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俄罗斯社会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俄罗斯论文,过程中论文,社会转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社会主义是原苏联主导性的意识形态，在苏联后期和俄罗斯独立之初遭到了许多人的猛烈 抨击，但短短几年之后又重新崛起，成了今日俄罗斯重要政治文化及左翼政党的意识形态基 础。我们这里讲的社会主义是宽泛意义上的概念，不仅仅是马列主义范畴内的社会主义，而 是一种独立于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它的出发点、阶级基础及其价值诉求都与自由主义相去 甚远。概括地讲，自由主义以个人主义为出发点，而社会主义以集体主义为出发点；自由主 义是中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而社会主义把工人阶级当作自己的阶级基础；自由主义注重包括 私人产权、个人隐私等在内的私人领域，社会主义则更珍视社会的集体福利和公共领域；更 重要的是，自由主义的中心价值是个人自由，国家在个人面前只能是“自由”的守夜人并严 守价值中立，而社会主义“把平等主义政治和经济民主视作崇高的价值，通常把国家在社会 中的广泛作用视作积极的因素”。（注：P·T·克里斯坦森《共产主义后是社会主 义吗？——后苏维埃俄罗斯左翼政治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基础》，载《共产主义和后共产主义 研究》（英文）1998年第四期。
因此，本文涉及的社会主义既包括传统的社会主义，也包括民主社会主义及各种所谓的新 社会主义，不仅研究以俄共为首的左派，也研究以“祖国—全俄罗斯”为首的中左派。
一、俄罗斯社会主义由弱渐强的历程
由于列宁之后的苏联历届领导人执行一种过于僵硬的内外政策，从而使得苏联的政治、经 济矛盾日益尖锐，危机深重。苏联民众不加分析地把危机的原因归咎于苏共，进而归咎于社 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戈尔巴乔夫执政后，苏联内外政策急剧右转，社会主义陷入了前所未 有的危机。1989年3月苏联人民代表选举中，当选的87%的人民代表是苏共党员，但到1991年 8月的短短两年多时间里，有一大半的人民代表退出了苏共，进而开展反对苏共、反对社会 主义的活动。1990年苏共在人民代表大会中的代表人数尚有730人，但到1991年只剩下不足2 00人。梅德韦杰夫不无伤感地抱怨：工人、集体农庄职工都不捍卫苏共，而知识分子更是早 早地离开了它。俄罗斯民众对苏共及社会主义的这种态度，直接促成了1991年“8.19事变” 后群众性的退党浪潮。无论是社会主义的同情者还是反对者，都认为社会主义思潮作为一种 主流政治文化，将不会在俄罗斯再现。《处在十字路口的俄罗斯共产主义》作者琼(Joan)女 士在研究后苏维埃共产主义运动时甚至找不到助手及合作伙伴，因为他们以为“俄罗斯已抛 弃了共产主义”。（注：P·T·克里斯坦森《共产主义后是社会主 义吗？——后苏维埃俄罗斯左翼政治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基础》，载《共产主义和后共产主义 研究》（英文）1998年第四期。
）美国学者弗兰西斯·福山更是不加掩饰地声称，苏共的垮台是旧意识 形态的终结，人类从此将导入自由主义新时代。（注：弗兰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
