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腊尔山苗族接受新文化的基础及其消解规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苗族论文,新文化论文,当代论文,规律论文,基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课题说明
我们在湘鄂川黔边区文化模式的实地调研中，经常惊异于少数民族在接受新文化过程中，对文化的显明消解现象。一些新文化在此地传播时，绝大部分最后都成了他们传统中的某种形态。特别是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这种文化消解已经成了某种阻碍。这种现象并非湘鄂川黔边区少数民族独存，事实上，在我国广大落后地区（或农村）都有某种程度表现，因此可以说，文化接受过程中的文化消解是一个普遍现象。当我们在广大贫困落后地区推广现代生活方式并企图加速促进这些地区的现代化进程时，我们便首先遇到了如何抵制文化消解问题，以保证所有的文化推广工作更有成效。这个工作无论在中外历史中的文化传播研究或人类学调研中都尚缺乏系统的理论表述。因此，本课题实属一个全新领域，目前还缺乏必要的经验可循，缺乏必备的调研工具，如：研究用的语汇，思想参照体系等。也因此，研究工作不得不采用一些较勉强的典型调查掺杂一些勉强的思想系统。如果本调查报告一些观点无法科学化，那正是由于课题性质本身决定的。希望在深入研究和讨论的过程中，我们能逐渐把握到这一现象的真正规律。
本文为刘一友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资助课题《湘鄂川黔边区少数民族文化模式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的一部分，是在刘先生指导下多次深入腊尔山实地考察的一份报告。必须指出，文化传播中的消解现象研究是刘先生提出的一个新命题，而本报告中的基本观点是作者与刘先生讨论的结论。
选择腊尔山作为调查对象，自有它得天独厚的优势，一是它在历史上长期被视为化外民族，一是它交通不便。因此腊尔山在历史上，在现今时代，跟外界的交流都很少。故在此地极易避开现代社会信息过杂等方面的影响，保证了调查能尽快找到所需之材料。当然，这样做缺陷也极显明，即结论的代表性难题。这一点只能依待于往后更多的研究与讨论来修正。
二、当代文化接受的历史准备
市场经济文化对腊尔山苗族来说，是一个全新的文化。对他们来说，接受这种文化难度很大，但接受的总趋势还照常进行。因为，他们在历史上已经有了一些接受新文化的经验，这些经验对他们目前所处的境遇既有反作用亦有帮助作用。对他们的接受经验史稍作考察，对我们理解他们时下“接受——消解”模式中的困境有帮助。
腊尔山苗族处于相对独立发展的历史相当长久。他们与汉民族的文化交流史应该很长，但因长期没有自己的文字，又长期生活在崇山峻岭之中，有限的交流根本无法改变其固有的文化型态。真正有决定意义的交流应该始于有明一代。但其时的交流主要依赖于土官统治而实现。因此，有明一代，腊尔山苗族主要在屈辱中接受一些土家族的文化，还未能直接接受汉文化。而更为严重的是，明正统三年（1438年），明朝把刚建三十余年的苗长官司废除之后，腊尔山区及其周围苗民爆发了大起义，起义断断续续持续了一百余年。这一次起义带来的后果相当惨重，并最终导致明万历四十二年，在腊尔山周围修了一道长150 余公里的边墙。明王朝自己把刚刚开始的苗汉文化交流与融合葬送了，宣布腊尔山苗民为化外民族，禁止苗民与外界往来。苗族人民在明朝失去了一次认真向汉文化学习的机会。而这个机会的等得又要经过一个多世纪。而在这漫长的一个多世纪中，腊尔山苗族人民又完全回到传统里，过上了半原始生活，进一步地强化了自己固有的思维方式与接受方式，与中原文明的距离也就越拉越远。有明一代，大致是腊尔山苗民接受外来文化的第一个时期。
