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恩博格的技术批判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博格论文,理论论文,技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7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370(2003)01-0049-04
美国圣迭哥州立大学哲学教授安德鲁费恩博格(Andrew Feenberg)是一位出类拔萃的技术哲学家。在过去十年中，他的若干部重要著作显示了技术批判理论对技术的道德和政治批判今天依然有现实意义。唐伊德把技术哲学流派分成埃吕尔学派、海德格尔学派、实用主义学派和马克思主义学派[1]。曾经是马尔库塞的学生和助手的费恩博格从来不否定他的思想起源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他现在可以说是技术哲学领域中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本文无意于全面分析费恩博格的技术哲学思想，只是想对他的技术批判理论理出个梗概，以期引起更多学者的研究兴趣。
一
技术是现代社会里公共权力的主要资源之一，政治民主由于技术系统的专家们所支配的庞大权力而黯然失色。马克思早在19世纪中叶看到了这一点，认为传统的民主理论把经济和政治区别开来是错误的，只要人们不在产业的决策上有发言权，人们将一直被剥夺、异化。民主必须从政治的领域延伸到工作的世界，这是社会主义理想的根本需要。这个需要挑战了现代社会已有一个世纪以上了，可是今天看来，多数国家没有比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更接近产业民主化。这种情况通常有二种解释：一种认为现代技术是与工作场所民主不相容的，许多人都同意在工业管理问题上权威主义的必要性；另一种是少数激进的理论家的主张，他们认为技术不对产业的权力集中负有责任，现代技术确实有助于权威主义管理，但是，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中，技术也能民主地运作。
韦伯有名的合理化理论是反对工业民主的最初的论点，他把合理化定义为在社会生活中计算和控制作用的增加倾向，导致他所谓的官僚科层的“铁笼”。有人认为如果传统对合理化的反抗被击败，进一步的抵抗韦伯主义就只能仅仅靠非理性的生命力量。费恩博格拒绝接受合理的科层和非理性的抗议之间的两分法，认为社会的科层化和技术的进步的同方向是偶然的，并非是技术的必要。
技术建构论将技术纳入社会学的分析框架之中，他们寻找事例来说明技术可以以不止一种方式来设计，在种种不同技术可能性中存在着选择，某一种设计或人工制造物的成功很难说是一个简单的技术问题，而是成型或形成于特定的环境。技术建构论认为现代技术内容本质上不是破坏性，认为现代技术新奇之处只有根据它在其中发展的世界背景才能被充分理解。技术和技术实践是被看作是由各种参与者的社会利益驱动的过程。品奇(T.Pinch)和比杰克(W.Bijker)通过自行车发展的历史对此进行了有名的案例分析：自行车最初的轮子很大，它有利于提高速度，可作为理想的运动工具；但由于骑在这样的车上人的重心会很高，所以就变得极不安全，作为大众普遍使用的交通工具就受到了限制。这样，在自行车作为运动工具和交通工具之间就出现了矛盾。经过19年之久的改进发展，自行车最后变成了今天这样一种基本的模型，双轮变小，安全性提高，主要行使交通工具的职能，而这个过程就是用户造就的。[2]在技术建构论看来，是社会群体将意义赋予技术，社会环境塑造人工制品的特征，技术制品是向社会分析开放的。换句话说，社会因素进入了这一解释之中，技术性的设计标准由社会环境定义，这环境包括都市、建筑空间、工作场所、医学活动、生活方式等等。
费恩博格充分吸收了技术建构论的研究成果，把包括法国社会学家拉图尔等人的见解，应用于技术发展过程的研究之中，提出了技术发展的内容和方向问题。费恩博格相信，技术系统具有惊人的柔韧性，它不严格地强求社会；与此相反，技术系统能适应各种社会的需要。技术只是互相依赖的社会变量之一，虽然是愈加重要的一个。他认为社会价值能够决定并改变技术发展的方向，技术制品是社会建构的。社会规则在技术的发展和使用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因而，技术研究必须以这二个原则作向导：第一，技术发展不是单线的，而是有很多的方向，能沿着一个以上不同的轨道达到更高的水平。第二，技术发展决定于社会，而社会是由技术的和社会其他的因素共同决定的。
