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动态时空系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时空论文,动态论文,系统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1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6)02-0067-07 达尔文的进化论是莫莱蒂(Franco Moretti)文学研究最重要的理论依据，树形图是莫莱蒂文学进化研究的具体表征。莫莱蒂曾说：“我们从大量的历史中绘成图表，从地理学中获得地图，从进化论中构建树的模型。”①毋庸讳言，莫莱蒂制作了大量图表来揭示文学的历史变迁，绘制了许多地图来展示文学的地理位移，二者均致力于显示文学进化的方式，但树形图无疑是莫莱蒂用来表现自己文学进化论最有力的武器。莫莱蒂说：“图表不是真正的模式。它们不能被简化，是要走向将在下面两章谈到的地图，特别是走向进化树的路上的一个理论结构的直觉版本。”②很显然，在莫莱蒂看来，不管是制作图表还是绘制地图，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构建文学的树形图。和图表历时地展示文学的进化相比，地图是展示文学共时进化的一种方式，都为诠释文学的多样化而努力。不过，图表和地图都是一种单一的展示方式，然而树形图却能集历时与共时进化于一体，建构动态的文学时空体系。前二者的研究成果可以在树形图中得到清晰展现，即人们可用树形图来抽象概括文学史的进化全景，展现动态的文学时空体系。 一、树形模式之流变 客观地讲，莫莱蒂用树形图来研究文学的进化之旅并非突发奇想，而是历经了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根据莫妮卡·奥芬伯格的考察，“瑞士博物学家查尔斯·波内(Charles Bonnet)着手研究古老的梯级图，并推测自然的梯子会在这边或那边伸出一个枝干，这些枝干又会有一些分支。因此他首次采用了树形谱系图，而且首次运用了‘进化’这个词。”③正是受波内的树形谱系图的启发，瑞典医生和自然学者卡尔·林耐(Karl von Linné)依据亲缘关系对物种进行排序，“给它们一个名字，确定它们的身份”，④建立了动植物分类体系，形成相对完整的树形图，为进化谱系研究铺平了道路。达尔文在此基础上分析了生物的性状分歧，并以此为据建构了进化树模型。⑤据舒德干的记述，“达尔文在1837年确立‘物种可变’思想时，便在第一本关于物种起源的笔记本中‘偷偷地’勾画了一幅物种分支演化草图，这是‘生命之树’的第一幅萌芽思想简图。”⑥正是在这一草图的基础上，达尔文绘制了《物种起源》中那唯一的树形图。之所以绘制树形图，原因在于达尔文认为树形图能够准确表现生物之间的亲缘关系。达尔文说：“同一纲中一切生物的亲缘关系常常可用一株大树来表示。我相信这个比喻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真实情况。正出芽的绿色枝条可用来代表现存物种；那些以往的各个年份产生的树枝可代表已经灭绝的物种的漫长演替。”⑦达尔文具体表述了进化树的指称功能。可见，在达尔文那里，进化树成为一个对生物亲缘关系分类的隐喻式表征。 此后，生物进化树被借用到人类学的研究实践中，这标志着树形图已经跨出了生物学的边界，被运用到一个全新的文化领域。在我看来，这种大胆尝试是进化树建构的本质性突破，也是进化理论发展的重大转型。人们开始将生物进化论运用到非生物领域，大大拓宽了进化论的适用范围，也进一步验证了进化论的有效性。著名人类学家泰勒(Charles Taylor)研究的中心问题是文化的演化。对泰勒而言：“文化就好比是一棵尝试突破厚重土壤、成长缓慢但持续不同的植物”，⑧在人类理性和经验的支配下，它会在扫除错误和不合时宜的知识的过程中单线迈进，各种不同的民族代表着文化进化线上的不同水准。需要提及的是，泰勒使用分类构架来图绘文化进化的过程，客观上展现了文化树形图的雏形。朱利安·斯图尔德(Julian Steward)注重讨论文化对环境的适应而引发的变迁，认为“环境使得特殊的适应形态成为必要，因此不同的文化在相同的环境里应该显示出相同的文化模式”，⑨进而提出多线进化的文化生态学概念。莱斯利·怀特(Leslie A.White)认为：“为了生存和繁衍后代，任何活着的有机体最起码要适应它的环境”，⑩人和动植物都会为功利目的而适应环境。