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资本主义论文,当代论文,不平衡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半个世纪以来，当代资本主义显现出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复杂性。在美国，资本主义旧制度继续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特征更加明显；在欧洲，新社会因素生长的趋势和社会资本主义(带有社会主义因素的资本主义)的特征日益明显。深入分析这种发展的不平衡性，将使人们对当代资本主义形成新的重要认识。
一、当代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表现
1.在资本占有形式上，美国恪守单一私人占有制的模式，欧洲则显露出“混合经济”模式的特征。
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是资本主义最本质的规定。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以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为基础的根本性质均没有改变。但随着生产力的社会化，为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状况，欧洲各国在战后都不同程度地推行了国有经济和合作制经济。到1993年，法国仍有2700多家国有企业，拥有职工173.7万人，其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7%，占全国投资总额的25%。瑞典国有企业仍占国内生产总值的8%，其雇员占全国雇员的7.5%。就国有企业在工业总销售中所占比重而言，意大利为40%，奥地利为25%，法国为20%。[1]合作制经济的广泛发展是欧洲各国的又一亮点。据统计，1990年代参加合作社的人数占人口的比重是：法国50%，德国25%，意大利8.1%。合作制经济的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为：丹麦24%，法国与荷兰10%。
国有经济与合作制经济的大规模存在，改变了单一的私人占有制的经济模式，使欧洲形成了私有制为基础、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混合经济”模式。有所不同的是，美国始终坚守单一的私人占有制模式。美国的国有经济极少，其经济活动的自由化、私有化程度要远远高于欧洲各国。据有关资料显示，目前发达国家国有企业的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平均在10%左右。其中，意大利为18%、法国为15%、英国为14%、德国为12%、瑞典为8%，而美国仅有1%。从20世纪70年代末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国有企业在重要经济部门中的比重上看，双方差异更加明显。在十大重要经济部门中，美国只有邮电业实行了国有化，其他行业均由私营经济控制。而欧洲则是另一番景象：奥地利在十个行业全部实行了100%的国有化，英、法两国也在六个行业实行100%国有化。
2.在经济运行机制上，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与法国的计划调节和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有较大差异。
在美国这个有着自由主义传统的国家，经济运行中的自由主义特点甚为明显，政府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干预程度相对较低。战后，美国的几任共和党政府都更倾向于对经济活动进行较低程度的干预，尤以里根政府为典型。里根“更依赖各州，尤其是个人的首创精神，而不主张联邦政府日益扩大规模，采取积极行动；他认为大多数经济决策应根据市场规律做出，而不是根据官僚机构制订的规划”[2]。正因为如此，美国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以不破坏经济活动自由化为限。它只通过法律、法规的制定和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运用等对经济活动进行调控，而不采用计划调节和行政干预。
