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矿石寡头市场合谋行为的实证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寡头论文,铁矿石论文,实证研究论文,市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卡特尔”(cartels)是一个通用术语，用来描述那些为实现其成员收入和利润最大化而共同控制一种产品或服务的价格和产出数量的组织。卡特尔可以操纵价格，区别对待消费者，按照产品或地域区分销售，指定共同的销售代理，或者制定贸易规则。大部分卡特尔组织是垂直一体化的，即它们既是生产者也是零售商(弗兰克，2009)。
卡特尔的策略就是预期在给定产品数量的条件下可以获得更多的收益。存在卡特尔的地方就必然有合谋，合谋和卡特尔的界限并不清晰。企业可以通过在市场上采取向对方提供其意图的间接信号来协调它们的生产决策。这种类型的合谋被称为默许合谋，并且在反垄断法的框架中是合法的，只要每个企业的行动明显地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且它们没有采取只和其他企业合谋时才会采取的行动(弗兰克，2009)。合谋不需要形成一个组织，甚至也不需要任何协议，只要在行动上保持一定的连续性和持续性，就能够达到卡特尔组织想要实现的市场效果。
一般性的市场看法认为：国际铁矿石市场是以三大矿山(巴西的Vale、澳大利亚的BHP和Rio Tinto)为主导的寡头垄断的市场结构，或者把三大铁矿石企业看作一个卡特尔组织。国内的许多学者也是基于这种假设对铁矿石市场进行研究，但遗憾的是，并没有人提出实际的依据来证明这一点。在对于国际铁矿石市场的研究上，国内更多地着重于钢铁企业和铁矿石企业之间的价格博弈的研究，而这些研究多数是建立在卖方垄断，或是三大矿山“合谋”的假设基础上的。如：方虹沈、东亮(2008)建立了铁矿石价格形成经济学模型，并在模型中把铁矿石市场的垄断卖方所面临的需求曲线看作是整个行业的需求曲线，得出垄断卖方通过控制铁矿石供给量来决定其价格的结论。刘宝发等(2008)以及刘君、彭岩(2011)则直接把国际铁矿石定价机制定性为卖方垄断定价，并且是通过谈判进行首发定价。这种看法和思路是有代表性的，时任中国冶金矿山企业协会咨询委员会副主任焦玉书(2006)也曾提出要建立中国独立的铁矿石长协价格，这一提法也是基于打破铁矿石卖方卡特尔的判断。国内学者在解决问题的思路上也多是沿用这一前提假设。如沈小静、宋玉卿(2009)针对铁矿石谈判所提出的几项策略中，就以利用铁矿石供应商之间的利益不一致，打破铁矿石供应商之间的“协同”为主要手段。对于铁矿石的需求方面，焦玉书(2006)提出我国钢铁企业应通过兼并重组优化资源配置，形成若干个世界级大集团企业，改分散买矿为联合买矿。彭佳(2007)认为应当改变国内钢铁企业结构，增进行业的集中度，发挥钢铁协会或贸易组织的协调作用，还建议联合其他国家的谈判代表，形成攻守同盟。沈小静、宋玉卿(2009)和褚永(2007)也提出联合采购的办法。这在本质上是希望形成一个买方卡特尔以和卖方卡特尔对抗，把铁矿石的卖方卡特尔作为一个不证自明的前提。
也有部分学者对铁矿石的市场结构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剖析，如刘君、彭岩(2011)通过计算赫芬达尔—赫施曼指数，把国际铁矿石市场定性为卖方垄断市场。朱灏、全继业(2012)的研究认为：在供需公共弹性域内，铁矿石贸易遵循市场机制形成价格；在该区域外，处于买方或卖方市场状态，市场定价机制失效，优势一方易于操控价格。但是这些研究所考察的数据不够广泛，理论化的框架多于实证研究，对于矿山垄断行为的证明缺乏说服力。