幸好人类创造了文化作为调整、控制人与环境关系的手段，文化通过累积、教授，被传播到世界各地，进而推动文化自成一格的进化。文化决定着人类的行为。虽然以上两人也都是文化进化论的推崇者，但要说真正把树形图用到文化进化研究上的，非阿尔弗莱德·克劳伯(Alfred L.Kroeber)莫属。他将文化分为基本层面和次要层面(或谓之现实文化和价值文化)，(11)各级文化的风格都经由成长、发展顶点和衰落的阶段向前演化。最有意思的是克劳伯不但绘制了一棵文化树，而且使这棵文化树和作为有机体的生物进化树形成比照，(12)从而发现文化树的独特之处。 在克劳伯看来，生物进化树和文化进化树存在明显的异同。克劳伯写道： 生物进化的过程被恰当地描述为和生命树一样，就像达尔文说的，有树干、树枝、树条和树梢。人类文化的历史发展过程不能这样描述，甚至不能隐喻地描述。树木不断地分支，但树枝也同时在整体地或部分地生长。文化树分化，但它也融合和汇合。生命只是分化，它偶然的聚合只是一个表面的相似，而非一个接合或再吸收。生命树上的树枝可能抵达另一个树枝，但通常它们不能合并。相反，文化树是那些不同树枝接合、同化或文化互渗的衍生物。(13) 也就是说，生物进化树是由分叉产生的枝条独自构成，各枝条各自独立并不相交或重复以产生新物种，但作为人造物的文化树“是一种怪异的植物种类。独立的类型或树枝交融在一起产生新的类型，甚至该树枝还与第三根、第四根，乃至更多枝条交融在一起。”(14)显然，这种差异说明，克劳伯的文化树已经成为有意为之的产物，他已以自己的主体性介入了对文化进化的深入思考，阐明了作为人造物的文化进化的特殊性和复杂性。 树形图在人类学研究中的运用是生物进化树的具体实践以及对其阐释能力的有效检验，但第一个对生物进化树进行哲学概括，并将其抽象运用到哲学分析之上的是卡尔·波普尔(Karl R.Popper)。波普尔非常自信地将生物进化树用到对客观知识的研究上。波普尔相信知识也在不断地进化，他说：“知识的起源和进化可以说是跟生命的起源和进步同步，并跟我们地球的起源和进化密切相连”，(15)“知识的增长是一个十分类似于达尔文叫做‘自然选择’的过程的结果，即自然选择假说：我们的知识时时刻刻由那些假说组成，这些假说迄今在它们的生存斗争中幸存下来，由此显示它们的(比较的)适应性；竞争性的斗争淘汰那些不适应的假说”。(16)波普尔不但相信知识可以进化，认为知识进化是一个经由“问题→尝试性解决→排除错误→新的问题”的理性重建过程，他还相信进化的树形图是从共同的树干上产生越来越多的分支而生长起来的。树干表明所有生物都是由同一个祖先构成，而分支表现了生物后来的发展，不断的分支表明了它们已经发展到一个较为专门和完备的阶段，能够解决自身遭遇的问题。树形图成为波普尔验证客观知识真伪的有力工具。不过，他强调：“和进化之树相较，理论知识却以十分不同的方式发展。其发展方向几乎与这种不断增多的专门化和分化相反。正如斯宾塞所注意到的那样，理论知识的发展大体上趋向于日益完整、趋向于形成统一的理论。”(17)所以在波普尔看来，知识进化的结果是统一理论的形成。莫莱蒂认为文学进化到现阶段就变成整一性的世界文学，暗合了这种理论构想。 克劳伯和波普尔不但简单地接纳了进化论，借鉴了生物进化树，以此来阐释自己的理论主张，而且他们对生物进化树和文化树、知识树的差异有清醒的认识，从他们对进化树的改造中不难看出，他们对树形图的内在潜质和阐释功能的深入思考。进言之，他们对树形图的应用和研究，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当然，在克劳伯和波普尔对生物进化树的借用和改造之后，人们对树形图的应用必然会有新的进展。莫莱蒂正是树形图进化的受益者。深受波普尔影响的莫莱蒂，从以上两人的身上看到了借助树形图来阐释文学的可能性和可操作性，因此他才在研究文学的演变过程中，不但把进化论作为自己的理论根基，而且也同样地绘制了一个文学进化的树形图来解释自己对文学的理解。 仔细观察，我发现莫莱蒂所用的文学的树形图，实际上经历了查尔斯·波内绘制的生物之树形模式，又经历了克罗伯的文化之树形模式，还经历了波普尔的知识之树形模式，最后才抵达莫莱蒂自己的文学之树形模式。进言之，树形图经历了一个跨越边界、介入实践、抽象概括、艺术再实践的历史转换，这本身就呈现了树形图的进化过程。树形图是在经过生物学向人类文化、人类文化向知识、知识向文学三次渐缩式转化之后，才变成莫莱蒂表征文学史的利器。 二、莫莱蒂的树形模式 舒德干说：“现代进化理论的核心价值是生命之树及其演进之思想，这恰恰是达尔文对现代进化论的核心贡献”。