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与身份：纪念艾利斯#183;马瑞恩#183;扬，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艾利斯论文,身份论文,家庭论文,马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本文中，我将重新审视女性主义对于家庭、尤其是对于作为身份之隐喻的家庭观念的一些反思。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早期，一些女性主义理论家借助米妮·布鲁斯·布拉特(Minnie Bruce Pratt)的《身份：肌肤、血液与心脏》一文，使用家庭的隐喻来论证，有关个人身份的那种有边界的、统一的、安全可靠的理想，以及由自我认同为女性的那些女性所组成的团结的社群中涌现的女性主义政治学理想，其本质都是虚假不实、颇成问题的。她们认识到，这些安全可靠的家庭，事实上都是建立于压迫和排斥的基础上，建立于防御和对边界的守卫的基础上。这一认识标志着她们与中产阶级白人女性主义政治学——以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1928年的经典作品《一个自己的房间》为代表——的断然决裂。就如伯尼丝·约翰森·里根(Bernice Johnson Reagon)所说的那样，一旦你允许所有陌生人的进入，就会“感到这个房间不再像是一个房间，也不再是自己的家了”①。并且也如特蕾莎·德·劳拉提斯(Teresa de Lautetis)所论述的那样，首先家从来就不曾是真正的家，而女性也从来不曾住在家中。劳拉提斯敦促我们拥抱和肯定我们作为“怪癖的主体”而远离家庭的行为。
艾利斯·马瑞恩·扬(Iris Marion Young)在她1997年的论文《家庭：女性主义对一个主题的多种看法》中述及：尽管有关家庭的理想、女性与家庭之联系一直以并且仍然以多种方式对女性进行着压迫，但是关于家庭的理想仍然有一些方面是我们应予肯定的。扬认为：“尽管政治学不应屈从于一种对舒适和统一性的渴求，但家庭的重要价值仍然为我们提供了进行激进的社会批判的手段。”(第157页)②因此，扬认为家庭的理想应被确认为支持个人身份和集体身份的、并且应当是每个人都可获得的那些善——即规范的价值——的集中地。这些价值“是社会所因此被批评的规范性理想”(第161页)。这些价值分别是：(1)安全性；(2)个体化；(3)隐私性；(4)维系性。
扬的议论所针对的那些女性主义理论家——碧迪·马丁(Biddy Martin)、钱德拉·莫汉蒂(Chandra Mohanty)、特蕾莎·德·劳拉提斯和巴妮·霍尼希(Bonnie Honig)——都曾论及，恰恰是上述这些价值应该被批判或摒弃：面向风险和危险的开放态度应代替追求安全性的理想，对不统一的自我的接纳应代替个体化的理想，对公共一私人的分裂性的批判应代替追求隐私性的理想，而追寻未来和追寻变化的取向应代替有关维系性的理想。我要论述的是，虽然对家庭的批评很重要，但是扬对家庭的捍卫提醒我们，家庭和身份是——用她的话来说——“至关重要的价值”，是所有人都应当可以获得的价值。但是我也要指出，我们应当超越对家庭的批判和捍卫，而上升到对这种二分法本身的批判上去，即家庭可以被理解为一个超越了二分法的价值集中地。这些价值包括：(1)联系(connection)的风险，以及通过冲突来维系关系(relationship)的风险；(2)关系的身份，这是经由权力关系以及相互依赖、爱和繁衍的关系构成的；(3)关系的自主性，即有能力拥有自己所渴求的关系的自由，以及在关系中扩展自我的自由；(4)与过去及未来的联系，通过重新解释的维系性(reinterpretive preservation)和转变的身份确认(transformative identification)来实现。
一、安全性(safety)
