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美--论东晋诗歌中的山水描写_游仙诗论文

形式美--论东晋诗歌中的山水描写_游仙诗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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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元康年间,郭象注《庄子》,重新兴起了玄学之风。郭象的玄学是以“万有独化”,取代了正始玄学的“以无为本”。正始玄学以“无”为万物(万有)之本,而郭象却说:“无既无矣,则不能生有;有之未生,又不能为生。然则生生者谁哉?块然而自生耳。”〔1〕

郭象“万有独化”的理论,纾解了正始玄学中“无”与“有”的矛盾。正始玄学家观自然以悟道的方式,在晋代(尤其是东晋)更得到了顺理成章的施行。相比之下,正始玄学家较多从宇宙运化的宏观角度去把握天道,晋代玄学家则更为自如地观赏一山一水一景一物而体悟玄机。

两晋流行的佛教大乘般若学,追求本体的“空”(或称“真”、“佛性”)以达到“涅槃”境界。但不放弃具体的事物,而是强调从具体的事物中去领悟本体。这就是所谓“即色悟空”的参禅方法。同时也把世间万物视为本体的体现,这就是所谓“色即是空”的思想:“非色异空,非空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2〕可见, 大乘般若学的思想及方法论,极似郭象玄学的“万有独化”论。

郭象玄学的“万有独化”论与大乘佛学的“色空不二”说,将“无”、“空”的本体导向了山水自然,从而促使人们加深了对山水自然的探索与理解;“含道应物”、“澄怀味象”的悟道方式,则将山水景物的描写引进了以阐发玄佛义理为主旨的玄言诗,“山水以形媚道”〔3〕也因而成为东晋玄言诗创作的一大特色。

东晋玄学家十分重视对宇宙万物的观察审视。王羲之在《兰亭集序》中就申明:“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他们对宇宙万物的观察审视,首先具有哲理思辨的意义,其目的在于“观道”,即通过观察万物众象以悟道。庚阐《衡山》诗云:“北眺衡山首,南睨五岭末。寂坐挹虚括,运目情四豁。翔虬凌九宵,陆鳞困濡沫。未体江湖悠,安识南溟阔。”诗人寂坐虚括,运目山水,是为了从湖悠溟阔的万千气象中,体识自然之道的妙理玄机。王羲之《兰亭》诗云:“仰视碧天际,俯瞰绿水滨。寥朗无崖观,寓目理自陈。大矣造化工,万殊莫不均。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亲。”诗人仰视碧天,俯瞰绿水,则是通过寓目寥朗浩渺的宇宙之美,以领悟造化神奇的宇宙之道。这表明,在东晋人眼中,山水自然本身就是“道”的体现。孙绰的《天台山赋》开章就阐明:“太虚辽阔而无阂,运自然之妙有,融而为川渎,结而为山阜,嗟山岳之所奇庭,实神明之所扶持。”因此,他们对“道”的把握,不仅没有(也不可能)弃形绝象,反而十分重视对自然万物外在形象的审视玩味。

庐山诸道人《游石门诗序》云:“因咏山水,遂杖锡而游。……文石发彩,焕若披面。柽松芳草,蔚然光目。其为神丽,亦已备矣。斯日也,众情奔悦,瞩览无厌……乃悟幽人之玄览,达恒物之大情。其为神趣,岂山水而已哉!于是徘徊崇岭,流目四瞩……”山水有内在的“神趣”,故并非纯然的客观山水(“岂山水而已哉!”)但是,若要体悟山水的“神趣”,却又要通过对山水外观“神丽”的“玄览”。所以,才促使人们“徘徊崇岭,流目四瞩”。由此可见,东晋人玄览山水以悟道,虽然有理性思辨的意义,却是要通过“流目四瞩”的感性直观手段才能实现。人们观山水而表现出来的“众情奔悦”,“信可乐也”,既是“达恒物之大情”的得道欢欣,也有“极视听之娱”的审美愉悦。正因如此,玄言诗中,常常有大量对山水自然“神丽”的表现:

流风拂枉诸,停云荫九皋。莺语吟修竹,游鳞戏澜涛。携笔落云藻,微言剖千毫。时珍岂不甘,忘味在闻韶。(孙绰《兰亭》)

鲜葩映林薄,游鳞戏清渠。临川欣投钓,得意岂在鱼。(王彬之《兰亭》)

