关怀,在全球化与西部大开发的语境之下,在当前“一路一带”的时代大潮中,重新开启一种中国西部电影与文化的叙事动力,以及中国电影和世界电影对话的能力与可能。
参考文献：
[1]. 走向情感化的广播电视建筑[D]. 蒋涤非. 清华大学. 2000
[2]. 走向情感化的广播电视建筑[J]. 蒋涤非. 建筑学报. 2000
[3]. 童年的“消逝”与“绽放”[D]. 张娣. 山东大学. 2017
[4]. 中国电视节目主持风格的演进与创新[D]. 张曼缔. 暨南大学. 2012
[5]. 媒体与建筑学[D]. 高蓓. 同济大学. 2006
[6]. 媒介融合态势下当代大学生思想行为研究[D]. 黄金艳. 兰州大学. 2017
[7]. 广告形态演进的逻辑与轨迹[D]. 谭辉煌. 武汉大学. 2014
[8]. 空间视域下城市广电媒体发展研究[D]. 阎安. 南京师范大学. 2017
[9]. 中国大众影像生产研究[D]. 韩鸿. 四川大学. 2004
[10]. 中国西部电影审美文化嬗变研究（1984-2014）[D]. 赵涛. 西北大学.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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