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生成认识论与生物学的关系_认识论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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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皮亚杰把生物学的方法和表型复制理论运用于认识论研究,不仅因为生物学是发生认识论的重要基础,而且因为这样可以使皮亚杰在研究认识论时避免本体论问题。所以,生物学是发生认识论最重要的基础。

[关键词]发生认识论 生物学 认识论 表型复制理论

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在阐述认识的发生发展问题上取得了重大的成就,提出了许多独创的见解。这些理论上的成就和独创,与皮亚杰从生物学的角度对认识论问题进行的研究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皮亚杰认为,如果是在“发生学”的水平上而不是超验地解释认识的发生发展,“认识论问题都必须从生物学方面来加以考虑。从发生认识论的观点看来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心理发生只有在它们的机体根源被揭露以后才能为人所理解”〔1〕。所以, 研究发生认识论的认识的生物学根源理论,不仅对于准确地理解发生认识论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对于正确评价发生认识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也是非常重要的。

在皮亚杰的理论中,认识的发生和发展的实质是在主体与客体的相互作用中认识结构不断地被建构,即认识结构在主体与客体的相互作用中发生和发展。对于认识结构的起源,他认为,不仅“应该在主体的活动中去找”,而且“还要在主体的机构结构本身中去找”。这是因为:“在生物学的自动调节的适应理论、发展心理学和发生认识论之间存在着基本的联系,这种联系是如此地带有基本性质,如果它被忽视,则任何智力发展的一般理论都不能建立起来”〔2〕。

皮亚杰指出,在下列三种过程中,都可能找到同样的一些问题和同样的一些说明:

(一)在生长过程中,有机体对于环境的适应是同相互作用和自动调节连在一起的,从而表现出一种“后成性的系统”特征(“后成说”或“衍生论”在它的胚胎学的含义上总是由内部和外部双方决定的)。

(二)智力的适应在其本身结构形成的过程中,既依靠不断的内部协调,同样也依靠通过经验所获得的信息。

(三)认识关系的建立,或更广泛地说,认识论关系的建立,既不是外物的一种简单的复本,也不是主体内部预成结构的一种独自显现,而是主体和外部世界在连续不断的相互作用中逐渐构造起来的一些结构的集合”〔3〕。

皮亚杰之所以这样提出问题和认识问题,因为在他看来,“在有机体自身的结构和机能与各种认识形式的结构和机能之间”〔4〕存在着同构(siomorphism)关系。 这种同构关系就是在“内因与环境间相互作用的生物学上的概念和主体与客体间必要的相互作用的认识论上的概念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直接的甚至十分密切的关系”〔5〕。 所以,“为了证明发生认识论对主、客体之间的关系所作出的解释是正确的”,必须要提到“认识的生物学根源”〔6〕。

发生认识论的最重要的生物学理论基础,是当代理论生物学家瓦丁顿(Waddington)的后成论(epigenesis)。后成论又称衍生论或渐成论,这是一种强调基因型(genotype)〔7〕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关于胚胎发育的理论。它与生物学中的预成论(preformationalism)相对立,主张生物体的各种器官和组织,都是在个体发育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皮亚杰认为后成论的胚胎发育理论与发生认识的智力和认识结构的发生发展理论之间“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8〕, 发生认识论“与生物学的关系是明显的,因为认识机能的发展是后成论的一部分”〔9〕。 “预成论还是后成论的问题不是器官胚胎发生学的专门问题,每当我们讨论认知机能的个体发生时,它都以最尖锐的形式表现出来”〔10〕。

皮亚杰指出,长期以来,“所有关于行为在进化机制中的作用的论述,都倾向于两种极端解释之中的这一种或者那一种”〔11〕。两种极端主张之一是拉马克的主张,“他把那种由环境以新‘习性’型的形式加之于行为的变化,看作是一切进化变异的根源,后来,通过获得性遗传,这些变异就成为固定的了”〔12〕。另一个极端是新达尔文主义(neo—Darwinism),“它没有明确提出行为在进化中的作用问题,但也暗含着对这一问题的回答,认为任何新基因型特性(因而也包括遗传行为上的任何变化)都是来自偶然的变异,认为偶然变异的适应性是在自然选择之后形成的,认为后天获得的特性不起作用等”〔13〕。对于这两种极端的主张,皮亚杰认为拉马克认识到了行为对特殊器官的形态形成的作用,但他把行为完全归因于外源性起因,看成只是由环境决定的,忽视了一切行为都包含内源性因素的中介,拉马克获得性遗传是以经验主义的方式理解生物进化的。而新达尔文主义用偶然的突变也难以解释新行为形式的产生(进化),它把每一种内源的东西都说成是一种遗传程序设计所派生出来的,用新达尔文主义的方式来理解认识机能必然会导致天赋论。

