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地区化理论评析：一种方法论的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视角论文,理论论文,地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地区主义作为国际关系和国家战略重要的议题，在实践和学术研究上都成为一个热议的话题。在实践层面，随着欧洲一体化的持续深入以及地区合作在全球范围的兴起，将各地区合作的经验进行比较性研究自然成为学者和决策者关注的焦点。相对于经验世界，学术界对比较地区主义的研究则相对滞后，主要体现在缺少一个综合性的比较理论框架，如何将不同形态的地区合作进行比较，或者说比较的参照系是什么？欧洲一体化的经验能否适用于其他地区，如果不能直接适用，那该如何对待欧洲经验？这些问题已成为比较地区主义研究亟须解决的问题。事实上，在当前的比较地区主义研究中，欧盟研究与国际关系视角下的地区主义研究之间尚处于分裂状态，从而制约着比较地区主义研究的范围和进程。①对此，笔者认为解决当前地区主义研究瓶颈的关键在于两个领域间的充分互动与沟通，只有在厘清两者之间复杂关系的基础上，建立更具综合性的比较地区主义理论框架才有助于推动地区主义研究的进一步发展。笔者不揣冒昧进入这一复杂的研究领域，并非要提出一种统摄性的理论，而是尝试在上述论点和对当前新地区主义理论局限性的分析基础上，弥合上述理论割裂状况，对国际学术界的最新理论，特别是阿莱克斯·沃雷赫兰科(Alex Warleighlack)的比较地区化理论进行重点评析，希冀以此为中国的地区主义理论建构提供思考路径。
一 地区主义理论的现状与局限
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的新地区主义浪潮自出现以来就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广泛关注，并引发了一系列的学理性思考。新地区主义旨在建立一个“多视角”与“全面性”的分析视野，尝试以较为全面且具有动态过程特性的角度，来诠释新一波地区合作的各种实践，由此出现了众多有趣的“理论”。需要指出的是，新地区主义至今仍非一套完整的理论，更多体现的是一个分析框架或研究途径。在这个分析框架的指引下，具备不同学科背景和专长的学者关注于不同的研究问题，产出了不同的知识贡献。造就了丰富多样的新地区主义“理论”的产生。
作为新地区主义的主要理论倡导者之一，瑞典学者比约恩·赫特(Bj
rn Hettne)提出的新地区主义路径(New Regionalism Approach)是建立在建构主义和批判国际政治经济学(IPE)的元理论基础之上的反思主义理论。新地区主义路径的理论假设是“当前的新地区主义是发生于新背景下具有新内容的新现象”，②其主旨是用一个宏观的比较研究框架对这个新现象进行经验性的探索式研究。赫特认为新地区主义的地区整合过程具有超越传统外溢的动态发展，不但具有更强的内生性因素，而且还囊括了如安全、社会发展与文化认同等更为敏感的跨国性议题。赫特指出，由于地区的内涵和边界会不断地演化和改变，因而使用“过程”或“社会建构”的逻辑来理解“地区的发展过程”更加恰当。③有鉴于此，赫特提出了五个层次的“地区性”概念来表示不同的地区化程度。不同地区的地区化水平不同，地区化的表现形式也不同。地区化水平既可以提高也可以下降。这正是他所谓的“地区化的自然发展史”④(natural history of regionalization)，这五个层次参见图1。
图1 地区化的自然发展史与理论多元特征
资料来源：杨昊：“解析微型区域主义的合作回路：以东协东部成长区为例”，p.8，http:// sea.ib.asia.edu.tw/conference/proceeding/，图中略有改动。
赫特认为地区化的最后阶段不一定必然是地区制度政体形式，随着宏观地区层次公民社会的壮大和社会资本的积累，以及稳定的国家间安全框架建构，可能不再需要地区制度性政体这种形式，因而赫特采用了一种开放式的界定。这种开放式界定通过对比赫特地区性发展阶段概念的前后变化也可以体现。在赫特最初规划中，地区性的五个层次为地区区域(Region Area)、地区复合体、地区社会、地区共同体和地区国家⑤(Region State)，相对第一个概念的变化，“地区国家”向“地区制度性政体”的变化更体现了赫特试图摆脱“国家”在地区研究中“话语霸权”，包含了更为广阔的地区发展空间。
