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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402（2009）10-0136-04
一、韩寒成为一种现象
从1999年获第一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到2006年《财经时报》评出的作家富豪榜排名第三位，再到2008年挑战作协主席，韩寒一直是被大众媒体广泛关注的明星人物。媒介对韩寒的广泛谈论已经超越了其人其事其文本身，从其身上引出的话题很多，例如从他六门功课不及格和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的双重身份就引出了全才与偏才的讨论，当今教育制度的改革，以及社会文化的多元选择，等等，以至于一时间热闹的讨论演变为一种综合性的社会文化现象。围绕着韩寒的各种媒体的报道和由此引出的各种话题和讨论共同构成的文化现象，我称之为韩寒现象。我一直思考的是：为什么韩寒能成为一种现象？为什么韩寒的行为能引出那么多话题？韩寒代表的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在当今社会他又为什么会流行会畅销？广大受众对他又是一个什么态度？
为什么是韩寒而不是别人成为这样一种现象？那是因为韩寒成功了。当然韩寒是不可复制的，他的成功有着很大的偶然性。“新概念作文之父”赵长天说：“当时韩寒正好处于青春叛逆期，所以当他用尖锐、极致的语言抨击现行教育问题时，引起了大家的强烈共鸣。正好是这种叛逆心理加上社会思潮造就了韩寒出名。”① 2000年中央电视台《对话》栏目播出了一期专访韩寒的节目，作为嘉宾的陈晓明教授指出了这种偶然性：“假定说《萌芽》的编辑没有发现他，假定出版业又没有这么大的宽松度，再假定现在媒体如果不是对青年文化这么感兴趣，特别是网络文化不是这么普及的话，韩寒的成功是要打折扣的。再一个假定说经济不是这么发展，家庭给中学生的钱不是那么多，学生购买力不是那么强的话，这在五年前都是不可能。”② 可见，韩寒成为一种现象是要具备几个相关因素的：
第一，韩寒的特殊性，表现在他特殊的身份，特殊的性格和他特殊的成功。韩寒分别于1999年和2000年连续两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上获一、二等奖，同时他在学校考试中六门功课不及格，按学校规定要留级，所以有“高才留级生”的身份；韩寒于2000年主动选择退学写书，在这种情况下还语出惊人“六盏红灯照亮我的前程”，充分表现出他大胆、张扬、叛逆的性格；2000年5月他的长篇小说《三重门》出版，且非常畅销，但是他的小说仅仅是销量上的成功，而不是文坛对他的好评，所谓“进入了市场，没进入文坛”。
第二，中学生杂志、出版商和媒体的共同打造。1999年《萌芽》杂志为寻求自身出路的时候举办了新概念作文大赛，韩寒一举夺冠，引起出版商的注意，这才有了小说《三重门》的出版。因为小说直指现行教育制度扼杀学生个性，媒体把韩寒塑造为“少年叛逆者”形象，大肆报道“写作天才横空出世”、“古今不肖无双”。
第三，韩寒拥有一个庞大的受众群体。这个群体大都与韩寒是同龄人，即多是中学生和大学生，他们有着相同的经历，相同的感受，很容易产生共鸣。
应该说这三方面因素是共同作用的，缺少哪方面，韩寒都不会造成这么大的轰动，更不可能成为一种现象。反过来，如果说韩寒是一位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同时获得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那么他可能会在社会的称赞声中成为众多中学生的榜样，但却成不了话题，更不可能被媒体和出版商策划为“另类少年”。而如果没有庞大受众群体的响应，他的书也不可能热卖，不可能一下子成为耀眼的明星。因此，如果说韩寒自身的特殊性是他成功的前提，那么出版商和媒体是他成功的条件，庞大的受众群则是他成功的依托。
