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化结构，创新体制，为新世纪发展奠定基础——1999年宏观经济形势分析及2000年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世纪论文,宏观经济论文,形势分析论文,体制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9年经济运行取得四方面成效
1999 年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依然表现为以扩大内需为主基调， 但与1998年相比，扩大内需政策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一是扩大内需政策由较单一的财政金融刺激政策向综合对策转变；二是千方百计地刺激外需增长，以减少内需不足的压力；三是政策上努力把扩大内需与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紧密结合。这些都对短期经济运行的改善起了积极作用。
连续两年以扩大内需为主的宏观经济政策，在1999年取得了较显著的成果，它有效地抑制经济的下滑趋势，保证了7 %的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并为2000年及下世纪初的经济稳定增长奠定了基础，具体体现在：
——经济增长出现了止跌企稳迹象
从近两年的分季度经济走势看，目前经济增长出现了较明显的止跌企稳迹象。1999年一季度在上一年采取的积极财政政策和灵活运用金融政策工具的作用下，经济增长出现了强劲反弹，但二季度受短期经济政策刺激作用减弱的影响，经济增长又有所回落，二、三季度基本稳定在7%左右的水平，1998年上半年经济增长也处于这一水平， 由于受上一年四季度基数较高的影响，1999年四季度增长率估计为6.5%， 全年经济增长率预计为7.2%，超过年初预计的目标（见表一）。 根据近两年的分季度经济增长走势分析，大致可以确定6—7%是经济增长的底部区域，底部中间点大致为6.5%。据财政部测算，1998 年采取的积极财政政策拉动经济增长1.5个百分点，因此1998 年现行体制不变的经济自然增长率为6.3%，1999年经济自然增长率大致为6.5%，那么1999年有0.7个百分点是短期经济政策刺激的结果。这一方面说明， 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灵活的货币政策对阻止经济增长惯性下滑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说明在微观经济体制不完善及结构调整不到位的情况下（微观企业的经营业绩没有明显提高），宏观经济刺激政策的作用会逐渐减弱。因此，今后要加快微观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使扩大内需政策能得到微观基础的强有力支持，从而大大提高政策效应。20年的实践证明，体制改革的效益远远大于随机调控措施的效应，运作成本大大低于调控成本。
表1 近几年分季度GDP增长率的变化趋势
一季度二季度三季度四季度全年
1997 9.4% 9.6% 8.0% 8.2% 8.8%
1998 7.2% 6.8% 7.6% 9.6% 7.8%
1999 8.3% 7.1% 7.0% 6.5% 7.2%
(预测)
(预测)
——物价降幅趋于缩小，经济紧缩压力有所缓解
到1999年底，物价下降趋势已持续了26个月。其中从1998年5 月份开始物价加速下降，其后14个月基本上保持在－3%的水平， 最低为－3.5%，而1999年下半年物价降幅趋于减小，大致维持在－2.5%至－2.8 %之间，说明经济紧缩已有所减缓。这主要是受两个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方面国内粮食价格趋于稳定，生猪肉、蔬菜等价格也出现了止跌回升态势，这使得农产品的价格降幅减少；而工业品在一些厂家主动的限产压库和政府强制性限产压库作用下，库存减少，生产能力过剩有所控制，这也使得工业品价格出现了明显的止跌迹象；另一方面，美国经济的强劲增长和日本、韩国、东南亚的逐步复苏，使我国面临的国际性的经济紧缩压力有所减轻。近期国际上一些重要的初级产品如铜、石油等价格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回升，其中国际原油价格的持续上升对我国相关产品价格的走稳起了较为积极的作用。另外，货币供应量MO、M1增长的回升，也表明经济紧缩有趋缓的迹象。11月末MO和M1同比分别增长17.0%和15.9%，比上年同期提高7.9和2.2个百分点，而比上半年提高5.1和1个百分点。
图1 近几年全国商品零售物价增长率变化动向
——出口出现了强劲的恢复性增长态势
