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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NO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5680(2008)05-0032-06
一 经济学方法论的概念
方法论一词由近代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始创。方法论的定义是一个争议颇多的问题，不同的人可能对方法论有着不同的理解。
奥地利著名经济学家马克卢普(Machlup)认为，“方法论是对指导任何知识领域的研究者的原则之研究，特别是任何更为高级的知识分支(科学)在决定是否接受或拒绝某一命题作为系统知识体系或者其自身学科(科学)的一部分的原则。”[1]学者张俊山认为，经济学方法论就是要从人们一般的认识规律和经济活动特征的结合上，探讨人们怎样获取经济知识，怎样将这些知识构建为理论以及理论的结构与发展方式等规律。经济学家谢拉·C·道(Dow，Sheila C.)认为，“方法论涉及的是经济学中的基础性问题，是经济学原理的‘平台’。它对于探讨这个‘平台’的作用、意义及构成要素，它提供了一个范式，我们可以运用这个范式探讨现代经济学中一系列重要的论题，诸如，经济学何去何从，经济学的局限性，经济学阐释的可能性，经济学可否呈现多样性，经济学是否正朝着结构主义的方向演变等等。”[2]可见，方法论的含义各有不同，是见仁见智的事。
二 经济学方法论的科学哲学化
(一)哲学家们对经济学及其方法论的介入与研究
科学哲学是从哲学角度考察科学的一门学科。它以科学活动科学理论为研究对象，探讨科学的本质、科学知识的获得和检验、科学的逻辑结构等有关科学认识论和科学方法论的基本问题。人们可以在先哲苏格拉底(Pre-Socratic)那里找到对科学哲学主要议题的讨论，但作为一个得到公认的学科，科学哲学是最近两个世纪才逐渐出现的，惠威尔的《归纳科学的哲学》(1847)可以说是第一本专门的科学哲学的著作。现代科学哲学的早期巨子是休谟、康德、穆勒和惠威尔，到了19世纪末叶，才开始有了大量的科学哲学的专门论著，作者多是科学家和科学史专家，如马赫、迪昂、彭加勒。20世纪以来，科学哲学已成为一个研究和争论都很活跃的领域。
一直以来，科学哲学家们也十分关注着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等许多其他领域的问题。比如哲学家们就感觉到更有需要了解经济学，了解它是怎样的一门专业学科，了解它所宣称的那一套在何种意义上可信。当代科学哲学家们对于科学哲学已经得到的那些“智慧”的怀疑增长了。他们相信，为了研究“科学研究应该如何进行”，需要关注“科学研究实际是如何进行的”。因此，科学哲学家们对于科学史以及当代科学的发展状况进行了超越前人的、更加系统和细致的研究。虽然此类研究多集中于自然科学方面，但对于经济学的关注也在增加，因为对于哲学家而言经济学实际上是一门很有趣的科学。洛克、休谟、斯密、穆勒、凯恩斯等学者既是哲学家又是经济学家，他们都有着很深厚的哲学功底，但是都对经济学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洛克是英国经验主义哲学的奠基人之一。他认为，理性与科学精神是一种基本的价值判断，也是一种方法论的态度，人的天性善良，国家应该支持人的基本权利。在《剩余价值学说史》中，马克思明确指出，洛克哲学成了以后整个英国政治经济学一切观念的基础。休谟亦是英国经验主义哲学的奠基人之一，如同后来的哈耶克教授一样，他也是个能在广阔的社会科学知识背景中分析经济问题的大师，在货币的数量、外贸公债、通货膨胀、经济演化等方面都做出了巨大贡献。逻辑实证主义的创始人孔德把经验主义同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结合起来，创立了一种新形式的经验主义，即实证主义哲学，其代表作是《实证哲学教程》。孔德同时主张用物理学的方法来建立经济学体系，并责备古典经济学家采用了非科学的思辨的方法，但是这一观点遭到了穆勒的反对。穆勒与孔德同为实证主义的代表人物。穆勒认为，自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刊行以后，经济学界再没有出过一本同类型的综合性论著，特别是没有一本对实际经济活动有意义的著作。