秩序与创新：粤北瑶族文化的现代困境与解决路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粤北论文,瑶族论文,路径论文,困境论文,秩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50.5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4922(2012)03-0111-08
要探讨粤北瑶族的文化问题，首先要对“文化”概念有一个明确认识。英国人类文化学家E.B.泰勒认为，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总和，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人类以社会之一员的资格所获得的其他一切行为与习惯”[1]。美国历史学家L.S.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人类文化包括工具、衣服、装饰品、制度、语言、艺术形式、宗教信仰和习俗。所有这一切使人类能适应自然环境和相互间的关系。”[2]中国学者冯骥才说得比较抽象，“文化是时间和心灵酿造出来的，是一代代人共同的精神创造的成果，是自然积淀而成的。”[3]很清楚，文化包含着精神和物质两个层面，亦即学界所说的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粤北瑶族借助所处的生态环境和人们的智慧，积累了丰富的生产和生活知识，同时也创造出了五彩斑斓的宗教、哲学、音乐、舞蹈、美术、文学、体育、习俗、工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正是这些文化，使瑶族的血脉代代绵延。它们通过口耳相传、动作形态、文献记载和建筑衣饰等文化传播载体承传下来，成为现代瑶民文化中不可或缺的元素。现代文明的发展和全球化的浪潮，对瑶民的生产生活提供了诸多选择路径，但也对其传统文化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很多传统文化正在悄然地淡出历史舞台。作为文化的生产者和传承者，人类应该竭力保护它，延缓其灭失的过程。对粤北瑶族文化的保护传承问题，学界鲜有专文探讨，本人不揣谫陋拟进行全面深入研究。不足之处，祈请指正。
一、粤北瑶族文化的现代困境
(一)粤北瑶族文化概览
粤北瑶族(下文均称“瑶族”，个别特指者除外)主要是过山瑶和排瑶。过山瑶自称“勉”，在连山、乳源和连州等地都有大量分布；排瑶自称“要(邀)敏”，多聚居于连南瑶族自治县，在连山、阳山和乳源也有少量分布。
瑶民在千年流徙和生产生活中，创造了极其丰富的文化遗产，包括具象的物质文化遗产和抽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物质文化主要表现在建筑、木雕、刺绣、衣饰、医药等方面。其中，瑶绣作为民族艺苑中的一朵奇葩，已成为中国除蜀绣、苏绣、粤绣、湘绣之外的另一具有浓厚地域色彩的刺绣文化，瑶族医药学也是瑶民比较有特色的创造成果。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更是异彩纷呈、百花齐放。祭盘王仪式“耍歌堂”，1992年被列为中国国际友好观光年100个节庆活动之一，2006年被国务院批准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耍歌堂”既是宗教活动，又是节日庆丰收活动，为排瑶文化的典型代表。“还盘王愿”又叫做“跳盘王”、“调盘王”、“做盘王”、“祖宗愿”，是一种以祭祀盘瓠为目的和以集体歌舞为表现形式的娱神活动。被排瑶称为“挨汪嘟”的长鼓舞，“长腰木鼓答家先”[4]，兼具祭祖和娱乐两大功能。与之相比，“打道箓”和“度戒”则是具有浓厚道教色彩的社会活动。前者通常不是全排性的活动，而是由排里某些姓或房举办，每隔18年或20年举行一次；后者又称“度身”、“度法”、“过法”、“斋刀”和“打道”等，是瑶族青年男子必经的宗教仪式，在瑶族宗教中颇具特色[5]。可以说，它是“道教弟子入教仪式与其男子成年礼的混合体”(徐祖祥，2005)。节日之多和对节日的重视，是粤北瑶族文化的又一个显著特点。