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一体化对西欧社会民主党的影响与挑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主党论文,西欧论文,全球经济论文,社会论文,一体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574（2006）02—0084—06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1998年，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已占整个世界跨国直接投资的90％[1](p186)， 甚至中小企业的国际化程度也在提高，有的竟超过了大的国际垄断企业[2](P84)。在西欧，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具体体现在欧洲经济的一体化。作为诞生于19世纪的传统阶级性的群众性政党，西欧社会民主党有自己固有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在不断加速发展的欧洲一体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西欧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以及民众的社会心理、价值观都相应的发生变化，西欧社会民主党的阶级基础、角色定位、价值观与政策都深受影响。
首先，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新的科技革命和垄断资本国际化，导致全球产业结构的大调整；那些技术含量低、劳动密集程度高的夕阳产业，纷纷从欧洲向新兴工业化国家和转型国家转移；跨国公司为了寻求更好的投资场所，把自己的生产基地纷纷向劳动力成本低，税收更为优惠的国家转移，从而使西欧诸国出现“产业空心化”的趋势。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减少了投资国对劳动力的需求，进而使工资水平下降，有组织的劳工尤其受到影响。传统的制造业、纺织业和加工业受影响特别大。即使在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IT行业和金融服务业，也纷纷转向税率和劳动力成本低的地区。在欧洲，“一种革命正在逐个部门逐个行业地使劳工界经历根本性变革。几乎没有人不受到伤害。有将近一百万在银行和保险公司供职的人员就是这样一下陷入了黑暗时代[3](P134)”。
在西欧，传统的制造业、纺织业的从业人员，以及第三产业中的中下层服务人员一直是社会民主党的传统支持者。在这场产业结构的大调整中，他们的就业受到冲击，工资水平以及相应的生活水平下降。二战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欧传统的产业工人的人数呈下降趋势。据联邦德国统计局年鉴公布的数字，1950年、1961年、1971和1988年，联邦德国工人在就业人口所占比例从51％依次降为48％、47％和38％。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在许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一比例下降到20％以下，目前，德国传统意义上的工人只占从业人员的5％[4](P6)。除了在数量上减少外，工人阶级内部也呈现分化。随着技术的发展，工人分为技术工人、非技术工人和服务人员。由于二战以来，工人阶级总体生活水平提高，越来越多的工人认为自己是中产阶级，工人的阶级意识弱化，阶级认同感降低，进而对社会民主主义的认同也降低。
西欧工人阶级对社会民主党支持率的下降，促使社会民主党从传统的阶级政党进一步向全民党转变。如果仅仅依靠工人阶级的部分支持，就无法在西欧多党竞争中赢得议会多数，上台执政。工人阶级对社会民主党支持率的下降，表明工人阶级日益中产阶级化以及政治意识的右倾。社会民主党的思想也不得不向右倾斜，以反映工人阶级选民政治意识的变化。社会民主党现在也不得不在工人阶级以外寻求其他阶层的支持，以弥补工人阶级选票的下降。社会民主党的政策开始关注生态、裁军、女权、堕胎、移民等多个领域，以吸引关注这些问题的选民的支持。正如吉登斯所言：“社会民主党派不再拥有一个可以为其提供稳定支持的阶级集团。由于他们无法依赖自己以前的阶级认同，因此，不得不去寻找适应于在社会和文化上更具有多样性环境的新的社会认同。”[5](pp24—25)
