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的“世纪之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文学论文,之变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日甲午战争宣告了洋务运动“自强求富”之梦的破灭。中国政治、思想、文化的发展，从这一历史节点开始，超越“器物革命”而进入“政治革命”的时期。在救亡图存的政治需求和西学东渐的思想浪潮的共同推动下，与旧有传统迥然不同的学术格局和文学范式，处在快速急剧的构想构建之中。在19、20世纪之交中国学术与文学的“世纪之变”中，最具开拓之功者当数严复、梁启超、王国维。开拓者以考量域外、斟酌本土的努力，肩负起为老大帝国的涅槃重生，集聚香木，盗取火种的责任；而再造中国、再造文明的“世纪之变”，也成就了一代融汇中外、会通古今的学术与文学大师。 一 学术之变 严复、梁启超、王国维的教育背景、知识结构、学术路径和学术擅长各不相同。但他们以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为出发点，在世纪之交西学东渐的思想背景下，融合中、西方思想资源，以各自的睿智和勤奋，初步搭建起与政治革命、思想革命需求相适应的知识体系与学术平台。 在学术的世纪之变中，严复是最应首先提到的人物。1866年冬，14岁的严复入福建水师学堂学习。1877年3月，严复作为中国第一批海军留学生到英国格林尼次皇家海军学院学习。两年后回国后执教北洋水师学堂。在严复1879年回国之后的20余年里，数、理、化、天、地、生之类的自然科学知识，远不如四书五经受到社会的重视，留学生也远不及科举中翻过跟头的人声名显赫，严复因此自嘲“当年误习旁行书，举世相视如髦蛮”①。为改变倍受歧视的尴尬，严复在四应乡试均未中之后，经人保奏，得道员身份。此种曲折，和名满天下后清政府派为学部行走、赐文科进士出身、执掌北京大学形成巨大反差。 严复是在救亡图存帷幕刚刚拉开的时候登上政治舞台的。1895年2月到5月间，时任北洋水师学堂总办的严复先后在天津《直报》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原强续篇》《救亡决论》等文章。在《论世变之亟》中，严复振聋发聩地发出向西方学习富强之道以救国的议论：不讲富强，中国无自安之日；不用西洋之术，中国无可致富强之人。严复在《原强》中针对海禁既开以来，中国仿行西法，总有若亡若存、淮橘为枳之感的现实，提出超越洋务运动的眼界，全面学习掌握西方的天地人之学，知进化大势，明群学之理，谋“自由为体，民主为用”之政。标本兼治，实施以“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为纲领的救亡图存方略。在《原强》中，严复首提达尔文进化论和斯宾塞的群学理论。进化论所描述的动植物界普遍存在的“弱肉强食”的现象，被斯宾塞推而广之地用来描述国与国之间的争夺：“弱者当为强肉，愚者当为智役”，这种“丛林法则”被欧洲完成工业革命后拼命向海外扩张的帝国主义国家所普遍遵循。国家、民族之间“弱肉强食”的道理，真正腾播于国人口耳之间，则是严复的第一部译作《天演论》问世之后。 19世纪的欧洲，是进化论流行的时代。1859年英国博物学家达尔文发表了《物种起源》一书，阐明了生物物种进化中“适者生存”的现象。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是进化论的支持者。达尔文《物种起源》发表后，斯宾塞从达尔文自然选择学说出发，将生物进化论扩大成为普遍进化理论，涵盖生命、精神、社会等人类社会的众多方面。晚于达尔文、斯宾塞的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是进化论的信奉者、传播者，他1893年在牛津大学作过“进化与伦理”的演讲，后修改成《进化与伦理》一书，这便是严复《天演论》翻译的底本。 严复对《天演论》的翻译始于1896年夏，成稿并完成序言在本年的秋天。在《天演论》成稿到1898年6月正式出版之间，康有为、梁启超、夏曾佑、吴汝纶等学界巨子，已成为《天演论》的第一批读者。严复译书未问世而已誉满天下。《天演论》正式出版后，引发各地翻印，其版本之多，重印率之高，一时无二。 从严复1896年所作的《译例言》和1898年所作的《天演论自序》可以寻绎《天演论》翻译的主旨与方法。《译例言》开宗明义，以“信、达、雅”为译事三难。严复《天演论》的翻译，采取了意译的办法。所谓意译，表现为翻译过程中遵循以意为主，互备经营的求信求达的方法。意译之外，严复在翻译作品中还加有附益和案语。在这样一种开放的翻译体例中，译者在介绍赫胥黎学说的时候，可以随时拈出斯宾塞、达尔文的学说对照互见；在阐述西方学者观点时，又不时以中国元典的话语辞汇格义会通。《天演论》的翻译成为译者与西方学者如达尔文、斯宾塞、赫胥黎等进化论者及中国《周易》、老、庄、荀等诸家思想会通交流的平台，也成为译者发表自己政治意见、学术见解的平台。严复的《天演论》翻译，着力在异国文字与古人之书的互证中，寻找“年代国俗，无以隔之”②的学术境界，这是一种以融合中西、会通古今为目标的翻译者“求仁得仁”的快乐。 严复《天演论自序》的重点揭示近二百年来东、西方学术此衰彼盛的现实。在救亡图存成为摆在东方民族面前的首要问题的时候，中国士人识时务者，应在东、西方思想学术的交汇之处，寻找富民强国之术。严复选择翻译赫胥黎《天演论》的初衷与主旨，即在于融合会通东西方思想学术资源，自强保种。严复用自己的方式，走出了学术与思想救国救亡的道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迅速风靡世纪之交的中国。进化论的传播与接受，成为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发展的重要节点和重要转换。随着进化论传播，严复的声名也远播天下。 《天演论》之后，严复翻译的西方学者的主要著作还有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原富》，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的《群学肄言》，英国政治学家穆勒的《群己权界论》《名学》，英国政治学家甄克斯的《社会通诠》、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的《法意》、英国逻辑学家耶芳斯的《名学浅说》。严译名著在新学术谱系建立、东西方认识与思维方式的比较、语辞与文体的创新等诸多方面，为中国现代学术的形成铺下了众多基石。