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工作本质的百年探寻与实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工作论文,本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09）05－0060－08
什么是社会工作？它的基本内涵是什么？任何从事社会工作实践和研究的人都会面临这个问题。尤其目前中国正处在职业化和专业化发展的关键时期，明确社会工作的本质要求不仅能够帮助中国社会工作者把握西方专业社会工作的精髓，而且同时能够推动中国社会工作者结合实际处境探索本土社会工作专业化的发展途径。基于此，本文将对西方社会工作专业化发展的一百多年历史进行梳理，从历史的角度挖掘西方社会工作者在追寻和实践社会工作梦想过程中的经验和体会，以便为中国本土社会工作的专业化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一、社会工作专业化开始阶段的冲突与对抗
西方社会工作的专业化发展开始于19世纪末，由当时的社会福利活动、慈善组织运动（the charity organization movement）和睦邻友好运动（the settlement house movement）中产生的（DuBois & Miley,2002:31）。在社会工作专业化发展的开始阶段，玛丽·里士曼（Mary Richmond）和简·亚当斯（Jane Addams）起着关键的作用，促使西方社会工作真正走向专业化和职业化（Specht & Courtney,1994:20）。
作为慈善组织运动的代表人物玛丽·里士曼，提出个案服务模式，把“科学化服务”引入慈善组织运动中。慈善组织运动最早出现在欧洲，1877年引入美国后，得到迅速发展。慈善组织协会倡导“科学化的慈善”原则，挑选中上流社会的妇女组成“友好访问者”（friendly visitors），负责调查申请慈善服务的社区贫困居民，以便消除不分区别的施舍和乞讨依赖的行为（DuBois & Miley,2002:33）。玛丽·里士曼是第一个对慈善组织运动所倡导的社区友好访问活动进行科学整理的研究者。在20世纪初，她就开始探索慈善服务活动中的社会工作方法，提出对申请慈善服务的贫困居民开展“社会调查”（social investigation）的想法，并且在实践层面上研究开展科学化服务的方法和程序（Richmond,1917:5）。对玛丽·里士曼来说，个案工作就是对服务对象及其家庭成员的历史和现状进行系统分析，因为她坚信只要获得有关服务对象的所有资料，解决问题的方法就会自然出现。玛丽·里士曼在个案工作中强调的科学、理性的原则与当时工业社会的发展要求是一致的（Specht,1988:33）。
在1901年的美国慈善和矫正会议（the National Conference on Charity and Corrections）上，玛丽·里士曼阐述了在社会环境中帮助服务对象的重要观点（Specht,1988:33），她最初甚至把自己所做的社会工作服务称为“社会诊断（social diagnosis）”，并且认真阅读了弗洛伊德和荣格的理论，认为这些理论忽视了社会处境的影响，但又找不到其他更为合适的理论，最终把社会工作的目标确定为个人人格的培养和发展（Haynes,1998:505－506）。虽然玛丽·里士曼注重个人的改变，但并不忽视社会环境的作用（DuBois & Miley,2002:36）。
推崇社会运动和社会改革的简·亚当斯，是美国睦邻友好运动的领袖（DuBois & Miley,2002:34）。睦邻友好运动最早发源于英国，19世纪末开始传入美国。它们在贫困落后的社区建立社区服务中心，采用小组工作和邻里组织的策略，为社区居民提供像社区身份培训、咨询、娱乐和日间照顾等服务，或者运用研究和政策倡导的方式，推进儿童福利、公共卫生等方面的改革，以改善不良的社会处境（DuBois & Miley,2002:34）。简·亚当斯不认同玛丽·里士曼提出的科学、理性的专业化个案服务模式，她强调运用“非科学”的直接融入（immersion）的方式与社区居民建立亲密的、互动式的、持久的直接交流的方式，形成一种平等的而非专家指导性质的关系（Specht,1988:35）。简·亚当斯（1910:28）坚持认为，社会工作的目标是站在社区居民的立场上，发挥社区居民自身拥有的文化创造力，改善社会环境，促进社会公平。简·亚当斯在1910年当选为美国慈善和矫正会议主席，这标志着她所倡导的以社会改革为核心的社区服务模式成为社会工作不可分割的一部分（Abramovitz,1998:514）。