在关于进化的学说中,皮亚杰特别推崇瓦丁顿的观点。瓦丁顿认为,有机体与环境之间的选择是相互的。一方面,有机体的活动指向符合它的需要的特定外部条件,放弃或拒绝不适宜的环境条件。另一方面,环境也对有机体的活动施加影响,促进它身上那些适合环境条件的变化,阻止那些不能顺应这些条件的变异。选择并不直接适用于基因,而是在表现型(phenotype)〔14〕特性水平上起作用, 这些特性仍然从属于“遗传控制”。表现型实际上是染色体组对于环境诱发的反应,表现型的每一特性对于基因型的指示来说仍然是从属的,因此,选择过程虽然只适用于表现型,但是,它是被基因型接收的〔15〕。皮亚杰指出,瓦丁顿在肯定和说明环境对遗传基因改变的作用和影响时,“他并不是以拉马克的方式,即环境直接影响产生的方式来设想这一点,而是引进了内部选择和外部选择的机制来说明,他把这个机制称之为遗传同化。对于我们来说,这里最重要的一点是,瓦丁顿并没有把这些选择过程作为有机体被动经历的某种东西来对待。在他看来,有机体实际上也在‘选择它的环境’;行为既是选择的结果,同样也是选择的因素”〔16〕。

瓦丁顿的后成论对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皮亚杰说:“现代生物学的这些成就,对一般结构主义来说是很珍贵的,尤其是因为这些成就,跟行为的比较理论即‘动物行为学’合并一起,为心理发生学的结构主义提供了不可缺少的基础。”〔17〕皮亚杰认为:“作为智力运算基础的后成过程,完全可以与胚胎学的后成系统以及表现型的器官结构相比较。”〔18〕皮亚杰指出:“目前关于表现型的看法表明,表现型是遗传因素与环境因素之间从胚胎发生阶段起就存在着的一种不可分离的相互作用的产物,这就使得要在天赋的东西与获得的东西之间找出一条固定的界限是不可能的,因为在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发展所特有的自我调节区域:在认知性水平上,就更是这样。”〔19〕“如果我们要说明认知结构的生物学根源,以及认知结构之成为必然这一事实,我们必须既不认为只有环境才对认识结构发生作用,也不认为认识结构是先天地预先形成了的,而应看作是在循环往复的通路中发生作用的,并且具有趋向于平衡的内在倾向的自我调节作用。”〔20〕

皮亚杰在他的晚年,为了更好地说明生物进化的机制,阐明“内因与环境间相互作用的生物学上的概念和主体与客体间必要的相互作用的认识论上的概念两者之间的”,“十分密切的关系”,提出了“表现型复制(phenocopy)”的理论, 并且把生物学的表现型复制理论运用于说明认识的发生发展。

表现型复制原本是一个生物学的概念,讲的是生物学过程中的“外源的表现型既不是内化的,也不是固定的,而是仿效基因型的,并且被同一型态的基因型完全取代,这时就被内源的机制完全重建了”〔21〕。对此,皮亚杰又给它下了一个简明的定义:“表现型复制是初始表现型被同样明确特征的最后基因型所取代或置换。”〔22〕

关于表现型复制的生物学例证,皮亚杰在他的著作中多次详细地介绍了椎实螺(Limnaea Stagnalis)和景天(Sedum)的实例。拿椎实螺来说,在静水的环境,它的体形是细长的。如果把它置于有强烈波浪冲击的环境中,它为了使自己能牢固地附着在卵石上,在生长过程中膨胀了它的吸口,这就导致螺口扩张、螺壳缩短、体形向圆球形变化。经过若干代以后,它在成长时养成的收缩的表现型与基因型结合起来就能遗传下去(变种为Limnaea lacustris和Limnaea bodamica)。 在景天中,也能观察到表现型复制的情况。 在平原国家很普遍的白景天(Sedumalbum)当它在海拔2000米的地方生长时, 以一种很小体积的表现型出现。当它被移植到海拔1000米或1600米的地方生长时,立即恢复正常的体积。然而在Sanoy(地名)有两座山头,一座海拔1900米, 另一座海拔2000米。在那里小体积的景天就演变成基因型。把它们移植到日内瓦境内,仍然代代保持着小体积的特征。