虽然地区性的这五个概念呈现一种阶段性发展的特点，但赫特清楚地指出，地区性的概念并不是一种地区发展阶段的理论，不是前一个地区性阶段决定后一个地区性阶段，或者前一个阶段必然向后一个阶段演化，世界上不同地区的地区化路径不一定相同⑥。地区性概念提出是为现存的地区进行比较研究提供一个框架，以便于更好理解新地区主义的内部张力。正如赫特强调的，新地区主义内生因素必须与外生因素结合理解，更有利于揭示全球化是如何因各地区的地区性状况，即不同的地区化方式而产生不同的影响效果。
赫特的新地区主义路径利用批判IPE和后实证主义的方法论，结合卡尔·波兰尼的社会自我保护观点，认为公民社会具有潜在的政治作用，会在地区主义发展过程中起到愈发重要的作用，地区化因此呈现一种自下而上的过程，而新地区主义则是包括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方面多纬度的地区化进程，在经济上将隔离的国家与市场联结成一个功能性的经济单元；在政治上将建立领土控制、地区内聚力和地区认同作为主要目标，展现了一种通向地区化世界秩序的潜在途径，构成了运行良好的多边体系的基础，即“地区多边主义”⑦，并以此为基础，赫特描绘出了一种包括“跨地区主义”、“地区间主义”和“多边地区主义”等不同层次的地区化世界秩序的新路线图，构成了理解世界政治、经济各个层面的地区角色新视角。⑧
任何一种理论都有其解释边界和局限性，赫特的新地区主义路径也不例外。新地区主义路径较为完整地诠释了新地区主义的多维多层现象，在强调理论多元化重要性的基础上，为其他理论介入保留了足够的空间，一时成为新地区主义的代表理论，甚至出现了新地区主义路径可以完全代表新地区主义理论的言论，但不可否认新地区主义路径也有其难以弥补的缺憾。新地区主义路径是建立在建构主义基础上，糅合了一些反思主义流派的观点综合而成，在元理论层次上决定了其无法提供严密论证的假设和因果机制，这是当前新地区主义理论主要以松散的分析框架形式存在的直接原因，也造成新地区主义虽有“理论”却难以进行实践和验证的尴尬境地。这种窘境在国际学界特别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正在大力普及实证研究的趋势下尤为明显，直接影响了中国地区主义理论研究和中国地区主义战略的提出。
二 比较地区主义研究的困境：方法论的角度
以赫特的新地区主义路径为代表的反思主义学派虽在理论创新方面得到了多数学者的认可，隐约成为新地区主义的主导理论，但其本身存在难以解决的缺陷制约了新地区主义理论的进一步发展。面对这种状况，一些学者开始对新地区主义路径进行反思，并对其发起挑战，认为赫特的新地区主义路径实际上误读了许多当前的地区建构过程，并在反思欧洲经典一体化理论缺陷和“欧洲经验中心论”的基础上，尝试建立一个新的比较理论体系以解释和描述当前地区主义现象。由于比较地区主义研究涉及多学科的交叉，再加上地区主义理论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对比较理论分析框架的建立提出了较高要求，尤其是理性主义对定量研究的推崇，更是限制了这样一个综合性解释性框架的成型。
这种理论创新困境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并由此展开不懈的学术创新工作。2005年在欧洲政治研究联合会(ECPR)召开的联合会议，设立了专门议题讨论该问题。此次会议吸引了比约恩·赫特、佛雷德利克·索德伯姆(Fredrik Sderbaum)、阿莱克斯·沃雷赫兰科(Alex Warleigh-lack)、本·罗莎蒙德(Ben Rosamond)等一些著名的欧盟和地区主义研究学者的关注。会上，学者们就欧盟与新地区主义关系、比较地区主义的理论解释等前沿问题展开讨论，一致认为需将欧盟问题重新纳入比较地区主义框架内，改变以往欧洲一体化与地区主义的不对等关系，并提出了比较地区主义未来发展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随后2006年和2007年一些学者对该问题进行后续性探讨，陆续发表和出版了一些具有前沿意义的铺垫性成果。⑨。这些文章和著作详细探讨了欧盟与地区主义研究之间的关系，并对一些基本概念进行重新界定，为比较地区主义的理论框架搭建工作做了基本的铺垫。但相对而言，比较地区主义理论框架还远未成熟，理论结合实际的比较研究依然薄弱，仍然需要进行大量的基础性工作。