任剑新(2004)按照产业组织理论中的结构—行为—绩效范式(SCP)，把市场垄断的识别区分为结构—绩效范式的结构主义和坚持行为—绩效范式的行为主义。行为主义摒弃了市场结构(例如集中度)与市场绩效(例如市场势力、配置效率等)存在必然联系的观点，而是从厂商行为如何影响和决定市场绩效进行考察，这就需要更详尽的实证研究。国外的研究相对在这一方面比较深入，如Mancke(1972)探讨了1896—1900年美国钢铁企业纷纷对铁矿石生产商实行后向一体化的原因，指出了因铁矿石生产商的竞争加剧而导致的铁矿石及铁矿山的价格下降。Rogers & Robertson(1987)研究了国际铁矿石长期合约。Rogers和Robertson认为，实证研究表明，铁矿石长期合约和年度的确定价格的确起到了稳定国际铁矿石价格的作用。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美国钢铁企业大多对铁矿石生产国的矿山实行后向一体化，从而最大限度地化解铁矿石价格与供给风险，而同时期的日本却采用与铁矿石生产商签订长协的方式，之后逐渐演变成为签订长期的数量合同，而价格每年通过谈判进行确定的方式。Baker(1996)从信息沟通的角度研究了企业间在市场行为中的协同。他的研究证明：通过信息共享，尤其是关于横向竞争者之间成本、产量、销售额和价格信息的交换与共享，竞争者能够实现横向固定价格(horizontal price fixing)。依照行为—绩效范式的思路，目前计量经济模型和实验经济学研究也广泛地应用于垄断的识别和判断，使得行为—绩效范式成为目前反垄断经济学的主流。
对于国际铁矿石市场的研究，所包含的问题要比表象复杂。三大矿山长期占据了世界铁矿石海运贸易量的70%的份额，按照结构—绩效范式，这符合了寡头垄断的市场结构特征。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三大矿山只是占据了铁矿石市场中海运贸易部分的70%，而不是所有的铁矿石贸易，这一点往往给市场形成了误导。事实上，三大矿山的产量仅占世界铁矿石产量的不到三成的水平，远远构不成垄断。国内学者对于三大矿山是个卡特尔组织的定性也没有实据，没有任何的协议、文件和公开化的行动可以证明三大矿山是卡特尔组织或是在进行卡特尔化(cartelization)。唯一可有所指的就是铁矿石长协定价机制，但这一机制早在四十多年前就已经存在了，并且是一个买卖双方共同建立起来的双边议价机制，在中国的铁矿石需求冲击发生之前，从未有人对这一机制提出异议，而Rogers & Robertson(1987)的研究表明，这一机制起到了稳定国际铁矿石价格的作用。
因此，国内的文献研究重点多在于基于市场结构上的两个产业间的博弈，缺乏深入的实证分析。而国外的有关研究多是从契约的安排上入手，并未把三大矿山定性为市场的垄断者，因此也没有对铁矿石企业的市场行为进行识别。本文则沿着行为主义的思路，基于三大铁矿石企业具有的强大市场势力这一基本事实，对三大矿山有充分动力运用这一市场势力做合理的假定。通过大量的历史数据分析，追踪和显示出国际铁矿石海运市场的市场份额、三大矿山的产量、价格之间的关联，说明这三者之间的“默契”已经显著地影响到了市场绩效，使得铁矿石的市场价格长期运行于三大矿山的边际成本之上。基于卡特尔或合谋为特征的主导企业定价模型的建立，以及与实际市场数据的相互验证，证明了三大矿山市场行为及其结果与卡特尔模型的一致性。因此本文所做的铁矿石市场数量—价格模型不仅通过了历史数据的检验，还具有较好的矿山企业市场行为的预测功能。本文的研究填补了铁矿石市场研究方面部分不足。
二、三大矿山巨头的市场势力分析
市场势力(market power)是指市场的一个或一群参与者(自然人、公司、全体合伙人或其他)影响市场上产品的价格、数量和性质的能力。企业运用市场势力，也如进行其他活动一样，其主要目的通常是增进和最大限度地提高其获得能力。拥有市场势力的企业，在短期内或在长期内，或既在短期内又在长期内，它所能够获得的利润，其水平和稳定程度，要比在竞争条件下所能达到的高。集中、排斥新竞争者的壁垒、纵向联合等是市场势力的典型表现形式(梁小民等，1994)。
三大矿山的市场势力首先来自于资源禀赋。并且从铁矿石的生产来看，比铁矿石的资源集中度更高。一个重要的问题还在于，中国是铁矿石最大的生产国，其所生产的铁矿石还远远不够满足本国的需求，还需要大量的进口铁矿石。因此，世界上能够提供大量铁矿石出口贸易的国家就只剩下三个：巴西、澳大利亚和印度，铁矿石贸易市场有很高的集中度。
