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经济社会发展模式改革的欧洲比较--欧盟部分国家发展模式的改革实践与差异_德国经济论文

德国经济社会发展模式改革的欧洲比较--欧盟部分国家发展模式的改革实践与差异_德国经济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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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516.13/1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71(2006)01-0004-06

20年来,世界经济的迅猛发展使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更快流动,全球化趋势给各国经济、政治带来巨大冲击。上世纪90年代东西方冷战的结束使意识形态的对抗趋于和缓,使市场经济制度获得更大范围的扩张。在全球化过程中,自由市场经济、资本自由流动与福利国家的劳工保护、税收与福利政策等形成很大矛盾,不同地区与国家在基本价值观上的矛盾也更趋明显。基于历史传统、文化价值以及社会结构的不同,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各种经济发展模式也富有民族的特色。各国为保持本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自觉不自觉地对其经济社会进行调整,寻找更加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和道路。经济上的竞争也反映出不同的经济社会模式的竞争,迫使各国对本国经济社会模式进行改革,与此同时,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也发生着激烈的碰撞。

经济发展模式的名称很多,有经济学角度的说法,如美、英是“自由市场经济”,法国是“计划调节市场经济”,德国是“社会市场经济”等。也有按民族或地区的称呼,如“盎格鲁-撒克逊模式”(指美英模式)、“莱茵模式”(泛指欧洲大陆模式)、“北欧模式”等。还有按国别的称呼,如德国模式、荷兰模式、瑞典模式等。

“经济发展模式”是对一国经济社会发展机制的一种概括,是由一个国家的无数个经济社会政策构成并表现的,单用某种经济学概念并不能完全涵盖其内容。各国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的产生和实践伴随着不同的环境与条件,同一发展模式的国家也会因各自经济社会政策的不同派生出特定的发展模式,如“莱茵模式”虽泛指“欧陆模式”,却又繁衍出“荷兰模式”、“西班牙模式”等。“北欧模式”也繁衍出“丹麦模式”和“瑞典模式”。本文拟选用近年来被欧洲广泛推崇的、经济模式改革取得较好成果的英国、荷兰、丹麦、西班牙以及改革严重滞后的德国为例,通过对这些国家改革的分析,得出其主要措施和主攻方向以及异同,使我们在借鉴他国经济发展模式过程中得到某些启示。

一、欧盟部分国家经济社会模式改革的实践比较

在现代经济社会中,美国模式被认为代表着经济现代化的潮流。英国虽被认为与美同属一种模式,但有自己的特点。同时,荷兰、丹麦、西班牙等欧盟中、小国的经济社会改革也取得骄人成绩,也被推崇为欧盟其它国家经社发展和模式转变的榜样。英国属“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丹麦属“北欧模式”,荷、西、德属“欧陆模式”,虽然这三种模式关注的角度分别是“自由经济”、“福利社会”和“两者兼顾”的原则,但他们在改革中所采取的政策与措施既有共性,也有区别。

1.英国经济社会改革的内容与成果

英国经济社会改革始于1979年上台的保守党撒切尔政府。她推行新自由主义,用激进的改革措施使英国经济现代化,主要内容有:大力推行私有化进程,降低国有份额;实行税制改革,降低企业税,提高投资积极性;对福利制度进行大手术,将各项福利保险与工资成本脱钩;改革劳动市场政策,降低失业保险金,不顾工会强大压力破除“解雇保护法”束缚,创造自由、灵活的劳动市场环境。1997年上台的布莱尔工党政府承接了前政府的改革成果并继续推动改革。

布莱尔是英国社会中产阶级利益的代表,与受上世纪60年代欧洲学运影响的、俗称“68代”的欧洲各国领导人不同,少有左翼传统思维,更具较多自由民主主义倾向,敢于对社会民主主义传统思维和理论进行变革,他的所谓“新工党”、经济现代化、削减对福利的依赖、着眼市场的实用主义原则,被称为“布莱尔模式”。

