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莎士比亚及其戏剧研究综述（1995——1996），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莎士比亚论文,中国论文,戏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中国莎士比亚评论和研究发展很快，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继1986年的中国莎士比亚戏剧节之后，“纪念朱生豪诞辰8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武汉国际莎学研讨会”和“’94上海国际莎士比亚戏剧节”相继揭幕。1996年4月7日——14日，“中国莎学代表团”赴美国洛杉矶参加了在历届世界莎学大会中规模最大的“第六届世界莎士比亚大会”。
中国莎学研究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处于不发达状态。虽经一大批杰出的中国莎学家艰苦卓绝、坚持不懈、卓有成效的努力，但是中国莎学长期游离于国际莎坛之外的这种状况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因此，突破原有的局面，扩大中国莎学、中国莎学学者在国际间的影响，增进和加深中国与世界各国文化艺术工作者之间的了解和友谊，推动中国戏剧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在莎学研究中形成自己的特色，是中国莎学界的共识。
那么支撑中国莎学研究不断发展跻身世界莎学之林的基础在哪里？中国莎学研究的特色在哪里？取得了哪些成绩？中国莎学研究能否在21世纪保持现在的发展势头？中国莎学研究进一步繁荣、发展的基点在哪里？要弄清这些问题，首先要对中国莎学研究的发展、动向、趋势有一个宏观的把握，对近年来中国莎学研究的成绩与问题有清楚、客观的了解。为此，笔者搜集了1995——1996年中国报刊书籍上发表的各类莎学文章，通过思考、研究对上述问题有了一定的认识，现就此进行阐述，以期为同仁研究莎学提供信息和依据。
一
在以往的中国莎学研究中，将中国莎学研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探讨其研究思想、体系、方式、方法的文章还不多。李伟民的系列论文对此进行了较为详尽的探讨。李伟民的《关于中国莎学研究的某些思想》（《伊犁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第4期）认为：文革前后的中国莎学有两个明显的区别，一是表现在人们的思想认识上，即从单纯强调莎作的人民性到对莎士比亚及其创作全面地、多角度、多层次地理解与认识；二是表现在研究、演出莎剧的数量和质量上，即新时期以来大量莎学专著、辞典、论文的出版与发表，规模化的莎剧演出。虽然中国莎学研究取得了汗牛充栋的研究成果，但是在中国莎学研究中遵循时代背景、思想内容、艺术特色这种三段论式的雷同、狭窄、单一、呆板的研究现象仍然较为普遍。从宏观上看，我们对世界莎学研究、演出的系统情况、莎学史的了解还存在不少空白。中国莎学的教学、教材建设还需大力发展，中国的莎学研究还缺乏有计划的情报资料工作，因此需要大力开展莎学情报资料的搜集。李伟民《1993——1994年中国莎学研究综述》（《国外文学》1996年第2期）全面搜集了1993——1994年外国文学刊物、高等学校学报、社科院系统刊物、文艺理论与批评刊物、戏剧与文化类刊物上发表的莎学文章，在综述的基础上，描述了中国莎学发展的轨迹，为今后的中国莎学研究提供了一些思考。李伟民的《中国莎士比亚研究著作与论文的引文分析和评价》（《中国莎学年鉴》，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1993——1994年高等学校学报（人文、社科版）莎士比亚研究论文的引文分析与评价》（《解放》，1996年2、3合刊）系列论文第一次对中国莎学研究文献情报成果从质和量两个方面进行了全面地计量研究。该系列论文对中国莎学研究文献引文的数量、引文的文种、引文的类型、引文的年代和引文的自引量进行了分类分项的归纳整理，对中国莎学研究的一些外部特征和深层结构进行了文献计量学角度的对比评价，通过对中国莎学文献引文有关数据的分析与比较，描述了中国莎学研究的主要特征、趋势，客观地揭示了中国莎学学术研究的学科动向、进展以及现阶段的学术水平。
二
在历来的中国莎学研究论文中始终不乏从时代背景、思想内容、创作特征分析莎士比亚及其剧作的文章。着重于莎士比亚思想意义的文章探讨莎士比亚思想感情对人类精神世界的贡献；着重于艺术特点的文章利用文艺理论分析莎士比亚剧作对艺术领域的创造。张泗洋的《莎士比亚的爱国思想和人民感情》（《河北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莎士比亚的道德艺术》（《中国莎学年鉴》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莎士比亚的女权思想》（《书城杂志》1995年第5期）阐述了莎士比亚是塑造灵魂的工程师，莎士比亚对“德”和“美”的理解为有德才有美，外貌美必须在内心美灵魂的闪光下才能发出光采，文化知识是人类进步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研究莎学不在于为研究而研究，重要的是为了丰富我们的民族文化生活。莎剧中蕴含着与人的命运有关的道德力量，由个人、家庭、社会、民族、国家、人类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道德体系。在这一体系中，爱国主义、人民感情，是道德的核心，是道德升华到最高境界、最高价值的体现。黄德鸿、黄和平的《莎士比亚管理思想初探》（《暨南学报》1995年第4期）总结和概括了莎士比亚著作中体现的艺术化、人文主义的早期管理思想。莎士比亚管理思想的内容包括领导与指挥思想、计划和决策思想、组织思想，其核心、指导思想是人文主义，表现形式是艺术化的。孟宪强的《莎士比亚与精神文明》（《中国莎学年鉴》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以下简称《年鉴》，略去出版社、出版时间。）引用莎士比亚“真、善、美是我的全部主题”这首诗，强调精神文明需要莎士比亚。