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来华侨支援祖国抗战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华侨论文,祖国论文,年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学术界对华侨支援祖国抗战的研究已经相当深入，截至1995年抗战胜利50周年时，已经出版全面论述华侨支援祖国抗战的研究著作5部①，专题研究著作2部，文章有二三百篇，详细情况请见笔者撰写出版的有关研究综述②。下面将1995年至2005年，即从抗战胜利50周年到60周年这10年间，华侨支援祖国抗战研究的新进展作一介绍。
一、基本研究概况
华侨支援祖国抗战是中国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宝贵财富和深厚资源，也是一个很有意义的研究领域和永恒的研究主题。因此，学术界对这方面的研究不断发展、不断深入，并呈现出新的特点。
近10年来，学术界研究华侨支援祖国抗战的专题研究资料和研究著作有这样几部：龚陶怡等编著的《菲律宾华侨抗日斗争纪实》(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7年版)。该书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华侨支援祖国抗战”，主要为一些菲律宾华侨亲历者忆述当年支援祖国抗战的活动；第二部分“抗击侵菲日寇”，介绍了菲律宾被日军占领后，当地华侨开展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情况；第三部分“烈士精神永存”，主要介绍了为抗击日本侵略者而英勇牺牲的华侨烈士；第四部分“中菲友谊常青”，介绍了战后菲律宾政府和人民对华侨反抗日本侵略者的高度赞扬和各种表彰。此书是研究菲律宾华侨支援祖国抗战及在当地参加抵抗日本侵略者的较有分量的资料性著作。
这10年来台湾学者也加强了对华侨支援祖国抗战的研究，并有不少相关成果问世。1996年，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学者张存武、朱宏源、潘露莉通过采访，整理出版了《菲律宾华侨华人访问纪录》(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年出版发行)一书。该书汇集了编撰者的20多篇访问录。主要内容是菲律宾沦陷期间，华侨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情况，也涉及到华侨对祖国抗战支援的内容。
还有一部资料价值较高的著作是叶思奇编著的《赤子丹心》(中国华侨出版社1998年出版)。1938年10月，日军占领广州，随后占领了广东重要侨乡东江各地(即惠州一带)。南洋英荷两属(即新加坡马来亚和印度尼西亚，当时分别为英国和荷兰殖民地)的惠州侨胞开展了有声有色的抗日救乡活动。他们组织了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简称“东团”)，在东江各地陆续建立7个分团、5个队、1个流动剧团，全盛时期达500多人，活跃在东江一带13个县的城乡各地。有关这方面的内容过去的论著虽有涉及，也内部出版了《广东华侨港澳同胞回乡服务团史料(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的资料集，但不够详实。叶思奇当时是马来亚槟城进步侨报《现代日报》的记者、“东团”士莪月队的队员。他以亲身的经历并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各地收集了数百份资料，还查阅了大量当时当地的侨报，在此基础上编著了《赤子丹心》一书。该书全面系统、具体详实地介绍了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的情况，“可称得上是一本华侨爱国主义最实际的教材，是一本宝贵的史实资料”③。
还有一部值得介绍的著作是1995年出版的反映泰国华侨抗日活动的专题资料集——《崇实学校》。由于抗战时期泰国政府亲日排华，泰国华侨的抗日救国活动通过各种隐蔽的方式进行。泰国华文学校——崇实学校的进步师生以学校为掩护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活动。该书多为当事者忆述自己或自己战友的抗日活动，有较高的资料价值。
近10年来，发表出版有关华侨支援祖国抗战的论文有100余篇，其中值得着重介绍的有两本论文集。一本是台湾“华侨协会总会”编辑出版的《华侨与抗日战争论文集》(上、下册，台湾海宇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9年版)。这套论文集共收录海峡两岸学者论文和相关资料55篇，分为“综合论述”，“亚洲地区”，“美洲地区”，“欧洲、大洋洲地区”，“闽粤桂与抗日战争”，“人物”，“日军在侨乡暴行”7编。
1999年8月4—7日，由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和广东华侨历史学会主办，中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和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所协助，召开了“海峡两岸‘华侨与抗日战争’学术研讨会”。71名学者及有关人员参加了会议，其中大陆49人、台湾19人、新加坡2人、香港1人。正如与会的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副会长朱添华致开幕词时所说：“这是迄今为止海峡两岸学人就华侨问题进行研讨的首次较大规模的学术盛会。”④ 与会者提交论文42篇，其中大陆27篇、台湾15篇。会后编辑出版了《海峡两岸“华侨与抗日战争”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档案出版社2000年版)。该论文集涉及的内容比较广泛，如爱国主义思想，侨务政策，区域、国别华侨抗日活动，群体研究，人物研究等。此外还有任贵祥著《华侨支援祖国抗战纪实》(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一书。该书是一本以可靠资料为根据的通俗纪实作品。