《天演论》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腾播于知识界与民众之中。吃侉饼、看《天演论》，曾是年轻的鲁迅南京求学时期最惬意的事情，胡适的名字即来自于“适者生存”一词。其后，以自由平等、厚生进种讲求富强之道，以持世保民、群己权界规范个人社会关系，以自由为体、民主为用期待国体政体改革，以民力、民智、民德衡量国民进化，以三权分立验证民主专制分野，以内籀外籀考量学术思维，成为政坛学界风尚。由严复拟定的学科名词如逻辑、计学、群学、理学、天学、地学等，政治学名词如独治、贤政、霸政、庶政等，都广为传播。译书中传达出的其他学术理念，譬如“国治而后富强”，“言自由，则不可以不明平等”，“吾爱真理，胜于吾师”，影响更是深远。严译名著是19、20世纪之交中国学术史上的一块丰碑，筚路蓝缕处甚多。向西方寻求新理的严复，又时时注意在国粹中有真发现，这种熔中西学术于一炉的努力，使之赢得中学西学皆第一流人物的美誉。 与严复早年留学西洋的学术道路不同，梁启超则是早年科场的神童。梁启超11岁中秀才后，入阮元学海堂学习，得到汉学训诂词章的训练。16岁中举，入康有为万木草堂学习，接受今文经学思想，读经史子集，帮助老师完成《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围绕大同理想，在传统学术方法中寻找改制的思想支点。当然还可以读到江南制造局声光电化类读物。1894年6月，在北京准备参加会试的梁启超、夏曾佑等人住在广东会馆，海阔天空，切磋学术。梁启超回忆说： 我们当时认为，中国自汉以后的学问全要不得的，外来的学问都是好的。既然汉以后要不得，所以专读各经的正文和周秦诸子。既然外国学问都好，却是不懂外国话，不能读外国书，只好拿几部教会的译书当宝贝，再加上些我们主观的理想，似宗教非宗教、似哲学非哲学、似科学非科学、似文学非文学的奇怪而幼稚的理想。我们的新学就是这三种元素混合构成。③ 这是一个学问饥渴的时代。汉以前书、教会译书、主观理想，构成甲午战争前的年轻学者的新学。此后，梁启超参与公车上书，主笔《中外纪闻》《时务报》，名重一时。自通都大邑，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此时梁启超的学术认知，仍未脱康有为公羊三世说之窠臼。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逃亡日本，创《清议报》，启用饮冰室主人笔名。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大量译介西方政治、经济、哲学、社会学方面的著作，这些著作对从学问饥渴时代走来的梁启超来说，如久旱逢甘霖。自言“自东居以来，广搜日本书而读之。如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脑质为之改易，与前者若出两人”④，“既旅日本数月，肄日本之文，读日本之书，畴昔所未见之籍，纷触于目，畴昔所未穷之理，腾跃于脑，如幽室见日，枯腹得酒”⑤。由所读西学之书，返观中国学术的各个领域，梁启超深感需重新建构、全面革命之处甚多。出于更新国民精神和新学建设的需要，东渡后的梁启超，踌躇满志地提出经学革命、史学革命、学术革命、文学革命的主张，企望在输入西方学术及精神的前提下，推动中国知识学术体系的转型，在民族精神的改造与重建工程中，促进中国政治的渐进和社会的文明之化。 像一位辛勤的拓荒者，流亡之中的梁启超如饥似渴地在所能接触的著译之作中，为国人采集着思想的薪火，积蓄着除旧布新的希望。梁启超“肄日本之文，读日本之书”的努力，创造了西学输入中国的另外一个通道：西学东来。与严复翻译西方著作，构建新的学术体系不同，梁启超借途日本，传播西学的主要方式是在《清议报》《新民丛报》上发表文章与专著，以国民启蒙、国民自新、国民变革为基本目标，输入学理，张扬新知。被破坏的快意、创造的激情和民族未来的复兴所鼓舞，梁启超的笔端，洋溢着浓烈的进取精神和爱国情感，充满着叱咤风云的气势和富有感染力的魔力。梁启超以他的新文体赢得了比严译名著更多的读者。 梁启超1902年在《新民丛报》上发表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认为：学术思想是显示一个国家文野强弱的窗口，政事、法律、风俗及历史上种种现象，只是形质，学术思想才是底蕴和根本。中华文明是世界唯一没有中断之文明，在中国学术青黄不接的过渡时代，应该张扬同胞的爱国精神，“不然，脱崇拜古人之奴隶性，而复生出一种崇拜外人、蔑视本族之奴隶性”⑥。这种输入西学、发明中学的见解与严复是相同的，但接下来热情澎湃的表述方式，则是梁启超式的：“盖大地今日只有两文明：一泰西文明，欧美是也；二泰东文明，中华是也。二十世纪，则两文明结婚之时代也。吾欲我同胞张灯置酒，迓轮俟门，三揖三让，以行亲迎之大典，彼西方美人，必能为我家育宁馨儿以亢我宗也。”⑦ 发明泰东文明与输入泰西文明，成为《新民丛报》初创时期梁启超的首要任务。梁启超从日本文阅读入手，对泰西文明的传播，与严复严译名著的传播构成了一种呼应。两位中国近代的思想家，政见多有牴牾。但在发明中学、输入西学方面，还是英雄相惜、互相推重的。他们共同站在民族危亡、新民救国的高度，用自己的智慧和勤奋，引领中国新学的潮流，为古老中国的新生，搭建中西融合汇通的学术平台。身处日本横滨《新民丛报》报社这一新学新理纷至沓来之处的梁启超，与1894年住在广东会馆，以汉以前书、教会译书和主观理想为新学根底的梁启超，已经判若两人。1920年梁启超作《清代学术概论》时把1902年作为自己新旧学术的转折点：“启超自三十之后，已绝口不谈伪经，也不甚谈改制。”中国思想之痼疾，确在好依傍与名实混淆：“康有为之大同，空前创获，而必自谓出孔子。及至孔子之改制，何为必托古?诸子何为皆托古?亦依傍混淆也已。此病根不拔，则思想终无独立自由之望。”⑧走出旧学术托古改制、附会圣人的窠臼，追求学术独立自由、无所依傍的境界，这对于梁启超这一代学人来说，无疑是一个革命性的提升。 发明中学、输入西学的目的还在新民救国。《新民丛报》时期的梁启超认为，所谓新民之义有二：“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⑨围绕淬厉和采补目标，梁启超集中探讨国民品质的改良、国民责任的培养，国民性格的塑造，国民竞争力的提高。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这是20世纪初启动的国民性改造工程的旗帜。严复、梁启超都是其中的引领者。 与严复、梁启超学术领袖的声名显赫相比，20世纪初年的王国维，则不断尝试将西学精神与方法应用于中学的发明，取得了石破天惊的成功，由一个读书人孜孜以求的“独学时代”逐步走入豁然开朗、左右逢源学术的“自创时代”。