莎士比亚作品对人类的文明与进步具有不可取代的艺术价值。孙家琇的《莎士比亚深远的现实意义》（《’94上海国际莎士比亚戏剧节论文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以下简称《文集》，略去出版社、出版时间。）认为莎作的现实意义在于，莎士所抨击的封建桎梏和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下的社会罪恶，在今天的世界上并未绝迹。莎士比亚曾经为他自己的时代擎起一面严峻的镜子，莎剧这面镜子恰恰可以使我们获得启迪与警戒。郑土生的《真善美是永恒的主题》（《文集》提出演出、观看、研究、讨论莎剧同我们正在进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有极为密切的联系。张泗洋的《莎士比亚作品的道德力量》（《文集》认为莎士比亚的艺术观点表现为：艺术以道德为内容、为道德而艺术，但又不同于中世纪流传下来的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道德剧。
肖红萍的《简论“自然诗人”莎士比亚》（《山西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谈到：被称为“自然诗人”的莎士比亚，在经验感知层次有大自然般的丰富博杂、真实、鲜活的特色，但从戏剧审美角度进行理性分析，就会发现莎剧在主题和思想内涵上的多重建构，情节结构上的多线设置，人物塑造上的多元素组合，语言使用上的大肆铺排和堆砌的特色。胡平的《莎士比亚戏剧中的演讲语言艺术》（《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发现演讲艺术手段在莎士比亚戏剧创作中占有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第一，莎士比亚为他的人物写下了数量众多、类型不一的演讲辞；第二，演讲艺术的运用对戏剧的整体风格产生了重大影响；第三，莎士比亚在戏剧创作中运用演讲这种艺术手段，是为他的创作意图服务的。肖锦龙的《莎士比亚文艺美学思想的底蕴——“举镜子照自然”说辨伪》（《外国文学评论》1995年第2期）提出：“举镜子反映自然”和“真实反映社会生活”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理论界曾将二者混为一谈，这便从根本上歪曲了西方传统的“摹仿自然”说，也歪曲了莎翁的“镜子”说。卫玮的《莎士比亚“悲喜剧”的艺术特征及其意义》（《安徽师大学报》1995年第4期）认为莎士比亚的悲喜剧，与他的悲剧一样，都存在着相当激烈的矛盾冲突，而且这一冲突是悲剧性的。贯穿始终的阴郁气氛，弥漫全剧。形象塑造上的非英雄化和非夸张化倾向，蕴含悲剧性的喜剧结尾。应该说，莎士比亚悲喜剧。它“有权”独立归类。李伟民的《荟萃精华深入开掘莎作——评〈莎士比亚新论〉》（《新乡师专学报》1995年第3期）对武汉大学举办的国际莎学研讨会论文集《莎士比亚新论》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评价，认真地对该书的4个特点进行了总结，即从中国人的视角出发，对莎剧做出自己的评价，对西方莎学理论加以扬弃，提出不同于前人的观点；扩展人们的眼界，介绍域外莎学情况；肯定用中国戏曲、戏剧改编莎剧的成功之外，指出不足；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对莎剧与中外文学作品进行比较。陈晓兰的《女性主义批评与莎士比亚研究》（《国外文学》1995年第4期）认为女性主义批评在最具父权特征的莎士比亚的文本上大显身手，是不可避免的。女性主义批评与莎士比亚研究开拓了新领域，提出了新问题。女性主义批评对莎士比亚之所以在文学史上获得首席之位，是由于他创造了丰富多样的人物，她们是现实中妇女的真实表现。另一种观点认为莎士比亚作品所构造的是一个典型的男性中心社会，大男子主义的表现可以在有关妇女的话题中发现。熊云甫的《90世纪西方莎士比亚传记研究》（《武陵学刊》1995年第4期）认为20世纪莎评以纯粹审美的观点来研究剧中人物的思想感情和言行。从中发现莎翁深刻的、首尾连贯的戏剧意图，并且根据人物的内心规律来解释人物的一切表现。莎剧批评家把关注的焦点转移或集中在那些尚未开发的研究领域，通过莎士比亚戏剧人物认识莎士比亚其人。30年代兴起的语言象征派莎评，对莎士比亚意象的研究发展成为一种主要的研究领域。徐克勤的《莎士比亚纵横谈》（《高教自学考试》1995年第6期）介绍了莎士比亚诗歌、历史剧、喜剧的特点以及莎学研究在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刘劲予的《再论“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主张“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是恩格斯运用科学的世界观对莎士比亚创作经验和创作特点的高度概括和总结。它形象地表述了恩格斯关于现实主义基本创作规律的主张。这个主张就是马克思提出的“莎士比亚化”，二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提倡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和方法。
三
1995—1996年莎士比亚与基督教的研究文章颇为集中。陈享的《莎士比亚与基督教——从〈威尼斯商人〉说开去》（《北京师范大学》1995年第5期）认为基督教思想给了莎士比亚福音，宗教立场又使他陷于一种困境。基督教与人文主义思想并不是无缘的，也不是绝对对立的，基督教对新文化的产生有过不可忽视的作用。莎士比亚创作中也存在着这种情况。他在人文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吸收了基督教的博爱精神，《威尼斯商人》可以说是这种变化成因的一个明证。肖四新分别发表了《基督教人道主义精神的延续和发展——论莎士比亚作品中的人道主义》，（《宁夏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莎士比亚作品中的人道主义——基督教人道主义精神的延续和发展》（《国外文学》1996年第1期）、《〈圣经〉原型——莎士比亚创作的基石》（《外国文学研究》1996年第1期），他认为莎士比亚作品与基督教和《圣经》的联系主要表现为精神联系。莎士比亚在延续基督教人道主义精神的同时又有所发展，融入了新的时代内容。莎士比亚作品与基督教和《圣经》的联系，除了表现在莎士比亚作品在艺术上借用《圣经》的典故，重现《圣经》的原型和母题外，更主要表现在它们之间的精神联系，即基督教中的人性与罪、理性与罪、罪与救赎、种族平等等观点都在莎士比亚的作品得到了表现。王希刚的《论潜移默化于莎士比亚悲剧中的基督教因素》（《川东学刊》1996年第3期）认为莎士比亚悲剧所揭示的神秘，都是与基督教的宗教感情和基督教的理解相联系的。