近10年来出版的几部华侨华人通史也列有专章专节，阐述当地华侨支援祖国抗战的内容。如李安山撰写的《非洲华侨华人史》(中国华侨出版社2000年版)第七章“抗日战争前后的非洲华侨(1929—1947)”，比较详尽地介绍了非洲华侨支援祖国抗战的情况；李明欢著《欧洲华侨华人史》(中国华侨出版社2002年版)第三章第二节“欧洲华侨与中国抗日战争”，比较全面系统地介绍了欧洲华侨对祖国抗战的支援；黄昆章著《澳大利亚华侨华人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则介绍了旅澳华侨对祖国抗战的贡献。
以上概要地介绍了近10年来学术界对华侨支援祖国抗战研究的总体情况，从中可以看出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大陆和台湾海峡两岸侨史学界，都加强了对华侨支援祖国抗战的研究，并且加强了交流，取得了较大的成果，集中体现在前面介绍的两本论文集上，这说明两岸学界对此问题有着明显的共识。另一个特点是华侨支援祖国抗战的专题研究比以前又有所深入，并出版了一批相关专题研究成果。其中《菲律宾华侨抗日斗争纪实》、《赤子丹心》、《崇实学校》是一些当事人亲身经历的记述，史料价值较高。
二、研究的新进展与新观点
考察近10年来华侨支援祖国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有一些新的进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微观研究进一步加强
与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以前的研究相比较，无论是研究著作还是学术论文，对华侨支援祖国抗战的全视角、大场景的宏观研究比较少，而微观研究大大前进了一步。前面提到的5部研究华侨对祖国抗战贡献的著作，均是全方位研究华侨支援祖国抗战的专著，如果再作这样全面的研究，难以推出有新意的成果。因此，近10年来，学者们对华侨支援祖国抗战的研究多在微观研究上着手，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关于战时华侨回国投资，开发祖国抗战资源，进而支持长期抗战，过去已有论著专门加以论述。在此基础上，有的学者探讨了战时华侨对中国矿业的支持。其主要内容为筹设工矿银行，以协助工矿业发展为基本业务；在东南亚日矿做工的大批华侨矿工纷纷罢工回国，参加矿业生产，贡献技术和力量；华侨青年回国到西南和西北抢运进出口矿石等。论文认为，战时华侨对中国矿业的支持是多方面的，并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效⑤。
抗战时期华侨开展文化救亡运动，诸如创办报刊宣传祖国抗战，揭露日本侵华暴行；抗战文学与救亡戏剧；开展战时救亡教育；华侨文化界人士为抗战服务等，在过去的有关论著中已作过专门论述⑥。近年来，有的学者专门论述了太平洋战争爆发期间东南亚华侨地下报刊，其中分别介绍了泰国、菲律宾、马来亚、印度尼西亚等侨居地被日军占领后(其中泰国虽未被日军占领，但泰国政府亲日排华，镇压华侨支援祖国抗战的活动)，在极端艰险恐怖的环境下，华侨创办了许多地下抗日报刊，进行抗日宣传。文章认为，这是东南亚各国人民抗日斗争的组成部分，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组成部分，当然也和祖国抗战有着必然的联系⑦。这比以前的有关研究又前进了一步。
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关头，侨居世界各地的绝大多数爱国华侨都开展了不同形式的抗日救亡运动，远离祖国本土的非洲华侨也不甘后人。但由于这方面的资料缺乏，过去海峡两岸华侨抗战的研究著作对此均没有系统地介绍，也没有这方面的专题论文，只是零散地有所涉及。非洲华侨华人史专家李安山的《试论抗日战争中非洲华侨的贡献》一文⑧，则收集利用了大量第一手资料，详尽地论述了非洲(以南非为主)华侨对祖国抗战的贡献。论文阐述了非洲华侨开展的抵制日货、为祖国抗战募捐、万里迢迢回国抗战、参加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及华侨抗日团体包括妇女团体的抗日救亡活动等。此文填补了这方面研究的空白。
抗战时期东南亚各国的侨务政策及其对华侨支援祖国抗战的态度，过去基本上没有研究。在1999年4月海峡两岸华侨与抗日战争学术研讨会上，有几篇论文集中论述了这个问题。如有的学者论述了“二战时期日本‘军政’的华侨政策”，其中一方面阐述了战争期间日本的华侨政策：“先打击、后怀柔和镇压为主、拉拢为辅的高压政策，其残酷性、掠夺性尤为明显；另一方面则论述了日本对东南亚侵占地的侨务政策：对占领地华侨大施淫威，大肆进行屠杀、监禁、压制和超经济的剥削、掠夺，超体力的奴役等⑨。有的学者阐述了日军占领马来亚期间对马华两族实行分而治之的种族政策：对华侨主要实施残酷镇压和疯狂压榨的政策；而对马来人实行的统治主要为继续实施英国殖民当局的亲马政策，侧重于怀柔和拉拢。这种阴险卑鄙的殖民政策，使两大族群矛盾冲突加剧，对战后马来社会带来极其恶劣的影响。还有的学者对1940年至1941年汪伪政府的侨务政策作了论述。
有些台湾学者，对华侨支援祖国抗战的研究微观而深入，填补了有关问题研究的空白。法国华侨是抗战期间欧洲华侨支援祖国抗战最活跃者。过去大陆的几部研究华侨支援祖国抗战的著作，都有所介绍，但还未见专文论述。陈三井的《法国华侨与对日抗战》一文，较为详细地考察了从九一八事变至1940年德国法西斯占领法国前，法国华侨的抗日救亡情况。作者肯定了欧洲华侨开展的抗日救国活动，认为“法国华侨因抗日救亡而联合，因抗战救国而形成党派团结，这是过去所没有的好现象”。同时，作者也指出了法国华侨对抗战支援“显然是长于宣传，短于资源，而尤缺乏实际战斗行动的参与”；“虽然有‘全欧抗联会’的中心组织，但该会每年仅开大会一次，而且组织庞大，长于表态性的条文规划，短于应变性行动的开展”⑩。这种评价是比较客观的。另一台湾学者汤熙勇则对夏威夷华侨支援祖国抗战的活动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介绍，填补了这一问题研究的空白。作者通过丰富的历史资料，得出这样较有说明力的结论：“在抗战时期，夏威夷华人的牺牲与奉献的史实，不应也不会被忽略掉”(11)。尤其是作者大量引用了当年夏威夷的侨报《中华公报》、《新中国日报》等难以见到的资料。还有的台湾学者对抗战时期南洋沙捞越抗日组织“诗华筹赈会”的抗日活动作了探讨，也是过去从未有人问津的题目。
