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部崛起的系统联动战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部崛起论文,战略论文,系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引言
现在明确的中部地区为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六省。中部六省地处沟通东西南北四面八方的中华腹地，是进入中国国内市场的最佳区位之一，区位优势、自然资源优势、生态环境优势、低成本优势和后发优势明显。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后，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国际分工的深化，中部地区工业(特别是现代制造业)出现相对衰退，生产要素外流，经济地位下降，产业竞争力减弱，市场覆盖面缩小，“三农”问题和就业压力突出，与东部地区的差距扩大。面对沿海开放、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发展战略，中部地区面临着空前的挑战。
2004年3月，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促进中部崛起”，这表明中央对“中部凹陷”(发展速度落后于西部，发展水平落后于东部)问题已高度重视。“中部崛起”已由地方战略上升为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决定意义的国家战略。统计显示，西部大开发3年来，国家在西部新开工36项重点工程，投资总规模6000多亿元；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东北仅首批国债项目就多达100项，总投资610亿元。但对“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至今未见国家层面的、明确的、系统的政策措施。
笔者认为，应该把“促进中部崛起”放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大系统中来思考，应该从国家宏观战略层面、区域中观战略层面、市场微观战略层面进行系统联动，形成合力。本文试图回答：促进中部崛起，国家能够做什么，中部各省应该做什么，微观基础的企业应该做什么的问题。
一、数字差距所揭示的症结
中部在发展上的差距，从不同的角度可以作出不同的解读。本文主要从中部六省的工业化进程、经济结构、所有制结构、投资结构、资源优势转化、市场制度完善等方面揭示制约中部崛起的问题和症结。
1.工业化、城市化进程滞后，总体产业能力和效益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04年，中部六省总人口35912万人，占全国的28.1％；国内生产总值2.15万亿元、农业总产值5720亿元、第二产业增加值15300亿元、第三产业增加值11078亿元，分别占全国的23.5％、27.6％、21.1％、25.5％，依次比人口份额低4.6、0.5、7.0、2.6个百分点。2004年，中部六省三次产业增加值构成17.8∶47.7∶34.5，全国为15.2∶53.0∶31.8。与全国比，中部六省第一产业比重高2.6个百分点，第二产业比重低5.3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比重高2.7个百分点。中部六省人均GDP8814元，相当于全国人均GDP的83.7％。2003年，中部六省地方财政收入1441亿元，占全国地方财政收入的14.6％，比同期生产总值的比重低7.9个百分点。按年末人口计算，中部六省人均地方财政收入为397元，是全国平均水平(762元)的52.1％。2004年，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为143.7％、145.4％、129.3％、148.8％、149.4％，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04年，中部六省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7908元，比全国平均水平(9422元)低1414元；农民人均纯收入2694元，比全国平均水平(2963元)低242元。从城乡收入的差距看，中部六省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为2.9∶1，比值低于全国平均水平(3.2∶1)。就整体而言，中部六省的产业能力和效益低于东部，处于全国平均水平之下。（注：资料来源：彭道宾.中部各省产业发展状况比较研究，www.jiangxi.gov.cn， 2005-03-23。）