四
华泉坤、洪增流的《论莎士比亚塑造悲剧主人公之三种共同艺术手法》（《外国语》1995年第1期）认为莎翁的10部悲剧，每个主人公至少都有一个起衬托作用的人物。这类人物对主人公的反衬作用主要是通过道白和对白来实现。莎翁笔下的悲剧主人公差不多个个都有外出的经历，许多剧中人都与疯癫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赵迪奉的《莎士比亚喜剧艺术谈》（《延安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通过对莎士比亚喜剧创作中的早期轻快喜剧创作中采取的多线索平行交叉结构，以爱情为主题的喜剧模式，多手段强化舞台效果诸方面问题的讨论，探寻了莎士比亚喜剧成功的艺术秘诀。陈迪泳的《爱的“徒劳”天性的“虚无”——论莎士比亚喜剧中关于性爱的人文主义思想》（《湛江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第1期）认识到莎士比亚喜剧中关于性爱的人文主义思想就是：爱情是天经地义的，禁欲是违反天性的；人是自由的，人的天性也应该是自由的，因而违反人的天性的禁欲只能注定破产，爱情必定战胜禁欲主义。王吉梅、阎黎的《立足现实反思人生——谈莎士比亚四大悲剧的创作倾向》（《学术交流》1995年第2期）对莎士比亚被一致地定性为人文主义者，作品为人文主义思想产物的观点提出质疑。莎士比亚是一位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家，立足现实，观察人生，探索人性，但不是表达人文主义主体精神的思想家，作品表现的是人欲横流的社会现实和人性的邪恶，不是封建社会的畸型产物，而恰恰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社会土壤与资产阶级人文主义主流文化的超道德精神互为助长所造成的结果。洪增流的《论莎士比亚戏剧中的超自然描写》（《外国文学研究》1995年第3期）认为超自然描写是莎士比亚艺术宝库中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大致有三种类型：凶兆、鬼魂、神仙与精灵，功用是多方面的。李伟民的《来自真善美的永恒动力——从〈论莎士比亚四大悲剧〉到〈莎士比亚与现代西方戏剧〉》（《四川戏剧》1996年第2期）认为，这二部书中莎士比亚戏剧的研究特点为：提供了一个中国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武器打开了莎士比亚艺术世界风景线，对莎剧全面成熟的认识；提出不同的见解，寻找迥异于西方人的东方人观察莎士比亚的独特视角，以便从理论上对某些谬误甚多的西方莎学观点进行某种反驳，阐发中国人的莎学观等等。张冲的《“犯规”的乐趣——论莎剧身份错位场景中的人称指示语“误用”》（《外语教学与研究》1996年第1期）从语用学理论的人称指示语角度，研究莎士比亚戏剧中发生身份错位时，人称指示语“误用”的交际意义和喜剧功能。身份错位在莎剧中是产生强烈喜剧效果常用的手法。洪增流的《莎士比亚戏剧中的“绿色世界”》（《四川外语学院学报》1996年第1期）谈到“绿色世界”在莎剧中的重复出现，实际上形成了一种模式，而且还有机地服从或体现着莎翁的人文主义创作思想，凸现着莎翁在一定时期所张扬的主题。郭德民的《论莎士比亚的悲剧主人公》（《黄淮学刊》1996年第4期）感到莎士比亚悲剧的主人公具有较为明显的共性特点，即高贵身份、偏执一端的性格、身不由己的行动、绝非完美的道德修养，体现出文艺复兴时期的人类精神面貌，折射出当时英国社会的现实本质。
五
在莎士比亚研究中研究得最多的是居于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之首的《哈姆莱特》。方位津的《说不尽也要说的哈姆莱特》（《戏剧》1995年第1期）根据前辈学者的研究资料，在众说纷纭的几十种看法中收集了5种较为流行、较有影响的见解，对哈姆莱特性格形象进行了综合性介绍，即哈姆莱特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新人的形象，资产阶级文学中第一个个人奋斗的典型；哈姆莱特是复仇者的形象；哈姆莱特是恋母情结的变态心理形象；哈姆莱特是失意的封建王子形象；哈姆莱特是一个普通人、理性人的典型。肖锦龙的《批评视角与西方〈哈姆莱特评论〉（《西北师大学报》1995年第5期）发现在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莱特》问世以来的300多年中，西方对哈姆莱特评论虽然做了大量总结整理工作，但也仅限于对批评观点和结论的研究和概述，而忽视了对批评过程的探讨，通过对批评主体的批评视角和整个批评过程的研究，发现那些批评观点和结构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内在联系，由于受当时社会条件和认识水平的限制，《哈姆莱特》评论经历了一个与西方人的思维能力同步同构发展的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发展过程。孙艺风的《哈姆莱特的复杂性格与自杀倾向》（《名作欣赏》1995年第6期）认为哈姆莱特是一个思考者，而不是一个行动者。陈艳芳的《美丽与悲哀——莪菲丽娅的悲剧初探》（《广东教育学院学报》1996年第1期）认为莪菲丽娅的悲剧是凡人式的悲剧，折射着莎士比亚深刻的哲学理想。莪的悲剧是性格与社会尖锐对立的结合。作为人文主义者的哈姆雷特，在轰炸罪恶的同时，炸毁了无辜善良的少女，表现了一种唯我主义的权力意识。罗志野的《重评〈哈姆莱特〉》（《南昌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借用精神分析最新研究成果，证明从弗洛依德以来的伊狄浦斯情结论是伪科学。莎士比亚确实是想赋予哈姆莱特人文主义思想，但哈姆莱特是人、不是神。