费恩博格认为技术作为一个社会客体理应象任何别的文化制品那样受到解释，如果有谁忽略大部分技术和社会之间的连接，那么就不奇怪把技术看成是自主的。在费恩博格看来，技术客体有二个可解释的方面，分别可以叫做技术的社会意义(Social meaning)和技术的文化视界(Cultural horizon)。社会意义的解释表现在上述自行车例子中。文化视界是指一套共享的文化假设，这些假设构成了生活的所有方面的不受质疑的背景。在现实世界各种不可预测的态度在技术客体周围具体化，影响较晚的设计变化，这些是技术进行现象的实质。在社会集团解释和使用技术客体的方法上的差异对技术客体不仅仅是外部的，而是使技术客体具有性质的差异。社会群众最终决定技术客体的命运和决定它成为什么、它被重新设计成什么、如何改进等。因此，人们能通过研究技术客体牵涉的各种集团的社会政治文化状况来理解技术发展。麦金太尔(A.MacIntyre)曾抱怨现代社会缺乏道德争论[3]。费恩博格认为现在的道德争论在麦金太尔所忽视的另外领域，即技术领域。道德律令不仅是让人们遵守的抽象规则，而且还固化到具体的人工制品中。因而，技术制品不仅构成了人们交往和沟通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还对形成道德共识起作用，即物质化的技术不仅改变客观的世界，而且还引导人们的道德行为并告诉人们什么是重要的。
费恩博格在1991年出版的《技术批判理论》一书中指出，技术系统是一个“政治批判和行动的客体”。[4]在费恩博格看来，现代社会的特权是基于技术居于其中的各种社会活动，包括在生产、药疗、教育和军事领域的活动；因而相应地，社会的民主化需要基本的技术和政治的变化，“除非民主能被扩展到传统的界限之外，扩展到技术领域，民主的使用价值将继续下降的，民主参加将枯萎，民主制度将逐渐消失”。[5]费恩博格相信并非技术拒绝民主，技术能支撑一种以上技术文明，技术可以被结合到比现在更民主的社会中。问题首先不在于法律权利，而在于人们的主动性和参与，以及人们学会采取多种形式抵抗具体的技术特权，以实现技术领域的民主化。
二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批评了技术的资本主义的应用，并展望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技术的解放力量。费恩博格认为，马克思著作中有两种技术理论，一种是财产理论，一种是劳动过程理论，“一种是基于资本主义的经济，而另一种是其组织形式的社会学”。[6]第一种理论认为财产关系的改变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关键，而建立非异化的生产机制被忽略了。不幸的是，第一种理论占据了社会主义运动历史的统治地位。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只认为生产力只需从资本主义制度下解放出来，所有的技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可以保留下来，技术本身是非政治的。而费恩博格却指出，卢卡奇、马尔库塞等人提出了生产方式的转变最重要的问题是技术机制的转变，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必须集中于重构国家、法律和技术过程，社会主义的实现不是通过其不可避免性，而是通过技术的可能性。
费恩博格认为，如果社会主义被理解为对生产的非异化关系，那么社会主义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生产机制的转变，这样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争论就变成了有关如何有意识地控制技术进步与发展的过程。由此费恩博格提出了一种新的技术批判理论，开创了一个技术批判理论的新研究领域。
受博格曼(A.Borgmann)的启发，费恩博格区别了“技术的工具理论”和“技术的实体理论”。技术的工具理论认为技术是纯粹的工具，完全独立于政治和社会的选择，技术具有合理性和普遍性的特性，技术在任何地方总是发挥着相同的功能，效率是仅有的真正的准则。费恩博格认为哈贝马斯基本上持技术工具论的观点，他没有从哲学和社会的视野来反思技术的发展及其内容。尽管哈贝马斯确实说明了整个技术理性如何使生活世界和公共领域不正常，但哈贝马斯把行为的技术模式和行为的交往模式区别得过于泾渭分明。
技术实体理论则认为技术已成为一个系统，把整个自然和社会置于其统治之下，人类和自然都成为了总体化的技术系统的一部分。以海德格尔和埃吕尔为代表的技术的实体理论则对技术的工具理论所认为的技术的工具性、中立性、合理性、普遍性提出质疑。在海德格尔“对技术的追问”和埃吕尔在论“技术现象”中所表现的技术决定论思想是步韦伯后尘，他们拒绝接受民主化社会的可能性。他们描绘了技术社会的地狱般的反面乌托邦(Dystopian)情境，认为我们受技术的支配，受技术系统的统治，技术越来越决定我们是什么。海德格尔认为高速公路和核技术破坏了传统文化，使之无法恢复；埃吕尔强调了技术的普遍性、自主性和决定性，认为技术具有与社会无关的自主性，类似科学和数学，其固有的本性是独立于社会。与科学和数学不同的是，技术具有直接而且强大的社会影响，好象社会命运至少局部地依靠一个影响社会而不受社会的影响的非社会因素。由于这些传统，技术哲学家很难完全摆脱这种反面乌托邦的影响，在费恩博格的书中依然可以看到这种影响。但费恩博格认识到乌托邦和反面乌托邦都不是现实的，他强调技术的非决定性。费恩博格认为：海德格尔和埃吕尔正确地指出现代技术的非中立性，但他过分地强调了现代技术的破坏性，拒绝接受任何技术问题的社会分析，对技术基本上采取一种听天由命的态度。