王国维是西学输入的实践者，更是中学发明的收获者。 作为一个孜孜以求的学者，王国维对20世纪初年的学术之变有着更深切的体会，也有着更宏通的见解。而作为晚出的学术新秀，王国维对严复、梁启超的学术主张，求同存异，甚或显示出纠偏的意向。其有关学术观念及学术贡献如下： 1、学术应独立，破中外之见，毋为政论之手段。王国维1904年发表的《论近年之学术界》将自周之衰，诸子九流各创其学说看作是中国思想能动时代。汉时，儒家抱残守缺，佛教之东适，自六朝至唐，为吾国思想受动时代。宋儒将儒、佛相化合，中国重回能动时代。至今日，第二佛教又见告，西洋之思想也。西洋学术传入，明末至清咸同以来，皆形而下之学。近年来严复所译《天演论》等，一新世人之耳目。但由于其偏重于科学，不能感动吾国思想界。蒙西洋学说影响，改造古代学说者有康有为之“改制说”、谭嗣同之“仁学”。其震人耳目之处，在脱数千年思想之束缚，其缺陷在以学术为政治之手段。“学术之发达，存于其独立而已。然则吾国今日之学术界，一面当破中外之见，而一面毋为政论之手段，则庶可有发达之日欤!”⑩ 2、学无新旧，无中西，无有用无用。王国维1911年所作的《国学丛刊序》中把古今东西之学，分为科学、史学、文学三类，其功能各有侧重而又自成系统：“凡事物必尽其真而道理必求其是，此科学之所有事也。而欲求知识之真与道理之是者，不可不知事物道理之所以存在之由与其变迁之故，此史学之所有事也。若夫知识、道理之不能表以议论而但可表以情感者，与夫不能求诸实地而但可求诸想像者，此则文学之所有事。”治学重在别真伪、明是非，故学无新旧。学无新旧，则学者为学，不必一切蔑古，或一切尚古；科学、史学、文学，中西方皆有之，其不同者，只在广狭疏密之间，故学无中西。西学东渐之后，中西学术交融借鉴之势已成，更无需强分中西；“事物无大小、无远近，苟思之得其真，纪之得其实，极其会归，皆有裨于人类之生存福祉。已不竟其绪，他人当能竞之；今不获其用，后世当能用之”，故学无有用无用。世之君子，多知学问的有用之用，而不知其无用之用矣。 3、“异日发明光大我国之学术者，必在兼通世界学术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11)。“国家与学术为存亡。天而未厌中国也，必不亡其学术”。(12)前一论断发表于1906年，张之洞奏定大学章程而未设哲学科，王国维因此而有激愤之言。后一论断发表于1919年，此时民主与科学的浪潮席卷中国，王国维有感而发，与中国学术所寄之人相互鼓励。两个论断之间的十余年间，王国维学术道路发生了巨大变化。1906年治哲学，重在西学之输入；1919年治史学，重在中学之发明。王国维在1914年《致沈曾植》的信中夫子自道个人学术方向变化：“国维于吾国学术，从事稍晚。往者十年之力，耗于西方哲学，虚往实归，殆无此语。然因此颇知西人数千年思索之结果，与我国三千年前圣贤之说大略相同，由此扫除空想，求诸平实。”(13)扫除空想，求诸平实的王国维，利用刚刚出土的殷墟甲骨文、殷周两代金文等地下新材料，补证古书纸上之材料，形成“以旧史料释新史料，复以新史料释旧史料”的“二重证据法”。最重要成果是《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续考》《殷周制度论》两考一论的问世。 在19、20世纪之交西风东渐的浪潮中，严复、梁启超、王国维是三位标志性的人物。他们给世纪之交的中国学术带来以下重大变化： 作为近代中国第一代公共知识分子，他们普遍接受物竞天择、优胜劣败理论，用于认识和描述中华民族所面临的生存危机，从而自觉担负起“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社会责任，投身于民族自新国家富强的壮剧活剧之中。19与20世纪的交接，在梁启超看来，是一个“短兵紧接、新陈换代”的时代，是一个老大帝国行将就木，而少年中国喷薄欲出的时代：“今世之中国，其波澜倜诡，五光十色，必有更壮奇于前世纪之欧洲者。哲者请拭目以观壮剧，勇者请挺身以登舞台”，(14)其自信与热情，洋溢在新文体的字里行间。严复则将世纪之交的中国看作是艰难的蛇蜕时期，其在与梁启超的通信中说：“不佞生于震旦，当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会，目击同种阽危，剥新换故，如巨蛇之蜕蚹，而末由一藉手。其所以报答四恩、对扬三世，以自了国民之天责者，区区在此。”(15)世纪之交救亡图存的宏大背景，给中国近代学术转换带来巨大动力，也唤醒了以国家民族进步为己任的知识群体。他们挺身以登舞台，成为充满创造激情的学术转换的推动者。 经历过维新变法的诸位学者，对照西方与日本的政治与社会变革，形成学先术后、学理是一切变革基础的共识。严复释“学术”一词，以为“学者，即物而穷理，即前所谓知物者也。术者，设事而知方，即前所谓问宜如何也。然不知术之不良，皆由学之不明之故；而学之既明之后，将学之良者自呈”。(16)“学”解决学理，“术”解决途径，学术之变是政治、社会之变的根据。梁启超《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序》绪言中说：“有新学术，然后有新道德、新政治、新技艺、新器物；有是数者，然后有新国、新世界，若是乎新学术之不可以已，如是其急也!近世史之新学术亦多矣，日出日精，愈讲愈密，其进化之速，不可思议”。(17)严复译孟德斯鸠《法意》，联系中国变法，以为：“不佞非曰吾法不当变，特变之而无其学识。姑耳食而盲随焉，其后害且烈于不变”。(18)其《政治讲义自叙》言：“世变之成，虽曰天运，岂非学术也哉”!“轻迅剽疾者之所以无当于变法”。(19)穷理治学先行，寻求国富民强之路，此正是诸位学术精英以自己的眼光和勤奋，输入新学，演绎新知，推进文明之化原因之所在。 以学术而谋救国的诸位思想家，敏锐认识到20世纪世界已进入“天涯若比邻”的“大通并立之世”，主张把学术眼光超越“船坚炮利”、“中体西用”的思想藩篱，超越对西方物资文明的艳羡，而更多关注其社会组织、精神文明层面的成果。梁启超《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序》认为：“我国屹立泰东，闭关一统，故前此于世界推移之大势，莫或知之，莫或究之。今则天涯若比邻矣，我国民置身于全地球激湍盘涡最剧最烈之场，物竞天择，优胜劣败，苟不自新，何以获存?新之有道，必自学始”。(20)与梁启超“天涯若比邻”的判断相似，严复以为：世界已经进入“舟车大通，种族相见，优胜劣败之公例，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也”(21)的时代。“曩者吾人以西人所知，但商业耳，火器耳，术艺耳，星历耳。自近人稍稍译著，乃恍然见西人之所以立国以致强盛者，实有其盛大之源”。