二、边缘的位置决定边缘的文化
韩寒出名之后就变成了一个载体，在他身上折射了很多东西，包括教育问题、社会问题、文化问题，等等。被谈论得最多的是教育问题，韩寒的小说和文章多是抨击现行教育制度的，比如：“如果今天的学习只是为了明天的荒废，那学习的意义何在？”“现在教育的问题是没有人会一丝不挂去洗澡，但太多人正穿着棉袄在洗澡。”③ 这些言论一发表，立即使现行教育制度陷入了尴尬，引起教育界的紧张。其实韩寒作为一个个体，他不会对教育制度构成什么实质性的威胁，大多数人还是按照现有的模式去发展。我认为我们不应该仅仅从教育的角度来看韩寒的另类，而更应该把他当作一个个体、一名作者，从其作品、言论及其行为来看他的文化意义——公然向现行体制挑战，是一种不同于主流文化价值取向的另类文化现象，即一种非主流文化。克拉克在《亚文化、文化和阶级》一文中说到：“一个社会不是只有一套思想或文化形式，在一个社会范围内，存在不止一个基本阶级，在特定的历史时刻，将不止一种主要的文化形式在起作用。最充分地反映最有权力阶级的地位和利益的结构和意义，在与所有其他的秩序的关系中将作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一文化秩序而存在，统治性的文化总是把自己再现为文化本身。而另外的文化形式，不仅服从这种统治性的秩序，他们也将与它斗争，试图修改、谈判、抵抗甚至推翻它的统治——它的霸权。”④
这里是从阶级分层的角度来看占统治地位的文化与从属地位的文化，借用到讨论韩寒现象，不能简单地从阶级层面看，应具体到主体在场域中的位置来看，代表处于中心地位群体的文化为主流文化，代表处于边缘地位群体的文化为非主流文化。主流的事物，应该说是一个相对稳定的整体，内部或许运动剧烈，但依然遵循既有的规律和法则，结果是可以预见的。主流总想要确认什么，树立什么，划定什么，保持什么。非主流是主流的逆向思维。我根据百度百科上的解释把它归纳为几点：非主流难以被大众社会所接纳，它并不是最流行的东西，相对超前或滞后；非主流张扬个性，而且这种个性必须是强烈的，否则将湮没于共性的芸芸众生中；非主流须保持其活力即创造力，一旦失去其创造力，尽管其形式仍然是非主流的，那么只有两种结局：要么被消灭要么被同化。比如嬉皮士风潮，一旦失去了其特定的历史创造力，不能与时俱进的发展自己的理念，也就逐渐沦落到一种时尚了。简单说非主流就是不跟随大众潮流的东西，如果说官方的是主流的，商业的是主流的，那么非主流必须是非官方又非商业的。
结合韩寒的具体情况来看，首先他在场域中的位置是处于边缘从属的：他在学校六门功课不及格，相对于学校大部分的标准培养对象而言，他是差生，处于边缘；他作为青少年，相对于成人世界来说也是从属的支流的地位；他参加的新概念作文大赛也处于现行教育体制之外。所谓新概念作文是相对于中学语文教育的“模式作文”而言的，强调新思维、新表达，新概念的作文在中学语文考试中是拿不到高分的。《萌芽》在策划这次作文比赛的时候就预料到可能会遭到很多老师和家长的抵制，于是联合七所重点大学参与，借助主流的力量使得这场大赛产生轰动效应。韩寒的《三重门》起初被出版社评为“阴暗晦涩，不够阳光”而被退回。后来做了一些“有分寸的处理”，随后又请新概念作文大赛评委、主流作家——曹文轩作序，这才能够出版。
但是，韩寒的书虽然畅销了，但并没有太多改变他的边缘位置，一些主流学者对他的作品仍旧评价不高：“语言犀利，内容粗浅”、“局部精彩而整体贫弱”，等等。面对这些指责，韩寒坚决予以回击。他坚定地认为巴金、冰心、茅盾等人的文采不佳，与白烨论争，挑战作协主席，使自己始终处于漩涡当中。这是他对占统治地位的人采取的策略，设法贬低或揭穿他们生产的象征形式。他不会去复制统治地位的人们与集团生产的象征形式以期使自己提升到高于这些地位。他要把自己和场域中占统治地位的人区别开来。
三、叛逆与市场结合
韩寒作为80后最具感染力的符号之一，由于在不同类型的媒体上多次曝光，经过多次阐释，韩寒由一名普通少年获得了新的内涵——叛逆、反传统、另类等等。2000年的时候韩寒曾自我嘲讽：韩寒不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问题，或者一个课题。人人都在研究韩寒，人人都在解决韩寒。他的任性被解读成叛逆，他的莽撞被解读成狂妄。所以不要把被广泛谈论的韩寒现象等同于韩寒，“韩寒的故事”是由媒体传递给读者的，已经被塑造成为一种有商业价值的符号。