有关华侨为祖国抗战的捐款问题，是以往研究华侨支援祖国抗战的论著无不涉及的问题，可谓是论述最多且最深入的问题，除了捐款数量有分歧外，学界对华侨捐款一致持肯定的态度。但近年来，有学者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看法：“在华侨捐款救国活动中，也不乏种种弊端，诸如强迫捐款、中饱私囊、派系对立等情形。不过，大致而言，对抗战时期的海外华侨仍能合作进行募款支援中国。”(12) 应该说，尽管这不具有普遍性，但也是客观存在。这样的探讨更加微观深入。
有的国外学者对抗战时期华侨对国内的“工合”运动的支持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认为“工合”的初创时期就得到了华侨参与，如“工合”协会的前身——1937年11月在上海成立的星一聚餐会，就有华侨萧宗俊参加。1939年8月“工合”国际委员会在香港成立后得到华侨大力支持，菲律宾、印尼、马来亚、缅甸、泰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地的华侨纷纷捐款支援“工合”运动，截至1941年10月，“工合”国际委员会收到海外侨胞捐款500万元，用于“工合”有关的事业有：创立训练所，增设医院，增设学校，设置化学室等。海外侨领侨商与“工合”组织的联系密切，在菲律宾马尼拉，美国旧金山、纽约，英国伦敦等地成立了中国“工合”；菲律宾的侨商薛士芬，菲“华侨抗敌救国会”主席杨启泰，火奴鲁鲁华侨杜惠生及“华侨抗敌救国会”主席杨星枢，美国侨领、国民参政员邝炳舜等，均被招聘为“工合”协会理事。华侨不但支援了国民党地区的“工合”，而且积极支持延安的“工合”(13)。华侨对抗战时期“工合”的支援，是以前无人问津的问题。
学界对华侨支援祖国抗战微观研究的具体事例还有许多，如有些学者阐述了各个国家和地区华侨对祖国抗战的贡献，诸如新加坡马来亚、菲律宾、泰国、越南、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智利、俄罗斯(远东地区)、法国、澳洲、新几内亚、斐济等国家和地区华侨对祖国抗战的贡献等。有些学者则从祖籍国各省各地区的角度阐述华侨对祖国抗战的贡献，如闽(泉州、永春、安溪)、粤(五邑、台山、潮州)、桂、琼籍华侨对祖国抗战的支援等。
微观研究，是相对宏观研究而言，即对华侨支援祖国抗战某些具体问题的研究。以上列举的是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事例，限于篇幅不再赘举。一般说来，在宏观研究比较成熟、成果比较丰硕、再难以深入的情况下，只能从微观研究入手，这也表明这方面研究的进步和深入。
(二)华侨人物抗战活动的研究得到加强
10年前有关华侨抗战人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陈嘉庚和司徒美堂等个别著名侨领和侨商的研究上，而近10年来对其他华侨人物抗战的研究有很大的进展。过去由于资料缺乏等原因，对为支援祖国抗战而英勇献身的泰国侨商蚁光炎的研究不够深入，其人其事鲜为人知。近10年来，对蚁光炎生平的研究尤其是对他抗日救国活动的研究有所突破。其中蚁光炎之子蚁锦中撰写的《蚁光炎传》(花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介绍了有关其父抗日救国的活动。此外，还有专文论述蚁光炎抗日救国并英勇献身的感人事迹。文章比较全面系统地介绍了蚁光炎领导泰国华侨支持祖国抗战、为祖国抗战献计献策、不为日伪特务诱惑拉拢，最后被日特指使汉奸所暗杀的情况。文章对蚁光炎在华侨支援祖国抗战中的地位作了恰当的评价。认为在广大华侨支援祖国抗战的爱国浪潮中，涌现一大批站在抗战潮头的侨领富商，但为祖国抗战英勇献身者惟有蚁光炎。文章指出：“蚁光炎是为反对日本侵略、捍卫中华民族的独立而英勇献身的”，“称得上是永垂不朽的民族英雄”(14)。
对于美洲侨领司徒美堂的抗日救国活动，过去多有论著涉及，但仍显不够系统深入。2003年6月，即司徒美堂诞辰135周年之际，由中国致公党发起，在广东江门司徒美堂的家乡召开了世界海外洪门联谊大会及纪念司徒美堂诞辰135周年学术研讨会。这次会议将司徒美堂的研究推向高潮。其中有学者向会议提交了《华侨支援祖国抗战的楷模——司徒美堂》的论文，专门论述了司徒美堂的抗日救国活动：“率先投身抗日救亡，挺身护卫抗日人士”——九一八事变至七七事变期间司徒美堂的抗日活动；“生死关头不辱大节，国难之际条陈大计”——司徒美堂从美国回国抵达香港时，正值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香港沦陷，驻港日军将他软禁劝降，司徒美堂人老骨硬、宁死不屈，后经在港洪门人士营救回国抵渝，进而向国民政府抗战献言献策；“发动团结海外洪门，奋起报效祖国抗战”——将一盘散沙的美洲各地洪门侨胞组织起来，成立“全美洲洪门总干部”的抗日救国团体；“反对投降分裂摩擦，坚持抗战团结民主”——谴责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维护国共合作。文章还总结了司徒美堂抗日救国活动的特点：高尚的民族气节；侨界救国的精神楷模；在支援祖国抗战中实现了人生的伟大转折(15)。此文比以往的有关研究有所深入。
有的学者对新加坡华侨林谋盛在新马(新加坡马来亚的简称)各地组织发动日营铁矿华侨罢工的抗日活动作了介绍，并阐述了日军占领新马后，林谋盛逃亡回国抵渝，随即奉国民政府有关部门派遣到印度组训“中国留印海员战时工作队”，训练滞留在印度的中国海员。随后在此基础上组织一支特遣队——隶属英军指挥的136部队，林担任136部队马来亚区华侨区长，潜回新马秘密开展抵抗日本法西斯的斗争。后在抗日活动中，林不幸被日军逮捕，壮烈牺牲。
全国抗战爆发后，新马各地日本资本家开采的龙运、丁加奴等铁矿的大批华侨工人，因反对日本矿主将这些铁矿石运回本土制造侵华的军火，而纷纷罢工离矿。对此一些论著多有介绍，但对华工罢工组织者的情况则语焉不详。有的论文专门介绍了新加坡华侨庄惠泉组织华工罢工的事迹。由于罢工对日本震动很大，在当地颇有影响，日军对他恨之入骨，谋划除之。在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新加坡沦陷前夕，庄惠泉被迫撤离回国抵渝。接着又授命前往印度，与林谋盛一起，将流落在印度加尔各答的2000多名华人海员组织为中国留印海员战时工作队，进行特别军事训练。随即庄惠泉奉命与英军联络，协助英军组织东南亚华人地下抗日军(即136部队)，潜入新马抵抗日本侵略军，成为马来亚人民抗日斗争的一部分。庄惠泉成为人们传颂的抗日英雄(16)。