所以，从一、二、三产业来看，中部地区的主要差距是第二产业比重偏低，也就是说，工业化进程明显滞后。从农业劳动力转移看，2003年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的比重，中部六省比全国平均水平高4.4个百分点，反映了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滞后。依据美国著名发展学家钱纳里等人运用多国模型对工业化程度(阶段)的划分也可得出同样的结论。工业化、城市化进程滞后，是中部地区落后的一个总症结。
2.产业结构作为以往经济增长的结果和未来经济发展的基础，必然成为生产力结构分析的中心环节。改革开放前，中部地区形成了“重重轻轻”的畸形结构。改革开放以来，中部地区工业内部“重重轻轻”的结构有所调整，但重工业比重仍高达64.9％，轻工业比重仅35.1％，比全国轻工业所占比重低4.7个百分点，以原料工业和燃料动力工业为重心的重化工业主导型产业结构特征明显。在中部六省中，安徽工业轻型化发展较为充分，轻工业在工业中所占比重达41.6％，其轻工业比重最高；湖北、河南轻工业所占比重为38.4％、36.7％，均高于中部轻工业所占比重；江西、湖南轻工业所占比重同为34.5％，低于中部轻工业所占比重；山西轻工业所占比重为14.4％，居最后一位。江西农业资源丰富，适于发展以农副产品为原料的轻纺工业，但由于未能在改革开放初期抓住轻纺工业产品处于卖方市场的机遇，力促具有需求拉动、技术要求简单、从第一产业分离出来的劳动力便宜等有利因素的轻纺工业乘势而上，导致在产业结构演进中，出现轻纺工业主导阶段缺失。
中部是我国重要的能源生产基地。江西的铀，山西、河南、安徽的煤，湖北、湖南的水电都处在全国各省市区的前列，全国最大的铀矿生产基地、最大的煤炭基地、最大的水电厂都座落在这一地带。可以说，东部工业快速发展的动力之源，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中部。
中部又是全国非常重要的板材基地；特殊钢基地；铁合金基地；钢、钨、铝、铅、锌、钽、铌等生产基地；水泥、玻璃工业基地；煤化工基地等等。其重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达71.0％，比全国重工业产值所占比重(64.5％)高出6.5个百分点。（注：资料来源：彭道宾.中部各省产业发展状况比较研究，www.jiangxi.gov.cn， 2005-03-23。）
上述数据表明，目前中部地区产业的原料型和原料初加工型结构特征突出，这种低层次的产业结构势必带来资源浪费大、能耗高、产出效率低、产业竞争无力的恶果。
3.从所有制结构看，2003年，中部和西部地区规模以上工业资产中，国有及控股企业占78.83％和80.5％，比东部偏高28.83和30.51个百分点，也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不仅存量资本严重倾斜于国有企业，而且增量资本也呈现出相似的格局，只是倾斜的程度有所弱化。在城镇从业人员中，非国有经济从业人员比重中部六省比全国平均水平低21.3个百分点。这种国有经济结构过重的状况，不仅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下，而且造成非公有经济进入障碍和融资困难，进而造成非公有经济发展滞后。正是在最具活力、发展最快的非公有经济中，中部明显滞后了。[1]
4.中部开放程度与经济发展不相适应。2001年以来，中部六省经济总体上呈现加快发展态势，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但中部六省产业开放度低的总体特征仍未改变，主要表现在出口占全国的比重低，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占全国的比重低，出口、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对生产总值的贡献低。2004年，中部六省海关出口总额206亿美元，占全国的3.4％；2003年，中部六省外商直接投资实际金额53.2亿美元，占全国的9.9％，实际外资占生产总值的1.4％，低于3.2％的全国平均水平。开放水平低意味着中部地区参与国际分工的水平低，产业的市场竞争力弱，地区的经济结构和经济体制比较封闭。[2]
5.中部农业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中部六省农业的比较优势相对突出，用占全国四分之一的耕地，生产了约占全国三分之一的农产品，是中国重要的农业产区。长期以来，中部六省输往省外的粮食占全国各省粮食纯输出量的50％以上，为我国用仅占世界7％的土地养活21％的人口作出了重大贡献。中部的其它多种农产品也具有商品量大、质量较好等特点，是北京和上海、浙江、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重要的农副产品供应基地。但长期的工农产品的“剪刀差”、投资政策的工业倾斜和公共品供给的城市倾斜、“三农”问题成了制约中部发展的瓶颈。