1—11月累计进口1483亿美元，增长20.9%。累计顺差达到264亿美元。下半年开始的出口高增长不仅是由于1998年基数较低所致（1998年8—12月月平均出口下降14.8%，该值为算术平均值）， 而且是由于内外多种刺激出口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首先，出口的强劲增长得力于国内经济政策的大力支持。政府为鼓励出口，将平均出口退税率提高到历史最高水平，同时金融部门对出口也给予了大力支持；一些地方政府，在内需不振的现实压力下积极在海外寻找剩余产品的出路，并采取了一些出口补贴措施。其次，出口强劲的恢复性增长，得益于亚洲经济出现了超出预想的复苏态势。再有，全球电子产品需求进入新的增长周期，电子产品的需求量迅速增长，在我国出口产品结构中，机电产品出口增长最为强劲就是受这一因素的刺激。
图2 我国出口增长率月度变化趋势
——结构调整力度加大，促使企业效益有所改善
1999年结构调整的力度明显加大。上半年为了淘汰过剩生产能力和提高效益，政府下决心关闭“五小企业”；有关部门还颁布了《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工艺和产品的目录》，并对一些生产能力过剩较为严重的行业确定了“压产”目标：纺织业淘汰950万落后棉纺锭； 煤炭行业关闭各类非法和不合理小煤矿2.58万处，压产2.5亿吨， 原煤总产量控制在11亿吨以内；原油加工量控制在1.6亿吨左右； 钢产量比上年压缩10%，钢铁部门采取“以产顶进”战略。最近为减轻企业债务负担和清理银行不良债权问题，对一部分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实施“债转股”政策。同时，一些厂家和部分行业采取了自主性的停产限产措施。这些措施对减缓工业品生产能力过剩问题起了一定作用，特别是为国有大企业三年扭亏增效目标的实现奠定了基础。在这些政策的作用下，大部分行业都出现了扭亏增效的良好态势。纺织、石化等行业在上半年便实现了扭亏增盈的目标，机械行业和电子行业盈利能力比1998年有明显提高，建材行业也在第三季度末实现了扭亏增盈的目标。
宏观经济运行上的积极变化，对2000年的经济走势将起到直接的支持作用。一方面，两年来，政府宏观调控能力的提高及经济持续保持稳定增长的事实表明，有效需求不足问题是可以逐渐克服的（尽管这还需要做长期的努力），这会逐渐增强消费者和投资者的信心，特别是最近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2000年要继续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进一步发挥货币政策的作用，将会对2000年的经济增长形成强有力的支持；另一方面，亚洲已经过渡了经济最困难的时期，经济开始恢复性增长，欧洲经济增长率也有所提高，总的来讲，2000年的外部经济环境将好于1999年。
但我们同时要看到，2000年的经济增长既受到短期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也受到长期因素的巨大约束。短期的不确定性在外贸上会表现得较为明显。一是随着2000年我国将加入“WTO”， 短期内我国外贸环境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特别是要继续降低进口关税和加快开放国内市场，将会使我国企业在短期内的的国际竞争力受到较大挑战，这方面的长期有利影响是肯定的，但短期的压力也是明显的，这既会对我国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产生较大影响，并对一些主要面向国内市场的低效率产业形成巨大的冲击。二是美国经济已经持续了8年多的繁荣， 这一源于信息产业快速增长的繁荣也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周期性因素的影响，很可能在2000年出现暂时的调整（经济增长率下降），这对我国的出口将可能产生不利影响，而且它还通过影响亚洲经济的复苏而间接地对我国经济产生影响。三是日本、韩国、东南亚经济尽管出现了较明显的复苏迹象，但总体来讲其依然是恢复性的，特别是由于它们均面临巨大的结构调整压力和体制问题，经济进入新的高速增长过程还需要很长时间。
长期制约经济增长回升的主要问题是结构矛盾日益突出及体制不顺。主要表现在消费不振；民间投资还未有效启动；供给结构不合理的问题十分突出。这些问题不会在短期内得到根本性改善， 因而这决定了2000年经济增长率不会呈现大幅的回升，经济增长更多地表现平稳增长的特征。另外，在政策上讲，过去两年政策取向侧重了需求刺激，而对供给结构改善方面（尤其在产业结构升级上）支持力度偏弱， 因而，2000年及“十五”期间要加强供给政策的作用，特别是要加大供给结构调整政策在刺激经济增长上的作用。
2000：经济平稳增长供需双向调控
