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克白》：历史、意识形态与知识分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识形态论文,知识分子论文,历史论文,麦克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们常说，麦克白的主题是“邪恶”。但是我们对此还可做如下更为谨慎的区分：即经国家权力认可合法的暴力和未经其认可的暴力。麦克白杀了邓肯国王，我们说他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凶手。但是当他手刃麦克顿瓦尔德这个“叛逆”时（《麦克白》一幕二场10行），却得到了邓肯的赞赏：
因为勇敢的麦克白，不负尚武英雄的名分，
不顾命运的降临，挥舞着热血尽染的刀剑，
就象勇力的化身，杀开一条血路直逼叛贼。
两人逼近紧贴混战一场，誓死不肯罢休，
直到麦克白一刀从脐到腭给他开了肚膛，
斩下首级高悬在我们城堡的雉堞上。
邓肯：呵！勇武的至亲，高贵的贤人！
（《麦克白》一幕二场16-24行）
在邓肯眼中，顺应权力绝对意志的暴力为善，忤逆权力意志的暴力为恶，现代国家发展中至关重要的正是对合法性暴力的垄断性占有。这种占有一旦成功，大多数国民自然就会把国家暴力视为在本质上不同于其他暴力的行为，或许他们压根儿就没有想过国家暴力。这里我们只需要考察一下警察，军队以及法律机关的所做所为和与之相对的偷儿，示威者，罪犯以及恐怖主义者的行为，即可不言自明。《麦克白》集中地表现了一些主要的权力策略，国家正是用这些策略在紧要关头重申其合法暴力占有权的。
概言之，16世纪的欧洲正处于从封建主义社会向极权国家发展的时期。在封建制度下，国王在贵族和与其同等地位中享有权威，其权力往往不过虚名而已，或略高于此。国家的权力也分配于教会、庄邑、各级议会以及地区和城镇这些重叠设置的非国家性机构中。在极权国家条件下，君王集大权一身，成为正统法令的唯一策源。当然，从一种制度到另一种制度的转变不仅遭到贵族和农民阶级的反抗，同时也受到了绅士阶层和城市中产阶级的抑制。前者感受到自身的传统权力在制度转变过程中受到威胁，而后者却在更为多元化的经济和政府体制中看到了权势新的拓展空间。特别是由于后一种因素的影响，极权国家从未在英国得以完全确立。或许可以这样说，君王和个人权威被亨利八世推至极顶，而查理一世重振王权的企图却导致英国革命。其间，伊丽莎白一世和詹姆斯一世，还有那些相信自己与君王志同道合的人则极力维护王权，压制异己。后一种人范围广泛，既包括1569年北方叛乱的诺森伯兰伯爵和西摩兰德伯爵；1571年密谋拥戴苏格兰的玛丽女王以取代伊丽莎白的诺福克公爵，也包括那些拒绝国教的教士；支持天主教并在议会发难的贵族绅士，还包括那些刊印文章，抨击国家政策的作家和印刷商以及那些抱怨食品价格上涨，不满圈地的芸芸大众。
行使国家暴力以镇压异端，取决于使合法性达到一定的程度，也就是说必须让大众接受这样一个信念，即赞同国家暴力起码是在两恶当中择其善者的做法。实现这一目的的主要途径就是宣扬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把英国描述成一个金字塔，任何动摇它的企图都会带来大灾难，此外，还需不断强化“君权神授”的意识，这个极权制度被说成是“自然的”，“上帝”圣定的体制；它是“美好的”，对它的动乱和破坏则是“邪恶的”。这个极权主义体制也正是有些莎士比亚学者所颂扬的公正和谐的“世界图景”。为此我们可以比较一下佩里·安德森对此所做的归纳：“极权主义在本质上是一部经过再次调配后重新开足马力的封建统治机器。这部机器被设计出来钳制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迫使他们回到传统的社会地位中去。”