瑶族几乎每月都有自己的节日，像春节、元宵节、正月二十赖拜节、二月二开耕节、三月三起愿节、清明节、四月八牛王节、五月五端午节、五月十三关爷节、六月六尝新节、七月七开唱节、七月十四中元节、中秋节、九月九重阳节、十月十六还愿节、十二月二十八小年夜，等等。节日是瑶民文化的载体，通过这些节日充分绽放其风姿和诉求希望。与节庆文化相比，民间文学也是其一大特色。其中，民间故事有“盘皇置天地”、“十二姓的来历”、“兄妹婚”、“太阳与月亮”、“乌龟的背纹”等；童话故事有“宝葫芦”；笑话有“道公怕鬼”、“懒汉求师”；寓言有“风化石”、“松木与杉木”等；民歌有“盘王歌”、“还愿歌”等。这些民间文学在瑶族民间口耳相传，深得瑶民欢喜。另外，比较典型的还有“八音乐队”。所谓“八音”，即指大锣、小锣、苏锣、大钹、小钹、小鼓、唢呐、二胡等乐器，多在新婚喜宴时演奏助兴。“油锅组织”是排瑶在乡规民约基础上成立的民间组织，在组织生产、维护社会治安、协调邻里及邻村关系等方面有着重要作用，属于制度文明部分。“瑶民由于生活环境、风俗习惯、文化发展、经济状况等诸多方面与其他民族存在差异，因而形成了具有自身特点的传统法律文化。”[6]这种传统法律文化就是学界习称的习惯法，属于民间法范畴。这些物质、精神及制度文化，是在特定的历史和地域环境下孕育并生产出来的文化。这些文化伴随着瑶民度过了千年时空，绵延久长，发展至今。
(二)粤北瑶族文化的现代困境
瑶族文化从文化势能上看属低势能文化，易受周边高势能文化濡染。可以说，瑶族文化一开始，就面临着同时代周围强势文化的冲击和挑战，即客家文化[7]及周边相对发达民族文化的强势影响，其外延部分被逐渐挤压。内涵部分则被逐渐啮噬，这是一个十分严重而又无奈的文化现象。对此，黄仁宇先生曾说过：“中国的危机是文化的危机。”美国社会学家罗伯逊也说：“如果没有文化，一个社会就无法生存；而如果没有社会的维护，文化也无法存在。”[8]与之同步，瑶族的危机说到底也是文化的危机。如果瑶族流传千年的文化丧失掉了，那么瑶族的主体性，甚至瑶族作为一个整体就有可能湮没于历史的混流当中。现代化理论学派的鼻祖埃米尔·迪尔凯姆，在探讨现代化进程中两个突出的发展趋势时曾指出，“虽然集体意识还存在着，但它对个人的控制力越来越弱。”[9]个体性活动逐渐在社会活动中占据主要位置，集体意识逐渐淡漠已是不争的事实。瑶民只知族属，不知系属的现象日渐增多，尤其是青年人。在清远市阳山县一温泉小商店里，我曾和一个瑶族女店员交谈，她只知道自己是瑶族，而不知道自己归属哪个瑶系。在一些瑶民的意识深处，“瑶族”渐趋变成了一个“标签”和“符号”而已。
瑶族传统文化从目前的情况来看，除服装、刺绣花纹、音乐、舞蹈等保留着较为浓厚的民族色彩外，其他都不同程度地吸收和融合了汉族的文化因素，并且达到了很高的汉化程度。“现代性本身是普遍主义的，它潜藏在人的共同本性之中，没有民族和文化的界限”[10]。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对瑶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带来了空前的激荡，一些在先前非常普遍存在的行为方式均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闻歌帮工”[11]、“凑工”与“大会”[12]等，本来是排瑶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自发形成的互助行为，但这种互帮互助活动因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人们观念的变化，日渐退出瑶民生产生活的舞台。油锅组织和习惯法作为排瑶的民间组织和乡规民约，具有民主性、民族性、群体性、具体性、稳定性、原初性、神威性特点[13]。历经20世纪30年代中期国民政府开化瑶区、建国后的“反右”和“文革”，以及国家法和国家机构的普遍实行和建立等活动的冲击，最终成了历史的陈迹。一些民族禁忌随之被打破，比如吃狗肉也不再是瑶民的禁忌，除老年人外，一些中青年人毫无顾忌地吃起狗肉来，盘瑶中的青年人已不再忌吃冬瓜，等等[14]。禁忌的打破是对民间信仰的完全颠覆，不仅破坏了他们基本的信仰系统，建立在其上的文化传统也因此失去了存在的载体。游耕的生产方式具有分散和迁徙不定的特点，它决定了瑶民的生活方式，并形成了与之相符的文化传统。从游耕到定居的转变以及政府移民开发政策的实施，使传统文化赖以存在的土壤发生了某种改变。
