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顶层设计的“五位一体”治国方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略论文,五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0X(2013)06-0005-10
十八大提出：“必须坚持推进改革开放”。当前和今后改革的路怎么走？高层领导已经提出“顶层设计”，就是五个建设：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十八大报告将这五个建设和发展称为“五位一体”的布局。此前的改革基本上是围绕市场经济这一主题进行的，今后的改革则要围绕“五位一体”来开展。从“摸着石头过河”到“五位一体”的建设和改革，是执政思想的重大转变和显著提高，是新提出的总揽全局的治国方略。人们认识到，当前存在的许多问题都是改革中产生的问题，只有通过再改革来逐步解决。改革再出发的路要怎样走？官员和公众都在思考。
一、经济建设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保持和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是每一个国家政府最基本的职能。实现国家的经济发展，最重要问题是确定经济发展的正确模式。破解当前中国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困局，就是要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的方式，现在要特别注意三个问题：一要放慢经济发展的速度，二要将政府投资型经济转变为市场主导型经济，三是大力发展民营经济。
(一)要放慢经济发展速度
中国总想快速发展，从提出“多快好省”总路线到改革开放后的“加速发展”、“快速发展”、“跨越式发展”、“跳跃式发展”，提到经济，就是一个“快”字。这在那时是必要的，我们也做到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148美元到现在的5400美元，这样的发展速度世所罕见。然而，现在我们必须从“快速发展”向“慢速发展”转变，实现不了这个转变，经济发展困局无法破解。我们要将经常说的“经济快速发展”改为说“放缓经济发展速度”、“经济适度发展”或“经济平衡健康发展”、“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
中国经济要发展，这是毫无疑义的。我们的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但在全球的排名中，我们的人均GDP排在第94位，人均预期寿命排在第83位，中等都不到。我们说“放慢发展速度”，就是说发展是前提，在基数越来越大时，放慢发展速度，实际的发展还是很可观的。但是，在许多省和大城市2013年的规划中，都将发展指标定在8%以上，不少还是两位数，省、市间还在攀比谁的增速大。
为什么发展速度要慢下来？
首先，经济增长减缓、降速，是当前世界的总趋势。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测算，2010年全球经济增长达到5.1%，是一个小高峰，2011年为3.8%，2012年为3.3%，说明2010年以来，国际经济处于下行通道。经济增长减速也是国内经济的运行趋势。从2012年增长态势看，7.5%的增速创下了近13年来的最低。当前中国经济增速的减缓不是周期性的，而是结构性的。结构性的减速是经济结构出了问题，不去调整结构就会继续减速，直到发生危机。现在，原材料成本、能源成本、劳动力成本、技术成本、环境成本都提高了，国内市场饱和，国际市场严重萎缩，原来快速发展的条件失去了。随着低成本、人口红利等原有的比较优势的渐渐失去，如何筑成新的比较优势，将是对中国经济更大的挑战。自2012年11月末中央领导提出“增长必须是实实在在和没有水分的增长”之后，年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又要求“更加注重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可以相信，2012年经济增长比前13年的减速只是一个开端，中国经济将进入一个更加注重增长质量而不是速度的时代。
其次，我们前30多年的“快”是有水分的。有专家指出，如果将资源破坏和环境污染算进去，增速至少要减去15%。还有虚报问题，如果挤干水分，实际增速并没有那么快。
最后，现在的经济失衡、结构混乱、环境污染、民怨激增等等社会问题，许多都是盲目发展造成的，再盲目发展，这些问题只会愈演愈烈。现在将快发展改变为慢发展，冷静厘清以前快发展中造成和积累的问题，形成健康发展的清晰思路，才有可能为“再改革”营造一个良好的开局。
放慢经济发展速度不能认为是坏事，“慢速发展”的文章，比“快速发展”的文章更难做。在只能慢时，“慢速发展”的文章做好了，它的意义也可能比“快速发展”更大。
(二)将政府投资型经济转变为市场主导型经济
