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中国学研究的当代转型和未来发展趋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德国论文,国学论文,未来发展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7.8
中国是有着悠久历史和独特东方文化的发展中大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社会变迁，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经济社会结构。中国的发展在改变和重塑自身的同时，对外部世界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直接影响着包括德国中国学在内的国外中国学的研究。伴随着德中两国经济、贸易、文化等方面交往联系的加强，德国中国学研究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日益凸显，不仅有力地推动了国外中国学的发展，而且对于中国国内社会科学学术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从德国中国学研究所处的社会历史背景变迁出发，本文将着力分析目前德国中国学研究的现状和特征，探析其在学术转型过程中未来发展的一些趋向。
一、德国中国学发展历史背景的变迁
1.传统汉学与汉学传统塑造的德国中国学早期阶段
作为国外中国学研究的主要国家之一，德国有着很悠久的汉学传统。长久以来，德国的一些学者和汉学家就对中国表现出了浓厚的研究兴趣。在长期的发展中，德国汉学与德中之间的经济、文化互动相联系，并且直接受到一些德国学者的文化学术研究活动而催生和推动。其中，汤若望(J.A.Schll von Bell)、基尔彻(A.Kircher)、拜尔(T.S.Bayer)、克拉普罗斯(J.Klaproth)、弗兰克(O.Franke)、福克(A.Forke)、卫礼贤(R.Wilhelm)、马克斯·韦伯(M.Weber)等学者对中国的研究，增进了德国学术界对在地缘上与德国相距甚远的古老国度——中国的认识，推动了汉学作为科学的发展以及汉学学科自身的形成。在这一时期，德国大学汉学课程的设置和汉学大学教育在德国的创办，为日后汉学研究奠定了未来发展的基础。同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德国的汉学家和致力于中国问题研究的社会科学家通过自身不懈的学术努力，丰富了学术界和思想界对于东方文化以及人类社会历史进程的认识。对德国传统汉学和中国学的考察是研究当代德国中国学发展变化不可或缺的环节以及本研究的逻辑起点。
2.政治大变革时代下的德国中国学发展背景
德国中国学的发展与德中两国的国内政治及国际政治生态密切相关。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德国统一的45年间，不仅中国国内政治发生了深刻变革，同时德国也经历了政治变革，对于德国中国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949～1978年，中国由一个贫穷落后、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基本政治经济制度，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推进国家经济建设。20世纪60～70年代的中国国内政治运动影响了国际社会，也深刻影响了德国中国学的研究。
1978～1989年，对于中国和德国同样都是变革的时代，社会政治和经济发生了深刻的变迁。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确立了改革开放的路线，中国经济步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经历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转型。同期，德国经济在战后实现了历史性的发展。但是，在德国国内政治上，这一时期前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还处在由于冷战对抗所造成的国家分裂局面之中，处于不同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之下。因此，就整个德国的中国学研究而言，其学科发展和分布是不均衡的，而且学术研究无法实现融合发展。
3.经济大变革时代下的德国中国学发展背景
1990～2010年的20年间，是世界相对和平发展与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的时期。冷战结束后，德国实现了国家统一，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并作为一个经济大国在世界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的影响力。2009年，按照目前价格计算，德国 GDP(国民生产总值)达到33527.4亿美元。①期间，中国与欧盟的经济合作继续发展，两国之间的经济关联度进一步增强，中国成为德国重要的海外市场，两国之间的经济互动和依存进一步加深。据德国联邦统计局的统计，德中之间的进出口贸易在历经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较为平稳的增长后，进入21世纪以来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从1980年到2007年，德国向中国出口额和德国从中国进口额分别从10.63亿欧元和7.5亿欧元增长到299.23亿欧元和546.49亿欧元。②中国与德国成为重要的贸易伙伴，经济、贸易和文化联系交流更加广泛深入。而对于中国而言，中国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持续快速增长，城市化、市场化和现代化进程不断推进，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进一步加快，经济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出现了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和新的社会阶层。进入21世纪以来，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经济日益融入世界经济之中。2001年11月10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经济的全球影响进一步显现。在改革开放30年的基础上，2008年中国成功举办了北京奥运会，使国际影响进一步扩大。
