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对中国共产党人政党认知的影响研究
王 毅
〔摘要 〕五四运动对中国共产党的政党观有一定的形塑作用。陈独秀、毛泽东、李大钊等人从五四运动中认识到必须组成政党，以实现改造社会的目的。受五四运动多方面的影响，他们追求建立一个受过“政治训练”“依赖国民为后援”、以“直接行动”“图根本之改造”的新型政党。他们将自己对政党的认知应用于中国共产党上，从而让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便具有了自我改造的勇气、联系群众的作风和不断革命的精神。
〔关键词 〕五四运动；政党政治；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
五四运动影响深远，在其发生后的一百年中，各党各派、不同学人团体都依据各自立场对其进行了“繁多”的阐释和评价[注] 依据周策纵的研究，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或独立派从文化视角将五四运动界定为一场“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共产党认为这是一场由列宁影响的反帝反封建运动，保守的民族主义者和传统主义者则视五四运动为中国的一场大灾难，周策纵本人将之视作一场根本性的、彻底的思想和社会政治变革。参见〔美〕周策纵著《“五四”运动史》，陈永明等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4年版，第323-343页。 。在研究中，五四运动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始终是重点之一。综观学界研究，大致认同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党进行了思想、组织、领导人等方面的准备。其实，从中国政党发展史的视角来检视，五四运动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不止于此，因为“它促进了新的政党组织与活动的原则及方法的采用”〔1〕，诞生于五四运动[注] 五四运动的时间界定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地讲，五四运动专指1919年5月4日发生的学生游行示威及其引发的一系列罢课、罢市、罢工及其他事件。在此运动发生后不久，学生便将之名为“五四运动”。随着时间的演进，五四运动的内涵得到进一步的拓展。时人李长之在其论著《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曾言：“五四运动当然不只指1919年5月4号这一天的运动，乃是指中国接触了西洋文化所孕育的一段文化历程，‘五四’不过是这个历程中的一个指标。”姑且不论李长之将五四运动完全视为西洋文化的产物是否正确，但跳出1919年5月4日这一天，将五四运动视作一个长时段的过程却是无可厚非，值得取法的。学界和理论界大致也是从一个长时段去看待五四运动的，但关于五四运动的始末时间界定有所不同。大体说来，国内学术界主流观点认为，五四运动始于1915年9月《青年杂志》的创刊，终于1921年6月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也有学者将1917年视为五四运动上限，1927年视为下限；还有学者认同1915年《青年杂志》创刊为起点，但认为应将1923年科玄论战的兴起作为终点。笔者主要采纳第一种意见，以1915年到1921年为考察时段，因为1921年以后的运动已经开始向直接政治行动发展。 期间的中国共产党正是一支受五四运动影响而采用了“新的政党组织与活动的原则与方法”的政党，换言之，五四运动对中国共产党的政党观有一定的形塑作用。陈独秀、李大钊等中国共产党人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参与者。经过“五四”洗礼的他们对政党作用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并对政党建设、政党与群众的关系、政党的斗争方式等问题产生了新的认知，并将这些认知运用于实践中，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探讨五四运动对中国共产党人政党认知的影响，可以进一步丰富五四运动影响的面相。
一 、“组成强大的政党 ”
