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社会主义国家与新的发展模式的变化：俄罗斯与中国的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俄罗斯论文,中国论文,社会主义国家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导言
伴随着1980-1990年代开始的全球化进程，中俄两国进行了从自给自足的中央计划经济向贸易主导的市场经济的转型。中国领导层自觉地接受全球化，将其视为发展的机遇而非威胁。而俄罗斯的反应则截然不同，在整个1990年代，俄罗斯似乎都处在全球化冲击所带来的痛楚之中。一些观察家甚至认为，全球化本身就是苏联崩溃的原因。但是，最近10年间，这幅图景发生了改变，在加大力度推行与全球经济融合的政策之下，俄罗斯重新获得了政治上的稳定和快速、持续的经济增长。
俄罗斯和中国在转轨过程中以更强大、更稳定的国家形象出现了。两国都没有完全采纳“华盛顿共识”的价值观和机制，即最好的经济政策就是实行贸易自由化、货币自由浮动、解除政府管制和国有企业私有化。同时，中俄两国也没有为全球化能够促进民主这一“华盛顿假设”提供证据。俄罗斯和中国的发展模式是把市场力量与全球化结合在一起，反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和自由民主，重新强调民族主义和国家主权。
文章通过比较俄罗斯和中国在过去20年中经济体制的演变过程，发现两国的差别巨大，而相似的地方很少。主要探讨：初始条件、决定转型结果的领导人的政策选择，以及外部经济环境。文章的最后部分总结了2008年以来两国出现的共同特征，并预测这些趋同是否会产生一种新的发展模式——这种新的发展模式会为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发展做出贡献。
二、俄罗斯和中国两种不同的转型
俄罗斯和中国都是历史悠久的独立大国。两国都在20世纪建立了共产主义制度，先后走上与全球资本主义制度背道而驰的道路。在此之前，两国历史上都是位于欧亚大陆中心的陆地大国，这为两国留下作为泱泱大国的独特性和合法性的遗产。与此相应的是，两国公民社会的传统都很薄弱。在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中，作为保卫者，国家被看作是具有敌意和威胁性的角色。19-20世纪，两国都遭受过军事力量的失败，丧失过领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两国都蒙受了巨大的人员伤亡，但最后都取得了战争的胜利。俄罗斯和中国都有着独特的文化，追根溯源，各自都保持着与欧洲文化不同的特性。长期以来，两国精英都把自己看成是比西方经济体落后的国家(中国是从19世纪初期开始，而俄罗斯则是从16世纪开始)，“现代化”一词是两国领导人谈论目标时的常用词。但是，俄罗斯与欧洲的相互关系更加紧密，它是一个与强大的欧洲元素相结合的混合体，这一点与中国不同。
在共产主义体制下，两国的公有制、中央计划经济有许多共同特征，这些特征与西方式的民主资本主义完全不同。但是，到了1990年代，两国都放弃了这种模式的诸多要素。首先，它们似乎被引领到相反的方向：俄罗斯走向了与西方一体化和市场民主道路，而中国则竭力维持它的威权制度，有限地向外资开放。俄罗斯在戈尔巴乔夫时代经历了快速的政治自由化，随后经历了体制崩溃和苏联解体。中国进行了“可控的转型”(managed transition)，保持住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中国的转型从总体来说是成功的，而俄罗斯的转型总体上被认为是失败的。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每10年就翻一番，使4亿人摆脱了赤贫。几个关键的发展指标，如电话、网络、预期寿命、高科技出口，都与俄罗斯越发接近。这些经济成就可以解释中国国际地位的上升。2008年奥运会的成功举办成为中国崛起的标志。与之相对的是，原苏联在失去了一半领土和人口之后，俄罗斯联邦勉强维持它作为世界强国的地位。1991年后，俄罗斯社会面临着经济衰退、犯罪激增和法律缺失、出生率下降和死亡率上升以及车臣战争等问题。中国领导人试图从莫斯科的错误中汲取教训。他们仔细研究了苏联的发展过程，并相应地调整了政策。他们认为，不仅要使用调控手段，还要进行改革以提高国家的治理能力，并提高政权在人民心中的合法性。与此相反的是，没有什么证据显示俄罗斯的领导人从中国的成功中汲取经验。