然而，俄国人的确是独特的，在西方的语境里很难对俄罗斯做出准确描述和判断。俄共在1 991年11月与苏共一起遭到叶利钦政府的禁止，但经过斗争，很快恢复了合法地位并恢复了 党的机关。在俄罗斯政党林立的态势中，俄共经过不到两年的努力，一举成为俄国内党员 人数最多，组织机构最完备的政党。俄共及其他社会主义政党的斗争是社会主义首先作为一 种思潮、继而作为一种政治诉求在俄罗斯重新崛起的开端。1993年12月的俄杜马选举则标志 着社会主义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在此次选举中，正处于上升态势的自由 主 义政党，如“俄罗斯选择”和极端民族主义政党“自由民主党”分别成为杜马第一、二大党 ，但两种力量都没有能力获取杜马的绝对多数。这与1991年6月俄罗斯总统选举及1993年4月 的全民公决表现出的政治格局及民众心态相去甚远。这一次选举，俄共出人意料地获得12.3 5%的选票，成为杜马第三大党。如果把农业党及其他社会主义政党的选票计算在内，1993年 12月杜马选举中，社会主义政党的选票已超过了自由主义政党。此次俄杜马选举意味着政坛 上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社会主义三分天下局面的形成，也意味着自由主义的衰落和社会主 义的日渐兴盛。
叶利钦也承认，自由主义政党表现不佳及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力量上升是由于自由主义改 革导致俄罗斯经济衰退和民众生活水平下降而造成的，是俄罗斯民众对“贫穷的抗议”。但 大选之后，叶利钦并未调整盖达尔、丘拜斯、科济列夫等人制定的激进自由主义内外政策， 继 续推行“休克疗法”和全面私有化为中心内容的经济政策及亲西方的外交政策。民众则用自 己的选票回应了叶利钦，回应了激进自由主义改革。在1995年12月杜马选举中，全部获准参 加竞选的12个自由主义政党总共获得按政党比例制选举的16.2%的选票，其中只有“亚博卢 ”联盟获得了6.9%的选票，达到了进入杜马所必需的5%的限额。与此同时，俄共、俄罗斯农 业党及共产党人-劳动俄罗斯三个参加竞选的社会主义政党一举夺得按政党比例制选举的30.61%的选票，俄共更是大放异彩，获得22.3%的选票，稳居杜马第一大党地位。
1999年12月的杜马选举，俄罗斯社会主义政党接受了一次真正挑战。选举前，权力党“团 结”联盟凭借在车臣战争和与西方对抗等方面积累的政治资源，以及政权背景和1999年经济 回 升等有利条件，与俄共和“祖国-全俄罗斯”展开激烈竞争。“右翼力量”联盟、“亚博卢 ”等自由主义政党也显示出与社会主义政党一决雌雄的态势。但最终，俄共仍以24.29%的得 票率在第三届杜马中位居第一。“祖国-全俄罗斯”获13.33%的选票，位居第三。进入杜马 的两个社会主义政党共获得179个席位，超出了第二届杜马中俄共、农业党、共产党人-劳动 俄罗斯三党所获得的178个席位。
普京当政以来，对俄罗斯的社会转型战略实施全面调整。他从整体上摒弃了盖达尔等人奉 行的激进自由主义战略，主张把现代社会的某些普世价值与“俄罗斯的经过时间考验的价值 有机结合起来”，在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及社会主义混合理念的基础上，走出一条以中派主 义为特征的独特的俄罗斯道路。普京近两年的调整显然取得了许多积极的效果，使得俄罗斯 的政治、经济形势明显好转。俄罗斯政坛因而一改叶利钦时代总统及其政策遭受民众普遍批 评的局面，民众对普京及现行政策的支持率一直居高不下，保持在70%左右。这对于通常扮 演反对派角色的各社会主义政党及运动无疑是十分不利的。与此同时，作为普京政治基础的 所谓权力党——团结党发展异常迅速，对以俄共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力量构成直接挑战。俄共 领导人久加诺夫对此深有感触。他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公开承认，近一段时期“我们在 思想和理论上都没有做什么事情。”