这些诗中的景物描写,都是人们在观山水以悟道的过程中,“身所盘桓,目所绸缪,以形写形,以色貌色”的产物。大自然的“嵩华之秀,玄牝之灵”,〔4〕在诗人的笔下得到形象而传神的体现, 实可谓“穷音声之妙会,极自然之象趣”〔5〕。诗中虽然有“时珍岂不甘, 忘味在闻韶”、“临川欣投钓,得意岂在鱼”等义理的阐发,但诗人对山水之“形”的直观描摹以及“媚”的感性表现,确实使清新秀丽的景物描写,构成了诗中独立自足的美感意象。

栖迟隐逸、游览山水、体道味玄,是玄学家生活的三个有机组成部分。因此,反映隐逸生活的诗作中,大都有景物之写和玄道之思。如孙绰的《秋日诗》:

萧瑟仲秋日,飚唳风云高。山居感时变,远客兴长谣。疏林秋凉风,虚岫结凝宵。湛露洒庭林,密叶辞荣条。抚菌悲先落,攀松羡后凋。垂纶在林野,交情远市朝。澹然古怀心,濠上岂伊遥。

诗人在山中秋景的变化中体道味玄。该诗的最终目的是玄思,但其表现的重点却是景色——以大量篇幅写清幽疏淡的山林秋景,从而烘托出诗人高古遗世的心境与冥思怀道的神情。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在艺术理论上第一个提出“传神”论的,便是东晋的著名画家顾恺之。他说:“凡生人无有手揖眼视而前无所对者,以形写神而空其实对,荃生之用乘,传神之趣失矣。”“四体妍蚩,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6〕可见, 六朝的书画领域,是以传神为艺术的最高准则。

然而,在诗文方面,六朝人却追求“形似”的创作倾向。从陆机的“期穷形而尽相”,张协的“巧构形似之言”;到谢灵运的“尚巧似”,何逊的“多形似之言”都体现了六朝文坛“文贵形似”、“指事造形,穷情写物”〔7〕的创作风气。

“形”与“神”是事物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重神,无疑是艺术高层次的追求(六朝以后的诗画论大都沿着这个方向发展),但在文学才进入自觉时代,而书画艺术刚起步的六朝,人们不可能跨越“形”而直达“神”的至高境界。“传神”虽然重要,但“形”的表现却是“传神”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只有对“形”充分认识与全面把握之后,才能实现“传神”的目的。因此,六朝人虽然提出了“传神”的最高标准,却没有忽视“形”的重要性。顾恺之的“以形写神”,宗炳的“山水以形媚道”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除此之外,我们还应注意到,顾恺之的“传神”论,是以论人物画为主;而文坛的尚形风气,则主要是体现在山水景物的描写之中。山水景物之写,在六朝正是一个方兴未艾的创作新领域。对山水外在形貌的摹写,是此时期山水诗的创作特点,也是山水诗初兴阶段不可能跨越的必然环节;而东晋的玄言诗又是山水之写的重要转折,“以形写形,以色貌色”的表现方式,更显示出对山水描写基础训练的重要性。

人们曾批评玄言诗“理过其辞,淡乎寡味。”“平典似《道德论》。”“寄言上德,托意玄珠,遒丽之辞无闻焉尔。”〔8〕不可否认, 玄言诗确实不乏“浩浩元化,五运迭送,昏明相错,否泰时用,数钟大过,乾象摧栋,惠怀凌构,神銮不控”(孙绰《与庚冰诗》其一)之类的枯燥无味之作,然而,“山水以形媚道”为玄言诗创作的重要表现,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刘勰论述东晋玄风时曾说:“微言精理,函满玄席,淡思浓采,时洒文囿。”〔9〕以“浓采”发“淡思”, 可见当时的清谈乃竞尚华藻丽辞之美。这种风气反映到玄言诗创作中(“时洒文囿”)恰恰也就表现为“淡思浓采”的唯美风貌。这种风貌,也主要是通过“山水以形媚道”的创作方法而形成的。

“山水以形媚道”的创作倾向,在郭璞的游仙诗中也表现得相当明显。后人对郭璞游仙诗的评价颇有分歧。如钟嵘《诗品》说:“(郭璞)《游仙》之作,辞多慷慨,乖远玄宗。……乃是坎壈咏怀,非列仙之趣也。”钟嵘认为郭璞的《游仙》诗“乖远玄宗”,即脱离了玄风;而檀道鸾却以为郭璞的五言诗(主要就是《游仙诗》)有“道家之言”,并且还影响了后来的许询、孙绰等玄言诗人,因此把郭璞的五言诗也划入了玄言诗的发展序列。