那么国家为什么需要暴力和宣传呢？这是因为这个国家制度在体制上一直面临着持续的困难。正如那个时期的许多戏剧一样，《麦克白》面临着极权意识形态和保护伞下暴力横行所带来的困扰。这里必须弄清楚两方面的问题。其一，如果君王软弱无力，在一国之内不能掌握生杀予夺大权，那么合法性和权力就有分离的危险。在从封建制度向极权主义国家转变的时期，这种分离极易出现。欧洲大多数国家中各强权贵族之间出现的混战正说明了这一点。在英国，由于1601年埃塞克斯叛乱，这个问题尤为突出。埃塞克斯曾在加迪斯大展英国人击败西班牙人的业绩，这位自命不凡的伯爵很容易忘乎所以，把女王的合法性抛在脑后，自以为能够成为一个比起年老色衰，优柔寡断的伊丽莎白女王更出色的统治者。莎士比亚笔下的理查二世曾向国王拥立者诺森伯兰伯爵预言说，他最终必定会向波林布鲁克的统治发难：
你必会思忖
虽然他（波林布鲁克）平分国土，与你一半江山，
这又算得了什么？因为你为他赢得了一切。
（《理查二世》五幕一场56-61行）
乔纳森·多利莫尔和我曾在另一些文章中指出，莎士比亚的《亨利五世》写于埃塞克斯权势鼎盛时期。剧中亨利国王非凡的王权神话力量来源于在这个君王身上合法性和实际权力奇迹般的结合。《麦克白》一开场，我们看到邓肯国王统治的国家的安危明显系于一位最杰出的武士，这就造成了一种危险的动荡局面。这部剧的源始材料也说明了这一点。在第一幕第七场的开场独白中，麦克白坦白地承认了邓肯的全部合法性：他本人是邓肯的亲属，臣子，此时还是邀请人；国王一直“为政清廉”；一旦想到将废黜这位国王，麦克白心中不禁唤起了天使，下地狱和带翅膀的小天使这些意象。但是，国王能够独立于麦克白以外的权力无非就是这些东西，它们面对的是汹涌“狂暴的野心”，是麦克白渴望把自己的实际权力转变为王极权威的驱动力。合法性和实际权力之间的分裂一直是极权国家道路上的潜在阻力。另一个问题虽然没有那么引人注目，却是一个更为持久的老问题，这就是：极权主义与暴政有何区别？这使我们想起了当时的有些事件。比如1572年法国的圣巴索罗缪大屠杀；1590年至1591年在苏格兰逮捕了一百多名女巫，其中不少人死于酷刑；还有英国军队对爱尔兰人的血腥镇压。在合法性暴力问题上，与《麦克白》有直接联系的历史事件就是1605年的议会爆炸阴谋案。这次旨在颠覆国家政权的暴力事件引起了国家对罗马天主教的长期暴力镇压。这表现在极权国家力图彻底控制宗教机构，对那些四处活动，不肯就范的天主教徒处以罚款，监禁酷刑及至处决的惩罚。请看1598年对简·怀斯曼的判决：
兹判决如下：该被告简·怀斯曼将被囚禁于英国高等法院所属马萨西监狱。在狱中，该犯除下身可穿上布物外，应全身裸露，仰卧地上，头下掏空，头即置于空穴之中。在该犯身上各部位均应压上其能承受或更沉重的石块和铁块。只要该犯不死，其所食应为狱中最次等的面包，其所饮为狱中最劣质之水。食用之日不得水，饮水之日不得食。如此苟活直至其毙。
这样的刑罚据说是为了“招安、扶助和纳养众教士”，也是针对那些严刑拷打下宁死不出卖同谋，也不肯服罪告饶的人。本文论及的国家暴力绝无抽象性或理论性可言。如果把这个问题与莎士比亚戏剧联系起来看，麦克白的统治与当时欧洲君主们的所做所为岂不如出一辙？
詹姆斯国王曾企图驳斥这些相关的问题来捍卫极权国家。在《国王的礼物》(1599)中，他坚持对“合法的英明国王”和“篡位的暴君”作出明确区分：
一类国王既蒙上帝恩赐治国安邦之大任，则为国尽责，自知为民而立。另一类顽信臣民为其所生，任其暴虐贪婪之心所役使，或仰其王恩而滋甚。如是，其治既本末倒置，则其行，或曰其所依之治国之法，亦不达也。
显而易见，詹姆斯意在否认极权君主与麦克白之流有任何实质的共通之处。在上述段落中，詹姆斯的辩护显示了三个特别明显的方面。第一，他的出发点是指出两类不同，泾渭分明的统治者。这种两分对立的做法是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典型方法，被用来扫除封建制度权力分配的繁复构成，以建立一个非君则民，一目了然的社会结构。新教主义也常常用类似两极分明的方法来区别对待“精神方面”的身份。詹姆斯本人是这样解释魔鬼的作用的：“魔鬼既与上帝分庭抗礼，则欲知上帝，必以知其对立者为通法。”所以说，必须区分出两类不同的统治者。