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国人对公共卫生建设的认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公共卫生论文,国人论文,民国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05X（2008）05－0046－09
所谓公共卫生（也称公共卫生学或公众卫生）是通过有组织的活动，以保护和增进人群健康的科学和技术，它涵盖疾病预防、健康促进、提高生命质量等所有和公众健康有关的内容，人们对之采取的行动称为公共卫生措施①。现代公共卫生源于19世纪中叶的西方，随着西学东渐，它也走进了中国的国门。正如当时有学者指出：“各各不同的文化要不通连而各自远隔着则已，只要有一线的沟通，他们就得发生一种动作和趋向，就是融合到同一高低。”② 也正因为如此，公共卫生为国人所接受和努力实践。进入民国以后，国人对公共卫生建设也有相当程度的认识，尤其是以医学界为代表的一部分知识分子，极力鼓吹在中国进行公共卫生建设。目前史学界对民国时期医疗卫生史已有一定的研究，但直接涉及公共卫生建设的研究成果甚少③。毫无疑义，研究民国时期的公共卫生建设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而且也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它能为今天的公共卫生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本文立足文本分析，试图对民国时期国人对公共卫生建设的认识作一初步梳理，以期抛砖引玉。
一、对公共卫生建设重要性的认识
19世纪中叶，中国被迫对外开放。但在西方人眼里，中国是“流行疾病的泉源”，是一个急需改善卫生状况的国度。19世纪后半期，随着中西交流的增多，现代公共卫生的理念不断传入中国，在中国社会中开始出现了对公共卫生的诉求，中国近代公共卫生事业也逐渐酝酿起来④。但至20世纪初，中国的公共卫生事业仍处于萌芽状态，即便到了20世纪30年代，姑且不论乡村“多半是芜秽不治的”，就是武汉、重庆等一些都市，也“没有所谓公共卫生”⑤。换言之，此时的公共卫生问题依然是困扰中国的一大社会病。为改变这一局面，民国时期一些有识之士极力呼吁进行公共卫生建设，并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进行公共卫生建设的重要性。
其一，认为公共卫生建设有利于预防传染病的发生。1915年俞凤宾曾撰文指出，“现在的医学已进入防病时代”，诸如种痘、劝导夏令卫生、设置自来水、制造防疫疫苗、海港检疫、学校卫生等，“莫不赖卫生行政之设施，故公众卫生，实为防病之关键，而亦进化之枢纽也。”⑥ 1931年钟惠澜在《论中国急宜发展公共卫生》一文中指出，现代公共卫生本身就导源于人类对传染病的预防，因此防疫也就成为“公共卫生发达之动机”，如“中世纪之隔离鼠疫，无非防御疫病之流行也。夫疫病杀人之甚，实足令人心寒，其为人类之公敌，无可讳也……近年来，鼠疫仍不时出没中国各地，令人不寒而栗，此外如天花、霍乱、赤痢、斑疹、伤寒等疫病，亦无岁不盛行，无时不杀人。人非木石，孰不贪生恶死，既为万物之灵，应知防微杜渐，未雨绸缪”，因此必须进行公共卫生建设以预防传染病的发生⑦。胡定安也认为，传染病“以其危害人民生命之迅速及其蔓延之猖獗故也，卫生行政之要点即在预防传染病，公众卫生上一切设施，均以预防民众传染疾病为原则”⑧，“假使公共卫生上必要的设施不完全，有了剧烈传染病蔓延，就可使社会不能安宁，人民的生活当然也要受到极大的影响。”⑨
其二，认为公共卫生建设关系到强国强种，是事关民族健康的大事。对此时人主要是以欧美列强的人口死亡率、人均寿命为参照系数，来论证在中国进行公共卫生建设的重要性。从人口死亡率来看，欧美列强在19世纪80年代人口死亡率为30‰，到20世纪20年代降至15‰，而同期中国人口死亡率为30‰，比欧美列强高出1倍。若中国以4亿人口计算，则民众每年“枉死之人”（当时也称“超格死亡”或“逾格死亡”）在600万人左右。“此六百万人苟加以适当之简易保护，即可使其能获健存，然今不幸而死，此皆卫生事业不振之故也。”⑩ 从人均寿命来看，同期英国人均寿命由40岁上升至58岁；美国纽约从1880年的36岁增至1920年的53岁，而中国人均寿命只有30岁(11)。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是因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国家“深知人民健康与否，与国家强弱盛衰有密切关系”，“欲强国必先强民”，因此极力提倡公共卫生，使公共卫生的发展呈一日千里之势(12)。反观我国，“人口众多，世界闻名，但量多质弱，健壮无病合乎健全体格标准者寥寥无几”。最典型的例证，就是在1941年以前国民政府在招收空军时，历次符合标准体格的人数仅占万分之一，以至国民政府不得不在1946年于成都设立一空军幼年学校，从小进行培养。