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模式中的俄国和西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俄国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K512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0257-2834(2006)06-0101-07
建立在进化主义和结构功能主义基础上的现代化理论，为研究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提供了一种演化—进步模式。现代化模式的支持者认为，向现代的转变需要彻底改变人类活动的模式，这种转变服从于统一的规律，它的实现主要依靠内源性的因素并借助于所有人类共同体通用的机制。在这一框架内，最主要的是确定该民族处于普遍发展过程中的哪个阶段，因为社会发挥职能的规律在很大程度上是它在当时所处阶段的衍生物。近年来，现代化理论在俄罗斯学者中非常普及并积极应用于对19—20世纪俄国的研究中。[1-3]
西欧国家向现代化的最剧烈转变是在1770—1870年间，在1848年之前，似乎是在新旧两种社会间摇摆；从1870年开始，现代化进程开始变得不可逆转，在20世纪上半期，现代欧盟的大多数国家只是实现了现代化的基本特征。[4] (P11-16)基于它们的经验，可以总结出现代化的基本特征如下：产生了现代个体，他们把改变看作是准则，认为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是人的固有属性，认为市场经济和私有制是保证社会和国家在理智和科学的基础上履行正常职能的必要条件；世俗的价值体系确立，在这一体系中，个人主义是“大众感受”、“第二宗教”、“社会和人类成就的新工艺”[5] (P9-10，P75-76)；夫妻、父母和子女完全平等的小型民主家庭是家庭生活的唯一形式；建立在制度和人的职能专门化基础上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生活方式(指的是劳动的分化、职业化、管理的官僚化等)；公民社会；法制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范畴的完全集中和一体化，它们具有统一的基础：法律至上、公开性和竞争；建立在竞争和私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作为人的总和的民族的形成，这些人根据自愿联合起来，把自己看作是整体的一分子并意识到自己的统一。[6] (P200-224)[7] [8]
一、俄国与西方——共同点和独特性
沙俄时期，俄国社会已经逐渐由传统社会转变为现代社会。原则上说，某些方面已经和西欧社会一样：由传统的、农业的、农村的、因循守旧的社会转变为现代的、工业的、城市的、民主的和个性的社会。[9] 但同时和西方还有着本质的区别。第一个区别就是俄国发生的社会变革滞后，比如，等级和城市社团的形成、人口再生产模式的变化、工业革命以及公民社会和代议制机关的出现。第二个区别在于，俄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在不同的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进程方面所包含的深度不同。例如，俄国所有人受奴化举世罕见；与此相关，1917年以前，城市化、工业化和大众意识的世俗化程度低；某些事件绕过了俄国，即使有所触及，也如蜻蜓点水，比如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反宗教改革和17—18世纪的科学技术革命。俄国只有在18世纪才真正地和欧洲其他地方联系起来，并与其一起构成统一的文化、经济和信息空间，体验那里发生的过程和现象，但是要晚一些，强度也不同。
俄国和西方的区别还在于，17—19世纪，西欧国家的发展方向是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的地方、等级或者阶级特点的同一化，政治、法律和文化空间的一体化和集中化，而以前在地区、等级和阶级方面则是断裂的和分散的，现在西欧形成了统一的民族空间。与此相反，在18—19世纪的俄国社会中，由于移民和不均衡的西方化，社会和文化断裂增加。在17世纪中期之前，一些社会阶层的特点是文化、信仰、价值观和组织的同一，俄国社会或多或少是相似的。但是，从18世纪开始，在现代化的影响下，俄国社会逐渐断裂，到19世纪末，与18世纪初彼得改革之前相比，变得更加不均衡。