欧洲各国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程度明显大于美国。战后，法国和意大利开始对国民经济实施计划调节。法国现任总统希拉克在《法国计划50年演讲录》中指出：“应给法国计划化以应有的地位，使计划成为一个国际比较的工具，一个交流对话的场所，以便使改革能被理解，社会上的要求可以接受。”从1946年到20世纪90年代，法国总共推行了10个五年计划，其计划总署至今保持着70多名专业人员。意大利对经济的计划调节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到20世纪70年代也先后推行了多个经济发展计划，政府也成立了预算和计划部。德国推行的“社会市场经济”积极地、较大程度地干预了经济活动。德国政府的决策者们认为，经济活动始终需要一种调控体系。在任何存在着分工的国民经济中，都必须协调家庭和企业各种各样的经济行为。恰如曾任联邦政府总理的德国著名经济学家路德维希·艾哈德所说：社会市场经济“实践了发展西方各国的现代经济学原理，把漫无限制的自由与残酷无情的政府管制两者之间长期存在着的矛盾予以解决，从而在绝对自由与极权之间寻找一条健全的中间道路。”[3]因而，他们拒绝“自由经济”模式，坚持由国家担负起影响整个经济运行框架和经济活动秩序的重任，国家奉行“秩序政策”，为经济活动秩序确定一个框架，并不断保护这个框架。
3.在收入分配上，美国坚持向富人倾斜的政策，欧洲则坚持收入分配均等化政策。
在税收方面，美国的税率始终低于欧洲，其“劫富济贫”功能远没有欧洲明显。战后，美国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和边际税率进行了多次调整。1970—1975年，起征点降为月收入1000美元，最低税率为14%；1986年美国将边际税率修改为15%、25%、35%三种。与美国不同，欧洲一直坚持高税收政策。瑞典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为年收入12万克朗，最低税率为30%，最高税率在70%左右。近年来，瑞典税率下调，但最高税率仍高达68%。德国与瑞典相近，1999年个人收入所得税的起征点为年收入1.3万马克，最低税率为19%，最高税率为53%。[4]可以看出：美国的所得税起征点和最高税率偏低，其政策明显向富人倾斜。德、瑞等西欧国家的所得税起征点和最高税率偏高，政策明显向中低收入的民众倾斜。
在福利制度方面，欧洲国家把社会福利当做公民应当拥有的社会权利，而美国更多的是用良知和同情心论证社会福利的必要性。所以，美国社会福利的经费主要来源于个人和企业的投保，而政府的投入较少。相反，欧洲国家的社会福利开支则主要来源于政府投入。根据世界银行《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中的统计，从1981—1995年，美欧各国政府在社会保险与福利方面的支出占政府财政总支出的比例分别为：法国从43%下浮至42.9%；德国从48.9%下浮至45.3%；瑞典从46.1%上浮至50.1%；英国从30%上浮至30.5%；美国从29.9%下浮至28.5%。美国虽然对社会福利的投入很少，但其财政压力并未减轻。美国在社会福利方面减少的支出都用到军费开支上了。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从1981—1995年，法、德、瑞典等欧洲国家的国防开支一般都在政府财政总支出的6%—7%上下，而美国的国防开支则在20%—24%上下。美欧对社会福利的认知及重视程度是迥然不同的。
此外，欧洲国家的社会福利具有普遍性，横向覆盖全民、纵向从摇篮到坟墓。而美国的社会福利制度只偏重于对贫困人口的救济。“美国模式福利国家制度的基本假设是市场可以补充基本公共安全网的不足之处”[5]，所以，其社会再分配程度较低，转移支付的规模小。在社会福利惠及全民，大幅度提高全民生活质量方面，美国和欧洲无法同日而语。(见表1)
表1部分发达国家转移支付对不同结构家庭的效果(贫困百分比)
家庭类型单亲带小孩双亲带小孩
转移支付之前之后之前之后
法国(1989)532924.36.2
德国(1989)40.530.44.32.3
瑞典(1992)39.34.912.32.3
美国(1994)63.357.318.815.6
4.在贫富差距上，美国贫富两极分化继续加深，而欧洲各国的贫富差距则控制在比较平均或比较合理的范围内。
上述政策取向的不同致使社会贫富差距也不同。美国贫富两极分化严重，而欧洲的贫富差距则是世界上最低的。(1)按10%人口与收入最低的10%人口的收入对比测算，1994年为14∶1，瑞士为11∶1，瑞典1997年税后为4∶1(这种差距在当今世界上可算是最小的)。(2)1995年美国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是0.421，属贫富差距悬殊的范围，而瑞典战后几十年来的基尼系数最高没有超过0.28。根据世界银行《1998—1999世界发展报告》统计，目前瑞典的基尼系数是0.25，属于收入比较平均的范围。根据上述测算方法，德国纳税人毛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37，税后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32；其最高收入阶层与普遍职工的平均收入之比为3.1∶1，属于贫富差距比较合理的范围。
二、当代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原因