1990～2010年的20年间，中国经济的发展以及在社会变迁中所发生的深刻变化，成为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重要现象，德国中国学研究特别是当代中国研究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因此，深入研究中国，客观认识中国，成为德国中国学研究的重要学术使命。对中国的研究已不再仅仅是个别学者的个人学术兴趣，而成为现实的社会需求。这种社会需求转化为德国中国学研究的重要推动力，客观上推动着德国中国学的转型发展。
二、德国中国学研究转型发展的主要特征
德国传统汉学研究③与当代中国研究④从不同的维度研究中国，对于客观认识中国具有彼此不可替代的价值。从德国统一到现在，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生活的变化，德国中国学研究呈现出了一些新的发展特征，在学术研究规模扩大的同时，产生了渐进性、适应性和结构性的变化。
1.德国中国学研究的渐进性变化
(1)德国当代中国研究的学术重要性在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在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中国国内的政治、文化和社会等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是，由于历史和现实等诸多方面的原因，德国学术界对当代中国的研究相对薄弱，同时，部分德国民众对中国的认识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局限性和片面性，表现出某种程度的刻板化和模式化特点，与快速发展和急剧变迁的当代中国现实存在一定的距离。面对快速发展和不断变化的当代中国，以研究中国古代历史与文化为重要学术传统的德国汉学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学术研究缺位以及解释能力不足的问题。因此，秉持社会科学研究客观、准确和价值中立的宗旨，德国的当代中国研究应运而生，并且在客观认识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推动德中关系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对于全面认识当代中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2)德国中国学研究的渐进式变化，还较为突出地表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中国学研究的当代复兴和稳步发展。
在这方面，德国中国学教学与研究规模的扩大成为这种渐进式变化的显著表现。在德国中国学稳步发展的过程中，专业教学和研究机构的设立成为德国中国学研究不断发展的基础。德国的一些主要大学，如科隆大学、波鸿大学、图宾根大学、维尔茨堡大学、汉堡大学等，都设有汉学系，部分大学还在汉学系设立了新的教授岗位，开展中国以及当代中国的教学研究工作。德国一些专门的研究机构，如德国全球与地区研究所，对中国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在当代中国研究领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此外，一些大学的社会科学学院聘任中国专家。杜伊斯堡大学、特里尔大学在20世纪90年代进行了尝试，以期通过制度创新，推动中国学研究的更大发展，使中国学研究更加紧密地融入社会科学的研究领域之中。
2.德国中国学研究的适应性变化
(1)德国中国学研究发生的适应性变化，源于研究客体变化所产生的顺应性。
德国中国学的发展和当代转型不可能脱离德中关系的变化以及作为研究对象的中国现实状况而孤立展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巨大变化以及中国在国际事务中作用的扩大，对于中国知识与理解的需求相应地增加。正如国外中国学学者所言，“在很大程度上，中国观察(研究)的变化源自于中国自身的显著变化。”⑤因此，德国中国学研究的适应性变化，根本原因在于当代中国的发展正在重新塑造中国形象和中国文化。在世界政治生态与世界经济不断发展变化的背景下，中国在既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通过采取自己的发展方式而发生了深刻变化，这种变化的特殊性和当代中国发展所表现出来的新特征，使得传统的中国学研究无法固守其既有的学术研究理念与研究范式，而是必须适应研究对象和学术研究背景的变化进行适应性调整与创新。这种适应性的改变不仅是传统汉学与中国学研究自身存在和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传统的汉学与中国学研究在实现自身学术转型的过程中提升学术地位的现实需要。同时，这种适应性变化还成为经济全球化时代下德中两国之间经济、社会和文化交流更加紧密的现实回应。
(2)德国中国学研究的适应性变化还表现在研究领域的扩展上。
当代德国汉学研究视角和学术理念的变化，特别是对当代中国研究的吸纳，推动着德国中国学研究领域的扩展。从关注中国古代的历史与文化，到逐渐包容、吸纳当代中国研究，德国传统汉学和中国学在发展中逐步凸显了其学科本身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目前，德国的中国学研究从以往将研究视点较多集中在中国大陆，逐步扩展到包括香港、台湾等在内的两岸三地大中华研究。在具体的研究内容上，从过去较多地研究以德中贸易和中国经济的外部关系为代表的中国大陆经济发展研究，逐步扩展到包括政治和文化等在内的综合研究，包括中国的外部经济关系、与欧盟的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中国的私营经济、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台海关系、公民社会、地方选举、社会变迁、社会流动等广泛内容。