布莱尔对英国的改革首先是从党内改革开始。1994年5月他当选工党领袖后提出建设“新工党”口号,要把工党建成面向21世纪的“人民党”。他首先废除了有利于工会领导人的“集体比例投票制”,代之以“一人一票制”,结束了英国工会享有特权的传统和工会左右党的历史,取得改革领袖选举制度的胜利。其次,他对党的理论进行了重大修改。1995年工党特别党代会通过修改党章第四条款关于“生产资料、分配和交换领域实行公有制”的内容,以“建立多数人享有权力、财富和机会的社会”为党的目标,正式以党章的形式完全放弃了“公有制原则”,这是工党历史的重要转折。布莱尔实际上是承接了保守党对社会改革的“遗产”,在保守党政府的改革中,工会的权利和斗争性已被大大削弱,这为工党日后的改革解决了一些引发“社会爆炸”的问题。

对劳动市场和福利制度的改革,也是欧盟经济社会改革的关键内容。为重建欧盟的国际竞争力,欧盟于1997年提出用“积极战略”代替提供福利的“被动政策”的就业计划,启动了欧盟区域内的劳动与福利制度的改革。布莱尔当政9年来也加大了改革力度并采取多种措施,如建立地区就业中心,提供职业介绍和就业培训;制定就业奖励政策,新雇员就业超过3个月,雇主可得到国家的促进就业“人头奖励金”;减少失业补贴,失业补贴降到社会救济的水平;严格失业补助的条件,长期拒绝就业,其福利补助将缩减为6个月,甚至取消;领取失业补贴附带参加公益劳动的责任。

英国经济社会改革的回报巨大,连续十年经济增长强劲,近5年平均增幅达到2.5%,2005年预计增长3%;失业率从1993年的10.4%降到2004年的4.9%①,是70年代以来的最低点;对福利制度的改革使人们改变对福利国家的认识和观念,目前85%的失业者愿意并可在就业中心找到工作;1995年英国人均GDP低于德国8%,10年后的今天已高出德国9%;1992年英国人均收入只有德国的50%,如今高出德国10%②。

2.荷兰经济社会改革的措施和成果

荷兰的经济社会改革始于上世纪90年代,改革达到增长稳定、财政盈余、劳动市场灵活、就业形势良好、福利支出降低的效果。过去10年的平均增长率达2.5%③,1994年的失业率是7.1%,而2003年的失业率只有3.8%④。荷兰被誉为欧洲现代化的样板,改革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德国统一带来的巨大需求提高了荷兰1%的增长率。二是低利率政策促进了消费,消费创造了劳动岗位,岗位增加带动了就业。三是劳动力市场灵活,合同制、短工、低薪岗位多。四是劳动、资本和政府共同创造了协商、共识的互助精神,劳资双方在政府参与下达成“双冻结协议”,即工会放弃提高工资的要求,政府也放弃了对福利制度的改革,如放弃提前退休制度、工伤退休金的改革,以及缩短失业保险期的计划。

荷兰模式又称“围垦模式”(Poldermodell),基本特点是:实行稳定的财政政策,紧缩预算,减少福利开支。实行低工资制,将工资增长同生产率增长挂钩,控制工资增长。改革税制,实行低税收制。建立灵活的劳动市场机制,“解雇保护”受到约束,增加短工、合同工岗位,以达到充分就业和低失业率。保持长期而稳定的“社会伙伴关系”,定期协商共渡难关达到社会和谐;创造灵活的劳动岗位达到充分就业。

进入本世纪,荷兰经济增长减弱,通胀率、失业率有所增高,荷兰模式的声誉也有所衰减。综合原因:外向型经济受国际经济政治影响较大;“双冻结协议”虽然减少了企业成本并提高了竞争力,但多年的低工资制增大了工资合理化的压力,导致国内需求降低、企业投资减弱、高技术人才的外流和高技术产品的开发不足;曾被广泛赞许的“短时工就业奇迹”主要在低工资领域实现,农、牧、鱼、食品等比例较大的经济结构也限制了高工资制的实行。近两年经济增长有所回升,2004年达到1.7%,2005年为0.5%,同时,荷兰政府在医疗卫生、劳动市场和养老金政策上实施了新一轮改革措施,荷兰模式仍然面临新形势的考验。