《身份：肌肤、血液与心脏》是通过家庭的隐喻对身份问题所做的经典的女性主义分析。布拉特叙述了她本人经历一系列不同身份的历程，以及她对这些身份的解构。在每一个阶段，她都分析了自己的身份是如何经由权力关系和排斥关系以及种族主义、性别主义、恐惧同性恋的情绪和阶级等级制来构建的；她还揭示了在她所拥有过的每一个舒适家庭中都存在着的层层叠叠的谎言、恐惧、压迫、否定、斗争和抗拒。对布拉特来说，寻求家庭、舒适、安全性和自我保护的种种渴望本身乃是可疑可虑的。她意识到，她所获得的安全和保护都不是没有代价的。身为一个美国南方的白人基督徒女性，她一直被保护起来，不与黑人男性和犹太人接触，这样，她的子女也会是纯粹的白人；她所被养育长大的家园是从土著居民手中劫夺而来的，是靠奴隶劳动建立起来的。她也认识到，她的安全性是在一定条件下才得以实现的。当她后来爱上一个女人的时候，便失去了只有当她是一个异性恋以及作为白人的妻子和母亲时才会给予她的保护和安全性。她也无法再抚养自己的孩子们。那个作为安全和保护之地的家庭的理想，这时便暴露出了它谎言的本质，暴露出了它浪漫的虚假本质，她必须对抗它的富于诱惑性的吸引力。而每当她发现一个新的身份、建立了一个新的家庭时，这样的经历便重复一遍。当她作为一个自我认同为女性的女性寻找到一个家时，她便必须痛苦地、渐渐地认识到，这个家也同样是建立在对与她不同的女性——非白人的、非基督徒的、非中产阶级的女性——的排斥的基础上的。布拉特认识到，应该去过一种少了许多舒适性和安全性、但却更真实、也更加脱离了孤独状态的生活。她说：“我将尝试着在我的恐惧和外部世界之间的边界上存在，用我的肌肤来感受，去倾听、去询问我将听到、看到、感受到的新事物，超越恐惧。”③
碧迪·马丁和钱德拉·莫汉蒂在对布拉特的文本进行精致的分析时写道，布拉特对她生活过的每一个地方和她在这些地方的每一个身份的描述，都是建构在两种形态——在家里与不在家里——之间的矛盾关系上的。“‘在家里’指一个人生活在熟悉、安全、得到保护的地方。‘不在家里’指的是意识到家庭不过是团结和安全的假象；这种假象是建立在排斥了关于压迫和抵抗的特定历史的基础上的，是建立在对一个人内在差异进行压抑的基础上的。”④
艾利斯·扬认为，马丁和莫汉蒂所指出的家庭的边界是为了保护特权这一点是正确的，但是他们全盘拒斥家庭理想的做法却是错误的。扬说：“恰当的回应不是拒斥家庭，而是把家庭的积极价值扩展到每一个人身上。”(第159页)扬认为马丁和莫汉蒂拒斥了家庭的理想，她的这个看法并不完全准确，这二人的立场要更加复杂一些。她们认为应该接受我们对一个安全之地——我们在其中行动而又从其中发声——的追寻与获得安全之地所付出的代价之间不可协调的冲突。他们反对单纯解构的做法，这会否定一个人对自己历史性的特定身份的认同。他们转而主张，应当有一种得到安置的、历史性的主体性。也就是说，马丁和莫汉蒂的立场不是要我们完全拒斥家庭的理想，而是说，我们需要在“在家”与“不在家”、身份与元身份、安全与风险之间的矛盾关系中生活，在这两极之间往复摇摆。不过，她们把关于家庭的理想简化为对排斥和压迫的维系。她们认为，只有以对他人的排斥和压迫为代价，才能换来家庭的安全。她们没有给一种新的家庭理想提供积极的内容，其文章通篇都把家庭等同于压迫和排斥。因此，她们虽然承认人们有着对家庭的渴求，但却认为，由于认识到人们所向往的安全是虚幻的，而得到保护的代价是对他人的排斥，因此这种渴求必定会一再地被削弱。
扬的论证的重要性在于她认识到关于家庭的理想不能被简化为一种压迫机制，“家庭承载着一种核心的积极意义”，这种意义是能够并且应该得到重新肯定的(第159页)。露西·伊利格瑞(Luce Irigaray)批评了针对男性的、作为理想化母亲的女性角色，扬肯定了此一批评的重要性，但扬也认为这一批评不应使我们觉得关于安全家庭的理想是毫无价值的。扬注意到，贝尔·胡克斯(Bell Hooks)也把“家庭”和安全性联系起来，但是胡克斯却给予“家庭”的功能以积极的、政治性的意义。“诉诸非裔美国人的历史经验，胡克斯认为‘家园’是抗拒具有支配性、剥削性的社会结构的地带。抗拒具有支配性的社会结构的能力要求有一个地方可以超越这些社会结构的影响，这是一个可以拥有并想象不同的、更人道的社会关系的地方。”(第159页)扬主张，安全性是一种应当为所有人所拥有的规范价值。“每个人都需要一个他们能得到安全的地方。在理想上，家庭意味着一个安全的地方，在那里人们可以避开集体生活的危险和纷争，得到休憩。”(第161页)
无疑，扬的议论是有见地的。在一个数以百万计的人都无家可归并且还有数以百万计流离失所的难民或移民的世界上，把“家庭”仅仅理解为一个压迫和排斥机制的主张，听起来就多少有些令人反感。在一个公道的世界里，每一个人都可以拥有一个安全的家。胡克斯表明了，家庭的安全性对于不受压迫并且抗拒压迫来说是何等重要。切舍·柯尔霍恩(Cheshire Calhoun)认为，男女同性恋者的无家可依以及欠缺私人领域的安全性和保护，导致了他们的屈从地位；因此，能够得到安全和保护对于结束男女同性恋者的从属地位至关重要。扬的论证部分是被她本人的经历所激发，当她还是个孩子时，曾经被带离自己的家，安置到一个寄养家庭里。有了这样一种被迫离家流离的背景，认为我们应当拒斥家庭的安全性而拥抱风险和危险的那种论述看起来就不像是拒斥，而像是对自己享有的一种特权的表达。或许我们也可以说，享有特权者需要质疑他们舒适的家，而被压迫者则需要获得这样的家。