虽然玛丽·里士曼不认同简·亚当斯提出的强调融入、公平的能力导向的社区服务模式，但两者仍有很多一致的地方，都注重社会环境对个人的影响。亚博拉罕·弗兰克斯纳（Abraham Flexner）在1915年对社会工作的专业化地位提出了怀疑，认为社会工作缺乏自己的系统的知识基础（Flexner,1915）。这对致力于社会工作专业化的玛丽·里士曼来说无疑是一次巨大的冲击。为了推进社会工作的专业化，玛丽·里士曼引入了专业化程度比较高的医学模式，并且积极加强社会工作与医学的联系（Black,1991:380）。简·亚当斯似乎对社会工作的专业化不感兴趣，她认为专业化只会导致社会工作者与社区居民的疏离，无益于社会工作宗旨的实现（Specht & Courtney,1994:87-88）。从此，社会工作出现了注重个人治疗和注重环境改善的两种不同取向的服务模式（Holosoko,2003:274）。显然，这两种服务模式之间的冲突反映了不同的社会工作理念，是推行注重价值和理性相互割裂的实证主义专业化策略的必然结果。
二、社会工作专业化理论基础和方法的寻找
社会工作的发展在20世纪30年代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35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社会保障法案（Social Security Act）。这意味着社会工作正式成为政府管理社会的一部分，大批社会工作者开始受雇于政府部门（Specht,1988:36）。在服务对象、社会公众、募捐者、专业竞争以及自身专业身份的拉力下，专业化成为当时社会工作发展的迫切要求（Abramovitz,1998:519-520）。纽约慈善学校的负责人珀特·李（Porter Lee）（1937:6）在1929年的美国社会工作会议上发表了重要的演讲，宣称注重社会改革的社会工作已经结束，社会工作发展的唯一道路是专业化。
亚博拉罕·弗兰克斯纳在1915年的论断对社会工作者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促使社会工作者努力寻求专业化的理论和方法。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大批战争的受害者需要治疗，加上精神卫生运动和精神健康服务的开展，现代精神病理学在20世纪20年代逐渐成为社会工作专业化理论和方法的基础（Specht & Courtney,1994:21-22）。这期间，美国波斯顿精神病医院社会服务部主任玛丽·杰雷特（Mary C.Jarrett）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她除了倡导以精神健康状况的研究作为个案工作的基础之外，还与别人一起举办了美国史密斯学院精神科社会工作的培训项目（Specht & Courtney,1994:92）。到了20世纪20年代后期，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以及其他相关的心理学理论逐渐成为社会工作第一个系统化的理论基础，虽然这些理论各有限制，但确实为社会工作的专业化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知识基础（Specht,1988:34）。这样，社会工作开始放弃社会取向的发展模式，转向心理取向的治疗模式（Abramovitz,1998:519）。
这样的转变对社会工作的发展至关重要，促使社会工作者关注服务对象个人，忽视社会环境的作用，偏离了社会工作最初发展的使命和任务（Simon,1994:88）。在社会工作追求心理取向的治疗模式的同时，也有一些社会工作者在自己的实务中体会到治疗修补的另一面：能力发掘。其中，最具影响的是美国宾州大学探索和创立的功能学派，他们坚信服务对象不是一个需要分析界定的有问题的人，而是像社会工作者一样具有正常发展需要的人；社会工作的目标是促进服务对象的成长，而不是治疗“疾病”（Taft,1944:7-8）。美国纽约社会工作学院的高登·汉密尔顿（Gordon Hamilton）（1951:22）强调，个案工作的最重要目标是帮助服务对象运用他们自身的能力成长和发展。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管理学院的查勒特·陶瓦鲁（Charlotte Towle）（1936:120）也认同能力发掘的视角，认为个案工作的主要目标是帮助服务对象运用各种不同的服务健康成长。艾迪斯·艾伯特（Edith Abbott）也具有类似观点，不过他强调运用周围环境的资源（Abbott,1943）。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早期的睦邻友好运动逐渐转变成社区组织的活动方式，并且和小组工作一起逐渐发展成为社会工作的一部分。与个案工作相比，它们更为关注社会处境的要求。当时小组工作的领袖格雷斯·寇尔（Grace Coyle）（1937:567）强调，小组工作的目标就是通过发掘小组成员的潜在能力促使小组成员成为有价值的社会成员。参加过睦邻友好运动的玛丽·弗里特（Mary P.Follett）（1927:258）认为，社区工作就是帮助居民认识到自己的权利、需要和能力并且把它们表现出来的过程。但是在专业化的要求下，小组工作和社区组织也逐渐放弃发展改革的要求，朝向个案工作的治疗修补的发展方向（Specht,1988:35）。直到50年代，小组工作和社区组织才正式融入社会工作（Abramovitz,1998:520-521）。将社会工作区分为三大领域：个案、小组和社区，这样的划分使得个案工作能够继续维持治疗修补的专业化策略，排斥发展改革的方向，导致社会工作三大领域之间的割裂以及专业化的狭窄理解（Abramovitz,1998:521; Specht,1988:45）。