(22)其强大之源在于以自由为体，民主为用。反观中国，自秦以来，商政之学，“则四千余年，仅成一治一乱之局，而半步未进”。(23)从而造成中学与西学的差距。在世界已成“天涯若比邻”的“大通并立之世”，继续恪守“中体西用”的思想规范，已是无补于世、徒添争论之举。 认识到“世界一体“的诸位思想家，着力寻求西方学术与本土经典的融会贯通的途径。他们既是西学的输入者，更是中学的发明者，期望在输入与发明中建立适应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的知识与学术体系。严复“盖中学之真之发现，与西学之新之输入，有比例为消长者焉”(24)判断，梁启超关于20世纪是泰西文明与泰东文明结婚之时代，“彼西方美人，必能为我家育宁馨儿以亢我宗”的愿景，王国维“异日发明光大我国之学术者，必在兼通世界学术之人”的预言，均是一代学人朝“采中西之学术，于一炉而冶之”方向的努力。相比较而言，严复、梁启超西学输入、中学发现的学术指向着眼于国民启蒙处较多，王国维学无新旧、无中西，无有用无用之说更多的具有学术纠偏的意义。严复在西方进化论及经济学、社会学、逻辑学传播方面学术实践、梁启超在新史学框架与理论建立方面的学术实践、王国维在殷周文字与制度研究方面的学术实践，都体现了中西融合的精神和规范。 世纪之交中西融合所滥觞的学术精神与学科意识，在稍后兴起的中国大学中，被固定保存与发扬光大。严复、梁启超、王国维，三位开风气之先的学者后来都走入大学，大学以其特有的胸怀气度，接纳了信仰不同、性格迥异的学者，也保留了探迹索隐、教思无穷的学科门类。严复任复旦校董，北大校长，梁启超、王国维任教清华。清华研究院聘请王国维时，胡适有“先生宜为学术计，不宜拘小节”(25)之请，不拘小节的结果是带着辫子的王国维可以在清华课堂上传授“殷周制度”和“二重证据法”。大学兴起后，很多学科知识学术思想在大学中传授传衍，而严复在《法意》按语中表达的“爱真理胜过吾师”，陈寅恪《海宁王先生之碑铭》中称赞的“自由思想、独立意志”，也成为大学的基本精神。 二 文学之变 1902年，30岁的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新民丛报》。《新民丛报》取《大学》新民之意，“以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26)因此《新民丛报》成为中国近代思想维新和文学革命的重要阵地。同年，梁启超与康有为通信：“弟子以为欲救今日之中国，莫急于以新学说变其思想”。“弟子意欲以抉破罗网，造出新思想自任”(27)。梁启超东渡日本后，阅读了大量日本译介的西方政治、经济、哲学、社会学方面的著作。由所读西学之书，反观中国学术的各个领域，梁氏深感需重新建构处甚多。出于更新国民精神和新学建设的需要，梁启超提出经学革命、史学革命、文界革命、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曲界革命等一系列的主张。他在《释革》一文中说： 夫淘汰也，变革也，岂惟政治上为然耳，凡群治中一切万事万物莫不有焉。以日人之译名言之，则宗教有宗教之革命。道德有道德之革命，学术有学术之革命，文学有文学之革命，风俗有风俗之革命，产业有产业之革命。即今日中国新学小生之恒言，固有所谓经学革命、史学革命、文界革命、诗界革命、曲界革命、小说界革命、音乐界革命、文字革命等种种名词矣……其本义实变革而已。(28) 在构筑新民救国的理想时，梁启超意识到文学的价值和意义。新民救国既然是一场更新国民精神、改造国民性的思想启蒙运动，文学作为国民精神的重要表征，无疑是“新民”所不可忽视的内容；而文学自身所具有的转移情感、左右人心的特性，又是“新民”最有效的手段。从国民精神进化而言，文学需要自新；从促进国民精神进化而言，文学又担负着他新的责任。对文学，梁启超抱有“自新”与“他新”的双重期待。 梁启超是20世纪初年文学界革命的倡导者、实行者。服从于新民救国的需要，他为文界、诗界、小说界、戏曲界等不同文体，设置了革新的设想与目标。其身体力行、对20世纪文学发展影响最大的是文界革命与小说界革命。 公车上书后，梁启超主笔《时务报》，凭借流畅平易的笔触讲述救亡图存的道理而名噪天下。梁启超任教职于湖南时务学堂，在《学堂条约》中把文分为传世之文与觉世之文两类：“觉世之文，则辞达而已矣。当以条理细备，词笔锐达为上，不必求工也。”(29)东渡后，梁启超阅读日本三大新闻主笔之一德富苏峰的著作，颇有感触，以为“其文雄放隽快，善以欧西文思入日本文，实为文界别开一生面者，余甚爱之，中国若有文界革命，当亦不可不起点于是也。”(30)1902年，在《新民丛报》创刊号上，梁启超在介绍严复的译作《原富》时，重提文界革命：“夫文界之宜革命久矣。欧美日本诸国文体之变化，常与其文明程度成比例。况此等学理邃赜之书，非以流畅锐达之笔行之，安能使学童受其益乎?著译之业，将以播文明思想于国民也，非为藏山不朽之名誉也。”(31)本年11月，《饮冰室文集》编成，梁启超为序，再次申明为文主张，以为“今日为文，只能以被之报章，供一岁数月之遒铎而已”(32)。用这样的文字自序文集，我们可以体会梁启超的执着与坦率。以新民救国为己任的梁启超，致力于以报章文体“播文明思想于国民”，其对新学理的推介不遗余力，对国民性的批判痛快淋漓，对时政的纠弹深刻老辣，对少年中国热情礼赞，形成了风靡一时的梁启超“新文体”时代。这得益于他对报刊媒体的成功运作，维新思想家找到了一种“或大或小，或粗或精，或庄或谐，或激或随”(33)的发表政见、传播思想的文字载体，其活力和容量使奇句单行的桐城派文、佶屈聱牙的述学之文相形见绌。梁氏“新文体”的魔力，来自于作者对社会变革和公共事物发表言论的思想张力，来自于作者先知有责、觉后是任的启蒙关怀，来自条理明晰、平易畅达、笔锋常带情感的表达形式。新文体“震惊一世，鼓动群伦”的辉煌，深刻影响了五四一代青年。郭沫若、胡适在他们的著作中都多次谈到梁启超新兴气锐的言论和使人感发奋起的文章。 梁启超的文学贡献还在于他在20世纪初年推动“小说界革命”，对提高小说的社会地位、促进新小说创作与翻译小说的繁荣、改变20世纪中国文学格局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东渡后，梁启超对日本流行的“以稗官之异才，写政界之大势”的政治小说十分欣赏。《清议报》开办的首期，即开辟“政治小说”专栏，并发表《译印政治小说序》：“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34)这种文学救国的神话，与梁启超新民救国的思想符节合拍。1902年10月，《新小说》创刊，梁启超写作《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作为发刊词。