近代以来，国门洞开，伴随西方政党学说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新式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政党政治在中国逐渐兴起。与政党政治勃兴有所隔膜的是，中国人历来奉行“君子不党”“群而不党”，反感结党营私的“朋党”。为此，梁启超专门撰写文章《政党论》，对“政党”和“朋党”作了区分，即“政党”是“把握国家权力”、实现“志意”的同人组合，而“朋党”是用阴险手段牵制君主，从而实现自己的私利，实际上行的是“小人之事”。〔2〕
因为在知识界和思想界的巨大影响，梁启超的释疑某种程度上可以减少国人对政党的排拒。加之近代中国急剧转型的影响，政党政治在民国初年逐渐达到了全盛的状态。据统计，“从1911—1914年，中国出现了386个政党等政治组织，光是上海就有99个，从而使中国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政党林立的时代”〔3〕。这些林立的政党“你方唱罢我登台”，走上竞选舞台，相继执政。表面繁荣的多党竞争背后同样“繁荣”，隐含的是各路军阀之间、不同外国势力之间的竞争与博弈。在一个没有议会传统的中国，政党政治最终沦为各路军阀武力、财力的较量，并演绎出曹锟贿选、因人废制等诸多闹剧。充满闹剧的多党政治实践最终让政党臭名昭著，以至于“政党之名，报章论述，绝鲜有人称述”〔4〕。在这些鲜见的关于政党的时论中，对政党的失望心理随处可见。有时人毫不客气地指出，政党被当局者操纵、玩弄，失去了自己应有的精神，各种党争也导致了民国以来国会的解散、袁世凯的专制。概言之，“政党之祸中国，亦云酷亦”〔5〕。
民国初年多党政治的乱象带来了国人对政党的失望甚至厌恶，李大钊和陈独秀在此氛围中对政党也作过鞭辟入里的解析。李大钊将形形色色的政党视为“乌合之众”，称他们“各竖一帜，以涣汗人间”。这些政党可以分为稳健、急进与折衷三种类型，但三种类型都是“拥戴一二旧时党人、首义将士”，自诩为“历史上之光荣”。深究之，稳健政党为“狡狯万恶之官僚”，急进政党乃“蛮横躁妄之暴徒”，折衷派则“伺二者之隙以与鸡鹜争食者也”。无论哪一类型的政党“得志”，都会亡国亡民。最后李大钊自嘲道：“吾侪小民，固不识政党之作用奚似，但见吾国今之所谓政党者，敲吾骨吸髓耳。”〔6〕
这理由让阿东很沮丧，他无法继续抗议。好在哥哥巴西的名字后来改成了巴里。与巴东相对比，也分不出级别大小。阿东也就罢了。
“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出自1919年陈独秀起草的《北京市民宣言》。宣言称：“我市民仍希望和平方法达到目的，倘政府不顾和平，不完全听从市民之希望，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
细察陈独秀的相关言论，“国民”是其中的关键词。在陈独秀眼中，包括政治变革在内的社会变迁依赖国民，若与人民隔膜，最后肯定会失败。陈独秀还以世界经验为例，指出法国革命、美国革命和日本维新等社会革命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国民广泛参与其中。所以惟有国民革命，才能成功。但中国“惟有党派活动，而无国民运动”。政党没有成为国民的代表，反而成了国民中的一支特殊势力，为了私利相互攻击，徒增了政治黑暗。陈独秀因此断定，中国的政党运动与共和宪政是相背离的，并号召青年从事国民运动，“勿囿于党派运动”〔10〕。
恽代英也在努力澄清关于政党的一些认知困惑。前文提及，梁启超在论证政党合法性的时候，对“政党”与“朋党”做了区分，同时他还特意指出，政党从事的是政权建设之事，而以“反抗君主之权”“颠覆政府为志”的革命党不能算作政党。〔17〕恽代英不赞同梁启超的看法，他认为革命党也是政党，只不过同盟会没有对自己的党员进行“相当的政治训练”，以至于同盟会成员只知破坏，不知建设，甚至在革命成功后将建设责任交给了袁世凯。所以必须对政党进行“政治训练”，让政党革命后能担负建设重任；不如此，革命便失了真意，成了“无意义的捣乱”。〔18〕恽代英言语中，同盟会并非真正的革命党，只有“受相当的政治训练”的政党才是真正的革命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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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受相当的政治训练 ”
与陈独秀一样，五四运动中李大钊也是先认识团体的重要性，从而转向认同政党。但他们也认识到，民初政党政治的失败已经让国人对政党产生了厌恶心理，所以此时重提政党及政党政治似乎背道而驰。李大钊试图打消国人的这种疑虑。他指出，民国以来政党政治失败的根源是政党疏于自身建设，政党本身无可厚非。当时各派政党“都是趁火打劫，植党营私，呼朋啸侣，招摇撞骗”，依傍势力谋取私利，缺乏“政党之精神”和“团体的组织”。〔16〕李大钊已经道出了自己心目中的理想政党，即拥有“政党之精神”和“团体的组织”的新型政党。