因此，从利国利民的角度，政府必须积极倡导“改良生活环境，增进公共卫生”，来增进国民的健康(13)。故而有学者更明确地指出：国家设立国防与公安，是为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对于生命，军队警察只能“保障其平时之安全而不致发生意外之危险而已”，但生命的要素全在健康，一切足以危害健康的疾病疠疫等，“乃真生命之蟊贼，胜于刀兵盗贼奚啻万倍”，所以国家要保障人民生命和健康，必须把公共卫生建设作为“当前之急务”(14)；只有“明白民族力量的增进一定要提倡健康，尤其要提倡整个国民的健康，然后可以顾到中华民族的复兴。”(15) 蒋介石也认为，有了强健的身体和强健的体魄，“就可验一切强国的本领”，“自然可以保卫国家，发扬民族，使我们国家和民族能够永远适存于世界，不再受外国人的侵略压迫，或遭受任何的轻视和欺侮。”(16)
其三，认为公共卫生建设是社会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事关国家盛衰与民族复兴的大问题。胡鸿基在1931年指出：“公共卫生与国家之盛衰有莫大之关系。盖国家盛衰，以人民之强弱为衡，而人民能否强健，则以公共卫生为准。如知注重公共卫生，则一国国民，类能健壮有为，社会中生产力当然增加；生产力既能增加，国家之经济自然当裕，而国势以盛”；如不注重公共卫生建设，则“生产力自必低减”，“社会及国家反而增加救病济贫等之支出，一出一入，经济力上之损失，宁能数计。”(17) 张维在《公共卫生与民族复兴》一文中认为：“民族复兴是个经济问题，任何民族的兴旺和衰落，都以经济条件为枢纽，白种人能有今日，产业革命实在是一个主因。可是经济条件是一个复杂错综的条件，中间包含着种种的原素，而健康问题，确为其一。所以跟着产业革命几乎同时发生的，就是对公共卫生的重视。那时的公共卫生，虽仍不免带着封建制度遗留的臭味，不能完全超脱慈善事业的范围，而其趋向和端倪很显然是走上社会经济的道路。嗣后产业越发达，公共卫生越蜕化为社会经济之一部，到最近而纯粹是社会经济的一部”，反过来说，“公共卫生的进步和发达，一定是民族复兴的征象，而欲民族复兴，公共卫生之不可忽视。”(18) 姚永政则在一次演讲中以疾病所带来的经济损失来说明这一问题。他说，按有关卫生专家研究，每死1人即同时有22人生病，按照我国：30‰死亡率计，则全国4亿人中就有病夫2640万人；每位病人须20天方能痊愈，则全国病人每年要浪费52800万天；每个病人的医药费，每日以最低数目1角钱计算，总计为5280万元；在病人中有三分之一为从事生产的壮年，则其医药费为1760万元，其生产损失以每人每日2角计，则为3520万元，其医药费及生产损失合计为8800万元；如果办好公共卫生，能使每千人少死一人，则全国每年可少死40万人，也就减少病者880万人，同时省出的消费也有29333333元之多。所以投资公共卫生，“减少死亡，节省消费，两两相比，究竟孰得孰失呢？”(19) 钟惠澜则以经济学中人口市价（即每人一生所贡献于国家的价值）来论证公共卫生建设之重要，他说，若以2000元的人口市价计算，则我国每年“枉死”的600万人，其损失达120亿元；若加入培养、教育等费，则其损失达150亿元以上。“苟吾国公共卫生发达，则每年可以拯救六百万生命，节省一百五十万万元，以此数开发东北及蒙古、西藏，不特可以防御外人之侵掠，抑且富强之良策也。公共卫生虽费资颇巨，然其收利，总计之则远超其所费。”(20) 李廷安则直率地指出，正因公共卫生建设滞后，导致“这极大数目之金钱，是完全埋入泥土，化归乌有”。所以他认为，“公共卫生既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强种强国的问题”，因为公共卫生建设能“减少人民的死亡与患病率”，“减少人民的疾苦”，“增进国家的生产力”(21)。林竟成则强调，“中国目下最大的问题在于穷，愈穷愈需卫生建设”，因为公共卫生可以“增进民众工作效率，减少疾病死亡的损失，它本身就是一种社会经济的建设”(22)。
其四，认为公共卫生建设直接关系到国家地位和声誉。1915年俞凤宾在《论公众卫生之必要及其范围》一文中指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国犹身也，合无量数之细胞成身，未有细胞孱弱，而身能独健者；积百兆生灵而成国，未有病夫遍地，而国能独强者……夫欲卫国力，卫民力者，须先求人群之卫生；欲求人群之卫生者，须自公众卫生入手也”(23)。公共卫生常常影响到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和声誉。当时有学者也指出，“强国之道亦多矣，修武备、植人才、启富源、澄吏治，而民众之健康，尤系乎国之强弱。故近世各国，无不从事于公共卫生之设施，使全国人民，胥各有强健之身手，各勤劳其所事，共扶持其国家，站立于康强之水平线，而增高其国际地位。”(24) 伍连德则在一篇文章中说：“各国均谓中国为地球上最不清洁之国，相传成为话柄”，也“成谓传染病起于中国，闻之不胜忧愤……泰西各国有史以来亦即多传染之病，只以近来注重卫生之道，渐次消灭，而我国不讲卫生，未能除此灾疠”。但在中国办公共卫生并不困难，因为“我国人人天姿聪颖，苟有指导，如草被风，捷于影响”；若政府能“改革医学，谋进卫生之法……急起痛除诸弊，则国家与个人之名誉不难恢复。”(25) 钟惠澜则说，“吾辈苟欲我民族健全有为，能与世界各民族并驾称雄，则非先从事公共卫生之建设不可”(26)。