第二期当在傅鼐时期。傅鼐在镇压乾嘉苗民起义之后。认真总结了明清以来的治苗历史，以为用边墙将苗民圈起来作化外处理，并不能真正让他们平静下来，而应开教化之功。所以，他在筹办苗疆事务过程中，积极推广学校，用封建文化化导腊尔山苗民。傅鼐在沿腊尔山及其周围建了五十余馆所谓的苗义学，规定苗族子弟必须入学接受教育。从此，腊尔山苗民才又结束了一百多年的化外历史，重新走上向汉文化学习的道路。傅鼐不仅设立苗学馆，而且给予这些苗民子弟以相当的优惠，譬如对凤凰、乾州、永绥、保靖四厅县之苗童乡试，准另编字号取中，而且“苗生则无论考之正案录取与否，凡赴乡试者，各给盘费银十两”。在如此优惠的条件下，鼓舞了苗族人民学习汉文化的积极性，加快了苗族人民接受汉文化的步伐。腊尔山苗族人民大致是在这一个时期，文化形态中大量融进汉文化的一些因素。增加了他们向汉文化看齐的信心。傅鼐创设苗义学之举在苗族史上无疑是一次壮举，对苗族人民接受外来文化具有积极意义。这一深入持久的苗义学运动持续了一个世纪。我们今天在腊尔山所能发现的大量民间口头文学有许多是在这一个时期由汉族传进来，或者是苗族知识分子在接受汉族封建伦理之后结合苗族社会实际创作出来的。而在这些口承文化中，我们也可以窥见苗族同胞在接受新文化中的努力，以及早期的“接受——消解”模式又是如何让他们产生种种困惑。可惜，苗义学运动终于被一个更大的时代潮流中断了。这就是清末民初的废科举光新学运动。从此，他们开始了长达三十余年的追赶汉文化的另一个时期。
第三个时期。大致在1905年之际，由于废科举之令下，腊尔山苗族的所有义学也停办了。从1905年停办义学始，到1936年再开办“苗疆义务教育”止，其间三十余年，腊尔山苗族是在没有任何正规学校教育与缺乏正规社会宣传中度过。他们在上一个世纪自傅鼐那里学来的仁义礼智被抛洒俱尽，而中国正进行的诸种新文化宣传他们又无缘得见，他们便在社会大动荡中学习了许多另外知识。
民国革命思想虽在腊尔山苗区有传播，但对于广大一般民众则没有多大影响。而由军阀混战及陈渠珍的自治，则带给他们以许多新的知识。如民族平等的思想及自强自立、革命等，然而这些知识大多自现实的现象中学来，又经过他们的民族化吸收，常常不免变调，导致他们头脑中更加混乱之新想法，并终究影响到社会道德，使苗区风气出现衰退之迹象。此一点有石启贵先生在《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中的诸材料为证。总之，第三个时期是腊尔山苗族人民在社会动荡中自生自灭般学了许多不系统的新知识。
第四个时期。即自湘西革屯起义到湘西解放为止。湘西革屯起义成功，接着是张治中主湘及陈渠珍复出。然后又是抗日战争爆发。陈渠珍为稳定湘西并支援民族抗战，在湘西积极推行新的改革。所以文化建设，特别是苗族文化建设成为一时之热点。腊尔山地区亦得以重新接受系统教育，一般民众皆有缘与新文化谋面，知道一些民族大道理及一些新科学。至今，我们还可以从他们的语言中零星发现三四十年代镶进来的新名词。遗憾的是，这一时期延续时间太短，旧社会特有的弊端，终究让许多有识之士空怀余恨。因为抗战结束后，国民党发动的全国性的内战也影响到腊尔山苗区，学校教育又衰落了，应由政府形象出现的文化传播功能也几乎发挥不了作用。而社会动乱更迫使大多数民众不得不老老实实守在家乡，所以，在世界上迎接新的科技与社会生活革命的四五十年代，腊尔山苗族有70%～80%的人不会说汉语，也不懂汉语。在这个时期他们接受的许多新文化对他们的进步并无积极的促进作用。