特别是从国际视野看，德国中国学研究在诸多领域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努力，例如，德国中国学研究在中国农村和城市的地方自治、法制建设、经济结构转型和人口问题研究等方面都做出了较大的学术贡献。这种变化的产生，从根本上说源自于中国改革发展所引发的多领域和多层面的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变迁。由于私营经济快速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经济社会结构，私营企业主正在形成新的社会阶层。学者们在此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其中，德国著名中国问题研究专家、杜伊斯堡大学政治学研究所和东亚研究所所长、前德中友协主席托马斯·海贝勒(Thomas Heberer)教授撰写了《中国和越南的私营企业家：作为战略性群体的社会和政治功能研究》，提出了中国私营企业主是战略性群体的观点，成为这一研究领域的国际前沿性著作。此外，近些年来，一些研究课题，诸如中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中国政治文化的未来前景以及中国模式和发展道路等，为德国中国学学者所注重，并提出了相应的理论观点，引起中国学术界的重视和关注。
3.德国中国学研究的结构性变化
德国中国学研究在当代转型发展中所表现出来的结构性变化，是德国中国学研究适应性变化的延伸，也是德国中国学新的学术研究力量代际生成的结果。同时，这种结构性变化与作为研究客体的中国自身在改革发展中所产生的结构性变化密切相关。
(1)作为德国中国学研究客体的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以及对外部世界影响的结构性变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对外部世界的影响经历了以政治和意识形态影响相对突出到以经济和国际贸易影响相对显著的转变。建国后，中国逐步建立了以单一公有制为特征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近30年的工业化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建立的过程中，国民经济获得了较大发展，但是，在一些历史时期也遭受了严重的挫折。在这一时期，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影响从国内走向世界，影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引起了包括德国中国学在内的西方思想界和学术界的关注。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在此后的30年间经济快速发展。自21世纪以来，中国成为世界上重要的经济体，与其他国家的经济联系更加广泛和深入。中国经济在受到世界经济影响的同时，也对世界经济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此，这一时期中国对外部世界的影响更显著地表现为经济和贸易的影响，中国发展模式和由此带来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变化成为德国学者研究的重要内容。
(2)德国中国学在转型发展中学术研究主体和价值取向出现了结构性变化。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21世纪以来，德国当代中国研究呈现较快的发展态势，研究成果不断出现，在整个德国中国学和汉学研究成果中的比例趋于上升。近年来，德国传统汉学接纳当代中国研究，推动了德国中国学的结构性变化。在此方面，传统的经院式德国汉学研究在继续保留其固有学术传统的同时，以关注现实为突出特征的现实主义学术研究取向凸现，成为德国中国学的重要发展取向。
在德国中国学学术群体结构上，目前从事当代中国研究的学者趋于增加，学术研究群体呈现扩大趋势，尤其突出地表现为“新生代”德国中国学学者群体的出现。伴随着德国中国学的发展，具有丰富的中国人文知识并且兼具中英文多语言能力以及熟悉现代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德国中青年学者不断进入中国学研究领域，成为新生代的德国中国学学者，推动着德国中国学学者在专业背景、知识结构、研究领域、学术视角等方面的多元化发展。
但是，德国中国学在实现结构转型发展的同时，也存在着制约德国当代中国研究更大发展的结构性问题。例如，教授职位设置比例失调，政治学学科占有较大比例，而社会学和人类学的重要性没有得到应有的体现。关于中国经济和工商业教学与研究的教授岗位也十分有限。因此，无论是从学术发展的需要还是从社会需求看，教授职位设置失衡都是较为突出的问题。但是，由于不同学术部门之间难以达成协调一致等诸多方面原因，这种局面似乎在短期内难以得到改变。
三、德国中国学研究的未来发展趋向
从德国中国学的发展历程、特征及其学术研究外部社会环境的变化看，未来的德国中国学研究将在继承原有的汉学和中国学学术传统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并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
1.社会需求和学术重要性的增长将推动德国中国学继续稳定发展
德国中国学的当代发展是其历史发展的延续和对当代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中国现实的回应。德国中国学研究的当代发展体现了其严谨、求实的学术传统；同时，伴随研究客体和社会需求的变化，德国的当代中国研究正在转型发展中发生着适应性的变化，出现了一些新的发展趋势。其中，德国中国学研究的稳步发展是未来德国中国学发展的总趋势。尽管德国中国学研究存在诸如语言、实施条件等现实障碍，但是，随着德中两国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的加强以及中国的社会变迁，对中国知识的社会需求日益增长，促使人们深入认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路径和发展模式，这些都推动着德国中国学研究成为一个重要的学术研究领域，它的稳步发展是现实的需要和历史的必然。
2.对当代中国的研究将在德国中国学中具有更加重要的地位和价值