1848年，穆勒的经济学重要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应用》发表，实现了他自己的宿愿。穆勒早期的文章“政治经济学的定义及其恰当的研究方法”(1836)，是经济学方法论最早的讨论之一，直到今天，它也是最出色的方法论探讨之一。穆勒对经济学研究方面的贡献，极大的体现了他对经济学的兴趣。第一个以专业哲学家身份参与元经济学争论的是内格尔，他于1963年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经济理论的危机”一文，此时他的科学哲学名著《科学的结构》也刚刚问世。文中内格尔准确的把握了弗里德曼的工具论实质在于模型或解释上，并划分了预测与解释的界限。这里不难看出内格尔敏锐的科学哲学眼光。
据有关统计分析显示，美国《科学哲学》杂志和《英国科学哲学杂志》80-90年代的论文，共有12篇经济学哲学的专论，除两篇经济学家的答辩外，其余皆为科学哲学家的专业论文，这些论文除了经济学家讨论过的经典主题外，还特别从科学哲学和方法论角度讨论了形而上学在经济学研究中的作用，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与物理等自然科学的区别、经济学的理论结构、经济学的数学化、用经济学的研究成果检验科学哲学的理论等等。
(二)经济学家对科学哲学思想方法的运用
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有关经济学方法论的文献十分有限。其中讨论古典部分的是由西尼尔(Senior,1836)、穆勒(Mill,1844)、凯尔恩斯(Cairnes,1875)、门格尔(Menger,1883/1963)、凯恩斯(Keynes,1891)、罗宾斯(Robbins,1932)、哈奇森(Hutchison,1938)、弗里德曼(Friedman,1953)、库普曼斯(Koopmans,1957)、马克卢普(Machlup,1963)等人给出的，这些作品多集中在关注经济理论命题的地位、证实与理论的逻辑结构等等。20世纪70年代以来，情况开始发生变化，从1968年开始，发表于《政治经济史》杂志上的方法论文章逐渐增多，但是直到1980年前后，经济学方法论的文献才开始急剧增长。专攻经济学方法论的学者开始大量出现，如罗森伯格(Rosenberg，1976)、司徒尔特(Stewart,1979)、克兰特(Klant,1979)、豪斯曼(Hausman,1981)、豪利斯(Hollis)和内尔(Nell,1975)、博兰德(Boland,1982)、考德威尔(Caldwell,1982)，作品多以关注演绎主义、证伪主义、历史主义等思想方法为主。经济学方法论家对经济学方法论兴趣的增长与所讨论问题的性质的变化相联系，这一变化又与科学哲学的发展相一致。专门从事方法论研究的经济学家撰写的方法论文献的数量迅速增长，豪斯曼曾列举出1984-1993年出版的50本有关方法论方面的重要论著，而此前的1975-1983年只有19本。显然，“经济学方法论正在很快把自己建成一门经济学的分支学科。”[3]
1.逻辑实证主义对经济学方法论的影响
逻辑实证主义哲学及其前期起源是新古典学派经济学方法论的哲学基础。逻辑实证主义对新古典经济学及其方法论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实证主义影响经济学的一个方面是关于理论构成对经济学形式化的影响，体现为数理经济学的发展。逻辑实证主义关于科学结构理论公理化的要求引导着经济学经济理论结构形式化的过程。逻辑实证主义认为，任何科学理论公理化要做两件事，一件是把该理论中的全部陈述安排成一个演绎系统，该理论的“基”由公理组成。这样，该理论中的全部陈述都可以由公理通过演绎推理而导出。另一件是把理论中的全部概念安排成一个系统，该系统的“基”由“基本概念”组成，这些基本概念应当是人类直接经验的反映或能解释为物理操作。构成系统不仅要说明各类概念间的区别和联系，而且要指明从基本概念出发怎样可以逐步导出所有其他概念。按照逻辑实证主义的归纳方法论和知识归并原则，整个科学理论体系就是一个严格有序的系统，从简单命题和原则到复杂的命题和原则，甚至整个自然科学知识都是一个有机的、逻辑化的统一整体，是一个公理化的安排。这种公理化方法被西方经济学研究广泛采用。马歇尔1890年出版的以公理化结构来安排的《经济学原理》是整个新古典学派思想观点和方法的集大成和系统化，也是新古典学派成熟化的根本标志。