对此笔者认为，比较地区主义理论突破关键在于方法论上的创新。一般来讲，比较研究的基本路径可以看做是有关研究领域因果关系推论的“主要策略”，用以揭示原因与结果之联系的实验和统计分析。其中必然会涉及不同观察对象间的比较，从这个意义讲，解释性研究就其性质而言都是比较研究⑩，因而定量分析是理性主义优先选择的方法之一。但具体应用在政治学和国际政治学的比较研究过程中，全面把握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相似与差异的任务已然相当繁难，仅使用解释性的研究方法和定量分析是极其困难的，况且一些研究目标往往需要描述和理解方法的使用，辨识正在发生的事态，这是解释其为何出现的前提。更为重要的是，新地区主义强调地区意识或认同在地区建构中的重要作用，仅靠解释认同和共同意识是无法衡量的，而描述、深度描述和理解方法的使用则更为合适。正如金、基欧汉和维巴极为恰当地指出“好的描述永远胜过差的解释”(11)。新地区主义现象的多维性和复杂性要求在建立比较地区研究解释框架时要求一种混合式的研究方法，而且在具体操作过程中仍有需要解决的难题。
第一，比较地区主义的层次问题。比较地区主义研究至少会涉及制度、社会、国家和地区性组织等。层次分析自然可以更为全面地进行比较地区研究，但随之也带来了具体比较方法的困难。例如，在某个层次内又有许多次层次变量需要考量，仅制度层次就至少包括了地区制度、国家制度、地区性组织的超国家制度乃至全球制度，特别是当前地区主义又出现了新的分析层次，即以亚欧峰会为代表的地区间主义，这种新出现且不断发展变化的地区主义形式无疑为比较地区主义研究增加了困难。分析层次的增加虽然一定程度上扩展了研究的空间，但也引发了所谓的“小N数”的问题，也就是说会有太多的变量需要处理，而政治科学比较研究与自然科学的实验不同，无法在实验室能完成测试，现实世界又缺少足够多的国家、地区和地区性组织来进行测试，这就影响了研究结果的适用效度。况且这样的研究只能考察现实的国家与地区，无法重现历史因素对研究结果的影响。
第二，比较地区主义的案例选择问题。从已有的比较研究存在的问题看，比较地区研究通常会出现选择偏见的问题，即选择哪些个案为比较对象，如何控制案例选择过程中选择偏好所造成的非预期后果。一般而言，我们通常会选择那些较为成熟和影响力较大的案例进行研究，但其潜在的风险是这个案例或许属于相当罕见的形式。比如，第一轮和第二轮地区主义都发源于欧洲，而且就地区一体化发展程度看，欧盟也是最为成功的案例，显然在进行比较地区研究时，欧盟是最为“合适”的选择对象。但问题在于，欧盟是建立在“共同体方式”基础上的高制度化的地区一体化发展模式，从整个地区主义发展过程看，是属于一种特殊个案，并不具有普适性。在“欧洲模式中心论”的影响下，出现了制度化程度和制度建设成为地区主义研究的关键性变量，“欧洲模式”成为地区主义“正统”的论调。虽然在新地区主义研究中，“欧洲中心论”已经为多数学者所抛弃，却出现了另外一种极端，即“欧洲例外论”，彻底将欧盟看做一种地区主义的“变异”，非但不具有普适性，还阻碍了比较地区研究的发展。
第三，比较地区主义的核心变量问题。其实这是选择偏见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即问题不在于欧盟模式本身，关键出现了变量的非代表性选择问题，也就是说，对地区主义发展的关键变量选择出现了问题。不可否认，制度是地区主义的重要变量之一，但其是否在众多变量中最具有代表性，这是值得地区主义研究者思考的地方。至少在新地区主义中，制度已经不再是最关键的变量，而地区化和地区性的地位却在新地区主义研究中得到了空前的重视。在这个方面，已有学者在重新界定地区概念的基础上，以地区化为代表性变量，推出一系列的因变量和假设，尝试建立起一种比较地区化的理论分析框架(12)，这是目前为止较为成功的一种尝试。当然，选择偏见还有另外一种表现形式，即只考察正面的个案，“并以此湮灭了我们谋求加以解释之现象的各种变异”，(13)在比较地区研究领域，学者更多关注现存的和成功的地区协议或地区一体化工程，很少探讨一些地区一体化失败和原有地区组织最终消亡的原因，甚至对新兴的地区组织和地区化现象也关注不够，特别是非洲和中东等地区。其实，对这些失败原因和新兴地区合作案例的分析，从不同的视角解释了地区主义兴起的原因、新旧地区主义的更迭和继承以及影响地区主义发展和变化的关键变量。