中国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时间里，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深刻转型，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对世界政治经济的影响将进一步显现。因此，深入研究中国的当代发展和社会变迁十分必要，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在此方面，德国中国学通过历史与现实研究的双重视角推动着研究的发展，使这种研究更加深刻地反映中国的历史与现实。
3.传统汉学和中国学吸纳当代中国研究并实现融合发展是必然的趋势
事实上，德国的汉学正在适应现实学术环境的变化并拓展原有的研究，包容和吸纳当代中国研究。这种接纳、包容与融合是对传统汉学发展的理念创新，推动着传统汉学与中国学研究的当代转型，成为现代中国学发展的显著标志，对德国中国学发展路径和学科自身的发展都将产生深刻影响。从近年来德国中国学与当代中国研究的互动关系看，对当代中国的研究正在成为德国汉学界关于中国研究的重要领域，同时关于当代中国研究的成果不断出现，影响不断扩大。因此，传统汉学包容、吸纳当代中国研究，并且与当代中国研究实现互补与兼容，提升了汉学研究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推动汉学由传统的经院科学向学术性和应用性双重维度发展，扩展了学科发展空间，使得学科的理论性、实践性和社会价值得到新的提高。
4.德国中国学研究队伍的组织化和融合化程度将进一步提高
与德国汉学早期发展阶段的学术研究主要由汉学家个体的学术兴趣和行为所致不同，现代德国中国学的研究更多地体现为组织化的行为。在此，德国中国研究学会(DVCS)和德国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学会(ASC)多年来始终保持活跃，并通过年会的方式将不同学科的中国学学者集聚在一起。其中，德国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学会正在日益成为国际学术交流的平台。同时，德国中国学学者在学术研究上由个体化向较高的组织化程度的发展，顺应了现代学术研究团队化的发展趋势。目前，德国中国学学者在国外中国学的学术组织和学术团体中正发挥着积极而重要的作用。例如，在欧洲的中国学学术团体中，不少德国中国学学者加入到欧洲汉学学会(EACS)、欧洲中国学术网络(ECAN)、欧洲台湾研究学会(EATS)、欧洲中国农业农村发展大会(ECARDC)等学术团体，通过跨国界的学术交流，加强了国际学术研究的合作，推动学术成果的产生和共享，提升了学术研究的水平。未来，随着中国国际影响的扩大以及德国中国学学术研究的发展，这种学术研究的组织化和国际化程度必将得到进一步的提高。
5.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运用和创新成为德国中国学在研究方法论上的发展趋向
德国中国学研究方法的创新，伴随着当代中国研究的开展而出现，从根本上说源于学术研究的现实需要，更是德国中国学研究价值取向和学术转型在方法论上的体现。在当代德国中国学和方法论运用的关系上，是研究需要决定研究方法，而不是相反。特别是在德国中国学发展的过程中，呈现一定程度的国别学发展态势，客观上要求德国中国学研究必须在学术研究的价值理念和方法论上进行适应性的调整，将现代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植入传统汉学和中国学研究的学术传统和研究方式之中，从经院研究的学术取向转为注重综合运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和突出以经验主义为特征的学术研究理念和导向。从目前德国中国学研究方法的运用上，当代中国学的研究方法从传统汉学注重文献研究的倾向走向运用现代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开展对有关问题的研究，包括采用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方法，使得对于中国问题的研究更加深入和准确，也为当代中国学研究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方法论基础。此外，在学术观点的表达上，越来越多的德国中国学学者使用英语作为工作语言来表达学术观点，发表研究成果，从而扩大了德国中国学研究的国际影响。
总之，德国中国学研究在学术成熟性、研究方向、群体结构等方面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以社会科学方法来研究当代中国成为一种普遍的发展趋势。为了更好地理解具有数千年历史的中国，需要实现传统汉学与当代中国研究的共同发展，同时还需要在当代中国研究方面解决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等学科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此外，在顺应学术研究国际化发展大趋势的同时，面对不断增长的社会需求，德国中国学学者还需要在为公众提供有关当代中国及时、准确的信息方面给予更多的考虑。
注释：
①资料来源：德国联邦统计局网站，www.destatis.de/jetspeed/portal/cms/。
②同上。
③传统汉学研究主要基于人文科学方法，尤其注重文献研究，主要研究中国的历史和文化等。
④当代中国学研究主要是运用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也包括经验研究，注重对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研究。
⑤Robert Ash,David Shambaugh and Seiichiro Takagi,International China Watching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Coping with a Changing Profession,in Robert Ash,David Shambaugh and Seiichiro Takagi (eds.),China Watching:Perspectives from Europe,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New York :Routledge ,2007.p.2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