那么，俄罗斯的社会主义是否因此被削弱了，或者像一些人所言社会主义将最终淡出俄罗 斯社会？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事实上，尽管普京及团结党取得了很大成功，但俄罗斯社会主 义并未受到削弱。俄共仍旧是俄罗斯目前最大的政党，久加诺夫在七大宣布，该党仍拥有50 多万党员。成立于2000年7月，由国家杜马主席谢列兹尼奥夫领导的俄罗斯运动目前成员有5 0多万人，分支机构有88个，遍布全国。该运动打出“左翼-民主”的旗帜，遵循以社会 公正、社会保障、人民政权和精神文明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它目前虽然尚未发展为政党 ，却已具备了政党的雏形。它的异军突起并不像一些人所讲“削弱了左翼力量的基础”，而 意味着社会主义在俄罗斯仍有深厚的社会基础。除俄共、俄罗斯运动之外，近年来，以戈尔 巴乔夫为首的俄罗斯统一社会民主党的发展也引人注目，该党公开奉行民主社会主义，在20 00年2月召开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决定加入社会党国际。
总之，普京执政以来，虽然社会主义政党和派别受到了重大挑战，斗争的空间有所缩小， 社会主义力量并未因此受到削弱，而且从一定程度上讲还有所上升。
二、俄罗斯社会主义力量崛起原因探析
从1991年12月“别洛韦日协定”俄罗斯宣布独立至今9年多时间，社会主义迅速崛起，成为 目前俄罗斯影响最大的政治思潮，其原因引起了东西方学者的广泛兴趣。他们从不同的语境 及价值诉求出发，作出多种多样的分析。笔者认为，社会主义在俄罗斯的崛起，绝非单个因 素所致，也不是一、二个杰出人物的个人魅力造成的，它取决于传统、环境及社会转型过程 中所萌生的新因素的综合力量。
社会主义迅速崛起的最直接原因，在于俄罗斯激进自由主义改革的失败而引起的社会政治 、经济危机，以及社会主义的“残存力量”在社会危机日益加重前提下的重新集结。
早在1991年11月，叶利钦起用激进自由主义者盖达尔，任命他为副总理。他们不顾当时议 会的强烈反对，毅然推行被称作“休克疗法”的激进改革。从1992年1月2日起全面放开物价 。“休克疗法”的重要内容就是私有化和公司化。叶利钦政府及其西方顾问天真地认为，“ 休克疗法”是俄罗斯走向市场经济、走向繁荣和民主、进而实现与西方政治、经济一体化的 希望之路。然而，“休克疗法”是没有充分考虑到俄罗斯众多相关因素条件下的单纯经济行 为，尤其是在没有对管理制度和法律制度作相应变革条件下的经济变革。因此，俄罗斯的经 济改革不仅没有实现经济复苏的目标，反而接踵而来的是经济崩溃和经济犯罪。据保守的估 计，到1993年年底，与改革前相比，俄罗斯的工业产值已减少了20%以上，通货膨胀率高达9 40 %，大约有500家企业关闭或濒临关闭。在经济崩溃的同时，有组织的犯罪活动日益猖獗，犯 罪集团渗入到了几乎所有的经济部门。叶利钦尽管也察觉到了激进自由主义改革引起的灾难 性后果及全面的社会对抗，并在民众压力之下于1994年初解除了盖达尔的职务，但对于解决 俄罗斯社会危机始终缺乏有效手段，回天乏力。到目前，俄罗斯实际国民收入下降了1/3， 总体经济水平为1989年的一半，政府的养老金和工资支出的实际价值已降至俄罗斯独立之初 的40%左右，税收收入已降至不足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的20%。与此同时，腐败和经济犯罪日 益严重，形成了亚夫林斯基所形容的“强盗资本主义”局面。在一份民意调查中，俄罗斯人 认为获得成功的最佳途径是通过交际和行贿；在被问及成为富翁所必须选择的途径时，85% 的调查对象选择关系，76%的选择欺诈，只有39%的选择勤奋工作。（注：亚夫林斯基《俄罗斯的假资本主义》，载《外交》（英文），1998年5-6号。
叶利钦政府的改革所引发的全面社会危机激起了民众的强烈不满，自由主义及其政党威信 一落千丈。1993年杜马第一大党“俄罗斯选择”在1995年杜马选举中甚至没有达到进入杜马 需要的5%的门槛线。所有自由主义政党相加在一起也只获得了按比例制选举的16.2%的选票 。与此同时，社会主义政党和民族主义政党的力量继续上升。这显然是俄罗斯民众的抗议性 投票。比如，民众对日里诺夫斯基的支持并不在于他近乎法西斯式的民族主义叫嚣，而在于 他对俄罗斯经济灾难、失去法律和秩序的指控以及他所煽动起的恢复俄罗斯帝国的梦呓。