菲律宾著名爱国侨领李清泉与陈嘉庚等共同发起建立南侨总会，这些情况在侨史界多为人知。但对李清泉的妻子、菲律宾女侨领颜敕支持其丈夫，带领菲律宾华侨妇女开展抗日救国的事迹，则知之不多。颜敕虽然是一名家庭妇女，但有强烈的爱国思想，又受丈夫影响，在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七七事变爆发不久，国内成立了中国妇女慰劳抗战将士会，菲律宾华侨妇女界闻风响应，成立了菲律宾华侨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分会(简称“妇慰会”)，颜敕被推选为主席。妇慰会成立后，获悉八路军在华北英勇抗战，声名远扬。颜敕遂于1938年3月6日以妇慰会主席的名义给八路军汇款1万元购买雨具，并附一封慰问信给八路军总司令朱德。4月2日，朱德回信表示感谢。妇慰会还在马尼拉组织学生义卖面包活动，并响应宋庆龄发动的为前线将士捐棉衣活动，捐献15万元菲币。在三八妇女节期间，妇慰会借机进行抗日宣传活动。1942年李清泉因病到美国治疗不幸病逝，临终时遗嘱将其遗产拨10万美元救济祖国难童，其亲朋好友及菲侨团深受感动，又募捐40万元救济难童。日军占领菲律宾后，颜敕及其领导的妇慰会先是参与组织地下抗日武装——菲律宾华侨抗日反奸大同盟(简称“抗反”)，开展地下抗日斗争；后来美军反攻马尼拉时，颜敕率领妇慰会予以配合和慰劳(17)。颜敕是华侨巾帼支援祖国抗战的典范。
还有些文章对过去人们不熟悉的华侨人物的抗日救国活动作了介绍，其中有陈性初(印尼)、朱植生(马来亚吉隆坡)、潘葵村(菲律宾)、赖远儒(帝汶)、黎廷勋(美国)等。有的学者对过去有争议的泰国侨领陈守明的抗日活动作了介绍和评价。也有的学者对抗战时期在南洋华侨中开展抗日活动与华侨有密切关系的胡愈之、郁达夫两位知名人物作了探讨。
抗战时期，海外侨胞纷纷组织回国服务团、慰劳团等，其中有不少归侨团体曾来到大后方的文化中心之一桂林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有上百名归侨人士，其中不乏知名侨领如陈嘉庚、司徒美堂、邝炳舜、侯西反、陈忠戆、庄希泉、张炎、林可胜、陈瑞钿、彭士馨、曾圣提等云集此地。有的文章分门别类地介绍了归侨人士在桂林的抗日活动，他们为战时文化名城增光添彩(18)。
另外，由新华社统稿、全国各大媒体刊登的“抗日英雄谱”陆续刊登了十几名侨界人物，其中有个别的如印度尼西亚的周斌、美国的施滉等为过去鲜为人知的华侨人物。
以上这些足以说明，近10年来学术界对华侨抗战人物的研究有了新的进展。对原来熟悉者的研究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同时又发掘了一些过去人们陌生的人物。当然，这方面的研究还大有潜力可挖，任重道远。
(三)华侨与战时中共关系的研究又前进了一步
抗日战争是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华侨交往最密切、中共侨务政策达到成熟的时期。有关战时中共的侨务政策及华侨对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支援，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即有比较深入的研究，也是侨史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近10年来，这方面的研究又有所前进。由沙健孙教授主编的《中国共产党通史》共5卷，其中第4卷《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九章为“中共在抗战时期的侨务工作”，全面系统深入地阐述了中共与华侨的早期关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与华侨，党的侨务政策及为争取华侨支援抗战所做的大量工作，以及华侨对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支援等。这是将党的侨务政策及华侨与中共关系联系起来考察，即将中共党史与华侨史两个学科结合起来的尝试。这是目前有关研究中较为全面深入的成果。
2005年8月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与抗日战争》(沙健孙主编)共16章，其中第12章为“中共在抗战时期的侨务工作”(19)。这部为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出版的较大篇幅的中共与抗日战争的著作，将华侨支援抗战专门列为一章，分量较重，表明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重视，这是以往抗日战争史研究、尤其是中共党史研究所少见的。
有的文章对1938年“暹罗(泰国)华侨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组织的三批华侨义勇队回国参加新四军的情况作了介绍。这三批华侨义勇队共29人(其中第一批5人，第二、三批分别为12人)，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华侨对新四军的支援。
由王功安、毛磊主编的“国共关系与两岸关系丛书”(共20多部)中有一部《华侨华人与国共关系》(任贵祥、赵红英著，武汉出版社1999年版)，该书第三章“推动维护第二次国共合作”，从华侨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角度，比较系统地阐述了抗战期间中共对华侨的统战工作，华侨对中共及其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支援。
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组织编撰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名录》(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内部出版)，共收录了798位中共七大代表及旁听人员(其中正式和候补代表755人，旁听人员15人，其他为未到会而被选为中央委员者)。其中有7位归侨人士参加了中共七大，他们是大后方代表苏惠、何浚；大会旁听人员中的归侨5人，即陈子广、钟庆发、林仲、匡沛兴、阿里阿罕。这是近年来华侨与抗战时期中共关系研究的一大收获。