(18)他认为达尔文的核心猜想就是生命树的猜想，并把它置于其十大猜想中的第四大猜想。在生物学中，进化树是用来表示物种之间的进化关系，所以它又称“系统树”、“系谱树”。生物分类学家和进化论者根据各类生物间亲缘关系的远近，把各类生物安置在有分支的树形图表上，简明地表示生物的进化过程和亲缘关系。在进化树上，每个叶子节点代表一个物种，如果每一条边都被赋予一个适当的权值，那么两个叶子结点之间的最短距离就可以表示相应的两个物种之间的差异程度。简言之，树形图本来是用分类法来揭示生物系统的进化过程的，莫莱蒂索性把树形图用作讨论文学进化的有效方式。 莫莱蒂之所以把进化树用作讨论文学进化的有效工具，除了受上述诸人的影响之外，显然与他对树形图内在的指称性和解释能力的理解密切相关。莫莱蒂从卡瓦利-斯福扎、麦勒兹(Menozzi)和皮亚扎的语言树中获得灵感，(19)认为既然语言树能图解语言的分化过程及其相互之间的亲缘关系，那么以语言作为媒介的文学为何不能用树图展示这种亲缘关系？莫莱蒂提出自己的质疑，“如果语言通过分化而进化，为什么文学不能通过分化而进化呢？”(20)他选取达尔文的进化树，在分析树形图后发现，树形图非常适宜指称和解释文学。他说：“树，源于达尔文的谱系之树，是比较语言学的工具：语系分枝散叶……这种谱系树让比较语言学解决了也许是世界文化体系的第一个大难题——印欧语系：遍及从印度到爱尔兰广袤领域的一个语系(也许不只是语言，也是共同的文化系统)。”(21)在他看来，树根可以代表文学的共同起源，不同的分支可以展示文学的发展脉络，各个节点可以代表文学发展的转折点，每一片叶子可以代表一种文学形态，等等。 在这样的认识下，莫莱蒂坚信“树是图绘一种特定形式究竟与另一种相距多远，或与其共同源点相距多远的一种方式。”(22)因为“进化树构成一个分类学图表，在此，历史与形式系统地相互关联……对进化论思想来讲，分类学和历史是同一棵树的两维：垂直轴的图表，从下到上，是规律的时间通道(达尔文写道，每一个间隔，为一千代)，但水平轴所表现的形式多样化(‘发散的虚线形成的扇面’)最终导致‘显眼的种类’或全新的物种”。(23)这就是说，通过树形模式，一方面可以见证文学分化的历史过程；另一方面，可以全面观照文学的不同形态，并在进化的历史和形式的分化之间建立相关的联系。莫莱蒂认为原来的文学研究，要么只关注文学的历史变迁，要么只关注文学的形式转换，但并未把形式转换植入一个历史场域来讨论，因此在历史和形式之间造成巨大的隔阂和离异，文学研究也因而是不完善的。所以，莫莱蒂认为：“我们可以轻易地理解为什么进化论为文学史提供了很好的模式：它(进化论)在历史进程的基础上阐释了现有形式非凡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对进化论而言，形式和历史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或者，用更贴近进化论的比喻，是同一棵树的两个维度。”(24)树形图为建立历史和形式的相互关联，阐释文学的客观进化提供了保障。 为了验证树形图的有效性，一方面，莫莱蒂以柯南·道尔侦探小说中的“线索”为例，为其绘制了“线索进化树”。(25)莫莱蒂发现从历史上看，与柯南同时期的侦探小说作者都已经被遗忘，但柯南没有。他认为这是文学市场更热衷于文学形式造成的，柯南正是因为善于运用线索这一形式要素而获得成功。在《文学的屠宰场》一文中，莫莱蒂解释说：“我之所以说线索是一个形式装置是因为虽然它们具体的体现在一个又一个的故事里那些发生着的变化(它们可能是文字、烟蒂、脚印、气味、声音等等)，但它们的叙事功能却保持不变。”(26)莫莱蒂借用了维克多·什克洛夫斯基(Victor Shklovsky)在《散文理论》中的话来分析柯南成功的原因。他说：“一方面，从技巧的立场看，柯南·道尔在故事中使用的手段比我们在其它英国小说中发现的手段要简单一些。另一方面，它们显示出巨大的浓缩……最重要的线索往往占据次要事实的形式，它以这种方式出现以至于读者就不能注意到它们……它们故意被置入从句这种不光明正大的形式……”(27)莫莱蒂认为柯南用处理线索的手段提供了一个文学形态学转变的案例，“线索树展示了在世纪之交的文学市场中线索的在场和缺场是决定侦探小说是否存活的决定性因素，这正像一定的形态特征可能决定一定环境中物种的存活一样”。(28)线索的树形图不但展现了文学类型无方向、无法预言、多样化的进化过程，而且复原了已被历史遗忘的所有文学作品的数量和原貌，并揭示出其相互间的差异。 另一方面，莫莱蒂虽然承认克劳伯等人的观点，即生物进化和人类的文化进化有一些差异，但他更相信是聚合而非分化是文学进化的主要因素。