3.丹麦经济社会改革的措施与成果

丹麦模式目前被欧洲媒体广泛赞誉为改革的又一个样板,也始于上世纪90年代,当时的失业率在10%左右,国家债务巨大,福利制度难以为继。改革首先从劳动市场开始,丹麦政府建立旨在对劳动市场进行改革的“劳动市场改革委员会”,并以委员会主席Zeuthen的名字命名为“蔡森委员会”。丹麦劳动市场改革的主导思想是“将国家补贴与个人责任相结合”,强调“失业补贴不再仅是政府单一的责任,而是政府与失业者双方对国家公共事业的共同责任”。具体措施是:缩短失业补贴的领取时间,1994年前的失业补助最多可达9年,逐渐缩减到现在的4年。失业金从工资的90%降到目前的65%,长期不就业将继续减少失业金数额⑤,失业金也必须纳税。建立地区劳动就业中心,提供就业咨询服务。将劳资谈判下放到企业内进行,“解雇保护法”实际上不存在,解脱了企业主的束缚。丹麦的“积极劳动市场政策”,大大削弱了失业者的期望值。

丹麦有一套适应本国国情的预算、税收、福利制度。坚持适度紧缩的财政政策,虽是欧盟国家,但实行丹麦克朗与欧元“汇率挂钩”、“参照利率”的独立的货币政策。实行高工资、高税收制,最高税率达到68%。福利支出的3/4来自直接税(个人和公司所得税),1/4来自间接税(增值税、各种福利税),与德国和荷兰福利融资渠道相反⑥。福利基金的融资与工资成本脱钩使企业负担减轻,达到福利基金的良性循环。

改革十余年来,财政预算盈余,国债大幅降低,人均GDP高出欧盟平均值20%;失业率从十年前的10%左右降到2003年的5.3%⑦;经济持续稳定发展,过去5年平均增长2%⑧;劳动关系灵活,创造了更多的就业岗位,就业观念得到改善,工作更换频繁,解雇保护实际不存在。丹麦就业人数比率高于他国,如15-64岁年龄段的80%的人都在工作或求职状态,而德国这个年龄段中的人只有70%在工作或找工作;长期失业人数仅占失业总数的20%(德国为50%)。国际对比表明,丹麦人对失业的忧虑远小于法国、意大利和德国人。丹麦劳动市场改革成功的原因,一是其积极的就业政策,二是相对充裕的失业保险基金。丹麦的失业保险费很低,80%的失业保险基金来自税收⑨。

4.西班牙经济社会改革的措施与成果

近年来,西班牙经济社会的改革与发展也被誉为发展模式改革的又一榜样。西经济已保持十余年的持续增长,1997-2004年平均增长率在3.3%⑩。2004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为8375.57亿欧元,排在欧洲第五位、世界第十位。增长的主要原因:建筑行业发展势头良好;内需旺盛,国内消费增加迅速。

西班牙经历了长期的改革过程。前保守党阿茨纳尔政府采取一系列经济自由化措施:将电力、电信、石油和航空部门的国有股份大部出售或上市,国家仅把持重要领域的主导权,通讯部门国有比重仍占80%。推行财政紧缩政策,减少国家支出。进行税制改革,通过降低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刺激内需和企业投资。长期低利率政策抬高了不动产价格,国民变富的感觉强烈地刺激了个人消费。在劳动市场改革方面,保守党政府对“解雇保护法”的改革因工会的强烈反对没有成功,但劳动关系的改革得到了体现,新雇员中的90%是有期限的合同工,劳动力市场更为灵活。2004年3月上台的萨帕特罗政府与企业、工会达成“保持竞争力、保证就业和社会一体化”协议,缓解了劳资矛盾。新政府还在预算、财政、医疗、教育方面进行了改革。灵活的劳动市场政策使西班牙的失业率由1994年24.1%降到2004年的11.1%(11)。对教育的巨大投资开始展现成果,大学毕业生的比率是德国的两倍。将西班牙建成欧洲与拉美之间的贸易桥梁的发展战略,也将逐渐得到丰硕成果。据德意志银行的计算,西班牙的人均收入10年内不仅可以超过德国,也可能超过英国(12)。

西经济社会改革的成功有其自身的因素,同时也得益于欧盟的巨额结构发展资金。2004年扣除上缴欧盟的费用(年国内生产总值的1.03%),西班牙从欧盟净得87亿欧元,这是西建筑业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可靠资金保证。2005年,西经济年增长率高达3.5%,是欧盟平均增长率的两倍,是欧元区的3倍;国家预算将实现30年来的巨大盈余;失业率已降到8.4%,回落到了1979年来的最低点。失业率虽然下降,但新就业岗位的近70%是短期合同,因而,西班牙也被称作欧洲不稳定就业的冠军(13)。