还有一种论点认为，普遍存在的家庭暴力证明了家庭作为一个安全处所的虚假性。扬对此的回应引述了安妮塔·艾伦(Anita Allen)的看法，假如我们意识到家更多地是暴力和虐待发生的地方，那么对于一个安全的家的理想就可以起到进行社会批判的规范性理想的作用。因此，重要的是坚持这种可能性，坚持这种理想(建基于既不是排斥和压迫也不是暴力和虐待的处所的一个家和一种安全性之上的理想)，并且承认这对一个在有着最低限度正义的世界中过最低限度有尊严的生活来说是至关紧要的。这就要求我们，超越对安全性的愤世嫉俗的犬儒态度，超越那种以为现实就是无可规避的压迫和排斥而安全无非只是一种怀旧之梦的信念。扬非常正确地确认了安全性的价值，以及家作为一个安全处所的价值。
然而，我们还要进一步超越“在家”与“不在家”、安全与风险的二分法，设想一种新的家庭理想。我想主张如下一种关于家的理想，即把家视为充满着人际联系的风险，充满着经由冲突来维系人际关系的风险。因此，在对安全的、避免了冲突的家的渴求与认为家是基于压迫和排斥的、充斥着暴力和虐待之地的认识这两极之间，我们不再摇摆。我们可以承认和确立如下一种理想，即把家看作有着交互性和冲突、有着爱和爱的风险与挣扎、有着给予他人以充满关怀和富有冲突性的人际联系的一个空间。具体说来，我们的政治性的家，包括我们的身份政治，可以被视为这样一种地方，在那里我们可以参与到彼此之间人际交往的风险之中，参与到与他人冲突性的、混乱的、危险的并且是密切的联系中来，参与到对话、论辩、奋斗中来，包容脆弱性、批评与自我批评，包容变化，并且始终坚持彼此之间的团结，而正是这种团结让我们齐心协力地共同奋斗。应把家庭看作这样一个地方，在这里我们甘愿冒着风险参与到人际关系中来，这种家的理想或许能帮助我们给冲突和风险设定明晰的边界，从而不致发展成为暴力。这也或许能够使我们解决暴力的问题。对那些威胁了我们的舒适和安全的人，我们生出恐惧与愤怒的情绪，而暴力就是对这恐惧与愤怒的回应；在家庭内部，暴力也是对支配他者的权利的确认。如果我们不去寻求完全的安全、绝对的隐私，不试图回归母亲的腹中，或回到母亲——家里的天使——的身旁，也许我们能够学着不把暴力和压迫当作这样一个梦得以实现的代价来看待。也许我们能想象并拥抱一个更美好的家的新理想。
因此，我们不应把身份政治当作虚假的家庭来拒斥，那样就转向了彼此孤立的个人之间的策略性联盟，而应接受作为家庭的身份政治或联盟政治的可能性，而这个家庭乃是那些对团结而言至关重要的种种联系和冲突发生的地方。伯尼丝·里根指出，当我们研究女性主义政治时，不应当寻求安全性。这点无疑是正确的。联盟政治必然是充满风险和危险的，我们从事这种政治时，会“发自内心地感到恐惧”⑤。里根说，这意味着我们不应当把联盟和家庭混为一谈，我们必须区分这两者。如果我们能转向这样一种家庭理想，即在家里我们能够承认和面对权力关系(这种权力关系即使在最安全的家中也存在)，并且如果我们能在冲突中、且经由这种冲突所必然带来的风险和危险的感受来维系人际关系，那么我们或许就可以质疑在家庭的安全性与政治的危险性之间的尖锐对立，质疑在作为幸福统一体的家庭与作为充满敌意的冲突之所的政治之间的鲜明对立。这并不意味着每一个地方都应当是家。但是转向这样一种新的关于家庭的理想，或许可以帮助我们在政治生活中愿意承担与他人建立联系的风险，帮助我们变得在对家庭的期待上更加现实。这或许也可以帮助那些生活优越的人，让他们变得愿意在他们的家中接纳陌生人。里根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更美好的家的理想，而只有当我们扩展自我以包容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时，这种理想的家才可能被我们创造出来。无疑，我们走向这一理想的唯一道路就是承认，我们关于家的理想本身必须包括冲突和斗争。
二、个体化(individuation)
这种新的关于家的理想有助于我们重新思考扬所说的第二个规范性价值，即家的理想应当作为对个体化的支持而得到确认。扬主张的是这样一种家的理想，即在家里我们拥有满足身体需要的物质支持，拥有使我们得以反思自身的物质财富，并提供了自我的一致性和稳定性。扬并不赞成独立的、原子式个体的个体化。她论证的是更接近马丁和莫汉蒂所确认的那种过程的主体性，即“一个人的个体主体性，主体被理解为流动的、部分的和变动的”。不过，她也说，这种主体性存在于“与他者之间互惠性支持的关系中”。(第141页)