有关抗战初期毛泽东为马来亚华侨的两份著名题词侨史界都很熟悉，许多侨史论著多次加以引用。但人们对其由来、细节知情者不多。有的文章对此作了介绍：1939年9月，福建永春华侨辜俊英受马来亚共产党中央书记亚烈指定，参加宋庆龄、蔡廷锴等在新加坡组织的“中华民族解放同盟”。是年11月，该同盟发起组织“南洋华侨战地记者通讯团”和“马来亚华侨抗敌后援会代表团”，回国采访、考察慰劳，宣传报道祖国抗战情况。辜俊英为记者团领队。1938年2月10日，记者团几经辗转到达延安，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亲切接见。3月18日，毛泽东亲笔为《南国日报》题词：“马来亚的侨胞用一切力量援助祖国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而斗争。”辜俊英将马来亚革命情况和马共中央的请求及马来亚华侨的情况作了口头报告，毛泽东对华侨抗日作了指示，挥毫题词：“全体华侨同志应该好好团结起来，援助祖国，战胜日寇。共产党是关心海外侨胞的，愿意与全体侨胞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毛泽东两件题词一直由辜俊英保存，1977年捐献给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办将原件留下，然后特制两件复制品寄给辜留存(20)。
有的文章介绍了菲律宾归侨李子芳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回国投身革命，参加中央苏区第四、五次反“围剿”斗争，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抗日战争爆发后奉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命令赴华中担任新四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后在皖南事变中被俘入狱，在狱中仍不屈不挠地同国民党顽固派斗争、最后英勇牺牲的事迹(21)。有的文章介绍了战斗在中共领导的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几位归侨青年，除了人们熟知的印尼归侨、抗日女英雄李林，以及人们较为熟悉的菲律宾归侨作家白刃，八路军炮兵的主要创始人之一、菲律宾归侨黄登保，马来亚归侨女青年廖冰外；还有人们陌生的新加坡归侨、在山西前线八路军军工厂从事军工生产、受到朱德称赞的谢宾元，以及新加坡归侨、战地记者仓夷等(22)。
另外，2002年出版的《延安名人辞典》(国际炎黄文化出版社)，也收录了一些抗战时期回到陕甘宁边区的归侨人物。
以上列举的是近10年来有关华侨支援祖国抗战研究的进展情况，其中主要是从三个大的方面归纳的。由于笔者看到的研究成果不是十分完整全面，这里对研究状况和新观点的介绍也可能挂一漏万。但从总体上还是可以看出这10年来学术界对华侨支援抗战研究的基本轮廓。
三、有争议的几个问题
侨史学界对华侨支援祖国抗战有争议的一些问题，过去已有介绍，即主要集中在华侨捐款的数量问题、华侨投资问题、对胡文虎的评价问题、国民政府的侨务政策问题等。应该说，以上几个有争议的问题一直没有达成共识，近年来有的学者对这些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并且又出现了一些新的有争议的问题。
(一)关于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侨务政策的评价问题
有关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侨务政策，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已经有了比较全面系统的研究，有关著作设有专章加以论述，如《华夏向心力——华侨对祖国抗战的支援》(任贵祥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二章“双重影响的侨务政策”；《海外侨胞与抗日战争》(黄晓坚、赵红英、丛月芬著，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第五章“国民政府的侨务工作”等。论文有《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侨务工作》(曾瑞炎著，《抗日战争研究》1994年第1期)等。
近10年来，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又深入了一步。台湾学者李盈慧女士的著作《华侨政策与海外民族主义(一九一二——一九四九)》(台湾“国史馆”1997年版)，对此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论述。
另一位台湾学者张希哲的论文《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的侨务工作》，是论述战时国民政府的侨务政策及侨务工作的一篇重要论文。主要内容有如下九个方面：“沟通、宣导，争取华侨向心”；“促进华侨抗日救国组织团结发展”；“鼓励华侨贡献资财人力支援抗战”；“华侨权益的维护”；“发展华侨教育及济助侨校师生”；“侨眷归侨之救济与辅助”；“号召华侨奋起自卫、协助友邦抗敌”；“遴选华侨参政员、沟通侨情”；“战后华侨事业的济助与华侨教育的复员”(23)。文章全面阐述并全面肯定了战时国民政府侨务政策，在台湾侨史界具有代表性。
在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侨史学界对战时国民政府侨务政策的研究又有所前进。黄利新的《抗战时期的国民参政员对海外华侨的统战思想》、贺金林的《太平洋战事前后国民政府救济难侨的活动》(均发表在《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5年第5期)，是阐述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侨务政策的两篇论文。文章均利用了新的第一手资料，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当然，有些内容和观点过去的研究已有所涉及(24)。