二、英、荷、丹、西经济模式改革措施的共性

1.新自由主义、经济自由化是其经济社会改革的基本出发点

二战后,西方国家盛行凯恩斯主义,西欧各国先后建立福利国家,一方面缓解了劳资矛盾,另一方面也是同东欧集团竞争的需要,欧洲资本主义得到稳定发展。凯恩斯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存在有效需求不足,政府应扩大开支增加需求,而增加社会福利开支、扩大公共设施建设、发展就业是国家扩大支出的重要手段和干预经济的重要形式。新自由主义反对国家干预经济,认为全球化时代需要更加自由的市场经济环境。对福利国家的改造是资本全球化过程的一个重要前提,是新自由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通过企业、福利、劳动力的市场化、自由化刺激资本的自由流动。

2.上述国家经济模式改革的主攻方向

第一、大力推行私有化。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国家在经济中的份额;削减国家开支,增加个人承担的责任;推行税制改革,以降低工资附加成本,为企业创造更加自由和宽松的投资环境,提高企业的投资积极性。

第二、强化福利制度改革。上述国家无不对各自国家的福利制度进行大手术,如提高退休年龄并减少退休金;减少各类税收优惠和福利补贴,如将失业补贴减少到最低水准并限制领取期限;实行失业补助附带条件的原则,如必须参加公益性劳动等,刺激失业者的就业积极性。

第三、强化劳动市场改革。劳动市场改革的主要矛头直指劳方和工会,劳动力市场和劳动关系的灵活性虽然创造了更多的劳动岗位,但劳方在其利益自我保护方面缺乏法律的依据。受经济全球化显示出的资方主导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工会及劳方处于十分不利的环境和地位,使劳资关系趋向“资攻劳守”。

第四、改革税收体制和预算收支情况。巩固直接税在国家税收总额中的比率,将政府财政收入与个人创造能力直接挂钩,保证福利基金的可持续性。改革福利融资渠道,尽量将各类福利保险同工资因素脱钩,减轻企业负担。

三、德国模式的过去辉煌和当今面临的窘境

1.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模式曾取得巨大成就

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模式是兼顾于市场经济和社会保障的一种经济模式,特点在于“社会”这个词,体现出国家与国民的依存关系,体现出国家调整社会关系的责任。冷战时期,德国模式创造了经济奇迹,使德国迅速发展成世界第三经济强国。冷战后,德国模式又为统一作出巨大贡献。

2.德国模式在全球化挑战面前暴露的弱点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德经济社会存在的问题逐渐显著,德国模式在全球化面前失去优势,弊病如下可见一般:

第一,统一使德国背上沉重负担,社会福利支出过大,赤字与债务逐年攀高,国家财政几近崩溃。目前,德国家债务超过1.4万亿欧元,过去3年国家债务总额占GDP比率由1991年的40%上升到目前的65%,债务和赤字均超过欧盟60%和3%的标准(14)。

第二,高工资、高福利、高税收政策造成投资成本高、利润空间小、资金外流严重、投资环境恶化。福利保障支出不断攀高,目前的社会保障支出占工资的41.7%。德国在工资成本比较上明显处于劣势,德企业支付工资以外的各类福利、保险的附加工资/小时,超过日、美附加工资/小时的2.5倍。工业年工作时间要比日本、美国少300多小时。劳动力昂贵,企业赋税过重,利润率过低,恶化了德国的投资环境,企业投资率由1991年的21%降到2003年的16.3%的历史最低点(15),使德国经济缺乏持续增长的动力。

第三,全球化加速企业兼并,就业岗位减少加剧失业问题。就业率下降还有出生率低和老龄化加剧,使劳动力供给减少,影响了经济的增长。德国人受教育时间长、提前退休制度的实行及有效劳动时间短、外来移民的压力使德国的失业问题持续严重,长期失业人数多。此外,劳动成本过高、《解雇保护法》的束缚、对低素质员工缺乏低工资标准、福利和工资谈判中对企业利益的忽视等各种因素,使德国的企业宁可缺员也不愿雇佣新员工。

第四,传统行业是德国保持工业强国地位的基础,随着国际竞争的日益激烈、第三世界的不断工业化,德传统工业的竞争力下降,倚重传统工业使德高技术领域的投入和发展受到影响。