第四，地区主义特别是新地区主义本身就提倡比较分析的重要性，在此之前也有将欧洲与其他地区进行比较研究的先例。但从方法论角度看，这些研究基本上都属于一种不对等的和简单的比较方法。例如，一些学者采用整体主义的“集成比较”方法(aggregative comparison)，即以欧洲地区主义经验为参照系，研究其他地区组织与欧洲模式的异质性；或者是将多个地区组织并列集合在一起处理。更确切地说，这是一种对于多个比较对象的静态描述和相关资料的堆砌，而缺乏真正意义上的比较。也有一些学者利用特殊主义的“经验比较”方法(empirical comparison)，即从一种经验研究出发，对不同地区组织的政治结构和政治过程的某一侧面或某一部分进行比较，应用最多的依然是以欧洲模式的制度化特点为出发点，对欧盟和其他地区的制度化进行比较研究。可以说之前的比较地区研究中，在案例选择和之后的处理过程中无不体现着欧洲模式与其他地区间不对等的关系，体现着“欧洲中心论”的广泛影响。随后，在新地区主义研究中出现过一些“综合比较”的方法，即对欧洲和其他地区组织按照特定的比较框架展开多层次的比较，其研究结果通常是对欧洲模式与其他地区间的差异性有更加全面的理解。但往往会因为欧洲模式与其他地区的差异性过大，从而对欧洲模式产生“排斥”出现了另外一种极端，即“欧洲例外论”，彻底将欧盟看做一种地区主义的“变异”，非但不具有普适性，还阻碍了比较地区研究的发展，而且无法提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模式，这同样体现出了欧洲模式与其他地区之间不对等的关系。
当然也有学者认为建立这样一个能容纳大多数变量的比较地区主义理论框架或许是根本无法完成的，地区主义不但涉及其内部变量，更重要的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地区主义的外生变量影响同样不可忽视。在考量内生变量已经困难万分的情况下，再加上复杂多变的外生变量，其复杂程度可想而知。试图以一个解释框架解释如此复杂的现象，出现超额负载的局面几乎是无法避免的。且不论这样的争论结果如何，在新地区主义出现瓶颈的现实下，进行一系列的尝试是非常必要的。
2008年底，在众多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出现了方法论方面的突破(14)，建立了较为严密的比较地区化理论，其始作俑者为阿莱克斯·沃雷赫兰科。
三 比较地区化理论框架分析
作为著名的欧洲问题研究专家，沃雷赫兰科专长于欧洲一体化理论分析，并在很早就注意到了欧洲研究与新地区主义研究之间的分化态势，在不断引证和论述欧洲一体化与国际关系和新地区主义关系的过程中，实现了方法论模式的突破，采用了一种“建立模式”(15)的比较方法(Model-building comparison)初步建立了比较地区化的理论框架，并不断完善。(16)其模式效能与其说取决于对研究对象的解释程度和深度描述，毋宁说是取决于它所提示的特定研究路径和视角，是一种更为精细和综合的方法论模式(17)。可以这样说，沃雷赫兰科比较地区化理论框架的建立主要实现了方法论上的突破，而且在比较研究的技术方面实现了宏观与微观的融合。与之前的比较地区主义研究不同的是，他主要采用了一种微观性质的比较研究，对地区组织的地区化展开更加精细的比较研究，建立了以地区化为主要因变量的比较地区化理论框架。
沃雷赫兰科首先从地区主义的基本概念比较分析入手，他认为地区和地区主义的概念都过于宽泛，无法以此为因变量建立一个普适性的比较框架，这就需要寻找一个较为明晰的概念作为比较分析框架的因变量；通过对新旧地区主义之间继承性和差异性的比较分析，并考量了经典一体化理论的一些问题后，最终将地区化选作其理论分析的因变量。根据他的界定，地区化是“一个明确的，但不一定正式制度化的过程，是为协调参与国规范、决策程序、政策类型、政策内容、政治机会结构、经济与认同（精英与大众层次）等问题，同意在地区层次形成一个新的集体优先事项、规范与利益的过程，并可能不断演进，消解或停滞”。(18)