从韩寒获得第一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到他退学、出书，他一直是新闻人物，媒体对他的报道、评论文章不断。根据笔者收集的资料，最早的评论文章是1999年4月12日的第15期《新民周刊》上的一篇文章《“新概念”苹果——挑战中国语文应试作文教育》，这篇文章第一次把韩寒从“新概念”作文中凸现出来。此后《新民晚报》、《文汇报》、《上海中学生报》、《解放日报》、《家庭教育导报》、《上海青年报》等报刊都以长短不一的篇幅对韩寒进行报道、评说，以至于松江二中政教主任洪韵焘在《少女》杂志（2000年第8期）上呼吁《千万不要再炒作韩寒了》。⑤
出版商也敏锐地看到了商机，他们把韩寒的小说区别于学校、家长所强制阅读的主流文学作品，利用现行教育制度确实存在的弊端，突出小说表现的与青年学生成长相类似的经历，完成了一套文学策划，在市场上有着明显的导向作用。其实出版商和媒体联手打造，对作家进行包装，是为作家树立一种形象，把作家指称为某种符合当代青少年心理需要的形象，相反，对作品艺术水平如何，则基本不予关注。“打造畅销明星的基本模式就是出版商先挑选可能畅销的作家，从他们的作品里抽取可以凝聚读者潜意识需求的文化符号，以此为旗帜反过来包装作者，合者扬，不合者隐，并以此为核心模式，打造其以后的作品。”⑥ 随着韩寒作品的畅销，商业价值的扩张，原本向主流说不的另类文化开始向主流社会渗透。
希伯狄格在《亚文化：风格的意义》中说：“亚文化经常抵制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秩序，这虽然是以间接的和象征的方式来实现的。然而亚文化的表达形式通常通过两种主要的途径被整合进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秩序中去。第一种是通过‘把亚文化符号（服饰、音乐等）转化成大众生产对象’的商品形式来实现这种整合。第二种途径是，在一个意识形态的整合过程中，‘由统治集团——警察、媒介、法院系统——对异常行为“进行命名”并加以重新界定’。”⑦ 我们这里谈论的“韩寒现象”向主流渗透的方式显然是第一种，经过媒体的包装后，凸现了与众不同的个性追求，保留了其外壳，但斩断了其发展的根。没有了现实的营养，它也就成了主流当中的一个零部件，成了一个流行语，被商品化，然后在商场的橱窗里展览、出售。如今不少青少年作者写作都体会到按照萌芽的风格写才叫性格，因为韩寒就是那样出名的。性格本是挑战体制的，现在却成了一种体制。
韩寒在媒体的包装下不再是以小说出名，更多的是因为写博客、开赛车、录唱片，甚至是绯闻等引起公众的关注，频频登上娱乐新闻版面。骂嘴仗的结果往往是丑闻比作家更轰动，口水比作品更惊人。这样的韩寒已经没有了向主流文化抵抗的政治含义，仅仅剩下了一种随意的娱乐心态，他在市场上表演着叛逆形象，实际上他已成为了娱乐明星，叛逆成为了他的卖点。
四、广大受众对韩寒的态度：认同？拒斥？
韩寒的作品热销，当然少不了广大受众对他的支持。很多研究者认为以韩寒为代表的80后作家群的作品，其巨大的读者群都是写作者的同龄人，他们在青少年世界里，自产自销，圈内循环。“80后”作家和同属于一个生理期的青少年读者在心灵上有着天然的契合，他们从“80后”作家的作品中读到了最贴近于他们真实生活的故事。但奇怪的是大多数学生虽然认同韩寒所言，却鲜有人公开站出来否定现行教育体制。于是就产生了奇怪的现象，广大青少年对韩寒的态度很暧昧，不是纯粹的认同也不是纯粹的拒斥，因为他们希望自己能依靠这一有弊端的教育体制成为社会认可的成员，对现行教育制度是不认同的接受，而对韩寒则是不接受的认同。