1947年萨缪尔森(Samuels)出版的《经济分析基础》一书遵循公理化要求，以“经济理论的操作意义”为副标题，将新古典经济学的全部理论和方法转译为一致的数学形式，实现了最大化原理与一般均衡原理的综合，大大提高了经济学一般分析方法的水平，被看作数理经济学史上以微积分为基础的边际主义时代终结。从60年代初到80年代末，主流经济学发展的主要方向是一般均衡理论的形式化。这一时期阿罗(Arrow.K)、德布鲁(Debreu.G)等人引进集合论和拓扑学方法建立的阿罗——德布鲁(Arrow-Debrcu)模型严格证明了一般均衡理论，实现了新古典微观经济的完全公理化。萨缪尔森、阿罗、德布鲁由于对数理经济学的上述贡献而分别于1970、1972、1983年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
②逻辑实证的“经验证实原则”对经济学可检验性的要求，促使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实证化，推进了计量经济学的发展。在逻辑实证主义看来，实证原则是从理论外部来检验理论优劣和可接受性的标准，科学的命题具有可证实性，可以通过经验检验鉴别真伪，因而是有意义的。经济学按照实证原则的要求，经验必须对构成理论的前提假设和理论的推论结果进行检验，以证实理论与现实经验相符的程度以及由此判断理论的优劣和适用性。但是经济学特殊的复杂性无法通过有控制的实验方法来进行检验，只能利用历史资料和统计数据对理论涉及的有关变量进行相关回归分析，因此实证性对经济学可检验性的要求，使得对一种经济理论的评价总是围绕着计量经济学的经验结果进行，从而促进了计量经济学的发展。1969年首届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计量经济学的创始人弗里希(Frisch)和丁伯根(Tinbergen)，其后，1971年的库斯涅茨(Kuznets)，1980年的克莱因(Klein)，1989年的哈维莫(Havelmo)都是因为在计量经济学方面的卓越贡献而分别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2.证伪主义对经济学方法论的影响
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方法论构成了西方科学哲学从逻辑实证主义到历史主义的一个中间环节，不仅对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科学哲学繁荣起过中介作用，也对50-80年代的经济学方法论研究逐步理论化产生过深远影响。这种方法论提出不久就受到经济学界的广泛重视，成为现代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基础。罗宾斯(Robbins)的经济学方法论著作《论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发表以后，西方经济学方法论出现了反对证实法的所谓证伪主义的新潮流。波普尔哲学中的证伪主义是当代西方经济学最基本的方法论准则。它对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研究的影响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波普尔哲学进入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1938年特伦斯·哈奇森(Terence Hutchison)在他的《经济理论的意义和基本假说》一书中，把波普尔的可证伪方法明确引入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中。他批判在证伪主义之前的先验主义方法论缺乏科学性，即经济学基本上是一个从内在经验所产生的一系列先决条件推断出来的纯演绎体系，那些先决条件本身并不容易接受外界检验。对此，哈奇森认为，经济学命题无论是同义反复命题或经验命题都必须接受一种以经验为依据的检验，以经验检验的陈述来表达，他认为只有波普尔的可证伪检验性才能规定经济学命题的科学性。
