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合学：对世纪文化挑战的回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纪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17；B01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 －3240（2000）01－0053－04
和合学是张立文先生面对中国文化及全人类所面临的困境和挑战，以其独立不惧，勇担大任的勇气和“三年不窥园”的精神，汲取传统文化的精髓并以其渊厚深遂的学术功底而对时代的呼唤和挑战所作出的回应。它既体现了一个学者对于人类的命运和前途念兹念兹的悲悯情怀，又体现了一个学者要“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的责任意识。它既是对现实问题的忧思和关切，又是对未来和前途的洞察和睿见。因此说，它是一种我们可赖以融通中西方文化的价值尺度，化解人类社会的冲突，而走向21世纪的战略思维和文化选择。
一、和合精神及现代转生
和合精神在中国可谓源远流长，在春秋之际，古人就已认识到“和实生物”的道理，指出“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以丰长而物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1]。 基于对当时现实社会的忧患和对未来世界的理解，“和合”精神成为当时儒、道、墨各家所普遍认同的人文精神，他们期望当时冲突不已的诸国能本着“泛爱众”的博爱精神来消弭纷争，和平共处，共同繁荣。这其实反映了他们一种对于人之生命价值的尊重，以及对于一个无战乱、无压迫、和谐、和平的“大同”理想社会的憧憬。这本应指引着人类走向和生、和处、及和达之路，然而历史的事实却显出了它的一种大无奈和大悲哀。自春秋争霸，战国兼并战争起，到历朝历代的分分合合，现实所展现出来的是太多的生灵涂炭和太多的国破家亡，而古老的仁爱精神却一直黯然无光。故张先生曾痛切地指出：“先秦既是中国的和合精神最伟大的开端，同时又是其最悲壮的遮蔽和蒙难”，“自‘天下为家’以后，人文大道就已隐遁”，和合精神就进入了“暗而不明，郁而不发”的冬眠时期[2]。在经过了漫长的沉寂之后，在此新旧交替的世纪关口，和合精神又向世人宣示了它的存在，和合学的创立为它重新走向人类历史舞台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和合精神在现代的重生并非是自生自长的结果。恰如孔子所言：“人能弘道，非道弘人。”[3]任何一种精神都是由人来体现的。况且，历史毕竟已经过去了两千多年，现代社会有着现代社会的问题，现代人类有着现代人类的要求，而一种理论和精神只有立足于社会现实，才可能有其价值和生命力。被障蔽千年的和合精神得以在现代重现其光辉，乃是现代学者针对现代问题而苦苦思索、不懈追求的成果和结晶。和合学继承了传统的和合精神，但又并不是对它的简单重复和宣扬，而是立足现实、面对挑战而对它进行的一种创造性的继承和发展。因此，和合学的创建“彰显着中国文化的现代转生”[4]。当然， 这里所谓的转生乃是指“和合”文化精神的转生，而不是某种文化形态的转生。它指的是一种生命力，而不是某种生成物。
谈到转生，首先就要谈到对它的发现。发现之后方有转生可言，真理固然是简单朴实而平易近人的，但它又只亲近那些勤于思索的心灵。和合精神作为中华人文精神的精髓而为现代人所认识，亦是张先生以其求知之真之诚，历经千辛万苦，冲破原有价值观念的重重束缚，在饱经理论思维创造阵痛的磨炼和洗礼之后，而用自家的生命热情所体贴出来的。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到底什么是它的根本精神呢？对此历来众说纷呈，并无一定见。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却颇为众人所认可。张先生在潜思默想的思想探索中提出了新的发现，他指出：“我觉得，自强不息是世界许多民族都共同有的精神，佛教都是这样提倡的，它们不是中国特有的精神。只有‘和合’才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思想。”[5]故从80年代末起， 张先生即开始在一系列的文章著述中申明，“和合是中华文化的首要价值，是中华人文精神的精髓”。最初这呼声也许还恰如一孤灯独明，给人以希望但所及有限。但“德不孤”，对中国传统文化命运的共同思索，对真理共有的诚挚和追求，终于使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走到了一起，使古老而伟大的和合精神逐步走向了时代的前沿。