扬、马丁和莫汉蒂都认为，我们应该承认，我们的身份是关系性的，但是她们对这个论题的解释各有不同。对扬来说，这意味着，我们与我们所属于的地方有联系，与使我们与我们自身相关联的那些人和物有联系。对马丁和莫汉蒂来说，布拉特的身份是关系性的，主要因为身份是经由权力关系而构建的。她们正确地指出，布拉特的叙述所具有的力量，以及布拉特为自己创造的主体性的力量，都是基于她对她所置身其中的权力和特权关系的承认和接受之上的。
马丁和莫汉蒂未强调的事实是，布拉特的叙述是被强有力的积极联系所激发的，这种联系并未被削弱。她与她的爱侣的联系，与其他女性、女性主义运动的联系，与其他抵抗组织的联系，甚至是与她的父母和她的历史的联系，都驱使着她经历自我批判的历程，并维系了她自身——她的身份——的转化。布拉特本人对于这一点也有过清楚的表述。她写道，认识到使她每个身份建基于其上的那种排斥和压迫的过程，使她与无身份更加接近了。“当我试图剥去我一贯被教导的那层层谎言时，就像揭开一个裹尸布那样，最终我将要在我自身中达到的是一个支离破碎、腐烂朽坏的虚无；而我很难不为此恐惧。”⑥对布拉特来说，对无身份的恐惧也可以是一种诱惑，如果我们是支配性文化的成员，“我们或许只情愿把我们的文化置之身后，与之脱离开来……我们或许最后就不愿做我们自己了”。⑦
与无身份带来的恐惧和诱惑相对抗，布拉特不仅有意识地承担了那建构了她自身的权力关系与特权关系，并且还参与到重新创造自己的“积极进程”中来，也就是参与到“创造一个积极的自我”的进程中。⑧要做到这一点，她不仅要削弱而且要借助和利用她的人际关系和她的过去，要增强“与历史、人和地点相联系的感受”⑨，最重要的还是要主动去接触陌生人。她参与到这个进程中的主要动机是爱。“要怎样做，我们才会与我们从来之所是有所不同呢？”她这样问道。而她的回答是：“当我从我的边界上一跃而下……为了爱，投身到急剧的变动中，我就开始了这个进程；只是为了爱，对我自己以及对其他女性的爱。”⑩布拉特的进程开始于她对其他女人的爱。这种爱就是驱使着她在与他人的联系中创造出积极身份的动因。而维系了她的，是那种渴望和需求，想要“扩展她自我的范围”，“疏解恐惧的制约”，以及“摆脱分离带来的孤独状态”。(11)
尽管布拉特意识到她那(可以与一切女性共有的)对一个家——一个身份——的理想是建立于对女性中权力关系和特权关系的无知与否认之基础上的，但她并没有放弃想要经由与他人的联系来创造一个新家——一个新的身份——的渴望。她也一度从女性主义政治中隐退，陷入隔绝和绝望中。但她还是再度走了出去，寻找到与其他女性和其他被压迫群体成员发生联系的新方式，通过扩展她的自我的范围，继续着自我创造的进程。她的方式是，与和自己迥然不同的人积极交往，更多地了解那些把自己和这些人联系起来的权力关系，了解她们进行抵抗的历史。
马丁和莫汉蒂在身份与无身份、家与无家之间的摇摆反复，映现出布拉特文本中一个类似的摇摆来。尽管布拉特写道，她参与到一个变化的进程中来，乃是始于“从我的边界上一跃而下……为了爱，投身到急剧的变动中”；但她还写道，她是通过设法停留在边界上，通过抗拒那种对一个安全、舒适的身份的渴望，而维系了这个变化的进程。“我将尝试着在我的恐惧和外部世界之间的边界上存在。”如此一来，她就摇摆在对无身份的确认——停留在边界上，体验面向未来的风险，质疑和抗拒她的身份——与离开边界进入到认同他人和自我、坚持特定变化进程的承诺之间了。当她在这两极之间往复来回时，她的文本里是存在含混和歧义的。但是在我看来，当她以开放的态度面对问题，承认自己置身于权力关系中时，她并未削弱她的身份。她削弱的是她在一种简单的、过分舒适的身份中所持有的任何信念；她开始认识到，这种身份令人不安地依赖于压迫和否定。不过，因为她有意识地承担了那些权力关系，并在实践中参与到那些权力关系中去，因而她也就把那些权力关系整合进她的身份中了。她开始明白，那些权力关系实际上一直是她的(客观的)身份——即关于她自身的真理——之一部分，她能够把它们整合进她的主观身份——即她的自我理解——中来，并因此整合进一个结合了主观与客观的转化了的身份中。所以，经由积极的自我创造的进程，经由实践上的联系以及对这些联系的反思，她的开放态度就不是对她的自我的削弱，而是一种扩展。
布拉特的关系性的身份是由权力关系建构起来的，也是由相互依存的、繁衍的关系以及爱的关系建构起来的。我想要论证的就是这样一种关系性的身份概念，该身份概念之建构既是经由权力关系也是经由相互依存关系和爱的关系的。这两种关系彼此缠绕，却并不互相取消。它们中的哪一种都不能还原为另一种。它们之间也不存在尖锐的对立。通过与他人的交往和联系，她得以理解那些既把她与他人相联结也把她与他人相割裂的权力关系，而这种理解则导向了更有力、更明智、更深刻的联系。她并不因此就消弭了分歧或消除了权力，但她也确实创造了一个更有力、更深刻、与他人具有更多联系、更开放和更明哲通达的身份。这种身份就找到了自己的家，一个值得我们为了联系而冒着风险进行奋斗的地方。