对于表现型复制的过程和机制,皮亚杰的解释是:环境或新行为在生物身上引起的表现型变化,造成后成的创新和遗传程序之间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会造成生物内部环境的变化。这个变化了的内部环境把自己作为一个框架,强加在那些作为最初不平衡的结果而产生的基因变异上,“这就不可避免地引起新的基因形态和那些导致变化的表现型行为特征之间的辐合”〔23〕。皮亚杰指出:“这样理解的表现型复制决不是表现型的遗传‘固定’,而是表现型由内源性的重建所取代。”〔24〕“虽然这个表现型模拟是由纯内源重建造成的(尽管是由后成环境选择的),但它仍然极其详尽地反映着新环境,就象确实发生过直接影响那样。”〔25〕

表现型复制理论是皮亚杰的心理生物学的最重要的观点。从生物学来看,动物有机体的进化表现在本能行为的变革或复杂化上。所以,要说明进化就要说明种的本能行为的发生机制。表现型复制,就是皮亚杰对生物有机体的进化机制和过程的“推测”。

皮亚杰把表现型复制理论不仅用于说明生物进化的机制,而且把它推广到认识论领域,作为发生认识论的最重要的方法论依据,用它来解释“认知结构发展中的最一般的过程”〔26〕。这个“最一般的过程”,皮亚杰把它概括为:“以内源性的重构来取代(replacement)外源知识之说,这种内源重构就是指重构同样的形式但把它们纳入到系统之中,而系统的内部组织是重构的必要条件。”〔27〕

对应于生物学上的外源性变异(表现型反应)和内源性变异(基因型反应),皮亚杰把人的知识也分为两种:一种是外源的知识,“我们称起源于可观察的事物,即建立在对外部客体的经验或主体动作的物质方面及其结果之基础上的知识为‘外源的’知识”〔28〕。另一种是内源的知识,“当知识从主体的某些动作或运算的内部协调中引申而来,我们称之为‘内源的’知识”〔29〕。这里,外源的知识相当于皮亚杰平常所说的“经验的知识”或“物理知识”,内源的知识相当于“逻辑——数学知识”。

皮亚杰认为,类似于生物学上的表现型复制,人的认识结构的发展,“在从儿童的认知发展开始,直到科学思想的全部历史过程中,我们能够观察到或多或少从外源知识向内源知识发展的连续过程”〔30〕。他指出,“从心理生活的初始就存在一些内源的‘形式’,在为它们自己获得独立性和机能运转之前,它们作为图式或同化手段来记录外源的知识。……在它们的初级形式能记录外源事实之后,这些形式发展达于生成运算结构,作为动作协调的延伸。这种内源结构不仅强化了主体的实验能力,而且倾向于以演绎模式的形式来重建实验结果”〔31〕。这就是“内源重构对外源知识的取代”〔32〕。他特别指出,“这种由内源重构来取代外源知识的倾向不限于逻辑——数学领域,而且可在物理因果性的发展全过程中找到”。所以,“任何因素解释(或用以解释现象的演绎模式),都在于把某些运算结构归因于客体和外部事件。而这些结构是数学的且又恰恰适合于主体的内源加工。……因果性本身存在于一种演绎的重构之中,并且在这种内源的意义上,知识是由经验所提供,同样也由简单性法则或可观察材料中可重复的关系所提供”〔33〕。

皮亚杰指出:“现在我们可看出,在器官水平上表现型复制的过程,多么类似于前面描述的认知水平上的内源性取代外源性的情况。在这两种情况中,外源的获得修改了机体的或主体的内部平衡场,并在这两种情况下,存在一种导源于一种内源重构的新的、丰富的再平衡,这种重构取代了外源的贡献,而再现它的形式,并把它们整合成一种整体的重构。这是不能用环境的压力来加以解释,而应以机体或主体作用于环境的主动的和内部的反应(校验等等)来解释,因它修改着和利用着环境而不让自身屈从于环境。”〔34〕就这样,皮亚杰认为,“内源重构对外源知识的取代”和“表现型复制”它们之间的类同之处,“把联结知识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与生物机体所特有的自动调节的生物学机制两者的关系和机能连续性呈现了出来”〔35〕。

