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飞：从“边陲小镇”到“世纪新城”——纪念深圳经济特区成立20周年系列评论之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边陲论文,经济特区论文,之二论文,深圳论文,新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80年8月，中国的南海边。一声移山填海的爆破巨响， 宣告了深圳经济特区的诞生。20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是短暂的一瞬，深圳却创造了共和国历史上经济发展最快，城市面貌变化最大，人民得到实惠最多的新记录。
经济学家通常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率超过10%，经济发展算迈入了起飞阶段；经济增长率连续数年超过10%，便堪称经济奇迹。如果想要再提高百分点，那就变得十分危险，好比要求鸡蛋直立，结果往往是鸡蛋破碎。近代以来的世界经济史，包括我国的经济史都证明了这一点。
但是，深圳是一个例外——在过去的20年里，国内生产总值年均递增31.2%；工业总产值年均递增45.4%；地方预算内财政收入年均递增41.8%；出口总额年均递增44.2%。现在，深圳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实现利税、人均创汇和消费水平均位居全国首位。
抽象的数字，一旦进入经济领域，就代表着物质财富。数字的变化实际上是物质财富的变化：宛如“灰姑娘”变成了“俊公主”，昔日的边陲小镇，在“深圳速度”加“深圳效益”的强力推动下，已奇迹般地变成了一座综合经济实力位居全国大中城市前列的现代化城市。
深圳的崛起向世人展示：创办经济特区的实践是成功的，党的改革开放政策是完全正确的；深圳的发展向世人证明：实现现代化并非只是西方国家的专利，社会主义可以有比资本主义更快的发展速度；深圳的腾飞向世人宣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走这条道路是中国人民的唯一正确选择。
深圳的经济为什么发展得如此之快？经济规律对深圳为什么这般垂爱？
答案离不开邓小平理论和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的指引，离不开党中央和广东省委的正确领导，离不开全国人民的关心、支持，还有毗邻港澳的地缘优势等等。然而，内因才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邓小平理论指引下的深圳建设者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是怎样施展拳脚、勇于实践的，深圳在发展经济中究竟有些什么与众不同的套路与招数，似乎更引人关注。为探求深圳经济快速发展的特有原因，我们将观察镜聚焦在深圳经济运行中资源配置、聚集、利用的方法上。对准目标，调试镜头，一个独特而鲜活的经济发展模式便清晰地展现在眼前。
——融入经济全球化洪流
经济活动的国际化，是当代世界最显著的趋势。正如邓小平说的：“世界在变化，我们的思想和行动也要随之而变。”深圳经济的腾飞，正是从经济全球化中找到了机遇。
环顾全球，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存在着三种可能：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继续拉大，这就是所谓的马太效应，“富者益富，贫者益贫”；在国内政治稳定的情况下，经济呈现发展态势，改变了贫穷面貌，但由于发达国家的经济也在推进，二者的差距未见缩小，始终望尘而莫及；经济强劲上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日渐缩小。如何才能实现第三种选择呢？深圳有一套做法：
一是依据国际市场的供需结构建立自己的产业，使本地的产业结构成为全球产业结构网络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生产的国际性整合，既能使资源成本大幅度下降，又可以做本应是明天方能去做的事情；既提高了产品的技术含量，大大增强了国内市场的竞争力，又为加工出口、扩大外销提供了可能。这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利用后发展优势的一个范例，它使深圳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了技术跨越。
二是把国外的资金、技术拿过来，当作自己经济的起跳板。如果要靠自身的财富积累来实现经济的滚动发展，那么，经济增长率要连续超过10%将是十分困难的。然而，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资金与技术跨地区趋利而动， 给资源引入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截止1999年底，共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客商在深圳投资， 投资项目达23608个，合同利用外资289.39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200.45亿美元。世界排名500强企业中已有76家在深圳落户，IBM、希捷、三洋、施乐、三星、富士康、菲利浦、沃尔玛、朗讯、杜邦、汤姆逊、铃木、EPSON等，它们对深圳经济的拉动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三是架设经济起飞的羽翼，充分发挥第三产业功能。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的高速增长，需要金融业、物流业、通讯业、运输业、旅游业的高度发展作为运行的脉络。深圳在人口不足百万之时，就以超前的眼光，兴建大型国际机场和港口。目前，深圳机场成为全国四大繁忙空港之一；深圳港集装箱吞吐量跃居全国内地沿海港口第二位，全球第十一位。此外，深圳金融业、邮电业、证券业也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这些产业的跃起，促进了商品、资金、技术、信息的大跨度流动，保证了深圳经济畅通无阻地投入到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