如果说上述情况，只是表明知识界对公共卫生建设重要性认识的话，那么1940年湖南省卫生实验处编发给全省保甲长《民众通俗卫生常识》手册中对公共卫生建设重要性的概括：减少死亡疾病、减少经济损失、减少精神痛苦、增加平均寿命、增进种族健康、增加工作效能、增加生产数量、提高国际地位、增进人类快乐、促进世界文化(27)，既表明国人对公共卫生建设重要性的高度凝炼，也表明国人对公共卫生建设重要性认识的理念在更广阔的空间范围内传播。
二、对公共卫生建设方针、目的和内容的认识
公共卫生建设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那么中国的公共卫生建设应采取怎样的方针呢？对此学者们在总体方面有较为一致的看法，即斟酌国情，走自己的道路。也就是说，“中国公共卫生行政之方针，不能一味抄袭欧美而须适合于中国国情”，而且“中国各地情形不同，各地卫生行政方针也不能一致”(28)。他们认为，与现代公共卫生发达的欧美国家相比，中国的公共卫生尚处于“发轫”阶段，但可“藉彼经验，供我参考，何去何从，惟我自择，外则借助他山，内则斟酌国情，勿专事摹仿，勿师心自用，参究精当而戮力同心以图之，不难后来居上。”(29)但在具体建设方针上，学者们则有不同的看法。1936年林竟成对当时学者们提出的不同建设方针进行了归纳和评述：其一，公共卫生建设是采“同时并进”还是“择要举行”？就目前国家财力来说，应“择要举行”，但就“卫生为国家百年大计”和公共卫生各项工作的关联性来说，应采“同时并进”。其二，公共卫生建设是“注重量的推进”或“质的改进”，抑或是“质量并进”呢？“质量并进，是最高理想，但按我国现在财力和人力，似乎难以办到；依我国的需要来说，目下公共卫生的设施，应注意量的推广，可是以少数的经费来谋量的推广，质的方面就难以十分顾到了……事业不免流于幼稚化或表面化，这是很容易失去民众信仰的”；如果“先谋质的充实不积极于量的推广”，虽能稳步前进，但无法满足社会对公共卫生建设的需要。其三，公共卫生建设的对象是谁？“我国农民约占全人口百分之八十五，那么我国公共卫生之设施，无疑的应以农民为对象，即在同一都市也有贫富之分，公共卫生的设施之应平民化，这也是当然的”；但当时公共卫生设施仍“着重于都市”，乡村公共卫生建设虽呼声甚高，而“实际上发展甚缓”，且“目下中国卫生院设施之享受者，大多数仍为中产阶级以上”。如此，“理论与事实不免背驰”，问题的症结在于人力、财力和教育，“这三个问题没有相当解决，尽管嘴里说得怎样响，什么乡村卫生之重要和卫生设施之应平民化，仍然是没有多大效果的。”(30)
对于公共卫生建设的目的和内容，时人多从公共卫生的性质和应办的事项方面加以论证，集中表现为下述四点：
第一，现代公共卫生是一门独立的科学和技术，它是科学和技术进步的结果，故而有别于古代的公共卫生。如，李廷安认为，“自从地球有人类，我们就有医学；自从有医学，我们就有公共卫生。不过古时的公共卫生与近年的公共卫生有深浅和普及与不普及之分别就是了！所以古时的是极简单浅白，而近年的是广大复杂的。”即现代公共卫生是一种“独立的科学及技术”，其内容为“藉有组织的社会，致力于环境卫生，以防病而延寿，并促进公民之健康与能率；管理公共传染病症；组织医事及看护机关，施行早期诊断及预防治疗；引导社会服务机关，使人人咸能达到适当的生活标准，以维持个人的健康。”因此，公共卫生“大则关系国家之强弱，小则关系个人之幸福”，若是以为“粪车有盖”、“街道清洁”、“公园广设”就是公共卫生，那就大错而特错了(31)。姚永政也认为公共卫生是由于科学发达与医药进步的结果，其目的在“一方面维持现在健康，一方面防止未来的疾病”，如种牛痘防天花、扑灭蚊子防疟疾，“这都是公共卫生之一种。”(32)
第二，公共卫生有别于个人卫生。胡鸿基指出，“个人卫生在养成个人合于生理的正当习惯，以获一己之天然健康与发育；公共卫生，在用有组织的政府机关，遏制一切病原，以护全体人民之健康，且增进其寿命及能率。公共卫生之事业又可分为治疗医学与预防医学两大类：治疗医学，以恢复病者身体之健康，使其爽然若失，一如未病为任务；预防医学，以运用医学上种种发明，消灭病原肆虐之机会，使无从侵害健康人民为任务。”(33) 周肇岐在《纠正人心——公共卫生是什么？》一文中将公共卫生概括为12项内容和8大目标。他说，公共卫生是有关“国家民族兴废存亡之百年大计”，其具体工作为“民众医疗、妇婴卫生、环境卫生、预防接种、卫生教育、医药管理、传染病管理、生命统计、学校卫生、工厂卫生、社会救济、监狱卫生”等12项；公共卫生建设的目的就是要达“增强国民体格、促进个人健康、保障妇婴安全、减少疾病死亡、延长人民寿命、增加生产效率、充裕国家经济、提高国际地位”等八大目标。因此，公共卫生建设不应单单偏重于“设立医院，从事医疗的消极治标问题”，而应将“保障民族健康”作为其根本目标(34)。