其中一类的恶行似乎正好保证了另一类的贤德品性。第二，詹姆斯把合法的英明国王与篡位暴君作严格区分，这样就否定了合法继位的君王也会成为暴君的可能性。于是，它就可以通过坚持合法贤明君主的特殊地位来对付合法性和实际权力可能的分裂，同时也可以表明合法君主的所做所为都是唯一合法的，以此来抵制人们对这样的君王所行使的暴力提出的质问。第三，我们可以看出，詹姆斯所做的整个区分不是以合法英明君主和篡位暴君的行为为准，而是基于他们的动机。这样一来，对极权君主实际统治的任何评价似乎都显得毫无意义。根据上述观点，对现存权力关系结构的任何反抗行为都与上帝和人民为敌，而任何有利于社会现状的暴力都是合法正确的。这自然也包括对简·怀斯曼的合法虐杀。事实上，对合法君主和暴政统治所做的区分最终还是站不住脚，这即使在詹姆斯的论述中也是如此。因为，对国家的责任最终促使他为在位君王的暴行辩护。
我们常常可以这样设想，《麦克白》也像詹姆斯国王一样担负着同样的使命，即试图匡正极权国家的意识形态，让它显得既和谐一致，又令人信服。用詹姆斯的观念来解读这部剧的理由极为明显，这里仅提一点：据信这部剧是特意为詹姆斯国王所作。剧中每一个重大场合，麦克白都被意识形态剥夺正统资格，而他的反对者却正好相反，得到了意识形态的认可。为了表示对麦克白这个篡位暴君的否定，剧中出现一整套有关自然和超自然的对立结构（这也是主导意识形态为了树立自己的地位常用的观念）：“自然”斥责麦克白（二幕四场）；麦克白夫人欢迎“自然的罪恶”的到来（二幕五场50行）；麦克白希望看到“自然的生命种子被统统搅乱／直到毁灭占据一切”（四幕一场59-60行）。善恶完全体现在忏悔者爱德华和女巫身上，天堂和地狱的语言贯穿于整部剧中：麦克白夫人召唤着“掌管杀戮的天使”（一幕五场50行）；麦克白也意识到“干掉他（邓肯）难逃永下地狱的诅咒”。（一幕七场20行）。这一切似乎都安排妥当，以证明詹姆斯观点的正确，都在说明今生来世合法明君和篡位暴君最终的结果不可同日而语。在叙述所谓爱德华国王能治愈“邪恶病”（实际上是淋巴结结核病）的那段叙述中，这种表现善恶的策略得到了充分的体现，那是“这位贤明君王最奇特的本领”（四幕三场146-147行）。詹姆斯本人知道，这不过是迷信活动，而且拒绝效法。但是，后来，他最终相信了从事这种活动将有助于在公众眼中加强他的王位合法性。正如弗兰西斯·培根所言，超自然的观念有助于让人默然顺从，也就是说，善于追逐权力者往往把自己的成功“归功于神圣的天命和福分，从不夸耀自己的德行和政令”。比起莎士比亚的其他剧作，《麦克白》更为频繁地引用这类天意观念。这出剧一直在表明，麦克白是出现在一个和谐有序的国家内的重大干扰，从而掩盖了一个观念，即这个社会体制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运转失灵。这出剧还表明，麦克白施展的暴力都是邪恶的，而合法君主行使所国家暴力则可另当别论。
用詹姆斯君王观念来解读《麦克白》还涉及到如何解释麦克白最终被废黜和被杀的问题。在这里，上述政治策略更是必不可少。按照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即便是暴君也不应受到反抗。然而又绝不可能让麦克白成为最终的胜利者。于是，剧中出现了两种解决办法。其一，麦克白的败亡看上去不是人为的结果，而是顺应自然或是超自然的结局。这似乎是一场善恶斗争的必然结果：“麦克白／是熟透的果子正待摇落，上苍之力／已准备就绪”。（四幕三场237-239行）。最巧妙的是，剧中对于伯那姆森林的移动和麦克道夫的不凡出生虽然都加上了人为的解释，但是与此同时，仍然留有余地让观众相信自然和超自然的力量在起作用。于是，这出剧对观众起到的效果犹如女巫之于麦克白。其二，如果权且认为麦克白的败亡是人为的结果，那么该剧也煞费苦心地暗示出，麦克白在被推翻之前很难说是个在位的君王。编年史中麦克白统治颇见成效的几年被抹去，麦克道夫和马尔康也从未向麦克白宣誓效忠。戏剧情节匆匆之间，麦克白似乎从未真正称王即被翦灭，即使如此，矛盾根本不可能完全消失。