梁文借助熏、浸、刺、提四个佛学词汇描述小说移情感人的四种力量，推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根据创作方法的不同把小说分为理想派、写实派两种，这些对小说文体特性的认识都是极具理论贡献的。更重要的是梁启超从新民救国的需要出发，阐明“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的主旨。呼唤“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35)。因而此文成为20世纪初年小说界革命的宣言之作。 在《新小说》创刊号上，梁启超推出了他本人创作的《新中国未来记》。这是作者酝酿多年，构想宏大，以演绎政治理想为主题的政治小说。但小说连载至第五回时，作者便中断了写作。作者试图将演讲、辩论、游记、新闻、译诗诸种文类合而为一在小说中，而对小说的情节、结构、人物描写等基本元素，不甚关注。小说作品缺失了小说不可或缺的要素，其写作也势必难以为继。 梁启超政治小说的创作虽然未能取得成功，但其对小说的改革期待获得了社会的积极响应。小说界革命把小说与新民救国的宏大目标联系在一起，被推为文学之最上乘，提升了小说在文学体裁中的地位。随着小说地位的提高和阅读需要，各类专门刊载小说的刊物纷纷问世，梁启超主办的《新小说》之后，《绣像小说》《新新小说》《月月小说》《小说林》相继创刊。小说的作者队伍不断扩大，并出现了以小说创作和翻译为职业的小说作家群体。政治小说、谴责小说、言情小说、侦探小说、科幻小说等，令人目不暇接。小说堂而皇之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巨大家族。 同为世纪之交的思想领袖，严复在文学价值、功用方面的见解及雅俗取向与梁启超有所不同。 严复对文学的价值功用，持无用之用说。严复以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为救国之方，三方之中，又以开民智最为根本。开启民智，需变学术。在学术救国的格局中，中国最急需的是船坚炮利之学、经济社会之学，而中土学术，最尚词章之学。词章之学“虽极蜃楼海市，惝恍迷离，皆足移情遣意。一及事功，则淫遁跛邪，生于其心，害于其政矣。苟且粉饰，出于其政者，害于其事矣”(36)。娱于记诵词章，拘于训诂注疏，陋于经义八股，中土学术因此不振。欲开民智，非讲物理达用之西学不可，非废八股、试帖、策论诸制科不可。严复《涵芬楼古今文抄序》中以为：诗歌与古文，有为己与为人之别。为己者以得之为至娱，相欣而无穷，这是一种情感满足审美愉悦的境界；为人者假其途以有求，求得辄弃之，这是一种以诗古文为个人工具为敲门砖的境界。两者不可混为一谈，也不可同日而语。鉴于此，严复在《诗庐说》中有文学无用之用之说： 诗者，两间至无用之物也。饥者得之不可以为饱，寒者挟之不足以为温，国之弱者不以诗强，世之乱者不以诗治。又所谓美术之一也。美术意造，而恒超夫事境之上。故言田野之宽阔，则讳其贫陋；赋女子妍妙，则掩其佇蚩。必如其言，夷考其实，将十八九无是物也。故诗之失，常诬而愚，其为物之无用而鲜实乃如此。虽然无用矣，而大地自生民以来，异种殊俗，樊然杂居，较其所以为群者，他之事或偏有偏无，至于诗歌，则莫不有。且恒发于隆古，盛于晚今，调韵按节，侔色揣称，不谋而皆合。《记》曰：十口相传为古。其所传者，大抵皆有韵之词也。是故，诗之于人，若草木之花英，若鸟兽之鸣啸，发于自然，达其自深而莫能自己。盖至无用矣，而又不可无如此。 诗之所以独贵者，非以其无所可用也邪?无所可用者，不可使有用，用则其真丧焉。(37)严复对社会科学的翻译引进，是具有浓厚的功利色彩的，这种功利色彩体现了一个以救亡为中心的启蒙思想家民胞物与的情怀。但严复对文学功用的理解，更看重的是文学的情感属性与审美功能。在上述《诗庐说》中，严复表达了对诗三个方面特质的认识：第一、诗是美术之一种，具有意造和超夫事境的特点。第二、诗发于自然，是诗人情感的自然流露。第三、诗不可使有用，用则丧其真。把诗归入美术的类别中，慎言诗兴观群怨的社会功用，与严复读西方书，识理、情之别的有着密切地关联。严复在1909年成书的《法意》按语中言美术范围及其诚、善、美特质云： 夫美术者何?凡可以娱官神耳目，而所接在感情，不必关于理者是已。其在文也，为词赋；其在听也，为乐，为歌诗；其在目也，为图画，为刻塑，为宫室，为城郭园亭之结构，为用器杂饰之百工，为五彩彰施、玄黄浅深之相配，为道涂之平广，为坊表之崇闳。凡此皆中国盛时之所重，而西国今日所尤争胜而不让人者也。 而其事于吾国则何如?盖几几乎无一可称者矣……以美术之法律绳之，盖无一不形其失理，更无论其为移情动魄者矣!《记》有之：安上治民以礼，而移风易俗以乐。美术者，统乎乐之属者也。使吾国而欲其民有高尚之精神，佚荡之心意，而于饮食、衣服、居处、刷饰、词气、容仪，知静洁治好，为人道之所宜。否则，沦其生于犬豕，不独为异族之所鄙贱而唤讥也。则后此之教育，尚于美术一科，大加之意焉可耳。 东西古哲之言曰：人道之所贵，一曰诚，二曰善，三曰美。(38) 如引文所言，严复关于美术的认知可以概括为：美术的范围包括词赋、音乐、歌诗、图画、雕塑、建筑、百工诸类；美术具有娱官神耳目，移情动魄的作用，体现出人类对诚、善、美的追求，关情而不关理；国家美术水平的好坏、国民美术修养的高低，是国家的贫富强弱的显性标志。在救亡的学术格局中，主张先物理后文辞，重达用而薄藻饰；在对文学价值作用的认识上，注重文学情感与审美的特征，强调文学的非功利和私己性，以不用之用和诚、善、美为文学的至高境界，这些都使严复在文学观上显示出与梁启超的不同。 严复与梁启超的不同还表现在文学的雅俗观上。严复虽年长梁启超二十余岁，但几乎都是在甲午战争后登上政治舞台的。作为世纪之交的两位重要思想启蒙家，梁启超以报纸媒介为思想启蒙阵地，以生花妙笔，作惊奇可喜之论，将通俗可读的报章文体发挥到风生水起的极致，梁启超新文体的阅读人群，从粗通文字的贩夫走卒到精通经史子集的士大夫，覆盖甚广。严复也有办报的经历，其对报章文体并不陌生。但在翻译实践中，他仍然坚持雅言的标准，有意与报章文体保持距离。这与严复从事翻译时的文化身份焦虑有关，也与他将翻译之作的阅读对象定位于士大夫有关，当然也与西方学术著作学理曲折有关。如果说严复1896年翻译《天演论》时，立“信、达、雅”标准，刻意摹仿先秦文体，请古文大师吴汝纶润色修饰，尚有抬高个人与译文身价，引发社会关注的意图的话，1902年《原富》出版时，严复与梁启超的争论，则更加明确了其译著以士大夫和社会精英阶层为主的阅读定位。是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创刊号上介绍《原富》，盛赞其体思宏大之后，提出了“其文太务渊雅，非多读古书之人，一翻殆难索解”的批评。