(一)初始条件
俄罗斯和中国开始转型的初始条件非常不同。两国领导人追求的是完全不同的转型战略。尽管两国开始转型的起点不同，指导方针也不同，但是在面对当前全球共同性的挑战和机遇时，两国都趋向于采纳国家主导发展这一相似模式。
1980年代末，俄罗斯已经拥有了以受过教育的城市劳动力为主体的成熟的工业经济，同时它是一个与美国实力相当的军事强国。而中国在1970年代末的转型初期，还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农民占人口的80％，而俄罗斯的农业人口数量只占15％)，工业基础和科技能力都很薄弱。中国努力解决有限土地与人口众多的问题，但同时这也说明中国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可供使用。而俄罗斯面临着人口数量下降和长期的劳动力短缺问题。但是，俄罗斯资源丰富，而中国的资源相对贫瘠。
俄中两国不仅经济条件不同，自1980年代以来的政治变化也迥异——尽管两国精英都认识到改革的必要性。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对党的组织协调能力、执政能力和合法性的严重破坏之后，中国共产党进行了自身的重建。原苏联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度过了20年的稳定时期，但是这个时期却造成腐败加剧、官僚体制僵化、经济停滞以及一系列外交政策冒险行为(入侵阿富汗、与美国重启军备竞赛)。
在民族问题上两国也有很大的不同。中国的民族具有同质性，90％的人口为汉族，而原苏联的民族却差异性很大。俄罗斯族只占苏联人口的53％，占俄联邦的80％。应该说，民族的同质性使得中国更容易引进民主制度。
(二)不同的路径
俄罗斯和中国两国的初始条件不同，两国领导人也选择了不同的发展战略。人们经常会认为，两国最关键的区别在于改革的“先后顺序”。戈尔巴乔夫的最大错误就是先政治自由化后经济改革。中国领导人没有犯同样的错误。戈尔巴乔夫对此辩解说，从1950年代开始，苏联历任领导人也尝试了持续的、没有政治改革的经济改革，在1985-1987年间，他也试图再次进行这种经济改革，但是早期的这些经济改革因为顽固的官僚势力而失败，迫使他不得不去先尝试政治改革。
西方学者曾经预言，政治自由化会导致社会主义阵营进行经济改革。随后的事件证明他们的预言是对的，但是他们搞错了政治路径。亚当·普沃斯基(Adam Przeworski)1991年的畅销书《民主与市场》认为，东欧民主化会赋予工人权利，使他们能够动员起来保护其受国家保障的职业。因此，政治改革将使社会主义经济所制造的利益集团阻碍激进的经济改革。
但这样的结果并没有发生。民族主义而非工人骚动最终决定了欧洲共产主义国家的命运。在波兰，清除原苏联影响、融入西方、接受资本主义的民族主义计划将工人卷入其中。在俄罗斯，在1989-1993年间国家经历了严重的政治动荡，工人在政治上被中立化，无法阻止叶利钦总统接受自由市场改革。接着发生的事情同样出人意料：有利于叶利钦执政的强大的寡头小集团的出现，阻碍了自由派所期待的第二波改革浪潮。
两国的改革步伐亦有所不同。传统观点认为，中国采取渐进式改革，而俄罗斯则在1992年采取了休克疗法。中国人被一个世纪以来失败的激进改革努力所伤，因此信奉渐进主义哲学。与之相反，俄罗斯在几十年里都在尝试渐进的改革，而1992年早期的危机状况似乎使得叶利钦别无选择，只能采取激进变革。这也反映了叶利钦的顾问们所坚信的教条，即打破中央计划的唯一手段就是执行严格的预算约束，并且把保证市场供求平衡的价格作为综合方案的一个部分。改革家们也开启了一个普沃斯基式的关于政治机会之窗的讨论，就是在反改革力量联合起来动用民主进程推翻叶利钦之前，叶利钦就被迫动用他的权力进行了改革。而中共领导层则摆脱了民主派发起的进攻，因此得以进行渐进式的改革。
1.转轨政治
