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所有制结构角度看区域经济差距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所有制论文,区域经济论文,角度看论文,差距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地区差距问题正为社会各界所关注。现有的讨论多集中在成因、发展趋势上。对缓解途径的分析也多侧重于改善宏观政策环境、调整产业结构或从资源经济学角度提出一系列的方法。本文仅从区域经济的所有制结构角度出发，对此问题作一些简要分析，以充一家之言。
一、对所有制结构的一般性比较
二战结束后，国有经济在世界各国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即例那些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如美、英、西欧，也莫不如此。至80年代，各国的国有企业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比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其中发达国家为10%，发展中国家为13%[①]，相对于这一水平，我国的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则表现为极高的水准，虽然自1978年以来这一水平逐年有所下降，譬如工业总产值中国有企业份额从1978年的80%降至1993年的48.3%，商品零售总额中国有企业份额从1980年的51.43%降至1993年的39.72%[②]，但从整体来看，1993年国有经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仍高达42.9%[③]，而且据预测，至2000年国有经济的比重还将有38.5%的高水平，远远超出世界一般水平。而与此同时，我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却远远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
从国内各地区经济发展情况看，国有经济成份占区域经济的份额随地方的不同而不同。改革15年来，东部沿海地区的国有企业经济份额已降至1994年的33%，而中部内陆的比重为52.5%，西部内陆则高达70%[④]。在1994年的工业总产值中，东部沿海地区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的比例为3∶7，而中西部则为6∶4[⑤]，与浙江省工业产值中个体经济占23%，福建占25%相比较[⑥]，安徽个体经济占16%，江西甚至不到10%[⑦]。将这种对比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对比结合起来看，我们不能再回避或忽视所有制结构对经济发展及地区差距所造成的影响了。那种将区域经济差距的原因一味归之于国家政策不平衡，资金投入倾斜上的论点，既不客观也无助于问题的解决。以经济学的基本观点来衡量，任何阶段下经济形态的发展都必然依赖于某种合理的结构制度，并具有为社会所共同关注的支撑点及活力源。就目前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水平而言，一元制的经济结构是无法满足当今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这一点无论对一国还是一个地区，对私有经济制度还是公有经济制度，都是共同的。换言之，要使现有的经济水平有所发展，就必需建立多元化的经济结构，而这一经济结构又必需有一个合理的支撑点及活力源。从新中国四十余年的经济发展史来看，我们已经确立了国有经济作为经济结构的支撑点或说是在国民经济中居主导地位，然而对于这一结构的活力源或说是经济增长点，我们似乎并未有足够清醒的认识，至少在某些地区如此，其表现就是：相对于国际水平而言我国的国有经济比重过高，而相对于东部沿海地区而言中西部非国有经济发展又过慢。假如我们现在还无法说非国有经济就是区域经济结构活力源的话，那么我们至少可以说非国有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是造成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出现差距的原因之一。
二、对非国有经济发展的一般性探讨
改革开放15年来，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成果为世界瞩目。这其中，非国有经济成分所起的作用不容忽视。自1980年始，非国有经济即以远高于国有经济的速度推动着整个国民经济向前发展（见表1）。
表1 国民经济年平均发展速度（按所有制类型分）
资料来源：李德伟、盖建玲、陶学新，《我国非国有经济的发展状况》，《中国工业经济》，1996年第1期。
另据《经济日报》1996年4月9日第一版载国家统计局公布第一季度工业生产形势报告：一季度国有工业按增加值计较去年同期增长6.4%，集体工业增长17.6%，其他经济类型工业增长15.7%。