社会工作者在1929年召开了米尔福特会议（Milford Conference），希望找到个案工作不同实务领域中的共同专业要素，形成社会工作的共识。米尔福特会议强调，个案工作就是通过面对面的接触，明确服务对象的现实处境，在尊重服务对象的自我维护能力的前提下寻找问题的原因和可获得的资源，以便帮助服务对象更好地适应环境（NASW,1974:22）。
三、社会工作专业实践的整合
1955年，7个独立的社会工作专业组织组成了美国社会工作者协会（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ocial Workers），目标是为了明确统一的社会工作专业身份和寻找共同的社会工作实践的基础（Holosoko,2003:276）。紧接着，美国社会工作者协会在1956年成立了由海雷特·巴特里特（Harriet Bartlett）领导的专门委员会，负责确定社会工作实践的工作定义（working definition of social work practice）的基本要素（Holosoko,2003:276），以便明确社会工作的内涵。海雷特·巴特里特（1958:5-8）认为，任何社会工作实践都包括价值、目标、权威、知识和方法等5个部分，这5个部分一起构成社会工作实践的本质特征。值得关注的是，海雷特·巴特里特在陈述社会工作实践的目标时强调，社会工作除了治疗和预防个人与环境互动过程中因不平衡现象产生的问题之外，还有一项重要的目标：发掘个人、小组和社区的最大发展可能（Bartlett,1958:6）。威廉·高登（William Gordon）（1962:4-5）对海雷特·巴特里特提出的工作定义进行了深入的反思，认为这个工作定义并没有解释工作定义中五个部分之间的内在关联，没有真正解决社会工作实践的本质是什么的问题。在威廉·高登的影响下，海雷特·巴特里特开始转变探索的策略，转而寻找深藏在社会工作实践背后的共同基础，她把社会工作实践的主要领域界定为人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并把人在环境中的模式与社会功能连接起来（Holosoko,2003:279）。
20世纪50年代社会工作重新拾回专业化初期对个人和社会环境两个方面同时关注的视角（DuBois & Miley,2002:40）。博斯·雷纳多斯（Bertha Reynolds）（1951:131）把个案工作定义为，帮助服务对象界定和理解在生理、社会以及情感等不同层面表现出来的现实，并且通过调动服务对象自身以及外部环境的资源满足或者调整服务对象的现实需要。有关社会工作教育的豪里斯－泰勒报告（Hollis-Taylor report）指出，社会工作是一种包含助人和社会性质的连接活动，借助这种连接活动，社会工作者可以帮助弱势的个人、家庭和小组运用社区资源满足自身的需要（Hollis & Taylor,1951:58-59）。高登·汉密尔顿在1951年最早使用“人在情境中”（person-in-situation）这个词（Hamilton,1951:3），后来它成为心理与社会治疗学派的核心概念，用于描述个人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
值得关注的是，海雷特·巴特里特在1958年的社会工作实践的工作定义中专门列出社会工作价值这一条目，提出6条假设，认为个人是社会关注的重点、人与人之间相互依赖以及社会有责任为个人的自我实现提供必要的环境等（Bartlett,1958:5）。虽然这些假设比较抽象，但这是首次在价值层面探索社会工作实践的基础。1960年美国社会工作者协会第一次颁布了社会工作伦理准则。该准则包括14项条款，目的是为了保证社会工作者提供专业化的服务（Reamer,1998:492）。1967年，该社会工作伦理准则增加到15项（Reamer,1998:492）。显然，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起，价值伦理成为社会工作本质探索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四、社会工作专业实践的反思与整合