由此可见，制约中部崛起的症结一是工业化、城市化滞后；二是观念滞后导致非公有经济发展滞后、体制创新滞后；三是低层次的原料型和原料初加工型的产业结构；四是对外开放度较低；五是“三农”问题突出。显然，只有解决这些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部在全国区域经济格局的不利局面。为此，还必须进一步探究造成上述症结的成因。
二、成因探析
实际上，中部地区在改革开放以前，凭借自身优势，其发展速度曾领先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在改革开放以后，三大因素成为制约中部发展的深层原因：封闭保守的文化观念、计划体制的惯性作用、国家宏观政策的长期积累和改革开放后的边缘化。
1.从国家宏观政策层面分析。中部地区的经济结构是国家政策(包括投资政策、财税政策、产业政策等)长期积累的结果。新中国成立以后的长时期内，国家产业政策是优先发展重工业，而且投资重心在中部。如“一五”期间，全国156个重点项目，内地占了三分之二。在全国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中，中部占28.8％，这就初步奠定了中部地区内需型结构框架和基础设施网络。但“大跃进”期间“以钢为纲”强化了“重重轻轻”的畸型工业结构，“以粮为纲”强化了单一化农业结构。大办“小士群”，发展“五小”企业，造成了严重的经济不规模，使资源和生态遭到严重破坏。20世纪70年代的“三线建设”，则进一步巩固了中部地区“重重轻轻”的产业结构。
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对中部地区政策的边缘化也产生了负面影响。一是中部地区企业税负较重。以2002年为例，东部地区工业销售税率为4.7％，比全国平均低1个百分点，而中部和西部则分别为7.5％和9.87％。二是出口和外资中部地区偏少，与中部地区工业销售税率及利税率明显偏高有直接关系。我国对外资和出口的政策优惠主要被沿海地区所享受，特别是出口退税政策统一由中央财政支付，这意味着中部地区享受出口的好处少而同时分担着不小的改革成本。三是教育和研发经费投入，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差距明显。在校学生数占人口的比例、教职工人数占人口的比例、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按人口平均的教育经费，中西部地区大约只及东部的62％～88％；研发经费占GDP比例的差距更大。在东部，研发经费占GDP的1.1％，而中西部分别只有0.6％和0.8％(国家统计局，2002)。四是我国相继出台了鼓励东部优先开放战略、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政策倾斜(从制度供给到金融、财税)，而中部地区缺乏这种宏观政策层面的激励效应，从而造成了“不东不西，不是东西”的政策凹地效应。
2.从区域(各省)中观政策层面分析。内陆的封闭观念更新滞后、制度创新不足，导致计划经济体制的惯性长期起作用和与之相适应的思维方式，严重地制约了中部各省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和区域经济发展的进程。这是阻碍中部各省发展的内因，是更深刻的思想文化根源。而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最主要的推动力，恰恰就是从计划体制转向市场体制的改革。从总体上看，中部地区由于内陆省份的封闭性，“重农、轻工、抑商”的思想源远流长，不少地区对工业化的战略地位认识不足，发展现代工业和第三产业的办法不多，措施不力，长期下来，工业化进程落后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
由于“左”的思想和小农经济观念根深蒂固，扼杀了人们的创新精神；计划经济体制的惯性作用，束缚着人们的手脚。许多在东部地区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已经取得成功的新经验、新做法，在中部地区往往还处在观望之中；下边已经证明了是正确的做法，上边还在研究其可行性。说白了，就是怕担风险。良好的农业资源条件，又使人们很容易滋生安于温饱、不思进取的小农经济惰性，小富即安，关起门来孤芳自赏，与市场经济的竞争大潮格格不入。特别是有些掌握着权力的政府官员，其行为方式受制于计划经济的习惯思维和“官本位”、“权力寻租”的封建意识，舍不得把直接干预经济活动的权利交给企业，交给市场。政府职能转变远未到位，“错位”、“越位”、“缺位”状况依然严重。资本、技术、土地、劳动力等要素市场发育落后，市场秩序混乱。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缓慢，企业缺乏扩张的内在动力，也难以产生真正的企业家。对个体私营经济仍没有给予切实的重视和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缓慢，已成为制约中部经济发展的一条短腿。特别是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投资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决定一个地区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吸引投资。但中部招商引资的软环境建设滞后，市场环境、司法环境、政务环境和人文环境不相适应，缺乏吸引投资者的“磁场”效应。整体经济的内生动力和外源动力都不足，也就必然出现落后的局面。