到了五四运动，陈独秀觉得，这时已是国人觉悟时期，应该实行“国民革命”，提高民智。他甚至申明自己的“主张是民众运动的社会改造”，要和过去和现在的种种政党断绝关系。〔11〕五四运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陈独秀甚至乐观地相信：现在人人都觉悟起来了，立宪政治和政党马上就要成为“历史上过去的名词了”〔12〕。有意思的是，随着五四运动的进一步发展，陈独秀开始逐渐修正自己对政党的看法。“五四”参与者马晔曾言：“从前以为学问与实际生活没有关系的话，现在已全体否认了；从前以为不应该干涉政治的话，现在也不承认了；从前以为社会上的制度习惯，是不能改变的，现在的学生对他有了不满意的表示了。”〔13〕本来寄望于思想、文化改造的陈独秀也在向政治靠近，甚至开始张扬政党的作用。他认为，“人民的权利”依赖“人民组织”表现，这在政治上“直接具体表现”为政党，“政党是人民干涉政治之最大工具”。所以要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必须“集中全国民主主义分子组成强大的政党，对内倾覆封建的军阀，建设民主政治的全国统一政府，对外反抗国际帝国主义，使中国真正成为独立国家，这才是扶危定乱的唯一方法”〔14〕。当然，陈独秀也认为，“政党不改造，政治决没有改造底希望”，民初互相倾轧的政党肯定不能担当“扶危定乱”的责任，只有经过改造的新型政党才能担此大任。陈独秀认为，“与其大声疾呼：‘改造政治’，不如大声疾呼：‘改造政党’！”〔15〕那么，陈独秀等人希望如何“改造政党”，或者说塑造何种新型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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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诸国际经验可以让人体会群众力量的重要，总结历史亦可彰显群众的力量。吴玉章曾将“五四”前发生的革命与五四运动相对比，总结道：“以前搞革命的人，眼睛总是看着上层的军官、政客、议员……如今在五四群众运动的对比下，上层社会力量显得何等微不足道，在人民群众中所蕴藏的力量一旦得到解放，那才真正的惊天动地、无坚不摧的。显然，必须依靠下层人民，必须走俄国人的大路，这种思想在我头脑中日益强烈、日益明确了。”〔23〕
三 、“依赖国民为后援 ”
李大钊认为政党应该“表现民众的势力”，某种程度上也是基于对五四运动的理解。当时很多“五四”参与者认为，五四运动是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思潮影响下爆发的。毛泽东曾描述这股世界大势道：在俄国，贵族被打倒，富人被驱逐，“劳农两界合立了委办政府”。“红旗军东驰西突，扫荡了多少敌人，协约国为之改容，全世界为之震动。匈牙利崛起，布达佩斯又出现了崭新的劳农政府。德人奥人捷克人和之，出死力以与其国内的政党搏战。怒涛西迈，转而东行，英法意美既演了多少的大罢工，印度朝鲜，又起了若干的大革命。异军特起，更有中华长城渤海之间，发生了‘五四’运动。”〔20〕毛泽东显然将十月革命视为一场平民革命，而这场平民革命先是西行，继而转向东方，最终引发了中国的五四运动。
瞿秋白眼中，带有平民革命性质的十月革命不独影响了五四运动的发生，还影响了五四运动整个过程，五四运动中“新思想的勃兴”是俄国革命、德国革命、英美大罢工、劳动问题的世界化等等影响的结果。〔21〕蔡和森也肯定了五四运动中的“劳工意识”。他指出，受十月革命影响，中国学生和知识分子逐渐知道了工人阶级的力量，而五四运动中，工人阶级也加入了行动。受此影响，这些知识分子迅速“倾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俄国了”〔22〕。
就在他们思考这些问题之时，毗邻中国的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这正好为他们提供了“他山之石”。李大钊对俄国的共产党组织大加赞赏，认为仅凭六十万党员的“俄罗斯共产党”竟然在俄国建立了一个“赤色国家”，全赖于这个政党“真正可骇”的“组织与训练”。反观中国，社会腐败，终日高谈改革，但改革却未有半点推进，原因就在于“我们团体的训练不充足”，所以不能体现人民的力量，不能推动革新。因此，李大钊呼吁，现在急需成立一个真正的“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19〕。李大钊显然已经将学习苏联共产党的“组织与训练”、创建共产党提上了日程。就在他说出此番话后几个月，中国共产党也应运而生了。当然，李大钊此番话其实还蕴含了另一层意思，学习苏联建党，进行“政治训练”，最终的落脚点是为了“表现民众的势力”，即政党要与群众结合。