三、隐私性(privacy)
扬所主张的第三个价值是隐私性。一些女性主义批评家指出，隐私的处所起到的只是限制女性的作用，只是限制女性与公共领域的接触。针对这些议论，扬主张在女性受到限制的“隐私的处所”与“隐私性”之间划出界线来。隐私性指的是“一个人对允许或不允许别人接触到她的人格、接触到关于她的信息以及有意与她的人格发生联系的那些事物所拥有的控制权和自主性”(第162页)。
扬指出，巴妮·霍尼希批评了如下一种家庭理想，即把家作为从政治活动中抽身而出、退入到有着更确定的原则和完整性的地方中去的手段。扬写道，巴妮·霍尼希认为：“在家里，一个人对自己是谁颇具信心，并能倚靠一种完整性的感觉；这样一种家的感觉依赖的是庞大的制度性结构，该结构允许一些人拥有退出、安全性和反思这样的奢侈品，然而却是以更多人在全球利益转换中受损为代价的。”(第157页)霍尼希主张我们参与到公共领域混乱的政治活动进程中，反对我们退入到有着确定性和完整性、有着控制权和自主性的私人空间中。
一些人批评把家当作一种完整性和确定性的幻想、当作保护隐私性和私人性免受政治性之影响的保护地的看法，扬也认同这种批评。不过，扬同样认为，虽然家所提供的隐私性和自主性可以是、但却不必然是基于排斥性和恐惧之上的。扬在其早期著述中沿着霍尼希和其他一些人的进路进行论证。认为自主性是一个“封闭的概念，强调的主要是排斥性，是把他人排斥在外、阻止他们介入决策和行动的一种权利”(12)。在早期著作中，扬在自主性(autonomy)与赋权(empowerment)之间进行了区分。前者指的是隐私性，在现代企业中，有的只是私人意义上的隐私性；而后者，她定义为行动者对社会决策和政治决策的参与。“赋权是一个开放的概念，一个有关公共性而非隐私性的概念。”(13)与此同时，她也捍卫了这样一种自主性的概念，即把自主性视为一个人的行动和决定不受干涉和控制的自由。在《家庭：女性主义对一个主题的多种看法》一文中，扬通过援引安妮塔·艾伦的思想论证说，虽然隐私性的法律一直以来是用以保护家庭中男主人支配女性和儿童的权力的，但对隐私性——一种适用于所有作为个体的人的价值——的欲求却揭示了女性的隐私被侵犯的程度，并为女性的隐私性提供了一个进行批判并给予支持的源泉。无疑，对身体完整的权利，以及对亲密的人际关系进行私人决策的权利，都是对女性来说具有特别重要性的隐私权利。扬进一步论证道，自主性包括对一个人自己的空间及所有物的所有权或支配权，它允许一个人拥有“对别人能否接触到她的生活空间、她的个人物品、关于她的信息的支配权”(第163页)。扬着重强调了物质对一个人的身份所起的支持作用的重要性。
在《家庭：女性主义对一个主题的多种看法》中，扬指出，藉由“(一个人的)身份的物质化”，家“制定了一种主体性和历史性的特殊模式”：“(1)我的所有物是安置在作为我的身体习惯的外延、也作为对我的日常行为的支持的空间中的；(2)家庭中的许多事物以及这个空间本身都作为个人叙事的保存物而承载了沉淀后的个人意义。”(第149—150页)内嵌在一个人家庭物品中的意义把一个人投射给她自身，并允许她维系自己的身份。因此，对个人空间所享有的自主权或控制权对一个人身份的创造和维系是至关重要的。同样，在《一个自己的房间：老年、护理和隐私性》一文中，扬强调说，隐私性不只蕴含决策上的隐私性，而且也蕴含着一个人自己的物质化的个人空间。她着重指出，养老院里的老人们经常没有属于他们自己或用以放置他们的个人物品的隐私空间。没有他们自己的、不受社会干预的物质化私人空间，老人们就无从得到有关身体完整性意义上的隐私性，也就没有对他们拥有的重要物品的物质支持；而这些重要的个人物品为他们的个人习惯提供了舒适性和支持，也提供了对于身份来说至为关键的记忆、反思、表达和拥有亲密关系的种种能力。因此，扬捍卫家庭的价值和家庭所提供的隐私性；隐私性是“把能动性以及一种转换和流动的身份加以固定下来的物质之锚。家的概念也就不是否定个体性和政治性，而是描述使政治性成为可能的条件”(第159页)。然而，扬的基于隐私性的自主性概念究竟如何避免了个体性与政治性、隐私性与公共性之间的对立，这一点并不清晰。