第二阶段：波普尔哲学对50年代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第三次争论的影响。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第三次争论是由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和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发起的，他们引用现代科学哲学的方法观点，就经济理论的现实性检验标准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方法论之争，他们都认为经济学方法论需要证伪主义，也就是都推崇假说——推理模式，但是如何运用证伪主义的方法发生了分歧。萨缪尔森研究了经济学在操作上有意义的一般原理，并把它定义在了波普尔的证伪主义原则上，使操作理论变成了可以证伪的理论。同时他认为可证伪的理论中包含的经济学假定应该具有现实意义。一种理论应该与客观资料和实际领域有足够的联系，在科学领域不存在解释而只有描述。弗里德曼则认为对一项假说有效性的唯一中肯的检验是将它的预测同经验相比较，并且假定不现实是有意义的。此次争论引起的经济学体系变革是空前的，同时也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学方法论的深入研究。
第三阶段：西方经济学方法论在哲学上对证伪主义的突破。它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其主要代表罗宾逊(Robbins)、利普西(Lipsey)都对波普尔哲学指导下的经济学的科学性作了修正。舍夫勒(Schoeffer)和潘帕德雷欧(Papandreou)力图超越波普尔，用扩大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范围来研究经济学方法论。反证伪主义方法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开放了经济学的方法论思维，但终因没有形成完善和独特的理论体系，对促进经济学方法论的多元化没有产生多大影响。1980年，马克·布劳格的《经济学方法论》出版，此书以对科学哲学的研究作为开始，不仅讨论诸如假说——演绎模型之类的传统问题，也讨论与库恩、拉卡托斯和费耶阿本德联系在一起的新观点。统管全书的主要论点是证伪主义，“布劳格把波普尔置于经济学方法论讨论的核心地位，”[4]推动了证伪主义在西方经济学方法论中的主流地位。这本书论证式的界定了1980年前后争论的主题，标志着经济学方法论作为一门经济学的分支建立起来了。
通过以上三个阶段，可以总结归纳出证伪主义方法论对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主要影响：它使二十世纪经济学家的注意力发生了转移，引发了经济学方法论研究的思维革命，方法论从防守性走向进攻性，经济学的实证意义也从证实走向了证伪。
3.历史主义对经济学方法论的影响
托马斯·库恩(Thomas.S.Kuhn)的《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在经济学领域引起轩然大波，引发了一场方法论的思想革命。经济学的变革是以经济学革命为标志的，经济学家也习惯于把经济学理论的巨大变化称之为经济学革命，譬如边际革命、凯恩斯革命等。在现代经济学界实际上也存在着许多范式，每一种范式都为许多经济学家所相信，如科斯(Coase)范式、诺思范式、斯蒂格勒(Stigler)范式等。库恩所倡导的从史研究哲学的思想方法是诺思经济学的哲学方法论基础，是一种研究范式的核心思想，也是诺思的经济学研究范式不同于别人的主要原因。这些范式同过去的主流经济学理论相比，重视了历史和文化的研究，使经济学在方法论上，走向了夸张，这与库恩以后的科学哲学使科学方法论走向扩张具有相似之处。
