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经济行为与经济发展——基于经济学视角和文化内在特性的研究前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论文,视角论文,经济学论文,经济发展论文,特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如何恰当地刻画文化一直是经济学力图解决的难题。如何理解文化在经济活动及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并且有无可能更恰当地解释文化的变迁，则一直是经济学研究的前沿领域。一方面，文化应该在经济中具有重要作用，不可或缺，可能是解释国别巨大差异的真实原因之一。①从本质上来说，经济学的研究不能脱离人的特性，人所具备的信念、道德、价值观等文化特质也应当是这门学科需要重点关注的内容。而另一方面，现实的困难是，文化非常宽泛，难以刻画，更难以用经济学的标准模型加以刻画。因而有必要跟踪研究的前沿，对该领域加以关注，并寻找新的突破口，力图推进经济学视角的文化研究。 一、文化的内涵与刻画——从外在有形的文化产业(产品)转向内在无形的文化特性 一般认为，广义的文化指的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显然，在经济学框架下研究文化问题，采用广义的界定方式是不适宜的。目前经济学范畴内的文化问题主要是针对狭义的文化，即精神文化。由于精神文化难以度量和评价，仅仅用语言进行描述无法满足深入研究的需要，这使得文化研究在经济学框架内举步维艰。 早期的研究选择了文化产业这个易把握的切入点。以鲍莫尔(W.J.Baumol)和鲍文(W.G.Bowen)②的研究为引领的一系列文献，探讨了文化产业、文化产品市场等问题。从本质上来说，文化产业的研究是分析生产和提供满足人们文化需要的精神产品的生产活动，对深层次的文化(如价值观、信仰等)如何影响经济活动和经济绩效并没有涉及，而在经济学的研究框架下，个体的文化特征以及国家或民族的跨文化特征都是更有价值的研究对象。微观个体所具备的文化特征往往会直接影响其日常经济社会生活中的经济行为和经济决策；同时，某个国家或民族所具备的文化特征也会直接影响该国的经济增长轨迹和经济政策实施效果。 可喜的是，近年来，在经济学框架下研究的文化问题，已经从单纯探讨文化产品的生产活动，延伸到了更深层次的个体内在文化特征和国家跨文化特征的研究，切实实现了文化这一重要因素与微宏观经济理论的融合。只是如何界定个体内在文化特征仍然没有一个权威的、一致的方式。例如，英格哈特(R.Inglehart)③认为文化指的是塑造某个国家民众行为的共同的、基本的价值体系。圭索(L.Guiso)等④及费尔南德斯(R.Fernández)和弗格利(A.Fogli)⑤将文化定义为代代传承的信念、价值观或偏好的总称。塔贝利尼(G.Tabellini)⑥则指出文化还应包含一般的道德准则。相对来说，努恩(N.Nunn)⑦的界定更为科学和完整，他认为文化是在复杂和不确定的环境下能为人们提供启发式决策或经验决策的价值观、信念或者社会准则。可见，个体文化特征的内涵仍然是很丰富的，这决定了在具体的研究中，学者们必然会从自身的研究目的出发，选择与其研究主题密切相关的可量化的文化指标。 宗教信仰、信任和信念等研究角度是目前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之所以经济学家们乐于从这几个角度进行研究，主要原因之一是宗教活动、信任程度、人们所持有的信念等文化特征可借助社会调查项目的微观数据搜集功能设计出相应的量化指标。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它们都是关乎个体价值观的文化内容，都具有相对稳定的文化特征，便于利用经济学的计量研究方法和理论框架进行分析。 相对于个体层面的文化研究，国家层面的跨文化研究有较权威的界定和量化标准。霍夫斯泰德(G.Hofstede)被誉为是该研究领域的代表性人物，他利用IBM全球分支机构的调查数据进行了一系列的跨文化特征与经济活动内在关联性的研究。由于目前这一研究成果主要运用于管理学领域，而经济学文献中主要用其进行各国间文化距离的粗略测算，所以本文并未对此方面的研究进行更进一步的梳理。 从上述文化内涵及其刻画的历史演进来看，在经济学范畴内所研究的文化已经从原来相对单一和狭窄的文化产业问题逐步延伸到更深层次的、与价值观等核心文化内容更贴近的文化特性的系列问题。只是，目前还没有一个合适的文化量化指标能够完整地体现文化的内涵，这也决定了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里，文化与经济活动的关联性仍然会以某个文化维度为基点展开。 二、信念、信仰、信任——个体特征对经济行为的影响 目前对个体文化特征的研究主要是从文化的稳定性和遗传性出发，选择信念、宗教信仰、信任等为主要的研究维度，并且在研究方法上除了少数构建理论模型的尝试之外，主要运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进行经验研究，以期发现微观文化特征对经济活动和经济绩效的影响。 信念(belief)，是一种人们对事物进行判断的先验的概率，是微观个体具备的相对持久的价值观的体现。个体所持有的信念，可以帮助他在经济社会生活中判断某种经济行为或决策好坏与否、适当与否。信念与经济活动关联性的系列研究成果显示，信念与公共财政支出、劳动力市场供给及个体的行为表现等有重要关联。 在公共财政支出方面，艾莱斯纳(A.F.Alesina)等⑧通过分析经验数据发现，一国的社会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与该国国民中拥有“运气决定收入”这一信念的人数比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冯(C.Fong)⑨提出，如果社会中绝大多数人的信念是“贫穷不是自身能决定的，主要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那么该地区的民众将更倾向于推行有助于穷人的收入再分配的政策。贝纳布(R.Bénabou)和梯若尔(J.Tirole)⑩进一步发现各国居民对再分配政策的支持或反对程度与他们是否拥有“公平世界”的信念有关。 在劳动力市场的供给方面，费尔南德斯和弗格利利用美国第二代移民的微观数据，分析了女性工作和生育行为背后的文化信念问题。作者用过去女性的劳动参与率指标和其原祖籍国的总生育率指标作为文化信念的代理变量，通过计量回归分析，发现文化信念能显著影响经济绩效。