第五个时期，即共和国建立后十余年。这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年代。政治热情也让腊尔山人感动过。腊尔山人很快与全国的政治运动保持某种一致性。首先是社会主义从组织形式到思想的改造。其次是广泛的学校教育。再次是真正的民族自治观念。先进的有知识有见识的腊尔山代表人物把政治思想用翻译与实际行动输入一般民众头脑中，尽管这之间有许多消解现象，但还是第一次让普通人都尝试了社会主义的真正滋味，记住并能使用一大批与社会主义政治相关的术语，如“集体”“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工分”“贫下中农”“地主”“国家”“党和政府”“革命”等等。当然，记住并不代表理解，他们对这一系列词语的语言背景及意义域并不理解，并发生了许多语言与事实的背离。这一点也正是我们要研究的重要问题，并大可作独立的分支学科即“政策消解”问题看待。这留待后文论述。
第六个时期，即从改革开放到如今的市场经济时代。这一点是本文的重点，因而插入后一部分叙述。
从以上的叙述中可以发现，腊尔山苗族接受新文化的时间并不长，他们对比自己民族先进得多的汉文化的接受与理解，总受到各种影响而中断。因此，现今应给予他们一个比较宽容而又较长的时间（至少得两三代人）来让他们学习新文化，方可让他们真正接受并理解新文化，从而走向现代化。希图几年的扫盲与义务教育达到目的，那太不现实了。从下面的叙述可以更清楚的明白这一点。
三、当代文化接受的基础系统及定型
文化接受总是在自己的知识系统上进行的，腊尔山人更是这样。考察他们的文化接受系统，对我们进一步探讨他们消解外来文化会有帮助。
腊尔山苗族人民的文化接受基础是在他们自身的社会实践基础上及他们接受外来文化的经验上形成的。前面我们考察了他们的文化接受历史，从中我们已经看到，在数百年的历史中，由于缺乏一个和平宽松的环境，他们在接受外来文化时总是受到各种阻挠，因而在数个世纪里他们所学到的外界知识，依然不能帮助他们摆脱腊尔山的局限。他们便在腊尔山的土地上形成了自己固定的文化接受基础。我们可以对这种基础进行粗略分类，大致有六大系统：物质系统、行为系统、语词系统、思维系统、伦理系统、审美系统。下面我们来看看这些系统的具体内容及其定型问题。
（一）物质系统。腊尔山区还是典型的农业形态，因此物质系统也是典型的早期农业物质。这些物质计有：（1）农具类。如犁、耙、 锄头、斧头、铲锄、挖锄、蓑衣……等。据石启贵先生统计，此类物质常用且有常名者仅39种。（2）家具类。如桌子、碗、水桶、 锅……等，一般亦仅有32种。（3）粮食肉菜类。如谷子、包谷、白米、肉、虾、 萝卜……等，一般亦仅有43种。（4）飞禽走兽鱼虫类。如鸟、鸡、 牛、狼……等55种。（5）树木果实类。如梨、柚子、柳木树、松、 椿……等，一般亦仅30来种，他们常用常知的也不过240余种， 到了当代，一些新的物质也传入本地，丰富了他们的物质系统。如化肥、拖拉机、汽车、电视机、新的纺织品、装饰品等，但据我们考察，这些新物质在腊尔山整个物质系统中所占比重太小。不过这些新物质特别显眼，对他们的生活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由于现有物质系统极古朴，所以可供他们用于形象思维的材料也就相对贫乏。并从而造成新物质既不易传入，而一旦传入又相当具有吸引力。