3.从市场微观层面分析。中部省份市场化程度与东部差距较大的方面主要是非国有经济的发展、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和市场主体——现代化企业制度的构建及其竞争力，产生的原因主要是政府职能转换滞后；市场制度供给不足；市场中介组织、法治环境和诚信的人文环境缺失等等。
三、系统联动战略
既然造成中部地区落后的成因是多方面的，那么，促进中部崛起的战略就必须是系统的、综合的、联动的，即必须从国家宏观层面、中部省市中观层面和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层面实现系统联动，形成合力。
1.系统联动的国家战略。
国家层面系统联动战略的核心是从产业政策的角度给予中部地区以功能性政策系统的支持，主要包括：
(1)“三农”政策。中央已经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一切工作的重中之重，既然1/3的农民高度集中在中部，中部是国家最重要的粮食基地，在国家粮食安全方面举足轻重，国家破解“三农”问题的重点就应放到中部。中央首先应当在政策和投资上重点支持中部粮食主产区，除已经出台的加快取消农业税，通过国家财政转移支付补贴粮食主产区外，国家财政还应直接支持农产品生产基地和农业产业化体系建设，加大对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和乡村公路建设的投入，增加对粮食生产区粮食风险基金的补助，支持粮食储运和批发市场建设等。国家针对中部的“三农”问题出台一些具体的扶持政策是最现实的，也是中部地区受惠最大的选择。
(2)支持中部六省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发展，加强对中部特色资源转化利用的研发投入。中部发展乏力的一个重要制约因素是教育与技术研发的落后。中部崛起，科教先行。中部农业大省都是财政穷省，宜建立中央、省、县三级财政以中央为主的对农村基础教育投入的合理分担机制，在实行以县为基础的同时，中央和省都要加大投入比重；中部地区的重点大学、重点实验室和博士点太少，国家应给予政策扶持；中部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最多，就业矛盾十分突出，中央也要加大对劳动力培训的投入，以充分发挥中部地区劳动力资源的优势；中部地区地下矿产资源和地表生物资源丰富且极具特色，如何使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其中的关键环节是要加强对研发经费的投入。
(3)土地政策。中央支持和指导中部六省以中心城市和交通沿线为依托，加快发展城市群、经济带等经济密集区，其中要解决的一个重要矛盾就是土地政策。国家2004年实行严格的土地宏观调控政策，对东部是割了尾巴，对中部则是当头棒喝。因为东部地区已经高速发展了20多年，生产力布局已经充分展开，所以国家实行严格的土地保护政策对东部的影响很小，东部地区通过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在不需占用新土地的情况下仍能维持经济快速发展。但中部的工业化起飞刚刚开始，正遇上国际上新一轮的产业转移和东部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这是难得的机遇。然而土地收紧，很多好项目没法落地。比如在开发区数量上，2004年12月国家首批审批通过的52个国家级开发区中，整个中部只有7个，少于西部，更少于东部的32个。所以，国家的土地政策不能“一刀切”，应放宽中部地区经济开发区和城市土地使用政策。
(4)对资源枯竭型矿山和城市转型的支持政策。中部地区是国家重要的能源基地和原材料基地，为国民经济的增长和人民生活的提高作出过重要贡献。但经过几十年的开发，许多矿山和资源型城市资源接近枯竭，长期形成的单一产业结构难以改变，职工大量下岗，环境污染严重，这类资源枯竭型矿山和城市，大多成为中部地区沉重的负担，这是必须由国家层面来解决的问题。国家应该建立衰退产业退出机制，当前特别要对资源枯竭型矿山和资源枯竭型城市的环境综合治理、职工生活、产业转型加大专项资助。