他说：“我们真正的争论内容，根本不是技术性的，而是我们的文化观念。因为如果变化的基本机制是分化，那么文化史必定是任意的，充满虚假的开始，并极度依赖路径：一个方向，一旦做，很少能被颠覆，文化强行变成一个真正的‘第二自然’——几乎不是良性隐喻。另外，如果基本的机制是聚合，变化就是不断的、迅速的、故意的、可逆的。如果你希望，文化变得更有弹性，更人性。”(29)这次，他以自由间接文体这种混合的语言形式作为例子，绘制现代叙事文学中的自由间接引语的树形图，证明了聚合的有效性。 我们知道自由间接文体是一种转述别人话语的方式，兼有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的特征。由于它往往省略连接词，改变句子的时态和语态，甚至语调和语序，所以会造成话语主体的含混，但这种含混往往对人物内心矛盾性和复杂性的表征极为有效，因此颇受一些作家的喜欢。莫莱蒂发现，自由间接文体因为在一定程度上给个人发出自己的声音一些自由，使个人能和具有客观立场的叙事者相互渗透，造成文学的社会化。这种社会化往往变成社会凝聚的形式，展现了那个时代某些阶层的心声。自由间接文体是一种文学社会化过程中的妥协，“将自由间接文体置于社会民意和个人声音中间，自由间接文体是一个很好的表明变化力量是否平衡的指示器。树形图为其提供了一个形象化的图解”。(30)在莫莱蒂看来，树形图让我们仔细看到了自由间接文体那种开放的、对话式的特征，它在个人声音、叙事者声音和含混声音之间来回穿梭，构成叙事的复杂性和艺术性。文化的树形图虽然和生物进化的树形图有别，但莫莱蒂认为自由间接文体显示此二者都一样，其树上的枝杈只会接近，自主发展，不会相互“杂交”和“结合”。 概言之，在莫莱蒂看来，树形图有三大文学功能：其一，树形图可以在文学的形式变化与历史变迁之间建立联系，使其紧密相连；其二，树形图可以清晰地显示出同一类型的内在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生成过程；其三，树形图可以全面而清晰地展示出不同类型之间的巨大差异性，动态地展现文学史进化过程中的历次分化与聚合。 三、树形图：对整体性文学史的重构与超越 莫莱蒂的进化观比其因果观更加稳固。正因为相信文学是进化的，所以他才在研究中为文学的进化现象寻找因果关系和证据。树形图就是他展示这一追寻结果的载体。莫莱蒂的树形图有两大特征：第一，树形图是包容历史和地理的时空统一的抽象文学史。莫莱蒂一直努力从长时段、大范围中构建一种超越国别、地域和历史的总体性文学史，这种文学史必然是一种高度的抽象和概括。作为莫莱蒂多年研究成果总结的《图表、地图和树》一书的副标题就是“文学史的抽象模式”。第二，莫莱蒂的树形图提供了一个包容、开放的文学的“动态交流系统”。如上所述，莫莱蒂的树形图是一个文学时空体，但更重要的是这个时空体在展示历史变迁和地理位移的同时，由节点、分叉和树叶等构成不同文学形式的对话关系。随着时代的发展，树形图也可以继续分枝散叶，展示文学的动态演变过程。莫莱蒂力图用树形图的方式建构“枢纽点系统”的文学史。“枢纽点”既是“通向未来发展的起点”，又是“网络中多条发展线索交接的一点”，(31)枢纽点的作用就像一个网络中枢，多个枢纽点之间呈动态交流过程，而枢纽点系统本身成为一幅清晰简洁的文学史图谱，读者可以在经纬交织的树形图上毫不费力地把握历史的全貌和微小的事件。树形图展示了文学的历史演变，强调时间性，树形图描述文学的地理位移，强调空间性，在时空交织中展现出来的节点和枝叶显示了文学的具体事件。而且，树形图不但是宏观和微观、抽象和具体、历史和地理、时间和空间演变的统一体，而且体现了这些文学形式之间的亲疏关系，表征了文学完整而又深刻的历史全貌，因此，树形图对莫莱蒂研究的意义和重要性不言而喻。 究其实，莫莱蒂用树形图呈现的文学史本身是西方学界在现代性危机下对文学史反思的成果。自19世纪以来，西方对历史的整体性消失有一种共识。裴特森指出，19世纪文学研究的“历史主义”有两个明显的不足：一是它依靠机械的因果解释模式并深信“实证方法的”客观性和可靠性；二是它将“时代精神”固化为高于一切的概念，认为此概念可用同质性的、统一性的用语来解释文学想象中爱国的民族主义和文化认同的出现。(32)裴特森不满传统的那种在“同一性”概念专制下的文学史传统，因为因果式的实证遮蔽了大量文学史实，而同质性、统一性的概念只能塑造虚假的历史形象，因此，这种文学史只是一种“纪念碑式”或“古董收藏式”的文学史。