平心而论,檀道鸾的说法较符合事实。郭璞的《游仙诗》十九首中,确实有“啸傲遗世罗,纵情在独往,明道虽若昧,其中有妙象”(其八)之类的玄风表现。钟嵘说郭璞《游仙诗》“非列仙之趣”,其实,不仅郭璞《游仙诗》中的“列仙之趣”显而易见,郭璞本人更是有浓重的道教神仙思想。《晋书》本传称郭璞精通“五行、天文、卜筮之术”。他也曾为古代的神话集《穆天子传》与《山海经》作注。

从历史上看,游仙诗的产生与发展深受道教思想的影响。以神仙思想为主干的道教兴起于东汉后期,而游仙诗也正是产生于这个阶段。尔后,建安、正始,乃至两晋,皆有为数不少的游仙之作。不管这些游仙诗的作者是否信奉神仙之术,道教神仙思想在游仙诗中,确实有十分鲜明而突出的表现。同时,道教的产生与发展,又跟老庄之学以及后来的玄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如道教的主要源头——东汉后期的“五斗米道”,便奉老子为教主,以《老子五千文》为主要经典。五斗米道的著作《老子想尔注》,便是以神仙长生的理论来解释《老子》,并把老子神化为仙气甚浓的“太上老君”。魏晋玄学兴起后,也进一步影响了道教。东晋道教的重要人物葛洪,就在《抱扑子》的《畅玄》、《地真》篇中,对老子、王弼等人的“玄道”说加以发挥,从而成为其创立新道教的基本理论。如《畅玄》中说:“玄者,自然之始祖,而万殊之大宗也。”《地真》中说:“道起于一,其贵无偶,各归一处,以象天、地、人,故曰“三一”也。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人得一以生,神得一以灵。”此类论述,简直可当玄学家语。因此,郭璞诗既有列仙之趣,又有玄道之风也就不足为怪了。

理论思想上的相互交融与影响,必导致思维方式及表现形式的类似趋向。玄学家喜欢徜徉自然、游目山水以悟道,而道教徒登山采药、隐栖炼丹等活动,亦与山水自然产生密切的联系。道教的泛神说,更使他们认为:“游魂灵怪,触象而构;流形于山川,丽状于木石者,恶可胜言乎?”〔10〕于是,大自然中的山川草木,更令他们倾心、瞩目:

晦朔如循环,月盈已复魄。蓐收清西陆,朱羲将由自。寒露拂陵苕,女萝辞松柏。瞬荣不终朝,蜉蝣岂见夕。圆丘有奇草,钟山出灵液。王孙列八珍,安期炼五石。长揖当途人,去来山林客。(郭璞《游仙诗》其七)

璇台冠昆岭,西海滨招摇。琼林笼藻映,碧树疏英翘。丹泉栗朱沫,黑水鼓玄涛。寻仙万余日,今乃见子乔。振发希翠霞,解褐被绛绡。总辔临少广,盘虬舞云轺。永偕帝乡侣,千龄共逍遥。(郭璞《游仙诗》其十)

炼石寻仙的活动,皆进行在山水物色之中。而这些山水物色——奇草、灵液、琼林、碧树、丹泉、黑水,颇有浓郁的仙风神趣。这显然是诗人为了摆脱“瞬荣不终朝,蜉蝣岂见夕”的迁逝哀感,追求“永偕帝乡侣,千龄共逍遥”的长生心愿,而塑造出来的理想境界。郭璞诗的“列仙之趣”,也由此可见一斑。

在郭璞《游仙诗》其八中,矛盾复杂的思想感情与清幽明丽的景物描写,都同样表现得十分突出。诗中既有“仰思举云翼,延首矫玉掌”的升天之念,也有“啸傲遗世罗,纵情在独往”的遗世之情;既有“明道虽若昧,其中有妙象”的玄思冥想,也有“希贤宜励德,羡鱼当结网”的入世欲望。似乎是为了配合矛盾复杂的思想感情抒发,诗中的景物描写,也表现得丰富多样,既有“场谷吐灵曜,扶桑森千丈”的神彩,也有“朱霞升东山,朝日何晃朗”的亮丽,还有“回风流曲棂,幽室发逸响”的清幽;而三组的景色,又是那样的浑然谐合,给人以赏心悦目的审美感受。

可见,郭璞《游仙诗》表现的内容,包含了仙、玄、隐、情诸多方面,而物象的描写都突出表现出唯美的特征,从而形成艳丽飘逸的风貌。

庚阐也有《游仙诗》十首,与郭璞诗比较,庚阐《游仙诗》已无“坎壈咏怀”的表现,全以“列仙之趣”见称。而这“列仙之趣”,更是体现在浓艳的景色描写之中:“朝餐云英玉蕊,夕挹玉膏石髓。瑶台藻构绮霞,鳞裳羽盖级骊。”(其八)“玉树标云翠蔚,灵崖独拔奇卉。芳津兰莹珠隧,碧叶灌清鳞萃。”(其九)这些山水景色,笼罩在浓郁的仙风异彩之中,从而显现出一种灵秀神奇之美。