(5)支持中部地区发展生态经济，促进中部走绿色新型工业化道路。中部地区的生态优势十分明显，例如江西省山青水秀，森林覆盖率达到60.5％，仅次于福建，居全国第二。这种优越的生态环境十分有利于中部地区发展有机农业、绿色食品、生态工业和旅游业；有利于打破国际绿色贸易壁垒，扩大国际市场份额。对此，国家对中部地区的生态保护、生态经济和循环生产模式应给予政策倾斜和技术支持。
(6)国家生产力布局的产业倾斜政策，宜引导向长江沿岸和京九线的大中城市集聚。
(7)希望中央明确国家赋予东部、西部和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有关信贷、税收、外贸等对外优惠政策同样适用于中部六省，以进一步优化中部地区的投资环境，进一步促进开发开放。对中部地区的贫困山区和老区，应给予更大力度的扶持。
2.系统联动的区域战略
“促进中部崛起”，国家的支持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中部各省自身要解放思想，抓住机遇，科学谋划，扬长避短，乘势而上。就一些共性的问题而言，以下方面是至关重要的。
(1)中部各省在战略理念上，必须以建立自我发展机制为基本取向；必须用科学发展观把握大局，吸取东部发展的经验教训，不盲目攀比速度，不单纯追求GDP增长，不急不躁，夯实基础，理顺结构，理性应对，科学决策。坚持五个统筹，坚持可持续发展，坚持集约化的增长方式，坚持生态化、信息化的新型工业化道路，释放后发潜力，增强区域竞争力和竞争优势。
(2)中部各省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加快制度创新，推进市场化改革，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各级政府要抓住中部崛起与观念滞后、体制僵化这个突出矛盾，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传统思维方式，摒弃小农经济观、计划经济观和平庸政绩观，不断增强开放意识、市场意识、机遇意识、竞争意识、生态意识，转变政府职能，加快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让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减少交易成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为中部崛起创造和谐平安、积极进取的人文环境和自由平等、竞争有序的市场制度环境，通过优化投资环境和人居环境，提高投资效率，从而吸引投资、吸引人才。
同时，东、中部经济发展差距拉大与所有制结构不适应紧密相连，因此要加大所有制结构调整力度，在推动产权多元化制度创新上有新的突破，在探索公有制经济的实现形式上大胆创新，大力推动各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3)以技术创新推动产业结构生态化、信息化升级，走新型绿色工业化道路。实现中部地区崛起，关键在于加速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因为工业化是人类社会生产力现代化的一个不可逾越的阶段，也是中部各省落后的症结所在，这一点在中部各省已经取得共识。但在工业化的路径上，能否实现跨越及如何实现跨越，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的建议是：工业化的发展阶段和技术路径是可以选择也是可以跨越的。中部地区必须走出一条跨越重化工业化的发展路径，就是新型绿色工业化道路。绿色工业化道路，就是以循环经济模式代替原有的灰色模式，把工业化放在“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社会、经济、生态大系统中，通过绿色技术的支持，努力把生产过程、流通过程、消耗过程纳入生物圈物质循环系统，不断提高工业的物资变换和能量转移效率，不断降低废弃物产出率和提高产品的生态性能及质量，从而提高工业的社会、经济、生态的综合效益，实现既要生产力的快速发展，更要山青水秀、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3]
我们提出的绿色工业化道路是一场深刻的革命，不仅要求对传统的流行的发展观、生产观、政绩观、消费观作出新的超越，而且要求从宏观到微观的各个层次的实践活动，从产业结构、产业布局、技术支持、体制保障上进行大的变革。这包括各级决策层和执行层要彻底否定工业时代的拜物教文明和功利主义价值观，否定“天人对立”、“征服自然”的唯心史观，否定“重增长、轻发展”，“高消耗、高污染”和“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观、政绩观等。确立绿色工业化的价值支撑体系；确立绿色工业化的技术支撑体系(智能化微制造技术、生态化农业技术、生物工程技术、循环经济技术、清洁化的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健康与环保技术等)，通过技术创新推动产业结构的生态化、信息化演进；确立绿色工业化的产业支撑体系，大力发展生态农业、生物工程产业(医药、食品、精细化工)、新材料产业、新能源产业，以及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促进其生态化、信息化升级；确立政府行为与法律制度支撑体系；确立新的生产方式与消费方式支撑体系等等，从而使中部地区的工业现代化列车走上生态经济轨道。[4]