因为“政党是人民干涉政治之最大工具”，所以“依靠下层人民”“走俄国人的路”落在实践中必然会表现为建立紧密联系群众的政党。用陈独秀的话来说，要建立一种“依赖国民”的新型政党——“社会中坚分子，应该挺身出头，组织有政见的、有良心的、依赖国民为后援的政党，来扫荡无政见的、无良心的、依靠特殊势力为后援的狗党”〔24〕。
不难看出，李大钊、恽代英心目中，民初的政党都没有受过“政治训练”，因此才会乱象百出；同盟会没有受过政治训练，所以才将革命成果拱手相让。那么，要如何“改造政党”，使其具有“政党之精神”“团体的组织”？政党如何进行“相当的政治训练”？
当时的“社会中坚分子”确实也在主动适应五四中的“劳工”潮流，逐渐向“依赖国民为后援的政党”靠近。湖南新民学会在讨论民众问题时，蔡和森就曾提及，中国民众运动过于幼稚，要改变这一状况，必须组织和俄国共产党一致的共产党，这样才能让民众运动、劳动运动、改造运动有力且彻底。〔25〕1921年夏，利群书社社员召开会议，表示要组织布尔什维克这一新式的政党，坚持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26〕“社会中坚分子”已然将建立“新式的”“布尔什维克的党”提上了日程，化为具体实践便是在1921年7月建立了中国共产党。
诞生于“劳工”潮流中的中国共产党，在纲领中明确了自己“无产阶级政党”的属性，并身体力行，与其他脱离群众的团体渐行渐远。自由主义者张君劢的评价可以作一佐证。张君劢20世纪30年代回忆道，1922年春，陈独秀《向导报》发文称自己“为‘穿长衫的张老爷’”。张君劢感叹，“这句话无非表示陈独秀先生已经加入短衣队而厌恶老爷的名称了”。〔27〕共产党人将张君劢等人视为高高在上的“老爷”，张君劢却对共产党人“加入短衣队”表示不屑。牟宗三的一番话可以解释两派之间的隔膜，“他们(指共产党——笔者注)只能鼓励无知无识的人，不能鼓动有思想有理智的人；只能鼓励人类的情感一方面，不能鼓励人类的智慧指导”，而“社会的中坚亦常不在缺乏思想与理智的众人，而倒在理智健康的知识分子。一种理论若只能专事于鼓励，而不能批判地改进社会，则决不会有显著的成功”。〔28〕共产党人将从五四运动中汲取的“劳工意识”贯彻于共产党建设中，最终打破了牟宗三“绝不会有显著的成功”预言，而张君劢等人仍然做着只依赖少数知识分子改造世界的迷梦，虽然30年代也曾以建党实践自己的政治理想，但终究因为没有群众基石而落败。
其实，张君劢与陈独秀等人的分歧不只表现于对群众力量的认知，深层观之，还蕴藏着自由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的根本之别，即用何种手段改造社会。自由主义者将改造社会限于秩序之内，反对武力；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共产党人则推崇革命，以根本、彻底改造社会。具体到政党上，自由主义者将政党行为框定于秩序范围之内，比如自由主义者罗隆基就曾提出，政党活动限于政治之内，政党要争取立法院中的多数并掌握“行政部的全权”。〔29〕共产党人却反对这种和平改革的手段，认为“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
“两个小时是最起码的。你总不愿意看着一群饥寒交迫、蓬头垢面、胆战心惊的女孩子跟你们走吧?你希望她们干净整洁，心甘情愿，对吧?我需要时间劝说她们，说你们不杀人，不放火，不抢不奸，对吧?否则她们集体自焚怎么办?”英格曼神甫说。
四 、“直接行动 ”“图根本之改造 ”
不同于民国初年大多国人对政党政治的趋之若鹜，陈独秀主动疏离其外。在陈独秀的心目中，共和宪政并不能靠政府赐予，也不能靠某个政党主持〔7〕，只有“庶政公诸舆论”“人民尊重自由”方能实现。如果做不到这两点，即便“优秀政党掌握政权”，也只能说是一种政党政治，而非立宪政治，因为这个政权疏离于多数国民〔8〕。历史地看，辛亥革命以来，党争激烈，但这些都与国民无关，无助于“国民根本之进步”。因此，陈独秀断言，从西方舶来的“政党政治，不适用于今日之中国也”〔9〕。
2.1.3 补体溶血和恢复试验。导致谱细胞溶血是抗-Tja抗体和抗-Vel抗体的特征之一，原因在于结合补体[9]。补体通过一系列的激活，形成膜攻击复合物，导致红细胞破裂。血清在56℃孵育后会破坏补体，从而使得抗体不能引发溶血。再加入新鲜的AB型血清后，补充了补体，可恢复抗体的溶血特性。