针对梁启超批评及其对文界革命的提倡，严复《与梁启超书》予以一一辩驳。梁启超呼吁以从众向俗为导向的文界革命，严复认为从众向俗，取便不学，不是文界革命，而是对文界的凌迟。梁启超主张学理邃赜之书，也应用流畅锐达之笔行之，使学童受益；严复坚持报章文体与述学翻译文体有文野高下之分，学术译著，就是写给多读古书之人的。严、梁的分歧，显示出全民启蒙和精英启蒙出发点的差异，也显示出思想语言表达方面所持雅与俗标准的差异。 严复以文言译西方学术著作，备尝“一名之立，旬月踟蹰”甘苦。其《天演论译例言》举“导言”一词为例，严复初译为“巵言”，夏曾佑改为“悬谈”，吴汝纶以为“巵言”滥熟，“悬谈”佛学色彩重，应用诸子旧例，随篇标目。学者的认真讲究，于此可见。严复1899年《与张元济》言翻译之难，以为“无如步步如上水之船，用尽气力，不离旧处”。“仆下笔时，求浅、求显、求明、求顺之不暇，何敢一毫好作高古之意耶?”(39)严复在1906年出版的《政治讲义》中谈翻译之难，以为西方学理已成科学体系，与吾国寻常议论不同。“所恨中国文字，经词章家遣用败坏，多含混闪烁之词，此乃学问发达之大阻力。”用中国文言文体词汇，翻译西方自成系统的学理，这种方枘圆凿式翻译实践其有两难：其一求名义了晰，截然不紊难；二是思理层折，准确表达难。文言翻译的艰难，并没有促使严复放弃对雅言的坚守。 王国维与严复、梁启超相比，其影响不在于国民启蒙和社会运动，而在于脚踏实地地走出了一条借用西方学理，研究中国学问的路径。严复、梁启超的影响是全社会的，王国维的影响主要在学术界。王国维投湖后，梁启超用“头脑很冷静，脾气很和平，情感很浓厚”概括王国维的为人处世。论及王国维学术，梁启超认为：“通方知类四个字能表现他的学问的全体。他观察各个方面都很周到，不以一部分名家。他了解各种学问的关系，而逐次做一种学问。”(40) 与陈寅恪“自由之思想，独立之意志”的概括相比较，梁启超对王国维的盖棺论定显得更平易准确。王国维“逐次做学问”的顺序是先哲学，后文学，终史学。1903年夏到1904年冬是王国维“与叔本华之书为伴侣”的时代。王国维读叔本华书并上窥康德，以为高严之哲学由知、意、情三者构建：知为理性，意为伦理，情为美学。知、意、情造就真、善、美。学术之于人类，无有用无用之分。人异于禽兽者，即在于其对真、善、美的追求。王国维这个时期对哲学、美术、文学的基本价值判断如下： 天下有最神圣、最尊贵而无与于当世之用者，哲学与美术是已。天下之人嚣然谓之曰无用，无损于哲学美术之价值也。至为此学者自忘其神圣之位置而求以合当世之用，于是二者之价值失。夫哲学与美术之所志者，真理也。真理者，天下万世之真理，而非一时之真理也。(41) 哲学之所以有价值者，正以其超出乎利用之范围故也。且夫人类岂徒为利用而生活者哉!人于生活之欲外，有知识焉，有感情焉。感情之最高满足，必求之文学、美术；知识之最高之满足，必求诸哲学。叔本华所以称人为形而上学的动物而有形而上学的需要者，为此故也。(42) 在这种思想逻辑下，王国维有《文学小言》，提倡文学的超功利性，反对餔餟的文学、文绣的文学、利禄的文学；有《教育偶感》，以为世界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大文学家。政治家与国民物资上之利益，文学家与国民精神上之利益。有《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提出美之性质是可爱玩而不可利用。有《孔子之美育精神》，申明美之为物，不关于吾人之利害。 王国维强调文学的超功利性，对当时的文坛有纠偏的意义。梁启超策动的文学界革命，以文学鼓动“新民救国”，其着眼点与王国维非功利的文学价值观多有不同。至于严复，王国维用不以学术为手段的标准衡量，认为其翻译西方学术著作的社会功利色彩也过重。反省学术界现状及严复、梁启超的西学输入的不足，王国维认为：“中国之民，固实际的而非理论的。即令一时输入，非与我中国固有思想相化，决不能保其势力。”独学时代，王国维追求西学与中学相化的实践之一，就是用西学的学理参与运用于中国文学的研究、中国诗学与文学批评体系的建设，探索中西学术相化的路径。 王国维文学批评的尝试开始于《红楼梦评论》。《红楼梦评论》发表在《教育世界》的小说专栏。专门的教育杂志设小说专栏，我们从一个侧面可以窥知小说界革命的影响。《红楼梦评论》约一万五千字，分五个章节。开题总论人生与美术。生活之本质即“欲”，“欲”的存在，使人往复于痛苦之间。艺术之美可以使人物我两忘。其后论述《红楼梦》的精神就是写宝玉因“欲”所产生的痛苦及出世的解脱之道。《红楼梦》的美学价值在于揭示人物的悲剧性质不是恶人作祟，也不是命运无常，而在于人物的位置、关系相互作用不得不然，是悲剧中的悲剧。《红楼梦》伦理学上的价值是说明“解脱”是人生的最高宗旨。论文最后告知读者，艺术不同于生活，领会《红楼梦》的美学伦理学价值比从小说故事中找出本事更为重要。《红楼梦评论》用叔本华哲学理论分析中国小说本身就是大胆的跨界行动；设置章节，剥茧抽丝，用学术的庄严解析被社会视为小道的说部，更是一种创新。当然，以西海之理论析东海之故事，其立论中的牵强附会处，也在所难免。 王国维的第二次尝试是《人间词话》的写作。在热衷词的写作数年之后，选择中国最传统的诗文批评形式，借鉴东方诗学的经验与西方诗学理论，王国维在1908年10月至1909年1月在《国粹学报》连载《人间词话》113则。王国维写作《人间词话》，也是其学术兴趣由哲学转向文学的主要标志。王国维《人间词话》论词，标举“境界说”，认为“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围绕景物、感情如何求“真”，王国维提出了诸如“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造境与写境”，“诗人之境界与常人之境界”，“优美与壮美”，“隔与不隔”等词学范畴。依靠这些对举的范畴，及对历代词人词作的分析点评，作者建构起“境界说”。以“境界”论词，作者颇为自信：“沧浪所谓兴趣，阮亭所谓神韵，犹不过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为探其本也。”(43)境界说继承了中国诗学择取基准术语、重视直觉感受，用语模糊笼统的传统，同时又吸收西方美学注重概念、长于逻辑，自成体系的滋养，做了一次融合中西诗学体系的词学理论建构与批评的实践术语的运用。 王国维的第三次文学批评尝试是《宋元戏曲史》。《宋元戏曲史》写就于1913年，同年在《东方杂志》连载。1922年上海六艺书局出版时，改题《宋元戏曲考》。这是一部五万余言的中国戏曲史专论，前有序言，后有附录，正文十六章。体系完整，结构严密。《宋元戏曲史》的首要贡献是运用翔实的史料考订，梳理出中国古典戏曲的发展脉络，并制定中国戏曲成熟的判断标志是“必合言语、动作、歌唱，以演一故事”(44)。