回过头来看，问题的关键既不是改革的先后顺序，也不是改革的速度，关键问题是个基础性的问题，即需要保持政治权力和国家能力。经济改革优先政策使得中国政府保持住了对改革进程的控制、对产生的错误和不平衡加以修正的政治能力。但是裴敏欣(Minxin Pei)却认为，这也有消极的一面，它为政治精英提供了用来维护其统治制度的资源。与此不同的是，戈尔巴乔夫放弃了那些可以被运用来提升经济改革的工具和方法。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破坏了共产党组织的凝聚力，直接侵蚀了它的意识形态合法性。他的改革毁灭了党和国家。在争权夺利的斗争中，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都是采用了分而治之的战略来瓦解精英和破裂的政治机构。
中国领导人设法避免了这种分歧，是因为他们在历史上比原苏联伙伴受这种宗派主义的折磨更多。中国人从文化大革命中吸取了教训，同时也从原苏联的分崩离析中接受了教训。尽管在政策上也有分歧，但是他们努力在公开场合维护了统一战线。他们进行了两次比较平稳的领导人权力交接，而没有经历任何政治危机。1999年12月，叶利钦任命普京作为继任者，虽然伴随着第二次车臣战争，但也是个相当平稳的过渡。从普京到梅德韦杰夫的过渡暂时还没有看到分裂。
回顾以往，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令人惊讶的模式。无论是俄罗斯还是中国，最高层次的民主讨论都出现在1980年代末期，也就是国家领导层讨论不同改革路径的试验初期。随着时间的推移，当经济改革最终确立，持不同政见者的空间就收缩了。这与现代化理论所得出的预期正好相反。现代化理论认为，社会经济发展会创造新的、要求在决策中有发言权的选民(工人、中产阶级、商人)。
1989年中国出现政治风波后，有人可能担心中国的前途。但是，邓小平1992年的南巡讲话为增速经济改革做出了历史性的决定——希望建立中国共产党新的合法性基础，避免重蹈1989年覆辙的危险，而这种危险由于1991年苏联的崩溃而被夸大。随后，中国进行的政治改革有限地扩展到村镇选举，以及加强国家和地方立法机构的监督作用，逐步地加强法治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所有这些措施都没有侵害到中国共产党的权威。中国共产党还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组织改革，加强党组织的有效性，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允许私营企业家加入中国共产党。
颇为讽刺的是，俄罗斯的民主质量在苏联的最后一年——1990年至1991年达到最高。1992年至1996年，俄罗斯政治稳定下来，在改革派总统和反对派主导的议会之间形成了对峙。1996年之后，双方对抗程度在多次选举中逐渐被削弱。
最广为人知的民主指标是由“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编制的，将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的水准分为7个档次，1—2是“自由的”，6—7是“不自由的”。“自由之家”认为新的俄罗斯共和国是“部分自由的”，1993-1997年之间将公民权利划为3，将公民自由划为4。1999年，俄罗斯的这两个指标分别降到4和5，而2000-2003年分别为5和5。2004年，两个指标分别为6和5，因此被划归为“不自由”，这种划分一直持续到2008年。
在中国，指数变化不大，尤其在1989年之后。“自由之家”对中国这两个指标的划分为：1972年分别是7和7，1977年上升到6和6，1989年又重新滑落到7和7，一直到1998年都是7和7。1998年的公民自由指标为6，政治权利为7。这一标准一直延续到2008年。
中俄两国都有一党执政的传统，这在文化上会对多元化产生敌意，多元化政治被看成是“赢者通吃”的游戏。多元化自由主义的论据是，你不能保证永远是赢者，最好是和别人共享权力，将权力授予所有政治参与者。但是两国精英都不会接受这样的思想，它们都以侍从型网络(clientilistic networks)为基础来维护一党制，在这种结构中，排他主义代替多元主义主宰着政治生活的原则。
2.转轨经济