从表1中可以看出澳大利亚和巴西这两个国家出口的铁矿石又占到了世界铁矿石海运贸易总量的70%以上。印度是世界铁矿石第三大出口国，如果把印度加上，这三个国家占到世界的海运贸易在2010年达到了84%。因此，从铁矿石贸易的角度，世界上已经出现了高度地域集中的供应格局，形成了由少数国家和地区控制大部分的铁矿石国际贸易的局面。
世界上最大的三个铁矿石生产商Vale公司、BHP和Rio Tinto公司就分别分布在巴西和澳大利亚。这三大公司不仅占有了巴西和澳大利亚最主要、最具有成本和规模优势的铁矿石资源，而且垄断了两国的铁矿石出口贸易，形成了今天国际铁矿石海运贸易市场三巨头主导的市场格局(钱成等，2009)。
三大矿山公司不仅垄断了澳大利亚和巴西的铁矿石资源和出口贸易，如表2所示，三大矿山公司占到世界海运贸易的比例接近于70%，而三大矿山所能控制的海运贸易量超过国际铁矿石海运市场70%的份额。
三、三大矿山市场份额的平衡和协同
三大矿山公司虽然只占了世界铁矿石生产总量的30%，但却占到了世界铁矿石海运贸易量的70%，三大矿山必然有动力通过相互的协调获取市场利益的最大化。自2001年以来，三大矿山占世界总产量总是维持在30%左右，无论是市场价格的巨大波动，还是世界铁矿石产量需求量的迅速增加都大体在这一比例。只是占世界海运贸易的份额略有增长，但也保持了相当程度的稳定。如图1所示：
图1 三大矿山占世界供应及海运贸易的比例
资料来源：AME，个人收集整理。
其中最大的一点疑惑在于：三大矿山的资源是世界上最好的资源，也是世界上开采条件最好供应能力最强的矿山，是在市场需求增长时，最能够有效提供供给的矿山。但近十几年来随着铁矿石需求的快速膨胀和价格的不断增长，三大矿山在世界市场的份额并没有大的变化，始终保持着与世界总的供应量同比例的变化，而在中国铁矿石的进口市场上却也始终保持着大约60%左右的市场份额，这仅是巧合，还是另有原因？
同时，近十几年来，三大公司之间的产量比大致也保持着一个稳定的比例关系，尤其是Rio Tinto和BHP两家澳洲的矿山公司之间产量相互间的比例有着极其稳定的特征，大概是在1.3∶1的水平上小幅波动(以2001年的产量为基数)。如图2所示：
图2 世界前十大铁矿石生产商的产量变动情况
资料来源：AME，个人收集整理。
从图2中可以看出，Vale的产量增加高于BHP和Rio Tinto，而BHP和Rio Tinto的产量变化基本保持一致，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两者的市场是完全重合的，因此其产量变化的步伐更趋于一致。除此之外，位列第四位的矿山组织Arcelor Mittal以及第八位的Cliffs Natural Resources，其产量都经历了快速的增加，Arcelor Mittal更是在两年内快速增长了2.5倍。也就是说2001—2008年间，世界主要的铁矿石生产企业的市场份额，除三大矿山公司之外，其他的多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这在某种程度上显示了三大矿山在市场行为上和协同效果的一致性。
三大矿山公司在中国市场的行为似乎更显示出一种默契(中国进口的澳洲铁矿石绝大部分来自于Rio Tinto和BHP，同样从巴西进口的铁矿基本来自于Vale)，如图3所示。
图3 中国历年来澳洲、巴西和印度铁矿石的进口比例
资料来源：www.mysteel.com，个人收集整理。
显然，澳洲矿石的进口量始终保持在总进口量的40%左右，而巴西和印度在20%～25%之间小幅的波动，近年来从印度进口的铁矿石有所下降。而有趣的是同期国产矿所占中国铁矿石总消耗的比例从2001年大约60%的比例下降到了2008年的40%。进口铁矿在中国市场的份额不断在扩大，而相互之间的比例却没有发生变化。
四、三大矿山对市场势力运用的经济学分析
(一)以卡特尔组织或合谋为特征的主导企业定价模型