有关自主性和隐私性的自由主义概念植根于洛克的(建立于私有财产的所有权之上的)个体性和个体自由的模型之中。伴随着近代资本主义的到来，对私有财产的所有权成为了自主性的基础，而这个自主性是借助能够与他人进行竞争的权利观念来理解的。这个自主性模型建基于家庭的私有财产权之上，建基于与他人相对立、相竞争的自我观念之上；与这个模型相反的是珍妮弗·尼德尔斯基(Jennifer Nedelsky)和其他女性主义理论家们一直在论证的模型，即一种关系自主性的模型。借助上述工作，扬在一些论文中对个体的自主性与自我的自足性作出了区分。她将个体的自主性(她认为这个概念有别于道德的自主性)定义为“能够确定一个人自己的计划与目标，确定一个人要如何生活，而无须听命于他人的目标，也无须遵从他人对自己该如何生活所下的指令”(14)。尽管自主性的理想在近代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是与自我的自足性的理想或财产的私有产权的理想相关联的，但扬论证的却是与“相互支持的彼此依赖性”相关的一种自主性概念。特定的依赖与彼此依赖的形式应当被理解为“具有自主性的规范条件”。不过，她的自主性概念仍然是自由主义的，是基于消极自由之上并且也是基于隐私性之上的。她写道，个人的自主性“在概念上就接近自由概念；自由是指单纯的不被干涉”(15)。我同意她所说的，即行使自主权的能力(包括免于政治干预和社会干预的隐私性，即消极自由)需要作为政治参与的一个条件来加以确立。但是我们也必须超越对隐私性的捍卫，重新考虑我们所需要的是何种自主权，以及什么样的家可以成为它的条件。这就意味着要超越对隐私权的批判，也超越对隐私权的捍卫，从而进入到对(作为自由之基石、作为关系自主权之基石的)家庭的重新思考中来。
借助黑格尔—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借助女性主义关于关系性身份的理论，特别是借助由帕特里夏·希尔·柯林斯(Patricia Hill Collins)所激发的对“美国黑人关于爱与正义的传统”的研究，辛西娅·威利特(Cynthia Willett)提供了一种置于关系之内而不是“家庭”之中的自由观念；不是把自由理解成对财产的拥有权，而是理解成一种与他人发生联系并滋养人的精神的源泉。在美国黑人关于爱与正义的传统中，威利特发现了“另一种现代性”，根据这种现代性，自由和权利所关注的都不是自利的个体，而是“身处与他人的关系中的个体”。(16)她引述了约翰·埃德加·怀德曼(John Edgar Wideman)的话指出：“谁能比奴隶更清楚地知道自由的意义呢？”威利特借助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对奴隶生活的叙述来支持这种自由观。道格拉斯说：“自由根本上并不存在于个体或集体的所有权中，也不存在于个体或集体的控制力上……而是在人与人之间形成的联系中，在那里，自由才或者存在，或者消亡。”(17)道格拉斯通过家庭的隐喻重新将自由概念化。当代欧美传统认为，自由和自主性的发展基础是远离家庭、与母亲分离；道格拉斯反对这种传统，他指出：“把孩子和母亲分离的做法……是奴隶制度的残酷性和野蛮性的标志性特征。”(18)对道格拉斯来说，自由是居于他童年时与祖母共有的家庭之中的，这个家是他称之为“精神”的那种社会和伦理力量的来源。他对奴隶制的最终摆脱并不是享有自由的充分条件。只有当他能寻见一个新的家时，在与他人之间有意义的、相互支持的关系中，自由才能重新被发现。
为了发展这种自由观念，威利特借助了帕特里夏·希尔·柯林斯的著作；后者的著作引用了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的小说《宠儿》中人物的话：自由就是“一个你可以爱你选择的一切事物的地方”。这种对自由的理解超越了把自由安置在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语境中的做法，从而进一步论证了自由就是能够身处一个人渴望的关系之中的能力，就是爱你所选择的人与事物的能力。在《宠儿》一书中，塞丝(Sethe)把她新发现的自由地去爱的能力表述为她的自我的扩展。这样理解的自由，就不是退回到自我所有权中去，而是在关系中的自我的扩展。因此，自由蕴含的就不是离开家庭，而是扩展自我以发现一个家庭。最根本的和最有害的异化就是脱离了爱的异化，就是脱离了情欲的力量、脱离了去倾听和感受自己欲望的能力的异化。