俄中的经济转型战略有很多不同。俄罗斯政府在1992年发动了仓促组合的激进改革。中国的改革并非自上而下，而是始于中间——中央鼓励并允许基层创新，地方企业家和政府官员顺应了这种创新，最恰当的一个说法就是“摸着石头过河”；而俄罗斯改革家喜欢的格言则是：“你不能以两个小的跳跃来跳过一个深坑”(you cannot cross a chasm in two jumps)。最关键的是，中国共产党维持了它的执政能力，监督改革的实施，并根据需要对改革措施进行调整。当中国人商量如何“制定计划”时，俄罗斯人已经有效地“推翻了计划”。
1992年俄罗斯启动了经济的“休克疗法”，但是政府没能控制住货币和财政赤字，造成了高通胀和宏观经济不稳，直到1999年经济才稳定下来。私有化计划被紧密勾结在一起的内部人小集团所绑架，留给俄国民众的是上当受骗的感觉和空空的国库。外国投资者被排除在经济“皇冠的宝珠”——石油天然气和金属领域之外。到1999年，尽管市场经济的基本结构已经建立，但是自由进入仍然受到限制，寡头垄断的寻租程度高，效率和投资水平低。2001年，全国最大的23家公司的产值占俄罗斯GDP总量的30％，而这些公司实际上仅仅被37个人所控制。除了国家寡头，许多区域市场也被地方垄断者所控制。
普京在2000年3月当选俄罗斯总统后，对寡头展开了有力的斗争，削弱他们的政治影响力。普京重新开启并巩固了市场改革。一方面，他创建了一个更加坚实的法律基础，提高了税收收入，此后8年俄罗斯经济以6％的年增长率增长；另一方面，他加强了国家对重点企业的控制，塑造出了一个新的国家法人体系。这个由前克格勃官员队伍组成的后苏联国家官僚体系，维持了对新崛起的资本主义寡头的统治。
中国于1978年开始改革，通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民摆脱计划的束缚。这不仅提高了产量，而且还为工业释放了劳动力。地方政府被允许开办营利性的乡镇企业。国有企业同样被允许发展更多的企业精神。1986年开始实施第7个五年计划，鼓励沿海地区为海外市场进行生产装配。从1978年到2003年，中国的年均增长率达到9.4％，人均收入从1978年的150美元上涨到2005年的1700美元。中国最初通过预算补贴，而后通过4家国有银行的软贷款，来维持国企部门的社会保障功能。私有部门的快速增长使得国有部门所拥有的产业劳动力份额从1978年的80％降到2000年的29％。中小国企在1994年开始私有化，即“重组”或“资产转移”。1997年启动的一项重要的国企重组计划导致了大量的拖欠工资和下岗。政府用了3年时间，通过支付原工资60％的遣散费缓解了这一矛盾。从总体上看，政府在推行这些改革时显示出了谨慎性和灵活性。例如，粮价管制在1993年被取消，但是在引发粮食短缺和价格欺诈之后于1995年被重新恢复。2001年，在粮食消费区，粮价管制再次被放松。
农业是中国改革的最初驱动力，而在俄罗斯，改革几乎没有触及农业生产组织。在银行业改革方面，两国的改革步伐也有很大差别。在中国，国家对银行系统加以管制，而俄罗斯则对银行系统放松控制，一下就冒出来了1500家私有银行，这些银行大多在1998年8月的金融危机中倒闭。俄罗斯的大规模私有化计划将国有企业转变为法律上独立的公司，这与强调法治社会、明晰产权重要性的西方理论相一致。中国追求的是不同的路径：没有大规模私有化，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的发展是一种含混的模式，表现为追求利润，但产权不够清晰。这些企业被深深地嵌入到地方网络、甚至是家庭网络之中。1998年做出的党和军队与企业分离的决定是重要的一步。实际上，俄罗斯的改革路径并没有达到改革者所宣称的目的，没能建立起透明和牢固的产权。成千上万个案例表明，有组织犯罪集团强力攫取了对企业的控制权，也有很多案例表明，政府官员通过抓住企业拖欠税款和其他手段攫取企业。普京在2003-2005年整肃顶级私有石油公司“尤科斯”，以及2006年12月壳牌公司在萨哈林岛二号开采项目中被迫出售多数股份，都是产权应变政治的鲜明例子。