第五,欧元的流通使德国失去利用金融杠杆调控经济的手段。面对巨大的经济、社会问题,德国既要保证必要的社会福利支出,又不得不大力压缩财政支出,加大对财政、税收、福利等各种制度的改革,形成巨大的“涡流”。

3.德国经济社会模式改革遇到社会的顽强阻力

德国人均GDP上世纪80年代末超过欧盟平均值20%,90年代初还位于欧盟第三位,而到90年代中仅排欧盟第六位(卢、奥、丹、比、荷之后)。地位下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当英、荷、丹、西等国于90年代启动改革时,德国错失良辰,东欧剧变带来的巨大需求维持了德国一时的经济增长,使德领导人(以科尔为首的联盟党—自民党政府)忽略了本国经济社会改革的紧迫性。第二,统一使德国背上沉重负担,它也加重了改革的难度。第三,德国人害怕失去舒适的生活,缺乏革新精神。德国的福利与劳动政策不是积极地去预防、避免失业的大量产生,积极地促进就业,而是长期停留在原有思维上:集中精力和财力去处理失业后福利和劳保问题。

2002年连任的施罗德社民党-绿党政府实施并加速了德国的改革,于2003年提出全面改革经济社会的《2010议程》,强调私有化进程;要求增收节支,如削减国家各类补贴和税收优惠,减少失业救济;修改提前退休政策,严格退休制度,计划延长退休年龄;实行教育改革,计划大学教育收费;等等。这一系列改革触及社会下层利益,超越社会承受底线,引发多次抗议示威,改革的社会阻力巨大。

2005年11月组成的联盟党-社民党联合政府,对前政府制定的《2010议程》给予基本肯定,德国新总理默克尔女士抛弃了过去因党派立场而对《2010议程》的攻击,明确表示《2010议程》对德国的经济社会改革具有重大意义。两党联合执政协议强调继续改革,同时也制定了更为具体的措施,将“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改革福利保障体系”作为本届政府的主要目标(16)。新政府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同样会遇到社会的强烈阻力,结果有待时间的检验,任重道远。

四、经济模式改革差异的主要原因及带来的启示

1.经济发展模式改革出现巨大差异的重要原因

第一,国土面积、人口多少、贫富差别等国情因素不同程度影响改革成效。从上述各国的经济模式改革来看,改革的措施应考虑本国国情。荷兰、丹麦从国土、人口来看是小国;从社会结构和贫富程度来看,国内贫富差别相对要小,如丹麦人的收入分配差距在经合组织内是最低的。相反,德国在欧洲是国土和人口大国,贫富差别相对较大,因而,其劳工和福利制度的改革对下层社会的冲击面大,抵触情绪也大,改革的阻力和难度自然也大。英国从政治和人文角度长期游离于欧洲大陆,与美国的密切关系使它受美国经济社会的影响更深。

第二,经济基础与产业结构的不同增加了改革的复杂性。从经济角度分析,各国的经济基础与产业结构不同增加了改革的复杂性。荷、丹的农牧渔、食品、转口、服务业在国家经济结构中的比重较大;德国的传统工业仍是GDP增长和出口的重要基础,这些不同也决定着改革的艰难程度。

第三,劳动观念的不同与劳动市场的灵活性相辅相成。小型企业以及农牧渔、服务等行业更易于具有劳动市场和劳动关系的灵活性,传统工业对个人技能的要求较高,也不利于灵活地变更劳动关系。灵活的劳动关系也促成劳动观念的不同,如荷、丹、西的求职者对合同工、短工、临时工较能认同,而长期受传统工业培养的德国人的就业观念却有更多的理想性,希望稳定的劳动关系,加重了劳动市场的改革难度。

第四,国家决策机制的不同影响着改革措施的出台和实施。上述国家的政治体制不同,荷兰、丹麦、西班牙都是君主制,德国是典型的联邦制。不同的政治体制有着不同的政治决策机制并影响着社会生活。欧洲各国的决策机制异常复杂,有的国家政府通过了决议就可付诸实施,有的国家议会审批起决定作用,有的国家参议院又是最后裁决,不同政治体制特性对经济社会的改革过程和各项政策措施的出台都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2.“发展模式”不是产品,需要一定的社会、经济和人文环境