随着国家城市化战略的实施和农村集约经济的发展，瑶区剩余劳动力大量外出务工。他们务工的流入地，多为经济文化发达的珠江三角洲地区，使得他们直接受到现代文明的影响，从根本上改变了原有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那些“老旧”的文化传统渐次为他们所排斥甚至厌恶，传统文化的传承出现后继乏人、无以为继的局面。一些含辛茹苦考上大学、到外地求学的瑶族大学生，再也不愿回到故乡立业创业。由于上述现象的出现，导致瑶区“知识人”和青壮年迅速减少，“空巢老人”及“留守儿童”数量显著增加，传统文化传承面临阻断危险。不仅粤北瑶族遭遇此情形，其他瑶区也概莫能外，如广西“盘村瑶族能够使用乐器的人不多，只有冯文贵、黄元甫、黄金旺等少数几个人能够吹唢呐。”[14]229贵州盘瑶“历史上流行过的打长鼓活动，在盘村瑶族中已经失传，村民已不知道这一项文娱活动和祭祀祖先是必行的仪式。”[14]230可以说，瑶族文化自我发展和超越的内在动力逐渐被蚀空，他们只是被动地应付着外部“文明”的冲击，而这种冲击往往包含了政府行为、市场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和汉族等周边强势文化的濡染等。
日常生活中的应对理解、为人处世、生产技能、民族与家庭历史，安排生活的能力，应该遵守的道德规范以及狩猎、采集等知识的累积，大都是从儿童时代开始，在家庭中耳濡目染，或者由父母兄姐……给以教导所得[14]231。但现在这种以知识获取为目的的教育方式和教育内容，剥夺了这些孩童从小接受瑶族传统文化熏染的机会。“文化的多样性问题被有意无意地拒之评价标准门外，导致教育中常常忽略培养对象的文化差异，从而削弱了对民族文化的有效传承和发展。”[15]刻板划一的教育形式，大容量的教学内容，大量的家庭作业和以获取知识为目的的课外辅导，很大程度上剥夺了瑶族孩童学习本民族传统文化的机会，造成了他们民族认同感和民族文化的缺失。连南大掌排的瑶族学生，建国后入学人数不多和出勤不高的一个原因是，“学校的教材不如瑶经有用，有要求恢复读瑶经的建议。”[16]民族文化有被边缘化之虞，瑶族传统文化离孩子的距离渐趋疏远。现代人对民族文化的无知，最终导致认同的虚无及精神的空虚，从而可能在现代生活中迷失自我，而这种文化的缺失又直接导致瑶族传统文化承继者的严重缺位。故此，瑶族文化面临着被国家主流文化“同化”和“消解”的双重危险。另外，随着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交通、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的不断发展，其历史上浓厚的原始宗教观念及崇拜活动正在逐渐减少，巫术迷信也渐趋消失，而这些“原始文化”却蕴涵着弥足珍贵的民族历史、文化和习俗等积极因子。
一个民族的性格是由其特殊的文化所决定的，而最初决定一个民族的文化形态的是该民族所生存的自然环境，如地理位置、气候及自然资源[15]48。瑶民“好入山壑，不乐平旷”[17]。“居山和游耕是塑造和形成瑶族文化的物质基础，是产生瑶族各种文化现象的根源，并影响瑶族文化的发展程度和发展趋向。”(莫金山，2005)作为我国南方的山地民族，瑶族长期居住深山，以山为生，与山为伴，他们在崇山峻岭中闯出一条求生存、谋发展之路的同时，也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了独特的山地文化，成为举世闻名的山地民族。所以，瑶族文化是在极其封闭和严酷的地理环境中孕育产生并流传下来的，具有先天的内传性强、外传性差等特点。其中，“内传性”是特指瑶族传统文化的内部流传方式、规律和能力，“外传性”则特指瑶族传统文化的对外传播能力，即文化交际性差，不注重吸收和运用其他民族和外界的优秀文化和科学技术，长期处于封闭状态。任何一个民族或国家，如果不注重吸收外部因素的有益成分，不但经济文化不能实现充分发展，而且还会出现停滞和消亡局面。从瑶族人生存发展的历史看，“适应性强，创造性差是其文化的基本特征之一。”(盘淼，1994)瑶族文化由于具有上述先天不足因素，因而极大地限制了其与现代文明的充分接触和双向交流。