过去对于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侨务政策的评价大致有两种看法：一种全面肯定者；另一种是在肯定其成绩的同时，也客观地指出了其失误和不足(25)。近年来，有的学者对此又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侨务政策应该具体分析，即分为政府(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和党务系统(国民党中央海外部)两个方面。对于国民政府侨委会在抗战期间所做的大量侨务工作及其取得的成绩，争议不大。至于国民党中央海外部，虽然也做了一些积极的侨务工作，一些论著也作了介绍，但总的看来海外部的工作弊多利少，不值得肯定。简单地说，海外部的问题主要有：1、在广大华侨中挑动党派纠纷，使本来已经初步团结起来的华侨社会又出现不团结的现象，对此海外部难辞其咎。2、拉拢打击进步侨领。如海外部官员对陈嘉庚、司徒美堂等侨领的拉拢打击。3、千方百计地阻挠和破坏华侨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的援助。4、严密监视华侨报刊对抗战的舆论宣传，打击迫害进步的华侨报刊。5、参与迫害甚至屠杀倾向共产党的归侨青年。总之，海外部把国民党与中共政治上的“摩擦”斗争贯穿到侨务工作中，有碍于广大华侨团结抗日爱国的主流，因此对其不能肯定。
(二)关于对胡文虎的评价问题
对侨商胡文虎的评价过去分歧很大，争论的焦点是日军占领香港后胡文虎是否出任“维护会”会长及其1943年“东京之行”是否构成汉奸罪行的问题。对此学界有多种看法，而其中反差最大的是“汉奸说”和有“民族气节”的“爱国侨领”说。近年来，有的学者就胡文虎“东京之行”留下的《东条英机、胡文虎会谈要旨》，对上述两种主要观点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所谓汉奸，是指投靠日本侵略者，充当其走狗，出卖我国民族利益的败类。具体地说，既有不反对日本侵略甚至为其侵略辩护或歌功颂德的思想言论，更有出卖民族利益的罪行。例如，汪精卫之流就是典型的大汉奸。就胡文虎来说，1943年“东京之行”是被迫的，他和东条英机的会谈有些低三下四的语言，但看不出有明显的汉奸言论；尤其是从目前见到的资料，还没有发现他有出卖民族利益的行为。因此，考察胡文虎在抗战期间的言行，定论为“汉奸”证据不充分，也是不妥当的。但他和东条见面及会谈时，确有对民族的死敌恭维或有失民族气节的言论。如胡文虎和东条见面互致问候后，东条颠倒黑白地谈到所谓日本对华战争的目的、性质，对华战争和英美战争的区别等，说重庆政府如“对此有所悔悟”，战争很快就会结束，然后假仁假义地表示，要考虑解决支那的民生问题。胡文虎说：“南洋华侨了解帝国的真意，对此表示感谢。”再如东条说：“予亦认为华侨问题颇有研究之价值，希望通过阁下的努力，使一千二百万华侨协助大东亚战争达到目的。”胡文虎表示：“关于华侨问题，阁下尽可放心。”胡还对中国抗日战争丧失信心，发出失败的论调，他说：“日支间的战争，支那无论如何努力，亦无胜算，此点已很明了。”(26) 类似的对话还有一些，不再多举。从这些对话分析，都是有失“大节”的，说他表现出“爱国侨领的民族气节”，显然过于溢美。试比较，泰国侨领蚁光炎拒绝日特拉拢诱惑，明知处境险恶，仍然坚持抗日救国活动，最后被日特派人暗杀。陈嘉庚领导南洋华侨开展轰轰烈烈的支援祖国抗战的活动，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新加坡马来亚后，大肆屠杀爱国侨胞，陈嘉庚处境凶险，便带着剧毒药避难印尼玛琅，随时准备为国献身。侨领司徒美堂1941年底回国经香港时，正值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香港沦陷，日军威逼他出任汉奸组织的职务，在此危险时刻，他拒绝接受伪职，后被香港洪门救出回国。这些侨领富商无疑表现了高尚的民族气节。相比之下，胡文虎颇显不足。评价一个历史人物要么一棍子打死、全面否定，要么无限拔高、过于溢美，这样评价都不客观。全面考察胡文虎抗战期间的言行，说他是一位爱国的华侨实业家是合适的(27)。
另有学者认为，胡文虎本质上是南洋客属侨领，也是一个成功的商人。在抗战期间，其个人捐助为华侨之冠，不论是否具有商业动机，只要客观上对中国抗战作出了贡献，鼓舞了士气，就应正视、肯定，而不应一味回避。至于他在日据时期的情况，可根据现有的材料进行尽可能的研判，力求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如有过节，也不必避讳，不能用政治家的标准去要求他，何况那只是个人操行问题，无关抗战大局；考虑到他的事业成就和社会贡献，总体上衡量，毕竟是功大于过(28)。
(三)陈嘉庚与南侨总会二大的纷争问题
为了把全南洋几百万华侨团结在抗日救国的旗帜下，形成支援祖国抗战的巨大合力，1938年10月10日，南洋各国和地区45个华侨团体的168名代表聚集在新加坡召开大会，成立了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大会选举陈嘉庚为主席，印尼侨领庄西言、菲律宾侨领李清泉为副主席。南侨总会的成立是南洋华侨抗日救国大团结的标志，是南洋华人抗日运动的新纪元。南侨总会为祖国抗战作出了巨大贡献，这在海峡两岸学术界的评价是一致的。但对某些具体问题还存在着分歧。1999年4月在广州举行的“海峡两岸‘华侨与抗日战争’学术研讨会”上，一位台湾学者提供的《南侨总会与华侨社会的分合隆替》的论文，提出了不同看法。该文介绍了南侨总会筹备的情况，各地与会代表的名单，大会召开的经过，及南侨总会取得的成绩。继之，介绍了南侨总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发生内讧及其原因。南侨总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941年3月29日召开，在会上，陈嘉庚先是与国民党政府驻新加坡总领事高凌百发生矛盾，随即又与亲国民党侨领王泉笙发生冲突。关于冲突的原因，论文归纳了四点，即沟通不良；卷入国内政争；树大招风，引来外力破坏；领导群的分裂(29)。此文的意思是侨领陈嘉庚与国共两党沟通不够，并卷入国内政争等，这是南侨总会二大“内讧”的原因。