社会主义力量的持续上升除了受益于民众的“抗议性投票”因素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 素，即社会主义“残存力量”的重新集结。众所周知，苏联在1991年“8.19事变”后出现了 政权更迭和社会性质的转变，其方式却是自上而下的，不但没有出现罗马尼亚那样群众性暴 动，也没有发生匈牙利、捷克等国出现的对前共产党人的“秋后算帐”。因此，剧变后尽管 部分党员离开了共产党队伍，但大多数党员仍然怀揣党证静观时局变化。此外，在独立后俄 罗斯的许多机关、尤其是苏维埃机关和经济领导机关里，到处都有原苏共领导成员。大部分 州和共和国的领导权仍掌握在原苏共党员手里。莫斯科独立调查中心的调查显示，到1991年 年底，80%的地方政权由原苏共党员掌握。因此，1993年10月炮打白宫之前，用“两个政权 ”并存来形容俄罗斯政权特点是不过分的。假如叶利钦政府在炮打白宫之后能够在经济领域 取得决定性胜利，并建构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治、法律制度的话，共产党的残存力量也许 至今不会“死灰复燃”，而仅作为一种潜在的因素而存在。但激进自由主义的改革恰恰引发 了全面危机，从而为社会主义的残余力量的重新聚集提供了天赐良机。否则，很难解释社会 主义力量的崛起如此迅猛。据资料显示，如今共产党、农业党、共产党人劳动俄罗斯等影响 较大的社会主义政党，其党员及其支持者多为原苏共党员。
俄罗斯的社会危机及在危机条件下原社会主义力量的重新组合是俄罗斯社会主义力量强大 的直接和重要原因，但决非根本原因。如果象一些学者那样把社会主义在俄罗斯的重新崛起 仅仅归于上述两个因素，那么，一旦危机渡过，困难被克服，以及老一代共产党人及其同情 者在政治舞台上消失，社会主义力量便走向衰落。而这一结论与社会主义力量的日益强大是 不相符合的。事实上，社会主义力量的持续增长有着更深层的原因。
首先，在俄罗斯社会至今存在着深厚的社会主义价值文化。这种价值文化不仅受到俄罗斯 传 统文化的浸润，而且植根于今日俄罗斯社会经济制度及文化论说。调查表明，目前俄罗斯许 多部门，仍旧把经济平等主义及国家在社会中的广泛作用视为合法的和积极的，有关政治和 经济民主问题尽管与1993年“宪法危机”、车臣战争等有争议的事件纠缠在一起，从而显得 相对复杂，但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民众对其存在着广泛认同。（注：P·T·克里斯坦森《共产主义后是社会主 义吗？——后苏维埃俄罗斯左翼政治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基础》，载《共产主义和后共产主义 研究》（英文）1998年第四期。
私有化是俄罗斯经济变革的中心内容。私有化过程在俄罗斯似乎是不可逆转的，但在今日 俄罗斯社会中，民众仍对财产的私人所有缺乏广泛认同。比如：在一次关于工厂和土地私有 化问题的调查中，被调查者中尽管有71.7%的人和65.9%的人分别支持小块土地和小型工厂私 有化，但对于大块土地和大型工厂私有化反对者分别为60.6%和64.9%。（注：里查德·豪《后苏联的社会转轨》，载《共产主义和后共产主义研究》（ 英文），1999年第1期。
）显然“那种国家 财产属于全体人民的观念，在全体俄罗斯人口中仍具有强大的影响”。（注：P·T·克里斯坦森《共产主义后是社会主 义吗？——后苏维埃俄罗斯左翼政治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基础》，载《共产主义和后共产主义 研究》（英文）1998年第四期。
）在俄罗斯人看来 ，人们尽管可以通过对小块地和小型企业私有化而过上有尊严的生活，但对于大型企业和土 地所创造的财富，每人都应获得相应的份额，“每个人不能通过这些全社会的财产使自己富 裕。”（注：P·T·克里斯坦森《共产主义后是社会主 义吗？——后苏维埃俄罗斯左翼政治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基础》，载《共产主义和后共产主义 研究》（英文）1998年第四期。