由于“纪念碑式”的文学史提供了一种“天才和杰作的游行表演，它所提出的思想、写作风格和创造性脱离社会现实，从而使文学脱离语境”，而“古董收藏式”的文学史认为“所搜集的所有过去的东西都有价值，放弃了当今的批判意识”，(33)二者都因过于讲求目的论(即线性的、因果式的、连续的)，所以被断然唾弃。与此同时，受开放性、多样性、跨越式的异质文化因素影响，人们转而寻求断裂的、碎片的、非强制性、非干涉性的新的文学史撰写方法。这些方法都指向一种新的历史整体性消失的视野，“百科全书式”和“交响乐式”的文学史就是他们的最新尝试。在“百科全书式”和“交响乐式”文学史撰写的方式中潜藏着无数的枢纽点，这些点不但在构成的网络系统中生产、传播，构成跨地点、跨区域、跨国界、跨学科的视野，而且可以利用相互之间的互动交流，形成多声部的对话关系，从而反对单一性，反对传统的历史观，有意无意地与先前的历史观形成鲜明的对照和互补。在我看来，莫莱蒂的树形图正是这一文学史潮流的回响和超越。据此，莫莱蒂被当成美国“重构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莫莱蒂所提倡的‘文学进化论’观念代表了20世纪末期稍有衰退的西方‘理论潮’的复兴之势。”(34)一方面，莫莱蒂的树形图建构了一个整体但并不同一的文学史，既保证了文学史的完整性，又是对传统的文学史的超越；另一方面，树形图本身就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的系统，可以接纳和包容不同的文类和形式，并形成一种互动和交流。莫莱蒂力图用一种整体性的、动态的文学史代替断裂的、碎片的、局地性的文学史，这恰是莫莱蒂树形图的魅力。 当然，莫莱蒂的文学树形图也有欠缺的地方。其一，莫莱蒂的树形图遮蔽了文学的起源问题。达尔文的生命树暗含着一个伟大的意义，即世界上的生物皆出于一个或少数几个共同的祖先，即万物同源。但莫莱蒂在用树形图表示文学进化时，忽视或刻意回避这一问题。他以小说为例，将其分为18世纪前和18世纪后两个时期，强调“源自每一个叙事形式的分化是小说诞生后的前15个世纪的驱动力，而它们的聚合则在三个世纪后，自18世纪以来开始前进”。(35)分化虽然强调了文学类型的增殖过程，但分化是在相互隔离的民族国家进行，提供分化的这一文学树本身来自哪里？不同民族国家的文学树是同一个源头吗？莫莱蒂对此毫不提及，这一方面违背了达尔文设想生命树的初衷，另一方面又简化了文学的进化研究，甚为不妥。其二，莫莱蒂的树形图有忽视读者阅读能力之嫌。在我看来，进化树最大的优势在于它既能从低到高显示文学的历史(时间)变迁，又能由点到面展现文学的地理(空间)位移。如果用巴赫金的术语命名，进化树也可以称之为时空体。莫莱蒂力图用这样的一个时空体来规避历史或地理单一的视野，全面揭示文学进化的模式，进而撰写一部将历时性和共时性相结合的动态的文学史。但用进化树来展现文学的演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条件，即阅读这种树图的人必须要有一定的生物系谱学知识，具备阅读树形图的能力。这对于一直重视读者和市场的莫莱蒂来讲，显然不是小事。莫莱蒂对此心知肚明，然而他仍然只是简单引用接受美学家姚斯的观点，(36)乐观地认为这种“视野”的距离和形式主义家族中的“疏远”密切相关，暂时的阅读障碍并不能证明什么。但在我看来，对于这一点，除了作者需要在树形图上做出清楚而准确的标注之外，还需要注意培育阅读市场，培养读者群体。 总之，莫莱蒂的文学史是一个整体性推测的历史。他用树形图来标识文学史的动态系统，可以说创造了一种新的研究文学的模式。E·哈奇说：“一个模式是在一个哲学体系、艺术形式等等背后的基本设计；它是创造性的驱力所精心设计出来的一套假设、原则与价值，而必须加以自觉的探究。”(37)不管这个以树形图体现出来的文学模式是否完美或者真的有效，它的创新性以及展示出来的阐释功能和学术理想时时散发着智慧的光芒。 ①②Franco Moretti,Graphs,Maps,Trees:Abstract Models for a Literary History,New York:Verso,2005,p.1～2、8. ③[德]莫妮卡·奥芬伯格：《关于鹦鹉螺和智人：进化论的由来》，郑建萍译，百家出版社，2001年，第11页。 ④[法]朱尔·卡莱斯、保罗·卡萨涅：《物种起源》，卞晓平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1页。 ⑤此处需要注意的是，达尔文在讨论“特征的分化”(周建人译为“性状分歧”)时绘制了树图，但他一直用“图表”来称呼此图，直到本章小结中，他才明确用“树图”称呼这个图谱。