按照詹姆斯君王观念来解读，有必要让麦克白的扮演成一个十足的篡位暴君以便衬托出合法的贤明之君。同时，他也根本不应该是个君王，这样就可顺理成章地废除其权力并结果其性命。全剧开头，麦克白杀了一个叛逆和一位国王。显而易见，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暴力行为。这里反映的是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麦克道夫杀死了麦克白，也相当于杀死了一个叛逆和一个国王，只不过此处二者同为一人。这类矛盾最终难以消解，妨碍着用詹姆斯的君王观念来解读《麦克白》这部剧作。
批评界常常想当然地认为，用詹姆斯君王观念解读《麦克白》无非是以历史为参照，而且，除此而外，莎士比亚及其同时代人不可能有其他的国家意识形态观念。但是，情况远非如此，有些论述完备的理论站在贵族一边，为其反抗君王的行为张目。而且，詹姆斯的理论显然也未能让议会爆炸案的阴谋者们俯首称臣。更能说明问题的是苏格兰人乔治·布坎南的理论，因为我们可以根据事实推理出，詹姆斯1584年在苏格兰确立了个人统治后试图压制布坎南的文章。在《国王的礼物》中，詹姆斯告诫儿子说，对那些“卑鄙的造谣中伤者”应“绳之以法”。詹姆斯既然这样不遗余力地夸大其词，如此操纵遥控，我们不禁要问，他这么做到底要压制什么样的非正统观念和立场呢？赞同极权主义的观点构成了《麦克白》意识形态的一个方面，就是说文本使一系列的观念和态度发挥了作用；而布坎南的《国王之法》(1579)和《苏格兰史》(1582)也许标志着另一方面。在布坎南看来，君王源于民又与民同在，违备民意乱用权力的国王就是暴君，应予废黜。苏格兰的问题不是臣民犯上作乱，而是群王争权夺利：“人民虽有不满，然叛乱多起于当权者，他们妄图把这个具有法制传统的王国拖入极权和无视法律的专制之中。”布坎南的观点实际上与詹姆斯的立场正好对立；它最终成了推翻詹姆斯的儿子查理一世的合法依据。
布坎南的《苏格兰史》通常被认为是《麦克白》的来源之一。布坎南用它来证明他的理论并为1567年推翻苏格兰的玛丽女王提供合法依据。在这本史书中合法明君与篡位暴君的二元对立不再成立，因为玛丽是合法统治者，但同时也是一个暴君；夺取王位者虽然是篡位者却也算得上合法。玛丽被赋予麦克白的许多品性。据说她仇视忠良，沉湎巫术占卜，喜好使用外国雇佣军，在政敌家中安插密探，威胁贵族生命；玛丽战败投降后在爱丁堡的大街上被当众羞辱，这也正是麦克白所担心的。传说她如果能够抓到她的儿子，将毫不含糊地把他处死。把玛丽描述成如此的大暴君使詹姆斯十分难堪，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女巫要向麦克白展示刚好8个国王的缘故（四幕一场119行）。不管怎么说，玛丽的暴君形象在新教的宣传和斯宾塞的《仙后》中得以牢固树立，议会爆炸案也对此起到大肆渲染的作用。由于玛丽是合法君主，对她传说中的暴虐的任何回顾都会让人察觉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矛盾，都会妨碍对《麦克白》作常规的阐释。我们一旦觉察到这一干扰因素，对这个剧作詹姆斯观念式的解读就变得漏洞百出了。
其中一类问题与宗教善恶和神谕有关。这些观念旨在对麦克白的暴力和国家合法行使的暴力作出区分。在其他文章里，笔者曾论述过宗教改革派的基督教试图防止那种自相矛盾地把大权和善的观念集于一尊所做的显著努力。这里对此仅做大致的描述。《麦克白》一如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和宗教改革派的做法，坚持“善恶”的两极划分。与此同时，该剧也效法当时盛行的信条，执着地认为人事皆由天意裁决。这两种互依共存的观念都谴责并镇压“邪恶”，但也共同造就了一位怂恿“邪恶”的神。正统的教义，即总体上的加尔文教对这一结论丝毫不会持有异议。例如，詹姆斯在他的《魔鬼论》中认为堕落的天使是“上帝之刽子手，秉承上帝旨意而执行其务。”然而，文学对于这一观念的虚构加工往往指向其难堪之处，揭示出一种难以克服的困惑。传统的批评对《麦克白》中这个两难因素也有触及，这表现在对下列问题无止境的争论中：女巫的出现在何种程度上使得麦克白的行为或多或少地得到原谅以及麦克白在何种程度上掌握着自己的命运。把政治问题投射到假想的超自然维度上的做法似乎认可了极权国家，但也预示着会给当时的意识形态带来另外一系列的麻烦。