此外，二战后，随着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大调整，西欧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一个庞大的新中间阶层，包括政府部门的中级行政官员、国营和私营垄断企业中的中级管理人员和工作人员、专业技术人员，以及其他自由职业者等。 1960 ～1995年，原西德地区的就业人口中，工人的比重从50.2％大幅度下降到34.6％，而公务员和职员的比重分别从4.7％和22.6％上升到7.7％和46.4％[6](p500)。在西欧社会，大部分选民都愿意自称为“中间阶层”，即使是工人也不例外。如在德国西部，50％的工人和80％的职员自认为属于“新中间阶层”[7]。 新中间阶层不同于传统工人阶级。他们一般具有较高的收入，较高的文化素质，基本上接受资本主义制度，阶级意识薄弱，更多从自身利益出发来评判政府的经济政策。其政治意识的变化受经济环境的影响大。由于社会阶层结构中，新中间阶层成为社会的多数，并且工人阶级同时也出现白领化、多领化、知识化、有产化的趋势，在西欧多党议会制的国家中，以争取选票最大化为目标的各个政党必然使其政策反映选民政治偏好的变化，向中间靠拢。西欧社会民主党作为政治光谱中的中左翼政党，从过去主要依靠工人阶级的支持，现在不得不依靠其他中间阶层的支持。政党政策的“中间化”趋势成为西欧各政党的一种新特点。正如研究英国工党历史的理查德·赫弗南指出的那样，1945年以后，无论哪一个政党在台上，实际上都是工党执政，一种抵消的力量促使政党转向中间地带，政党冲突得以妥协，意识形态被边缘化[8](p141)。
作为西欧主要执政、参政党的社会民主党一方面要顺应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浪潮，鼓励和支持本国企业的对外投资，开拓国外市场；另一方面，又得兼顾和保护自己的传统选民——工人阶级和低层职员的利益不受到损害。社会民主党要做到这两者的利益平衡比较难。社会民主党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其政策常常会出现顾此失彼的状况，导致其传统的固定选民的流失。“60年代联邦德国的固定选民人数远占全体投票者的80％以上，但是在80年代和90年代却降低到只占大约一半了”[9](P70)。社会民主党传统固定选民的减少，导致其在大选中的结果往往处在不确定之中。
其次，跨国公司大量的投资和生产基地的海外迁移，导致投资国税基缩小，税收减少，影响社会民主党对社会福利制度的维系与改革。为追求更高的投资回报率，资本趋向于流向劳动力成本低、税负较低的地区。而西欧长期受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工会力量强大，劳动力成本居高不下，税率较高。因此，大量企业转向新兴工业化国家和转型国家。跨国公司把他们的经营活动转移到低税率国家，减少了东道国的税基和税收收入[10](PP297—298)。
税收和转移支付是社会民主党实现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实现平等价值观的重要手段。尽管二战后，社会福利制度已得到西欧各政党的认同，但是，对于曾经奉行福利社会主义的社会民主党来说，社会福利制度是其政党的标识和形象。维系福利的开支需要国家财政收入的支持，而税收是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所有国家的社会民主党都需要一个坚固的税基，只有这样，才能为公共和福利政策提供资金，才能控制经济的不平等”[11](PP102—103)。在选民的心目中，西欧社会民主党与保守党等其他右翼政党相比，在保护福利制度方面，有较高的可信度[12](P395)。然而，在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税收的减少，使社会民主党面临财政赤字和紧缩社会福利开支的压力。在这样的约束条件下，追求选票的动机和紧缩社会福利的需要，使西欧社会民主党常常左右为难，犹豫不定。
再次，资本的自由流动和欧洲一体化的推进，使社会民主党的经济政策越来越丧失其独立性，而与保守党日益趋同。资本的自由流动是当前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重要特征。20世纪70年代以后，以美、英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相继放松了对资本的严格管制，加上新的金融工具的出现和通讯技术的进步，大大提高了国际金融的自由化程度。资本的自由流动和欧洲统一市场的形成，大大弱化了社会民主党政策的独立性。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部分主权的让渡特别是调控经济的主权让渡更是不可避免。