20世纪60年代的人权运动带来了民族和性别意识的提升，使人们开始普遍关注社会平等和公正等主题。社会工作者也开始反思自己的社会位置和专业化发展的方向，认为把消除贫困和社会歧视作为自己宗旨的社会工作走错了方向，治疗修补的专业化取向让本已受到社会不公正待遇的服务对象贴上问题的标签（Specht,1988:42-43）。作为1965美国社会福利大会主席和1966美国社会工作者协会主席的维特尼·扬（Whitney Young）在全美社会福利大会（the National Conference on Social Welfare）上指出，社会工作在追求专业化的过程中失去了对社会改革的热情，需要重新找回开创者的遗产（Trattner,1999:311）。虽然20世纪70年代之后，仍有不少的社会工作者热衷于心理治疗取向的实践，但是越来越多的社会工作者开始关注和反思治疗修补取向的社会工作专业化带来的问题，认为这样的专业化策略导致服务对象成为与日常生活疏离的问题的标志，不利于社会工作长远使命的实现（Specht,1988:44）。
社会工作的系统生态视角是将个人和社会连接起来的重要尝试，它强调社会工作的关注焦点是个人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和转变。生态系统视角的代表人物凯罗·吉麦恩（Carel Germain）和安莱克斯·吉特曼（Alex Gitterman）（1987:491-492）认为，社会工作在注重个人与环境之间连接的同时，还需要培养服务对象的自信和身份感。安东尼·马鲁寇（Anthony Maluccio）（1981:11）对系统生态理论进行了修正，把提升服务对象的能力视为社会工作的重要目标。70年代通用模式也出现了关注能力的趋向，把评估环境、界定服务对象的能力以及连接服务对象和环境资源的能力视为运用通用模式的基本能力要求（Baer & Federico,1978:12-13）。美国堪萨斯大学社会福利学院因为不满治疗修补取向的社会工作服务模式，从80年代起开始尝试以发掘服务对象的能力运用社区资源为核心的能力视角的社会工作（Rapp,2007:185）。巴巴拉·索罗门（Barbara Solomon）（1976:315）在1976年第一次运用增权视角（empowerment approach）总结社会工作实务模式，认为社会工作者可以通过协助服务对象克服直接或者间接的权力障碍使他们成为解决自己问题的行动者。巴巴拉·西蒙（Barbara Simon）（1994:24）对美国社会工作的增权视角进行了总结，认为增权视角具有注重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之间的合作关系，强调服务对象能力和资源的扩展以及同时关注个人与环境两个方面等特征。女性主义社会工作者反对个人生活与公共生活之间的对立和割裂，认为个人治疗与性别政治紧密关联（Van Den Bergh & Cooper,1986）。
1976年，美国社会工作者协会召开了曼德圣会议（the Madison Meeting），强调社会工作注重服务对象的心理和社会功能的恢复、人在情境中的实务模式和通用化的服务策略（Holosoko,2003:280）。1982年，国际社会工作者联盟（the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Social Workers）在英国的布莱顿通过了被44个成员国认可的社会工作定义，认为社会工作包含争取公平和人道以及科学化两个方面的目标，它的实践的核心焦点是个人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和转变（Holosoko,2003:281）。
20世纪80年代社会工作的价值伦理研究出现了新的动向，由于职业生活中道德和伦理丑闻的曝光以及专业实践中的具体伦理问题的呈现，人们开始强调实际伦理问题的解决。美国社会工作者协会在1977年组织了由查尔斯·莱菲（Charles Levy）领导的专门研究小组，着手对1960年制定的社会工作伦理准则进行修订，并于1979年公布了新的社会工作伦理准则，涉及对服务对象、同事、雇主、雇用机构、社会工作职业以及社会的伦理责任和行为要求等80项内容（Reamer,1998:492-293）。该伦理准则在1990年和1993年又进行了两次修订。
五、社会工作本质的追问
随着社会工作实践内容和领域的扩展，缺乏明确统一的专业基础成为不可忽视的问题，迫切要求社会工作者重新审视社会工作的专业化，明确社会工作的定义和内涵。哈里·斯班奇特（Harry Specht）和马克·考厄特内（Mark E.Courtney）（1994:170）在反思社会工作的专业化发展方向时指出，社会工作就是在服务对象的日常生活处境中帮助服务对象，促使服务对象充分运用社会资源，建立以社区为本的社会关爱系统。