由于19世纪末发展速度不同，贵族、市民和农民似乎是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和社会组织阶段，在很大程度上似乎是生活在不同的社会、法律和文化条件下，尽管他们之间不断地相互作用和影响。1917年前，2/3的俄国农民(1913年是80％)继续生活在村社中，在很大程度上遵循习惯法而不是成文法，主要依靠口头方式来传播文化遗产等。相反，18％的市民阶层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村社关系，但是个别群体，如商人、小市民和手工业者摆脱的程度不同。2％的贵族和非贵族知识分子实际上在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已经不遵循村社组织，在20世纪初，他们已经生活在机会均等、功勋世袭、开放、稳定、法律至上的环境下，他们在心理上对社会变革、对民主条件下的生活已经做好了准备，并且赞同进步的理念。[4] (P15-16)
与此同时，城市和农村(1913年的人口分别是15％和85％)，没有转变为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第一，农村总是和城市紧密地联系起来，而非城市的对抗者。在整个帝国时期，城市人口的1/3到一半都由农民组成，改革后这一比重逐渐增加。对现存制度持否定态度的部分受教育人士，赞同农民和下层市民的某些主张。第二，在城市和农村都存在着因现代化而产生的社会断层，而且相当剧烈和明显。城市和农村出现了新的阶级——资产阶级和工人。1917年前，从村社中出走的农民达到30％。资产阶级和与村社脱离了关系的多数农民，把自己的希望寄托于城市化、工业化和市场关系的发展。相反，大多数和农村有着密切联系的工人来不及在工厂和城市的“洪炉”里融化，很多人身上带有农民的烙印。在他们的意识中，工业化就是工厂里的艰苦劳动，就是离开故乡和家庭，就是对传统生活方式的破坏。他们希望按照村社土地重分的模式来改造整个世界，包括工业和城市。因此，在城市和农村内部，各阶级之间存在着质的社会和文化隔阂，但并不能因此而把城市和农村看成对立的双方。
俄国社会和文化空间可以粗略地分为两个不相等的部分，但不是根据居住地点，而是根据社会属性方面判断，是农民和下层市民，还是贵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对于大部分18—19世纪上半期受过教育的贵族来说，民间文化世界是那么的异样、敌对和不可理解。А.哈克斯特豪森在1847年写道：“西方文化没有渗透到俄国下层人民的精神和习惯中；俄国人民的家庭生活和村社生活、土地重分和土地占有方式都处于任何外国文化、法制之外，甚至处于政府的干涉之外。但是，由于俄国上下层人民之间的差异，受教育阶层不再理解农村人的制度。”[10] (P15-17)有趣的是，改革后民间和知识分子的语言完全不同：民间语言更接近于17世纪的语言，而精英阶层的语言则欧化了。在这种社会—文化分裂中，有四个因素起着关键的作用：城市化的缓慢(1742—1914年城市人口由13％增加到15.3％)；工业化的分散(1860—1914年城市里集中了大约40％的工人，而农村则集中了60％)；社会流动性减弱；民间文化的口头相传特点。
缓慢的城市化导致的后果是，依靠新的现代化方式，城市“消化了”一小部分的农民。而缓慢的、分散的工业化使农民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把传统的行为方式和新的行为方式结合起来。阶层之间的流动和地理上的流动，一方面由于城市化和工业化速度低而显得强度不足，另一方面，这种流动是单方向的，主要由农民流向市民阶层，由农村流向城市。这就阻碍了新思想和社会文化观念向农村渗透。这种情况有所加剧是由于农民和下层市民识字率低，并且缺少从出版的文字中汲取所需知识的习惯。这就决定了知识和经验是通过直接的榜样和模仿来传承，削弱了书籍、学校和大众信息手段在年轻一代社会化中的意义。在20世纪初以前，只有贵族和神职人员(占俄国总人口的2％)得到了几乎完全的教育，其他社会阶层的识字程度则相当于西欧国家17世纪的水平。这种状况得到根本改变是在19世纪末，特别是在1908年之后。国家杜马颁布了在10年间逐步全面普及小学义务教育的法令，最高当局也支持这一政策。识字率迅速提高，甚至超过了当时的需求，人们倾向于严肃的、实用主义的阅读，农民开始显露出由口头文化到书本文化的转变。这具有重大的意义，因为新旧知识的传承和改造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着文化的特点、能力及其形成的速度。经验的口头传播使农民致力于继承性地再现已有的技能知识，最多不过是保证已经形成的知识和观念的慢慢进化。书籍和出版物使农民的视野变得开阔，并容易引导农民实现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
