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对一个孩子的影响是长期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孩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几年来，留守儿童问题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很多国际组织将国际经验带到中国。 在中国，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与中国政府合作，一起制定和推广国家层面的项目、计划，共同改善中国留守儿童的现状。除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以外，还有大量的非政府组织活跃在留守儿童战线，比如“救助儿童会”，它是由埃格兰泰恩·杰布女士于1919年创建的，致力于儿童救助事业的非政府国际联盟，在全世界拥有28个成员组织，每年的运作资金近13亿美元。 近日，南方周末记者专访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华代表花楠女士（Rana Flowers）和救助儿童会中国副代表王乐，儿童保护项目主任刘鸣，与他们共同探讨“留守儿童”的问题。 南方周末：作为国际儿童保护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是怎么开展相关工作的？ 花楠：首先，我们的工作是直接与政府合作，共同推出一些国家层面的计划。例如，关注需要帮助的家庭，确定他们需要帮助的不同类型，然后确保他们最终获得这些帮助； 其次，我们投入资金。对一些家庭我们会给他们现金补贴，确保这个家庭的孩子可以去上学、治病，以及保证儿童成长必需的营养供给。我们还会给他们提供一些通讯设备，让孩子和父母能保持联系和沟通； 第三，我们帮助政府建立一个强大的社会保护网。例如，与当地的社区合作，引进更好的社会服务人员、培养社区工作人员。我们成立“幼儿中心”，让那些没有办法被照顾的孩子在这里得到照顾； 第四，我们还会做一些辅助性的工作。包括从劳动法的角度，使雇佣单位尊重劳动者的权利，确保父母能有时间、假期和孩子在一起； 最后，我要特别强调，也非常重要，就是对于0到6个月的孩子，应该保证母乳喂养，国家和工作单位应该为这些母亲提供便利条件，特别不能让孩子在这个时期成为留守儿童。 南方周末：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何时开始关注中国的留守儿童问题？ 花楠：首先，国际上对于留守儿童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一般认为，儿童的父母一方或双方迁移到其它地方，儿童被留在一个大家庭中或者单独生活，可以被认为是留守儿童。当然这个问题并不是中国独有的问题，在世界很多国家都存在，也出现在不同的时期。作为一个国际组织，我们很早就开始关注留守儿童问题，2010年我们开始正式关注中国的留守儿童问题。 对于留守儿童，我们应该改变传统单一的看法，很多研究证明，“留守”这个问题，对孩子的影响涉及很多方面，包括教育、健康、营养、情感等，并且它对于一个孩子的影响是长期的。目前，部分留守儿童已经显现出一些问题，造成了悲剧的发生。从社会长期的发展来看，“问题留守儿童”长大之后，可能会对这个社会造成一些危害，不利于整个国家、社会的长期发展。 南方周末：目前世界很多国家都存在“留守儿童”，您认为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花楠：我认为主要还是因为劳动力迁移所造成。在世界很多国家的农村地区，由于依靠低效率的农业作为主要产业，其它产业不发达，工业体系不完善，没有足够的工作岗位提供给当地群众。大量的人口从农村迁移到城市，父母又没有条件带着孩子一起迁移，就造成了留守儿童问题的发生。 至于中国，和其它国家产生留守儿童问题最大的差异点是——中国的户籍制度问题。 南方周末：在解决留守儿童问题上，国际上有什么成功的经验和办法？ 花楠：目前世界上很多发展中国家针对流动群体、留守儿童的问题采取了很多有效的措施。首先，他们开始重视这个问题，并日益关注“留守”给儿童成长带来的负面影响；其次，很多国家出台了一些新政策，鼓励和支持孩子和父母在一起；另外，还有一些国家进行了政策改革，包括改革“人口登记制度”，保证孩子可以跟随父母一起迁移，并享受现居住地的福利政策等。 除此之外，一些国家引进了“儿童福利津贴制度”，政府规定一定年龄以下的儿童都可以获得每月一次的政府津贴补助，特别是政府通过大量的资金投入保障儿童的受教育权。 