拉特西斯(Latsis)是第一个把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应用到经济学中的经济学家，1976年，拉特西斯编辑出版了一本论文集《经济学方法与评价》，拉卡托斯的方法论观点又一度成为经济学家们所钟爱的观点。由于拉卡托斯的“研究框架”比波普尔的“理论”更具有韧性，因此西方主流经济学在理论上更普遍接受了“科学研究框架理论”。一方面他们用证伪原则逐渐修正自己的理论框架，并用经验数据的证伪取代对理论的证实。另一方面通过对辅助假设的调整来应付目前的危机。近几年来获得巨大发展的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以及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等理论扩大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围，说明了更多的经济内容，同时又保护了建立在“经济人”假设基础上的关于自由竞争市场机制有效性的基本假设，因此被视为“框架进步”。这是近些年来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主要发展方向。1986年布坎南(Buchanan)、1992年贝克尔(Becker)、1993年诺思都是因为对这种“框架进步”的贡献而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经济学方法论的科学哲学化这一趋势在雷德曼(Redman)出版的《经济学与科学哲学》(1991)中有较好的论述。这本书共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考察科学哲学与科学史，通过对科学哲学中的主要问题的研究，雷德曼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科学哲学对科学的广泛影响激发了所有的科学从业者对科学哲学更有兴趣并参与其中。”在第二部分，雷德曼把视角推向亚当·斯密、逻辑经验主义、内维尔·凯恩斯等。他认为，“后实证主义者——波普尔、拉卡托斯、库恩等——形成了科学哲学对经济学的当代影响。”[5]20世纪90年代后，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界对于波普尔证伪主义方法论批评多于赞同，大家都要求适应科学哲学的语言学、解释学、修辞学的后现代“转向”和博弈经济学、信息经济学、产权经济学等，克服证伪主义在语境、境况和合理分析上的局限。此外，科学哲学与经济学也呈现出一些双边交流的关系，[6]科学哲学研究也会采纳与运用一些经济学的文献资料，比如运用经济学的观点、范式来说明科学哲学的问题。可参见卡特莱特(Cartwright)的《自然的容量和规模》(1989)[7]和汉兹的(Hands)《模糊的界限：自然科学哲学和经济学的关系》(1994)。[8]以上这些发展变化都可以看作是经济学方法论对科学哲学变化的回应。
三 对经济学方法论的异议：摈弃方法论？
有不少学者对经济学方法论表示异议，反对经济学方法论及其所运用的科学哲学。比如在多数国际微观经济学会议上，经济学方法论家几乎很少能够得到发表演说的邀请。他们的贡献并不被实践经济学家所赞扬，方法论家明白方法论对于经济学就像科学哲学对于科学。魏因特布(Weintraub)说：“方法论对于经济学实践没有任何影响，方法论只是诸多哲学论题中的一部分，并且引起了实践科学家日益增加的不信任。”[9]他还认为“方法论无关大局”，方法论企图以一种一般的理论化说明来统治特定的经济理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经济理论必须用经济证据而不是外部的证据来评价。[4]6针对逻辑实证主义对于新古典经济学派的过分影响，哲学家马克·霍利斯批评到：“实证主义是一宗虚妄的哲学，新古典经济学必定是因为它而走向衰落。”[10]而麦克洛斯基(McCloskey)就认为布劳格的观点是“规定性的，是直接从哲学中拿来的经济学说话的方式”，布劳格的观点“听起来富丽堂皇，但是，爱因斯坦的上帝正在捧腹大笑”。[11]她还认为，哲学家和方法论家设定指导经济学研究的硬性标准和规则的任何企图，都是有害的，应该被禁止的。经济学应该从本学科内部范围而不是从“哲学王”的规定中得到自己论证的标准。相应的，经济学理论应该以它们是否说服学术争论和对话中的多数经济学家来判断，而是不按照它们是否符合某些抽象的方法论。[12]对麦克洛斯基而言，哲学家和方法论家都是不能对经济学学科做出什么实质性贡献的外行，因此，实践的经济学家应该对他们的建议不予理睬。而培森(Payson)就认为方法论对经济学的研究没有什么意义，他说：“对经济学方法论与认识论及其与哲学关系的研究可能对阅读与写作是有益的，但这些研究不能使经济学研究与教学更为科学。如果说这些研究有什么作用的话，它对经济学的科学性程度也只能有负面效果。”[13]对此培森的理由是：因为这种研究已经创造了一个自身不同的问题——全神贯注于哲学而不是科学，再说，科学实践自身很少依靠科学哲学，这一论断“可用许多科学家虽然不怎么了解科学哲学但继续获得伟大的科学成就来证明。