从传统的观点看，深圳经济隐藏着脆弱的一面，容易受到国外经济波动的影响。事物就是这样，有一利必有一弊。经济战略和产业政策的选择是权衡利弊的过程，而不是寻找完美的过程。“自力更生样样有”的闭关锁国方针，当然有利于抵御外来风险。然而实践无情地证明，这是用最不经济的办法发展经济，结果只能是积贫积弱。
深圳勇敢地迎接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是因为她坚信邓小平作出的判断，世界将有一个以和平和发展为主题的持续期；是因为她认识到，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力争在不太长的时间内赶上香港，追上新加坡。在过去的20年里，深圳正是在经济全球化的互动中不断争取时间。其实，经济的依赖度是相互的，有朝一日，当世界经济离不开深圳的时候，那种经济的脆弱性就会自然消失。亚洲金融危机给日本、韩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带来了重创，深圳作为对外开放的窗口，自然要比内地受到更多的冲击。但是，凭借着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和灵活稳健的管理机制，深圳的出口仍保持了强劲的势头。1999年，深圳外贸顺差达75.5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3%，其中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为44.31亿元。 这就证明，只要把自身的工作做好，完全可以抗击经济全球化中可能出现的风险。
——实施非均衡的产业升级模式
经济的开放度与产业的倾斜度是一个正比例关系。这一关系不仅为产业升级的非均衡道路提供了可能，而且也提出了要求。可以设想一下，当发达国家在发展重化工业的时候，世界上还没有高新技术产业，因此，他们在世界贸易中占尽了便宜。而今天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拿重化工业产品去与发达国家的高科技产品相交换时，就像当初拿劳动密集型产品去与发达国家的重化工业产品交换一样，吃亏的还是自己。可见，如果随着发达国家产业结构的变化轨迹而变化，那参与经济全球化就有可能落入发达国家设置的“陷阱”。在这个“陷阱”中，后发展国家和地区所追求的富强，将永远是雾里看花，水中捞月。
深圳的产业升级成功地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
首先，本地产业之间的关联极小，除基础产业外，任何产业的扩张，不要求其他产业的同比例扩大。原料和销地都可以在经济全球化的范围内寻找。深圳经济很少谋求独立的产业链条，甚至出现了产业链条逆向延伸的特征：没有木材，先有家俱；没有纺织厂，先有服装；没显像管，先有彩电；没有集成电路，先有计算机。这种没有上游，先有下游的产业结构似乎是扭曲的，然而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在原材料和产品大进大出的情况下，这种扭曲不仅不会影响经济运行，反而能够保证成本最小化和利润最大化。
其次，产业结构的演变次序完全不同于发达国家的范例，也不同于日本、韩国等一些后发达国家的发展过程。与1960年提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日本和1973年发布《重工业宣言》的韩国相比，深圳似乎对重工业缺乏应有的追求。深圳的产业结构以“三来一补”作为起点，经历了蛙跳式的演进，在人们几乎还没有思想准备的时候，其中的高新技术产业已迅速成长为深圳产业结构中的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特别是90年代后期，整个经济的增长，靠的是高新技术产业高速发展来牵动。1999年，深圳市高新技术产品产值已占工业产值的40.5%。20年前，深圳人还只是从微观经济的层面上去理解“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意义；20年后，我们看到了这个口号更为深刻的内涵：正是过去的历程赢得了时间，使今天的深圳有可能追赶世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步伐。
再次，靠强大的第三产业来弥补产业不均衡在经济运行中可能产生的问题。深圳从未出现过第二产业独领风骚的阶段，第三产业从一开始就与第二产业同步发展，并成为第二产业快速发展的有力支撑。
这是一个典型的非均衡产业升级模式，具有很大的跳跃性。跳跃性的产业结构不可避免地带有先天不足的弱点：与一些历史悠久的工业城市相比，深圳的工业基础不扎实，自我推进滚动的能力较差。但这个弱点可以依靠与国际国内广泛的经济合作来弥补。将来有一天，当深圳具有强大的经济实力时，她或许会去发展资金密集度和技术密集度双高的产业，其中包括按现行划分标准所称的重化工业。问题是，重复发达国家与地区的产业结构演化顺序，不可能有真正的赶超。如果当初深圳按照建国后上海的结构模式，去建立原材料工业、装备工业、消费品工业等一应俱全的产业结构，那就不可能有今天初具现代化规模的深圳。
由于发展模式的特殊性，用西方后工业化的标准来衡量深圳产业结构的发展阶段是不合适的。深圳高新科技产业的企业规模、产品技术含量、知识产权比重、运行机制效能等，都存在着缺陷和不足。深圳有相当一部分高新技术产品，其关键部件与核心技术是靠国外引进的。这部分产品虽有高新技术产品的名分，却没有高新技术产品的效益。由此表现为深圳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仍很大。这说明深圳还没有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历史局限中脱胎出来。但是，20年前的一个小城镇，产业结构能够达到今天的状况，这无疑是春天的故事中极为重要而精彩的一章。