从投资来看，中国政府投资的公共项目占到GDP的50%左右，而发达国家仅占20%左右。我们特别要注意的是，30多年经济的快速发展，形成各级政府的投资冲动。2013年是中国各级地方政府换届之后的第一年，经济发展一直是地方政府关注的重点，投资和快速增长是促进地方经济快速发展的主要手段，许多地方政府一直在想方设法增加建设项目。据不完全统计，为了保增长，各地方作出的投资规划，已经达到了17万亿元，这是不可持续的。我们确实要警惕稳增长政策执行失当和政府换届叠加可能再次催生的投资过热的风险。中国存在的投资饥渴症，就是主动地、人为地，为投资而投资，甚至是从中大捞国家和人民的好处，成为贪污腐化的温床。投资必须以需求为支持，必须有科学规划，必须以人为本。因此，投资应是公众取向的，而不是政府取向的；应当是被动的过程，而不是主动地为投资而投资。
各级政府投资的热情之所以持续高涨，是因为我们的干部考核机制主要是两条：一条是GDP增长多少，再一条是财政收入多少。而政府投资最容易实现GDP的增长，投资要钱，就实行高税收、卖地、五花八门的行政性收费，将GDP和财政收入拉上去。政府投资大量集中在基础建设，结果造成严重产能过剩和许许多多的社会问题。这对中国的发展影响极大。我们甚至可以说，政府投资型经济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而是变相的计划经济。我们要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必须改变政府投资型经济。
现在，GDP增长靠政府投资和出口两个轮子驱动已难以为继，因此发展经济的模式必须转型。一定要将政府投资型经济转变为市场主导型经济。这是改革进程中经济的第二次转型，第一次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现在必须建立真正的市场主导的市场经济。
(三)大力发展民营经济
中国改革开放开始时，1978年GDP很低，但政府的财政收入占的比重却很高，约占GDP的30%。从1978年到1995年，GDP快速增长，政府财政收入的比重却逐步减少，到1995年只占约10%。就是说，国民收入的大部分都让利给了民营企业和居民。这十几年，经济是很繁荣的。1995年后，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越来越高，到2011年已经上升到22%，如果算上如卖地等预算外收入，大概也达到了30%。2012年也不会低于30%。这就是说，经过30多年的改革，如果从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看，我们又回到起点上去了。政府投入大量用于已经产能过剩的领域，结果是越来越加重产能过剩。这是造成中国经济结构不合理的重要原因。
现在我们的经济体制再改革，必须在国民收入分配方面让政府财政收入的比重降下来。政府收入降了，民营企业和居民的收入占的比重增大，民营企业才能发展，内需才能提高。支持民营经济的发展，国家要减低民营企业的税收，《反垄断法》和《物权法》要真正实施，民间财产权要得到真正的尊重和保护，还有对民间融资要放松和解除管制。只有下足工夫，才能迎来民营经济的又一次大发展。
我国对非公有经济政策，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第一，同等使用土地、资金、贷款；第二，公平参与市场竞争，享有和国有经济同等的市场主体地位；第三，平等受到法律保护。另外，十八大还首次提出加快发展民间金融机构。如果这些措施得到有效落实，我们将迎来民营经济大发展的新春天。
只要我们能改变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还是很大的，只说两条：一是城镇化，一是服务业，潜力就很大。中国的城镇化率虽然提高很快，但现在只有50%多一点，而俄罗斯是73%，巴西是87%，中国的城市化率如果提高10%，就有1.3亿人要进入城市，这么多人要的住房、各种食品用品、教育、医疗等等，这个国内市场就很大。我们现在的服务业占GDP不到40%，发达国家占80%，发展服务业可以增加就业机会。看准经济发展的态势，平稳健康地进行经济建设，前景是乐观的。
二、平稳推进政治建设与政治体制改革
30多年的改革，在政治体制方面注入了很多新的元素。和改革开放前相比，我们的政治生活确实是大不相同了。这是必须肯定的。政治体制改革取得的成就是“成功开辟和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建立了党和国家的集体领导体制，党和国家领导成员平稳交替走向制度化、规范化，建立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退休制度。在政府改革方面，国务院的机构改革，实行国家公务员制度，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政治民主化进程正在加快。现在，党内民主、政府行政的民主、农村村民自治等都在开展。还有信息公开、言论自由等等。各项政治制度方面的建设正在推进，特别是发挥法治在国家和社会治理中的作用的制度正在形成。在政治生活中增加了全新的因素，就是网络民主。网络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显著。
现在，进入新的改革阶段，首先要研究下面几个主要问题：一是怎样理解政治体制？二是怎样推进民主政治建设？三是怎样实现最广泛的人民民主？