第三，公共卫生建设就是要实现医学社会化。如，钟惠澜认为，公共卫生“关系生死存亡，非限于一人一家”，它应是一种“社会化之医学”，就是利用各种科学及医学知识，以保障民众的康健，如此才符合三民主义所倡导的“平等自由”(35)。同样，黄子芳也认为，公共卫生就是“保卫公众生命”，它在目标上应实现“医学国家化”，使“国内之防疫员、医生及看护士咸归政府管理”，使穷乡僻隅亦无“求医难”的现象。具体而言，公共卫生建设就是国家应如何及早筹备预防传染病的方法，使之消弭于无形之中；国家应如何鼓励个人卫生，使人民的健康得到增进；国家应如何谋防病的方法及治疗的技术，使人民减轻病痛；如何教养儿童的卫生习惯及缺点矫正；如何保护产妇；如何改善工人及贫民的卫生条件，“此皆公共卫生之责，欲图种族强盛国富民安，亦舍此莫由”(36)。
第四，公共卫生建设是一种有组织的社会建设，其目标不仅在治疗和预防，而且在于促进民众的健康。如胡鸿基认为，公共卫生是“为人类生存重要之科学”，其目的就是“为人类身体之健康，俾克享人类之幸福而已，质言之，则以增长人民之寿命与愉快为目的者也”，故应由“政府主办为宜”(37)。朱季清更明确地指出，“公共卫生是一种有组织的社会建设”，它是以“预防传染病、组织医务机关，使一般病者，无论其为贫富贵贱，都能得相当而早期的诊疗；改良社会卫生状况，普及卫生教育，使民众都有普通医学卫生常识，而寄寓在卫生状况良善的环境内，以求健康的保障，生活的安全”等医学卫生事业的发展为宗旨，因此，公共卫生的目的不仅在预防疫病，而其积极办法在于促进民众健康。如果拿“清洁街道，处理垃圾”来当作办公共卫生的要务，“以为公共卫生事业不过如此，那就未免太冤屈了这为民众谋幸福的建议了。”(38)
上述这些认识，一方面反映了西方现代公共卫生理念在中国的传播，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国人对现代公共卫生含义的理解、接受和消化。
三、对公共卫生建设困难因素的认识
“公共卫生已为现今一往无前，方兴未艾之事业。”(39) 但时人对在当时国情之下进行公共卫生建设的困难也有较充分的认识。就管见所及，其代表性的论说主要有：1931年胡鸿基在其专著《公共卫生概论》中指出：“我国十余年来，公共卫生之未有进步，由于组织不良、人才缺乏、经费无着之三大病因”(40)；1931年杨敷海在《近数年来国内卫生行政之观察暨以后施政方针》一文中，认为在公共卫生建设上有“经费上之困难、卫生专材之缺乏、民众知识习惯之浅陋、社会之不谅解、医学机关团体之少协助”等五大困难因素；1936年林竟成在《中国公共卫生行政之症结》一文中，从六个方面概括了当时实施公共卫生建设的困难因素。综合当时一些学者的论说，时人认为民国时期进行公共卫生建设的主要困难因素如下：
其一，社会经济贫乏。时人认为，当时中国社会还处在农业经济与手工业经济时代，“连年兵戎相继，天灾频降”，加之外人经济侵略，以致“工业停滞，生产落后，社会经济凋敝，农村破产，失业者日多，乡间平民每月之生活费平均为二元五角，城市则倍之，若干民众欲求一饱而不可得，遑论其他？”(41) 由此必然导致公共卫生建设的经费十分短缺。现实情况也是如此，1936年人均卫生设施费最高的城市广州为1.9元，最低的天津仅0.06元，广大的乡村更是少得可怜。“卫生事业非有相当经费不办”，如无经费则“各事即无从着手”(42)，“欲使卫生设施渐臻于完善，必须有相当之经费。各地行政长官重视卫生事业者虽不乏其人，而各地行政费之支配，卫生费所占之百分比大都甚低。”(43)
其二，政治组织不健全与社会组织的散漫。时人指出，外侮内乱交相侵袭，使我国社会的秩序和政治的常态难以保持，由此造成政治难上轨道，“行政的组织法令以及机关的人员，都是时常变动的，所以一切如法令的执行、机关的合作、行政的组织系统和行政的效率，都受了相当的牵制或阻碍”。如此相关联的就是全国卫生行政系统不健全，“各地各自为政，随地方长官之兴趣和好恶而任意更改”，“系与统不明，机关频更，政令屡改，民众不知如何适从，遑论信仰？”即便有系统的卫生行政组织，但受“中国整个政治的问题”与“政治组织不健全”的限制，加之中国社会组织是以家庭为基础，封建宗法势力严重，与近代以大众为前提的社会生活不相符合，导致“我国社会组织极为散漫，行政之推行，地方之建设，阻力大而助力小”，公共卫生建设推行的阻力也就可想而知了(44)。
其三，社会卫生观念不正确，民众受教育程度低。他们认为，我国民众仍保持着千余年的旧思想与旧习惯，迷信命运，“遇事苟且，得过且过；且又崇古守旧，不谋改进生活，自私自利”，由此造成“卫生观念的麻木，及对于社会卫生建设冷淡的态度，以及不合理的卫生观念和习惯”，如眼不见为净、死生有命等思想，随地吐痰、便溺等行为(45)。不仅如此，许多民众还误认为“卫生机关治疗设施，多为贫者着想”，是“慈善性质”，不愿将自己列为贫者之列，故“遇有疾病，既无相当财力觅适宜之疗治，又不愿请求公家治疗，一念之差，讳疾不治，其影响于家庭幸福、社会事业、民族发展者甚大。而不知公共卫生，系以保护人类健康为职志，无论贫富，均宜受其指导或纠正者也。此种极大错念，足为推行公共卫生之障碍，首须破除。”(46)除此，时人还指出，我国文盲约占人口80％以上，“字既不识，更不必谈到卫生常识和观念了……就是受过相当教育的人们，明知故犯者比比皆是”(47)；“大多数人，几不知卫生之与己体有何关系，更不知与团体有何关系”；且舆论界也因认识不足，常有“歪曲和违背现实的言论”，由此造成“公共卫生行政机关失去民众的信仰”，从而不利公共卫生建设的推行。当然，造成“民众知识习惯之浅陋”的原因，还在于“国家对于卫生事业向鲜提倡”(48)。