皮亚杰的“内源重构取代外源知识”的观点,以一种鲜明的方式表达了发生认识论关于认识发展的基本立场:认识的发展就是在主体客体的相互作用中主体认识结构不断地建构。

生物学是皮亚杰在其一生的学术活动中始终深感兴趣的一个领域。他发表的第一篇论文,就是生物学方面的,题目是《关于患白化病的麻雀》。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是《论软体动物》,也是生物学方面的。皮亚杰是以一名生物学家开始他的学术生涯的。对生物学的浓厚兴趣,使皮亚杰在研究认识论时总是把生物学问题与认识论问题联系起来思考,一直在探索怎样架设从生物学通往认识论的桥梁。对此,皮亚杰的学生和最重要的助手英海尔德说:“皮亚杰从青少年起,就一直在寻找一种能够说明生物适应和心理适应之间的连续性模式。他的这种努力可追溯到他的早期研究并且成为贯穿他的全部研究工作的‘红线’。”〔36〕

生物学对于发生认识论的提出和建立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个重要意义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生物学是发生认识论最重要的自然科学基础和理论背景。发生认识论最大的理论成就和特色是提出了认识来源于主体与客体之间相互作用的观点。这个观点不仅是在批评经验论、先验论和天赋论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而且也是在批评拉马克主义和新达尔文主义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在发生认识论的每个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背后,我们都能够找到它的生物学支点。二是生物学对发生认识论提出问题的思路和解决问题的方式有着直接的影响。发生认识论用同化和顺应说明主体客体间的相互作用,用平衡和自动调节解释发展,用内化和外化的双向建构说明认识的发生发展等等,都不是以传统的哲学和心理学的方式来展开思路和进行论述的,而是在改造生物学的概念和方法的基础上,把一些生物学的概念和方法运用于认识论和心理学,从而形成独具特色的发生认识论理论体系。因此,就生物学对于发生认识论的重要意义,我们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没有生物学,就没有发生认识论。不研究、不了解皮亚杰的认识的生物学根源理论,就不能真正理解和了解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

那么,如何认识和评价发生认识论与生物学之间的密切关系呢?

对于这个问题,国外最一般性的看法是,皮亚杰把人类的智力降低到一般生物的适应水平来分析,显然不足以全面地、正确地揭示人的智力的特殊本质。平衡概念仅仅适用于描述简单的生命系统的机能作用,如果把它应用于解释人与外部世界的智力的相互作用即知识和运算系统,其理论的有效性是值得怀疑的。但是,国外也有一些学者肯定皮亚杰在生物学与认识论两者关系上的立场。例如, 美国学者伽拉格(J.M.Gallagher)认为,皮亚杰的平衡化概念实际上是把一种控制论模型体现于认知机能之中,这对于“理解认识机制是十分重要的”〔37〕。国内学者在这个问题上的具有代表性的看法是,对作为发生认识论的理论基石的生物学类比,如果仅仅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待机体与认知的同构性,似乎无可厚非;但若是对两者的“机能连续性”作肆意延伸,赋予“适应”“平衡化”等概念以更一般的意义,把它们从生物学扩展至心理学和社会学领域,这就难免使发生认识论染上生物学化的浓厚色彩了。把人的智力的本质归结为生物适应,这实际上是把高级形态的规律从属于低级形态的规律,忽略了作为社会成员的人的根本属性〔38〕。

总的来看,国内外学者对皮亚杰发生认识论与生物学的关系的评论,多数都是持批评意见的。然而,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是:这些批评意见很早就有了,皮亚杰在生前经常听到这样的批评。但是,为什么皮亚杰面对激烈的批评还坚持把生物学的方法和模型运用于发生认识论研究?并且在他的晚年还特别加强了这方面的研究?

对此,恐怕不能把原因简单归结为皮亚杰固执己见,因为皮亚杰是国际上公认的具有优良学术风范的学者。他从不把自己的观点当作定论,而总是谦虚地说他只是提出一些假设和问题,无论他人根据更深入的研究对他的理论肯定还是否定,都是科学的进步。这表明,皮亚杰坚持把生物学方法和模型运用于发生认识论一定有非常重要的原因。