(一)怎样理解政治体制
简要地说，政治体制就是国家的权力关系，又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国家权力机关之间的权力关系，二是中央权力和地方权力的关系，三是国家权力和人民权力的关系。
国家机关之间的权力关系，也就是国家中的政党、人大、政府、政协和司法等国家机关的权力关系。在国家机关的权力关系上，我们以往的改革进行了许多调整，现在的许多制度是不是应该改，都是可以讨论的。例如，政协的职能是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政协主要是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协商，监督政党，参政党的政，这样才能起到和执政党进行政治协商和监督的作用。
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关系，总的趋势是将部分原来属于中央的权力下放给地方。现在，每年两会期间，很多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议案和提案都是关于调整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关系的，说明这个问题人们一直十分关心。
国家权力与人民的权力的关系，在法律上和理论上我们是清楚的，就是宪法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归人民。”权力归人民，要有民主的政治制度作保证，包括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要保障人民的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如果解决不了人民行使权力的途径问题，那人民的权力就只是停留在文件上。怎样解决人民行使权力的途径问题，正是政治建设的一个重大课题。
总之，如果说经济体制改革主要是解决资源配置问题的话，那么，政治体制改革主要解决的是国家的权力如何在国家权力机关之间、中央和地方之间、国家和社会之间及国家和人民之间合理配置的问题。我们的民主政治建设的路还很长，政治体制改革在这方面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要一步步去解决。
(二)怎样推进民主政治建设
政治体制改革要建立民主制，民主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上都是多种多样的。我们要走民主的道路，就要努力去找到适合中国的内容和形式的民主。
中国不能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西方的民主制度其实存在很多问题。
首先，即使是现代标榜民主制代表的美国，他们的民主的实质也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这是因为，参加投票的选民就难得超过半数。美国过去26届总统选举，选民投票率平均为48%。现任总统奥巴马，上任时也只有61%的选民参加投票，他得到其中53%的选票，相对于全体选民来说，就是只有33%的选民授权给他。
其次，民主制也常作出重大的错误决策。最典型的是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1933年选举时，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得到44%的选票。民主选出来的希特勒却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有台湾民进党的陈水扁，也是一个坏总统。美国的小布什说伊拉克制造化学武器，未经联合国授权就发动伊拉克战争，搅动全世界，后来什么化学武器也找不到。
最后，西方民主国家，竞选总统的候选人为了争取选票，就要用提高福利来讨好选民。提高福利必然增大开支，开支过大，只能靠借债、赤字过日子，西方发达国家近年来屡屡暴发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从某个角度来看，和民主选举有很大关系。
20世纪40年代，英国首相丘吉尔在评论西方民主制时说过一句名言：“民主制度很不好，但别的制度更不好。”西方的民主政治在现在的世界上大行其道，和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有很大关系。判断民主制度好不好，要看在这个制度下产生了什么效果。民主制度如果说好，可能更表现在纠正做坏事方面。就是按民主制度选出来的领导人，如果做的是坏事，下次可以选掉。我们不要一说民主就认为是好的，就想快点搞民主，对待民主问题头脑一定要冷静，要认真分析各方面的条件去作出判断。
(三)怎样实现最广泛的人民民主
十八大强调要实现最广泛的人民民主，为此，我们“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应该看到，改革开放过程中，我们在实现最广泛的人民民主方面已经做了有益的尝试，这条新路要坚持下去。
我们现在的民主进程有这样的特点，就是在注意全面推进民主的同时，又表现出从下到上，从次到主，从内到外，从虚到实的取向。