从发达国家的情况来看，很多国家已经经过了这个阶段。长久以来，他们一直关注和推进儿童权益保护工作。对于儿童的受教育权、健康成长等权利，形成了一整套保护体系，整个社会也给予儿童很多的关注和保护。 南方周末：您对于目前解决中国留守儿童问题有什么好的建议？ 花楠：首先，我们非常欣喜地看到，中国政府目前非常重视这个问题，并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让我们钦佩的是，在中国当政府做出一个承诺的时候，就会聚合很大的力量，共同促进或改善一个问题，在其它国家这样的改变非常缓慢。我们认为一些好的措施要尽快被更全面地推广和普及。 中国政府已经开始关注目前的“户籍制度”，也出台一些文件和改革方案。同时还应该加大资金的投入，重视社区的作用，完善相关法律，提升教育质量，将这些问题放在一起整体规划，逐步建立起一个完善的儿童保护体系。 南方周末：作为一个非政府组织，救助儿童会一直为保护留守儿童权益做着积极的努力，请介绍一下你们工作的情况。 王乐：我们机构所做的事，就是关注在《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下儿童的各项权利的实现问题，包括生存权、发展权、参与权和受教育权等。我们的项目一直是关注所有儿童的保护问题，很多年以前我们的工作对象中就包含了大量的留守儿童，特别是在农村地区的留守儿童。 我们认为过去社会对于儿童的关注，更多的是关注物质方面的需求，对于儿童心理、情感的关怀并不是很多，现在我们更多地应该关注儿童精神方面的一些需求。 刘鸣：作为国际非政府组织，我们核心工作内容在项目上。大部分的人员都在一线工作，比如云南、四川、新疆等地的农村偏远地区。一方面，我们直接到一线去和工作人员一起工作，了解他们真正的困难，找到创新的工作方法。我们也会广泛地和一些大大小小的非政府组织、民间团体进行合作。 另一方面，我们和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共同推进“儿童之家”社区平台的建设工作，12年前我们更多是与地方政府合作。我们也正在和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合作，共同推进未成年人保护试点项目，共同促进儿童保护机制的构建。具体的项目点是：江苏南京、四川仁寿、贵州凯里、湖北荆州。虽然我们不把这个项目叫留守儿童项目，但是受益的群体中一定是包含留守儿童的。 他山之石：建立多层次的儿童保护网络 世界范围内，因父母“移民”（包括国内和国际移民）导致的留守儿童数量巨大。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资料显示，世界有2.15亿人口离开家乡去其它国家工作，这个数量还在不断地增加。有7亿左右的人留在自己国家，但是离开家乡在其它城市工作。 在亚洲，中国留守儿童的数量最多，约为6100万，菲律宾有900万，斯里兰卡有100万，塔吉克斯坦有10万。而在欧洲，罗马尼亚有35万名留守儿童，摩尔多瓦有18万。在拉丁美洲，墨西哥有50万留守儿童，厄瓜多尔有21.8万。 亚洲国家：分阶段的风险防控 菲律宾与斯里兰卡的留守儿童问题十分突出，近期两国政府部门正在积极与国际组织机构合作，尝试一些新项目，寻找新的解决办法。 “理想的儿童保护措施应该包含预防、支援、辅助、促进四个递进模式，这是我们和东南亚国家一起开发项目的核心想法。”国际移民组织（IMO）移民健康项目官员柯里萨·维克勒（Kolitha）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目前国际移民组织正与菲律宾、斯里兰卡政府合作，将海外劳动力输出对留守儿童的影响分为四个阶段——有移民想法、准备离开、离开以及返回，针对各阶段儿童可能面临的风险，制定出了一套相应的应对措施。 “首先是要让父母认识到，一方或者双方的离开会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造成哪些不可逆的影响，因为我们发现大部分的人并没有这样的意识。然后让他们来权衡利弊。”国际移民组织移民健康项目负责人莎里卡（Sharika）对南方周末记者介绍，国际移民组织在外出打工人数比率高的地区，建立“移民资源中心”，为劳动者提供更多的务工信息，增加本地就业机会。 针对准备离开的人群，他们所在的社区要对留守儿童监护人的能力和资格进行确认，必要时需要部分监护人提供留守儿童的抚养计划等。 莎里卡向南方周末记者展示了2013年斯里兰卡申请海外务工和移民时，在斯里兰卡外国劳工局需要填写的几份表格。表格的内容既包括一些基础问题，比如“家里有五岁以下的孩子吗？”