其四，卫生人才缺乏。一是普通医药卫生人员缺乏，且分布又不均。如1936年时美国每700人、英国每822人、德国每1344人、法国每1509人、苏联每2118人就有医师1人，而我国平均约每8万人中才有西医医师1人，而且这些医务人员又“偏于都市，而乡村则寥寥无几”，仅上海一地就有1182人，占全国的22％，其他各大城市也有同样的趋势，并且“都市医师有正确之社会观念而协助公共卫生建设者，实不多见”。而医学教育更显落后，当年全国医校27所，每年平均毕业生不足200人，“以人口四四万计算，每万人需医师一人，即需四万医师，一百年还不能达到目的，助产士的情形也差不多”(49)。二是专门卫生技术人才如卫生工程专家等更是缺乏。“卫生事业非有专材不可，而国内现有之卫生人材，屈指可数。”因为“医学家非卫生专家”，“医学出身者，亦须经相当之训练研究，始克成为卫生专材”。至1931年时，国内尚无培养公共卫生人才的专门学校(50)。即便到1941年时，全国各地卫生机关人员，仍有“半数以上未受公共卫生训练”(51)。
其五，科学技术落后。“公共卫生事业为科学技术之应用，一切设施均以医药卫生科学之成果为基础。每一新技术之发明，每一新药之引用，均足以促进卫生事业之进步。”然而，近代以来，中国科学技术包括医药卫生科学技术大大落后于西方，由此给公共卫生建设带来极大障碍。诚如胡鸿基所言：公共卫生“目前最大弱点为未能将科学上各种知识联络运用。其显然有关者，如新发明之医学知识及方法，如新物理学及生理学、病理学等，有未全能联络运用者，有全未运用于卫生方面者。故公共卫生上之措施，不免发生虚耗、错误、中辍等流弊。”(52) 金宝善也诚恳地说到：“我国医药卫生科学之落后，无庸讳言，欲期今后之进步，非认真学新技术，应用新技术不为功。尤望我从事公共卫生工作同志，以迎头赶上之精神，努力于我国公共卫生问题之研究实验，以提高我国公共卫生技术水准，增进卫生工作之效率。”(53)
这些困难因素无疑会阻碍公共卫生的建设和发展。然而，困难并没有击倒国人，他们相信“有困难乃有奋斗，惟有困难乃见奋斗者之艰苦，惟懒惰之民族不能奋斗，此世界非怯懦民族生存之地。”(54) 他们不仅树立了“长期的艰苦奋斗”的决心，而且提出了许多解决问题的手段和方法。
四、对公共卫生建设的方法和手段的认识
对于公共卫生建设的方法和手段，时人也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论述，集中表现为：
第一，要进行公共卫生建设必须提倡“科学的医学”即西医。伍连德在1915年发表的《论中国当筹防病之方实行卫生之法》，其中心论点就是要以西医为指导进行公共卫生建设，用西医来防治传染病的流行。他认为，中西医在传染病致病原因上存在着原则性差异：“西医谓传染病系由于微生物或从呼吸饮食而得，或由虫类吮侵，核疫由鼠蚤，疟疾由蚊，下痢由不洁不熟之水及苍蝇之浊，其治法均用除灭微生物，隔离病人，射入药浆，以杀病菌在血之中酿出毒质；中医则谓为狐鬼作祟或地气所生，其治法则例重禳醮行傩，打锣击鼓，种种颠倒，难以枚举。”而且中医“缺乏公益之心”，“偶有所得，秘而不宣”；西医“凡有发明之理，惟恐人之不知，朝得一方，夕遍全国，不旬日而传布环球”。所以伍氏尖锐地指出，“旧药已成淘汰”，而国内“迷信中医者又十居七八”，这极不利于对传染病的防治和公共卫生的建设。他还举例说，“日本从前风气未开，其医学悉本于中国内经灵素各古方药，近五十年以来，殚精竭虑，日图进步，现城镇乡村医校林立……上下社会，男女妇孺，莫不俱知卫生之理，其医学可与列强并驾齐驱，国势所以蒸蒸日上。我国四万万人民，官设医校统计尚不及六所，余皆为外国教会所设立。”故政府应“改革医学，谋进卫生之法。”为此他提出当时应急切办理的公共卫生是：初等学校卫生，尤其须提高教师卫生学知识；中央设卫生总机关，罗致人才，筹集经费；地方设立卫生机关，加强街衢清洁、严格传染病管理和食品管理等；充分利用民间力量办理公共卫生(55)。伍连德对中医的看法固不无偏颇，但总的观点是符合潮流发展的。余云岫在1929年2月向国民政府卫生部提出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中，认为“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新医事业一日不能向上，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56)。言论虽有过激之处，但从公共卫生建设和防治传染病的角度而言，亦不无道理(57)。