与普通民众不同，贵族和知识分子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就认为书籍是行动的指导，并在自己的行为中模仿文学人物。但是这样的人只占国家人口的2％，这一数字对于发展强大的、有世界意义的俄国文化来说足够了，但是，要培养人民接受并同化于欧洲文明的成果，这一数字就显得不足。因此，现代化的四大动力——工业化、城市化、社会流动性和出版物在俄国社会和文化中的作用便大打折扣。
谈到社会—文化断裂，就必须考虑到，断裂不是俄国独有的特征，而是欧洲普遍的现象。断裂不意味着民间文化和精英文化不相互影响。例如，农民和下层市民的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风俗和诗歌创造都不断地受到精英文化的影响，反之亦然。问题在于，精英文化比民间文化变化得更快。这就产生这样一种印象，即人民静止不动，而精英们正在欧化。在西欧，民间文化还在16—17世纪就受到教会和国家的毁灭性打击。在此之后，谈到民间文化的时候似乎只能看到从整体上分裂的碎片，或者是冒充的民间文化。1917年以前，俄国民间文化尽管已经开始遭到破坏，但仍具有生命力而且很强大。社会和文化的不对称引起社会的强烈紧张，并催熟了20世纪初三次革命的前提条件。在这种情况下，十月革命不仅只限于破坏旧制度的遗毒，就像1789—1848年的欧洲革命那样，同时还破坏了新的现代社会和现代化文化。[11] (P283)
十月革命不是注定要发生的。它诞生于危机之中，战争引起的各种不利局势的巧合使十月革命成为可能。正是对俄国不利的战争动摇了政权、法规和社会秩序，出现了物质困难，使社会矛盾公开。这些社会矛盾战前在一定范围内得到了克制，而社会主义政党利用了战争的困难并进行了有利于革命的宣传。但是，使革命具有反现代化性质的不是战争，而是被改革推进的加速的现代化，这一改革超越了大多数居民的需求。力图在经济上赶上西欧国家迫使俄国政府进行改革，这种改革使一些过程加速，又使另一些过程强制性地滞后。例如，在18世纪，彼得一世和叶卡捷琳娜二世政府着力推行等级制度和可调节的国家，认为这是最新的欧洲文明。亚历山大二世政府出于良好的动机进行了一系列的巨大改革。这些改革超越了当时俄国的社会需求，这种需求指的不是俄国社会受教育阶层的需求，而是农民和市民阶层的需求。议会和宪法是在广大人民群众对这些制度有了初步认识后很久才走进俄国。当然，符合政府和受教育阶层而不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和要求的类似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对上层的影响要大于下层，对城市的影响要大于农村。与俄国相比，在西欧和中欧国家，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说要更自然、更顺理成章，尽管过程更长期、更痛苦，并伴有社会紧张、冲突和革命的加剧。在俄国，在自上而下的改革影响下，向现代化的转变速度超过了可能性和广大人民群众对变革的准备，现代化的病态增加了。社会变革的强行推动最终导致社会紧张达到一定程度，社会秩序经受不住考验，轰然倒塌，并把许多现代化成就埋藏在废墟之中，这一埋藏的时期是众所周知的。
尽管在18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发展，但在1917年以前，由于没有完成现代化，俄国不完全符合前述现代社会的任何一条标准。[9] 应该注意的是，就俄国而言，欧洲化和现代化既意味着积极消化欧洲模式，更为彻底地实行实质上始于欧洲的文化模式，又意味着在某些方面，有意识地尝试把欧洲文化的制度和结构移植到俄国。整个帝国时期，俄国精英阶层都在试图使国家按照欧洲模式进行现代化发展，因此，俄国的现代化实际上是按照欧洲的范式进行的——应该注意，对于全人类来说，欧洲模式不是唯一的，它具有本质的民族特点。
二、俄国与西方——不同的时区
俄国国家制度、社会生活和文化的基础来源于欧洲，它们在基辅时期就奠定了基础，并且与拜占庭遗产、接受基督教和文字的产生有关。在几百年的进程中，不良的内外局势可能阻碍了它的发展，但并没有破坏这种发展，也没有因此而改变它。俄国和西方对立或者俄国和欧洲对立的根本原因在于，俄国和欧洲由于社会进程和变革的异步，每时每刻都截然不同。但是，在历史前途上，俄国几乎经历了和西方一样的所有过程，沿着和西方一样的道路发展，只是迟了些。因此，每时每刻俄国都和西方曾经相像。如果我们回顾一下中世纪历史和近代史的最初几百年，我们很容易发现帝俄和其他欧洲国家，特别是中欧(奥地利和德国)和东欧国家的相似。[12-14] [4] (P320-329)诸如村社所有制和土地重分等制度，在中世纪许多欧洲国家特别常见，这种现象在奥地利、德国的某些地区甚至到18—19世纪初仍然存在。在英国，直到近代之初，其他欧洲国家直到18—19世纪，每个村落都是一个特殊的氏族共同体。[15] (P77-104)[16] (P476-492)[17] (P37-48)