——贯彻有效的宏观调控措施
非均衡的产业升级模式，对政府的宏观调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深圳80年代的产业结构几乎是香港六七十年代产业结构的翻版。但在产业政策的实施上，两地政府则有不同的做法。
当初香港“两头在外”的经济能够在国际市场上生存，靠的是劳动力廉价的优势。进入80年代，香港传统产业出现了市道不佳、效益下滑的现象。香港回归前的港英政府面对经济结构转换，基本不作引导，致使香港第二产业没有进行技术更新和产业升级，而是走上了加工生产能力外移的道路，出现了非正常萎缩。
与之相反，深圳市委市政府从不把产业升级仅仅看作是企业的事情，而是一直当作自己的职责：
第一，十分注意深圳在全国经济发展战略中的地位，从长远目标和长远利益出发研究深圳产业结构的选择。特别是在90年代深圳城市发展初具规模以后，市委市政府反复讨论了城市的定位问题，并在市第三次党代会上提出，要把深圳建设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示范市，进而把科技型城市作为深圳城市个性化的标志。深圳80年代的经济从香港的产业结构模式中尝到了甜头，而90年代的深圳毅然跳出了原香港的模式。这也充分显示了宏观引导的作用。
第二，多年来，深圳市委市政府调动了除价格政策以外的各种产业配套措施，其中包括减免税政策、加速折旧政策、差别关税政策、优先贷款政策、低息差异利率政策、基金制度等。1998年初，深圳实施的《关于进一步扶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若干规定》就是这些政策的集中体现。它推动了企业对技术的渴求，缓解了创新的风险，减轻了技术创新所遇到的困难和波折，从而使高新技术产业获得了空前良好的发展环境，生产能力和市场规模迅速扩大，形成了较强的市场竞争力。
第三，深圳在实施产业倾斜政策时，坚持以市场为导向，注意避免行政手段的干预。在这个问题上，深圳与韩国有所区别。重化工业的发展需要资金的大量聚集，依靠民间的力量积累，会有一个长期的过程，因而更需要政府的主导作用。为此，韩国政府采取了高强度的产业政策。这些政策在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难免干扰市场机制的发挥，由此产生的后遗症终于在亚洲金融危机中表现出来。深圳在处理这个问题上的难度要比韩国小。由于它并没有着力去发展重化工业，因而在资源配置的方式上能够更顺乎自然地贴近市场。这就是深圳不使用价格倾斜政策的原因。
实现这一点，有赖于深圳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今天，特区经济已是一个超出区域的概念。谈到特区经济时，人们不单是指发生在特区范围内的经济活动，而且是指有别于内地的经济运作方式、经济管理体制。它是由多种经济成分组成，没有所有制歧视的经济；是不论姓社姓资，坚持把“三个有利于”作为判断是非标准的经济；是遵循市场经济法则，努力按照国际惯例运作的经济；是大力引进世界各国的资金、技术和管理，为我所用的窗口经济；是不要指挥棒，只靠红绿灯的法制经济。可以说，深圳市委市政府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为企业提供这样的环境和机制。而企业在如鱼得水的环境中，必然会努力争当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主体。
大力扶持民营科技企业是市委市政府营造环境和机制的一个范例。1987年2月， 深圳市政府颁布《关于鼓励科技人员兴办民间科技企业的暂行规定》，揭开了深圳市民营科技企业发展的帷幕。十多年来，民营科技企业在特区的沃土上从无到有、从弱到强， 迅速发展起来。 截止1998年底，经深圳市科技局认定的民营科技企业有490余家。1998 年全市民营科技企业技工贸总收入148亿元，工业总产值145亿元，高新技术产品产值111亿元。民营科技企业是深圳科技创新的生力军， 它们最直接地感受到市场的脉搏，而政府的鼓励政策有效地帮助它们去化解来自市场的压力。
发挥市场作用的另一个鲜明事例，是深圳在技术创新中坚持产学研一体化模式。深圳从一开始就放弃了靠财政养活官办研究所的方案，始终把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开发体系作为科技工作的重要任务。据不完全统计，深圳高新技术产业累计资金投入为168亿元， 其中企业自筹资金达150亿元。由于企业成为产业升级的主体， 科技的作用才真正被市场所承认，科技与经济的结合才得以实现。
如何实现宏观调控和市场调节的结合是一个难题。干扰市场的主导作用与放弃政府的引导作用都是错误的。不能说深圳已经圆满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深圳市委市政府坚持把营造环境和机制作为自己的职责，这一点别具眼光。
何谓深圳发展模式？归纳上述特点，似可以表述为：这是一个以经济全球化为背景、以产业结构跳跃式变化为路径、以政府营造环境和机制为推力、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为目标的发展模式。
提出“深圳发展模式”这个概念，不是理论故作深沉，而是理论从一度难以解释的实际经济运动中获得了新的认识；不是理论包装实践，而是理论从创造奇迹的成功实践中找到了新的感觉。当今世界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都面临着同一个课题：如何迎接经济全球化，如何赶上发达国家的经济？正因为如此，深圳发展模式自然引起人们的关注。从目前的情况看，深圳发展模式的最后完成，还需要一段时间，这意味着更精彩的篇章将出现在21世纪的初叶。演进且日臻完善中的深圳发展模式恰似球赛进入下半场的现场直播，每一个关注的人将从中感受紧张和振奋，获得希望和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