实际上，经济学方法论家同其他专家一样，都仅仅是选择专攻某些问题的那些人。方法论家从哲学角度提出他们的论证，也许因为这样似乎在逻辑上更有说服力，使他们更有信心。许多实践经济学家也这样做。反对者反对哲学对经济学方法论的影响，指责经济学方法论的评价是经济学共同体之外的“哲学”评价。这个指责是毫无道理的。因为，尽管存在不同的话语共同体，但并不存在一个共同体的观念不应该被另一个共同体使用的任何先天理由。经济学家并不对数学家的批评置之不理，为何一定要拒绝来自哲学的批评？随着某些重要的科学研究在边界出现，学科界限不断在变化，科学知识在学科边际领域越来越具有特别的生命力。经济学方法论正属于这种有生命力的学科边际领域，我们没有理由加以拒绝。
四 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知道，反对者的意见是片面的，科学哲学对经济学方法论的作用是肯定的。但是，这个作用并不是无时无刻不在的，应该说，这种作用是相对的、是断点性的，是平时断点的积淀，在特定的情境与时间下的突现，这种突现使经济学方法论迈上一个大的台阶。正如乔治·萨顿所说，“科学的进步好似一幅画着巨大阶梯的图像，其中的每一个台阶对应着那些根本性的发现中的一个，但是，大的台阶又可以分为若干个较小的台阶。”如图所示：[14]
目前，学术界(包括国际学术界的大部分研究)都认为科学哲学和科学方法论对于西方经济学的影响是必然存在的，认为无论从西方经济学的立项选题、资料的收集、专业化的加工处理和建立模型、经济理论原理的应用化及商业化实践等各种问题，在不同的环节、不同侧面、不同问题上都存在着科学哲学和科学方法论的影响及支配。
方法论本身的合理性是以一定的哲学为其深层认知基础和思想背景的。正如托马斯·A·博伊兰说：“方法论之洞察力的源泉深深植入科学哲学之中。”“经济学方法论一直受到科学哲学所有主要进展的研究，并且正是在这两个争论领域之间的演进和相互作用中提供这一背景的，在此背景中任何贡献，必须予以定位。即通过追溯经济学方法论中的主要进展以及它与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科学哲学的相互作用来改变这一背景。当这些经济学家审视20世纪科学哲学的历史时，他们可以合乎情理地将此作为针对特定图景的一种哲学证明手段来解读。理论与阐释之间不可分离的关系并非专门针对经济学而言的。科学哲学教导我们，物质科学，比如说在原子物理和化学的范式样本中也存在着同样的道理。”[15]豪斯曼1992年《经济学方法论简析》一文中指出，科学哲学有利于也适合于方法论方面的研究，并且肯定了经济学家在实证性和逻辑性方面的工作。
经济学家考德威尔认为(Caldwell)认为：“要评价科学哲学对理解经济学方法论的有用性，我们发现老观点是适用的：对科学哲学知之甚少是危险的”，[16]有着深厚哲学素养的学者则更容易理解经济学及其方法论。劳伦斯·A·博兰(Lawrence.A.Bland)几乎花了十年的时间专心于科学哲学的各类文献——不仅仅是任何科学哲学的文献，而且专注于卡尔·波普尔的观点。[17]马克斯·韦伯作为一名卓越的、几乎是百科全书型的德国学者，他的研究领域几乎遍及社会科学的所有领域，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文化学、哲学、宗教等都有他卓越的论述，综合知识的优越性使他的分析更为透彻。伦敦学派的代表人物哈耶克身兼经济学家、哲学家、伦理学家三种角色，哲学的启发和引导在他的工作中表现的淋漓尽致，使他成为最富创造思想和传奇色彩的当代经济学奇才。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由于其在内容上涉及科学哲学、逻辑、伦理学、社会认识论等多种学科间的交叉，在思考方式上需要采取多视角、跨学科的思维方法。正如考德威尔所说的没有单一的绝对正确的方法，“方法论的多元主义对经济学方法论是合理的，也是潜在的富有成果的方法”。[1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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