从短期趋势来看，2000年经济增长的内部和外部环境将好于1999年，经济增长率可望达到7.5%左右， 经济运行将出现自然性或周期性（短期）的回升。受基数的影响和经济增长自然恢复过程的影响，2000年经济增长将出现“先抑后扬”，上半年大致为7.0%左右， 下半年则上升到7.5%左右。2000年的物价下降幅度会明显减缓。 估计到第四季度可望转变为正增长，全年商品零售物价增长率在－1%左右。
受新的消费热点尚难以形成及居民的消费倾向在短期内难以提高的影响，2000年的消费形势将继续保持“不温不火”状态，是三大需求中最稳定的一部分，估计2000年全年为7%左右，实际增长率大致为8.5%—9.0%。
投资增长将高于1999年，大致为11%—12%的水平。这是因为一方面2000年中央将会继续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灵活的金融政策，另一方面，受政府连续三年扩大内需政策的激励，特别是2000年将免征固定资产投资调节税，2000年的民间投资将会出现较明显的恢复性增长。
出口方面，2000年月均出口总额可望达到170亿美元到175亿美元，年出口总额将达到2040—2100亿美元，增长率将达到7%—10%。
由于受到制造业结构调整力度不断加大的影响，短期内的工业增长率上升会受到一定的限制，因此，2000年工业增长率将可能比1999年略高，可望达到9.5%左右。
在政策取向上，2000年要加大体制改革的前提下既要继续采取刺激需求的政策，又要有效发挥供给政策在促进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在需求管理政策上，要使财政政策既积极又适度，又要使金融货币政策既稳健又灵活。在供给政策选择上，既要优化税收政策和深化税收体制改革，使其在降低企业成本和刺激供给增加上起“杠杆”作用，更要把重点放在加大供给结构调整政策的作用上。具体体现在：
一、要继续采取积极、适度的财政政策
对近几年宏观经济出现的新矛盾和新问题，靠经济系统自身调节（市场机制）是难以得到根本解决的，必须要有政府适度有效的干预才能逐渐加以解决。特别是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财政的杠杆作用将十分明显，因而2000年必须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扩大财政支出来增加公共产品的供给，并带动民间投资的增长。
为解决社会保障资金的历史“欠帐”问题，从2000年起到2005年结束每年发行一定规模的专用国债，充实社会保障资金，建议2000年发行社会保障专用国债300亿元。2005 年后或根据今后经济形势的变化适时征收社会保障税。这对社会稳定和提高人们的消费倾向将起到积极作用。
二、要进一步地积极发挥金融货币政策的调控作用
金融货币政策既要防范风险，又要大胆地进行改革和创新。一是要继续降低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和准备金利率，以扩大基础货币的供应量。二是继续扩大消费信贷规模，加快建立（在若干大城市试点）个人信贷帐户体系，可适应放宽对消费贷款的期限、担保条件，并适当降低消费贷款利率。三是中央银行在增加货币供应量上要保持较大的灵活性。加大同业拆借市场的规模，特别是加大对证券公司和证券投资基金的同业拆借的期限（由目前允许3天增加到7天）和规模，更一步地活跃资本市场。
三、加快“费改税”的进程，切实降低企业的外部负担。
为企业创造一个公平、稳定的外部经济环境。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增加企业的有效供给，刺激有效需求的增长。尽快征收燃油税，为汽车工业和汽车消费提供一个较公平的发展环境。
四、积极发挥供给结构调整政策在促进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加快所有制结构优化，这是结构优化的前提条件，也是结构优化政策的一部分。要根据“十五届四中全会”精神，通过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来促进结构调整。一方面要加快国有企业从竞争性行业退出，制定一个详细的国有企业“退出”方案，并在政策上给予“退出”补偿，可考虑按每年退出10%确定“退出”进程；二是对保留的国有企业实行产权多元化改革，引进更多的投资主体，优化产权结构。
——制定更为灵活的兼并收购政策，促进生产的集中。对跨地区、跨部门、跨行业、跨所有制的兼并要拆除政策障碍，并对这一行为给予税收减息、审批便利，对集中高度的企业和产业予以融资上的大力支持。
——加快建立战略性投资基金，对新的经济增长点（未来的支柱产业）给予集中支持。对这些潜在市场需求巨大的战略性产业要体现政策的战略投资集中性。汽车、建筑业、通讯电子类耐用消费品工业应做为战略性产业予以集中扶持。一是通过建立专门的或综合的战略投资基金（产业投资基金）对其进行大力支持；二是在技术开发上使“官学研”结合，在资源、技术、人才上给予政策支持。三是对战略产业的支持要与战略性重组、改制紧密结合，以使政策支持的力度更为集中，更加有效，对战略性产业的兼并重组予以更大的优惠政策，如对其下岗分流、减轻债务负担（债转股、核销呆帐准备金）和减轻其他社会负担等方面要予以强力支持。