总的看来，产权的弱点是俄中案例的共同之处。俄中两国政府都没有放弃对重点战略部门如通信、电力的控制，两国都在提升这些部门竞争力上做出了一定努力，并创建了现代管理规范，但是在实践中政治统制还是具有决定性的。两国还有一个相似特点，就是中央政府的征税能力曾经一度下降，在后来的改革时期又有所上升。在中国，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978年的31％下降到1995年的10.7％，到2001年又恢复到17.1％。与之相似的是，俄罗斯联邦预算收入到1998年下降到9.2％，到2001年恢复到17.1％。2001年之后，两国出现了分化，中国政府财政预算继续收缩到10％，而俄罗斯依靠石油经济的繁荣上升到28％。
两国的改革都产生了一个相同的结局：地区和社会不平等加剧。在俄罗斯，基尼系数从1992年的0.29上升到1997年的0.4，并且一直到2008年保持在0.4。中国从1978年的0.28上升到2000年的大约0.45。俄罗斯的财富更多地集中在新寡头手里，这一点中国的程度较轻。这个结果是私有化不受控制的特性、司法机关的软弱以及以资源为基础的经济性质共同造成的。2006年福布斯杂志报道俄罗斯有33位亿万美元富翁，而中国“只有”8位。到2008年，俄罗斯的这个数字上升到87位，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位。1993-2000年，寡头实际上控制了俄罗斯的政治体系，而与之不同的是，中国的企业巨头处在政治影子中，他们与地方政治首脑联合在一起，但却回避任何可能直接挑战国家的事情。
腐败问题在两国都是个侵蚀性的问题，它拖累了效率，使外商投资步入歧途。不论是高层次还是低层次的腐败，行贿受贿似乎都与政治体系粘合在一起。1992年之后，由于市场化的实行以及“关系”作用的降低，中国的腐败特征发生了变化。俄中领导人都宣称反腐败是首要任务，但是却没有在这个问题上打开缺口。中国逮捕了上千名高官。俄罗斯的行动很少是决定性的：普京的反腐败斗争只涉及很少几个高级私人企业主和一些警察。
(三)外部整合
俄中两国都是以外部整合作为本国经济转型的关键动力。但是在这个方面，两国实践又各有不同。中国贸易额每10年增长3倍，占世界贸易额的份额从1978年的0.8％上升到2005年的7.7％。由于1990年代的经济衰退，以及经济互助委员会贸易集团的衰落，俄罗斯在世界贸易额中的份额从1990年的3.4％下降到2000年的1.5％，直到2005年才缓缓恢复到1.8％。中国经济的复兴是由沿海地区众多的生产装配工厂带动的，进口零部件和原材料，向海外市场出口制成品，并挖掘取之不尽的廉价劳动力资源。俄罗斯既没有劳动力储备，也没有靠近全球海运航线的港口；既没有创业精神，也没有接受这种出口制造业带动经济增长的政治愿望。
中国在不依赖证券投资时，依靠的是大量流入的外资。从1985-1995年，中国每年平均吸引120亿美元的外资，到2006年达到780亿美元。俄罗斯在1985-1995年年均吸引外资只有13亿美元，2006年达到125亿美元，但是俄罗斯每年资本外流远远超过这些数字。2006年，中国累计外商直接投资达到2070亿美元(占总资本的15％)，而俄罗斯只有170亿美元。为了促进外资的流入，中国创建了经济特区，实行税收优惠政策和创造优惠管理条件。这一进程受到香港和台湾的中国资本家的极大推动，虽然外商投资受到鼓励，但是他们通常被要求组建占有50％股份的合资公司。
中国对资本流入控制严密。人民币在经常账户中可兑换，但是不能在资产账户中兑换。1995年之后人民币与美元挂钩，汇率相当于购买力平价的25％(2005年汇率转向一揽子货币)。由于这些控制手段，中国保持了廉价劳动力优势，避免了其他发展中国家所遭受的投机资本出入所带来的打击。中国几乎毫发未损地度过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
与中国不同，俄罗斯的改革者在很大程度上听从了西方的建议，追求外部自由化——部分是因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是以这些政策为条件的。在1992-1994年间，俄罗斯对大量资本放松管制，导致美元大量充斥，1990年代的多数时间形成平行货币。当用来支付政府大量财政赤字的400亿美元投机资本进入国内时，这种轻率借贷导致了1998年的金融崩溃，这是继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石油价格暴跌导致的危机。1998年8月卢布贬值75％，政府大量拖欠外国贷款，金融寡头资产大量缩水。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场危机打破了以通过增加俄罗斯食品和产品同进口商品竞争力来使经济得以恢复的假象，更重要的是，它通过对政治和金融寡头的致命打击恢复了国家权力。