（二）行为系统。腊尔山人的行为系统具有超乎寻常的稳定性。有许多行为是不需要思想，只要凭历史经验即可。这些行为至今还是早期山区人的行为，如田间劳作，做木工、烧炭、洗澡、睡觉、取暖、赶边边场等。如果要对这些行为进行分类统计，也不过百十种。当今，腊尔山人的行为中也有了某些新变化。如加进了乘车，看电视电影，求学当官，开柴油机……等，但这些新变化在其行为系统所占比重亦极少。因此，在现今城市中才可能有的行为，这里便难以见到，也就不容易被理解。
（三）语词系统。物质简单，行为单纯，便不可发生丰富的语言，特别是行为表现为单纯生存性行为时，其语言就更单纯。语言的绝大部分为物质名词和行为动词。加上苗族没有文字，所以苗族的常用词及词组只有两千个左右。解放以后，腊尔山人学习了一系列汉语政治类语汇，但加起来也不过几百个。而大量与现代社会生活相关的新词语在腊尔山却几近空白。因此，当代腊尔山人的语词总量就相当低，总共也不过三千余个。而且语词系统相当稳固，造新词的功能相当低。一般难以有语词上的突破，而大量在语词上有突破的高中毕业生、大学毕业生，他们又远离了腊尔山，对腊尔山也无法形成影响。
（四）思维系统。腊尔山人的思维系统完全在自身实践的基础上自然而然发展起来。从前面对他们接受史的考察看，他们可以享受较纯正思维教育时期仅在傅鼐筹办苗疆事务以后的百余年之内。在那期间，汉文化以较系统的方式在腊尔山传播。但惜其时间很短未能形成深刻的社会影响。而当时的教育强调伦理的多，对思维本身的投入很少。加上清末以后，腊尔山苗族人民又复陷入到自我思考自我判断的历史中，因此，他们的思维系统并未出现过飞跃时期。在思维领域占据主要形式的仅是“神话思维方式”“简单的比附”“简单的推理”等。在分析与综合两种思维方式中，他们必须局限在伦理领域才可能使用得准确，一旦超越伦理领域无论使用分析或综合，都可能闹笑话。因此，当代腊尔山人的思维系统与全球一体化时代的要求比起来，需要加以提高之处就太多了。
（五）伦理系统。伦理系统是无法排出个先进落后的。这里要阐明的是，伦理系统的定型化对另外的伦理行为的排斥性。腊尔山人的伦理系统是相当广泛的。凡是在他们那里一时不能独立化的行为系统一律纳入伦理系统加以定型。如经商，因为一直没有独立的商业活动，这行为便也属于伦理所要规范的对象。因此商业中许多正常的行为在腊尔山一概遭到排斥。商业仅仅是伦理道德中一个极小的部分。由于伦理是最大的文化体系，伦理定型对文化接受也具备相当重要的意义。
（六）审美系统。首先看其文学审美。由于没有自己的文字，他们的文学只能表现为口承文学，即民间故事、民间山歌等。民间故事创作受到流传的影响，民歌受其语汇总量的限制，加之其创作不能用文字纪录，缺乏应有研究，创作水平很难提高。因此在大量的民歌中主要靠音调的变化来表情达意，其创作重复性也就相当普遍了。好在当代腊尔山也能阅读一些汉语文学作品，唱大量的汉语歌曲，这势必会丰富他们的审美系统。
其次看艺术与服饰、建筑类审美。他们的艺术品主要在雕刻与刺绣两类。雕刻大多古朴，唯刺绣还较复杂。但刺绣图案变化也不大，重复与模仿普遍，而且缺乏专业刺绣人员，此类艺术品也无法把人的审美活动推向较高层次。服饰审美在进步。一般中青年人都已改穿汉服。但这个接受还处在初步模仿之中，对整个腊尔山苗族群体来说，还不能带来审美系统的革命。而建筑审美对大多数人来说还提不上日程。不过城市建筑也正激发着当代腊尔山年轻一代的创造热情。