《世界电影》1996年2、3期发表了法国雅·拉康的《欲望及对〈哈姆雷特〉中欲望的阐释》，拉康认为“哈姆雷特是欲望的悲剧”。李伟民的《孙大雨译〈罕朱莱德〉》（《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学报·外语研究》1996年第2期）认为孙大雨译本主要特点是注释甚多，每幕注释多达百余条，在总字数上超过了正文，读者能够借助注释增加对哈姆莱特的理解。李枝盛的《资产阶级人文主义者的历史必然——哈姆莱特悲剧琐谈》（《九江师专学报》1996年第2期）认识到哈姆莱特的复仇，实质上是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他无力勇敢地同封建主义作殊死地斗争，这就暴露了其害怕人民的本性，最终也就背叛了人民、背叛了时代。哈姆莱特的悲剧，既是他性格的悲剧，也是人文主义思想的悲剧。刘铁的《向上帝要回思想的巨人——哈姆莱特思想的再思考》（《外国文学研究》1996年第3期）认为哈姆莱特最本质的特征是耽于思考。李公昭的《秩序的毁灭与重建——〈哈姆莱特〉悲剧原因新探》（《外国文学评论》1996年第4期）提出哈姆莱特的悲剧既不完全是拖延的悲剧，也不完全是环境和命运的悲剧，而是各种因素兼有。通过哈姆莱特的悲剧，莎士比亚所要表达的是君权神授；人不可妄加干预。这方面的其它文章还有祖国颂的《〈哈姆莱特〉的仇杀链》（《农垦师专学报》1995年第1期）、蒋虹的《从哈姆雷特第一个独白看全剧的发展》（《宁波师院学报》1995年第3期）、费小平的《〈哈姆莱特〉中色彩纷呈的辞格世界》（《贵州教育学院学报》1995年第3期）、庞风琴的《〈哈姆雷特〉新论：从哈姆雷特的独白说起》（《文科教学》1995年第2期）、高德强的《论〈哈姆莱特〉人物语言的非个性化》（《默南民族师专学报》1996年第1期）、犹家仲的《〈哈姆莱特〉悲剧必然性探析》（《河池师专学报》1996年第3期）。
在《李尔王》研究方面，李毅的《二十世纪西方〈李尔王〉研究述评》（《四川外语学院学报》1996年第4期）介绍了20世纪西方莎学家从宗教、存在主义、历史、政治、意象、象征、语言和神话原型的角度研究《李尔王》的成果。在批评方法上，研究者们不仅运用基督教或存在主义的观念来探讨《李尔王》，还从历史、政治、意象、象征、语言、神话原型诸方面来深化对该剧的理解。吾文泉的《〈李尔王〉中的自然》（《外国文学研究》1996年第4期）探讨和分析了《李尔王》中的自然，以及该剧中的社会意义和艺术成就。丁文林有《笑声响彻在最阴沉的悲剧里：试析〈李尔王〉中弄臣形象的艺术魅力》（《天中学刊》95增刑》。
李毅的《四川大学学报增刊·外国语言文学专辑》（1996）认为《奥赛罗》的一个焦点是奥赛罗文化认同的迫切要求和白人社会对他的认同要求的抵制这两者之间的直接冲突。莎士比亚揭示了奥赛罗在文化认同过程中的幸福、痛苦、挣扎和幻灭。王路有《谁是〈奥赛罗〉的主人公》（《聊城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第4期）。
王劲松的《论睡眠意象在〈麦克白〉中的作用》（《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认为“睡眠”意象是一把开启麦克白内心世界大门的钥匙。剧中对同一人物分别使用了葛莱密斯、考多、麦克白这三个不同的称呼，他们的睡眠意象分别揭示出：国王册封的前者，代表光明正统秩序井然的现实世界；血战获得奖赏并作为验证妖女预言凭证的中者，代表荒诞梦魇、盲目虚无的巫术世界；作为普通人的个人世界象征的后者则代表他本人。王晓的《〈麦克白〉—剧中推动剧情发展的因素》（《山东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发觉在《麦克白》一剧中诸多因素起着推动剧情和人物性格发展的作用。这些因素可分为集中于麦克白夫人身上的因素、女巫鬼魂等超自然现象、阴霾、黑暗等自然现象。师华的《〈麦克白〉中的精神分析》（《延安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通过女巫形象的两次出现，以及幻觉与梦游等情景的分析，对麦克白隐蔽的潜意识活动作了较细微的说明。杨爱唐的《论麦克白夫人形象塑造》（《湖北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认识到麦克白夫人是莎士比亚笔下恶女形象中最有特色的一个。如果仅仅把她看成一个天性狠毒、残忍的恶人，是对这个形象的一种误解。除了邪恶，她还有柔弱的感情、紧强的意志、镇静的头脑、非凡的才能与魄力，说明悲剧毁灭的正是一个卓越的、真正伟大的女性，将麦克白弑君篡位的罪过归罪于夫人的影响，这是不公正的。
六
以近年来中国莎士比亚戏剧节的举行为契机，探讨中国戏剧、戏曲演出莎剧的论文形成了一定的声势，取得了一些成果，对中国莎剧舞台实践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何炳珠、刘立滨的《寻找体现莎翁剧作的最佳形式》（《戏剧艺术》1995年第1期）根据排演莎剧《第十二夜》的体会，提出从生活入手去理解角色，靠近人物，寻找准确的人物自我感觉。曹树钧的《“莎剧节”引起的艺术争议》（《电视与戏剧》1995年第1期）说明我们需要做艰苦的工作引导观众，在外部环境宽松的前提下，莎剧一定能成为更多人的知音。蒋维国、李如茹的《文化交汇——在英国利兹大学导演〈麦克白〉》（《戏剧艺术》1995年第2期）站在实践的角度上提出“莎士比亚+现代小剧场+中国传统戏剧”。任一鸣的《悲剧主题与悲剧主角——从悲剧〈麦克白斯〉谈起》（《上海艺术家》1995年第4期）认为莎士比亚悲剧的一个显著特点乃是他能够通过不同层次的悲剧主题来满足不同欣赏层次观众对于戏剧娱乐的要求，有时甚至能在同一出戏中把各种欣赏层次的观众有机地结合起来。雷国华的《莎士比亚四百三十周年祭》（《上海艺术家》1995年第4期）以自己导演的《奥塞罗》为例，认为对于更加平民化的莎士比亚，我们所要完成的，绝对不是和时代拉开距离的模仿演出，而是挖掘一种所有民族认同的人文精神。李伟民的《莎士比亚在当代》（《国际学术动态》1995年第1期）对’94上海国际莎士比亚戏剧的多场学术讨论会进行了综述。李伟民的《异彩纷呈：’94上海国际莎剧节》（《四川戏剧》1995年第3期对’94上海国际莎士比亚戏剧节上演的不同风格、不同流派、不同语言的10台莎剧的演出进行了述评。续枫林的《“一千零一个哈姆雷特——从悲剧〈哈姆雷特〉变喜剧想到的》（《新疆社科论坛》1995年第3期）评介了’94上海国际莎剧节上台湾屏风表演班和上海现代人剧社合作演出的喜剧《莎姆雷特》。姜涛的《论中国莎剧舞台上的导演艺术》（《戏剧》1996年第3期）回顾了现代剧坛上的莎剧导演艺术。即导演对舞台美术有着统一的艺术求索，重视演员的表演。在运用心理现实主义的演剧方法创造人物形象的同时，写实的演剧美学观也对导演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1980年前后的莎剧演出破除生活幻觉，有意识地打破以往存在于舞台与观众席间的“第四堵墙”，紧接着莎剧导演转而寻求假定性的原则，要求多元化真实感及舞台真实。当代莎剧舞台，则力求摆脱庸俗社会学的影响，构建主体内在心灵。