由于受到当地主体民族和其他先进民族的影响，“瑶族的语言、服饰、居住、饮食、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易发生变化、分化。”[18]这种现象就是人类学家所称的“文化变迁”。美国人类学家F.普洛格和D.G.贝茨指出：“变迁是指技术、社会、政治、经济组织以及行为准则的变化。”[19]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变迁是整个文化系统(内容与结构)的变化，而不是其中某一部分的改变。导致文化变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概括起来有外部原因和内部原因。各种原因中因文化群体的不同，又有主次之分。唯物史观认为，当文化变迁的动力源于内部时，这个动力就是文化群体中的社会生产力(包括生产工具、生产技术和人的劳动技能)的发展，其表现形式就是人类学家通常所说的发明和发现。当文化变迁的动力源于外部时，这个动力可能是自然地理环境，以及其他文化群体的影响或征服，等等。其实，这种说法比较符合美国社会学家罗伯逊关于文化与环境关系的理论，“从人与环境的角度，他认为文化是一种适应环境的手段，一个民族的文化习俗与他们的生活环境给他们造成的压力和提供的机会有着必然的联系。”[8]上述理论在粤北瑶族文化中可以找到很多佐证，如瑶族在语言、住宅建筑、生产技术等方面，大量吸收了汉族文化的特点和经验。过去，瑶族的住宅没有窗户，在靠近卧室的地方设烹饪和取暖的“火塘”。现在大部分住宅，都设有像汉族住宅一样的窗户和火灶；过去在水稻耕种、手工制造(如木器、竹器、烧窑等)方面都很缺乏经验，后来也从汉族学会了，所有这些都引起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16]142。用上述原理来分析瑶族的文化变迁，不难发现在整个瑶族文化的发展史上，瑶族文化变迁的动力主要来自外部。如果细分，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国民政府开化瑶区以前，主要受自然地理环境的逼迫，之后则主要变成受其他文化群体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瑶族的历史是一部被动适应环境的历史。瑶族文化的脆弱性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在应对现代文明挑战的时候往往显得进退失措。
唯物论的宣传教育和瑶民认识的提高，使瑶族传统文化受到前所未有的“现代化”挑战。长期的唯物论宣传教育，使瑶民的神灵观念淡薄了，尤其是中青年人，他们认为祭盘王并不果真会禳灾降福。如瑶家妇女冯成香说：“祭盘王那里得吃罗，还得自己做工。”[14]239连南内田乡的乡长邓路三原是一个先生公，已故的父亲邓小养也是先生公，自邓路三当乡长后，已不再操此旧业了[16]202。党和政府实行的惠民救济政策，在瑶民应对灾难中起到很好的扶助作用，使他们不再求祖先神灵的护佑。原始宗教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在瑶区存在很长时间，它们虽然没有随着经济、文化、教育的快速发展而完全消失，但它的存在象征意义往往超过了其本身的文化意义，出现了功利主宰文化的现象。一些瑶族的传统习俗成了文化搭台、经贸唱戏的平台，如“盘王节”便是一个典型，一些瑶寨也成了招引游客的旅游资源。当文化发展被经济利益挟持时，文化本身所具有的一些特质往往会发生变异和扭曲，对文化的断章取义和刻意取舍，某种程度上阉割了文化本真的东西，这是作为政府应该严肃慎重加以对待的问题。
二、粤北瑶族文化的“现代化”路径维系在一起的是他们的点与长处。
文化保护和文化传承某种程度上是两个同义的概念，即人类学家所惯用的术语“濡化”，“它是指文化在一个共同体(如民族)的社会成员中作接力棒似的纵向交接过程。这个过程因受生存环境和文化背景的制约而具有强制性和模式化要求，最终形成文化的传承机制，使人类文化在历史发展中具有稳定性、完整性、延续性等特征。”[15]52瑶族之所以没有像北方一些古老民族那样湮没在历史长河中，是因为传统文化维系了他们的存在。“真正把人们维系在一体的是他们的文化，即他们所共同具有的观念与准则”[20]。这个文化就是千百年来相沿不衰的瑶族传统文化，包括传统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心理特征、审美情趣、价值观念、宗教信仰等方面，其中包含文化的各个层面是比较复杂的问题[21]。传统的游耕生活方式、封闭严酷的自然地理环境、政权力量的鞭长莫及等，则是保持其族群认同和文化完整的主要因素。但这些历史条件已不复存在，瑶族传统文化完全被曝露在“现代文明”之下。面对全球化、城市化、市场化等“现代文明”的挑战，必须坚持“秩序”与“创新”、“传统”与“现代”兼具而不可偏废的科学态度，以确保其在矛盾运动中相互借力，共促发展，如此才能使瑶族文化年久弥新，进而保持旺盛活力。