笔者以为，南侨总会领导层的矛盾及由此对华侨社会产生的负面影响是存在的。但其中的根本原因并非台湾学者所说那样。如前所述，抗战时期国民党将与共产党的“政争”始终贯彻到华侨社会当中，国民党中央海外部在这方面起到了恶劣的作用。具体说，南侨总会二大的分歧有这样几个原因：其一，国民党政府驻新加坡总领事高凌百，在南侨总会成立前后始终在监视南侨总会领导层特别是陈嘉庚的言行，引起陈嘉庚的反感，陈高矛盾早就存在，这在陈嘉庚所著的《南侨回忆录》中有多处记载。可以说，高凌百对南侨总会内部矛盾的产生难辞其咎。其二，陈嘉庚是个无党派的侨领，全面抗战爆发前夕，他认国民党及南京国民政府为正统，是拥护蒋介石的；对共产党是陌生的、甚至心存疑虑。1940年春夏，他亲率南侨慰劳团回国慰劳考察，受到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党政军要员“热情”欢迎和接待。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朱家骅设宴招待陈，“宴间朱君招余入国民党”，被拒绝(30)。蒋介石几次亲自会见并宴请陈，除攻击共产党外，还连续三次征求陈对国民党的意见，意欲拉其入党，均被婉转拒绝。不久，陈嘉庚冲破国民党蒋介石的阻挠来到延安考察，受到毛泽东等中共党政军领导的诚挚欢迎和接待。通过实地考察，陈嘉庚初步了解到国内抗战的真相，对国共两党的认识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因此说，是国民党极力拉陈卷入党争；当然，共产党也积极做陈的统战工作；并非陈嘉庚本人有意卷入国内党争，主动者和被动者毕竟有本质的差别。其三，陈嘉庚回国慰劳结束，在返回南洋途中及到达南洋后，在各地向侨胞们如实地通报了回国考察慰劳及国内抗战的情况，并客观地介绍了考察延安的观感。这些引起国民党的反感，遂掀起了阴谋的倒陈活动，指令高凌百鼓动当地华侨中的国民党党员向英殖民政府指控陈“参加共产”，禁止入进口岸，如回侨居地将其驱逐出境。同时通过华侨中的对立帮派散发传单，诬陷陈独揽华侨抗日捐款，账目不清，尤其是恶意挑拨陈嘉庚与胡文虎两大侨领的关系。随后国民党中央海外部部长吴铁城借到南洋“宣慰”华侨之机“鼓煽分裂”，“宣传谤毁”陈“受共产党包围”，引诱华侨进行倒陈活动。如陈嘉庚自己所说，“诬毁鄙人，无所不至”(31)。由此可见南侨总会二大领导层的矛盾与冲突根源所在。如将之归罪于陈嘉庚，失之公允，不符合实际。
四、华侨支援祖国抗战研究刍议
总体看来，改革开放的20多年来，通过三次大规模的纪念活动(即纪念中国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50周年和60周年)，华侨支援祖国抗战的研究可谓高潮迭起，不断走向深入，相继有大量的研究成果问世，达到了空前的繁荣。当然，也存在一些不足，概略地说有这样几点：
(一)宏观研究基本没有进展。就研究著作而言，现有的5部全面研究华侨支援祖国抗战的著作及两部专题著作，都是在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以前撰写出版的，近10年来再也没有一部这样的著作问世。而且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与50周年相比，对华侨支援祖国抗战的研究并没有掀起高潮。如中央和国家七个部门组织召开的大型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学术研讨会，没有一篇华侨支援抗战的论文入会，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这一点。
(二)研究的不平衡性。总体考察，近10年来，有关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侨务政策及侨务工作，以及华侨对中共及其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支援，引起了党史界的重视，研究得比较深入，如前面介绍的某些党史著作和抗日战争史的著作，都列有相关专章专节。而对华侨支援国民党及其正面战场的研究进展不大，实际上这方面还有不少问题值得探讨，有些问题还有待发掘。
(三)新资料发掘的不够。华侨支援祖国抗战的资料比较丰富，但又比较零散，搜集工作比较困难，必须下大工夫、下苦工夫、下实工夫。1987年曾内部出版过一部《华侨抗日救国资料选辑》，此后再也没有出版过这方面的资料(不包括个别专题资料)。也有少数学者在相关研究中发掘利用了一些新资料，如国民党主办的《中央日报》抗战时期有关华侨的报道，泰国华侨办的《中原报》，夏威夷华侨办的《中华公报》、《新中国日报》，荷兰华侨编辑出版的期刊《抗战要讯》，南非华侨出版的《侨声报》等。但总体看来，新资料的发掘和利用数量有限，还很不够。这一方面是经过20多年的研究交流，许多基本的资料已经发掘和利用了，再发现新的资料比较困难；另一方面是一些学者不肯下苦工夫发掘资料，如下功夫，沙里淘金，仍可发现蕴藏着的宝藏。
对未来华侨支援祖国抗战研究的展望，笔者认为有这样几个方面：
(一)永恒的主题。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和无穷无尽的精神资源。但爱国主义的内容和形式又有某种时代性和局限性。从某种意义上说，爱国主义的价值也是不等同的和永恒的。如古代的爱国主义大多有忠君报国思想，不一定适合、也不应拿今天的爱国主义来衡量和比较。爱国爱乡，也是广大华侨固有的传统美德，而且在华侨支援祖国抗战中体现得最为典型。抗战期间华侨为支援祖国反对外敌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这种爱国主义是没有时代局限性的，其价值是永恒的，任何时候都不会贬值。因此说，这是一个永恒的不受时代局限的研究课题，是一个有生命力而且永远不会过时的研究课题。
(二)没有穷尽的研究课题。经过祖国大陆、港澳台及海外学者多年的研究，华侨支援祖国抗战的成果可谓汗牛充栋，但这一研究是永远不会穷尽的。因为这是一个资源广泛的世界性课题。“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侨”，而有华侨的地方就开展过支援祖国抗战的爱国活动。现在学术界对这方面的研究基本上聚焦于国内，而对世界各地华侨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的资料、形式、特点、影响的发掘和研究都很不够。如抗战期间广大华侨在世界各地原有的和新创办的侨报近140种，还有一些侨办期刊，这些侨报侨刊都不同程度地支持、宣传和报道过祖国抗战，现对这些报刊资料的发掘和利用微乎其微；抗战期间华侨的抗日爱国团体(包括原有的和新建立的)共有3900多个，学界只是对几个最大的、活动最多的有所介绍和研究，其他大多数侨团基本上没有研究；再如抗战期间华侨共有近800万人(港澳台同胞不计)，有400多万人参加过不同形式的抗日救国活动，学术界只是对少数侨领富商，及少数有突出爱国活动的人物加以介绍，还有很多人开展得有声有色的抗日活动的研究是空白点，华侨抗战人物的研究还大有潜力可挖。如此等等，可以说这是一个没有穷尽的研究课题。当然，也是一个难度很大的课题。