沃雷赫兰科认为以地区化作为因变量具有很多优势：首先，从概念上看，地区化关注的是一个过程而非结果，这有助于避免为地区化发展超出预期结果而发生争论的可能；同样地区化也不存在优先考虑的发展目标，如机构设置等，这样就能避免新功能主义的目的论假设；更为重要的是，地区化能够用于不同本质和发展逻辑的地区建构过程中。其次，地区化具有多种类型，足以囊括当前任何一个国际地区合作形式。如图2所示，沃雷赫兰科根据地区化内容和特点，把地区划分为五种类型。
图2 地区化的五种类型
资料来源：Alex Warleigh-lack,"Towards 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Regionalisation:Bridging 'New Regionalism' and 'Integration Theory'",p.760.
类型一是结构地区化(structured regionalisation)，其主要特点是：一个复杂的涉及多领域的实体，尽管有较高制度化水平，却使用非正式的政治手段管理；不存在霸权；在许多政策领域，相当大的权力放至新的中心且权力“遣返”(repatriate)的代价很高，例如欧盟和非洲联盟（预期中的(19)）。
类型二是主导式地区化(dominance regionalisation)：是全球机制的一种选择，由地区或全球霸权国建立以对抗其他地区化进程或国家的威胁，其关注的事务较为狭窄，主要以经济合作为主，例如北美自由贸易区。
类型三是安全地区化(security regionalization)：顾名思义，以军事或社会经济的安全事务为主，成员之间可能是地缘接壤性也可能是跨地区性质的，例如欧洲－地中海伙伴关系和北约；
类型四是网络式地区化(Network regionalisation)：地区应对全球化影响的反应，以地区认同为驱动，有一定范围和程度的权力要求，但主要依靠非组织化的政府间工作方式，例如东南亚国家联盟和非洲联盟（现实中的）。
类型五是多重地区化(Conjoined regionalisation)：出于经济或对外政策考虑，以某地区化和另一个地区化进程或核心国家建立起来的战略伙伴关系。例如亚太经合组织(APEC)。
沃雷赫兰科认为地区化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时刻处于变化过程中，但他强调地区化的变化过程并不一定是朝向进步或深化的方向。而且，地区化还暗含着一种多层次的关注性，不仅体现在地区化发生在地区层次、国家层次以及国家内层次（利益集团、机构和个人），更重要的是地区化体现了一种双向或多向的进程，地区、全球、国家、地方甚至个人层次间构成一种网络状的变量群，随时都在影响着地区化的结果。因而，地区化概念能够适用于目前世界政治中任何一种跨边界国际地区形式分析，同时也强调了政治与经济之间平等的联系。
最后，地区化概念避免了术语间的混乱关系，如“旧地区主义”、“新地区主义”和“一体化”这些术语之间的边界和内涵等。
在分析比较地区化的因变量之后，沃雷赫兰科对地区化的自变量与假设进行了分析（参见表1），通过回顾一些主流地区主义理论的核心变量，尝试发现具有普遍意义的变量和各自的缺陷。沃雷赫兰科特别强调了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对其比较框架的重要性：首先，不论新功能主义理论也好，还是新地区主义路径也罢，大部分地区主义研究成果都是来自政治经济学分析视角；其次，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是一种具有弹性的灵活方法，可同时采用建构主义和理性主义的视角进行分析，从而促进理论的多元化和批判性对话；第三，国际政治经济学寻求建立全球和地区层次治理的相互关系，认为全球与地区各层次之间是相互加强的，这就使我们能够将所研究的地区定位在全球语境下，关注在全球化发展或全球政体视角下，每个地区所起到的不同作用；最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学派，能够使学者在国际或全球体系内探索结构性权力和既得利益，从而判断哪个地区性组织可能是霸权力量的工具。