经济发展模式不是单一的产品,它附带着一定的社会、环境与人文因素。它是各国经济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一种结果。例如工业产品,任何国家都可以严格地按照图纸设计生产出同一规格、尺寸、质量的“奔驰”、“福特”或“丰田”汽车;例如食用产品,任何国家都可严格地依据生产配方生产出同一口味的“肯德基”、“麦当劳”或“比萨饼”。在产品与环境的关系中,任何社会、经济和人文环境必须符合产品的图纸或配方。但是,经济发展模式不是特别设计的产品,需要一定的社会环境和人文因素,是经济社会政策与当地的文化特性的一种结合,是经济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一个结果。荷兰50%的国土或低于海平面,或高出仅一米,数世纪的筑坝围垦,培养了荷兰人为保护家园协商共识、团结协力的文化观念。丹麦始终保持中立的历史传统和受《格伦德维希思想》(17) 的影响,以及社会贫富差别小的社会关系,使劳资双方愿意达成和谐而避免社会对立。而德国、法国等的社会差别大,工会有着更多的“斗争性”。这些历史的传统与影响、经济与人文的环境,各个国家是不一样的。

3.各种发展模式不是完全的替代关系,不可简单地套用他国模式,

上述各国改革的实践表明,经济社会重大改革要把握好时机。如丹麦是在1994年经济景气的时刻启动各项改革措施,刺激内需的政策和经济稳定发展的形势提高了国民对福利降低的承受力。德国的改革滞后而急于求成,力度过大,超越了国民的心理界限,从而引发社会的强烈阻力。

改革应考虑“横纵”联系。在经济发展模式的改革过程中,既要“横向”学习、借鉴,也需考虑“纵向”的联系。如,各国现有的税制和福利融资渠道不同,丹麦属“北欧模式”,福利支出绝大部分是靠国家整个税收体系支撑的,这种融资体制减少了福利基金与工资成本的关联,保证了福利体系的可持续性。德国社会福利资金的融资渠道与丹麦相反,1/4来自国家税收,3/4依靠抬高企业成本的各种福利税种,如果完全改变过去的融资体制,照搬丹麦模式,将会打乱德国现有税收体制并带来更大范围的影响。

改革应兼容并包,吸收各方经验。任何经济发展模式都不是固定的、简单的蓝图,经济社会改革的先决条件也不是任何国家都能模仿的。学习、借鉴他国经济发展模式,应结合本国情况,从他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具体经济社会政策入手。英国的很多改革措施借鉴了丹麦、瑞典和美国的经验。德国的改革措施也来自多种模式的经验,如,改革劳动市场的《哈茨法》是学习丹麦方式;将失业救济金与社会救济金合并是效法英国的做法;提高增值税又是学习北欧模式(瑞典、丹麦的增值税世界最高,为25%)。各种发展模式之间不是完全的替代关系,是不能“克隆”的。

*本文中的德国皆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注释:

①《Die Welt》:die Erfolgrezepte des Auslands,2005-02-03.

②《Die Welt》:Vom Meister zum Mittelmass,2005-02-28.

③www.bundesstatistik.de/laenderprofil niederlande.

④《Die Zeit》,43/2003.

⑤《Die Zeit》:Keiner ist faul in Staate Daenemark,41/2004.

⑥www.kei-kassel.gmxhome.de 3-4-2005,Sozialsysteme im Vergleich.

⑦《Die Welt》:die Erfolgrezepte des Auslands,2005-02-03.

⑧www.bundesstatistik.de/laederprofil-daenemak.

⑨《Die Zeit》:Keiner ist faul in Staate Daenemark,41/2004.

⑩www.bundesstatistik.de/laenderprofil spanie.

(11)《Die Welt》:Die Erfolgsrezepte des Auslands,2005-02-03.

(12)《Die Welt》:Vom Meister zum Mittelmass,2005-02-28.

(13)www.oushinet.com,《欧洲时报》,2005-12-28.

(14)《Berliner Morgenpost》:Der gefesselte Arbeitsmarkt,2005-03-03.

(15)同上。

(16)《德国研究》2005年第4期有多位作者论述了新政府的改革措施。

(17)N.F.S.Grundtvig(1783-1872):丹麦神学、历史、教育家,提出“没有人拥有太多、没有人一无所有”的理想社会,也是当今福利国家的基本理念。参见《Der Grosse Brock haus》,第5卷,第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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