自中国莎剧舞台上出现戏曲编演的莎剧以来，对能否用中国戏曲编演莎剧，反映莎剧精神一直存在着争论。大多数专家的意见是：答案在实践中。陈享的《接受美学与戏曲改编演出莎剧》（《河南戏剧》1995年第3期）、《穿戏装的莎士比亚——从接受美学的角度谈戏曲编演莎剧的问题》（《文集》）提出当中国戏剧家采用传统的戏曲方式改编演出莎剧时，必然使莎剧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变异。既然认识到变异的必然，明知自己所从事的就是一种“变”的工作，那么就应该放手去做，不必顾虑重重。谭静波的《从“沙漠王子”到“丹麦王子”——越剧王子赵志刚侧记》（《东方艺术》1995年第2期）、曹树钧的《自己的命自己算——“越剧王子”赵志刚从艺记》（《名人传记》1995年第3期）均介绍了赵志刚扮演哈姆莱特的感受和思考。曹树钧的《莎翁名剧登上燕赵舞台——简论丝弦戏〈李尔王〉》（《大舞台》1995年第2期）赞扬了丝弦戏《李尔王》用中国化方法演出的成功，表现了高度的艺术独创精神和探索精神，不仅有利于普及莎士比亚，同时会促进精神文明建设，推动丝弦戏的改编。曹树钧的《戏曲编演莎剧三题》（《戏剧春秋》1995年4、5期合刊）就戏曲能不能编演莎剧，如何体现莎剧原作精神以及戏曲编演莎剧应采用的方法，提出戏曲编演莎剧的答案在实践中，编演莎剧既要忠于莎剧，又要“从莎剧中走出来”，编演莎剧应提倡多样化，重视大众化。曹树钧的《论戏曲编演莎剧的新成就》（《文集》）全方位多层次地展现纵横交错的中国莎剧的多维空间，从理论上对戏曲编演莎剧的得与失进行了总结。孙福良发表了《’94上海国际莎剧节述评》（《文集》）。刘明厚有《现代人与莎士比亚的对话》（《文集》）。王元化的《莎士比亚塑像揭幕致词》（《书屋》1996年第3期）认为我们对于莎士比亚的研究还太少，太幼稚。我们演出的莎剧还停留在尝试阶段，但幼稚是可以成长起来的。曹树钧的《二十世纪莎士比亚戏剧的奇葩——中国戏曲莎剧》（《戏曲艺术》1996年第1期）强调莎士比亚的剧作比一般的外国戏剧更适合改骗成中国戏曲剧本。此外曹树钧还发表了《〈李尔王〉在京剧舞台上——京剧〈歧王梦〉常析》（《文汇报》1995年11月）、《尚长荣与历史剧〈李尔王〉》（《新舞台》1995年9月16日）、《〈无事生非〉广场剧》（《新舞台》1995年12月9日）。郭小男在《莎剧歌剧化的首次尝试》（《戏剧艺术》1995年第1期）总结了自己导演《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这部莎剧歌剧的体会。邓建蕴有《莎翁名剧搬上黄浦公园广场，戏剧增添人文景观》（《上海文化报》1995年11月3日）。冯钢有《斯特拉福德观剧杂记》（《四川文学》1995年12期）。李婴宁有《在莎士比亚的故乡》（《上海文化报》1996年11月18日）。何刚报道了英国皇家莎士比亚剧团到外地、国外演出引起的争议（《光明日报》1995年7月5日）。李伟民有《以莎剧为题材的音乐》（《世界文化》1996年第3期）、《第六届世界莎士比亚大会在美国举行》（《国际学术动态》1996年第8期）。美国伊利诺斯大学米歇尔·莫林的《我们的莎士比亚戏剧——国际莎剧展览的意义和主要内容》（《上海艺术家》1995年第4期）认为莎剧演出表达了不同文化交错的可能性，莎剧已成为世界性文化。在英美莎剧是平常的娱乐；在东欧逐渐成为政治宣传剧；在西欧，莎剧以多种多样的戏剧样式进行演出；在法国、西班牙莎剧以独特的文学面貌，对两国的戏剧传统进行挑战；在中国，莎剧以昆曲、京剧和地方戏的形式演出；在日本，莎剧成为20世纪日本戏剧样式。
七
索天章在《看不透的夏洛克》（《上海艺术家》1995年第4期）一文中分析了莎士比亚对夏洛克复仇心理有其正确的一面。莎士比亚情不自禁地让夏洛克对反犹太主义进行了有力的控诉。章子仁的《论夏洛克的悲剧意蕴》（《广西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论述了夏洛克之所以是悲剧人物，属性格悲剧范畴，是社会悲剧的原因。周晖的《夏洛克的悲剧与其性格的复杂性》（《湖北师范学院学报》1996年第2期）认为夏洛克既不是十恶不赦的魔鬼，也不是至诚驯良的绵羊，令人同情又令人憎恨。
在这一段时间内孙家琇相继写出了对莎剧《裘力斯·凯撒》的系列评论。她强调对于这部戏剧，最需要根据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加以剖析、理解。她在《莎士比亚大悲剧的“前秦”——〈裘力斯·凯撒〉》（《戏剧》1996年第1期）中提出《裘力斯·凯撒》有特殊意义，继承和发挥了莎氏英国史剧、早期喜剧、悲剧的写作经验，同时又带有“实验性”创作的难免的不足和缺点。她在《莎士比亚笔下的悲剧性人物——勃鲁托斯形象及其艺术创新》（《戏剧艺术》1993年第3期）中认为如果看不清历史大局就不易判断勃鲁托斯等共和派一心维护古老共和国而谋杀凯撒的行为，是怎样逆历史潮流而动。她的《从〈裘力斯·凯撒〉看莎士比亚的历史、政治意识》（《年鉴》）认为该剧仍然表现了一致的政治思想倾向，拥护君主专制和英明君主，反对社会混乱和国家分裂。孟宪强的《是开明的君主形象，还是专制暴君的典型——重读〈裘力斯·凯撒〉（《外国文学研究》1996年第1期）认为凯撒绝不是以一个专制独裁者和暴君的形象出现在莎士比亚的悲剧之中的。莎士比亚塑造凯撒形象，从正面和侧面描写了人民群众对他的态度。