长期以来，欧洲国家和俄国一样，除少数大型商业城市外，城市和农村居民点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社会关系上都较少有差异。城市和农村之间根本的制度差别，是随着城市完全过渡到市场经济而出现的。市场经济在英国是16世纪初实现的，而在其他欧洲国家则是在17—18世纪实现的。市民从事农业甚至在18世纪的大城市都非常普遍。美国的城市甚至在17世纪都带有宗法制的宗教团体对立的特点。[17] (P285-297)和俄国相比，中世纪大部分的欧洲国家也存在农奴制度，尽管形式上更为温和。农奴制遗毒直到16—18世纪才消失。在中欧国家，18世纪末—19世纪初还带有农奴制特征，直到19世纪还能感觉到农奴制的残余。
帝俄时期的俄国国家制度在发展中经历了和其他欧洲国家一样的阶段，只是更晚一些，并且具有某些特点。[18] 在君主专制时代的欧洲国家，国家的概念还包括所有制的思想。国家“属于”君主，而许多国家制度被认为是私人“所有制”，它们通过抹杀个人和公众、国家和社会的区别的方式，来实现军事和公民职能。很难把城市社团(等级商人、城市委员会)对自己的成员或者土地所有者对自己的农民行使的权力，从国家权力中划分出去，因为他们具有法律和行政权力，而这种权力在现代国家中完全归属于国家制度。“公众的”和“个人的”这两个概念很难归入专制时代的西欧国家，因为缺少全体公民权利和义务的概念，权力或者被看作是个人特权，可以买卖，可以继承，可以因为服务而被个别人和个别家庭得到；或者被看作是对税收和兵役的豁免权。现代意义中的“公民”概念同样不为人所知，而自由被理解为摆脱中央政权的自治。[4] (P19-20)当民主产生时，欧洲国家的全体选民是那么少，就像俄国在国家杜马成立后一样。比如，在当时最民主的英国，全体选民(如果指的是直接选举了议会机构的选举人数量)，1831年总共只占全体居民(相当于欧俄1907—1910年的人数)的3.3％。[19] (P302-304)
18—20世纪初俄国常见的法律多元化，即在一个国家内同时运行着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法律体系，也是欧洲国家中世纪和近代之初常见的现象，只有到了19世纪，法律才在大多数时候取代了习惯法。英国法律的双重性一直保留到20世纪。
帝俄时期的俄国和更早期的其他欧洲国家之间的相似还表现在精神文化和心理上。举一个典型的例子：直到20世纪初，在俄国农村，女占卦者、巫师和预言家都享有很高的荣誉，在大城市，他们也是在19世纪末才消失。16—18世纪，多神教残余在欧洲各地都存在过，它们的生命力和传播能力很强，由西方到东方。在东欧国家直到20世纪还能够看到它们的影子，而在英国，最后一次记录巫师的私刑是在1751年。[20] (P152-155)19世纪上半期，俄国的旅行者略带惊奇地看到欧洲存在着多神教的节日。农业巫术是人们信仰中保留萨满教的另一个重要证明，在许多西方国家，它一直存在到20世纪中期。例如，19世纪50年代，美国在开垦处女地、阉割牲畜以及在其他具有风险和结果不确定的情况下，就广泛采用巫术。1956年，俄亥俄州40％的农场在播种前都要邀请职业巫师来乞求足够的降水。由于需求量大，在全国能呼风唤雨的巫师已达到25000名。[21] (P208-209)
在更发达一些的欧洲国家，等级制度在中世纪就确立下来，直到18世纪末，都是社会秩序的基础。在这方面，甚至在等级制度繁盛时期的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存在明显巩固的等级——贵族、神职人员、市民和农民。除了某些北方国家，任何地方的农民都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等级。
18世纪下半期，法国的人口再生产由传统向现代模式转变，由于这种转变，开始人为地调节人口数量的增长，社会的向前发展也不再受到威胁。这一转变包括了19世纪大部分的欧洲国家，大体上说，只有在20世纪初才结束。[22]
在中世纪和近代的所有欧洲国家，有独断的家长和顺从的家庭成员的宗法制家庭占多数。在各地，村社都干涉家庭生活，监督夫妇的忠诚，个人生活的隐私因此而受到破坏。
许多当代人意识到，与居民中的特权群体或者自己的西方邻居相比，占俄国居民绝大多数的普通民众生活在更为早期的时代。Н.А.别尔嘉耶夫敏锐地指出：“任何民族，在自己存在的任何时刻，都生活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世纪中。但是没有哪一个民族像俄罗斯民族一样，兼容了不同的时期，把20世纪和19世纪融合在一起。对于我们民族生活的完整性来说，这种兼容不同时期是病态和障碍的源泉。”[11] (P251)А.Ф.科尼认为，19世纪60—70年代，俄国农村生活阴暗和愚蠢的一面是“青年时代的不足”[23] (P535)。20世纪初，农民出身的著名经济学家П.П.马斯洛夫认为，“如果把西欧标准运用到农民中的思想流派上，我们可以说，农民(19世纪下半期—20世纪初——作者)在思想上生活在15—16世纪，而城市知识分子生活在19世纪。农民试图在宗教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新的、理想的社会制度”[24] (P73)。