最能令腊尔山人感动的还是伦理审美了。凡是在他们眼中的伦理行为具备了一定的情景，审美效果便能急剧提高。如，村中某家人有了麻烦事，他家的各处亲朋邀集了各处数百人进村相助。那么，这一点伦理行为给人的不仅仅是合理，而且极有审美意义。旁观者都会因这种情境而激动，并受到鼓舞。伦理审美在现实中很普遍，经常被重新创造出来。而且，由于数百年的积累，伦理审美也在提炼出许多模式，既越来越标准化，也越来越丰富和复杂化，成为一个庞大的伦理审美系统。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腊尔山人的审美系统与外界相去甚远。从文学艺术角度而言，他们的审美尚未受到现代文明的系统训练。他们自成一家的在于伦理审美。这种特点对他们将发生的文化消解具有较重要的意义。我们后面将会述及。
四、当代文化接受各基础系统中的文化消解特征
当代腊尔山人在接受现代文化时，依凭的是其已有的接受基础系统。那么，在各基础系统中都发生了哪些消解现象呢？经过实地调查，初步发现了如下规律。
（一）物质系统与行为系统中发生无知性消解。前面我们看到他们的物质系统与行为系统都超不出腊尔山农业所固有的一切：物质单一（或说匮乏），行为单纯。因此，当现代文化以物质或行为的方式试图传进腊尔山时，它总是找不到对应的物质或行为来阐释。就是说，面对新物质或新行为，他们常常表现出“无知”即不知是什么，并且连想象都不可能。这种无知的结果，便是视而不见，并被搁置起来。所以，尽管腊尔山通了公路，有了大量的汽车，并且常年累月可以把现代化的物质运进腊尔山，但大量物质却既生不了根，也传播不了。而通过现代传媒把大量的现代生活方式传进腊尔山，其成果也不会很大。现代生活方式中的一些行为，在他们眼里全成了“不可想象”、“奇怪”。一个年轻人从小学到初中毕业，可以记住许多时兴东西，但一溶入他原有的生活，那些时兴的东西都会因为没有对应的物质与行为而成一堆毫无意义的词语或符号，并最终被时间淘洗干净。
无知性消解是最初的文化消解，预防办法也容易解决，那便是多示范。通过示范让现代化的物质与行为能够在当地传播。
（二）语词系统发生的意义定位性消解。假若上面的难题在于“不知是什么”的话，此处则表现为“是什么”的难题。现代文化以语言形式在腊尔山传播，腊尔山人必须在语言范围里先把它定一个基本位置，即“它是什么”，并在他们已有的语言中找到相应的语词。譬如说传进一个新语词“经商”，他们得先用自己已有的语言进行定位，但其语言中又没有适当可对译的词，只好定位到其语言“卖东西”一词。经商便很快定位为卖东西。这样定位的结果，便把“经商”应该具有的复杂内容消解掉了。这种定位性消解在农业科技的推广中尤其普遍。文化传播者常常没有认真考虑到这种定位性消解实际，在文化传播过程中效率便很低。农业科技中的农作物套种技术，“套种”不就是把几种作物种在一起吗？那准乱套！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预防定位性文化消解并不难。关键是在文化传播之初说清“是什么”，同时说清“不是什么”，即说清不应该定位到什么上去，阻断其消解的路径。
（三）思维系统出现的比附性消解和推理性消解。比附性消解是在解决“像什么”时产生的，“推理性消解”是在解决“将是什么”及“包含什么”时产生的。下面分而述之。
比附性消解与定位性消解有相似之处，但它比定位性消解稍为复杂。因为它是在找不准定位时采用的一种方法。新的文化以物质行为或语言传进来时，没有对应的对象，因此需进行综合考察或进行分析，然后再寻找相近的阐释对象，最终得出结论：“像什么”。这个分析过程是简单的，也有复杂的。由于是通过较复杂的分析综合的结论，它既有优点，即真正确认一件新事物；也有危险的缺点，即终于把一件新事物又放回到传统中去了，新不起来。譬如政府欲在腊尔山推广“乡镇企业”，便组织一些村干部到乡镇企业较发达的地方去参观，并让他们回来作必要之宣传。乡镇企业是新东西。乡镇企业的真正意义在于通过乡镇实现现代化的集约生产。那它在腊尔山像什么呢？经分析，发现乡镇企业就像他们那里的烧酒作坊，于是用烧酒作坊来作比附，并最终得出结论说：乡镇企业就是加工一些东西拿到市场上去卖。这样比附结果，便把乡镇企业应有的许多内蕴都消解掉了：如现代化的推销手段，现代化的经营与财务管理，现代化资本积累与资本运作等等。而消解得只剩下加工和卖两个要素。比附性消解在新的生活方式上消解更常见。譬如提倡讲卫生，提倡整齐，提倡优生优育，提倡良好的教育等等，都受到比附性消解的干扰。