王国维在古人、常人不为之处用心用力，因而有巨大收获与特别贡献。其次，作者依据”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观念看待解释文学的发展、文体的更迭。楚骚汉赋、六代骈语、唐诗宋词之后，有元之曲。戏曲与诗文一样，是中国文学史上重要的文体形式，具有和诗文一样的文学价值和地位。再次，元曲的特殊文学价值在于情感情绪的自由自然表达。“古今之大文学，无不以自然胜，而莫著于元曲。”元曲文章之妙，即在其“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45)。明人戏曲与元人比，思想结构或胜之，而意境自然则不及。元人有悲剧喜剧，明传奇则仅余喜剧。 1907年间，王国维作《静安文集续编自序》，言己徘徊哲学与文学之间。哲学与文学选择的困难在“知其可信而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又言己由词话而及戏曲史，是“因词之成功，而有志于戏曲”。“词之于戏曲，一抒情，一叙事”(46)，性质不同，难易又殊。作者还希望中国戏曲追赶比肩西洋名剧。 以情感与想像作为文学的特质，摆脱文学的功利性，追求真善美的精神境界，王国维的纯文学认识标准与严复为近；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摆脱藏之名山传之后世之奢望，但摹写其胸中之感想与时代之情状，而真挚之理与秀杰之气，时流露于其间，则又与梁启超文学价值取向为近。19、20世纪之交学术与文学的三位引领者，其视野气象，和而不同。根据以上我们对三位文学思想与文学实践的描述，我们可以大致勾勒出世纪之交文学演进的基本轨迹： 随着进化论的传播与影响，明清以来文学复古、拟古思潮愈演愈盛的趋势得到逆转，创新求奇，不依傍古人，成为新的文学风尚。用进化论的观点看待文学语言的发展，言文合一被看作是未来文学发展的趋势。梁启超认为是文合于言，故致力通俗；严复则认为是言合于文，故恪守雅言。 文学的地位及与国家、民众的关联度得到空前提高。梁启超鼓动“新民救国”，对文学抱有自新他新的双重期待，把文学的功利功能发挥到极致；严复、王国维视文学是美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民族精神情感的凝聚和真善美力量之所在，强调文学的非功利性。国家富强，民族发达，包含真善美情感的完美完善。 文学重在表现人的情感想像的观念被普遍接受。梁启超以熏、浸、刺、提概括小说支配人道的力量，以笔锋常带感情的文字鼓动群伦，都以情感作为文学影响社会的手段。严复“文辞者，载理想之羽翼，而以达情感之音声也”的认知判断，王国维“若夫知识道理之不能表以议论但可表以情感者，与夫不能求诸实地而但可求诸想像者，此则文学之所有事”的经典概括，都完成了对中国传统杂文学体系的超越。 小说词曲被引进文学的殿堂。梁启超推小说戏曲为文学之最上乘，严复、夏曾佑在《国闻报》发表《本馆附印说部缘起》，把“崇拜英雄”“系情男女”看做普遍人性，因而也是小说戏曲的永恒主题。王国维以“境界说”笼括词曲的审美，境界说的真谛在“真”和“自然”。北宋词、元代曲由于其“真”和“自然”，成就了足以和诗文比肩的一代之文学。这些观点都大大改变了传统的视诗文为文学正宗，词曲小说被视为小道的观念。随着小说地位的提高，各种小说刊物与新小说如雨后春笋，令人目不暇接。小说堂而皇之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巨大家族。词曲也成为大学课堂文学讲授的重要内容。 创作方法的区分。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把小说分为表现理想和反映现实两种：表现理想的称之为理想派小说，反映现实的称之为现实派小说。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提出“造境”“写境”乃是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有分。此种认识表明：中国文学家对艺术把握世界的不同方式，即创作方法的区分有了初步的认识。而五四时期，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创作的精彩纷呈，是这种认识的深化与自觉。 文学批评观念与方式的更新。这一时期，中国传统诗话词话小说评点的方式虽然仍被使用，但批评观念却发生巨大的变化。更重要的是文学批评方式也在酝酿着巨大改变。《天演论》成书后，对古文文体敏感的吴汝纶为之作序，提出中国著述，唐以前多建立一干，枝叶扶疏的自著之书，唐以后多篇各为义，不相统贯的集录之书。《天演论》是义富词危的自著之书，严复译《天演论》，将有所待也，有待于开启民智的思想浪潮中有更多自成体系的自著之书出现。20世纪20年代以后，以王国维《红楼梦评论》《宋元戏曲史》，以及稍后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为代表的建立一干，枝叶扶疏的自著之书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学术界逐渐脱离传统文学批评方式，而进入现代学术研究阶段。 文学语言出现变革的趋势。随着新名词的介入和表达新思想的需要，以及人们对言文合一历史必然性认识的加深，这一时期文学语言出现了变革的趋势，形式较为自由的歌行体诗逐渐增多，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词汇的新文体日益为人们所喜闻乐见，以启蒙新民为目的的晚清白话文运动明确提出“崇白话而废文言”的口号。白话取代文言好像只有一步之遥。 1918年底，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梁启超恰在此时开始了他的欧洲游历。欧洲是世界近代文明的故乡。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记述战后欧洲的所见所闻，认为欧洲战争，使中国明白了“富强”之外还有一个绝大的责任：“是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成一种新文明。”(47)无独有偶，严复当年《与熊育锡》云：“不佞垂老，亲见脂那七年之民国与欧罗巴四年亘古未有之血战，觉彼族三百年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字。回观孔孟之道，真量同天地，泽被寰区。”