）令人感兴趣的是，被调查者中的一些专家和管理人员据说是私有化的直接受益者 ，但他们之中多数人也反对大型工厂和大块土地的私有化。
价格自由化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俄罗斯自由主义者极力倡导的俄罗斯走向市场的重要举 措之一。但9年来的实践并未改变俄罗斯人在价格问题上的国有观念。在有关这一问题的问 卷调查中，当问及国家是否应当对商品进行不同程度的价格控制时，70%以上的人持肯定的 态 度。针对价格控制程度，调查者进一步提出三种可供选择的答案：A、国家应对大多数商品 定价；B、对少数生活必需品定价；C、国家不能对商品价格进行任何干涉。回答上述三个问 题时，被调查者因职业不同而对问题的回答也出现了差异。比如，经理人员中有73.7%的人 支持对商品进行某种程度的价格控制，但只有17.7%的人支持国家对多数商品定价，而55.9% 的人宁愿选择B。同时，领取养老金者则有49.9%选择A，30.7%的人选择B。但不管怎样，调 查结果表明，俄罗斯人无论职业、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工作部门的经济性质有多大差别 ，大多数人不赞成自由主义的价格放任政策。（注：P·T·克里斯坦森《共产主义后是社会主 义吗？——后苏维埃俄罗斯左翼政治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基础》，载《共产主义和后共产主义 研究》（英文）1998年第四期。）
平等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的中心价值之一，反映在社会财富的分配上它追求各个阶层之间总 趋势上的大致平等，反对过大的差别。今日俄罗斯社会在收入问题上的平等主义诉求非常引 人注目。在有关这一问题的调查中，问卷设计者提供了四种可能的选择：1、政府不应对收 入差别进行限制；2、政府应把最高收入限定在不超过最低收入的3-4倍；3、政府应限制收 入差别从而不让过于富裕的人出现；4、不知道。结果选择1、2、3、4的分别为29.4%、28.4 % 、23.8%和18.2%。也就是说只有29.4%的人反对对收入差别进行限制，而52.2%的人支持对收 入差别不同程度的限制。（注：里查德·豪《后苏联的社会转轨》，载《共产主义和后共产主义研究》（ 英文），1999年第1期。
平等作为社会主义价值文化的重要内容，深深地根植于俄罗斯的历史传统，尤其是根植于 古俄罗斯普遍存在的村社制度。英国思想家柏林对俄国人的平等主义观念深有感触，认为在 俄国“恶莫大于不平等，任何理想与平等冲突，俄国的雅各宾主义者都要求牺牲或修正那个 理想；一切公道的首要基本原则，就是平等；任何社会，人与人之间若无最大程度的平等， 就是不公正的社会。”（注：以塞亚·伯林《俄罗斯思想家》，联经出版社（台北），1987年版，第288页。
）俄罗斯人对平等主义的热情并没有因为急剧的私有化和制度变迁 而消解，相反，由于叶利钦改革造成的贫富悬殊和社会不公平更加强化了俄罗斯人的平等主 义观念。
平等作为社会主义价值不同于自由主义的程序平等（即起点平等），它更多地是指实质平等（ 即结果平等）。因此，实现平等的唯一手段便是借助于国家权威，因此，国家应在社会中发 挥广泛作用是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又一重大区别。
众所周知，在俄罗斯历史上从未存在过西方式的市民社会，因而国家的权威无处不在，渗 透 到了社会的每一角落。俄罗斯人往往也是从正面意义上理解国家的这一广泛作用的。那么， 经过自由主义者推行的近十年的政治“民主化”之后，俄罗斯人关于国家作用的看法是否已 经改变了呢？据调查资料显示，在关于医疗、教育、住房及工作保障等问题上，俄罗斯人表 现出了对国家权威的强烈认同。比如关于医疗问题，在所有被调查者中，有90%以上的人支 持国家提供完全的公费医疗，另外，有同样高比例的人赞成义务初等和高等教育，尚有同 样比例的人希望国家提供免费住房。（注：P·T·克里斯坦森《共产主义后是社会主 义吗？——后苏维埃俄罗斯左翼政治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基础》，载《共产主义和后共产主义 研究》（英文）1998年第四期。