(三)共识最多的课题。中华民族、炎黄子孙、中华同胞，包括大陆同胞、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并延伸到海外华人。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是上述所有炎黄子孙共同致力的民族解放事业，是事关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广大华侨支援祖国抗战，是中华民族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任何一个中国人，任何一个阶层，任何一个党派团体，只要有国家民族意识，对于中华民族这场亘古未有的反对外敌侵略并取得空前伟大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均有着共识，有着共同的语言。正因为如此，从1949年新中国建立的50多年来，在海峡两岸为数不多的社会科学的学术交流中，才有了1999年两岸的学者共聚一堂召开的“海峡两岸‘华侨与抗日战争’学术研讨会”，并在会上进行坦诚的学术交流。可以说，这是全世界所有的中国人包括华侨华人最大的共识之一，这就为有关研究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和广阔的空间。
鉴于以上原因，笔者认为华侨支援祖国抗战是一个无穷无尽、有着很强生命力的研究课题。
注释：
①这5部著作分别为曾瑞炎著《华侨与抗日战争》(四川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任贵祥著《华侨第二次爱国高潮》(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黄慰慈、许肖生著《华侨对祖国抗战的贡献》(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任贵祥著《华夏向心力——华侨对祖国抗战的支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黄小坚、赵红英、丛月芬著《海外华侨与抗日战争》，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
②参见任贵祥：《华侨与祖国抗日战争》，载郭德宏主编《抗日战争史研究述评》，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378—387页。
③叶锋(“东团”团长)为《赤子丹心》写的序言，见《赤子丹心》“序言”第2页，中国华侨出版社1998年版。
④黄小坚主编：《海峡两岸“华侨与抗日战争”学术研讨会文集》，中国档案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⑤唐凌、曾晓玲：《抗战时期华侨对中国矿业的支持》，《八桂侨史》1997年第4期。
⑥参见任贵祥著《华侨第二次爱国高潮》第7章“战时华侨文化救亡运动”。
⑦周南京：《太平洋战争期间东南亚华侨地下抗日报刊》，载黄小坚主编：《海峡两岸“华侨与抗日战争”学术研讨会文集》，第50—58页。
⑧《世界历史》2000年第3期。
⑨⑩(11)黄小坚主编：《海峡两岸“华侨与抗日战争”学术研讨会文集》，第85、164、186页。
(12)李盈慧：《抗战时期华侨抗日捐献与相关纷争》，台湾“华侨协会总会”主编《华侨与抗日战争论文集》上册，台湾海宇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9年版，第67页。
(13)[日]菊池一隆：《抗日战争时期的华侨和中国工业合作运动》，《抗日战争研究》2003年第2期。
(14)任贵祥：《泰国侨领蚁光炎抗日救国史事评述》，《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4期第234—247页。
(15)任贵祥：《司徒美堂与抗日战争》(原文为《华侨支援祖国抗战的楷模——司徒美堂》，发表时改为此题)，《史学月刊》2004年第11期。
(16)陈克振：《兄弟同心抗日寇——记华侨抗日英雄庄惠泉、庄朝松》，《福建党史月刊》2005年第8期。
(17)陈文敬：《菲律宾女侨领颜敕与抗日妇慰会》，《福建党史月刊》2005年第8期。有关颜敕抗日救国活动的事迹，上个世纪90年代曾有人介绍过，如郑惠英的《回忆李清泉夫人颜敕女士》，吴今宽、刘浩然的《李清泉夫人颜敕及〈菲律宾华侨妇女劳慰会〉(应为慰劳会——笔者)二三事》，载泉州华侨历史学会编《华侨史》1990年第4辑，但该杂志系内部刊物，故知之者不多。
(18)黎远明：《抗日战争时期华侨精英云集桂林》，《八桂侨史》1997年第4期。
(19)该著是在前述沙健孙主编的《中国共产党通史》第3卷的部分章节与第4卷合并而成，有关“中共在抗战时期的侨务工作”这章内容相同。见沙健孙主编《中国共产党与抗日战争》第12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20)林联勇：《永春华侨与抗日战争》，《福建党史月刊》2005年第10期第18页。有关情况在郑炳山的《毛主席为马来亚华侨题词》(原载《泉州晚报》1995年8月，并收录泉州华侨历史学会编《华侨史》第7辑)中也有所介绍。
(21)上饶集中营名胜区管委会：《侨乡赤子 不朽军魂——记李子芳烈士》，《福建党史月刊》2005年第10期。
(22)林卫国：《战斗在山西抗日前线的归国华侨》，山西《党史文汇》2005年第8期。
(23)台湾“华侨协会总会”主编：《华侨与抗日战争论文集》上册，第1—20页。
(24)参见任贵祥著《华夏向心力——华侨对祖国抗战的支援》第2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25)具体情况参见任贵祥：《华侨与祖国抗日战争》，载郭德宏主编《抗日战争史研究述评》，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378—387页。
(26)段梅译：《东条英机、胡文虎会谈要旨(纪录稿)》，《近代史资料》总第85号。
(27)任贵祥：《华侨支援祖国抗战研究点评》，《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3期第28—31页。
(28)黄小坚：《关于华侨与抗日战争研究的若干问题》，台湾“华侨协会总会”主编《华侨与抗日战争论文集》上册，第32页。
(29)甄炳华：《南侨总会与华侨社会的分合隆替》，参见黄小坚主编：《海峡两岸“华侨与抗日战争”学术研讨会文集》，第202—211页。
(30)陈嘉庚：《南侨回忆录》，香港草原出版社1979年版，第111页。
(31)陈嘉庚：《南侨回忆录》，第302—303、324页。有关具体情况参见任贵祥著《华夏向心力——华侨对祖国抗战的支援》，第61—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