从下到上，就是先进行基层民主建设。比如，城市中的小区，建立业主自治委员会，农村建立村民自治委员会。上层也不是不推行民主建设，从强人政治到集体领导就是上层的改变，但重视建设基层民主，大概是中国推行民主的一个做法。
从次到主，就是从次要问题开始，再到主要问题。从比较容易办的事做起，再到比较难的事。我们推行公选先选副职，让民众参与决策先搞听证会，重大决策先让群众代表旁听会议等等。这样逐步地推行，既比较稳妥，也使群众逐步适应和得到锻炼。
从内到外，就是先在党内逐步推行民主，再到党外。现在党内民主不断增加试点，如在基层搞选举，在中层搞差额选举，扩大党代会的权力等，先在党内扩大民主比较容易实行。
从虚到实，就是先在虚拟的网络搞网络问政。从网络问政到网络施政、网络行政，参与的民众越来越广，表现出中国特有的民主新形式。
总之，我们的民主建设不是停步不前，而是“小步快跑”。按照这样的做法，实现民主政治是很有希望的。
三、文化建设要突出思想建设
十八大强调文化建设，就是要满足各族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要求“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文化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当前要明确三个问题：一是文化建设主要是精神建设，二是文化自觉和自信，三是树立核心价值观。
(一)文化建设主要是精神建设
“文化”是一个范围相当广的概念。从大的方面可以分为三个层次：最广义的是大文化，是和自然相对应的概念，泛指人类创造的一切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第二个层次是中文化，主要是指人类创造的精神财富和意识形态；第三个层次是小文化，“文化产业”中所说的基本上属于小文化。我们现在说的文化建设的主要含义就是指人的精神建设，也就是满足各族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
意识形态的改革，就是“改思想”，直接地说，就是要形成适应当前世界形势和国内改革形势的新的主流思想和主流文化，提高我们的文化软实力，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精神文化支撑。
“当今世界，人类的精神陷入了深沉的困惑：一方面，现代化给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另一方面，地球已经百孔千疮，人类似乎面临灭顶之灾的现实危险”[1]，如同意大利历史学家维科在论述历史时所说：“人类首先感到必需，接着追求效用，再接下去就是讲求舒适，寻乐，然后在奢侈中变得淫逸，最后发狂，浪费他们的资产。”[2]
现在主导人类生存发展的是西方文化，集中表现在美国的立国精神和美国的生活方式或称美式文明中。内容主要包括人类中心论、无限理性论、科技万能论和消费至上论。“人的价值、理性和科技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对实现人的幸福也是必不可少的。然而，当这种文化软实力不是用于为人类造福而是被自封为世界霸主的强国用于凌弱逞强时，原来正确的理论必然被扭曲变形，成了导致世界危机的理论。”[3]
过去的数百年间，西方世界一直以机械的思维范式为基础，认为自然和社会都是“机器”，人有能力按自己设定的目标改造这部“机器”。在思考和处理人类社会的问题时，机械思维是不行的，应将社会放在自然、生命、社会的统一的系统演化过程中来看待。顺应自然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最佳途径，我们只能唯自然之道是从，背道而驰只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二)文化自觉和自信
“文化自觉”就是要知道自己的文化是什么，“自信”则是要相信自己的文化是优秀的。中国建设文化强国的根基在深厚的文化底蕴，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需要我们对文化底蕴形成清醒的认识和理解，也就是要有文化自觉和自信。
文化自觉首先要明确认识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是什么。现代著名学者任继愈先生提出，儒、释、道三家是中华传统文化三根支柱。其实，儒、释、道三根支柱形成的三足鼎立，又立根于坚如磐石的根基之上，才使传统文化延续数千年不衰。三根支柱的根基，表现为儒、释、道三家的融合，体现三家融合的则是“道”文化。贯穿五千年林林总总的文化，就凝结在一个“道”字中。
“道”文化不仅是中华传统文化，而且早已在世界上扎下根基。在世界100多种语言中，代表道文化的老子的《道德经》已经有90多种语言的译本。现在，联合国秘书长、俄罗斯总统、美国总统等许多政要，在他们的讲话中都引用《道德经》原文，说明《道德经》是好东西，世界都认为是好东西，我们更要对“道”文化有自信。
(三)树立核心价值观