梁巧娜的《喜剧形式悲剧内涵——〈终成眷属〉及海丽娜形象的审美评价》（《外国文学研究》1995年第1期）认为以喜剧形式出现的《终成眷属》在思想内涵上是与悲剧息息相通的，艺术上带有从喜剧创作过渡到悲剧创作的特征，人物性格呈现悲喜剧杂揉的形式。《外国文学研究》1995年第2期、1996年第3期分别刊登了蒋坚霞的《“贵”与“贱”的顿悟——读莎翁〈亨利六世·下篇〉中的一段独白》、任明耀的《〈亨利八世〉漫评》。李传璋在《论〈亨利四世〉的人物性格塑造》（《海南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中提出该剧上下篇提供的创作经验是：以人物自然逻辑为基本点，描写性格发展历程，在历史背景下凸现人物，用对比方法区别人物，真实地描写现实关系中的人。李毅的《〈恶有恶报〉中的法律与天恩》（《四川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认识到该剧中伊萨白拉的请求缺乏真正的基督教精神，不同意伊萨白拉被视为一个被挫败的人物或牺牲品。伊萨白拉的请求不是精神上逐渐成长，而是剧烈的转变。转变的力量来自于天恩。陶冶我的《莫罗佐夫〈罗密欧与朱丽叶〉研究异议》（《温州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第2期）针对莫罗佐夫的观点，提出《罗密欧与朱丽叶》所反映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人与社会制度的关系，所展现的是爱情与世仇的冲突，不是新与旧、文艺复兴与中世纪、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冲突。方平的《历史上的“驯悍文学”和舞台上的〈驯悍记〉》（《外国文学评论》1996年第1期）阐释了《驯悍记》如果局限于文本的范围，很难发掘喜剧的潜在文学价值。此外还有洪忠煌的《莎士比亚与俗文化》（《戏文》1995年第3期，《文集》），敖行维的《莎士比亚研究二题》（《毕节师专学报》1995年第1期），洪增流的《莎士比亚丛林喜剧初探》（《安徽教育学院学报》1995年第2期），徐静的《〈终成眷属〉人物谈》（《齐鲁艺苑》1995年第2期），洪忠煌的《莎剧意象与中国话剧之路》（《戏剧文学》1995年第1期），杨秀珊的《浅谈莎士比亚喜剧中的妇女形象》（《佳木斯师专学报》1995年第2期），沙柳的《莎士比亚的雅与俗的启示》（《南方日报》1995年10月22日），吴光耀的《莎剧演出随想》（《上海戏剧》1995年第4期），徐克勤的《莎士比亚研究课教学内容提要》（《齐鲁艺苑》1995年第3期），汪建云的《爱的命运：感受莎士比亚的悲剧》（《戏剧文学》1995年第9期），李志斌、董尧的《试论莎剧中的女性形象》（《湖北大学学报》1995年第5期），李敏的《善待生命：〈罗密欧与朱丽叶〉的艺术魅力》（《文史哲》1995年第6期，《世界宗教文化》1996年第5期的《莎士比亚与宗教仪式》，马征的《论福斯塔夫和拉摩的侄子所体现的喜剧精神》（《烟台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毛宣国的《莎士比亚戏剧的怪诞手法》（《湖北民族学院学报》1996年第3期），姜山秀的《单纯的女性——论四大悲剧中女性的单纯性特征》（《德州师专学报》1996年第1期）。
《名作欣赏》1995年第1期发表了方平的《莎士比亚的“天鹅之歌”——〈暴风雨〉赏析》。张青梅的《莎士比亚的艺术观点在其十四行诗中的反映》注意到莎士比亚现实主义的艺术原则，不但表现在戏剧作品中，也表现在十四行诗中，即“脚踏实地”地举起反映自然的“镜子”。
八
环顾近年来的中国莎学研究状况，我认为急需扩大中国莎学研究的外延，深入莎氏作品的深处，而用比较文学研究方法研究莎作，外延与内涵均能兼顾。马焯荣、马弦的《戏剧创作与偶数思维——李渔、莎士比亚比较》（《艺海》1995年第2期）发现李渔酷爱对称，尤其体现在他的小说、戏剧结构中。对偶也是莎剧的显著特色。李渔戏剧理论中有“立主脑”、“减头绪”的主张，要求剧本结构主次分明。莎士比亚虽没有在理论上提出过主次分明的双线结构，但其戏剧的基本形态还是属于主次分明的双线结构。笠翁喜剧及莎翁喜剧悲剧，均蕴含着丰富的映衬和对照。田民的《莎士比亚与奥尼尔》（《剧作家》1996年第2期）认为奥尼尔可能从小就受到莎剧的熏陶。莎士比亚与奥尼尔的相通之处在于都表现了人欲横流的现实，有相近的悲剧观念。奥尼尔在更多情况下有意识地把现代心理原理，弗洛依德、荣格心理分析学说，应用于人物的心理分析。莎士比亚的心理现实主义则更多是一种朴素的心理直觉和体验。王维昌有《俄狄浦斯主题的内窥与外显——〈麦克白〉与〈琼斯皇〉》（《外国文学评论》1995年第4期）。马征发表了《论喜剧精神：[莎士比亚·狄德罗]》（《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96年第3期）。方东、周青有《莎士比亚与种族主义：就夏洛克和奥瑟罗两个艺术形象看莎翁的种族主义》（《盐城师专学报》1996年第2期）。邓楠有《“海伦”和〈罗密欧与朱丽叶〉之比较》（《武陵学刊》1995年第2期）。李鸿泉的《莎士比亚与莫里哀喜剧艺术比较》（《内蒙古大学学报》1996年第6期）分析了莎、莫喜剧产生的文化源渊，对批评界流行的“扬莎抑莫”观点提出不同意见，指出莎、莫的喜剧是欧洲两种喜剧传统的产物。
李宇东的《韵文在曹雪芹和莎士比亚创作中的运用》（《外国文学研究》1995年第2期）指出曹雪芹和莎士比亚均在作品中运用了韵文。《红楼梦》中的诗词曲赋等作品和莎剧中韵文素体诗行均被两位作者用来塑造典型形象。何键的《疯人的抗争：冲突中的悲剧〈狂人日记〉与〈哈姆雷特〉》（《社科纵横》1995年第3期）认识到两部作品都表现了主体抗争精神，表现出由个人反对社会、个人同社会的冲突和悲剧模式。仝祥民有《〈窦娥冤〉与〈哈姆莱特〉“鬼魂”描写之比较》（《名作欣赏》1995年第2期）。曹树钧的《田汉与莎士比亚的戏剧创作》（《理论与创作》1995年第3期）认为莎士比亚戏剧对田汉剧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用悲剧的样式反映旧中国的悲惨生活，揭露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罪恶，歌颂人民不屈不挠的反抗精神，用积极的浪漫主义精神，抒发了中国人民要求改变黑暗现实，追求幸福生活的美好愿望。谈志耀的《异曲同工相映生辉——〈罗密欧与朱丽叶〉〈梁山伯与祝英台〉同异析》（《社会科学报》1996年10月17日）指出这两部戏剧的原始题材都来源于社会底层。故事都发生在封建时代，讴歌的都是青年男女反对封建礼教，争取恋爱自由的斗争精神。在艺术上都是运用浪漫主义手法来揭示主人公丰富的内心世界。此外还有李伟民的《中国——莎士比亚情结——为纪念莎士比亚诞辰430周年而作》（《伊犁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第1期）、《中国莎士比亚情愫》（《成都艺术》1995年第3期），李伟民的《莎士比亚与四川》（《成都艺术》1996年第2期）对莎士比亚及其戏剧从民国初年到1994年在四川的传播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评述。陆克赛有《从克劳狄斯到麦克白》（《江苏教育学院学报》1996年第3期）。李晓燕有《从〈罗密欧与朱丽叶〉到〈蝙蝠〉：上海歌剧院的悲剧与喜剧》（《上海戏剧》1996年第3期）。范萍有《〈原野〉与〈麦克白〉——兼论曹禺对中国传统悲剧的突破》（《贵阳师专学报》1996年第2期）。薛如林有《两峰并峙，双水分流——〈牡丹亭〉和〈罗密欧与朱丽叶〉比较》（《外交学院学报》1996年第3期）。