读过布坎南文章而变得精明谨慎的读者也将在《麦克白》中发现一系列直截了当的政治问题。这些问题往往打破詹姆斯所依赖的有关篡位暴君和残暴的合法君王之间的两极划分。批评家们已经注意到许多这类问题，但是这往往仅限于这些问题顺应于某单一剧本自圆其说的解读之中。这些问题中为首的是，邓肯的地位并不明朗：他有多大的实际权限，我们不得而知；他处事并不机敏；在他统治下的王国早在麦克白起而反叛之前就已是一片混乱。G·K·亨特在企鹅版导言中也谈到了麦克白杀死麦克顿瓦尔德“残暴和血腥”场面引起的不安（9-10页）。马尔康的地位也显得含糊不清。邓肯既然封他为“坎伯兰德王子”（一幕四场35-42行），这正好印证了编年史中所说的：王位继承并非都是世袭的。还有，麦克白似乎也是由各氏族领主推举为王的（二幕四场29-32行）。
我曾说过，《麦克白》可被看作是为推翻篡位暴君所做的具体的合法证明。然而，剧中班柯举棋不定的行为却把这个观点的两难境地揭示出来。在原材料中，班柯与麦克白结为同党。但是如果将此照搬到剧中无疑会给詹姆斯国王的家族抹黑并且减弱了戏剧一时之间那震撼人心的爆发力。莎士比亚采取了让班柯无所事事的折衷办法。班柯怀疑麦克白“为此干尽了大恶事”（三幕一场3行），但却对女巫预言一事守口如瓶。相反，他却指望女巫能“置我于希望之中”（三幕一场10行）。如果说，马尔康和麦克道夫最终推翻麦克白是正当的，那么就应该让班柯采取更为明确的行动。
再者，如果我们一旦带着布坎南更为现实的政治分析论断来阅读此剧，那么，麦克道夫的最终地位就显得有不祥之感，终场时，麦克道夫与马尔康的关系相当于开场时麦克白之于邓肯的关系。麦克道夫此时已是合法君王所依靠的国王拥立者，在此我们感到同样的事件将再次发生（在演出中，让麦克道夫与女巫相遇，即可表明之一点）。要对这个剧本做詹姆斯观念式的解读，就必须让人感到，麦克白是“美好”社会体制中一次独特的“邪恶”大爆发。而麦克道夫在马尔康统治下的国家所扮演的角色却促使我们意识到向极权主义过渡的时期中权力关系实质上的不稳定，因此也就可以意识到国家有权力合法地行使暴力这种说法的有效性是值得怀疑的。毫无疑问，麦克白是杀人凶手，也是暴虐的统治者。然而，他不过是极权统治者的一种类型，而不是其极端的对立者。
马尔康在一次试探麦克道夫的对话中也提出过一些极为相关、具体涉及暴政的实质问题。按照布坎南的说法，苏格兰贵族曾有一时根据“只要对国家的利益不构成威胁”，“更隐秘的罪行”可以得到宽恕的原则，给予玛丽及其丈夫“证据不足而假定无罪”的处置（《暴政统治》，88页）。请看麦克道夫已筹划好了不少对苏格兰国家的威胁：
纵欲无度
是本性的暴虐，它让欢乐王位早早空缺，
让众多国王身败名裂。可是不要彷徨犹豫
去摘取那本来就属于你的一切；你尽可
私下花天酒地，尽兴销魂，
但是表面却道貌岸然，以此避开世人耳目：
宫中自有争宠斗艳的女人，只恐你情欲虽高，
却没有那饿鹰般的胃口，来吞下
那么多攀附风雅，委身帝王的女人。
（四幕三场66-76行）
本性中的暴虐指比喻意义上内心情欲世界中的骚动不安。但是在这个语境中，读者很容易理解为实际的王国中刚愎自用造成的结果。麦克道夫意思是说，这种行为不仅是篡位者倒台的原因，也是国王（即“欢乐的王位”的占有者）败亡的根源。尽管面临这种危险，麦克道夫仍怂恿马尔康去得到“本来就属于你的一切”（这本身就是不祥的说法），这既意味马尔康对王位总的继承权，又指他对女人进行引诱和施暴的权利。所幸对于后者无须施加暴力，因为，自有“争宠斗艳的女人”。这里麦克道夫已经把女人的肉体和灵魂（剧本的意识形态意义上的录魂）抵押给一个被设想为合法明君的怪物。显然，这并不会引起什么麻烦，因为可以蒙上人民的眼睛。这样，麦克道夫让我们看到，詹姆斯企图赋予极权君主的美德不过是一种意识形态策略罢了。而且，只要有这种美德的幻觉也许就足以使这种社会体制保持不变。