莫莱蒂在《图表、地图和树》中也注意到了这一点。这表明，就达尔文而言，树图也有一个在其思想和认识中进化的过程。参见[英]查尔斯·达尔文：《物种起源》，周建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12、146～148页；Franco Moretti,Graphs,Maps,Trees:Abstract Models for a Literary History,New York:Verso,2005,p.67. ⑥舒德干：《进化论的十大猜想》，[英]查尔斯·达尔文：《物种起源》(增订版)，舒德干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00页。 ⑦[英]查尔斯·达尔文：《物种源始》，李虎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02页。也可参见[英]查尔斯·达尔文：《物种起源》，周建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47页。另注：进化树上的枝杈展示的只是其中成功的路径，还有大量在进化过程中失败，进而消失的事实。它们在树形图上被抹杀或遮蔽了。换言之，在树形图上的空白区域，并非虚无，而是隐藏了大量的失败的进化现象和事实，这一点必须引起极大的注意。 ⑧⑨[美]E·哈奇：《人与文化的理论》，黄应贵、郑美能编译，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22，22、116页。 ⑩Leslie A.White,The Science of Culture:A Study of Man and Civilization,NewYork:Grove Press,1949,p.397. (11)文化的基本层面指向生活中的实际事物，尤其指向生存问题，次要层面是创造驱力和嬉戏性试验的表现，可表示为价值文化。 (12)此图是克劳伯绘制的名为“文化树”的图形，共有左右两幅，其中左边为有机物的“生命树”，右边为“善与恶的知识树，即人类的文化树”。参见[美]乔治·巴萨拉：《技术发展简史》，周光发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50页。 (13)Alfred L.Kroeber,Anthropology,New York:Harcourt Brace Jouanorich,1948,p.263. (14)[美]乔治·巴萨拉：《技术发展简史》，周光发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50页。 (15)[英]卡尔·波普尔：《走向进化的知识论》，李本正等译，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1年，第234页。 (16)(17)[英]卡尔·波普尔：《客观知识：一个进化论的研究》，舒炜光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273、274页。 (18)舒德干：《进化论的十大猜想》，[英]查尔斯·达尔文：《物种起源》(增订版)，舒德干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99页。 (19)根据莫莱蒂的介绍，此三人在《人类基因的历史和地理》中绘制了一棵“语言树”，树图描绘了语言家族的谱系演变，这种演变和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描述的过程颇为相似。莫莱蒂就是从此图中得到灵感。参见Franco Moretti,Graphs,Maps,Trees:Abstract Models for a Literary History,New York:Verso,2005,pp.70～72. (20)(23)Franco Moretti,Graphs,Maps,Trees:Abstract Models for a Literary History,New York:Verso,2005,p.70、69. (21)Franco Moretti,"Conjectures On World Literature," New Left Review 1,no.1,2000,pp.66～67. (22)(24)Franco Moretti,"World-Systems Analysis,Evolutionary Theory,‘Weltliteratur'," Review(Fernand Braudel Center),vol.28,no.3,2005,p.220、219. (25)线索图共有两幅，题目都叫“线索的在场和侦探小说类型”。