费恩博格在1995年出版的《可选择的现代化》是一本技术哲学的重要文献，书中每一章理论均与相应的一章具体实例相配合。书中费恩博格检查了二战以后大众文化中不断出现的对技术的批判，描述了反面乌托邦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如何通过科幻小说、间谍电影、广告进入到大众意识中，使大众产生“面对核时代的矛盾心理、道德怀疑和焦虑”[7]。那时的这些作品中无法控制的技术发展及邪恶技术统治者的统治成了主题，但也表达了一种宇宙中或在将来的“人类”智慧将制服它的希望。那时技术批判的目标是要重新获得人文精神，以逃脱技术的全面控制。费恩博格认为虽然这种反面乌托邦在今天已经有点过时，但它也是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因为它开辟了一个技术批判话语的空间。
在费恩博格看来，技术的工具理论和技术的实体理论在讨论技术时都有缺陷，他们都没有探讨技术选择的可能性。
马尔库塞反对技术的决定论解释，强调存在多种技术理性。费恩博格认为，尽管马尔库塞在技术批判方面有了一个正确的起点，但马尔库塞没有找到一条民主改革技术的道路，没有使他的理论具体化。费恩博格声称“我们必须从中能够得出一个合理性的可选择理论，这将让我们看到了人类价值如何能够结合到技术结构中”。[8]费恩博格的目标就是探索这样一种可能性，他为“反本质主义”的技术哲学和现代化理论辩护。
反面乌托邦的思想者建议的办法或是全盘抛弃，或是全盘革新。费恩博格认为，对技术文化的反面乌托邦的观点归根到底是非生产性的，费恩博格自己提倡一种内在的批判。换言之，不是要找到一种逃避反面乌托邦的办法，而要从技术文化内部向前走。反面乌托邦的想象损害我们这样做，它使我们无法认清技术多样性。社会建构主义理论有助于我们从这种反面乌托邦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尽管费恩博格似乎强调物质技术作为改革的途径，但有时也包括社会的技术（如设计和重新设计市场经济系统和其他社会机构）。
技术在费恩博格看来是用于社会的各种合理手段的总和。受技术建构论的启发，费恩博格提出了“技术准则”(Technical Code)这一概念，技术准则不是独立于背景的，而是通过社会影响和冲突建立起来的技术设计标准。他认为诸如效率之类的技术需要内在地与社会占统治地位的规则和价值观联系在一起。费恩博格用了童工例子说明技术准则：基于社会道德考虑，过去，技术人员设计了仅适用于成人的机器，而现在禁止童工的技术准则已内化到设计过程中。
另外，费恩博格还指出，通过剧烈的社会斗争，安全设计现在也内化到许多建设过程的设计中。费恩博格认为设计受社会和技术两个因素的影响，技术制品或系统是这两个因素作用的结果。潜在的应用者的需要和期望对技术设计的每一步都有影响。即使产品已经出来，人们也可以寻求产品的新的意义，以新的方式使用技术，甚至导致以新的方式重新设计技术。费恩博格认为社会利益在技术发展中起着一个持续的作用。“技术选择是‘非决定’的，最后的决择取决于在它们与影响设计过程的各种社会集团的利益和信念之间的‘适合’”。[9]费恩博格通过AIDS病患者参与AIDS病治疗过程，并改变AIDS病治疗程序的案例，说明医学也是“非决定”的，技术准则也体现于技术程序中的。
马尔库塞认为技术理性已变成政治理性，技术统治和政治统治是晚期资本主义极权的两个方面，社会的统治固化在技术之中，单面性的社会是一个压迫性的社会。福柯在论述知识与权力的相互关系中表达了类似的看法：知识的产生并非是中立的，总与一定的权力的实施相联系，在规划和设计房屋、医院、监狱、学校、城市时，都体现了一定的统治需要，现代社会是一个大监狱。马尔库塞和福柯虽都号召人们起来反抗，但两位思想家都描述了一个人们失去了反抗的立足点的社会，他们的理论很难使人相信这种反抗会取得成功。费恩博格以为问题出在他们的技术哲学，克服他们的困境的办法是引入技术准则概念，技术准则是可以改变的。
费恩博格利用法国微电信(Minitel)的例子，说明技术准则是可以改变的。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法国政府分派了数百万的免费终端给电话用户，形成一个称之为微电信的系统，以方便人们获取信息。该系统的工程设计人员开始根本没有想到该系统会成为通信的工具。在1982年，就有大批黑客利用Minitel作为通信工具。法国行政官员开始对这种技术系统的“误用”非常生气。随之有一场关于如何定义新媒介的公开讨论：是把它定义为信息工具？还是把它定义为通信工具？而这场争论很快因为有大批的法国公民应用他们的终端来进行社会交往而停息了。这个微电信系统被使用者改变了，这说明使用者能“重新设计”技术。费恩博格指出电话的发展也是如此，开始电话只用于商务或传教之类活动，后来使用者（主要是家庭主妇）逐渐把电话变成了通话工具。