当国有经济亏损面达三分之二、资产负债率达80%、冗员占职工总数的30%时[⑧]，非农产业中非国有部门的经济增长达到如此水平，且就业人数达27434万人（1993年底），在改革开放15年新增就业人口总数中，由非国有部门解决的占82.18%[⑨]，面对这一情况，我们将区域经济的增长点定位于非国有经济部门，当是极其自然的。事实上东部各省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即意识到这点，从而才会产生出以乡镇企业为特色的江浙模式，以海外资本为主导的深圳速度，浦东效应和海南样板。时至今日，江浙的乡镇工业产值已占两省工业总产值的三分之二，而74.34%的港澳台和外商投资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福建的工业产值中个体经济占25%[⑩]。与此同时，占全国土地面积不足15%的东部地区提供了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55.4%，GDP年增长率超过16%，而占全国土地面积85%的中西部地区提供的国内生产总值却仅占44.6%，年增长率也只有9%（11）。与东部经济中67%属非国有经济成份相比较，中西部非国有经济仅占不足40%，鉴于此，对于我国区域经济所产生的上述差距似应不难理解：一个缺乏活力源的经济系统自然难以与一个极富生机的系统相抗衡。作为经济研究者，我们的责任是找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从而提出相应对策，改善这种状况。
三、对中西部非国有经济发展滞后原因的分析
分析中西部地区非国有经济发展滞后的原因，可以发现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地方政府缺乏合理而明确的经济发展观念，对区域经济的运作缺乏理性认识。究其实质，是由于一些地方首长并未能真正深入理解和掌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而只满足于所了解的一些皮毛，或因循守旧，或凭想当然操作地方经济。如此，既无法科学界定非国有经济性质，当然也就无法正确处理国民经济主导地位与国民经济活力源的关系，又何谈促进非国有经济并进而促进本区域经济的发展？
总结这些地方政府对非国有经济尤其是私营经济的态度，有两种非常极端的表现：一种是将之视作非社会主义成分及扰乱经济环境的因素而予以种种限制和约束；另一种则是将之视作唐僧肉或自家金库而实施地方保护。前者使区域经济的发展因缺少活力源而萎缩，后者则一方面诱发了自身的腐败，另一方面又丧失了发展本区域经济所必需的良好的外部环境。当南风北渐，东声西进时，这些地方的政府又将非国有经济片面地等同于海外资本，因而把区域经济差距的产生与扩大完全归结为国家政策的不平衡，转而将发展非国有经济的目光孤立地瞄向海外资本，走向另一个误区。
（二）二合一的政治经济体制使得地方政府自然而然地将区域经济发展重点放在国有经济上，把国有经济视作推动整个区域经济发展的活力源。从而造成经济结构的单一。
因计划经济理论而形成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二位一体的制度，使政府与企业之间产生的体制同轴性与市场经济所要求政府与企业的相互独立性形成矛盾。这对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极为深刻的影响。
首先，对于国有企业而言，它使得政企理应分开却无法分开。理应分开是基于市场经济基本要求——公平竞争的需要，无法分开则是因事实上政企结合有其广泛的逻辑支持：经济逻辑上其受所有者权益之财产支配权的支持；政治逻辑上其受无产阶级政权理论的支持，既然生产资料为人民共有，则作为公众代表的人民政府理当管理、经营这一资产。如此，政府部门遂形成以政治标准来评判企业行为的思想和作风。甚至某些政府首长因为行政权力的支持可以仅凭个人好恶任免企业领导。相应地，在有些国有企业领导者看来，其荣辱毁誉并不取决于其事业成就如何，更多地倒是其政治表现怎样。他所负责的对象与其说是企业职工和抽象的财产所有者——国家，不如说是作为财产所有者代表的所谓上级主管部门或政府首长；加之体制上和法律上都并未要求国有企业领导者为其经营失败承担责任，他又何必拘泥于事业而忤逆上级，甚至何必不中饱私囊！仅凭领导者的责任心或党性来证明其会忠诚于企业忠诚于职工是不够的。
其次，对于非国有经济而言，它使其得不到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有时甚至是歧视。这种体制将非国有经济尤其是私营经济排斥在主流经济社会之外，认为那只是一种补充，一种尝试。因此对之要严密控制，以防其扰乱经济秩序。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在思想上不愿对非国有经济的运作规律进行客观地分析，因而也就无法真正把握市场经济的规律；另一方面在实际操作中又对非国有经济设置种种人为障碍。在提出加强国有大中型企业活力的同时，却将能刺激这种活力生长的非国有经济与之绝然对立，这不能不说是体制的弊端。
（三）社会意识和社会观念对非国有经济的偏见，是造成中西部非国有经济发展滞后的第三个原因。