原因之一是发生认识论的跨学科性质。皮亚杰一贯认为,对人的认识规律的科学研究要取得重大的成果和进展,必须有生物学家、生理学家和认识论专家之间的合作。“只有依靠各学科间的共同努力,科学的认识论才有可能”〔39〕。不了解认识的生物学基础和生理学基础,认识论就难以建立在真正科学的基础上。此外,作为有效的科学研究方法,运用在具有同构性的系统之间进行类比的方法以及控制论的方法,对于研究那些目前尚无法完全具体揭示其内在结构和机制的对象,如人的智力和认识发生发展机制,不失为有效的方法。科学上的发现和发明,往往不是某一个领域的专家独立研究的结果,而是多学科的学者共同努力的成果。因此,在皮亚杰倡议下成立的发生认识论国际研究中心,其成员来自哲学、心理学、生理学、数学、逻辑学、生物学、控制论等各领域,从不同的侧面共同研究认识的发生和发展问题。皮亚杰作为多学科共同研究发生认识论的倡议者和组织者,理所当然地要身体力行。他从心理学、生物学、逻辑学等不同的方面都对认识的发生发展作了深入的研究。把生物学的方法和模型运用于发生认识论研究,正是体现和贯彻了他所倡导的研究认识论的途径,并且取得了显著的成果。所以,尽管面对批评,即便在这方面的研究出现了一些错误见解,对皮亚杰来说,这都是在科学研究的前进道路上不可避免的问题,只要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谬误迟早会被真理所取代。

原因之二是皮亚杰一直试图以对生物学的认识论研究来回避发生认识论研究中的本体论问题。皮亚杰曾明确地说过,他对本体论不感兴趣,他既不主张唯心论,也不主张唯物论,而是主张相互作用论。皮亚杰在研究认识论问题时,为了在理论出发点上既要避免唯物主义又要避免先验论和天赋论,作为唯一可能的出路,就是以生物学的科学成果为基础,沿着进化论的路线,力图找出从生物适应到心理适应的模式,从对生物的研究、心理的研究扩展到对认识论的研究,以便通过具体的、实证的研究,把发生认识论建立在科学可靠的基础上。这样,从生物学的角度对认识论进行研究,可以使皮亚杰在不直接涉及本体论问题的情况下能够对认识的发生发展问题进行具体的研究。然而,离开本体论来研究认识论问题,事实上很难解释清楚和真正说明认识的发生和发展问题。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皮亚杰把生物学的方法和模型运用于认识论研究,不仅因为皮亚杰对生物学学有专长。而且因为生物学是发生认识论的重要的科学基础,发生认识论必须从其他学科中吸收营养,才能使自己充实和丰富起来。还因为它可以使皮亚杰在研究认识论问题时可以避免涉及本体论问题。所以,生物学对于发生认识论的重要性,犹如基础对于大厦之重要。只有了解了发生认识论的认识的生物学根源理论,才可能真正理解发生认识论,才能对发生认识论作出正确的分析和评价。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enetic Epistemologyand Biology

Zheng Li—jun

(Education Department , Inner Mongolia TeachersUniversity)

SYNOPSIS Piaget applied the method of biology andphenotypic theory to his study of the theory of knowledge , not only because biology is the important base of geneticepistemology,but also because it enabled him to svoid thequestion of ontology in his research.Therefore biology is themost important base of genetic epistemology.

KEY WORDSgenetic epistemology biology theory ofknowledge theory of phenotype

注释:

〔1〕〔6〕〔19〕〔20〕〔瑞士〕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原理》,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58、19、63、67页。

〔2〕〔3〕〔5〕〔9〕皮亚杰:《皮亚杰的理论》,《皮亚杰发生认识论文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7、2、51、46页。

〔7〕在生物学上,基因型指个体的遗传物质或基因结构。

〔4〕〔8〕〔10〕〔18〕〔39〕皮亚杰:《生物学与认识》,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8、13、15、22、39页。

〔11〕〔12〕〔13〕〔16〕〔23〕〔24〕〔25〕皮亚杰:《行为,进化的原动力》,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4、4、5、7、63、63、64页。

〔14〕在生物学上,表现型指个体的可观察的外显特征。

〔15〕C.H.Waddington,The Evolution of an Evolutionist, Ithaca,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5,P170、91。

〔17〕皮亚杰:《结构主义》,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35页。

〔21〕〔22〕〔26〕〔27〕〔28〕〔29〕〔30〕〔31〕〔32〕〔33〕〔34〕〔35〕皮亚杰:《生物学中的表型复制与知识的心理发展》,《皮亚杰发生认识论文选》,第150、158、150、150、151、151、151、152、153、155、162、150页。

〔36〕〔瑞士〕英海尔德:《发生认识论与发展心理学》,见J.M.伽兰格等:《皮亚杰与英海尔德的学习理论》,1981年英文版,第192页。

〔37〕〔美〕伽拉格:《皮亚杰的平衡化概念:生物学、逻辑学和控制论根源》;见左任侠、李其维主编:《皮亚杰发生认识论文选》,第564页。

〔38〕李其维:《论皮亚杰心理逻辑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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