阿格赫恩(P.Aghion)等(11)指出，最低工资法案的实施与人们对劳动力市场合作范围所持有的信念之间紧密相关。在劳动关系呈高度合作状态的国家和地区，其最低工资水平较少被管制。 在个体行为表现方面，霍夫(K.Hoff)和旁迪(P.Pandey)(12)发现印度的种姓差异可能通过影响个体的信念而影响个体表现。印度的孩子被要求去完成迷宫时，不同种姓孩子实际表现的差异并不显著。但是低种姓的人群会认为其他人对他们的评判是有偏见的或不公平的，这种不信任导致了激励的破坏。熊(W.Xiong)(13)在个体预期信念差异的基础上，探讨了金融市场的泡沫、危机及内生风险等问题。他认为，在套利受限的金融市场，个体信念的差异会导致投机性行为和资产价格泡沫；即使在能够有效套利的完全竞争市场，个体信念差异也会引起投资者间的相互揣测，从而导致内生的财富波动与内生的价格波动。 除了经济层面的探讨外，信念对政治层面的影响也有学者涉猎。阿西莫格鲁(D.Acemoglu)(14)提出将信念和政治选举等问题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分析是很有价值的。他指出在进行民主选举和投票时，由于信息的不对称，信念往往是影响人们决策的重要因素。 2.宗教信仰 阿西莫格鲁指出宗教信仰是研究文化与经济活动内在关联的最简单的切入点。西方国家大量的微观调查数据也支撑了这一研究的顺利进行。 (1)宗教信仰对宏观经济增长的影响 自亚当·斯密开始，陆续有经济学家强调宗教信仰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巴罗(R.J.Barro)和麦克利里(R.M.McCleary)(15)发现，宗教信仰的程度，尤其是对地狱和天堂的信仰程度会对经济增长造成积极的影响；但是教堂活动参与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却是负向的。阿西莫格鲁明确指出，导致各国、各经济社会或各族群之间经济增长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各自的历史经验或者宗教所带来的特有文化。也就是说，宗教活动不仅仅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而且其基本特征也是导致各国增长差异的关键因素。 (2)宗教权威对经济制度的影响 理查森(G.Richardson)和麦克布莱德(M.McBride)(16)利用历史数据找到了宗教在经济制度方面扮演重要角色的证据。他们指出，14世纪瘟疫横行、死亡率迅速上升，限制了人们的经济合作，而宗教教派推动的炼狱学说，通过宗教活动和制造业与商业活动，引导人们团结起来。到16世纪，传染病的危害减轻，宗教改革取消了炼狱学说，推动了新的产业组织方式的发展。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J.Robinson)(17)以及伊兹瑞尔(J.Israel)(18)都主张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宗教领导者使用权力减缓了制度变革的压力。钱尼(E.Chaney)(19)利用几百年尼罗河洪水的记录数据研究发现，在非正常的尼罗河洪水期，埃及最高等级的宗教权威更难以被取代，即尼罗河洪水的冲击提升了权力当局平息叛乱的概率进而增强了其政治影响力。他进一步指出，在经济下滑期制度变革的压力增大时，宗教权力领导者的政治影响力往往会增强，从而减缓制度变革。 (3)宗教信仰对微观主体行为的影响 在分析参与宗教活动的积极性对微观主体的影响方面，费里曼(R.B.Freeman)(20)发现，经常去教堂做礼拜的年轻黑人男性能够更好地分配时间、保证到课率以及工作积极性，并更少发生离经叛道的行为。赫莫(R.A.Hummer)等(21)用微观个体数据找到了死亡率与宗教参与之间的负相关的证据。迪顿(A.Deaton)(22)利用140个国家的30多万受访者的数据研究发现，经常参加宗教活动的人精力更加旺盛，身体更加健康。同时，他们的社会生活也更加健康，主要表现为：有正常的婚姻生活，有可信赖的朋友，被他人尊重，健康并信任医疗体系，更少抽烟等。格鲁伯尔(J.Gruber)(23)发现，去教堂次数越多的人，往往收入水平和教育程度也越高，离婚率和接受社会救助的比率更低。同时他还找到了宗教活动的参与会降低人们风险性消费行为的证据。弗莱彻(J.Fletcher)和库玛尔(S.Kumar)(24)进一步指出宗教参与能有效降低青少年的健康损害行为，但是成年以后则表现出不一致的效果。 在分析宗教派别的归属差异对微观主体的影响方面，本杰明(D.J.Benjamin)等(25)选取了827名康奈尔大学学生进行经济学试验。他们发现：第一，在公共产品的试验中，信仰基督教的学生更乐于奉献；而信仰天主教的学生则比较抵触，相互的信任度更低。第二，在针对劳动力市场的试验中，当企业主提高工资待遇时，信仰犹太教的学生会显著提高自己的努力程度，从而提升劳动力市场的互惠性。圭索等(26)利用全球多个国家的数据，详细比较分析了天主教、基督教、犹太教、印度教、穆斯林教和佛教等六种宗教教派教义的差异所引起的个体价值观方面的差异。其中，特别分析了在对孩子节俭教育方面，六种宗教徒表现出了不同的倾向：各种层次虔诚度的天主教徒均认为节俭是必须教导给孩子的一种重要的价值观；每年只去一次教堂的基督教徒明显与天主教徒有同样的观点。而莱勒(E.L.Lehrer)(27)提出，相比于其他宗教组织，基督教在约束美国年轻人的过度消费和不良行为方面具有更为积极的作用。 信任(trust)，体现为价值观的行为导向性，是研究文化对经济活动影响的重要切入点之一。圭索等甚至评价说，真正将文化的分析引入经济学论述的正是“信任”这一概念。同时，有经济学家特别指出，从理论研究的角度来看，信任最具吸引力的特征是它可以被认为是经济个体评估另一经济个体或组织采取某种特定行为的主观概率，而这一特征较容易被纳入经济学模型之中。例如，贝尔格(J.Berg)等(28)、宾斯(A.Bisin)和维迪尔(T.Verdier)(29)、阿尔甘(Y.Algan)和卡赫克(P.Cahuc)(30)等均运用博弈模型的方法研究了信任对经济活动或经济决策的影响。除了博弈模型的分析方法之外，由扎克(P.J.Zak)和奈克(S.Knack)(31)构建的包含异质性经济主体的无限期一般均衡增长模型是在宏观经济理论框架下进行的有益尝试。他们模型设定的基本逻辑就是，消费者对投资人的信任越高，就意味着交易成本越低，经济效率就越高，从而成功地将信任引入了均衡模型中。 相对于理论研究方法，信任问题的研究更多是运用经验研究的手段，借助社会经济调查数据，构建合适的计量模型，以发现信任对经济绩效或经济活动的影响。