第二，公共卫生建设与其他社会建设同时并举。有学者指出，“我国今日民空财尽，诚由外国经济之侵略，而经济之侵略，何以施之于我，而我竟无术自强，探本穷源，亦因未能注重公共卫生所致。”“故居今日而图救国，不可不将公共卫生与一切重要建设，同时并进。”(58) 黄子芳认为，“交通、教育、卫生、实业诸政在共和国家宜并时举兴，不容偏缓，方足以副政府之天职；而公共卫生一端，人民生命之所系，尤当列为首要政焉”；并按照“现时之经济程度与社会状况”，将公共卫生的目标集中于“可以预防之病原及死因”上，“勿作散漫无的之计划”；而解决公共卫生的根本问题是实施卫生教育，即“切实授儿童以个人卫生及公共卫生之教育，以为将来永远之卫生根基；培养医学人才应用正当切实之教育法，使将来医士不仅知治病，且知防病，不仅知防病，且知强种保身之要则。”他进而分析到，国家设置警察，是为保护社会的安宁及人民的财产；而保护人民生命的卫生，事实上较警察更重要。故应仿照警察制度，在城乡遍设卫生机关，以处理“管辖区域内之卫生事务，及附近居民之简单医疗”(59)。总之，“公共卫生事业之推行，应与其它社会建设事业同时并进，欲单独突飞猛进，绝非可能。”(60)
第三，公共卫生建设需要政府、学者和民众多方共同努力，才能办到。如，杨敷海在1931年时指出，“强国之策，首在强民，强民之政，以注重民众健康为唯一要物……夫欲谋民众之健康，其责任不仅重于民众之自为，而亦重于行政当局之何如设计”；“吾国之于卫生行政，向漠视之，计自清末以迄往年……当局者对于卫生行政有何了解，研学者对于卫生行政有何阐明，至于一般国民，其知卫生行政为筹民众健康之要政者，则更寥若晨星，几于万不得一焉；夫以若是之内政，若是之民群，以安可冀其国之强盛耶。”(61) 胡宣明则更为形象地说，我国对于公共卫生建设向无经验，但国外的公共卫生约有一百年的历史，已经到了“开花结果”的时期了，“假使全国的国民想看卫生的好花，吃卫生的桂果，那么大家是要工作的，决不能靠一二人的耕种来供四万万人的受用——那也是万万办不到的！”(62) 这些认识很明白的指向就是公共卫生建设，既需要政府的设计与组织，也需要学者的研究，更需要民众的参与。
第四，公共卫生建设应从县区卫生着手，从改善贫民的生活条件做起。如1931年庄畏仲在《论县区公共卫生行政亟宜改革》一文中指出，目前除大城市外，县区尤其是内地县区的公共卫生，几无建设，“举凡保健、取缔、消毒、隔离等等，实属未见未闻。故不欲卫生建设则已，欲建设当从下层做起……尤须着眼于县区之公共卫生。县为自治单位，故县之卫生行政，格外重要；县之下为区，居民集焉，欲求全县之卫生，当从各区做起。”(63) 1933年宋国宾在《提倡公共卫生与改进贫民生活》一文中指出，近十年来，各地公共卫生建设虽取得了一些进步，但为何“时疫仍然照例的猖獗着”，其因在于“知道卫生的仅仅乎是中上阶级的人，能够享受卫生的也仅仅乎是中上阶级的人，而那些无数的贫民阶级不但不知道卫生，而且也没有这力量来卫生，因为他们衣食尚不周全，更何卫生之有？”所以“提倡公众卫生，应当先从改进贫民阶级的生活着手。要晓得传染病的感染，以身体弱的人为易，因为营养的不佳，所以抵抗力也就薄弱了，而我们不幸的贫民阶级遂给予病菌以最易侵袭的机会了。假使我们注意到这点，使得他们环境变佳，身体变强，病菌根本就无处容身，这不是一个釜底抽薪的方法吗？”(64) 因此，“防止失业，减少人民之经济困窘，亦为公共卫生上不可忽视之要务。因操业与人民经济攸关，足以影响其生活状况，而波及于死亡率之增减也，实较传染病增加死亡率之影响为尤大。”(65)
其五，中国公共卫生建设应与国际合作，应为人类健康和世界的和谐服务。金宝善先生在1948年的一篇文章中论述到：“健康为达到个人与国家安全幸福之重要因素，而健康又为人类基本权利之一，政府自应予以保障”，同时，“卫生事业为各国人民间和谐共处的基础之一，而与健康又属不可分者，在此方面，各国利害，正复相同，是以吾人除努力于本国卫生事业之发展，以增民族健康处，尚须参加国际卫生合作，共谋人类健康之增进，以促进世界大同。”(66)
除此，时人对公共卫生建设还提出一些其他的方案和设想。如杨敷海认为应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注重卫生教育，以增加民众的卫生知识和改变其不良的卫生习惯；二是注重劳工卫生和乡村卫生，以改变因贫富之别而形成的人群享受公共卫生设施的差异性，以及因城乡之别而形成的公共卫生设施地域分布的差异性；三是速办公共卫生专门学院，以培养公共卫生人才(67)。林竟成则提出必须从社会经济建设、政治安定、改造社会心理、普及社会教育、安定社会秩序等方面入手，为公共卫生建设创造外部条件，同时从改革医学教育制度、训练卫生人员、调整卫生行政组织、充实卫生经费（确定省市县卫生经费，规定中央与地方卫生经费负担）等方面为公共卫生建设创造内部的条件(68)。金宝善则认为，“欲使公共卫生事业对国家民族有更大之贡献，对人民为更大之服务”，则应以充实卫生设施、彻底实施公医制度、大量举办卫生工程、提高卫生技术水平为“公共卫生事业今后努力之基本方向”，并以“政治上之安定”、“有计划之推进”、“大量培植医药卫生人才”、“建立卫生器材工业”为实现四个基本方向的“先决条件”。“盖非政治安定，卫生事业无顺利发展之环境；非为有计划之推进，必致步调失序，发展难期均衡；非有大量人才，无从获得大量干部；非有卫生器材工业，则悉赖国外输入，一切俯仰依人，无从独立发展。”(69)