如果三大矿山在产量和价格上进行协同，或是在市场分配的产量分配上达到某种默契，其行为可以类似于一个具有高度垄断力的企业在行动。借助于铁矿石的长协定价机制，三大矿山如果协同一致，即可利用其市场势力成为价格的制定者，可称之为主导企业(dominate firm)。而其他占据铁矿石海运市场约30%的中小矿山企业则是铁矿石价格接受企业，或者可称之为边缘企业(fringe firm)。
通过铁矿石的年度定价机制，三大矿山排除了价格竞争，若再能够在产量和市场份额上达成一种默契，则三大矿山就可以像一个垄断企业一样行事，通过限制产出来维护或提高市场价格，实现垄断者的市场利益。下面，本文就以中国市场为例，建立铁矿石垄断厂商产品数量供应模型。这一模型主要用于解释和验证在市场需求增长时，作为三大矿山的合谋可以达到的市场结果。
为了计算的方便，假定以下所用的需求曲线、供应曲线及边际成本曲线都是直线。设中国市场的需求曲线D为Q=ab-bP；中国市场上边缘企业的供应曲线
为q=-cd+dP；三大矿山作为一个整体的边际成本曲线为：MC=e+fQ。
若三大矿山作为一个可统一行动的垄断者，它们就应该根据中国周边的那些小矿山企业在每一价格水平上的供应量来决定自身的供应。因此对于三大矿山来说，它们的有效需求曲线D'是整个中国市场的需求D横向减去边缘企业的供给曲线。
三大矿山在中国所面临的剩余需求曲线D'为：
因此，三大矿山对于新增需求所提供的供给增加取决于f(b+d)的数值。显然f、b、d均大于零，因而，三大矿山对于中国市场供应的增加将小于0.5ΔQ。也就是说，随着中国需求的不断增加，三大矿山对于中的新增需求的供应量应该小于其总增加量的一半，具体增加多少比例，可以通过对f、b、d三个数值的测算得出。
这里b是中国市场需求曲线斜率，d是边缘矿山企业的供应曲线斜率，(b+d)是三大矿山剩余需求曲线的斜率。f是三大矿山边际成本的斜率。
(二)对模型中参数的实际测算
1.对d值的测算
对于中国市场来说，边缘企业的供给包括两个部分：一是除了三大矿山之外的进口矿石，二是国产铁矿石。由于国产铁矿石在产量统计上存在着严重问题，因此，本文所采用的国产铁矿石供应是使用铁平衡①的方式反推出来的，如表3所示。
近十几年来，中国除三大矿山之外的边缘铁矿石生产企业在中国市场的供应曲线如图4所示，可得这一曲线斜率为：b=2.788。
图4 中国铁矿石市场边缘企业供应曲线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www mysteel.com，个人收集整理。
2.对f值的测算
f值是三大矿山的边际成本曲线的斜率。以Rio Tinto公司为例，考察其历史生产成本数据(见表4)。
如图5所示，Rio Tinto公司MC曲线所测算的斜率为0.78。假定三大矿山都是同质的企业(这一假设是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的)，那么三大矿山企业作为一个整体，其MC曲线的斜率将大为降低，经测算(从略)，这一f值为：0.223。
图5 Rio Tinto公司MC曲线
资料来源：Rio Tinto公司历年年报，个人收集整理。
3.对b值的测算
b值的测算最为困难，b代表着中国铁矿石市场需求曲线的斜率。而中国市场一直是一个需求不断增长的市场，很难区分需求的变化哪一部分是由于价格引起的，哪一部分是由于需求曲线的移动引起的，因而也很难去测算中国市场需求曲线的斜率。另外，并且由于新建钢厂有一定的投资周期，因此历年钢铁产量的增长并不平衡，难以定量地测算。
反观中国十几年来钢铁发展的历史，2010年和2011年相对比较平稳，因此可以用这两年的数据经过一系列地处理，粗略地研究出中国铁矿石需求曲线的斜率。选取2010年和2011年这两个年份，还有两个极为重要的原因：2007年之前，中国钢材市场的市场价格都是处于快速增长时期，在这一进程中，中国还没有出现明显的产能过剩的情况。在某些年份，中国政府不断地调整其产业发展政策，因此，钢厂投产增长是不平稳的，对铁矿石的需求增长幅度和总的经济发展相关程度也就比较低。2008年之后，中国钢铁业基本上进入了产能过剩的时代，对铁矿石的需求和经济的相关程度就大大提高了，这有利于对数据测算的准确性。另外，2008年和2009年受世界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及中国强力的经济刺激措施的出台，也使得这两年钢铁生产过程极为不平稳，从极冷迅速又转为火暴，同样不利于准确地分析。