九
莎士比亚作品翻译研究，构成了中国莎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已故王佐良先生的《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翻译家》（《外语教学与研究》1995年第1期）认为翻译对英国的文艺复兴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古典文史名著的翻译，是社科类多于文艺类，散文多于诗歌，罗马时期的作品多于希腊。李伟民的《哈姆莱特“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的汉译》（《外语与翻译》1995年第3期）提出朱生豪、梁实秋、曹未风、卞之琳、林同济、孙大雨、陈嘉、方平、许国璋译“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进行了比较和评述。许祖华有《梁实秋对莎士比亚的翻译与研究》（《外国文学研究》1995年第2期）。张松林的《还To be or Not to be一个真我》（《中国翻译》1995年第3期）指出梁译“死后还是存在，还是不存在”的译文与哈姆莱特的实际思想尚有诸多相佐之处。朱生豪译“生存还是毁灭”，于剧中世俗和宗教二义，顾此而失彼。卞之琳译作则藏巧于拙，落尽浮华，归于自然。高明之处，在于保留了原作的空灵品质。孙致礼的《亦步亦趋刻意求似——谈卞之琳译〈哈姆雷特〉》（《外语研究》1996年第2期）认为卞译《哈姆雷特》追求“亦步亦趋”，刻意追求形式的近似，由于采用了相应的诗体来翻译莎翁的素体无韵诗，创造了更接近莎剧本来面貌的译本。《戏剧艺术》1996年第2期发表了茵的《朱生豪翻译“莎剧”的动因》。许朝增的《中国翻译史上的一件大事——评介梁实秋全译莎士比亚全集》（《剧作家》1996年第6期）认为梁实秋的莎作全译本更准确完整，译文具有散文的清丽、简洁、流畅。
费小平的《莎剧〈两个高贵的亲戚〉本体谈（《外国文学研究》1995年第4期）认识到该剧是由字音、意义单位、图式方面等构成的多层独立而又层层相依，具有复调的审美客体。费小平的《The Two Noble Kinsmen孙译本句式处理技巧》（《现代外语》1996年第2期）指出孙法理译莎剧《两个高贵的亲戚》不仅忠实于原文，而且成功地传达了原文的文体修辞风格及艺术手法。
张冲的《诗体和散文的莎士比亚》（《外国语》1996年第6期）认为莎剧散文译本和诗体译本并存，无论对文学翻译界还是莎学界都是极有意义的。虽然莎氏剧本多以诗体写成，散文译本却自有其存在的理由和价值。以诗体译莎剧要“正”的是“名”，就是莎氏是“戏剧诗人”，作品是“诗体剧”。张冲的《重译莎士比亚戏剧的形式问题》（《外语与翻译》1996年第3期）体会到以“本来面目”重译莎士比亚的戏剧，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如何译得像莎士比亚的诗体台词的问题，它还可以再细分为译得像（作为台词的诗和如何译得像（诗体的）台词两个问题。
李赋宁的《曹明伦译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全集序》（《四川教育学院学报》1996年第2期）赞许曹译本的特点在于译文既确切，又通畅，读来颇有诗趣，增加了数十条注释。曹明伦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翻译研究》（《四川教育学院学报》1996年第4期）在翻译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全集的基础上对莎氏十四行诗中的疑难字句进行了解析，特别是与《圣经》、其它宗教有牵涉的典故，及措辞、双关语、“will诗”的译解。李春凡有《浅析莎士比亚作品中的矛盾修辞的妙用》（《外语学刊》1996年第2期）。
十
随着中国莎学的不断繁荣，近年涌现出了一大批高质量的莎学专著，围绕着这些莎学专著的出版，一大批研究性书评和论文相继问世。继1993年发表《评孙家琇主编〈莎士比亚辞典〉》（《外语教学与研究》1993年第1期）以来，李伟民又发表了对孙家琇和朱雯、张君川分别主编的两部《莎士比亚辞典》的比较。李伟民的《两部〈莎士比亚辞典〉的比较》（《辞书研究》1996年第3期）对孙家琇主编的《莎士比亚辞典》和朱雯、张君川主编的《莎士比亚辞典》从内容的条目化与理论化、收词数量与检索性、释义、资料、排检法、不足等方面进行了全面比较。李伟民的《他山之石与东方之玉——评〈中国莎学简史〉》（《黔南教育学院学报》1996年第1期）认为该书对于今天中国的莎学研究来说，不仅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而且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国莎学简史》的作者始终具有一个明确的意向，那就是在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莎学体系过程中，要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莎学的发展历程，让世界了解中国莎学，促进中国莎学早日跻身世界莎坛。李伟民的《莎士比亚的春天在中国》（《书海》1996年第6期）以对话方式对徐克勤著《莎士比亚名剧创作欣赏丛书》进行了评价，认为该丛书的主要特点在于体现了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特点，并对近年来的中国莎学进行了评述。此外李伟民还有《各具风格特色荟萃莎学精华》（《中国农业大学学报》1996年1—2期、《文集》），《海峡那边的莎士比亚——台湾“莎学”一瞥》（《文教资料》1996年第1期），《莎士比亚文化的丰碑——世界上的莎士比亚图书馆》（《书与人》1996年第6期、《戚浦潮》1996年第4期转载）。