对第二幅图，莫莱蒂在此解释说，在这个图表中，粗线条代表每年出版的故事数量，从左边的粗线分化出第二条、第三条线。第二条线包括那些线索不在场，但可以口头唤起或由人物引起的故事。第三条线包括线索在场，但总在医疗症状中的故事。参见Franco Moretti,Graphs,Maps,Trees:Abstract Models for a Literary History,New York:Verso,2005,p.73～75. (26)Franco Moretti,"The Slaughterhouse of Literature," Modern Language Quarterly,vol.61,no.1,2000,p.212. (27)(29)(30)Franco Moretti,Graphs,Maps,Trees:Abstract Models for a Literary History,New York:Verso,2005 p.73,81、82. (28)Elif Batuman,"Adventures of a Man of Science," 2006,http://nplusonemag.com/adventures-man-science. (31)Cornis-Pope and Neubauer,Preface,History of the Literary Cultures of East-Central Europe,vol.1,2004,p.14. (32)Lee Patterson,"Literary History," Critical Terms for Literary Study,eds.by Frank Lentricchia and Thomas McLaughlin,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9,pp.250～262.也可参见John Paul Russo,"Historical Theory and Criticism," in The Johns Hopkins Guide to Literary Theory and Criticism,eds.by Michael Groden and Martin Kreiswirth,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4,p.382～386. (33)Mario Valdés,"Rethinking the History of Literary History," in Rethinking Literary History：A Dialogue on Theory,trans.by Hutcheon and Valdés,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p.74. (34)吴雨平、方汉文：《“新文学进化论”与世界文学史观——评美国“重构派”莫莱蒂教授的学说》，《文艺理论研究》2013年第5期。 (35)Franco Moretti,"World-Systems Analysis,Evolutionary Theory,‘Weltliteratur’," Review(Fernand Braudel Center),vol.28,no.3,2005,p.224. (36)姚斯认为：一个作品的审美价值和历史影响和它的时代的“期待视野的距离”成正比：距离越大，作品的价值和影响也越大。参见[联邦德国]姚斯：《文学史作为向文学理论的挑战》、[联邦德国]H.R.姚斯、[美]R.C.霍拉勃：《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周宁、金元浦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1～32页。 (37)[美]E·哈奇：《人与文化的理论》，黄应贵、郑美能编译，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1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