自变量1：地区化进程开始的理由，即起因(genesis)。这个自变量是关于国家早期加入并持续参与到某个地区化进程中的原因，如何决定和界定成员国地位？回答这样的问题需要我们从比较地区化的类型和相似性出发，并与地区成员地位和认同之间建立联系；同样还需要研究地区的规定性目标是否会发生变化。如果会，那影响变化的因素和原因有哪些，这是解释地区主义由“旧”到“新”转变的一个重要问题。假设1：国家参与地区化进程的原因在于，一些国家在处理由全球化引起的经济和／或安全问题时，察觉到一种无法与地区外国家共享的、明确的共同利益。
自变量2：地区化的运行方式，即功能性(functionality)。这是探索一旦地区组织成立之后是如何运行的，介入决策过程的都有哪些行为体，其相对影响力如何？是否会因为合作事务领域或类型而发生改变？地区涉及的合作领域范围边界在哪，是否会随时间而发生改变？如果是，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决策的规则是什么？地区成员之间的双边关系是否还会存在，是否是与成员地位共存的复杂关系？地区组织的执行决策能力有多大，成员国如何面对地区组织的表现？这些问题有助于解答地区内部的权力分布和运行方式，是否内部或外部压力对地区组织行为有较大的影响和催化作用，是否地区内体系会随着成员国或经济利益驱使下进行变革？假设2：地区化是由参与国政府主导的，由其所感知的共同利益决定，并倾向于以一种非正式决策方式指定的时断时续的过程。
自变量3：地区化进程中的情感因素，即社会化(socialization)是研究地区是否在精英和大众层次对其成员产生观念和规范意义上的影响，大众支持是否会随着时间增加或减弱？跨边界休戚与共的信任感是否会不断发展，如果会，为什么？是否存在任何形式的地区化的政治认同，是否会因此影响政治行为？这些问题研究需要学者在政治认同和合法性之间建立联系，并回答地区与情感因素之间的关系，地区是如何影响情感因素或地区如何由情感因素构成？假设3：在精英和大众层次上，政策认知和共同处理问题的影响比地区认同更明显。
自变量4：地区化对其成员或其他国家与地区的影响，即影响(impact)讨论的是地区化进程的产出和输出结果(output)。与自变量3不同的是，自变量4主要关注物质性的而非观念性的影响，比如对国内政治经济的影响，对其成员的政策和结构影响；或者是对全球政治经济的影响。地区是否和如何对第三方产生影响？是否会对其成员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权力制衡、伙伴关系等）以及成员国对外部环境的影响能力？假设4：地区化赋予参与国以集体形式面对第三方，并对成员国具有重大的结构影响。
四 比较地区化理论的综合评价
沃雷赫兰科的学术努力为我们的研究开放了极大的发展空间，但仅从方法论角度对其理论框架检测尚不足以完整地揭示其创新之处和隐藏的问题，因而对其进行综合性评判是极其必要的。张小劲博士曾对理论评判的一般进路做出过精彩的论述：“一般而言，学术批评、特别是针对特定的理论体系或理论流派的学理性批判，至少包括五个进路：或是追究其先在的理论预设以发现其中的真伪疏漏，或是追溯其学理资源以质询其中的片面误读，或是考察其逻辑体系以发掘其中的自相矛盾之处，或是检验其方法论以寻找其中的舛错失当，或是推演校验其普适结论以揭示其中的局限偏颇”。(21)本文将采用这五种进路对比较地区化理论进行综合评价。
第一，就比较地区化的理论预设而言，比较地区化并非一种对于经验事实单纯意义上的理论概括，而是一种包含了特定内涵的、旨在建立一个普适的关于各种地区化类型的一种分析框架。这个框架虽然不排斥欧洲经验的适用性，但从根本上改变了欧洲与其他地区之间的不对等关系，以地区化取代了过去常用的制度化因变量，将欧洲与其他地区放在了平等的地位进行比较，避免了以某一地区为主要参照系或排除“异变”个案现象的发生。
第二，就其自身的逻辑体系而言，比较地区化的核心概念和相应的理论论证在相当程度上综合了地区主义各种基本概念，以一种相对明晰的地区化界定取代了之前过于宽泛和指称内容庞杂的概念，并在分析旧地区主义和新地区主义、欧洲一体化和国际关系地区主义的界分问题之上，较好地厘清了两者间的继承和发展关系，有力地改善了原有的割裂状态，提供了一种更为综合化的分析视角。