在经济绩效方面，扎克和奈克利用37个国家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信任程度每增加15%，平均年收入增长将提高1%；信任程度每增加7%，投资额占GDP的比重将上升1%。阿尔甘和卡赫克利用全球106个国家人均收入(取自然对数)的水平与平均信任程度的数据研究发现，信任程度高的国家人均收入水平也高。信任程度每提高一个标准差，人均收入将提高0.59或者增加其样本均值的6.8%。在经济活动方面，圭索、萨皮恩扎(P.Sapienza)和津加莱斯(L.Zingales)(32)合作完成了一系列的研究，发现了信任对国际经济活动、股票投资活动和企业投资活动都会产生影响的经验证据。他们利用欧洲国家的双边交易数据(商品贸易数据、金融资产数据、国际直接投资数据)研究发现一个国家如果表现得更信任其他贸易伙伴国，那么将交易更多的商品和金融资产，鼓励更多的直接投资活动。随后，他们利用荷兰和美国的微观数据发现，个体信任水平会影响股票市场的参与率，并且个体信任度高的人往往更容易成为企业家。 信任与制度的关系是研究者关心的一个重要问题。一方面，有学者指出信任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影响了正式制度的形成和质量。如塔贝利尼(G.Tabellini)(33)指出有经验证据表明，法律制度的质量与信任或值得信任之间是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的。另一方面，有学者认为，正式制度的差异决定了社会信任程度的差异。艾莱斯纳(A.F.Alesina)和朱利亚诺(P.Giuliano)(34)认为特定的制度会决定社会的信任程度和社会资本。可见，既有的研究结论表明，信任与正式制度之间应存在显著的双向影响机制。 为了更深入地研究信任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机制，学者们也做了大量工作。从金融市场(如奎索等)、企业组织和创新(如阿尔甘和卡赫克)等角度探讨了社会信任对宏观经济产生影响的可能途径。他们发现，整体信任程度更高的地区，金融发展的更好，大型企业的运行更有效率，企业的创新活动更有成效，并且劳动市场上雇主和雇员的合作更为紧密。 三、儒家文化如何影响经济发展？ 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其中有一部分学者试图从传统儒家文化的角度分析其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有益影响。英格哈特认为，在过去50年里，东亚儒家文化影响下的国家大大超越了世界上其他国家，尽管它们在经济和政治制度上有着巨大差异。(35)同时，他认为儒家文化与经济成就之间的联系还体现在个人层面上，在不同的制度背景下，遍布全球的东亚族群都表现出明显的社会流动性并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成就。 其实，早期以韦伯(M.Weber)为代表的学者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不利于经济发展的。韦伯(36)指出儒家文化阻止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并认为中国传统的学者—官僚机制崇尚文化深度和道德积累，缺乏理性和科学精神，不利于经济增长。同时，他还认为中国的社会关系表现为对家庭和亲友的过度依赖，容易滋生裙带关系，不利于建立大规模的、独立的、有效的现代企业。梁(Liang)(37)则针对韦伯的观点做了正面的回应和分析。他指出从跨国技术扩散的角度可以将经济增长划分为引领模式的经济增长和跟随模式的经济增长。他认为韦伯所经历的历史背景是引领模式的经济增长，因而没有预见到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东亚经济体在采取跟随模式的经济增长方面所取得的成功。梁总结出东亚四小龙和中国经济的腾飞创造的“东亚奇迹”所表现出的两大特征：一是高储蓄；二是技术模仿多于技术创新。进一步的，他指出儒家文化对教育的重视加快了中国等深受孔子思想影响的东亚国家人力资本的提升，从而使得这些国家的技术模仿能力更强；同时，家庭关系的紧密使得国民的总体储蓄水平较高，提升了国家的资本积累水平，为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 邦德(M.H.Bond)也是较早关注儒家文化特征的学者之一。他运用社会调查方法，对来自亚太地区23个国家或种族的心理系学生的儒家思想价值观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了一个新的跨文化分析维度，即长期导向与短期导向。长期导向主要指培育和鼓励以追求未来回报为导向的品德，尤其是坚韧和节俭。这个维度被认为与中国儒家文化有重要相关性。通过对全球39个国家及地区长期导向指数的计算，邦德发现中国大陆、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依次排名前三位，而美国排名第31位。(38) 在微观个体的文化特性方面，研究中国问题时，信任往往是一个重要的关注点。相比于信任，更确切的说，守信用(即说到做到)在儒家文化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儒家道德规范明确了信任的价值，并同时引导微观个体留意自身的表现和态度。当出现问题时，强调应该从自身找原因，而不是责备或迁怒他人。(39)大型微观调查的结果也证实，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整体的信任水平更高。最新一次的世界价值观调查的结果显示，有64.5%的中国受访者认为绝大多数人是值得信任的。这一比例在所有51个样本国家中排在第3位，比所有受访国的平均比例高出近40个百分点。(40) 除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对经济发展造成积极影响的因素之外，还有个别因素被认为是不利的。其中，中国儒家文化中所强调的“关系”常常被西方学者所诟病。在中国的商业实践活动中，私人的社会网络往往被赋予重要的地位，而这一点被学者们指出容易造成徇私枉法和裙带关系盛行(如韦伯；Ruttan，1995(41)等)。但是也有学者认为其影响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恶劣。