首先，在对国有与非国有经济的认识上受计划经济的影响殊深。以国有企业为正统，即便是亏损的国有企业，也认为要比非国有企业强。这种认识既普遍地存在于社会大众之中，亦普遍地存在于政府工作人员之间。因而在择业上，在资金投向上，以及在企业注册，环境支持上，非国有企业远难享有国有企业那样的地位。在对区域经济的不景气进行检讨时，又过于强调国有企业的社会包袱，对其体制弊端反而轻描淡写，这种保守的社会意识在思想上为中西部非国有经济的发展设置了障碍。
其次，在非国有经济当中又有不同态度。社会各阶层对集体经济和私营经济的认识是大不一样的，在这里私营经济又变成等而下之的经济成分——当然，这决不包括来自海外的投资者。而对私营经济，社会各界的认识同样是含混不清的：无论是政府还是民众，往往将小商品经济条件下的个体工商户和市场经济体制里的私营企业混为一谈。这样当在理论上对区域经济结构进行分析时，地方政府满足于早已有之且为数众多的个体工商户规模；而当中央政府提出要将经济改革的重点放在增强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活力上时，一些地方的首长们对私营经济的发展就更加轻视。以安徽、江西两省来说，安徽省1995年底个体工商户为97.69万户，据全国第12位；注册私营企业数为1.25万户，据全国第18位，私营企业户数占全省企业的比例只有2%（12）；而江西省1994年底私营企业户数不足万户，户均注册资金15.5万元（安徽25.7万元），仅为全国户均注册资金33万元的47.8%（13）。数量既少，规模又小。在中西部还有更次于这种水平的。以之与全部企业中将近20%为私营经济的东部地区相比较，中西部的落后也是不足为奇的，毕竟在整体经济中最具活力的成分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则它的滞后自然也将导致整体经济的滞后。
第三，对同属私营经济范畴的本地资本、域外资本及海外资本区别对待。对海外投资者一厢情愿式的热情。在挫伤本地个体工商户向私营企业发展的同时，对来自国内地区外的其它资本又报以冷漠或歧视性态度，这种一边倒的政策反令海外投资者因怀疑市场竞争的公正性而止步不前，并促成许多虚假外资的出现。
社会意识对非国有经济尤其是对私营经济的偏见，造成最能体现人类原始经济动机因而也是最具活力的经济成分面临生长环境与队伍素质的双重危机，从而使这一经济成分生长乏力，素质低下。
（四）在上述因素之外，中西部非国有经济的发展还受到一系列客观条件的制约：
1.农村劳动力绝对过剩相对不足问题，使中西部地区的乡镇企业发展得不到足够的人力支持。就农业劳动力总量而言中西部地区如全国一样属于供大于求的状况，但就土地面积而言，在现有的生产技术条件下农业劳动力数量也仅能满足农业生产的需要，却无法再从事非农业生产。这一点是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不同的地方。东部人均占地不足八分，而中西部却近四亩，且大多靠人力耕作，这就占据了原本是丰富的人力资源，使之变得相对短缺。
2.资源、技术、资金等问题也在制约着中西部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中西部的非国有经济几乎享受不到丰富的自然资源所提供的利益，因其基本为国家所占据，而较低的社会收入和技术含量也使其缺乏发展所需的物质保障。
3.处于劣势的经济区位又使得无论是商品、技术、资金或是信息的流动都存在极大的阻碍，而这些对于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又至关重要。
所有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使得中西部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受到极大的伤害，而始终停滞在商品经济形态下的个体工商户阶段。
四、相应产生的几点建议
既然国际国内众多实例都充分说明多元化的经济结构无论对于一国或一地区都是必需的，而通过对地区间经济发展的横向比较使我们发现导致我国区域经济出现差距的原因之一是中西部经济结构的单一，非国有经济发展的滞后。则结论是明显的：促进非国有经济尤其是私营经济的发展，需首先处理好如下几方面问题：
（一）宏观体制及理论上的问题
1.政府职能、政府观念以及地方政治经济体制必须转变。而这又依赖于政府工作人员的素质必须有所提高。公务员制度的施行将为此提供有利的宏观条件。但在正确处理党政之间、政企之间的关系上，却完全依靠政府领导者的理论素质。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现代企业而言——无论国有或非国有——理想的政府部门应是以服务为宗旨的职能机构，而非企业的太上皇。政府部门的地位应处于企业与民众之间：一方面通过服务于企业而最终向民众服务，另一方面又要代表民众的利益监督企业的行为。但监督是手段，服务是宗旨。而且这种手段应是以经济性质、法律性质为主的，那种行政性质的方法应尽量避免。
2.正确界定并认识非国有经济及私营经济的性质。认清经济制度中的主导地位与动力机制是不同的两个范畴。建立以私营经济为代表的市场经济动力机制与维护以国有经济为代表的公有制主导地位并不矛盾，相反，良好的动力机制将会促进主导机构充分发挥其作用。
3.建立健全良好的外部环境，包括政治环境、法律环境、服务环境及交通环境。事实上中西部这方面已有很大改进，如亚欧大陆桥的贯通、国家政策的调整等等。
（二）微观操作与思想认识上的问题