——实施较全面的限产压库计划，加大淘汰落后而严重过剩的生产能力。未来五年内，我国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矛盾将继续存在，生产能力过剩对经济增长的反压作用将会继续，因此，有必要在更广泛的产业层次上采取一致的“限产压库”行动。政府要对基础产业中过剩严重的行业，如电力、石油化工、化学工业及部分农产品，采取全面的、强制性供给管理政策，以期从根本上淘汰无效的供给能力；并鼓励竞争性部门联合采取限产压库措施。
结构制约增长 体制影响调整
近几年消费需求增长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这一点从名义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上反映最为明显。1993—1996年名义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均在20%以上，1997年则大幅下降到10.2%，1998年为6.8 %， 而1999年1—11月累计为6.7%，处于改革开放以来的低位区。这与膨胀率下降有一定关系，但实际消费增长率下降表明，消费增长率下降快于通货膨胀率的下降，也快于GDP增长率的下降。从中短期来看， 消费增长正进入一个“不温不火”的过渡时期，实际增长率在7—9%的水平，比前期偏低2—3个百分点。造成消费不振的主要原因是存在结构性障碍和体制不完善。具体表现在：
——消费结构升级滞后。我国目前正处于重工业化的第二阶段，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表明，“住”和“行”的消费是经济增长进入重工业化第二阶段的主导型消费热点。我国城镇居民交通通讯消费支出比重比发达国家处于经济发展相似阶段（人均GDP1000美元）要偏低2 —3个百分点，这与两个方面的制度创新不足有关：一是缺乏一种较完善的消费信贷体制，使消费结构明显落后于生产结构，限制了汽车、住房这类高档耐用消费品需求的扩大；二是由于企业制度的不完善（主要是产权模糊和产权结构不合理），使得企业缺乏不断地提高产品质量和降低成本方面的激励，这使得产品的供给成本过高，供给产品的价格严重偏离普遍消费者的购买力，另外，不规范的政府行为如大量的不合理的收费和一些地方政府的保护主义政策都对消费需求的增长形成不利的影响。
——结构调整力度的加大，在短期内对消费增长产生了一定影响。短期看，随着结构调整力度的加大，下岗分流的人数增多不可避免，这部分人的实际收入必然下降，由此会引起社会中的很大一部分人对收入增长的预期下降，从而降低了居民的消费倾向，这对现期消费增长会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但长期看，这种影响会逐渐消失，并日益对消费增长起促进作用。
——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对应的社会保障体制没有建立起来，使消费者的信心不足。在新的社会保障体制未真正建立或完善时，人们的选择倾向是：缩减消费，增加储蓄；另一方面，政府正在加快建立新的社会保障制度，受国家财力的限制，保障资金的供给来源将是多方面的，政府、企业和个人分别需各承担一部分，这在短期内必然会加大企业和个人的实际负担，从而相应地降低其它消费支出。
总之，由于消费增长主要是受以上长期性因素的影响，它们在短期内不可能明显改观，因而2000年的消费增长将会继续保持“不温不火”的状况。
同时，近几年来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出现较明显的回落。经济高涨的时期投资增长率一般在30%以上，1995年降到17.5%，其后又继续下降，1996—1998年分别为14.8%、8.8%和13.9%，1999 年到11月止不包括城乡集体和个人的投资仅增长了6.8%， 这比年初计划目标低5个多百分点。1—11月累计，基建投资增长5.6%， 更改投资下降1.0%，房地产投资增长17.9%。 上半年投资保持着较高增长水平，达15.1%，而自第三季度后，投资需求出现了大幅回落，其中8 月份为零增长，9月份下降了2.8%，其中主要是基建投资和技改投资出现了大幅回落，而这又是由于非国有经济投资（民间投资）增长率的下滑。
一方面集体和个体经济投资明显下降，1997年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投资增长率分别下降到5.5%和6.8%，1998年在扩大内需的政策刺激下非国有经济投资有所回升，但增幅大大低于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仅增长了8.9%和9.2%，其他经济为11.6%，而国有经济投资增长率达17.4%，估计今年非国有投资增长率为负值。另一方面，民间投资的萎缩还表现在外商直接投资增长的大幅下降上。1999年1—10 月份外商直接投资额为323.85亿元，比1998年同期下降了21.15%。