1.欧洲各国工人阶级力量强大，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卓有成效；美国工人阶级力量薄弱，斗争力度不强。
由于欧洲工人是经过资本原始积累发展起来的，因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以及阶级矛盾比较尖锐。由此决定，欧洲工人阶级革命性强，有斗争传统。与欧洲相比，美国工人阶级的力量比较薄弱。首先，美国经济发展迅速，“工业和农业的扩大和飞快的发展，使有些工人能够置备财产，转到中等阶级的行列里去。”[6]使许多工人有机会摆脱受雇佣的地位。其次，美国土地广袤且价格低廉，使许多平民有机会靠经营土地为生或发家。“这里每个人如果不能成为资本家，也一定能成为独立的人，可以用自己的资金从事生产和商业”[7]，如此，美国工人阶级的斗争便没有欧洲国家激烈。据联合国国际劳工局《劳动统计年鉴》(1984)和《劳动统计季刊》(1985年第1季度)记载，在1970年，超过1000人以上的罢工，美国发生381次，英国发生3906次，法国发生2942次，意大利发生4162次。就整个20世纪70年代的十年而言，超过1000人以上的罢工，美国年均发生289次，英国年均发生2598次，法国年均3576次，意大利年均发生3756次；参加罢工的人数，美国年均148万，英国年均161万，法国年均182万，意大利则年均908万。考虑到美国有人口2亿多，而英、法、意各国仅有人口6000万左右，美欧工人罢工斗争的激烈程度显然是大有区别的。
欧洲各国不仅罢工斗争的规模和频率强于美国，其斗争的政治目的和策略也十分明确。“迈小步，不停步”，“积小胜为大胜”是欧洲工人斗争的重要特点。正如德国工会领导人所说：“我们绝对不是革命家，也并不想推翻资本主义，我们只是想进行内部改革，使其包容社会主义精神，建立社会主义色彩的市场经济。”[8]工人阶级的不懈斗争推动了欧洲资本主义的上述变化。正如卢森堡总工会主席约翰·加斯特涅罗所说：工人现在的“工资水准和劳动条件相当良好，这一切是工会多年来斗争的结果，并不是政府和资本家让给我们的。我们面对的资本主义不是好对付的，他们不会给我们送礼，只有斗争，才能取得进步。”[9]
2.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长期执政，所进行的体制内变革成效显著，而美国右翼势力强大，社会民主党毫无作为。
美国工人阶级力量薄弱，使得社会主义运动在这里难以兴起。长期以来，美国从未出现过较强大的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政党或反映中、下层劳动者利益的左翼势力。相反，保守势力、右翼势力则十分强大。作为垄断资产阶级主要代表者的共和党、民主党一直牢牢把持着政权。虽然美国也曾出现过共产党、社会党，但都生存艰难，影响微弱。美国社会党最辉煌的时期是1912年，拥有党员12万，该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德布斯获得了全部选票的6%。此后，美国社会党便江河日下、毫无作为，到1980年代便名存实亡。[10]美国共产党曾于1938年拥有7.5万党员，但到1944年便宣布解散。后来虽又重建，但几乎无所作为。
与美国不同，西欧是社会主义运动的策源地，也是民主社会主义的大本营。左翼力量——社会民主党不仅在西欧各国力量强大，而且长期执政。据统计，战后英国工党先后执政24年；法国社会党单独或与其他政党联合执政达19年；德国社会民主党执政19年；瑞典社会民主党从1932年至今，除1976—1982年、1990—1994年的十年时间下野外，执政已达60年；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从1970年到上世纪末执政近30年。西欧社会民主党作为一个反映工人和广大民众利益的一般劳动者的政党，它的长期执政不仅对西欧主流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西欧各国的社会现实。首先，社会民主党虽然不以消灭阶级剥削为宗旨，但他能够反映工人和民众的意愿，推动社会向有利于民众利益方面转变。恰如法国社会党的文献所说：“社会党是扎根于劳动阶层的党。”在社会民主党执政期间，从瑞典、英国率先开始，西欧各国都建立并完善了社会福利制度，使民众获得“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其次，社会民主党虽然不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破坏力量，但坚持对资本主义进行体制内变革，从而较大地改变了西欧资本主义的社会体制。英国工党的艾德礼政府推行的国有化政策和社会福利政策，为英国后来的“混合经济”和福利国家模式奠定了基础；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施密特政府将劳资共同决定制度由个别部门推行到全国，使之成为全国性的制度；瑞典社会民主党在几十年的执政过程中，推行了“福利社会主义”、“职能社会主义”、“基金社会主义”，把瑞典建设成为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小的福利国家。欧洲社会民主党不是推翻资本主义的力量，但却是推动西欧模式形成的重要力量。