这是现代犬儒主义的典型心态。现代犬儒主义是一种“以不相信来获得合理性”的社会文化形态。犬儒主义把对现有秩序的不满转化为一种不拒绝的理解，一种不反抗的清醒和一种不认同的接受。这需要结合当代青少年的成长环境来看，如果以当下学界对这一群体的命名“80后”一 代的时间来看，1980年代以后恰恰是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的转型时期，计划生育政策改变了传统的家庭结构，造就了“独一代”特有的心理情绪，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意识形态慢慢退场，社会的中心话语由政治转为经济。当市场经济发展到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的优势越来越明显，成功的几率与受教育程度紧密联系在一起。而在当前受教育程度的唯一衡量标准就是学历，于是考上大学，接受高等教育成了衡量“80后”成功的唯一标准，在这一代人的成长中有一个独特的又是必经的过程——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盛状。80后一代从一出生就被家长、学校灌输着考高分、上大学的意识，应试教育自然就成了他们体验最深、最痛恨也最无奈的压迫性权威。那么韩寒对教育体制的公开冒犯，就会让同龄人的读者们最过瘾。尽管如此，大家一方面只是在心里认同韩寒的言行，另一方面仍然扭头按照高考制度做着扼杀个性只能有标准答案的试题。这些学生无奈地接受了高考制度，并参与其中，以他们并不认同的态度继续巩固了这个制度。当然高考制度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有来自社会体制、社会心理等方面的支持。比如学历和文凭是将来找到好工作的保证。于是高学历与将来富裕的物质生活画上了等号。可见人们完全是出于利益的计算接受这套制度，完全是实用主义的考虑。
结语
综上所述，韩寒代表的边缘文化形态，实质就是他自己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其中有着对主流文化的对抗性、冒犯性的政治内涵。但是这种政治内涵却在人们的大肆谈论、媒体的多次报道、市场的有效利用、受众认同的拒绝等多重解读形态中被消解了。正如费斯克所说：“谁也无法保证任何一种文化形式或实践的政治，都会在任何一种特定的解读中被动员起来。实际上，任何一种对抗性都可能依旧是一种‘沉睡的’潜能，而且即使被动员起来，同样无法确定其方向到底是进步的还是保守的。”⑧
注释：
① 《“新概念之父”赵长天：韩寒郭敬明的成功不可复制》，《东南商报》2009年4月6日。http://press.idoican.com.cn/detail/articles/20090406536A093/
② 孟庆伟编著，《大话韩寒》，北京：华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116－117页。
③ 韩寒著，《韩寒五年文集》下卷，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06年版，第221－222页。
④ ［英］阿雷恩·鲍尔德温等著，《文化研究导论》，陶东风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338页。
⑤ 韩仁均著，《儿子韩寒》，万巷出版公司2008年版，第105－110页。
⑥ 邵燕君，《“美女文学”现象研究——从“70后”到“80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6页。
⑦ ［英］阿雷恩·鲍尔德温等著，《文化研究导论》，陶东风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348页。
⑧ ［美］约翰·费斯克著，《理解大众文化》，王晓珏、宋伟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1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