社会民主党针对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形势，很难提出超越保守党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只能在实行供给学派的供方导向政策和融合新古典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混合政策之间进行相机抉择。社会民主党的经济政策乃至社会政策与西欧右翼政党的政策愈来愈显示出趋同性。尽管社会民主党力图保持自己政策的相对独立性，但是在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大环境中，社会民主党只能妥协。欧洲一体化有它自己的客观进程，社会民主党的政策只能是不断适应。曾任法国总理的莫鲁瓦感叹到：“既然欧洲其他国家奉行右的政策，法国就无法奉行一项全盘左的政策”[13](P87) 。在野的社会民主党很难提出独立的经济纲领，执政的社会民主党更难以提出与新自由主义经济纲领相异的政策来，即使有，也很难得到贯彻执行。社会民主党与保守党等其他政党政策的趋同，以及其政策独立性减弱，意味着社会民主主义基本价值和政策原则面临着新的挑战。社会民主党为了应对新的经济形势，其政策将日益丧失其“政治特性”，导致其身份特征的模糊。无疑，在大选中，这种情况将加剧其传统选民的流失和须争取更多的选票。社会民主党面临着捍卫其价值观和政策原则与应对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两难选择。
第四，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社会民主党的经济民主与社会伙伴关系政策难以落实。经济民主是社会民主党四大民主主张之一。在社会党人看来，政治民主已成为左、右翼政党的共识，唯有经济民主和社会民主才是社会党人的特征，是区别于其他政党的重要标志。在社会民主党的执政实践中，经济民主主要指经济决策民主化——参与共决制。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在战后以来的执政实践中，相继通过了不同内容和形式的共决法。1951年，联邦德国议院在社会民主党的督促和支持下，通过了《煤钢共决法》，规定了煤矿和钢铁企业内部实行职工参与、劳资共决。1976年，德国社会民主党政府通过了新的《工人共同决策法》，把参与共决的企业扩大到2000人以上的非煤钢公司。1974年，英国工党领袖威尔逊执政期间颁布了《工会与劳工关系法》、《工作场所保健与安全法》、《就业保护法》等，扩大了工人在企业中的权利。1972年，瑞典社会民主党政府通过的《共决法》规定：100 名雇员以上的企业必须有两名工人代表参加董事会；工人董事在某些方面的责权应与董事会其他成员一样。法国社会党1981年执政后，制定了工人参与企业管理的计划，规定在企业设立有职工代表参加的工厂委员会。
战后以来，社会民主党的劳资共决制有利于维护职工利益，改善了职工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改善了工作条件和工作环境，同时也调动了职工的生产积极性。但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特别是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加快，西欧社会民主党的参与共决制越来越难以落实，日益遭到雇主们的抵制。当经济处于繁荣增长阶段，雇主们利润丰厚，愿意让出部分利润来改善工人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劳资双方容易达成妥协。但是，当经济处于低迷，或处于停滞时，劳资关系就比较紧张，雇主们对共决制采取抵制态度，认为工人参加企业董事会、监事会是对企业秘密和竞争优势的威胁，不利于保障公司和股东的利益。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形成了强资本、弱劳工的局面，劳方、资方、政府原有三方的利益平衡格局被打破。资方常常为降低劳动力成本，追逐更高的利润而把生产基地迁移他国，从而给职工与工会形成压力，使劳方丧失与雇主平等的参与权。此外，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条件下，各国政府包括社会民主党政府为了吸引外资，鼓励更多企业在本国开业与生产，常常会偏向资方，出台更多的优惠政策，对资方作出让步。这样劳资双方的共决制更难以落实。
社会伙伴关系是社会民主党政府推行阶级合作，协调各利益集团、政党和劳资关系的富有特色的社会政策，也是社会民主党推行经济民主的重要内容。但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及欧洲共同市场的推进，资方在谈判中获得更多的发言权，而劳方和工会为了解决就业问题，不得不作出更多的让步，社会伙伴关系的作用日益减弱。