文化保护和传承必须要遵循文化发展规律，相反不能扭曲和忽视。对于瑶族传统文化应该持一种什么样的态度？这里，我们不妨借用俄罗斯总理普京在纪念苏联解体20周年活动中所说的话来回答这个问题。他说：“不为苏联解体而惋惜，就是没有良心。试图恢复过去的苏联，就是没有头脑”[22]。同样的，不留恋和珍惜瑶族传统文化是没有良心和责任，但要回到原本的传统状态，则是没有头脑和智慧。文化现象说到底是一个历史范畴，终将灭失，不可避免。只要文化赖以产生的条件发生变化，任何外部的努力和利益的驱动，都不可能阻遏其灭失的过程。德国著名学者阿尔弗雷德·韦伯在论述文化社会学现象时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旧有的文化在分崩离析，这个过程被延迟了，或者说被掩盖了，然而深刻的变化必将到来。”[23]历史上很多古老民族灭绝得无影无踪，没有灭绝的民族也有一些丧失了自己的文化特质。究其灭失的动因，文化独立性和传统文化的丧失无疑是最重要的原因。现在，随着国家对瑶族地区的大力开发、城市化的迅速发展、瑶区人口流动的加快、各种文化之间的相互激荡、媒体网络的普及以及一些政策措施的实施等，都对瑶族传统文化带来了巨大冲击和挑战，从而加速了其传统文化的灭失过程。瑶族承传下来的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它的不可再生性决定了我们在相关问题的决策和处理上，要有科学的态度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对它的保护是维持其存在形态，或维系其“历史记忆”以延缓其灭失的过程。在保护和传承瑶族传统文化方面，必须要在决策和技术上慎而又慎，不能简单划一，也不能单纯依靠行政或经济手段去处理，这里面存在着政策制定和实际操作的科学性问题。
充分利用政府和民间两只推手，通过交互作用，共同促进瑶族文化建设。“优秀的文化传统不会自然而然地遗传给民族成员及其后继者”[24]，这里面隐含的意思是，该族群文化的享有者和后继者应该有一种文化自信和自觉，以及建立在这种心理基础上的自觉行动，才能使优秀的传统文化承传下去。在目前情况下，必须要有民间和政府行为的积极互动和相互借力，才能使其健康发展。但是，政府权力的边界必须要清晰。很多现实情况表明，政府干预越多，事态就越复杂。英国实证主义的大集成者赫伯特·斯宾塞先生认为，“政府是维护社会状态的手段，政府不能去干别的事情，否则就不能履行自己的本来职责。”[25]政府行为应多表现在科学主导和政策支持上来。相比之下，民间力量始终是文化守护的基本力量，这是因为民间往往是文化的直接生产者和受承者，而且来自民间的力量往往是内心信念的外在自然宣放，相反功利并不是他们的首要选项。从实际情况来看，不管是政府，抑或是民间百姓，都在努力地维护着渐行渐失的传统文化。如政府组织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荐选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培养瑶绣女青年、建立民族博物馆、民族文化村、民俗博物馆、民族艺术团等。民间一些有强烈文化意识的瑶人，也积极参与到保护传统文化的队伍中去，以自己的行动维护着老祖宗留下来的珍贵文化遗产。
在现代化过程中，瑶族在对自己山地文化因素有所继承的基础上，必须有所扬弃，以实现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型。自古以来，瑶族具有勤劳互助的民族美德、诚实守信的族群秉性、粗放实用的生活方式和平等秩序的伦理取向等人文特征，这些人文特征的养成均是大山养育的结果。时过境迁，他们的居住方式发生了根本变化。尤其是过山瑶已经基本实现由游耕到定耕的转变，形成具有一定人口规模的聚落。可以说，聚落的形成和发展，与原来游耕狩猎的生产方式有显著不同，产生于其上的文化内容必然会发生些许变化，也连带影响了该民族的经济生活、市场交易、社会组织、婚姻家庭等。如在宗教生活中，排瑶建立了祖庙，有具象的祖神。再如在瑶山村寨，团结互助的价值取向在以前的日常生活中，也表现得十分突出。村寨里有人起新房，从挖地起，同族、同村乡亲都来帮忙并不计报酬。只是在迁入新居时，才宰杀一头猪酬谢帮忙的人。每逢村里有人家里老人去世，人们都自动拿米、布、肉前去吊丧，同时还帮助他们上山砍柴、下厨干活，借此来减轻或分担失去亲人的悲伤和经济负担。