推理性消解是为了解决“将是什么”“包含什么”的难题时产生的。解决“将是么”“包含什么”时要采用的手段便是固有的思维方法。而从前面的叙述可知，腊尔山人由于固有语言匮乏，没办法发展起单纯的思维学问，因此在发达民族那里较常见的逻辑思维方式在这里较欠缺。（就连较复杂的语言表达方式都较少。）因此要接受较复杂的文化就更困难了。当前一些受过高中以上教育的年轻人可以用汉语来实现推理性文化接受，但对大多数中老年人及初中以下青年人则不可能实现。因此社会的主体成分在接受复杂的文化并理解“将是什么”“包含什么”时，会产生比“比附性消解”更严重的消解。而这种情形尤其对当前政府政策的影响较严重。一些政策的制订本就经过较复杂的程序，它的实施也就需要较为详细的说明。对腊尔山人来说，尤其想明白新颁的政策对他们“将意谓着什么？”。无论传播者或接受者都得努力使用腊尔山固有的推理方法。在推理过程中，不是无形减少了一些东西，便是无形中增加了一些部分，并最终把新政策消解掉了。
（四）在伦理系统中发生的价值取向性消解。这种文化消解是解决文化传播中的“属于谁”的问题时产生的。文化特别是伦理文化，具有极强的价值取向，而腊尔山又特别重视伦理。因此凡伦理文化或只能定位到腊尔山的伦理文化范围的文化，腊尔山人首先会问是“属于谁的”。属于他们腊尔山的标准之内的，便接受；不属于他们的标准之内的，便得谨慎对待。这其中有许多无法接受，禁止接受。这样消解的结果，是腊尔山苗族总能很好的保持其民族独立，保持其民族特色，且更能加强民族内部的团结。
（五）审美系统发生的模仿性文化消解。腊尔山人因为没能建立完善的审美系统，在服饰审美中，开始倾心于汉服。在对汉族的接受中，常常忽略汉服的文化因素，陷入简单的模仿。加上经济条件的限制，对汉服的接受常常采取实用主义态度，反而导致服装的不伦不类。在腊尔山，随处可见蹩脚的汉服，穿在一些中青年人身上，远远不及其纯正的苗服美观好看，但在他们眼里，那些蹩脚的汉服也比苗服好看。这种模仿性文化消解，既在一定程度上损害腊尔山人的审美，干扰着外来文化的完整传播，又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他们接受外来文化的欲望。因此，我们可在建筑上发现同样的文化消解后果：现代化装修的房子放了一套传统的家具，并且那老式床还垫了稻草以保暖。
但无论如何，在审美系统发生的文化消解其影响还是不算严重。只要文化传播持续发展，这种消解就会减弱。
以上我们探讨了文化消解的六大特征。这些特征的可靠性充其量仅是初步调查的结果。而实际发生的文化消解过程会复杂的多，特别是在语词与思维领域。这就有待再深入调查研究了。
* 此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资助课题《湘鄂川黔四省边区少数民族文化模式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组成部分。
收稿日期：02—10—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