值得注意的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社会民主党与工会的矛盾日益突出，二者的关系日益疏远。社会民主党和工会运动本是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一对孪生兄弟。社会民主党的诞生、发展乃至二战后的上台执政都离不开工会的支持。从二战后到70年代中期，社会民主党和工会共同防止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再次发生，追求在经济持续增长基础上的充分就业。二者的目标和利益是一致的。各国工会实行自愿限制工资增长的政策，防止工资成本的增长快于经济增长，因而实现了西欧资本主义经济的大繁荣，社会民主党也因此得以在西欧各国上台执政和连续执政。但是，社会民主党和工会毕竟属于不同的组织，其功能和目标仍有区别。社会民主党作为政党组织，其追求的目标是上台执政，其考虑的问题是全局性。除了考虑就业指标，同时更为关注通货膨胀和整体经济增长。而工会作为劳方的利益代表组织，其首要考虑的问题是会员的工作稳定和会员工资的增长。当社会民主党政府和工会的目标一致时，工会能够积极配合社会民主党政策。但是，当工会与社会民主党政府的目标不一致时，工会不可避免地要优先考虑自己的目标。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各国社会民主党政府为了提高本国经济的竞争力，吸引外资和防止资本外流，降低本国企业的生产成本，要求工会限制工资的增长，并容忍一定的失业率。工会的利益与社会民主党政府的政策产生矛盾，二者的关系日益疏远。
最后，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时代，社会民主党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受到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冲击。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时代，西欧社会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过渡，从福特主义生产模式向后福特主义模式转变，具体表现为以生产型经济转变为服务型经济；人们生活普遍富裕，在不同程度上享受着高福利的社会保障，社会成员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妇女就业比例大幅度增加；家庭模式、性别作用和性行为常处于变动之中[14](p6)。
伴随着以上的变化，西欧社会选民的价值观发生了新的变化。选民从重点关注生存价值观有关的旧政治向关注新政治问题过渡。在工业社会里，人们主要关注阶级冲突以及与之相关的经济利益和物质财富再分配的生存价值观；在后工业社会，人们关注的重心开始转向生态环境、生活方式和生活质量、人权、性伦理等与阶级不相关的后物质主义的自我实现价值观。一项在西欧六国的调查表明，在1970年倾向物质主义与后物质主义的数量之比为3.4∶1，到1985年这一比值下降到2∶1[15](p5)。
当传统政党模式无法满足选民后物质主义价值需求时，各种各样的新社会运动便应运而生，各种非政府组织大量涌现，选民直接参加各种各样的利益组织和利益集团，不再需要政党作为中介组织来代理自己的利益诉求，出现“脱盟”现象。他们对新的直接的非常规的政治参与形式感兴趣。这些新社会运动和利益组织也会进一步演变为政党。绿党在西欧政坛的崛起便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此外，选民价值观的变化也会对现有的政党及政党格局产生影响，促使政党的分野由以阶级为基础向以议题为基础转变。价值观的多元化进一步消解了传统政党的选民基础。
渊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工人运动中的西欧社会民主党是典型的传统型群众性政党，是旧政治环境下的产物，其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受到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冲击，导致其党员和支持者的世界观发生分化。社会民主党过去以充分就业为主导方向的经济政策以及再分配的社会政策受到挑战。“社会民主党必须在社会心态已部分地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仍旧在不同的社会群体和集团之间缔结能争得多数的联盟，并使社会民主党的政策与这些联盟和利益和价值接轨。”[9](p62) 社会民主党面临着既要争取坚持传统的和物质主义的旧价值模式的群体，如工会组织，又要适应受后物质主义价值模式影响的选民需要的矛盾和困境。那些代表各种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组织乃至政党，更直接削弱和分散了社会民主党的选民基础，侵蚀了社会民主党的社会动员能力和影响力。
总之，全球经济一体化对西欧社会民主党的影响与挑战是全方位的。正是这些影响，导致社会民主党从阶级政党向全民党进一步嬗变，也促使社会民主党人反思其基础理论，提出所谓“第三条道路”的主张，试图使自己能够适应新的社会环境，回应全球经济一体化尤其是欧洲经济一体化提出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