其实，历史地看陈独秀等共产党人和罗隆基、张君劢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并非开始就泾渭分明。五四运动伊始阶段，陈独秀试图从思想、文化上改造国民以推动社会变革，这时的他和这些自由主义者尚能统一战线。随着五四运动的推进，陈独秀看到了国民改造运动的局限性。五四运动中，虽然在学生、工人、商人等群体罢课、罢工、罢市的压力下，北京政府罢免了曹汝霖等人，但结果换汤不换药，皖系军阀仍掌控中央政权，很多问题得不到根本解决。残酷的现实让陈独秀认识到，中国社会发展中种种问题积重难返，仅凭西方的民主、科学去武装国民显然不能满足中国的需要，只有采用更加根本、激烈的方式才能涤荡中国种种黑暗。对政府失望至极的陈独秀于是发布了这份具有革命意义的宣言，开始重视革命的力量。再进一步推论，陈独秀提倡市民“直接行动”，而人民权利只有通过政党来实现，他必然也会将革命视作政党必须采用的手段。1920年早期共产党组织出现之时，陈独秀就发文阐释了共产党采取革命手段的必要性，因为历史已经证明，议会斗争不可行，所以“只有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打倒一切资本阶级，从他们手中夺来政权”，“跟着俄国的共产党一同试验新的生产方法”。〔30〕作为新民学会会员的毛泽东在与其他人辩论时也指出，议会的立场是保护有产阶级，而无政府主义者主张的极端自由和放任资本家也是做不到的，所以必须采用“急烈方法的共产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达到变革社会的目的。〔31〕
陈独秀、毛泽东是从国内政治低效体会到革命的必要，还有一些“五四”参与者则从国际经验感受到革命的重要。从思想上看，“五四”是主义文化泛滥的时代，就在时人迷惑于各种主义之时，十月革命的发生让很多人清晰了自己的选择，最终倾向于马克思主义及其革命的斗争手段。觉悟社中一些成员的转变很有代表性。在当时纷繁复杂的“主义”中，觉悟社成员谈论着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大家都没有选定自己的信仰。当时经常觉得“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最理想，加上十月革命成功了，解放了大多数被压迫者，“要实现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于是便引发了觉悟社成员的同情和对十月革命的憧憬。〔32〕
当然，对革命的选择除了受到十月革命影响外，也得益于五四时期的各种思想交锋。在问题和主义之争中，李大钊、刘仁静等人发出了推动“革命的德莫克拉西”的提案，疾呼“我们要加入前线，与军阀及军阀所代表的黑暗势力搏战了”。〔33〕
中国在一般服务支持方面主要集中于农业基础设施与农产品储备建设上，在服务结构上存在着明显不足。而从中国农业发展的现状来看，劳动力老龄化、生产方式滞后等问题十分明显，因此在一般服务结构上应当适当做出调整，增大在新技术培训、技术推广等方面的工作，从而有效提升现阶段中国农业生产力，让农业生产者具备更为先进的生产技术。
其实李大钊号召“搏战”还彰显了五四运动的行动取向。巴黎和谈的虚幻让国人认识到，坐而言不如起而行，所以才有了五四时期蔚为壮观的群众游行和抗议。起而行当然不止于游行示威，还有各种思想指导下的实验，比如教育救国思想指导下的平民教育、工读互助主义指导下的工读互助团实验，等等。其中，工读互助团这个“新社会的胎儿”〔34〕名噪一时，恽代英、施存统等早期共产党人都参加其中。在经历了几个月轰轰烈烈的实验后，工读互助团终究昙花一现，以失败告终。参与者施村统由此认识到，要从根本上谋求社会“全体的改造”，“枝枝叶叶地一部分改造”是没有用的。〔35〕起初支持工读互助团的陈独秀随着互助团由盛到衰，也逐渐改变了态度。他指出：“团体”只有用革命推翻整个社会的“经济组织”“生产制度”，方能实现改造社会的目的。〔36〕
总之，陈独秀、毛泽东、李大钊等人从五四运动中体会到，只有组成政党，才能真正改造社会。他们所追求的政党是受过“政治训练”“依赖国民为后援”、以“直接行动”“图根本之改造”新型政党。他们将自己对政党的认识应用于中国共产党上，从而让共产党自诞生之日便具有了自我改造的勇气、联系群众的作风和不断革命的精神。但细察他们的这些政党认知，大多只是提出了一些原则和大致的方向，具体怎样执行却语焉不详。比如，他们提出学习苏联进行政治训练，对怎样学习、如何训练却没有进行进一步的阐述；他们提出政党要用革命“以图根本之改造”，但也“只是一股劲儿要革命，至于怎么革法，革些什么，哪些先革，哪些后革，哪些要到下一阶段才革”〔37〕，也没有明确的回答和谋划。这些未决之问题只有留待中国共产党解决，而中国共产党几十年来也一直致力于解决这些问题，不断进行自我改造，加强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克服了革命与建设中一个又一个的难题。
后混合式高压水磨料射流特点是磨料对高压水喷嘴的磨损较轻,可连续作业;但磨料颗粒的速度较低且浓度分布不均匀,明显降低了水介质对磨料的能量传输效率,而且只能使用干磨料[9]。
〔参考文献 〕