第三，就其所凭依的学理资源而言，比较地区化的创建者沃雷赫兰科具有深厚的欧洲研究功力，并在很早就注意到了欧洲研究与新地区主义研究之间的分化态势。在将欧洲一体化理论与新地区主义理论进行综合性评价的基础上，他分别从经典的地区一体化理论（新功能主义理论）和具有批判性质的新地区主义路径中汲取“养分”，既未一味批判，也没有全盘接受，而是以一种更为宏观和综合的角度分析欧洲一体化在地区主义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并强调采用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的重要作用，以一种具有弹性的灵活方法，同时采用建构主义和理性主义的视角进行分析，将所研究的地区定位在全球语境下，关注在全球化发展或全球政体视角下，每个地区所起到的不同作用，并结合国际政治经济学批判学派的观点，使学者能够在国际或全球体系内探讨结构性权力和既得利益，从而判断哪个地区性组织可能是霸权力量的工具。它以一种多元化的综合视角容纳了较多的研究领域。
第四，就其使用的分析方法而言，“建立模式”的比较研究是一种更为精细和综合的方法论模式，而且在比较研究的技术方面实现了宏观与微观的融合，能够对复杂多样的地区化进行综合而精密的测量，能够容纳更多的案例。但限于地区主义过于复杂多元的现实，特别是欧洲案例的一些特性，在涉及欧洲与其他案例比较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变量溢出的问题。例如，在分析假设4的过程中，地区化对地区内部结构的影响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制度化水平，而欧盟的制度化水平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体现出了高度不对称的特点，因而如何控制类似的溢出效应是该理论框架在方法论方面需要不断精炼的重点。
第五，就其所得出的普适结论而言，比较地区化理论较好地反映了当前地区主义的现实，特别是它所采用的地区化因变量能够应用于大多数地区，适用于不同地区化类型的地区组织，为今后的比较研究开放了新的空间。
总之，如前文所言，比较地区主义理论还存在许多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任何一种理论框架只有经过不断的论证和修正后才具备说服力，比较地区研究特别需要一种复杂的、多案例的综合方法，才能提高框架的精密程度和可信度。因而，在案例选择上需要更广范围的应用，特别是北美、拉丁美洲、南美以及非洲等地新兴的地区主义和地区化进程。但无论如何，一个设计精细的比较分析框架对比较地区研究而言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需要我们不断在方法论和具体方法设计上进行创新。
注释：
①相关讨论参见Fredrik Sderbaum and Timothy Shaw eds.,Theories of New Regionalisms:A Palgrave Reader,Houndmills:Palgrave Macmillan,2003,p.7; Alex Warleigh-lack,"Learning from Europe? EU Studies and the Rethinking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12,No.1,2006; Philippe De Lombaerde,C.Hughes and A.Cooper eds.Regionalism and The Taming of Globalization,London:Routledge,2007; Ben Rosamond,"European Integration and the Social Science of EU Studies:The Disciplinary Politics of a Subfield",International Affairs,2007,Vol.83,No.2等。
②Bjrn Hettne,"The New Regionalism Revisited",in Fredrik Sderbaum and Timothy Shaw eds.,Theories of New Regionalisms:A Palgrave Reader,p.21.