和合学在继承了传统的和合精神的同时，又对和合的现代义理进行了阐释，指出和合是指自然、社会、人际、心灵、文明中诸多元素、要素相互冲突、融合，与在冲突、融合过程中各元素，要素和合为新事物、新生命的总和。同时，它又对传统和合方式的逻辑缺陷进行了剖析，指出传统和合方式乃是无中介的直接和合，无转换的取舍和合，差分不足的简单和合，无冲突的重一和合，以及不多奇点的神秘和合等。由此，根据发展中国文化的现代理性要求，和合学提出了元素差分、结构整合、中介转换、功用择优、反演流行等理论公设，以对和合人文精神进行现代转生，并在对传统和合方式缺陷的批判中，建构了“地”、“人”、“天”三界，即和合生存世界、和合意义世界及和合可能世界。由此，和合学建立了自身的基本理论或说“体”的和合学。但和合学的学术目标并不仅仅在于逻辑的建构本身或理论的演绎结构。由此更进一步，依据对世纪人类文化发展前景的战略预见，和合学又构想了形上、道德、人文、工具、形下、艺术、社会、目标、入维和合的新学科分科，从而使“体”的和合学转换为“用”的和合学，使它进入了人类生存世界的各个领域，使和合精神成为指导人类生存、生活的生命智慧。和合学的创立标志着中国文化和合精神的转生而日新，其立学宗旨“立足中国现代发展，放眼人类文化前景，转生和合人文精神，创新和合结构方式”也正表明了这一点。
二、和合学与中国文化的现代化
文明在不断地进步，而问题也总在不断地产生。自有生民以来，科技在不断地发展，财富在不断地积累，观念也在不断地更新，如今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有了很大的进步。但与此同时，人类社会的发展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诸多问题和严峻挑战。就中国社会而言，自近代以来，它的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遇到了重重危机和挑战。这种社会现实反映到文化层面上，张先生把它概括为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人类共同的五大冲突（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的心灵、不同文明间）的挑战；二是西方文化的挑战；三是现代化的挑战”。[6]有挑战就需要有回应， 而和合学正是为回应此三大挑战而作出的文化选择。
在这三大挑战中，尤以“现代化的挑战”最为急迫和根本。所谓中国文化的“现代化”问题，也即是它如何倾听社会的呼声，如何把握现实的脉搏，从而实现由传统向现代转换的问题。一个民族的文化乃是一个民族的命脉所在，故实现传统向现代的成功转换，乃是中华民族在未来立足于世界的根本，同时也只有成功地完成了自身的现代化，才会有足够的能力去迎接前两大挑战。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和合学的任务首先是中国文化走向现代化的最佳文化方式的选择。
关于中国文化的现代化的问题，可谓由来已久。自鸦片战争始，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打开了东方这一古老帝国的大门。它对中国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它把中国强行拖入了世界工业化（现代化）的潮流，但同时又使它面临着殖民化的危机。如果说，中国向现代社会的转换在起初还是出于被迫和无奈的话，那么救亡图存的要求却使国人认识到实现现代化乃是抗拒殖民化的有效途径，并逐渐激起了国人要求现代化的自觉意识。因此从一开始起，中国对现代化的要求就和救亡图存、抗拒殖民化的要求紧紧地纠缠在一起。现代化的要求促使国人睁眼看世界，而其结果，首先是发现了西方的军事技术，继而又发现了其民主政治制度及自由民主思想的巨大力量，总之，是发现了西学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优势。它不仅由此激起了国人向西方学习的要求，并转而导致了对中国固有文化的批判。与此同时，重义理、重心性修养的传统文化面临着富国强兵、救亡图存的现代任务，也突显了其疲弊和无力的一面，而逐渐遭到国人的批判和遗弃。总之，现代化和救亡的时代任务一方面造成了西学与中学之间的对立，同时又造成了现代与传统之间的紧张，二者共同形成了向西方现代文明学习的要求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意向。