(四)未来前景：稳定与不稳定
根据西方传统的关于政治和经济自由主义一致性的假设，俄罗斯和中国当前的状况都是不可持续的。在两国，经济体制更符合市场导向，因而比政治体制更多元化。“市场的不可抗拒力量符合党坚定不移的目标，在一定程度上应该给予肯定。”自由主义者认为，民主上的突破在这两国都是有可能且有必要的。悲观主义者期望国家能够采取更多措施控制市场：监禁商人、使私人企业国有化、设立保护主义壁垒。
毛泽东时代社会保障网络的消失，与无休无止的反腐败斗争，都加剧了人们对中国模式长期存续能力的怀疑。中国非常容易受到外来的和周期性的冲击——房地产泡沫的破裂，亏损国有企业的三角债，制造业出口需求的减退，医疗保健危机和生态灾难。因此，有人指出，没有民主改革，经济增长将会停滞，制度将会面临一系列内部挑战，虽然这种悲观主义并非为所有中国观察家所接受。适合中国以出口为导向增长模式的国际环境不会持续下去：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或许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美国消费者通过向中国、日本和石油国家借贷而驱动的增长已经结束。
就在世界上充满了失败国家和正在走向失败的国家之时，中国却始终看起来相当有效。它始终能够认清问题并且解决问题，完成诸如三峡工程、建设哈萨克斯坦石油管道这样的大规模项目。即便它制造了一个有效的互联网审查体制，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它的技术和政治成就。但是，2008年毒奶粉事件中监管机关令人沮丧的行为失败，以及很多抗议非法强占土地的行为，却对国家能力构成了挑战。
在俄罗斯不久的将来，也存在着发生危机的可能。1990年代的政治和经济开放并没有使俄罗斯有所收获。直到石油价格从1997年每桶12美元涨到2005年每桶60美元，商品市场繁荣起来，俄罗斯才享受到全球化带来的利益。2000-2008年，石油和天然气收入占到出口总收入的60％、政府财政收入的1/3。2008年金融泡沫的破裂和全球经济衰退导致世界石油价格从7月份最高价格每桶147美元下降到10月份每桶80美元，这使得俄罗斯未来的经济增长前景变得暗淡。
三、“受管制的市场”共识
俄罗斯和中国不同的轨迹说明，全球化对单个国家的影响是不可预测的。两国虽然都面临着全球经济竞争的压力，但是领导人的选择和历史演进的偶然性还是起着作用。中国和俄罗斯为全球化理论家提供了一条普遍的经验，那就是，世界并不是“平的”，强大的国家可以在新的世界经济秩序中找到合适的角色。
两个国家现在看来在向一种受管制的市场模式(a regulated market model)中趋同，在这一模式中，市场多元化因素被嵌入到后共产主义、威权主义的制度和实践中(这有时被称为“北京共识”)。这种新的受管制的市场模式有哪些要素呢？
第一，领导人致力于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认同的统一，这就意味着防止外国领导人和机构强迫俄罗斯和中国政府做出政治和经济决策，参与国际经济一体化不能要求以国家主权作为交换。批评意见认为，这种对主权的坚持仅仅是证明领导人控制权力正当性的一个幌子。而辩护者则认为，这是一种基于对本国人民福祉的关切的原则性姿态，他们的历史已经证明容许外国人侵入领土的可怕后果。
民族主义是领导人的修辞，但是他们并不想让它失去控制而引发破坏稳定的群众运动，或威胁到与重要贸易伙伴的关系。在俄罗斯和中国，随着两国向国际市场的不断开放，民族主义看来都在明显加强，这与全球化必然引起“身份和制度的不断碎片化”的观点正好相反。
第二，领导人把经济增长视为主要目标。在其他意识形态方面的正当性辩解遭受侵蚀的时候，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会促进国家安全、提升制度的合法性。经济增长也扩大了领导干部个人致富的机会，同时也令人遗憾地把他们的注意力从人的发展的问题上转移开了。