(4)用好中央政策，加快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切实解决“三农”问题。“三农”问题是中部地区最大的共性问题。解决思路，一就农业、农村本身而言，应固体强身，打好农业发展、农村繁荣、农民增收的长效基础。充分利用中央“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的大政策和大投入，用好每一分钱。扎扎实实加强农村水、电、路、医疗、卫生、教育、通讯、乡村规划等基础设施建设；扎扎实实搞好农田水利、产业化基地、良种培育、科技推广、生态保护、病虫害防治、农机具生产与维护等产业设施建设；扎扎实实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延长产业链，完善市场体系，畅通农产品流通渠道，实现农产品增值；二要加快城镇化进程，要大城市、中型城市和小城镇共同发展，充分发挥中小城市产业集聚和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功能。三要强力发展县域经济。县域经济以特色经济、园区循环经济为主体，充分利用本地资源，利用公司+农户模式带动农民致富。四要切实发展农村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让农村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转化为人力资本，奠定农村工业化、现代化的人力基础。五要推行城乡一体化政策。特别在大中城市，要取消包括户籍歧视、孩子就读歧视在内的种种对农民工的不平等待遇，使城市和乡村相互促进、协调发展，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5)实施大开放战略，积极参与国内、国际合作和竞争。在全球化新态势下，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必须把自身的优势和外部的优势结合起来，积极参与国内、国际合作和竞争，以大开放促进大改革、大调整、大发展，在全球市场优化配置资源。
实施大开放战略，包括对外开放与对内开放并举。中部地区与沿海发达地区处于不同发展阶段，互补性强，要大力加强与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南三角洲和环渤海经济圈的经济技术联系，也要推进中部自身和中西部的区域经济协作。充分利用中部地区的区位、资源和劳动力的优势，抓住沿海地区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的有利时机，主动地有选择地接受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同时，要借助沿海地区与境外经济技术联系密切的优势，拓宽招商引资领域，积极参与国内、国际产业分工与合作。一方面吸引更多的境外资本、技术、人才，结合中部地区的资源综合开发和深度加工，推动国有资产重组，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另一方面，推动区域内企业在合作中提高自身素质，增强竞争能力，在竞争中发展壮大自己。
积极开拓海外市场，努力扩大商品和服务的对外贸易，是实施开放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中部地区的出口产品中，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产品少、原字号产品和粗加工产品多，经济效益低。要走科工农贸综合发展的路子，大力推动中部地区的机电产品、绿色食品、针织、服装产品出口；大力发展加工贸易、创汇农业和旅游业；大力发展外向型工程承包，努力扩大劳动力输出；鼓励优势企业到海外建立生产和销售网络，发展境外投资、工程承包和加工贸易，实现跨国经营，拓展发展空间。
(6)发展大都市圈，优化区域经济布局。大都市圈是现代生产力的重要载体，其聚集效应、规模效应、辐射效应极其显著。中部地区城市化水平滞后已成为制约现代工业、现代商业、现代金融、现代企业和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要因素。中部崛起，必须把提高城市化水平作为一个重要战略措施来抓，逐步形成以大城市为中心、中等城市为纽带、县城及城镇为依托的城镇体系，形成多层次的经济增长极。现在的中部地区高速公路网和快速铁路网、航空网正在迅速形成，已有条件进入大都市圈快速发展时期。中部地区应抓住时机促进武汉特大都市圈，郑州—洛阳—开封、芜湖—合肥—安庆、长沙—株洲—湘潭、赣州—南昌—九江等大都市圈的形成和发展，以优化中部地区的区域布局。