综上所述，民国时期，国人已认识到公共卫生建设，不论对保障民族健康、发展社会经济、提高国家地位，还是对于防治疾病，都具有重大的作用。他们不仅对公共卫生建设的方针、目的和内容有较清晰的认识，而且也认识到在当时从事公共卫生建设所面临的经费、人才、社会习俗、政治组织等诸多困难，并提出一些解决的方法和手段。当然，受诸多条件的制约，国人对公共卫生建设的认识主要局限于知识分子阶层，同时，这些认识不免带有一定的局限性，如他们离开了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条件，过分地强调公共卫生建设地位与作用。诚如金宝善先生所言：“公共卫生为具有社会性之事业，其发展滋长，与一国政治、经济、文化之发展息息相关。凡政治、经济、文化发达之国家，其公共卫生之事业，亦必有可观。反之政治、经济、文化落后之国家，其公共卫生事业亦不能独形进步。”(70) 如果将国人对公共卫生建设的认识放到当时中国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历史大背景中去考察，笔者认为，这些认识既是时人对现代西方公共卫生观念理解、接受与消化的结果，也是对中国现实国情探寻的结果，是应时应运而生；它不仅是中国近代社会发生变迁与中国近代社会走向世界文明的一种显现，而且对当时的公共卫生建设，对政府的决策，特别是对传染病的防治，对公共卫生观念的传播，无疑会起到较大的推动作用。如国民政府在1932年开始进行公共卫生人员培训；在1934年开始的新生活运动也将公共卫生列为重要内容之一；在1937年规定县公共卫生经费应占地方预算的5％；在1946年的宪法中也不得不标榜“国家为增进民族健康，应普遍推行卫生保健业务及公医制度”，等等，这些与国人对公共卫生建设的认识与呼吁不无关联。正如俞松筠所说，“公共卫生的观念，很容易与政府权力发生关系。因为卫生既然不仅是个人的事，而且是大众的事，政府代表大众的意志，要为大众谋福利，或者要借重大众的力量，使大众免于贫弱危乱，当然须以公共卫生为政治上的一个重要课题了。”(71) 总结民国时期国人对公共卫生建设的认识，特别是当时提出的一些有见地的思想或认识，诸如公共卫生为“国家百年大计”，其建设不应“一味抄袭欧美”，而应斟酌国情，走自己的路；公共卫生建设应与其他社会建设同步进行；公共卫生建设应实现社会化与平民化；公共卫生建设应重视卫生人才的培养；公共卫生建设应是全社会共同参与；公共卫生建设应与国际合作，应为人类健康和世界的和谐服务，等等，对当今的公共卫生建设无疑有着一定借鉴意义。
注释：
① 上海医科大学主编：《中国医学百科全书·预防医学》，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年版，第3页。
② 张维：《公共卫生与民族复兴》，《中华医学杂志》1934年第7期。
③ 近年来的代表性成果主要有郑大华的《民国乡村建设运动之“公共卫生”研究》（《天津社会科学》2003年第7期）、陆文雪的《上海工部局食品卫生管理研究（1898－1943）》（《史林》1999年第1期）、黄庆林的《国民政府时期的公医制度》（《南都学刊》2005年第1期）、孙语圣的《新生活运动再审视——从卫生防疫角度》（《民国档案》2005年第3期）、曹树基的《国家与地方公共卫生——以1918年山西肺鼠疫流行为中心》（《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以及何小莲的《冲突与合作：1927－1930年上海公共卫生》（《史林》2007年第3期）。上述研究成果主要论述的是民国时期公共卫生建设在不同时空范围内的实施情形。
④ 参见何小莲的《论中国公共卫生事业近代化之滥觞》（《学术月刊》2003年第2期）与《传教士与中国近代公共卫生》（《大连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何文较全面地介绍了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初，西方传教士、中国出使人员与改良派对公共卫生的认识与宣传，以及这一时期中国一些城市开展的公共卫生建设情况。作者认为，“在公共卫生观念与中国传统相互交融的过程中，中国社会的角色开始是被动的，尔后逐步转向积极主动”。本文所探讨的民国时期国人对公共卫生建设的认识，在某种程度说就是对这种“主动”的继承和发展。
⑤ 黄尊生：《中国问题之综合研究》，天津启明书社1935年版，第94页。
⑥ 俞凤宾：《论公众卫生之必要及其范围》，《东方杂志》1915年第3号。
⑦ 钟惠澜：《论中国急宜发展公共卫生》，《中国卫生杂志》第22期（1931年）。
⑧ 胡定安：《中国卫生行政设施计划》，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第33页。
⑨ 胡定安：《如何推进县政建设中之公共卫生》，胡定安：《胡定安医事言论集》，中国医事改进社1935年版，第58页。
⑩ 黄子芳：《中国卫生刍议》，《公共卫生月刊》第1卷第12期（1936年）。
(11) 姚永政：《卫生演讲——公共卫生》，《卫生公报》1929年第3期。
(12)(21) 李廷安：《什么是“公共卫生”？》，《中国卫生杂志》第30期（1931）。