但是，理性的要求总是难以同时带来感情的认同，况且，救亡的要求本身即内蕴着对于西方文明的抗拒心理。因此说，自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以来，“师夷”与“制夷”的共同要求就始终纠缠在一起，成为国人的一种难以解开的情结。由此，在“西化”的要求中，又总是隐含着一种对它的疑惧；在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中，又总是透出一种对它的情感和依恋。其结果导致了在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如何实现现代化的问题上，围绕着对于中学、西学、传统、现代及其关系的种种态度，提出了种种理论观点，如中体西用，西体中用，中西互为体用说；抽象继承，宏观继承，具体继承论；创造性转化，综合性创新，以及复兴儒学，如此等等。不可否认，这些理论对我们全面认识现代中国的文化问题都有其一定的价值和指导意义，但正如张先生所指出的，此种种论说虽开态各异，但都未能跳出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传统与现代两极二分的框架，未能超越长期以来纠缠不清而又道说不明的东、西和古、今文化论争的情结。[7]而且， 实际上它们都只是对关于如何向现代转换的方法或途径的一种探讨和描述，即没有产生一种新理论形态、新事物、新生命作为回应西学的事实上的承诺或承担者。因此，它们只能是流于空言、口号，即无实果。[8]
但和合学的创立却改变了这一状况，它超越了传统的东、西、古、今之争，回应着现代人类的需要和时代精神的呼唤，以“融突论”的和合观念，即和合而化生新生命、新文化的观念来思考21世纪人类文化战略，使传统与现代、中学与西学既冲突又融合，而和合为一种新生命、新结构，回答了现代化的具体文化形态是什么的问题。因此说，“和合学是中国文化走向现代化的最佳的文化方式的选择，它彰显着中国文化的现代转生，它使一个多世纪以来关于中国文化的现代化由方法的论争转向文化形态的选择，即使方法的论争落到了实处。”[9] 和合学的创立，不仅使关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探讨有了一个落实和安顿，而且也为中国文化在调适、化解现代三大挑战中发挥其应有的生命智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中国文化以崭新的面貌走向了世界。
三、中西文化的融突与21世纪人类文化
中国文化所面临的现代挑战是多方面的，除了现代化的挑战外，还面临着人类共同的五大冲突以及西方文化的挑战。和合学的创立首先意味着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现代转生，回应了现代化的挑战，但实际上由于现实中这三大挑战的彼此纠结和重叠，对自身现代化的完成同时也就意味着对前两大挑战的成功回应。两者乃是二而一、一而二的问题。因此说，融突而和合的精神，不仅对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有着内驱的动力，而且对于化解人类所共同面临的五大冲突，对于回应西方文化的挑战同样具有巨大的魅力和生命力，能够创造性地解决中西文化的价值和合问题。[10]
文明间的差异和冲突自古有之，但却从未象今天这样为人们所注目。20世纪是一个充满了战争、对抗和冲突的世纪，而从两次世界大战，到冷战，再到各地此起彼伏的民族矛盾、种族战争，在其背后无不有着一个价值观念或意识形态的幽灵在作怪。如今，经济的全球一体化、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及毁灭性武器的出现，已经把人类的前途和命运紧紧地捆在了一起。站在新世纪的门口，人们都愿意以全人类的共同利益来对待这个世界，来共同过上美好的生活。然而正当人们为此而进行着努力的探索之际，一种不合谐的音符——文明冲突论却开始在西方某些人的心头游荡。
文明冲突论在西方不算是新生事物。19世纪末一个叫马汉的美国学者在1897年7 月发表在《哈珀月刊》上的一篇文章《世纪展望》中就提出了这一观点。他认为，由于通讯技术的繁荣，“物质繁荣与进步程度不同，精神理念各异、政治能力迥别的诸文明也在迅速接近”；“起源不同，具有不同种族特性的文明”之间的接触，正在为潜在的冲突提供舞台。马汉对“正在从沉睡中惊醒”的东方，特别是中国给予了特别的关注，认为“东方正迅速认识到他们自己的物质优势和政治传统，二者的结合已经对西方构成了影响”。在他看来，正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东方不仅不会西方化，而且将仍旧与西方相异，并将对西方构成严峻的挑战。因此新世纪的关键是“究竟是东方文明还是西方文明将主宰整个地球，并决定世界的未来”。在这种情况下，马汉认为西方将不得不准备以武力迎接挑战。一个世纪之后，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在1993年发表在《外交事务》上的一篇文章《文明的冲突？》中，宣扬与马汉相似的观点。