把个人治疗与社会改革对立起来并不多见，更多的社会工作者希望能够融合这两方面的要求，认为这恰恰是社会工作区别于其他助人职业的独特视角所在（DuBois & Miley,2002:44）。个人治疗和社会改革视角的长期分裂混淆了源于二元划分思维模式导致的社会工作的本质冲突，这种冲突同时表现在问题和能力的对立上。事实上，社会工作既需要解决问题，又需要发掘能力，是一种具有双重焦点的视角（McMillen,Morris & Sherraden,2004:323-324）。由于社会工作太关注解释问题和不足的社会学和心理学的理论，忽视注重发展和改变的经济学和教育学的理论，必然出现问题和能力的对立、个人治疗和社会改革的对立（O' Brian,2003:394-395）。理查德·兰穆塞（Richard F.Ramsay）（2003:327）反思得更为深入，他认为个人治疗和社会改革视角的分裂根源于以追求客观知识为核心的现代科学观——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因此，他强调，社会工作需要把关注的焦点从社会中的个人转向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Ramsay,2003:330）。
2000年，在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召开了国际社会工作者联盟大会，再次对社会工作的定义进行深入的讨论。会议把社会工作定义为同时促进社会改变和个人问题解决并且能够带动服务对象增能、提高福祉的专业，认为社会工作的服务介入焦点是人与环境的互动；使命是帮助服务对象充分发掘自身的潜力，丰富自己的生活，同时防止功能的失调；价值基础是对人的平等、价值和尊严的尊重（IFSW,2000:1-2）。从这个定义中可以发现，融合个人与环境、能力和问题两个方面的要求成为理解社会工作本质内涵的关键。
美国社会工作者协会在1996年重新制定了社会工作伦理准则，认为社会工作既关注社会环境中个人的福祉，又关注社会本身的福祉，涉及6个方面的基本伦理原则：（1）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服务和解决社会问题；（2）挑战社会的不公正；（3）尊重个人的内在的尊严和价值；（4）确认人际关系的重要性；（5）以诚实方式行动；（6）提供力所能及的服务和提高专业化的服务水平（NASW,1996:5-6）。这6个方面的基本伦理原则将个人与社会、价值理念与专业服务紧密连接在一起。该伦理准则在1999年再次作了修订。2006年，美国社会工作者协会组织了一次工作小组会议，专门讨论怎样将社会工作的价值伦理结合到学校的社会工作专业教育中（DiFranks,2008:169）。价值伦理的重要性显而易见，它是社会工作发展的长久动力，能将不同领域的社会工作者团结起来，使社会工作区别于其他助人的专业（Risler,Lowe,& Nackerud,2003:309）。怎样将社会工作的价值伦理与实际服务方法有机结合起来，值得社会工作者进一步探索。
社会工作实践的国际化带来不同文化之间的冲击，西方社会工作的发展扎根于西方的文化，像美国社会工作的发展依据的就是个人主义和工具的视角以及对民主价值观的强调（Risler,Lowe & Nackerud,2003:300）。显然，不能把一个地方的社会工作发展模式照搬到另一个地方，它是一种历史的实践（Lorenz,2007:609）。
六、结论
通过梳理西方社会工作专业化发展的一百多年历史可以发现，虽然西方社会工作的专业化发展充满了矛盾和张力，没有形成统一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模式，但是在这些争论和实践中也留下了丰富、有益的经验，呈现出社会工作本质的基本内涵：（1）关爱服务对象和提供专业化的服务是社会工作的核心要求，两者不能偏废。如果只关注一方，就会导致社会工作专业化发展方向的迷失。（2）人与环境的互动是社会工作的基本逻辑框架，两者不能割裂开来。否则，社会工作的专业化发展就会失去自己得以立足的基础。（3）社会工作的个案、小组和社区三大专业方法需要整合。这不仅因为服务对象需要的多元化，服务场景的复杂化，而且更为重要是，这样的区分掩盖了社会工作的本质要求，割裂了社会工作的基本逻辑框架。（4）社会工作的价值理念与实际服务方式需要融合。这样的融合不仅表现在实务层面的治疗修补视角和能力发掘视角的整合，同时还表现在哲学层面的价值理念和实际服务之间的结合。了解西方社会工作专业化发展的一百多年的历史经验无疑能够给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尤其目前中国社会工作的专业化和职业化发展刚刚起步，只有深刻把握社会工作本质的基本内涵，才能保证中国本土社会工作的专业化发展超越西方实证主义专业化发展模式的限制，拓展社会工作的发展视野和空间。
收稿日期：2009－03－10
标签：社会工作专业论文; 美国社会论文; 个案工作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伦理委员会论文; 美国工作论文; 社区功能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