）在就业问题上，问卷设计者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国家应该为每个人提供一个他所需要的工作，然后提供了6个选择项：A、完全同意；B、基 本同意；C、既不同意也不反对；D、基本不同意；E、完全不同意；F不知道。结果完全同意 者70.3%，基本同意者21.2%。（注：里查德·豪《后苏联的社会转轨》，载《共产主义和后共产主义研究》（ 英文），1999年第1期。
）显然，大多数人把工作和生活的希望寄托在国家的身上。
同样，俄罗斯人有关经济民主的观念依旧是根深蒂固的，他们认为，既然工厂是工人建造 的，产品是工人生产的，因而他们“有权参与影响他们生计工作的决策过程”，“有权对财 产的处置表达意见”。（注：里查德·豪《后苏联的社会转轨》，载《共产主义和后共产主义研究》（ 英文），1999年第1期。
总而言之，社会主义价值文化至今在俄罗斯社会有着广泛的影响。这是近年来俄罗斯社会 主义政党愈益强大的深层原因之一。
社会主义在俄罗斯崛起和壮大的另一个深层原因往往被学者所忽视，即随着资本主义生产 方式的确立，社会日益出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无产阶级的出现及其贫困化尽管不 会直接导致社会主义运动，但它却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基础。
俄罗斯私有化尽管极度不公正，伴随着大量的腐败和经济犯罪，但私有化的结果却是真实 的。据估计，俄罗斯已是目前私有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私有化及其他相应的变革无疑有 利于俄罗斯自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尽管亚夫林斯基及一些西方人指责俄罗斯资本主 义及资产阶级的真实性，但无产阶级的出现及其贫困化、它的阶级意识萌发则是不争的事实 。
俄罗斯独立之初，工人阶级并未意识到自己的阶级地位，因而在现实生活中往往追随叶利 钦及自由主义者的内外政策。但是，由于“休克疗法”和私有化所导致的工人阶级生活的贫 困化，使得他们开始重新评估自己在社会转型中的地位，评估他们对叶利钦政府的态度。工 人阶级态度的明显变化大致从1993年开始。因为在这一年度已有61%的非熟练工人和52%的熟 练工人被有关国际组织认证为“贫困者”或“非常贫困者”。这是促成共产党成为1993年12 月杜马第三大党的直接原因。时隔3年，即1996年，俄罗斯人中已有1/4生活在最低贫困线以 下，比1993年高5倍。（注：P·T·克里斯坦森《共产主义后是社会主 义吗？——后苏维埃俄罗斯左翼政治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基础》，载《共产主义和后共产主义 研究》（英文）1998年第四期。
）“休克疗法”所导致的通胀同时也造成了居民实际收入水平的下 降。据估计，从1990年到1995年，由于通货膨胀，工人实际收入下降了2.5倍。（注：P·T·克里斯坦森《共产主义后是社会主 义吗？——后苏维埃俄罗斯左翼政治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基础》，载《共产主义和后共产主义 研究》（英文）1998年第四期。
）与此同 时，“休克疗法”也导致了大量的工资拖欠和严重的工人失业。据统计，仅1997年12月，就 有90亿美元的工资被无故拖欠。而失业者（包括显性的和隐性的）在1998年已达到应就业人数 的 1/3。（注：P·T·克里斯坦森《共产主义后是社会主 义吗？——后苏维埃俄罗斯左翼政治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基础》，载《共产主义和后共产主义 研究》（英文）1998年第四期。