三
费恩博格在他的技术批判理论基础上提出了可选择的现代化理论。费恩博格在两种意义上定义现代化，一种是狭义的，一种是广义的。狭义上的现代化就是现在西方的现代化。西方的现代化有一些明显的特征，它是资本主义的，是一种消费文化。费恩博格认为合理性也存在于前现代社会中，那时也有法律系统和游戏规则等，但是那时的合理性存在于有限的社会领域，而且与再背景化(Recontextualization)的过程及社会的等级制度相协调。相反，在现代社会，合理化活动从这种再背景化中解放出来，依赖于统一的逻辑的和科学的准则，而不是偶然的需要或传统。这种合理化活动就可以被使用到不同的社会领域而不需要进一步的证明。诸如技术、科学、市场、法律等合理化的系统在现代社会中有特别的作用。在费恩博格看来，没有合理化的普遍的原则，特定的合理化总是受相关的利益驱动，而不是受普遍原则驱动。这就意味着不同的合理化总是可能的，在现代社会中采用的合理化也不是现代化仅有的一种形式。现有的合理化支持控制劳工的等级制度，这是资本主义的特征，它剥夺自然，并且压制任何其它文化形式。
根据费恩博格的理解，广义现代化是建立合理社会的事业。在现代社会，技术准则反映了资本主义合理化，它体现了权力和利润的特权，并以牺牲工人和环境价值为代价。费恩博格认为现代性是可选择的，现代化的资本主义形式可以以一种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形式替代，当代维护统治阶级利益和价值观的技术准则可以用另外一种技术准则，即社会主义的技术准则来代替。这里费恩博格认为技术设计是关键，技术合理性不仅是一个信仰，一种意识形态，而且是有效地固化到机器结构设计中的东西。如果人们要改变现有的合理化的理念，就应该改变体现于技术设计中的现行合理化。
费恩博格认为技术可从很多的可能的组合中选择出来，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指导这个选择过程，技术选择具有相对性。这些情况今天特别出现于环境的运动中。很多的环境保护主义者赞成技术变化既要保护大自然，也要改善人的生活。不过，费恩博格认为这些愿望非常难以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实施，因这种情况是政治的结果。所以环境问题的解决须靠社会政治文化结构的改进。[10]根据费恩博格的理解，现代性是以合理性和技术进步为标志的，技术或现代性是没有本质的，受特定的社会、历史、政治和美学文化的影响，反映了社会的权力结构。现代性和技术一样，是可以批判并进行民主的变革的：统治它们的规范并不是前定的，而是创造性过程的产物。因此，现代性有不少可选择的形式。用费恩博格的话来说“现代技术既不是拯救者，也不是不可改变的铁笼，而是文化架构的新形式，它充满着问题，但是是可以从内部进行改革的”。[11]费恩博格的结论是：“技术不是人们必须选择或反对的命运，而是对政治和社会创造性的一种挑战”。[12]
有人认为现代性只属于现代欧美文化，其他“非现代”文化若要实现现代化，他们也不可避免地要“西化”。费恩博格不同意这样的看法，他认为现代性只是偶然地与今天的欧美文化相联系。费恩博格探究了现代性不是欧美文化内在特性的可能性，并以日本成功地把现代性与其传统相结合为例子，证明这种可能性的存在。
四
费恩博格本人从事过技术工作，[13]他把非常广泛的理论探讨与具体经验事例结合起来，这与美国技术哲学研究的“经验转向”是一致的。[14]这可能也应该是我们以后研究技术哲学的方向。费恩博格理论是创新的技术批判理论和社会建构理论相结合的产物，他的几本著作中核心的问题是探讨了技术的民主改革的可能性，这种探讨是有开创意义的。费恩博格的技术批判理论不同于肤浅的技术乐观主义和阴沉的海德格尔式的“仅仅神能救我们”的悲观主义。费恩博格强调物质技术，尤其强调生产技术，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是一致的。他的积极行动取向也符合马克思实践观。
费恩博格的技术哲学给我们很多启示。他的可选择的现代化理论对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有特别的现实意义。我们要研究社会主义与中国文化的关系，要看到现代化的可选择性，特别应仔细研究社会主义与技术变化的具体关系。对于马克思的著作，我们应更注意研究其技术思想。我们要实现一个能支持更宽广范围的价值的新型社会主义技术社会。在技术设计中要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设计者要把社会大背景中展现的因素考虑进去，充分考虑到技术的外在效果。技术论争应当成为社会主义民主不可缺少的特征，并使这些论争变成我们政治生活中的常态。社会主义民主应使重新设计的技术客体能反映时代的先进文化，能更好地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收稿日期：2002-07-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