或许，这种对自由的理解有助于引申出扬对家庭的捍卫——把家庭视为隐私性和自主性的源泉——的含义来。当扬论证说每一个人都需要一个属于自己的地方、属于自己的物品以及对这个地方和这些物品的控制权时，她不仅是在论证每个人都有不被干涉的权利、都有所有权，而且是在论证比这些权利更基本的是一个人参与到与其自身的一种关系中去的需求和权利。一个人与其自身的关系是由她与她的物品之间的关系作为中介而达成的，这些物品将她映射给她自己。这一对于(经由对象的中介作用而达成的)自我与自身关系的理解就把我们带回到黑格尔，带回到马克思1844年对异化劳动所做的论述上去。我们可以更进一步地说，一个人需要的自由是去爱，去关怀自己，去爱那些对她有意义的物品，正是那些物品构成了她人生的故事。而这种爱植根于人们在家中才第一次体验到的关系中，是她对其他主体和对象的爱的根源，是她与其他主体和对象之间联系的根源，让她得以与其他人建立联系，与价值、工作、社会事业以及对抗压迫发生联系。而正是这些联系使得她可以去创造新的家庭。
四、维系性(preservation)
这就把我们引入到扬所确立的最后一个价值中了，因为对扬来说，家是维系个体与集体的历史和意义的理想处所。扬注意到，西蒙娜·德·波伏娃把照料家庭、子女和家中物品的维系性活动归于女性的消极性和内在性的地位，而与积极的、超然的历史行动者的富有创造性的工作相对立。扬指出，因为波伏娃将历史性与未来相联系，因而无法认识到，维系性的工作，维系过去历史之活生生的意义的工作，也是富有创造性的工作。同样，汉娜·阿伦特也在重复性的、循环的劳动活动和富有创造性的工作活动之间做了区分。而海德格尔尽管承认建设活动不仅需要构建，而且需要维系，但却“抛弃了维系性的思路，而只关心进行构建的创造性时刻”(第152页)。扬反对对富有创造性的、导向未来的活动与消极的、导向过去的维系性工作所做的种种区分，她认为：“在人类存在的历史性中实现的特定的人类意义，既有赖于对未来的规划，也同样有赖于对过去的规划。”(第152页)维系性工作蕴含着意义的不断更新，即使得个体身份与集体身份得到维持和发展的意义的不断更新。
扬所主张的是在维系性活动与对一个失落的家园的怀旧式幻想之间作出区分。“维系性包含的是回忆，而回忆与怀旧是截然有别的。怀旧可以被构想为怀着渴望逃离日常生活的含混与失望的行为，而回忆则是从一个人所身处的事物中保留的痛苦和喜悦里获取一种对其之所是的坚定的自信心，并借此面对未来的开放的否定性。怀旧的渴望总是指向一个别处。回忆则是对把我们带至此地的事物的肯定。”(第154页)
扬强调说，维系性可以是保守的，但也可以是重新解释的。“对把我们带至此地的事物之历史的叙述不是固定的，而维系性所具有的富有创造性和道德的目的之一部分，就是借助新的事件、关系和政治理解来重构过去与现在之间的关系。”(第154页)这种“重新解释的维系性”颇类似于布拉特所说的“对她自己的重新书写”。不过，我已经论述过，马丁和莫汉蒂(通常还有布拉特)都把这个过程理解为对过去身份的“有意识的承继”，从而过去的身份就可以被削弱。此外，这种“有意识的承继”有时类似于基督般的殉道，因为承担了过去的重负，却没有任何救赎。另一方面，扬所论述的对于过去的维系性，经由对我们的历史的“肯定”而导致了一种对一个人之所是的坚定的自信心；扬的这个论述并非完全充分。布拉特就很难“肯定”种族主义、反犹主义、性别歧视主义以及构成了她的身份的对同性恋的恐惧。大屠杀的幸存者们以及奴隶的后代也无法“肯定”他们全部的历史。然而，这些历史却是必须被维系的。问题是，对诸如此类的历史的维系如何才能不导向彻底的绝望呢？经由对我们和他人的讲述和重述，以将会改变我们并且改变未来的方式来进行，则对这些历史的维系就变为我们能够把我们凝聚在一起的唯一方式。重述不仅肯定了我们的抵抗，而且肯定了我们的归属。这种对于“重新解释的维系性”的理解使得扬在《家庭》一文中对她母亲的故事的叙述变得合乎情理。她母亲的故事也就是她自己的故事，一个关于失去、遗弃、内疚以及被迫流离失所的故事。她把这个故事纳入文中，以维系关于她母亲的记忆，并且“以具体的语汇描述出家务劳动的纪律性标准是何以持久地压迫女性的，特别是压迫单身的母亲们”(第135页)。在重述这个故事时，扬不是进行简单的“肯定”，因为显然她不能简单地肯定她母亲所经受的苦楚或她自己的痛苦；而是以一种重新解释的维系性行为，既维系了她对母亲的记忆，也把她与她的母亲以获得救赎的方式联结在一起。
我们可以在扬关于重新解释的维系性工作中发现一个有关女性主义政治和团结性的范例(当然不是唯一的范例)。经由为我们自己和在我们彼此之间的对我们的故事的讲述和重述，我们把对于那塑造了我们的压迫和暴力的有意识承继，与对于归属和未来的转变的肯定结合起来。这样，我们就不是简单地肯定我们的身份或家，也不是拒斥我们的身份和家从而跃入未来的否定性当中。我们也不是在肯定性与否定性之间摇摆，或试图解决这一对立。我们是在经历一个转变性的身份确认过程：经由重新解释的维系性，我们转变了我们自己，并让我们经过斗争而团结在一起，而且不否认这种斗争所包含的任何痛苦和悲剧。