与俄罗斯工人阶级经济贫困化相伴而生的是他们在政治上的无权地位，他们日益被从决策 层面上排挤出来。这种政治和经济的现实促使俄罗斯工人阶级日益意识到自己的阶级地位。 像上述“社会主义价值文化”一样，“叶利钦主义的新的政治经济生活现实，至少已经在工 人队伍中产生了潜在的‘左翼政治’，而它在1991年时是不存在的。”（注：P·T·克里斯坦森《共产主义后是社会主 义吗？——后苏维埃俄罗斯左翼政治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基础》，载《共产主义和后共产主义 研究》（英文）1998年第四期。
三、社会主义的前景及其面临的挑战
如上所述，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理念和运动在俄罗斯的迅速壮大有其深厚的社会根源，决非 某些西方人士所期望的仅仅是暂时的，一旦俄罗斯经济好转，社会主义将会受到削弱。事实 上，俄罗斯经济形势在1999年出现了重大转折。据俄政府1999年12月28日公布的数字，1999 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比1998年增长了3.3%。其中工业生产的增长率为8.1%，农业生产增长 率为2.4%。贸易顺差几乎增长了2倍，为400亿美元，列世界第四。1-11月份的通货膨胀率为 35%，比上一年同期下降了50%，而失业率减少了34.5%。俄罗斯经济如此大幅度回升是独立 以来从未有过的。但与此同时，社会主义在民众中的支持率反而继续攀升。1999年12月杜马 选举中，共产党、“祖国-全俄罗斯”等信奉社会主义的政党的不俗表现就是佐证。普京当 政以来，俄罗斯政治、经济形势更是明显好转。2000年，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7.5%，出现 了90年代从未有过的好势头。普京上台以来所推行的政策很少遇到反对，其政治上所面临的 局势比叶利钦时代稳定得多。即使如此，社会主义的力量反而有所上升，认同社会主义价值 的人数有所增加。比如，目前俄罗斯仍有1/4的大企业和1/5的小企业的工人不愿脱离公有制 。在农村仍旧有1000多万农民生活在2.56万个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之中，而私人占有的耕地 只占总量的13%，多数农民不愿意土地的私有化和自由买卖。因此，俄罗斯的社会主义具有 深厚的政治、经济及文化基础，其前景十分广阔。然而，不可否认，它目前也面临不少挑战 。
首先，是组织上和意识形态上的分裂。社会主义者至今不能提出一种相对统一的、既符合 现实又与旧的意识形态相区别的创新理论和主张，从而有效地动员和吸引左翼选民。
俄罗斯目前自称为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政党和组织有数十个。这些组织之间尽管也有过 一些 联合，但更多的时候是相互之间的争吵和拆台。它们之间意识形态的差异也相当大。不仅共 产主义政党和民主社会主义政党之间，即使是这两种类型政党内部的分歧也很大。比如，目 前的10个共产主义政党中，意识形态也是五花八门，有主张温和道路的俄共，也有主张恢复 斯大林模式的布尔什维克共产党。而民主社会主义政党之间的分歧较之共产主义政党更是有 过之而无不及。俄罗斯社会主义组织上的分裂、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不仅削弱了它们的力量 ，而且这种鱼目混珠、泥沙俱下的局面，也使得社会主义的潜在选民无所适从。因此，在俄 罗斯，社会主义者除非能找到一种创新理论和方式，既能有效地表达其社会主义价值文化、 纲领主张，又不使旧的、过时的东西再现，并且在相对统一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下实现组织 上的联合，不然，社会主义仍然面临着许多不确定性。社会主义的崛起，仅仅建立在对手失 败基础上是远远不够的，也是不可靠的，理论创新任重道远。
其次，俄罗斯社会主义还面临着一些客观上的困难。这些困难与俄罗斯经济转轨和制度变 迁密切相连。