在文中亨廷顿正确地指出，在国际关系前所未有的全球化背景之下，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的相互影响已跃居国际关系的中心，因为“非西方文明将不再是西方殖民主义压迫下的历史客体，而是像西方一样成为推动和塑造历史的力量”。然而亨廷顿并没有由此而探讨不同文明间交融共生的可能前景，而是对不同文明间的冲突，尤其是亚洲儒教和伊斯兰国家对西方文明所可能造成的威胁耿耿于怀。他提出：“西方文明为顾及自身利益，对内应加强团结，放慢裁军速度；对外应拉拢东欧和拉丁美洲，跟日本和俄罗斯合作，限制儒家与伊斯兰国家的军事扩张，并挑拨儒家与伊斯兰社会的歧异，使他们无法联手对付西方。”这就是亨廷顿以他的文化观念、价值观念及思维方式为西方所规划的文化战略。
在此战略的引导之下，人类的前途会如何呢？在一个各种各样的全球性问题迫切需要人类同心协力，而人类又彼此提防、相互对抗的世界上，前途很难说是光明的。那么，我们又该如何来看待文明间的差异及其关系，如何认识21世纪的人类文化前景呢？对此，和合学给我们提供了解答之方。
首先，和合学强调人类文化的和合，但并不否认不同文明间的差分和冲突，相反，差分和冲突正是和合的题中应有之义。和合体，便是因差异元素、要素的冲突融合而和合。就人类文化而言，在不同国家、民族的文化交流之间，存在着一系列差异分化的价值特征。也正因为存在着这些差分，才使各国、各民族间的文化思想、价值观念，以及思维方式的冲突、拒斥和吸引成为可能。
由差分而有冲突。冲突即是指诸元素性质、特征、功能、力量、过程的差异和由差异而相互冲撞、伤害、抵牾状态。冲突源于差异，是差异的激化。在和合学看来，冲突乃是宇宙间的普遍现象，世上没有不存在冲突的事物，就此而言，文明冲突论讲不同文明间的差异，讲不同文明间因差异而导致的冲突现象，也确是很有见地。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来认识和对待这种差异和冲突，若由冲突而讲对抗，讲不同文明间的战争，讲一种文明对于另一种文明的支配、统摄或同化，这就陷入误区了。在和合学看来，冲突是正常的，它意味着对原有结构方式的打破，从而使新结构的建立成为可能。但它必须走向融合，否则冲突便毫无所成，只具有负面的价值和意义。和合包容了冲突和融合，正是在冲突融合中，和合体获得新的内容，新的结构和方式，从而进入一个新的领域或境界。
其次，和合学指出和合是人类文化的新世纪精神。和合学认为，和合乃是宇宙间的普遍现象，是万事万物存在的价值本体，也是其存在的本真状态，凡存在者，大至日月星辰，小至草木蝼蚁，都蕴含着融突，都是融突和合。事物因和合而产生，而存在，也只有在和合中才能维持其存在并获得发展。每种人类文化都是人类生活智慧的结晶，都是一种和合体，在它们之间并无长短之分，更无优劣之辨，它们都将在新世纪的人类文化中显示其存在的意义和地位。故张先生指出：“人类文化，就其价值本体而言，决不是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生物进化。社会文明，就其意义尺度而言，也不是阶级、国家和种族之间的殊死对抗、残酷斗争与无情打击。”[11]“21世纪的人类文化，既非‘东风压倒西风’与‘西风压倒东风’的两极对恃形态，亦非‘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东方文化的世纪，而是东西文化互学、互动、互渗、互补的世纪；是冲突融合而和合的世纪，即和合而化生新的人类文化——和合学的世纪”。[12]
在这反思过去、瞻望未来的世纪之交，和合学的创立无疑为人类走向一个更加美好的新世纪开辟了一条希望之路。回答过去，无庸置疑，20世纪是一个人类的科技和财富迅速发展的世纪，但同时也是一个充满了战争和创伤的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在人类的心灵中留下了抹不去的创痕，冷战中互相指向对方的核弹头使死亡的阴影长期覆盖着地球上的每一个角落，在黑夜中，在悬挂在悬崖间的钢丝绳上，陷入梦魇中的人类狂舞了一回。然而当从梦中醒来后，人类难免不冷汗遍体、暗叹侥幸。在反思之中我们不禁要问，在即将到来的21世纪中，我们应如何相处？历史的经验已一再证明，对抗和仇恨只能把人类带入迷狂和黑暗。我们渴望和平和光明，这是人类禀性深处的呼唤。幸运女神已以其极大的奈心呵护着我们走过了20世纪，我们不能把新世纪的希望仅仅寄托于她的再次眷顾，和平的橄榄枝更需要由我们自己的双手来挥动。好在和生、和处、和立、和达、和爱的和合精神已为我们指出了一条希望之路，愿它把我们带入一个和平、发展的新世纪。
收稿日期：1999－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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