对中西部各地区而言，想大规模地吸引海外资本至少在目前来看是不现实的。东南沿海地区能集中74.34%的港澳台及国外资本，自有其客观和历史的条件，而这种条件对中西部来说天然欠缺。因此中西部应把发展非国有经济的目光放在本地区资本的培育及国内其它地区，尤其是东南沿海地区资本的吸引上。这样，就需要做到：
1.促进个体工商户向私营企业发展，扩大私营经济规模，壮大其实力。应该看到中西部在这方面具有很大潜力。为数众多的小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聚集在这里，他们之中的大部分出于种种原因不愿将自己的经营规模扩大，经营形式固定，这就需要政府部门在做好宣传工作的同时，还要改进自身的工作作风和思想认识，调整相关的经济政策，为私营企业的开办、注册、运营提供诸多便利，创造一个活跃而有序的市场环境。
2.鼓励高文化程度人员开办实业，以提高私营经济的队伍素质和技术含量，促进私营经济的发展向现代市场经济要求靠拢。应该承认，现有的私营经济从业人员普遍素质不高，而在政府机关却有大批高文化程度人才因体制原因而人浮于事。应该制订一些政策鼓励其离开机关走向市场，这样，既能使政府机构得以精简，又能达到提高私营经济素质的目的。
3.平等对待海外资本与域外资本。当整个宏观环境在引进外资上都已不再依赖优惠的税收，宽容的政策，而代之以日趋完善的法律和服务环境时，中西部如继续沿用老方式便属不智。而如果更因此轻视国内域外资本，将会造成无论是海外抑或是域外资本都对中西部望而却步。对中西部来说，应将所谓“外资”定义为来自域外的一切资本。毕竟中西部没有如南部那样多的侨乡，也缺乏如东部那样优越的自然环境，更不具备如海南、浦东那样的政策支持，因此在吸引外资上应该妥善处理。只有把眼界放广，仅可能多地吸收一切愿意进入本地区的外来资本并施以同等政策，建立公平的竞争环境，规范市场秩序，不拘泥于短期成效而着眼于长远收益，既不搞地方保护也不厚此薄彼。如义乌、海南那样不拒绝一切外来资本，方能为本地区经济的增长奠定基础。
4.建立现代企业形式的农业生产组织，使农业生产企业化。中西部地广人稀，土地贫瘠，耕作技术落后，农业劳动效率低下。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中西部的推广实施受到诸多制约。理想的发展途径应是走集约化、立体化、规模化的道路，而其实质即企业化。也就是因地制宜地发展一切种植物，按整体最优原则配置生产要素；组织从种养殖开始，直至产品加工再加工的立体式生产，突破传统农业仅从事种养殖作业的范畴。在农业企业之外，再将因采用农业机械而节约下来的富余劳力投入其它产业，形成现代意义上的立体农业。事实上这种涵义的农业在中西部已经产生：如河南南街村，河北大邱庄等等。
对于组成国民经济的各个结构单元而言，每一个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偏废任何一项都将损害到整体经济利益。在对私营经济的认识上，应该说在中西部地区的一部分同志的头脑中是存有误区的，由于地理、政治、习俗等等诸方面原因，人们不能或不愿认清私营经济在现代经济社会中的作用，但这种现象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被纠正。1996年4月15日《经济日报》载：“河南长垣县1995年个体私营企业产值达到28亿元，使全县各级领导认识到鼓励和支持发展个体私营经济是振兴县域经济的最佳切入点之一”即是一个昭示。当然，对于私营经济的发展应予以一定的规则限制，但这一规则应该是法律的、公开的、非歧视性的。我们也许不必象宋养琰先生所说的那样绝对，始终使私营经济保持在三分之一的水平（另三分之二分别属国有经济，集体经济）（14），但如中西部目前的私营经济发展水平显然是不行的。在缓解区域经济差距的讨论中，除强调国家政策的倾斜，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发达省份的支持外，我们也应对所有制结构稍加注意，从自身作些调整。
注释：
[①]汪海波，《更好地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中国国情国力》，1996年第2期。
[②]中国社科院《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课题组，《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步伐》，《中国工业经济》，1996年第1期。
[③]《中国统计年鉴》，1993、1994年。
[④]马建堂，《中国区域问题研究》，《经济学动态》，1996年第2期。
[⑤]根据1995年《中国经济年鉴》计算。
[⑥]林凌，《东西部差距扩大问题分析》，《经济研究》，1996年第7期。
[⑦]《安徽日报》，1996年8月20日第2版；《经济学消息报》，1996年2月2日第2版，方春树等文中数据测算。
[⑧]同[①]
[⑨]李德伟、盖建玲、陶学新，《我国非国有经济的发展状况》，《中国工业经济》，1996年第1期。
[⑩]同[⑥]
(11)王善德，《中国地区间的差距会越来越大吗？》，《经济学消息报》，1996年4月5日。
(12)、(13)同[⑦]
(14)宋养琰，《公有制经济和其他经济成份关系的定量分析》，《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199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