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大量青壮年进入城市，市场经济意识熏染着瑶民，很多人已不愿无偿帮忙，雇人帮工现象在瑶区渐渐增多。昔日瑶民凭借山险，自外于主体社会以保持其文化认同的外部环境已不复存在。以前那种语言、文化、地理的无形隔阂，以及与中央和地方政权之间的壁垒已悄然淡化。他们与其他民族、瑶族内部不同族群及同一族群内部户与户之间的联系，冲决了以前有形的地理障碍，从而变得渐趋紧密和日常化。在这种情势下，粤北瑶族要实现自我发展和内在超越，必须要主动认识和积极应对已经变化了客观现实，加快与现代化的磨合和适应过程，以实现由古老民族向现代民族的转型。
“任何一个民族都必须学习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因为这些民族文化是历史上维系该民族生存的经验体系和民族智慧的结晶。”[15]2当传统文化内化为信念信仰时，才会有文化的自信和自觉，并产生持久的内在动力。美国汉学家艾凯认为，现代化过程并不完全是由经济因素所决定，“属于人们内在世界的因素——人们的思想世界——是另一个重要的条件。换言之，人们必须要有一种特殊的动机力量，一种心理，愿意接受有利于现代化的各种价值和主意。”[26]民族教育是文化保护和传承的重要手段，包括国民教育和民间自发教育两个方面。政府应该适度开放某些教育政策，让民间的自发教育有机会担当传承其传统文化的责任。赫伯特·斯宾塞“极力反对政府在国民教育上的工作，因为这会妨碍‘自发教育’”[10]35。当下，国民教育完全挤兑了自发教育的空间，而正规学校教育的观念又极其狭隘，往往采取并非真正开放的、能充分体现世界的博大精深的态度和方法，来塑造儿童们的认识习惯和个性。[27]“文化传承又承载着深刻影响下一代身心发展的教育重任”[15]1。要保护粤北瑶族的传统文化，必须从改革教育入手，尤其是从孩童开始，否则只能是徒具形式而无具体效果。在保证国民教育内容实施的同时，要加强瑶族传统文化的教育，如开设瑶族历史文化、民间文学、生活习俗、瑶经、科仪等方面课程，通过这些文化载体去保存、传递和繁荣瑶族文化[28]，让传统文化在瑶人心目中扎下根基。1984年5月，在乳源县举办了全国第二届瑶文学习班，历时40天，来自广西、湖南、云南、贵州、广东5省的学员参加了培训[29]，说明瑶民有学习本民族文化的强烈愿望。
保护和传承瑶族传统文化，并不是排斥外来文明。我们所处的时代被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称作“后人类时代”，“是一种以神经科学、神经药理学、人工智能、纳米技术、太空技术和因特网之类的各种科学技术为基础的理性哲学和价值体系的结合”[30]。人们对各种传统文化，既不是一味地拒绝，也不是毫无批判地接受。在现代文明熏染下的瑶族青少年，很难树立起权威。“后人类主义者主张用理智代替信仰，对当前流行的信念和习俗进行批判地分析。他们更喜欢分析的思考而不是模糊的却令人愉悦的幻想，他们更喜欢经验主义而不是神秘主义，他们更喜欢独立的评价而不是一味的服从。”[30]9王军等先生则认为，要使一个民族的文化传承下去，至少需要具备以下三个条件，即现实意义、与社会要求相一致和具备时代特征[15]8－10。说到底，就是瑶族传统文化怎么与时俱进、与人偕行的问题，亦即传统文化怎样实现现代化的问题。在文化多元、信息发达、日益理性的时代，既不能借少数民族的特殊性和其传统文化的根深蒂固而排斥现代化，也不能无条件地、生硬地去推行现代化。我们要实现多元发展，就不能扮演“文化霸权”和“制造边界”的执行者或代言人的角色，汤一介先生将摈弃“文化多元”和“现代化”的行为斥之为文化“部落主义”[31]。但汤先生的意思也绝对不是抛弃自己的固有文化。“多元化本是现代文化的一个健康的发展。然而多元化一旦和极端的怀疑和虚无论合流之后，便形成了各式各样的相对主义，终至失去任何共同的标准，使人不再能判断善恶、真伪或美丑。”[32]余英时先生对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曾有过十分精辟的论述，他说：“所谓‘现代’即是‘传统’的‘现代化’；离开了‘传统’这一主体，‘现代化’根本无所附丽。传统与现代不但相互相激相荡，而且相辅相成，这是文化发展史上十分紧要而又十分奇诡的向度。”