〔1〕〔美〕周策纵. “五四”运动史〔M〕. 陈永明,等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4.346.
〔2〕〔17〕梁启超.政党论〔N〕.时务报, 1896-12-11.
〔3〕萧超然.当代中国政党制度论纲〔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1.29.
〔4〕容孟源.近代稗海:第6辑〔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53.
〔5〕胡袖嵩.评不党主义〔J〕.大公论,1916,(1).
〔6〕李大钊.大哀篇：(一)哀吾民之所失也〔J〕.言治，1913,(1).
〔7〕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J〕.青年杂志,1916,(6).
〔8〕〔10〕陈独秀.通信——答汪叔潜〔J〕.新青年, 1915,(1).
〔9〕陈独秀.一九一六年〔J〕.新青年, 1916,(5).
〔11〕本志宣言〔J〕.新青年，1919,(1).
〔12〕只眼(陈独秀).立宪政治与政党〔J〕.每周评论，1919,(25).
〔13〕马晔.十年来学生运动之回顾〔J〕.学生杂志，1923,(1).
〔14〕陈独秀.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A〕.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C〕.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378.
〔15〕陈独秀.政治改造与政党改造〔J〕.新青年, 1921,(3).
〔16〕〔19〕S.C(李大钊).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J〕.曙光，1921,(2).
〔18〕恽代英文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873.
〔20〕毛泽东早期文稿〔M〕.长沙：湖南出版社,1988.390.
〔2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3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15.
〔22〕中国革命博物馆.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6.
〔23〕吴玉章文集:下卷〔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7.1065.
〔24〕只眼(陈独秀).除三害〔J〕.每周评论，1919,(5).
〔25〕〔26〕〔31〕〔32〕张允侯等.五四时期的社团(一)〔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39,206,592,353.
〔27〕张君劢.瑞金是精神上防共的第一线〔J〕.再生,1937,(4).
〔28〕离中(牟宗三).政治家与革命家〔J〕.再生，1937,(3).
〔29〕罗隆基.我的被捕的经过与反感〔J〕.新月，1930,(3).
〔30〕陈独秀.短言〔J〕.共产党，1920,(1).
〔33〕北京同人提案——为革命的德莫克拉西(民主主义) For Revolutionary〔J〕.少年中国，1922,(11).
〔34〕王光祈.工读互助团〔J〕.少年中国，1920,(7).
〔35〕“工读互助团”底试验与教学〔A〕.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1册〔C〕.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244.
〔36〕陈独秀文章选编〔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58.
〔37〕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826.
〔作者简介 〕王 毅，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北京 100091。
〔中图分类号 〕K2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8048-(2019)02-0016-07
【责任编辑 ：刘彦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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