造成近两年民间投资大幅萎缩的根本原因是由于结构矛盾的恶化而导致的企业利润率的下降，这明显降低了投资者的预期投资收益率水平，使他们对新投资采取观望的态度，或推迟或减小或取消预定的投资计划。这一情况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得到根本改变，因而2000年投资增长还有赖于政府公共投资的增长，但要从优化需求结构上和加快体制改革上，为民间企业创造一个宽松的外部投资环境，提高预期投资收益率，增强民间企业投资的信心。
分析影响我国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内经济增长的因素，既有有效需求不足问题，也有供给结构严重不合理的问题。供给结构不合理是有效需求难以扩大的供给方面的原因，具体来讲，其在以下两个方面对有效需求的增长产生了抑制：
——产业集中度偏低限制了原有需求能力的扩张及新的需求增长
我国产业结构升级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新的主导型产业形成受到了多重障碍（体制的、政策的、存量结构本身的）。具体表现为“产业集中度严重偏低”。一个国家在进入一个加速经济增长过程必然伴随着资源由落后部门向先进部门的快速集中，并由这些先进部门的高速增长带动整体经济的快速增长，这是一个普遍性规律。我国已经完成了一个经济增长加速过程（现代化过程一般都需要2个以上的经济增长加速期）， 现在正处于向第二个加速过程转变的过渡期（我们称其为增长结构调整期）。因此，今后结构调整的重要任务就是加快各种资源向未来的主导部门集中。
1998年我国制造业中就业和增加值排在前五位的产业集中度分别是41.71%和37.92%，而1990年日本、韩国和美国制造业就业产业集中度分别为55.37%、50.11%和47.95%，比我国高6—13个百分点，增加值情况也差不多，日本制造业增加值集中度高达54.45%。 需要引起我们高度重视的是，自1996年后，我国制造业的集中度（特别是增加值的集中度）呈明显下降趋势。这说明我国旧的主导性产业的作用在下降，而新的主导性产业的形成却相应迟缓，最终使得经济持续增长在产业方面的后劲明显不足。旧的主导性产业集中度呈逐年下降趋势说明，先期在需求增长中占主导的产品需求增长速度在下降；而新的主导产业迟迟难以形成说明，新产品的供给不足（企业无法提供与需求相适应的价格低质量高的新产品），使潜在的需求难以转化为现实的需求。因此，2000年及“十五”期间，要努力通过体制创新来加快结构升级。
——长期累积的大量无效生产能力，破坏了调节供需平衡的价格机制
供给结构不合理的另一个表现是经济中累积着大量的无效或低效生产能力。在我国，由于两方面因素的作用，使当前经济中出现了明显的生产过剩或企业过剩问题：其一，在同一个竞争性行业，由于体制原因产生的效益差异导致一个行业平均利润率已很低时，仍有一些企业“进入”。如在一种产品已出现较明显的“供过于求”时，由于不同所有制之间效率存在较大的差异，一般是国有企业效率比非国有企业要低，使平均利润率低并不表明进入这一行业利润就一定低，这使得平均利润已较低的行业仍然有许多非国有企业“进入”。其二，由于国有企业破产制度没有真正建立起来，使得其如果按市场规则该“淘汰出局”的企业却长期滞留于“局内”。当前生产能力过剩不简单是一个企业或一个行业的生产能力过剩，而更关键的企业过多的问题，这必然造成资源利用的分散和不经济性（单个企业和某些行业未达到最低的规模水平，但总生产量已经大于总需求量）。这实际上是一种典型的“市场失败”现象。大量的过剩生产能力无法通过正常的市场“淘汰”或减少，必然加剧了短期供求失衡，并在“价格不断下降”和企业间竞争日益加剧的作用下，使消费者产生了价格将继续下降的预期，从而形成了价格的“超跌”，由此，正常的价格机制遇到了破坏（已形成了恶性循环关系），最终必然导致需求增长的下降。政府“压库、减员、增效”的措施无疑能对改善供求平衡起重要作用，但如果不同时加快淘汰过剩的企业，则只能一时地减少生产能力，而不能真正地彻底地淘汰无效或低效的生产能力，“价格失真”现象也就难以根本扭转。因而，今后必然克服体制障碍，从根本上淘汰无效或低效的生产能力，恢复正常的价格机制，引导供求结构的调整。
综上所述，制约我国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内经济增长的根本因素是结构问题，它在供给与需求两方面对经济增长形成反压，而阻碍供求结构调整的根本因素是体制因素，因此，2000年及“十五”期间应把加快供求结构调整和制度创新放在经济工作中的重要位置，使之与短期内的刺激内需增长的政策紧密结合，从而使得扩大内需政策有一个坚实的产业基础和体制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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