[32]8现代化的进程就是传统与现代不断冲突、融合和演进的过程，传统文化的一些基本价值不仅可以作为本民族社会整合、文化重建、文明养成和道德教化的重要资源，也可能在不同文化融合过程中成为新的世界文明的共同价值元素。汤一介先生认为，“传统的延续实质上与不断的创新和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没有被创新和发展的‘传统’之物在日新月异的社会发展中似已不复存在。”[33]多元化和现代化是维系民族文化活力的外部刺激，而这种“外部刺激是维系民族文化活力的核心”[34]，但“外部刺激”绝不是简单的“文化置换”。日本所尝试的“杂交文化”，它是以国际间文化交流作为连结本地和全球的一种方式，从而达到保护和使自己本土文化多样化的目的。也就是说，用本土化运动来抵制或消除来自更强大文化的冲击。所以，固守不是出路，开放、交流和创新才是瑶族文化发展和涅槃的必由之路。梁漱溟先生晚年在接受台湾《远见》杂志社记者尹萍女士就“对台湾青年的希望是什么”采访时说：“关注中国传统文化，顺应世界潮流”[35]。梁先生这句话不但适用于整个中国，也适用于粤北瑶族。端木赐香先生所说的“和而不同，综合创新”[36]，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
适度借用经济手段的外源力量，激发瑶民保护本民族文化的热情，使其自觉参与到保护本民族文化的行动中来。用经济手段刺激文化保护，尽管不具恒久的持续性，但也不失为行之有效的策略。正如呼吸机虽然仅能维系生命的短暂存在，但毕竟也是抢救手段一样。学界已有单纬东等先生试图论证二者的关系问题[37]。内因在任何时候都是变化的根据，文化资源的产生是内源性的，文化的自信与自觉才是保持本民族文化的关键。文化的自觉才能真正唤起瑶民内心深处的刚性需要，所以经济手段并不是保护非物质文化的首要选择，只是重要手段之一。适度借用经济刺激的作用，对于保护瑶族传统文化也不失为一种重要选择。文化的保护者和受益者出现二元分离的现象，现实中比较突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缺乏强固的信念维系的话，瑶民的文化价值取向可能会偏离。所以，不能忽视保护者和传承人的利益诉求，要让朴实的瑶民尝到由于保护和传承自己文化而带来的利益，使其更充分地认识到自己民族文化的内在价值，从而最大限度地激发他们对保护传统文化的内在需求。单先生所说“让与拥有者一定的利益，使其担负起保护和传承的责任”[37]其实也是这个意思的很好表达。另外，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也是解决文化发展困境的一个重要路径。这方面的成功案例很多，如广西阳朔刘三姐印象园、台湾少数民族聚落、美国新墨西哥州圣达菲市普埃布洛(Pueblo)印第安人居地内的陶斯(Taos)部落、代表白人主流文化的马萨诸塞州斯特桥市的老斯特桥村等，都取得了极大的经济利益，也保护和宣传了民族文化。当然，要让这些文化景观有吸引力，还需要进行文化的“包装”，但决不能像中国很多地区那样为了“打造”文化而制造“伪文化”，更不能使文化走向“鄙俗化”。
另外，要处理好国家法和乡规民约、基层组织和民间组织等关系。让民间组织和民间法在国家法律的框架下，对保护瑶族传统文化发挥其独特的补充作用。要认真对待和尊重他们的民间信仰、风俗和禁忌等，这些是其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宗教局局长叶小文先生说：“不能不关心普通大众对生老病死、吉凶祸福的基本关切。尤其不能不正视，随着我国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物质利益、就业方式日益多样化，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样性、差异性明显增加，不少人出现困惑、迷茫和混乱，希望到宗教中寻求精神慰藉的现象。”[38]不能动辄以经济发展的程度和物质财富的占有量来衡量民族文化的优劣。在高度工业化的社会中，不能过分崇尚科学知识，应该协调好科学知识和人文知识之间的关系，守好精神家园。像鄂温克人离不开驯鹿，藏族人离不开经幢一样，粤北瑶族人也一样离不开他们的盘王。作为局外人的我们，对此应该有全面和深度的了解，不要有意无意去破坏千百年来瑶胞留下来的珍贵文化遗产。
收稿日期：2012－04－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