2010年中国的生铁产量为58076万吨，消耗铁矿石为9.29亿吨，现货铁矿石的年均价格为每吨117美元；2011年中国的生铁产量为62969万吨，比2010年增长8.4%，消耗铁矿石为10.075亿吨，现货铁矿石的年均价格为每吨132美元。笔者根据历史的中国经济发展数据，设计了一个中国钢材需求增长的测算模型，由于篇幅的限制，本文就不在这里介绍这一具体模型，只给出经这一模型测算的结果。
根据中国经济增长结构、钢材最终的流向等方面的内容，模型测算中国实际的生铁潜在增长应该为11%～13%左右，而铁矿石的潜在需求应和生铁的需求同步，应为10.22亿～12.08亿吨之间。这里还有一些复杂的运算，由于铁矿石的成本平均占钢铁企业的生铁成本的40%左右，因而，2011年铁矿石成本平均上涨了13%，推动了生铁成本上涨了5%左右。也就是说，按照模型，由于生铁成本的上涨，中国潜在的生铁需求增长率从11%～13%降至实际的8.4%，而这部分的下降有40%是由铁矿石的价格上涨造成的。本文采用中国潜在的生铁需求增长为12%来进行计算，经测算铁矿石在价格不变时的需求量应为10.21亿吨。这样对中国铁矿石需求曲线的斜率b测算结果大约为0.93。
中国铁矿石市场斜率的测算结果小于边缘企业的供应曲线的斜率，根据经验判断基本是合理的。需要说明的是：这一结果可能会存在比较大的误差，如果把铁矿石的潜在需求增长放至15%，这一结果b值将为1.6。
4.模型的历史数据验证
根据上文所述模型，得出三大矿山应对中国需求增长的供应增加如下：
也就是说，当中国需求增长ΔQ，三大矿山对应就增加0.35ΔQ的供给。
用实际数据进行检验这一结果：2002年中国铁矿石消费为270.53百万吨，当年从澳洲和巴西进口的铁矿石总量为72.56百万吨②；2007年中国铁矿石消费为753.07百万吨，当年从澳洲和巴西进口的铁矿石总量为283.98百万吨。2002—2007年中国铁矿石消费需求共计增长了480.58百万吨，而从澳洲和巴西进口的铁矿石增长了170.68百万吨，占到中国需求总增长量的35.5%。这与前面的测算完全一致，准确得有些难以置信。
选择2002—2007年这几年间的数据是有充分理由的。中国钢铁产量的快速增长就是从2001年开始的，也就是说中国对于世界铁矿石需求的大幅增长即是从那一年度起始，并保持了相对稳定的高速增长。而在2008年之后，发生了两件对铁矿石市场造成极大影响的事件：一件就是从2007年开始爆发并逐渐传播到全球的世界金融危机，自2008年开始，世界上其他地区的铁矿石需求大幅下降；另一件就是2009年存在40余年的铁矿石年度定价机制的崩溃，市场逐步过渡到以现货指数为主的定价方式，这对铁矿石的市场格局影响极其深远。
(三)对模型测算结果的进一步分析
实际的数据和模型的结果是如此地相吻合，这是本文研究之初所未曾想到的。前文中对中国铁矿石市场的边缘企业供应曲线斜率的测算，以及对三大矿山边际成本曲线斜率的测算都是根据客观的统计结果进行测算的，应该是比较可靠的。但对于中国需求曲线斜率的测算中有主观的判断在里面，可能会存在比较大的误差。尽管是利用事后已经发生的数据，而不是经济预测，但其中包含了经验的因素，对于实际需求增长的测算有1%～2%的误差仍是难以避免的。
另外，如果用2007—2011年间中国铁矿石需求增长的数据，或者把时间区间从2002年放到2011年，而不是仅到2007年(前文已经说明了数据采用到2007年的原因)，就不会得出三大矿山提供了总需求增加的35%的结果。这一结果是：2002—2011年，三大矿山供应的增加占到中国需求增加的41.9%；2007—2011年，三大矿山供应的增加占到中国需求增加的53.9%。这样的结果与模型的结果就会有较大的差异，但并不是不可解释的。本文认为，可能有如下的原因导致了2007—2011年间的数据与本文的垄断模型不一致：