模山范水,凭借着玄思仙风之力,悄然而成为东晋诗歌创作的重要表现;重形尚美,也日益成为东晋诗人在诗歌艺术上的突出追求。这种表现与追求,更显见于以景物描写为主的诗作中。

庚阐曾被钟嵘视为玄言诗的代表诗人之一,其诗更被指责为“平典似道德论”。从现存的十八首庚阐诗看,其突出表现特征却是写景集中且清新秀丽。前文所引其《游仙诗》,便已见此特征。其余的庚诗,更可称是写景佳作。他的春禊诗《三月三日临曲水诗》、《三月三日诗》等,写景尤显明净秀美,如前者在高泉飞溅、回澜清盈、曲流叠川、茂林映绿的描写中,展现一片明丽清静之美;后者则以散目悠想的神态,把翠流素濑的近景,与轻澜飘渺的远景叠化起来,给人以深邈疏旷的空间美感。与孙绰等人的《兰亭诗》(也是春禊诗)不同,庚阐的春禊诗已全无玄风影响。玄风既去,写景也就更为集中精致,唯美的倾向也就更为突出。庚阐这些写景秀美的诗作,实在不应该用“平典似道德论”责之,反可视为南朝山水诗的先风。

从本文所引的诗例可见,在东晋诗歌中,大都是春兰、秋林、清风、澄月、幽涧、素波之类的景致描写,体现出以“清丽”为特征的审美风貌。这“清丽”诗风形成的原因,应该从审美主体与客体两个方面去探寻。审美主体方面,主要表现为诗人审视山水景物的态度。王羲之《答许询诗》云:“争先非吾事,静照在忘求。”庚阐《衡山诗》云:“寂坐挹虚括,运目情四豁。”忘却世尘,以求心虚神寂;心虚神寂,则自趋于静观玄览;而静观玄览,便是体道味玄的重要方式。这也正是宗炳所说的“澄怀味象”。从审美客体方面看,清幽寂静的景物,最能体现玄道佛理。西晋的左思已指出:“非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招隐诗》其一)而东晋的玄、佛学家更认为:“虽无丝与竹,玄泉有清声。”(王羲之《兰亭诗》)“崇岩吐清气,幽岫栖神迹。”(惠运《庐山东林杂诗》)以静观玄览的态度,审视清幽寂静的山水景物,从中体悟“道”的妙理玄机。这就是东晋诗中颇多清幽景致之写的主要成因。而静观玄览的审视态度,也自然导致诗人特别关注清幽寂静的山水景色:“取欢仁智乐,寄畅山水阴。”(王羲之《答许询诗》)“咏发清风集,触思皆恬愉。”(支道林《咏怀诗》其二)清阴的山水,正符契他们恬愉的心境。这就更促成了东晋诗人尚清好静的审美情趣。这么一来,清幽秀丽的山水景物,也就超越了“体道”的玄学范畴,而进入了审美的领域,从而形成了东晋诗“清丽”的美学风貌。

总观东晋诗坛,对山水声色描写的倾向确实日益显著;而个人情感的抒发,则相对地较为淡薄。在这个意义上说,刘宋山水诗的“性情渐隐”〔11〕在东晋诗中已表现得相当突出;东晋诗重山水之形与景物之色的描写,则肇始了文贵形似、声色大开的南朝山水诗创作;而谢灵运的山水诗,更是在对“山水以形媚道”传统的直接继承与革新中,得到发展与繁盛。

注释:

〔1〕《齐物论注》。

〔2〕《摩诃般若波罗密经》。

〔3〕宗炳《画山水序》。

〔4〕以上引文俱见宗炳《画山水序》。

〔5〕释慧远《阿毗昙心叙》。

〔6〕见《历代名画记》卷五。

〔7〕分别见于陆机《文赋》、钟嵘《诗品·上》、 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刘勰《文心雕龙·物色》、钟嵘《诗品序》。

〔8〕分别见于钟嵘《诗品序》、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

〔9〕《文心雕龙·时序》。

〔10〕郭璞《注山海经叙》。

〔11〕沈德潜《说诗晬语》云:“诗至于宋,性情渐隐,声色大开,诗运转关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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