更糟的是，马尔康扬言要干更多的恶事。按照麦克道夫的说法，这是“比淫欲更加根深蒂固的贪婪”（84-85行）。马尔康也许不仅会糟蹋人心，还会败坏财产关系。然而，这也会得到宽恕的。当然，马尔康实际上并非如此。但是问题在于，他完全可能如此。正如麦克道夫所说，许多国王都这么干过，而且这些都是无可非议的。此外，甚至马尔康最终的洗清卖白都不能掩盖住他一直在说假话这个事实。他这样说道：“我第一次说假话／就是刚才的自我毁谤（130-131行）。这话也许千真万确，但是它也说明了这种对合法贤明君王和暴君都十分有用的心计。在霍林希德的叙述中，马尔康在这里自称的最大罪过是说谎。但是莎士比亚用一段激越的，召唤绝对暴政的笼统文字来取而代之（91-100行）。这是否因为开头马尔康的自我谴责太过分了？整段对话的内容从麦克白空前的具体暴行开始，但在对话过程中却明确地表明，暴君和明君的品质不乏相通之处。
《麦克白》为两种截然不同的阐释模式都提供了可能性：詹姆斯观念式的解读为极权主义歌功颂德；与此相对，我们根据布坎南的观念则使这种解读不可能顺利继续下去。后者也表明宗教是怎样被用来支撑着国家意识形态；同时宗教也可用来削弱这样的观念，即在位君王的地位不容动摇和颠覆，而国家暴力根本上是特殊的和合法的。普遍认为，批评的任务就是要解决这些阐释问题，就是要联系原材料，联系其他剧本，剧院习俗，历史语境等等来阅读文本，同时判断出剧本究竟站在哪些立场观点得以传世并对相反的依据加以解释和排除。然而，这既不是一种恰当的批评程式，其论述出不符合总体客观事实。
为了论述方便，可以权且设想，我们目前所能理解的詹姆斯观念式的解读更适合《麦克白》及其詹姆斯时代的语境。这样就会出现两个问题：上述由于引入布坎南观念而造成的对这种解读的干扰究竟处于何种状态？以往惯常的批评坚持这种解读，其结果如何？
对于第一个问题，本文提出三点。第一，布坎南观念的干扰已不可避免地存在于剧本之中。即使我们相信莎士比业曾经试图掩盖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矛盾，他也必须解决那些有碍于他随意添加内容的焦点问题。只有这样，他的工作才能达到一定效果。这些焦点问题必须得以清晰的呈现以便加以解决。而且，问题一旦被揭示出来，就容易被读者和观众捕捉到并引起注意，形成那种不容分说的解读以外的另一种读法。一种立场往往预设它的对立面。甚至詹姆斯的论述在这种分析面前也显得软弱无力。例如，他在文中曾十分牵强地引用一段圣经故事：先知塞缪尔及时警告以色列人不要推选国王，因为，国王会对他们实行暴政。这是一个不可忽略的著名故事，因此詹姆斯引用它借以说明，塞缪尔是在教导人民安分守己，顺从耐心。然而，塞缪尔的这番宣告一旦昭然于詹姆斯文中，读者就有了对国王具有倾向的故事诠释提出质疑的余地。想要阻止读者具有这个自由度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哪怕捂得最严实的封闭体系都会被挑出毛病。于是，我们开始认识到，文本并不提供一种供人们去发现的统一和谐的意义，而是在解决一连串能够引发最丰富的想象，因而也是难以驾驭的关键问题；文本无法控制阅读过程中产生的纷然杂陈、相去甚远的种种解说。
其次，布坎南观念的干扰在本文中是由于笔者对詹姆斯观念的意识形成提出质疑以及笔者对现实政治问题的关注而引发的。可以想象，《麦克白》的众多读者将会持有同样的观点。不管怎样，这个问题的理论意义也值得一提：如果上述观念广为接受，以往有关《麦克白》的老生常谈就会发生转变，布坎南观念异说将会成为讨论这个剧本显而易见，顺得成章的方法，这也正是恰当的文本分析的观念之所以得以确立的过程。我们可以从女巫的经历中简要地看到这一过程。对于詹姆斯时代的许多观众来说，女巫是一种社会和精神现实。她们的真实存在正如忏悔者爱德华的存在，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由于人们对超自然力量，特别是魔鬼力量在现实世界中的作用开始发生怀疑，女巫摇身一变，利用新颖的场景，歌舞，精致的服饰的一些飞动装置，实地实效，大出风头。