(13) 一读者：《“我国民族健康问题的检讨”读后》，《中国健康杂志》1947年第4期。
(14) 林宗扬：《本市第十三届卫生运动大会之使命》，《中华医学杂志》1934年第7期。
(15) 胡定安：《民族力量在国民健康》，参见《胡定安医事言论集》，第65页。
(16)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蒋委员长言论类编之一·新生活运动论集》，正中书局1938年版，第18页。
(17) 胡鸿基：《公共卫生概论》，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1—2页。
(18) 张维：《公共卫生与民族复兴》，《中华医学杂志》1934年第7期。
(19) 姚永政：《卫生演讲——公共卫生》，《卫生公报》1929年第3期。
(20) 钟惠澜：《论中国急宜发展公共卫生》，《中国卫生杂志》第22期（1931年）。
(22)(28)(30) 林竟成：《中国公共卫生行政之症结》，《中华医学杂志》1936年第10期。
(23) 俞凤宾：《论公众卫生之必要及其范围》，《东方杂志》1915年第3号。
(24) 庄畏仲：《论县区公共卫生行政亟宜改革》，《医药评论》第60期（1931年）。
(25) 伍连德：《论中国当筹防病之方实行卫生之法》，《东方杂志》1915年第2号。
(26) 钟惠澜：《论中国急宜发展公共卫生》，《中国卫生杂志》第22期（1931年）。
(27) 湖南省卫生实验处：《民众通俗卫生常识》，湖南耒阳京华印书馆1940年版，第4页。
(29) 胡鸿基：《公共卫生概论》，第62页。
(31) 李廷安：《什么是“公共卫生”？》，《中国卫生杂志》第30期（1931年）。
(32) 姚永政：《卫生演讲——公共卫生》，《卫生公报》1929年第3期。
(33)(37)(39)(40) 胡鸿基：《公共卫生概论》，第4、1、20、61页。
(34) 周肇岐：《纠正人心——公共卫生是什么？》，《中华健康杂志》1947年第4期。
(35) 钟惠澜：《论中国急宜发展公共卫生》，《中国卫生杂志》第22期（1931年）。
(36) 黄子芳：《中国卫生刍议》，《公共卫生月刊》第1卷第12期（1936年）。
(38) 朱季青：《我国历年公共卫生行政的失策》，《中国卫生杂志》第23期（1931年）。
(41)(44)(45)(47)(49) 林竟成：《中国公共卫生行政之症结》，《中华医学杂志》1936年第10期。
(42)(48)(50) 杨敷海：《近数年来国内卫生行政之观察暨以后施政方针》，《中国卫生杂志》第17期（1931）。
(43) 金宝善：《各省市现有公共卫生设施之概况》，《中华医学杂志》1937年第11期。
(46)(52) 胡鸿基：《公共卫生概论》，第6、20页。
(51) 金宝善、许世瑾：《我国战时卫生设施之概况》，《中华医学杂志》1941年第3期。
(53) 金宝善：《三十年来中国公共卫生之回顾与前瞻》，《中华医学杂志》1946年第1期。
(54)(60) 林竟成：《中国公共卫生行政之症结》，《中华医学杂志》1936年第10期。
(55) 伍连德：《论中国当筹防病之方实行卫生之法》，《东方杂志》1915年第2号。
(56) 《中央卫生委员会会议议决“废止中医案”原文》，《医界春秋》第34期（1929年）。
(57) 杨念群先生认为，在1929年由余云岫所提出的“废止中医案”，批评中医体系的核心论点，就是中医缺乏群体应对瘟疫时的系统整合能力；在其后兴起的“中医自救运动”中，中医也许多少意识到了这一致命弱点，所以在大量反击西医批评的言论中，多采取避实击虚的讨论策略，大谈中医医理自古就具有所谓的“科学性”，至少可与西医的理论互补并行，而回避从正面讨论中医在现代医疗行政方面与西医相比是否有无法弥补的阙失。参见杨念群：《防疫行为与空间政治》，《读书》2003年第7期。
(58) 胡鸿基：《公共卫生概论》，第2页。
(59) 黄子芳：《中国卫生刍议》，《公共卫生月刊》第1卷第12期（1936年）。
(61)(67) 杨敷海：《近数年来国内卫生行政之观察暨以后施政方针》，《中国卫生杂志》第17期（1931年）。
(62) 胡宣明：《中国公共卫生之建设》“序言”，上海亚东图书馆1928年版，第1－2页。
(63) 庄畏仲：《论县区公共卫生行政亟宜改革》，《医药评论》第60期（1931年）。
(64) 宋国宾：《提倡公共卫生与改进贫民生活》，《医药评论》第107期（1933年）。
(65) 胡鸿基：《公共卫生概论》，第21页。
(66) 金宝善：《民国以来卫生事业发展简史》，《医史杂志》1948年第1、2合期。
(68) 林竟成：《中国公共卫生行政之症结》，《中华医学杂志》1936年第10期。
(69) 金宝善：《三十年来中国公共卫生之回顾与前瞻》，《中华医学杂志》1946年第1期。
(70) 金宝善：《三十年来中国公共卫生之回顾与前瞻》，《中华医学杂志》1946年第1期。
(71) 俞松筠：《卫生行政的意义》，《社会卫生》194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