因此，帝俄时期俄罗斯人的民族特点，实际上在其他欧洲国家几代人之前就遇到了。当然，不是都遇到而是基本上遇到，因为在欧洲文明的框架内，俄国和每个国家一样，有着民族的或者说数量上的特点，这些特点由宗教、地理环境、政治和文化生存条件中的差异所决定。对历史主义缺乏了解的研究者说出俄国政治和社会制度、民族特点的缺陷，或者正相反，说出它们的优势——这恰恰是成长和发展阶段的病态：与更为成熟的社会相比，很多的特点都好像是缺点，而和更为年轻的社会相比，这就是优势。俄国对独裁和集体主义的热衷并不甚于当年的英国和德国；俄国人对私有制和法律的不尊重和当年的法国人或意大利人不分上下。其次，现代化实行的时候，传统的社会结构还很健康并充满力量：现代化破坏了还很坚固的旧制度并按照西欧模式对其进行重建。因此，继承和变革之间的对比关系经常有利于前者，现代化没有触及基础，只触及了表面。如同人们所说，死的抓住了活的。但是，没有其他出路——这就是国家的命运，因为俄国比其他国家晚进入现代化进程并力图追赶它们。
因此，毫无疑问，俄国是作为欧洲国家发展的，特别是在帝俄时期，并且这种发展的欧洲趋势一半是自发的，一半是国家和社会有意识努力的结果。至少是在接受基督教之后，社会进化的共同因素——保证文化前提条件的宗教、保证物质前提条件的地理环境和保证生理学前提条件的共同的人类学祖先或者种族——这一切都是俄国和其他欧洲民族所共有的。在近代，俄国的民族传统和价值观与西方的差异不是表现在质上，而是表现在量上[25] (P679)，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俄国和西方社会发展的相似。但这也产生了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俄国为何落后于西欧主要国家？普遍认为，落后是俄国发展缓慢的结果。心理学家有这样一个概念“被社会放弃的孩子”。孩子出生时完全正常，但是，他出生在所谓的困难家庭——父母的酗酒和贫困导致对他的照顾不周，对他无所作为，因此，他的发展就停滞了。在学校里，这个小孩子不适应教学计划，就把他送到一个专门学校，那里有着另一套教学大纲和教学方法。正常家庭里的同龄孩子按时经历了智力发展的所有阶段，而他却没有，于是就成为被社会放弃的孩子。如果有良好的环境，这个孩子可以追上同龄人，当然，不能追上最好的。说俄国是“落后的”国家——这就如同把它称之为“被社会放弃的孩子”论据是同样的。
在历史初期的基辅时代，我们是正常的欧洲人。但是在13世纪中期，在250年的时间里陷入鞑靼—蒙古压迫的困难境地——这是艰苦的童年时代。刚刚从鞑靼—蒙古的压迫下解脱出来，又赶上了农奴制，又是一个250年——这是艰苦的少年时代。鞑靼—蒙古的压迫和农奴制束缚阻碍了我们，使我们变得落后，或者正如当代的现代化理论家所说，是发展不足，并且直到现在，我们都不能和西欧国家的同龄人平起平坐。对于这个现象还有更合理的解释：俄国和西方的区别——这不是落后，而是滞差。俄国经历的所有这些过程要迟一些，俄国经历了和西欧国家一样的那些阶段，不是因为俄国人智力落后或者是“被社会放弃的孩子”，而是因为俄国作为一个国家和一种文明，比西欧国家产生得晚，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俄国出生在另一个时区。每一天，太阳照到英国要比日本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英国就是比日本落后的国家。从我们拥有关于我们祖先的可靠史料的那一刻起，我们就看到了这一滞差——基辅罗斯不是欧洲意义上的封建社会；封建特征的出现要晚几百年——在13—16世纪。俄国一直跑得很快，至少是在国家制度出现以后的最近1000年来是这样，至少是和它的西方邻居跑得一样快——西方和俄国之间的差距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在缩小。在俄国国家制度确立的初期，这一滞差大约是300年；1000年以后，也就是20世纪初，滞差是50—100年，这取决于和哪个国家相比；而现在，这种滞差是一两代人。我们认为，把俄国视为另一个时区的国家更恰当，政治上也能更合理地表达俄国“落后”于西欧国家的本质，要知道在西欧国家，基督教文明的太阳比在俄国早升起几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