3.欧洲各国受社会主义影响较深，借鉴了社会主义的成就，而美国受自由主义影响深重，主流社会对社会主义有“妖魔化”的偏见。
美国是一个独特的国家。移民社会的特殊历史条件使“新边疆的开拓和经济的迅速增长有利于无情的个人主义而不利于无私的合作。”[11]因此，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成了美国人必有的精神。“热爱自己的国家就意味着爱自由主义。要证明自己对国家的忠诚，就要表示出对个人主义、自由、机会平等这些价值观的尊崇。作为一个美国人，不仅要表现出对这片特殊土地的忠诚，更要表现出对经典自由主义的无保留的接受。”[12]这种价值观是美国政治文化的核心内容，它对美国民众的思想意识有深刻影响。不难理解，与上述价值观相抵触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理念在美国不可能有影响力。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在美国被看成是侵犯自由、侵犯个人权利的东西，故而遭到异常强烈的敌视。尤其是美国主流社会控制的各种新闻传媒又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加以“妖魔化”宣传，使得美国民众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愈加带有“妖魔化”的偏见。于是，他们便“在国内生活的各个方面以自由反对潜滋暗长的社会主义”[13]，从而使美国社会更加具有资本主义“正统”色彩。
与美国不同，西欧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发祥地。社会主义的理想、理念和价值观在西欧的存在与发展历史久远，影响巨大。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立的社会民主党，后来虽然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但依然坚持社会主义的理念。他们宣称：“要建立一个男女社会地位平等，没有阶级、没有特权、没有歧视、没有彼此排斥的社会。”“要通过团结互助实现共同富裕和公正分配。”[14]这种民主社会主义的主张在欧洲很有群众基础，而且深入人心。尤其应指出的是，在科学社会主义指导下，欧洲先后建立了国际工人协会和欧洲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各国建立了工人阶级政党，先后爆发了巴黎公社革命和1919年德国革命，社会主义国家在俄国诞生。这些都极大地改变了欧洲各国政治势力的力量对比，对西欧各国后来的发展以及工人阶级经济地位、政治地位的提高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正由于有着它的存在刺激，资本主义才幡然大悟，并出于不安之故，着手进行改革”[15]，重视社会主义的价值，借鉴社会主义的成就。绵延不绝、方兴未艾的社会主义运动，尽管鱼龙混杂，但经过几百年的激荡，其旨在克服资本主义“坏的方面”的理念已经在欧洲各国民众心中打上深深的烙印。这成了西欧各国进行体制内变革的重要原因。
三、当代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启示
美欧模式的差异显示当代资本主义已具有双重发展趋向。其中，美国恪守资本主义“正统”，合乎资本主义“本性”的东西没有改变，有所变化的只是统治策略、公共政策的调整和科技文化的发展。而欧洲的变化则不仅仅限于统治策略、公共政策的调整，它已经发生了部分质变。一些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固有因素得以克服，新社会因素逐步生长，旧社会母体被打开缺口。正如美国资深议员罗伯特·卡根所说：“事实上，欧洲人与美国人已经不再拥有共同的世界观了。”“欧洲人认为，他们已超越使用霸权的阶段，而正在进入一个依靠法制和规则的、自我克制的跨国协商合作的阶段。也就是说，欧洲本身已经进入了后历史时期的人类乐园”，而“美国仍然深陷在过去的历史中不能自拔。”[16]这段文字未必正确，但它揭示了当代欧洲的重大变化。就人民生活质量、生活水平、社会福利、社会贫富差距以及劳动者的社会地位而言，人类的社会主义目标、社会主义的价值观以及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实际上已经程度不同地、形式各异地得以实践或实现。欧洲的上述变化已具有“量转化为质”的意义。未来新社会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以及当代资本主义向更高级的新社会转变的历史过渡性质已经显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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