(7)增加教育与研发投资，提升人力资本，打造中部崛起的长效机制。中部地区还有一对矛盾十分尖锐，就是一般劳动力过剩而人力资本十分短缺，这将在当前和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制约中部的发展。而增加教育和研发经费投资，不仅表现在可以直接增加人力资本积累(包括知识水平、工作能力、技术状况、身心健康)，而且可以有效提高其他生产要素的边际收益率，促进经济健康增长。流行的观点认为，中部正处于工业化起飞阶段，最紧缺的是资金。但进一步的分析表明，东部发达地区和境外大量富裕资金正需要寻求“下金蛋”的热土。中部能否成为这方热土，关键还在于人力资本。较低的人力资本会降低资金收益率，只有提高人力资本，才能提高资金收益率，进而促进投资的增长。
教育和研发投入，一是普及基础教育；二是发展职业教育；三是提高专业教育(大学教育)；四是鼓励继续教育(终身教育)，创造学习型社会。中部要努力争取国家实验室、研究中心，努力增加博士点、硕士点。特别要鼓励本地大学、研究机构研究和培养与中部地区产业群相关的技术和人才。中部地区拥有众多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在经济发展日益依赖知识创新的新时代，借助这些研究机构和大学的作用，对培育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产业是十分重要的途径。为此，一方面应借鉴国内外经验，通过鼓励科学园、创业园、孵化器，工业—大学合作研究中心、委托研究等等，促进产学研区域创新网络的发展；另一方面应通过联合培养、委托培养、订单培养进行学科专业结构与布局的调整，鼓励各类学校培养适合当地产业发展需要的人才。
3.系统联动的市场微观战略
市场微观战略系统的核心是要尽快建立完整、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和充满竞争活力的现代企业制度。
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包括具有完善的商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体系(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技术市场、信息市场、土地市场等)，具有完整的市场功能和市场价格形成机制，以及保障市场机制健康运行的市场规则。完善的市场体制是市场机制发挥配置资源基础性作用的前提条件。
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的是确保市场主体的公平、诚信、竞争、守法、效率和优胜劣汰，从而推动先进生产力发展。
市场经济的实质是以市场机制为基础配置资源，而企业是最重要的市场主体，是市场机制的微观基础。企业不能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市场经济体制就难以确立。中部地区的市场经济发育不完善，资源配置效率不高，与企业制度改革滞后密切相关。企业配置资源，眼睛盯住“市长”而不是盯住“市场”，自然没有对市场体系的要求。所以，完善市场体系，发挥市场机制功能，关键在于构建独立的市场主体。首先，企业成为市场主体，意味着眼睛只盯着市场，依赖于市场信号导向，这本身就要求市场发育，完善市场调节功能。企业成为市场主体，不仅能促进国内市场发育，而且通过企业的跨国经营以及走向国际市场的交易行为，能促进国内市场国际化。
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企业制度的改革方向，是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主要包括法人财产制度、有限责任制度和法人治理结构。
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使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独立法人。企业必须面对竞争，自担风险。在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竞争的洗礼中，企业必须内生出创新动力和竞争动力，必须提升自身的核心竞争能力。
综上所述，中部崛起联动战略的国家宏观战略系统、区域中观战略系统和市场微观战略系统，是一个相互依存的有机整体。企业微观系统是基础，区域中观系统是关键，国家宏观系统是助力，只有三大战略系统联动，才能达到中部崛起的整体功能目标。
注释：
③资料来源：彭道宾.中部各省产业发展状况比较研究，www.jiangxi.gov.cn， 2005-0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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