这些手法经过了威廉·达维南德爵士的一次改编，竟成了1674年至1744年戏剧演出的唯一舞台形式。此后，达维南德的巫术场景虽被弃置，但在1888年以前女巫的广告宣传仍在舞台上演出。后来，人们采取其他方式对待女巫，这当然是因为他们一直不能向当年莎士比亚的大多数观众那样，把她们想象成荒野中不期而遇的现象的缘故。肯尼斯·米尔这样说道：“人们开始不再相信魔鬼的客观存在，但是魔鬼和它们的活动在人们的心目中仍然象征着邪恶的运作”（新阿登版《麦克白》，lxx页）。近期的批评论著和舞台演出发明了各式各样的手法，意图让女巫为我们的时代“服务”。这些从特定的立场出发对剧本某个方面的不断包摄显得花哨浮浅，但也证明了，尽管正统的批评观念标榜自己是对文本唯一的评判，但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说法其实大谬不然，因为它只是在现实公认的参照范围内对文本的重写。布坎南的观念干扰并不见得会永远是詹姆斯观念解读剧本的边缘注解。
第三，我们可以设想，布坎南的君主观念在这部剧最初的一部分观众中也引起了一定的共鸣。但是说到底，我们无法估计当时有多少人倾向于布坎南对王权所做的分析。我们只能通过当时对国家权威各种形式的反抗来猜测出这部分人的存在。众所周知，这些反抗在英国内战（革命）中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几乎可以断定，当时一定有一些人用反抗詹姆斯的眼光来解读《麦克白》。由于这样的解读具有历史有效性，它就可以粉碎詹姆斯观念式解读的优先地位。我们必须正视各不相同、富于创造的观念，激发文本中各式各样的含义。此外，我们也可以为自己开拓类似的阐释自由。从一开始，这个剧本就在其意识形态场中占有复杂的位置。我们今天能够指望看到的也只会有增无减。
经过这番有关布坎南观念干扰状态问题的讨论，以往的批评为什么一贯坚持詹姆斯观念解读的问题就似乎成了批评的政治问题。正如其他文化生产，文学批评有助于影响人们对世界的思维方式。这就是为什么本文极力提倡在文本和国家政权之间作互为对立的理解和缘故。显然，大多数批评不仅复制而且赞成詹姆斯式的意识形态，这样就有碍于对国家暴力的合法性作出审视。而《麦克白》则能促进这种审视。我们这里讨论的是现实的焦点问题。这一点从议会爆炸阴谋案和1984年的布莱顿爆炸案二者难以置信的相似，以及事后提出的有关国家暴力和其他形式的暴力等等相似的问题即不难看出。本文的结论部分讨论一些有关《麦克白》解读的主流批评的政治问题。为此，笔者划分保守派和自由派两种立场，二者都倾向于用“悲剧这个令人肃然的字眼来界定自己论述。
保守派认定这部剧的主题是“邪恶”。肯尼期·米尔为此列数出一连串的断言：《麦克白》“反映了莎士比亚对邪恶观念最深沉，也是最成熟的看法”；“整部剧可以作为毁灭与创造的较量而记录下来”；正是“有关邪恶的一次陈述”；“这是总体战争中一场特殊战役的画面”；“这部剧包含了莎士比亚善恶的关键性取向。”这些说法不过是詹姆斯观念的意识形态的扩展形式：杀死麦克顿瓦尔德是“善”，谋杀邓肯为“恶”；而且，展现于极权主义意识形态之中的等级社会被等同与自然，超自然状态以及“人类状况”的必要条件。这一观点往往被阐述发挥，形成据说是莎士比亚本人阐述过，经过批评家含蓄地赞同的社会政治批评模式。无怪乎米尔认为这是“一个秩序井然，结构严整的社会，与麦克白首次犯罪（即谋杀邓肯，而不是麦克顿瓦尔德）后带来的社会混乱形成对比。剧中强调了这种有序的合自然规律性和麦克白打破秩序的非自然性……”（新阿登版《麦克白》，li页）。欧文·里比内也说，福利恩斯“象征着建立在承认自然规律基础上的未来。当邪恶耗尽能量，未来将不可避免地返回根本，重建上帝的和谐秩序。”