杨(I.Y.M.Yeung)和董(R.L.Tung)(42)认为，国外企业家在进入中国市场初期，“关系”的作用非常显著，但是经过一段时期的运营之后，其他因素(如技术等)变得更为重要。这说明即使“关系”的存在会对商业的透明与公平运作有一定的负面影响，也会在后期逐渐消退。 四、文化的内在变迁：描述及影响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要准确恰当地刻画文化，还必须重视文化的发展和变迁。《辞海》在界定文化时就明确指出：“每一种社会形态都有与其相适应的文化，而每一种文化都随着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而发展。由于社会物质生产发展的连续性，文化的发展也具有连续性和历史继承性”。因此，在研究文化与经济活动的关系时，文化其所具备的这种动态演化的特征应被完整刻画，并纳入到研究内容中去。可以预见，这样的研究需要更强大的数据做支撑，特别是需要有可追溯的微观调查数据。 截至目前，现有的文化研究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以文化的稳定性和遗传性为基础展开，但是一个普遍的共识是，文化并不是静止不变的。英格哈特(43)认为，虽然文化特征往往变化缓慢，但是文化是一个变量，而不是常数。文化的中心元素能够而且确实会变化。由于文化改变很难，也就是折旧率很低，因此，要研究文化的变迁，应该从更长期的研究视角出发，比如研究代际的差异等。 从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来说，曼斯基(C.F.Manski)(44)发现青少年时期是文化改变最为迅速的阶段。宾斯(A.Bisin)和维迪尔(T.Verdier)研究了以家庭为中心的文化传承和社会化的过程中，种族与宗教文化特征的继承与演变。他们认为，拥有特定文化素养的少数派会通过采取“文化隔离”性的择偶观，选择与自己文化偏好相同的伴侣，而这种婚姻市场的行为可以恰当地解释文化差异一直存在的原因。德普克(M.Doepke)和奇利博蒂(F.Zilibotti)(45)则选择职业偏好作为研究的切入点，他们认为即使最初人们的文化偏好是同质的，但是由于不同的人从事不同的职业，而职业差异会导致工资回报的平滑程度的差异，从而使得代际传承的过程中利他的父母会引导后代子女的文化偏好向不同的方向变化。加瓦齐(F.Giavazzi)等(46)运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研究了移民至美国的原欧洲居民的价值观和信念的演变情况。他们发现多维的文化特质并不是同步发生变化的，有的变化较快(如独立性、参加教堂活动的频率等)，有的变化较慢(如家庭观念和道德价值观等)。 文化除了在代际传承的过程中会发生变迁以外，由于文化与制度和经济之间存在的双向影响机制，制度和经济的发展变化都会引起文化的变迁。(47)在制度影响文化变迁的研究方面，阿尔甘等则在研究了100个国家的数据样本后发现，社会的总体信任水平与法律制度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制度设计也是影响信任程度的因素之一。摩肯(N.Mocan)和波戈雷洛瓦(L.Pogorelova)(48)利用11个欧洲国家的义务教育改革事件研究了教育制度的变革对人们信念的影响。他们发现受教育年限越长，微观个体对运气和占星术所保有的信念越弱。在经济影响文化变迁的研究方面，西纳(A.Alesina)和费拉拉(E.L.Ferrara)(49)发现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收入不均等会对社会资本造成负面影响，会降低人们之间的信任程度。对于经济环境和制度环境同时变化的情况，文化的变迁问题显得更为复杂。加瓦齐等巧妙地选择从移民的视角分析这类问题，以考察文化的稳定性及其变迁的特点。他们利用美国欧洲移民几代人的价值观和信念的调查数据研究发现，有一些文化态度变迁很慢(如深度的个人宗教价值观、部分家庭及伦理价值观、政治倾向等)，而另一些则被美国文化较快地同化和改造了。因此，加瓦齐等人的研究成果表明，在外部的经济环境和制度环境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文化态度具有演化的特性。 从客观上来说，文化变迁研究最大的障碍在于连续可追踪的数据比较匮乏，因为文化变迁的长期性要求数据调查的持续性比较长才有可研究的空间。好在目前表征个体文化特性的信任变量的调查较为广泛，而且该变量相对于其他的文化特性来说更容易变化。所以，对于文化变迁的研究以信任为突破口更为可行。比如，由图1所示的美国GSS调查历年的社会信任水平的结果可以发现，1972-2012年间美国社会调查中无条件信任他人的比例从46%下降为32%，历经40年总降幅达到30%。
另一个可行的文化变迁的研究切入点是判断文化变迁的方向是否适应经济发展。有学者认为，文化的变迁是以适应经济发展需要为目的的，如德普克和奇利博蒂以英国工业革命这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作为研究文化的划分节点，他们认为工业革命之前，土地资本家的价值观是先进文化的代表，但随着工业革命的发生，更有耐性、更具备敬业精神的工业资本家迅速崛起，并取代了土地资本家成为新的先进文化的代表。对于什么样的文化更有利于经济发展，不少学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如兰德斯(D.Landes)(50)认为节俭、努力工作、有韧性、有诚信和能容忍都是有助于经济成功的“好”的文化特质。阿西莫格鲁认为“好”的文化可以被简单地认为是可以实现更优投资均衡状态的具有合作精神的文化。塔贝利尼提出高信任程度、尊重他人、能主宰自己的生活、不鼓励培养孩子顺从特质的文化就是有助于经济发展的文化。至于在纷繁复杂的现实经济社会中，文化的发展和变迁是否会以更有利于经济发展为基本方向很可能是存在国别差异和民族差异的，有待进一步的系统研究与评判。 五、理论模型的尝试——如何将文化纳入经济学模型 一直以来，如何将文化因素纳入到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之中是个难题。目前学者们所做的主要工作是尝试将微观个体差异性偏好的决定与代际文化传承联系起来，这一部分的梳理主要针对代表性文献的创造性研究展开。 1.代际传承的基本动态分析 宾斯和维迪尔(51)提出了一个文化继承模型，基本逻辑是，完全利他的父母经过深思熟虑或者理性选择让其后代继承文化偏好。