扬提出的关于重新解释的维系性的理想，提供了把过去与未来联结起来的可能性。伯尼丝·里根以“老年的视角”表达了这一可能性。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在他对自由的想象中也表达了这个可能性。他把自由想象为一个扩大了的人类大家庭，一个人类精神得以繁荣发展的家园。正如布拉特所说，这一关于自由、关于家园的梦想既是一个童稚之地，又不是一个童稚之地。艾利斯·扬让我们记住了这一切。
本文原文发表于美国女性主义哲学刊物《希帕蒂亚》(Hypatia)2008年第3期(总第23卷)“纪念艾利斯·马瑞恩·扬特刊”，译文有删减。
①Bernice Johnson Reagon,"Coalition Politics:Turning the Century",in Home Girls:A Black Feminist Anthology,ed,by Barbara Smith,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83,p.346.
②本文括号内页码皆为扬的论文《家庭：女性主义对一个主题的多种看法》("House and Home:Feminist Variations on a Theme",In Intersecting Voices:Dilemmas of Gender,Political Philosophy,and Polic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中的页数。
③Minnie Bruce Pratt,"Identity:Skin Blood Heart",In Yours in Struggle:Three Feminist Perspectives on Anti-semitism and Racism,ed.by Elly Bulkin,Minnie Bruce Pratt,and Barbara Smith,Firebrand Books,1988,p.18.
④Biddy Martin and Chandra Talpade Mohanty,"Feminist Politics:What's Home Got to Do with It?",In Feminist Studies/Critical Studies,ed.by Teresa de Lauretis,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6,p.196.
⑤Bernice Johnson Reagon,"Coalition Politics:Turning the Century",In Home Girls:A Black Feminist Authology,ed.by Barbara Smith,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83,p.343.
⑥⑦⑧⑨⑩(11)Minnie Bruce Pratt,"Identity:Skin Blood Heart",In Yours in Struggle:Three Feminist Perspectives on Anti-semitism and Racism,p.39,p.40,pp.40-42,p.44,p.19,p.19.
(12)(13)Iris Marion Young,"City Life and Difference",in Justice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0,p.251.
(14)(15)Iris Marion Young,"Autonomy,Welfare Reform,and Meaningful Work",in The Subject of Care:Feminist Perspectives on Dependency,ed.by Eva Fader Kittay and Ellen K.Feder,Rowman & Littlefield,2002,p.45.
(16)(17)(18)Cynthia Willett,The Soul of Justice:Social Bonds and Racial Hubris,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1,p.174,p.190,p.1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