③Fredrik Sderbaum and Timothy Shaw eds.,Theories of New Regionalisms:A Palgrave Reader,pp.27-29.
④Ibid.,pp.28-29.
⑤初期概念可对比参照肖欢容：《地区主义：理论的历史演进》，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256页；Bjrn Hettne and Fredrik Sderbaum,"Theorising the Rise of Regionness",in Shaun Breslin et al.eds.,New Regionalism in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London:Routledge,2002,pp.39-45。修正后的概念参见Bjrn Hettne,"The New Regionalism Revisited",in Fredrik Sderbaum and Timothy Shaw eds.,Theories of New Regionalisms:A Palgrave Reader,p.28。
⑥Bjrn Hettne and Fredrik Sderbaum,"Theorising the Rise of Regionness",in Shaun Breslin et al.eds.,New Regionalism in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p.38.
⑦Bjrn Hettne,Andras Inotai and Osvaldo Sunkel,Globalism and the New Regionalism,Palgrave McMillan,1999.
⑧郑先武：《新地区主义理论：渊源、发展与综合化趋势》，《欧洲研究》2006年第1期。
⑨See Alex Warleigh-lack,"Learning from Europe? EU Studies and the Rethinking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12,No.1,2006,pp.31-51; Alex Warleighlack,"Towards 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Regionalisation:Bridging 'New Regionalism' and 'Integration Theory'",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Vol.13,No.5,2006,pp.750-771; Ben Rosamond,"European Integration and the Social Science of EU Studies:The Disciplinary Politics of a Subfield",International Affairs,Vol.83,No.2,2007; Ben Rosamond,"Rethinking Classical Integration Theory",in Philippe De Lombaerde,C.Hughes and A.Cooper eds.,Regionalism and the Taming of Globalization,London:Routledge,2007.
⑩［英］罗德·黑格、马丁·哈罗普：《比较政府与政治导论》，张小劲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9页。
(11)同上。
(12)Alex Warleigh-lack,"Towards 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Regionalisation:Bridging 'New Regionalism' and 'Integration Theory'".
(13)［英］罗德·黑格，马丁·哈罗普：《比较政府与政治导论》，第112页。
(14)Alex Warleigh and Ben Rosamond:"Theorising Regional Integration Comparatively:An Introduction",Paper to the ECPR Joint Sessions of Workshops,Nicosia,25-30 April 2006,Workshop 10:Comparative Regional Integration-Towards a Research Agenda.
(15)“建立模式”的比较研究是一种以特定的理论假说为指导，试图通过比较研究而建立某种具有普遍价值的理论体现的学术努力，通常包括一组互相关联的概念、命题和假说，在某种元理论的基础上对研究对象做出抽象的、理论假说式的理解和解释。就认识论过程而言，模式的产生必然是建立在对研究对象的经验研究基础之上，但又必然超出经验研究走向抽象和概括。
(16)See Alex Warleigh-lack,"Towards 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Regionalisation:Bridging 'New Regionalism' and 'Integration Theory'",p.758; Alex Warleigh-lack,"Studying Regionalisation Comparatively:A Conceptual Framework",in Andrew F.Cooper,Christopher W.Hughes and Philippe De Lombaerde eds.,Regionalisation and Global Governance,Routledge,2007.
(17)比较研究方法论的具体论述，参见［英］罗德·黑格、马丁·哈罗普：《比较政府与政治导论》，第99-121页；张小劲、景跃进：《比较政治学导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3-47页。
(18)Alex Warleigh-lack,"Towards 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Regionalisation:Bridging 'New Regionalism' and 'Integration Theory'",p.758.
(19)现实中的非洲联盟制度化还比较低，其发展方式与东盟类似。但非洲国家一直致力于建立一个类似欧盟的地区组织，强调加强非盟的制度化建设和国际行为能力。
(20)See Alex Warleigh-lack,"Studying Regionalisation Comparatively:A Conceptual Framework",in Andrew F.Cooper,Christopher W.Hughes and Philippe De Lombaerde eds.,Regionalisation and Global Governance,p.766.
(21)张小劲、景跃进：《比较政治学导论》，第2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