在动态均衡中，价值观的演化是内生的。因为理性的父母会选择花多大的成本将自己的文化特质教化给子女、让子女继承。宾斯和维迪尔提出的模型是基于这样的假设：一是，社会中有两种不同的文化偏好，其差异主要表现为风险承受力不同、时间偏好不同及效用函数的形式不同；同时假设每个社会都有一种主流价值观，即受到绝大多数人认同的价值观。二是，下一代的文化偏好可从两种途径继承和习得，即家庭内部的垂直继承和外部社会的教育等。通过推演、归纳，作者发现文化传承的方式受社会拥有某种文化倾向的人口比例动态变化的影响。 上述宾斯和维迪尔所提出的这种建模方法后被广泛应用，其中德普克和奇利博蒂在此基础上的拓展是很有价值的，也为他们后续建立更一般的经济增长模型提供了参考。 具体说来，德普克和奇利博蒂构建了一个跨期模型，对英国工业革命之后的经济社会变革进行了尝试性的解释。作者抓住了工业革命之后，工业资本家替代之前的土地资本家迅速崛起的事实，认为工业资本所代表的庞大的中产阶级是这场经济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基本逻辑是：在经济刺激下，父母引导子女形成了影响未来职业选择的文化偏好。对于中产阶级家庭来说，由于其父母的职业要求是努力工作并掌握相应技能，因此父母会着重培养子女的耐性和工作热情。德普克和奇利博蒂对模型的主要设定是将经济学标准的效用函数扩展为包含个体对消费、闲暇和投资偏好的函数形式。同时，他们假定金融市场不完备，并进一步假定对于从事不同职业的劳动者而言，其生命周期中收入回报的情况也不一样，即有的很平稳，而有的可能开始很少，到后期不断增多。经过分析和推导，作者认为是文化价值观差异导致个体对不同职业的偏好，并最终使得中产阶级成为英国工业革命后推动经济持续发展的中坚力量。 2.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分析 文化动态传承的机制设定已属不易，构建一个包含文化因素的经济增长一般均衡模型就更是困难重重。2013年，德普克和奇利博蒂(52)又将此项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他们在2008年所作研究的基础上，尝试性地构建了一个纳入了代际价值观传承的文化因素的、由企业创新研发活动驱动的技术内生性增长模型。该模型与罗默(P.M.Romer)(53)提出的假设不同，他们假设创新活动是由一类特殊的群体——企业家推动的，而企业家的经济生活与普通工人有很大的区别(比如，对待风险的态度和生命周期中关于消费的规划安排等)。文化偏好决定了人们能否具备成长为企业家的特质，反过来，企业家可获得的收益影响了父母塑造子女这方面偏好的激励程度。也就是说，文化与经济增长之间是双向作用的关系。德普克和奇利博蒂构建模型进行分析的焦点是在不完全资本市场经济条件下，工人与企业家两种职业选择的问题。企业家相比于工人，将面对更大的风险，并需要投资而迫使自己推迟消费。结果，职业的选择取决于耐性和风险承受能力。这些偏好特性分布在不同的人群中，并受到家庭成长环境的影响。假定父母都是利他的，那么父母希望其子女实现幸福最大化的愿望将影响文化的传承。如果父母期望他们的孩子成为企业家，那么就会有更强烈的动机去培养子女的耐性和风险承受力。作者通过推导分析后发现，该文化偏好内生模型的解释能力很强。首先，它可以解释经济增长影响偏好的形成及家庭传承。其次，该模型理论还可以预测世界各国将实现不同的均衡增长路径。经济快速增长的国家的人口中拥有较大比重的具备“资本主义精神”(有益于创新行为的偏好)的劳动者。 六、研究展望 后续的研究需要从文化内涵的理解和刻画、文化与经济效绩的双向因果关系问题的处理、文化与制度的关联性及中国文化与经济活动关联性的深入研究等若干方面不断地推进。 第一，如何准确理解和刻画文化。为了更深入更全面地研究文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首先需要使文化的界定方式满足在经济学框架内进行研究的需要，尤其是，文化的内涵应结合经济学理论以及建模的需要进行倾向性的表达与阐述。比如，目前学者们对文化传承途径的认识、对先验信念的假定都有助于建模分析和研究。 同时，对于文化本身不应该存在好与坏的价值判断，因为提出这样的问题很容易造成民族歧视和种族伤害，我们必须非常谨慎。但是从文化是否适应当下经济发展需求的角度进行评判是有价值的。中国儒家文化中推崇的勤奋、节俭、家庭的凝聚力、团队合作精神及对教育的重视等，被学者们普遍认为是有助于经济增长的。但是，即使以是否有助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这个标准来建立对文化的判断也是不完备的。因为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对先进文化的要求也会不同。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先进文化的内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这就需要我们以动态的眼光来看待文化，尽管它的变化是很缓慢的。 可以预见，文化的内涵与其量化之间的完全一致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研究文化与经济活动的关联性问题时仍然会选择某一个文化特性作为研究的切入点。 第二，如何解决文化与经济之间的双向因果关系。研究文化对经济活动影响的最大障碍就是两者之间存在的千丝万缕的双向联系。为了厘清两者之间的层层关联，清晰地表达文化与某项经济活动或经济决策的因果关系，选择恰当的工具变量是实现这一研究目标的重要环节。但是，找到合适的工具变量并不容易。因为解决双向因果问题的方法就是寻找具有严格外生性和强相关性的工具变量，所以越来越多的不同类型的工具变量被学者们所发掘：一是，利用久远的历史数据，如历史的教育数据或制度数据；二是，利用基因数据、躯体特征数据等；三是，利用宏观层面的加总平均数据。 目前国内学者在研究宗教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时主要选择用宏观层面的宗教氛围变量作为微观个体宗教信仰的工具变量，以消除内生性问题。在后续对中国文化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时，也将有必要发掘更多更合适的工具变量以更有效地发现文化的影响和作用。 第三，如何理解并分析文化的变迁。目前，触及文化变迁问题的学者，一般都是选择从文化传承的基本渠道——家庭内部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代际文化继承问题入手进行研究的。