众所周知，俄罗斯经济转轨的后果是极度不公正的，最终导致了官僚私有化、社会财富分 配上的两极分化和工人阶级的贫困化。苏联时期的一些官员通过一些非法手段，大肆掠夺国 有资产，摇身一变成了俄罗斯的新贵，他们少数人拥有俄罗斯社会的大多数财富。目前俄罗 斯七大金融寡头控制着俄罗斯的一半财富。而据一项调查显示，俄罗斯20%的最贫困者在199 3、1994、1995年的收入占社会总收入份额分别是5.8%、5.3%和5.5%。（注：斯蒂芬·海兰德《制度变革后的俄罗斯经济》（英文），载《欧亚研究》1996年第6期。
）社会的两极分化 、工人阶级的贫困化尽管促成了他们政治上的向“左”转，但他们由于贫困而陷入了无权的 境地，从而“既没有资源也没有生活条件有效地参与（政治活动）”。而且“由于巨大的社会 和经济资源掌握在少部分人手里，社会层面上政治组织的软弱就不奇怪了。”（注：P·T·克里斯坦森《共产主义后是社会主 义吗？——后苏维埃俄罗斯左翼政治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基础》，载《共产主义和后共产主义 研究》（英文）1998年第四期。）1996年俄 罗斯总统大选，叶利钦之所以击败久加诺夫，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叶利钦得到了一些金融 寡头的支持，具有雄厚的财力，能够广泛控制传媒及其他舆论工具，支付巨额竞选费用。而 久加诺夫的经费则捉襟见肘。亚夫林斯基估计，叶利钦此次竞选的经费高达5-10亿美元，而 久 加诺夫几乎无钱做电视广告。
社会主义面临的另一个挑战是俄罗斯的政治体制。1993年所确立的俄罗斯总统制和选举制 很大程度上妨碍了社会主义和其他反对派别的发展。俄罗斯的总统制是1993年“炮打白宫” 后 全民公决的产物。此前两个政权并存，彼此激烈争夺，民众厌倦这种无休止的社会混乱，人 心思定。在这种氛围下确立的宪法赋予总统极大的权力。俄罗斯总统是世界上权力最大的总 统，以致于俄罗斯人戏称俄罗斯总统制为“选举君主制”。这种权力倾向于总统和“权力党 ”的制度，使总统往往可以利用他所拥有的广泛政治资源击败向他挑战的任何反对派。俄共 在1996年总统大选中的失利，1998年以来叶利钦挫败杜马反对派对他的弹劾，都与这种体制 有关。在强总统弱议会体制下，由于人们把关注的焦点过多地集中于总统职位而不是政党， 无疑也会限制某种意识形态和政党政治的发展。
最后，如上所述，普京上台后对俄罗斯转型战略实施了调整。作为权力党的团结党奉行中 派主义政策。俄罗斯总体形势日益好转。这一切虽然没有削弱社会主义的基础，但却对其构 成了严重的挑战。由于民众对普京及其政策的支持，使得扮演政治反对派角色的共产党及其 他社会主义政党任何重大的反政府行为都失去了道义力量，这就使过去在反政府前提下的左 翼力量的联合变得十分困难。而当社会主义政党尤其是俄共一旦放弃对现政权的批判，也便 失去了意识形态的合法性。这是一种二律背反式的困境。同时，普京及团结党主张一种吸收 了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资源的混合理念，从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因激进自由主 义政策所导致的社会紧张，并因此吸引了原来出于反自由主义、主张大国主义和追求社会公 正而追随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大量选民。它在一定程度上使原来政治立场不甚坚定的社会 主义政党和政治家改弦易辙。比如，普京执政前信奉“新社会主义”的卢日科夫及其“祖国 运动”目前公开支持普京及团结党的政策，并于2001年4月宣布将于11月与团结党合并。
总之，社会主义政党在新的形势下必须全面地调整自己的政策以回应普京的战略调整。但 这决非一朝一夕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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