“你的离开能得到家人的理解吗？”等问题，同时也涉及对未成年儿童遭遇风险可能性的评估。评估内容包括家庭情况的评估，主要关于儿童的基本权利测评，比如健康检查；其次是关于儿童受教育权的确认，由学校福利机构和办公室完成。对于未通过评估的人员，可以激活“关照儿童计划”，申请援助。 对于处在留守阶段的孩子，该项目也推出了相应的措施。包括建立“儿童之家”，提供社区“爱心网吧”，建设免费话吧，提供热线服务等，让孩子保持和父母的沟通。“让留守儿童感受到关爱，更好地适应父母外出，以减少负面影响。”莎里卡说。同时，政府出台一些低息贷款政策，援助海外务工人员子女的教育问题。 这个项目的最后，即“回乡阶段”，相关的社区组织会帮助家人重聚，促使回乡人员适应新的家庭生活，特别是对于那些在海外务工过程中受伤、残疾的劳动者，会加大对其孩子的援助和保护。政府也会提供相应的优惠贷款政策，鼓励他们在本地发展。 “这样的计划目前正在菲律宾和斯里兰卡的一些地区试行，根据东北亚儿童健康父母移民项目组（CHAMPSEA）调查，我们的项目取得了一些成效，我们更希望能将其推广到更多国家，通过阶段性的防控措施，减少留守儿童遭遇到的风险。”莎里卡说。 发达国家：法治先行，机构专设 与发展中国家相比，很多发达国家已经建立起了一套未成年人保护的立体网络。 “西方发达国家也曾出现过留守儿童的情况，但主要是在工业化进程中，目前一些发达国家已经不存在留守儿童问题，除了他们的社会进步和城乡发展趋于平衡之外，更重要的是他们已经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儿童保护体系。”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发达国家对于儿童的权益保护是双管齐下。首先，以政府为主导，在立法、司法保护、政策构建和资金支持方面，注重儿童保护；其次，民间组织和社区发挥各自优势，提供综合性、基础性、专业化的服务。 立法方面，英国在1889年就通过了儿童权益的保护法案。美国、日本也在1935年到1975年间，先后通过了一系列儿童福利计划和法案。 “西方较早地出台了儿童保护相关的法律，他们用法律的形式将儿童保护规范起来。”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高华俊说，“不出台相关的法律，儿童保护可能有局部的进步，但很难有整体进步。” 上海青年管理干部学院的赵文指出，发达国家对于未成年人保护的法律规定，随着社会的发展又趋于细化和更加规范，逐渐涵盖儿童成长过程中的所有可能性。法律、法规之间，各有侧重，分工明确，又相互配套，彼此协调，有很强的操作性。 法律、法规制定出来后，配套的行政机构和行政体系非常重要。从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他们都建立了专门的儿童保护行政机构，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有一套完整的儿童福利工作机制。 比如，美国联邦政府下设“儿童家庭暑”，并在各州设立“儿童福利局”。日本在中央一级设立“儿童家庭局”，并在市、镇、村分别建立儿童福利理事会。上下级各部门责任和任务规定明确，以确保儿童权益受到侵害时高速有效地运转起来。 “儿童福利保障涉及方方面面，没有一支自上而下的专门队伍是不行的，目前我们国家急需设立一个专门的儿童保护部门。”高华俊说。 民间：社区和社会组织的有效配合 在政府职能之外，发达国家的非政府组织、社区也积极地参与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发挥社会替代监护功能。 例如，在日本，每个村中都设有专门的“儿童咨询所”，当本社区的儿童得不到有效监护时，可以求助于该组织。儿童咨询所有一整套支撑系统，包括所长、社工、指导专家。所长专门负责儿童福利事务，基本上掌握所在地区每一家孩子的情况，对于存在风险的孩子会格外关注，能够随时发现问题，协调帮助解决。这一套制度，使监护缺失的孩子能够得到替代性的照料。 “这样的系统在发达国家被分为社区、社工和社会组织的有效配合，充实和完善对未成年人的保护。”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谢新华副教授说。 高华俊介绍，目前国内也有与之相似的试点项目正在5个省的12个县的120个村试点，即在村中设立“儿童福利主任”，负责对弱势儿童的福利保障，特别是保护留守儿童的权益。儿童福利主任可以直接走进儿童家里，解决了儿童服务在递送过程中“最后一公里”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