但是，实际上文化的传承还有很多其他的渠道，比如先锋模范的带头作用、教师教育的引导与规范、大众媒体的宣传与指引等。然而，这些研究视角似乎还没有被充分挖掘。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不仅吸引了大量的外资和人力资本进入中国市场，也使得西方的价值观不断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碰撞。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的价值观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和干预，实现了一定程度的文化融合，也就是文化的变迁已经悄然发生，而这个文化变迁的过程并不漫长。(54)如何从经济学的视角来分析中国的文化变迁问题是很有价值的。 第四，如何理解文化与制度的关系。文化，作为非正式制度的代表，与正式制度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系，研究两者之间的交互效应是非常有价值的。关于两者之间是互补关系还是替代关系，仍然存在争议。在依靠价值观或文化偏好建立的经济合作关系的社会中，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可能存在互补关系。中国目前的经济改革进入了制度建设和制度调整的密集期。为了使制度研究更具可行性，必须结合以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为代表的非正式制度安排的特征。因此，未来中国应在建立以法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发挥儒家文化中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合作的非正式制度的作用。 第五，中国文化研究。研究儒家文化的主要挑战是评价儒家文化的指标很匮乏。尽管在跨文化研究中有长期导向与短期导向的文化维度可以近似评价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国家在价值观方面所具有的特性，继而研究国别间经济活动与经济绩效的差别。但是，由于调查的时间较早，说服力较为有限。而且，更有意义的研究是在中国国内分析被儒家思想文化不同程度影响的个体或地区经济活动或经济绩效的独特表现。这方面的研究受到可获得数据的制约更为明显。目前已有学者在研究中将历史上各地区考取进士的人数作为表征各地儒家文化氛围的指标。对于儒家文化的评价指标还可以尝试从儒学学会组织及研究机构的地理分布，孔庙、文庙的数量及祭孔活动的频率等方面入手。当然，更为有效的方式，是在社会调查项目中添加有关儒家文化的问题变量，以考察和收集当代微观个体对儒家文化的认识。 本文所有内容仅代表作者本人的观点，不代表作者所在单位和部门的意见。 注释： ①D.Acemoglu,Introduction to Modern Economic Growth,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9,pp.110-141. ②W.J.Baumol & W.G.Bowen,Performing Arts:The Economic Dilemma,New York:The Twentieth Century Fund,1966. ③R.Inglehart,Modernization and Postmodernization:Culture,Economic,and Political Change in 43 Societie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 ④L.Guiso,P.Sapienza & L.Zingales,Does Culture Affect Economic Outcome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Vol.20(2),2006,pp.23-48. ⑤R.Fernández & A.Fogli,Culture: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Beliefs,Works,and Fertility,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Macroeconomics,Vol.1(1),2009,pp.146-177. ⑥G.Tabellini,Culture and Institutions: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Regions of Europe,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Vol.8(4),2010,pp.677-716. ⑦N.Nunn,Culture and the Historical Process,NBER Working Paper,No.17869,2012. ⑧A.F.Alesina,E.L.Glaeser & B.Sacerdote,Why Doesn't the US Have a European-Style Welfare State? Harvard Inst.of Econ.Research Disc.Paper,No.1933,2001. ⑨C.Fong,Social Preferences,Self-Interest,and the Demand for Redistribution,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Vol.82(2),2001,pp.225-246. ⑩R.Bénabou & J.Tirole,Belief in a Just World and Redistributive Politics,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Vol.121(2),2006,pp.699-746. (11)P.Aghion,Y.Algan & P.Cahuc,Can Policy Interact with Culture? Minimum Wage and the Quality of Labor