(1)边缘矿山企业的供应能力增长有限，难以有效地满足新增需求。以中国的国产铁矿石为例，2008年国产矿的每吨的边际成本已经超过了100美金，许多品位在10%左右的铁矿石都参与到市场中来，在这种情况下，已经显示出其供应增长乏力，这也就意味着其供应曲线日益陡峭，b值变小。
(2)中国铁矿石的重量供应国——印度自2007年开始就不断出台关税和限制高品位矿出口的政策，这一结果直接导致了印度铁矿石占中国的市场份额不断下降，从2007年的20%左右降到2011年的10%。这实际上是来自印度的供应曲线向左移动了，也使得模型中边缘企业的供应下降。
(3)对于三大矿山这样的巨型企业来说，新增产能的投资都是巨大的，而新的产能也不是能够在一年内实现达产，往往需要几年的时间。这一特征使得大的矿山企业在增产的初期其边际成本是高的，而随着产能的逐渐实现，规模效应得以体现，因而边际成本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下降，这一过程将使用f值下降，从而在同样的价格下增加供给。
(4)另外一个原因同原有的定价机制的退出有关。在原有的定价机制下，三大矿山之间都接受统一的价格，不会有价格竞争，因而，如有合谋的卡特尔行为是比较容易和稳定的。但年度定价机制在2009年逐步退出市场之后，原有的合谋体系失去了平衡，需求做一些调整，因而在这一个空窗期矿山相互间在短期内可能会产生较激烈的竞争。
(5)最后一个原因在于市场的需求冲击。2008—2009年世界的金融危机对中国以外的钢铁市场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世界的铁矿石需求锐减，价格大幅下降。而中国由于政府大力推进的投资计划，在需求上受到的影响要小得多。这使得三大矿山供应欧美和日韩的铁矿石大量转移到中国，2009年中国进口矿的依存度创历史地达到了70%。这种状况也显著影响了三大矿山供应占到中国需求的比例。
以上的原因，尤其是第1、3条和第4条原因，都将长期影响中国的铁矿石市场，如果模型成立，今后我们将看到三大矿山对中国市场的供应增量日趋接近于中国需求增长的50%，但不会超过50%，这样可以实现三大矿山最大的垄断利润。如果三大矿山对中国市场的供应增量超过了中国需求增长的50%，要么是边缘企业的供给产生了问题，供给曲线向左移动，要么是三大矿山的合谋体系的破裂，三大矿山在中国市场上开展了更为充分的竞争。
五、结论
总之，虽然并没有文件或是协议可证据来证明三大矿山就是卡特尔组织，本文的分析的结果还是把三大矿山的市场行为强烈地指向了卡特尔组织所能造成的相似结果。原有铁矿石年度定价机制或许为三大矿山默契地利用其自身强大的市场势力谋求垄断者的利益提供了方便，过去十几年来的历史数据分析显示：三大矿山在世界铁矿石市场上采用了协同一致的产量扩张策略，尤其在中国市场上更为明显。三大矿山利用数量控制工具不断推高中国铁矿石市场现货价格，反过来又以市场现货价格为参照基础来制定下一年度的年度价格，最终，他们可以像一个垄断者一样行事，有序地占有和分配新增的市场需求，获取高额的垄断利润。模型和实证的结果显示：铁矿石巨头们完全可能借助于特定的铁矿石定价机制，通过默契合谋形成的“隐性卡特尔”组织。本文所建立的模型及其参数的测算填补了铁矿石市场研究方面的一个空白，在当前铁矿石市场实行指数定价的机制下依然有效，对未来铁矿石市场格局发展的分析亦有指导作用。模型中任何一个参数的变化都会对市场供需的格局造成显著的影响，因此，本文所建立的模型及分析结论可作为相关产业或贸易政策制定的依据。
附录：
注释：
①所谓铁平衡的方式，就是以中国生铁产量为基础，以1.6的系数反推中国为生产这种数量的生铁所需要的铁矿石，这一数据和进口铁矿石数据相减，并考虑进口铁矿石在港口库存的变化，就得出了以62%铁品位为基准的国产铁矿石成品矿的实际使用量。
②正如表2所显示的，澳洲和巴西出口的铁矿石绝大部分，在2008年之前，超过90%以上都来自于三大矿山，因此在2008年之前，可以使用澳洲和巴西的铁矿石进口数据来近似地作为三大矿山对中国的出口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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