赵武平的《莎士比亚译著大撞车》（《中华读书报》1996年2月7日）对各出版社推出的莎士比亚全集进行了报道和评介。张雷的《台湾出版界“重温”莎士比亚》（《中华读书报》1996年5月15日）报道了台湾出版界莎学出版物动态。雷成德有《〈莎剧论纲〉：突破和超越》（《西北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井凤霞有《简评〈莎剧论纲〉》（《三秦论坛》1995年第3期）。孟宪强有《让世界了解中国莎学——我向第六届世界莎士比亚大会赠书》（《社科信息报》1995年5月30日）。
十一
郑土生的《众多学者的心血结晶——钱钟书先生、杨绛先生和〈莎士比亚辞典〉及其他》（《出版广角》1996年第4期）介绍了孙家琇先生主编《莎士比亚辞典》，钱钟书先生为《莎士比亚辞典》题签的经过；李肇星、郑土生主编《莎士比亚戏剧故事全集》，国家领导人为该书题写《莎士比亚戏剧故事全集》书名的经过。李伟民的《眼前是一片辉煌的莎士比亚世界——记莎学专家〈曹树钧〉》（《四川戏剧》1995年第6期）对中国莎学专家曹树钧的莎学研究特点进行了初步总结。李伟民有《莎学专家——曹树钧》（《中外文化交流》1996年第3期）、《诗魂今何在译笔长生辉——读〈朱生豪传〉》（《书与人》1995年第3期）。张泗洋有《曹禺与莎士比亚》（《书城杂志》1996年第4期）。黄昌勇有《孙大雨传略》（《新文学史料》1996年第2、3期）。孟何荣有《春天·莎士比亚·中国》（《长春日报》1996年12月3日）。杨苡有《解脱了的哈姆雷特——怀念陈嘉师》（《当代外国文学》1996年第2期）。曹树钧有《黄佐临的“莎翁”缘》（《名人传记》1996年第4期）。岳洪治有《梁实秋的莎氏缘》（《学习》1995年第4期）。
十二
1996年4月7日——14日，“中国莎学代表团”赴美国洛杉矶参加了第六届世界莎士比亚大会。这是我国第一次由国家行政部门批准组成“中国莎学代表团”参加世界莎学大会。为了使中国莎学界对这次会议有所了解，在会议前后，代表团的莎学专家对这次会议进行了全面地多角度地报道和总结。曹树钧的《洛杉矶纪行——中国莎学代表团与第六届世界莎士比亚大会》（《话剧》1996年第3期）、《洛杉矶舞台和银幕上的莎剧——纪念莎士比亚逝世380周年》（《电视与戏剧》1996年第5期）、《洛杉矶舞台上的莎士比亚》（《新舞台》1996年5月11日）、《在美国看莎剧电影》（《解放日报》1996年5月15日），介绍了第六届世莎会的情况。《外国文学研究》1996年第3期刊登了由中莎会供稿的《中国莎学代表团首次参加世界莎士比亚大会》。《戏剧电影报》1996年5月10日发表了刘平的《中国首次参加世界莎士比亚大会》。《文汇报》1996年4月19日刊载了金涛的《中国莎学研究国际瞩目——一批青年专家成果将在国际讲坛亮相》。孟宪强相继发表了《为了中国莎学走向世界——我参加第六届世界莎学大会》（《吉林日报》1996年6月12日）、《走向世界迎进国门》（《东北师大报》1996年12月30日）、《“让世界了解中国莎学”——我向第六届世界莎士比亚大会赠书》（《社科信息报》1996年5月30日）。杨梢有《孙福良访台引出佳话——两岸莎学界携手进军国际》（《上海文化报》1995年3月24日）。
十三
两年来围绕莎士比亚其人和各种改编莎剧的文章时有出现。《成都晚报》1995年10月23日载署名“新”的《莎翁真容》。子崖有《德国发现莎翁真实面像》（《华西都市报》1995年10月31日）。刘华新有《莎翁研究又起风波》（《四川文化报》1996年6月7日）。方柏林报道的《美学者发现被湮没的莎翁诗作》（《世界文学》1996年第5期）说：美国学者唐纳德·福斯特博士证实一首伊丽莎白时代的挽诗系出自莎士比亚手笔。这首挽诗题为《葬礼挽诗》，共578行，1612年出版，按伊丽莎白时代通行的方式装订成一本小册子。发现者是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出版者托马斯·索普（又见《世界文化》1996年第4期）。陈东东有《莎士比亚的收场白》（《艺术世界》1995处第一期）。蔡体良有《在海尔布隆（德）看〈暴风雨〉》（《艺术世界》1995年第4期）。家新有《美国人玩“戏说”也太离谱、罗密欧朱丽叶成了“黑帮分子”》（《成都晚报》1996年11月18日）。巫山有《好莱坞推出新版〈罗密欧与朱丽叶〉》（《四川日报》1996年12月27日）。任德峰有《七年寻觅〈歧王梦〉梦圆“死学活用”尚卡荣谈艺》（《上海文化报》1995年11月10日）。袁获涌有《莎士比亚作品在中国》（《攀枝花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裘克安有《莎士比亚在美国》（《英语沙龙》1996年第4期）。《名作欣赏》1996年第3期刊登了李赋宁的《甜蜜的十四行诗》和曹明伦译《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七首》。
在书籍出版方面除了前面提到的《’94上海国际莎士比亚戏剧节论文集》、《中国莎学年鉴》以外，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了朱生豪译《莎士比亚全集》，时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朱生豪译《莎士比亚全集》。漓江出版社出版了曹明伦译《维纳丝与阿多尼》、《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全集》。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陈才宇等译《莎士比亚诗全集》。上海译文出版社重印了〔英〕H.G.怀亚特改写、吴明译英汉对照《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重印了黄兆杰的《莎士比亚戏剧精选一百段》。内蒙古文化出版社出版了梁实秋译《莎士比亚全集》（二卷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了梁实秋译《莎士比亚全集》（十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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