第三，不论是国内经济还是国际经济，市场机制都是经济增长最有效的工具。国际贸易对所有参与者都是一种双赢的手段。每个国家都必须接受比较优势的逻辑，在国际分工中寻找到最合适的位置。在中国，这意味着通过以出口为导向的制造业剥削大量廉价劳动力。在俄罗斯，这意味着出售国家的矿产资源。两国领导人都希望通过发展更多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走向食物链的上游。在接受全球化逻辑方面，中国超过了俄罗斯。中国甚至比美国的老盟友日本更愿意降低贸易壁垒。
第四，市场有其局限性，必须受到政府的监管。那些侵蚀国家合法性和能力、激发不受控制的社会抗议的市场力量必须得到纠正。国家必须出面提供公共产品——从对基础设施进行投资，对改革失意者进行补偿，一直到制定规制框架。政治精英对经济行为者的思想脱离自己的控制感到不安。所以，新出现的政治经济体具有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杂交的特征。这或许不比政治和经济相分离更为有效，但它(对领导人来说)对保证政治阶级是不可或缺的。
第五，自由民主并非最适宜和最必要的，执政政治精英之间的公开对抗要保持在最低限度。中国领导人毫不含糊地反对自由民主范式，正如黎安友(Andrew Nathan)所指出的：“民主化、自由和人权会导致一种更真实的稳定的论点——正如世界上的民主人士所确信的——对于中国领导人来说已经没有吸引力。”他们甚至有胆量发布批评美国人权的报告来回应美国国务院的中国人权纪录报告。俄罗斯的立场更加微妙：领导人正式接受民主价值，并被写进1993年宪法。但俄罗斯的实践明显偏离民主理论。克里姆林宫的思想家们一定程度上认识到这点，提出了“可控民主”和“主权民主”等说法来弥合俄罗斯与西方理念之间的实际差距。
第六，经济繁荣所造就的中产阶级是这个受管制市场体制的一个社会基础。这与西方自由主义者的期望相反，他们在传统上把中产阶级视为民主的可靠旗手。傅士卓(Joseph Fewsmith)认为，在1989年之后，中国社会契约的基础是“以政治停滞来交换经济繁荣”。埃德·弗里德曼(Ed Friedman)认为，“中国城市新的中产阶级往往会把民主想象成一种赋予大多数人——农村穷人——权利的制度”。中国的中产阶级也被苏联解体后的混乱吓坏了，因此，更愿意支持威权主义的技术官僚领导人。
在俄罗斯，正如民意调查和选举结果所证明的，职业人士受到1990年代经济休克的创伤，欢迎普京的铁腕所带来的稳定。在中俄两国，中产阶级已经彻底接受消费主义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并将它与汪晖所说的“消费民族主义(consumer nationalism)”中的政治融为一体。
四、结论
这种“受管制的市场”路径真的可以被认为是一种理论上和实践上前后一致的范式吗？或者说，它是一种思想和政策的矛盾混合体，是不同趋势的一种暂时重合，而在未来几年就会分岔吗？
1960-1980年代，从巴西席卷东亚的一波威权主义发展浪潮已于1990年代平息。这波浪潮的背景是完全不同的。不论是国际上(全球共产主义)，还是国内(强大的工会)，都存在一种真正的反对资本主义的势力。国家需要保护市场，以便免遭市场反对者的诋毁。当冷战结束，这些反对者的力量受到削弱时，威权主义的理由就不复存在了。但是受管制的市场模式根植于一种不同的世界秩序中，根植于不可能很快消失的全球化的世界秩序中。国家的作用被看成为市场力量履行其职责提供政治稳定环境，管制性的干预需要保证国际贸易和投资有利于东道国，而不仅仅是外国伙伴。冷战后，在这两个前社会主义大国的迫切生存需要中，受管制的市场似乎体现了一种切实可行的组织上的反应。
这种现象为全球发展的新阶段打开了大门，在这个阶段，游戏规则可能并不为西方强国所独断。俄罗斯和中国希望在国际舞台上成为规则的制定者，而非仅仅是规则的接受者。但是两国的发展道路是可持续的吗？如果是可持续的，它们是否可以与其他大国就一套与现行价值观不同、将塑造下一个10年全球政治和经济制度的新价值观达成一致？巴西、印度、南非、印尼等国也在接受国际融合，并经历着快速的增长。但是与俄罗斯和中国不同，它们是稳固的民主国家。所以，全球化了的世界并不是“平的”：这里有多种多样的、切实可行的模式在应对挑战中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