(48)王国维1920年代作《仓圣明智大学章程》论调与梁启超、严复如出一辙：“近世欧美之政教，以富强为政，以权力为教”，造成“外之则血战经年，伏尸百万；内之则上下交争，虞不可终日”。“欧美今世所谓新者，岂尚足以傲我中国之治与教哉!又乌知欧美之贤哲不将慕我中国之政教，思采用之，以救百年之失哉!”(49)三位西学新政的输入者引进者，全都转向对西学西政的批判，并把拯救世界未来命运的希望寄托在东方文明之上。从这种群体转向可以窥知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中国崇尚西方文明的知识分子的强大冲击。与之同时，中国大地上的新文化新文学运动正在进行中。新文化运动以民主科学为旗帜，呼唤伦理革命；新文学运动以“提倡白话文学”为着力点，呼唤人的文学。白话文学对梁启超来说，也许是一种求仁得仁的结果。梁启超十余年前在《小说丛话》中预言：“文学进化有一大关键，即由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之文学是也。各国文学史之开展，靡不循此轨道。”(50)王国维在《与顾颉刚》的信中对胡适《水浒》《红楼》考证甚为称许，但对“其提倡白话诗文，则所未敢赞同也”(51)。反对最为激烈的是做过北大校长的严复。严复1919年《与熊育锡》信中说： 北京大学陈、胡诸教员主张文白合一，在京久已闻之。 须知此事，全属天演。革命时代，学说万千。然而施之人间，优者自存，劣者自败。虽千陈独秀、万胡适、钱玄同，岂能劫持其柄?则亦如春鸟秋虫，听其自鸣自止可耳。(52) 一个因信奉进化论而改名为胡适的海归青年，充当了白话文学的旗手；一个为中国引进进化论的瘉愚老人，对白话文学做出不过是春鸟秋虫，自鸣自止的判断。青年的行动和老人的判断，其依据都是天演时代、优胜劣败的进化论。最终，青年的行动，构成新一代文化人的登台；而老人的判断，则演绎成老一辈盗火者的谢幕。历史以这种方式做出了近代与现代的交接。 注释： ①严复：《送陈彤卣归闽》，《严复全集》卷八，第13页，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下同)。 ②严复：《译天演论自序》，《严复全集》卷一，第259页。 ③梁启超：《亡友夏穗卿先生》，《饮冰室文集》之四十四(上)，第22页，中华书局1989年版(下同)。 ④梁启超：《夏威夷游记》，《饮冰室专集》之二十二，第186页。 ⑤梁启超：《论学日本文之益》，《饮冰室文集》之四，第80页。 ⑥⑦梁启超：《饮冰室文集》之七，第3页，第4页。 ⑧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专集》之三十四，第63、64页。 ⑨梁启超：《新民说》，《饮冰室专集》之四，第5页。 ⑩王国维：《王国维全集》第一卷，第125页，浙江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下同)。 (11)王国维：《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王国维全集》第十四卷，第36页。 (12)王国维：《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王国维全集》第八卷，第620页。 (13)王国维：《致沈曾植》，《王国维全集》第十五卷，第68页。 (14)梁启超：《自由书》，《饮冰室文集》之二，第59页。 (15)严复：《与梁启超》，《严复全集》卷八，第121页。 (16)严复：《政治讲义》，《严复全集》卷六，第12页。 (17)梁启超：《饮冰室文集》之十三，第1页。 (18)(23)严复：《法意按语》，《严复全集》卷四，第585页，第147页。 (19)严复：《严复全集》卷六，第1、2页。 (20)梁启超：《饮冰室文集》之十三，第1页。 (21)严复：《社会通诠按语》，《严复全集》卷六，第461页。 (22)严复：《英文汉诂巵言》，《严复全集》卷六，第86页。 (24)严复：《英文汉诂巵言》，《严复全集》卷六，第86页。 (25)胡适：《致王国维书信》，《文献》第15辑，1983年3月。 (26)(27)丁文江：《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72页，第27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28)梁启超：《饮冰室文集》之九，第42页。 (29)梁启超：《湖南时务学堂学约》，《饮冰室文集》之二，第27页。 (30)梁启超：《夏威夷游记》，《饮冰室专集》之二十二，第191页。 (21)梁启超：《绍介原富》，《新民丛报》第一期。 (32)梁启超：《饮冰室文集序》，《饮冰室文集》第1页。 (33)梁启超：《清议报一百册祝辞》，《饮冰室文集》之六，第49页。 (24)梁启超：《饮冰室文集》之三，第34页。 (35)梁启超：《饮冰室文集》之十，第6页。 (36)严复：《救亡决论》，《严复全集》卷七，第49页。 (27)严复：《严复全集》卷七，第466页。 (38)严复：《严复全集》卷四，第322页。 (39)严复：《严复全集》卷八，第131、138页。 (40)梁启超：《王国维先生墓前悼词》，《王国维全集》第二十卷，第119页。 (41)梁启超：《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王国维全集》第一卷，第131页。 (42)王国维：《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王国维全集》第十四卷，第34页。 (43)王国维：《人间词话》，《王国维全集》第一卷，第461、462、463页。 (44)(45)王国维：《宋元戏曲史》，《王国维全集》第三卷，第109页，第113-114页。 (46)王国维：《王国维全集》第十四卷，第122页。 (47)梁启超：《饮冰室专集》之二十三，第27、35页。 (48)(52)严复：《严复全集》卷八，第365页，第372页。 (49)王国维：《王国维全集》第十四卷，第704页。 (50)梁启超：新小说社1906年单行本。 (51)王国维：《王国维全集》第十五卷，第844页。标签：梁启超论文; 严复论文; 天演论论文; 王国维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文学论文; 中国文学论文; 翻译文学论文; 日本政治论文; 翻译理论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历史学家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