保守派对詹姆斯观念意识形态的赞同并非是要认同现代国家。正如许多20世纪文学批评一样，他们把目光投向过去，呼唤着一种早期的，据信是更为可取的社会状态。罗杰·斯克鲁顿就这样说过：“如果说保守主义者同时也是复辟拥护者，那是因为他们的生活贴近社会，内心深深体验到动乱的恶疾给社会造成的危害。因此，他们怎么能够不把目光投向那个人类堕落之前的思想社会？”这段话与许多批评家评论《麦克白》的言辞大同小异。在他们看来，他们召唤的詹姆斯观念的社会秩序在剧终得到了恢复。这也正好说明了他们希望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社会有个大团圆结局的渴望态度。然而，由于保守派的讨论对政治和社会的分析认识不足，因此不能找到国家权力的主要决定因素。
自由派不轻易直接地苟同于任何国家权力，因为他们在麦克白身上找到一些尚可进一步讨论的优点：“我们最终对他没有完全丧失同情”；“我们对罪犯也不能丧失同情心。”这种观点认为，国家并非完善无暇，它不能考虑到每个思想微妙和个人的特殊意识。麦克白的想象力与那种刻板单调的唯名传统格格不入。尽管他有这么多的越轨行为，也许也正是这些行为，使他能够超越那些被他破除的戒律。用约翰·贝利的话来说：“麦克白出众的地方在于他对常人生活，时令变迁和事物轻重缓急有着丰富的情感体验。这种感受能力正是剧中其他人所不自觉或视为当然的。通过悲剧规定他必须完成的行为，麦克白不仅最终认识了自己，同时也认识了生活的本来面目。”我把这种看法叫做“自由派”，因为它不论极权国家还是现代国家，总是在关注着这个对个人情感不屑一顾的国家形式，而且试图在某种程度上为那些桀骛不驯的个人正名。然而，自由派由于不愿对此作出政治分析而流于肤浅。这类批评讨论麦克白的反叛时总带有保留余地并对叛逆的最终毁灭抱有如释重负之感。这表现了这样一种认识：一切人为皆为徒劳，万事命中注定，人类状况正是如此。这种回避政治分析和政治行为可能性的态度与保守派的阐释几乎没有什么两样，它们都没有对国家作出认真的剖析。
莎士比亚善于预见未来的一切可能性，这样的说法世人皆知，但未必可信。文学批评的知识精英们企图在那些不安分于人类局限的“高于”的悲剧主人公的经历中证明自己对宇宙敏锐的直觉，这种想法实在有些荒唐；他们最终会尝到宏伟想象之后的迷茫。保守派和自由派的批评家在《麦克白》那两个医生的人物形象中似乎最能找到他们需要的范例。英国医生上场台词只有四行半（四幕三场145-146行）。他说爱德华国王即刻驾到，恭候他的是那些身患绝症，令最高明的医生束手无策的病人。爱德华将用神医法治好他们的“邪恶”病。未来将成为国王的马尔康应道：“谢谢大夫。”这个医生正是那些保守主义者，他们宣扬对那种曾有利于国家，代表着理想等级的神秘化偶像保持恭敬，祈求于“邪恶”、“悲剧”、“人类状况”等等神灵来实际促成对国家政权的默默服从。
在第五幕第一场和第三场中，苏格兰医生实际上被请来诊治君王的统治结症的国家动乱的根源：“大夫，假若能行，抽取这个国家的小便，找出她的病根”（五幕三场50-51行）。然而，正如不愿做深层剖析的自由派知识分子那样，这位医生说道：“此病非我之医术能治”（五幕一场56行）；“我心里明白，却不敢说出”（五幕一场76行）；“看来病人必须好自为之”（五幕三场45-46行）；“但愿我能远远离开邓西那／此处赏钱再高，我也不会再来”。（五幕二场61-62行）。这位医生在国家暴力证据面前为难地互相扭动两只手，用旁白来掩护自己的良心表白。这样的举动正象自由派知识分子，明知这个制度从根本上出了毛病，却不愿另辟道路，根除弊端。此外，他们为了认可这种态度，去莎士比亚的戏剧中寻找“悲剧”和“人类状况”的说法，用以解释那些逾矩犯上者在劫难逃的灭亡。
按照传统的标准来衡量，本文不免离经叛道。然而，一种反传统的批评必定要以这种形式出现，它的任务就是逆常规老套而动，而且如果需要，也逆文本的套路而动。无庸违言，文学批评知识分子对国家暴力产生不了什么大的影响。他们所能开出的药方也极为有限。然而，写作，教学以及其他形式的交流都有助于观念持久稳定的形成，有助于合法性的建立。詹姆斯国王当初也没有忽略过这种促进作用。对《麦克白》这样的文本进行反传统的分析将会使对这些文本的阅读起到揭露，而不是助长国家意识形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