Relations,NBER Working Paper,No.14327,2008. (12)K.Hoff & P.Pandey,Belief Systems and Durable Inequalities:An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of Indian Caste,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No.3351,2004. (13)W.Xiong,Bubbles,Crises,and Heterogeneous Beliefs,NBER Working Paper,No.18905,2013. (14)D.Acemoglu & J.Robinson,Why Nations Fail:The Origins of Power,Prosperity,and Poverty,Crown Publishers,New York,2012. (15)R.J.Barro & R.M.McCleary,Religion and Economic Growth,NBER Working Paper,No.9682,2003. (16)G.Richardson & M.McBride,Religion,Longevity,and Cooperation:The Case of the Craft Guild,NBER Working Paper,No.14004,2008. (17)D.Acemoglu & J.A.Robinson,Economic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 (18)J.Israel,Democratic Enlightenment:Philosophy,Revolution,and Human Rights 1750-1790,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 (19)E.Chaney,Revolt on the Nile:Economic Shocks,Religion and Political Power,Econometrica,Vol.81(5),2013,pp.2033-2053. (20)R.B.Freeman,Who Escapes? The Relation of Church-Going and Other Background Factors to the Socio-Economic Performance of Black Male Youths from Inner-City Poverty Tracts,NBER Working Paper,No.1656,1985. (21)R.A.Hummer,R.G.Rogers & C.B.Nam,Religious Involvement and U.S.Adult Mortality,Demography,Vol.36(2),1999,pp.273-285. (22)A.Deaton,Aging,Religion,and Health,NBER Working Paper,No.15271,2009. (23)J.Gruber,Religious Market Structure,Religious Participation,and Outcomes:Is Religion Good for You? NBER Working Paper,No.11377,2005. (24)J.Fletcher & S.Kumar,Religion and Risky Health Behaviors among U.S.Adolescents and Adults,NBER Working Paper,No.19225,2013. (25)D.J.Benjamin,J.J.Choi & G.W.Fisher,Religion Identity and Economic Behavior,NBER Working Paper,No.15925,2010. (26)L.Guiso,P.Sapienza & L.Zingales,People's Opium? Religion and Economic Attitudes,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Vol.50(1),2003,pp.225-282. (27)E.L.Lehrer,Religion,Human Capital Investments and the Family in the United States,IZA Discussion Papers,No.4279,2009. (28)J.Berg,J.Dickhaut & K.McCabe,Trust,Reciprocity and Social History,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Vol.10(1),1995,pp.122-142. (29)A.Bisin & T.Verdier,The Economics of Cultural Transmission and the Dynamics of Preferences,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Vol.97(2),2001,pp.298-319. (30)Y.Algan & P.Cahuc,Trust,Growth and Well-being:New Evidence and Policy Implications,IZA Discussion Paper,No.7464,2013. (31)P.J.Zak & S.Knack,Trust and Growth,IRIS Working Paper,No.219,1998. (32)L.Guiso,P.Sapienza & L.Zingales,The Role of Social Capital in Financial Development,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94(3),2004,pp.526-556; L.Guiso,P.Sapienza & L.Zingales,Does Culture Affect Economic Outcome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Vol.20(2),2006,pp.23-48; L.Guiso,P.Sapienza & L.Zingales,Cultural Biases in Economic Exchange,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Vol.124(3),2009,pp.1095-1131. (33)G.Tabellini,Presidential Address Culture and Institutions,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Vol.6(2-3),2008,pp.255-294. (34)A.F.Alesina & P.Giuliano,Culture and Institutions,NBER Working Paper,No.19750,2013. (35)文献中一般认为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东亚国家包括：中国(含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韩国和日本(如Liu et al.，2013；House，2004等)。 (36)M.Weber,The Religion of China:Confucianism and Taoism,New York:Free Press,1951. (37)M.Y.Liang,Confucianism and the East Asian Miracle,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Macroeconomics,Vol.2(3),2010,pp.206-234. (38)参见[荷]吉尔特·霍夫斯泰德、格特·扬·霍夫斯泰德：《文化与组织：心理软件的力量(第二版)》，李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 (39)D.Koehn,Confucian Trustworthiness and the Practice of Business in China,Business Ethics Quarterly,Vol.11(3),2001,pp.415-429. (40)对于这一结果也有学者质疑，认为是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使得受访的中国民众对信任有选择偏爱，实际中国经济社会中的信任水平并没有这么高。 (41)V.W.Ruttan,Cultural Endowment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Implications for the Chinese Economies,China Economic Review,Vol.6(1),1995,pp.91-104. (42)I.Y.M.Yeung & R.L.Tung,Achieving Business Success in Confucian Societies:the Importance of Guanxi,Organizational Dynamics,Vol.25(2),1996,pp.54-65. (43)R.Inglehart,Culture Shift in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0. (44)C.F.Manski,Economic Analysis of Social Interactions,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Vol.14(3),2000,pp.115-136. (45)M.Doepke & F.Zilibotti,Occupational Choice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Vol.123(2),2008,pp.747-793. (46)F.Giavazzi,I.Petkov & F.Schiantarelli,Culture:Persistence and Evolution,NBER Working Paper,No.20174,2014. (47)D.Acemoglu,Culture,Values and Cooperation,Political Economy Lectures 12 and 13,March 18[th] and 20[th],2014. (48)N.Mocan & L.Pogorelova,Compulsory Schooling Laws and Formation of Beliefs:Education,Religion and Superstition,NBER Working Paper,No.20557,2014. (49)A.Alesina & E.L.Ferrara,Participation in Heterogeneous Communities,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Vol.115(3),2000,pp.847-904. (50)D.Landes,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Norton & Company Inc.,New York,2008. (51)A.Bisin & T.Verdier,The Economics of Cultural Transmission and the Dynamics of Preferences,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Vol.97,2001,pp.298-319. (52)M.Doepke & F.Zilibotti,Culture,Entrepreneurship,and Growth,NBER Working Paper,No.19141,2013. (53)P.M.Romer,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98(5),1990,pp.71-102. (54)正如阿西莫格鲁所指出的，在特定环境下，文化的改变可能是相对迅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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