价值观是人们用来判断好坏、美丑、善恶、有用还是无用、有利还是没有利等等的标准观念。一件事，人们认为是好的就会去做；反之，就反对，就不会去做。个人是这样，一个国家或社会组织也是这样。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都受价值观的支配。
社会转型时期价值观的混乱是不可避免的，但这种状况不能长期持续下去，因为价值观的混乱造成人们干什么都无所适从。因此，我们要通过大讨论，形成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或者说核心价值观。
党的文件中说：“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又说要“切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转化为人民的自觉追求”，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的最终目标，也就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将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转化为人民的自觉追求，也就是将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的最终目标转化为人民自觉的行动，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的最终目标才能实现。我们从领会十八大文件的精神实质去看，创新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应是“一切以造福人民为纲”。现在看来，将幸福作为评价社会全面进步的指标，首先作为评价各级干部政绩的指标，正是打破改革的困局的切入点。
四、切实加强社会建设和社会体制改革
十六大和十七大都提出“更加注重社会建设”、“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十八大对这个问题作了更加具体的阐述。在当前社会各类群体性事件频频发生，对政府社会管理形成巨大压力的形势下，更加注重社会建设和社会体制改革刻不容缓。
(一)社会建设的历史回顾
“社会”有大概念和小概念之分。大概念的社会是指与自然界相区别的人类社会，小概念的社会是指在国家中与政治、经济、文化相区别的社会领域。社会建设，指的是小概念的社会。社会体制，也是相对于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而言的。一个国家，与生产和企业相关的组织结构和制度构成经济体制，与国家权力机构相关的组织结构和制度构成政治体制。此外，还有既不是企业，也不是国家机构的各类组织，比如事业单位、行业协会、中介组织、民间组织、慈善机构等非政府组织，这些组织的结构和制度构成的就是社会体制。
在我国的历史上，社会组织是长期存在的，社会上很多事情都由社会自己管理，政府基本不管或很少去管。比如广大农村，主要是由家族管理，许多民族地区的社会事务，由土司头人管理。教育、医疗、住房、就业等具体事务，国家也管得不多。从历史来看，中国的社会组织如家族、商会等比较发达，对社会的管理也发挥过非常重要的作用。国家将社会事务都管起来，是近代国家兴起以后的事情。
近代以来建立的国家，国家权力大为扩展，国家管理几乎涵盖了社会的方方面面。新中国成立以后，1956年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把政府以外的社会组织几乎完全“改造”完了，形成的是国家管单位，单位管个人的国家、单位、个人三层结构，国家权力覆盖了全部领域，自我管理的“社会”没有了。社会主义改造的目的是建立社会主义国家，但在我们的国家中却只有国家权力，几乎没有社会权力，我们“改造”出来的是没有“社会”的社会主义。
在我国改革的30多年中，也注意到了发展社会组织和建立社会体制。仅从社会组织的数量来说，全国性的社会组织就建立了2000多家，地方性的社会组织更以十万计。针对社会体制方面存在的问题，我们也明确提出了“政社分开”。然而，在这方面，无论从思想重视程度还是从实际措施的效果来说，都还有许多不足之处。
我们必须承认，出于“稳定压倒一切”的需要，政府采取“不留社会的空白点”的管控思路，严格限制社会组织的发展。从国家权力和社会权力的对比来说，社会权力相当弱小，形成的是强国家—弱社会结构，甚至是极强国家—极弱社会的结构。在这样的结构下，社会群体和政府之间缺乏沟通的渠道，公民的诉求得不到有效的申诉，暴发群体性事件不可避免。许多社会利益群体没有相应的组织来代表他们申诉利益，在出现矛盾和冲突时，政府要出面协调也找不到谈判的对象，为了控制事件，有时就不得不采取强硬手段，结果反而更加深和扩大了矛盾。现实已经清楚地表明，注重社会建设和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必须提上议事日程，必须列为深化改革的一个重点。
(二)承认“社会权力”至关重要
在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中，很多地方论述到“社会力量”、“社会组织”、“社会权力”。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文的结论中，在讲了中世纪和资本主义社会后，接下来讲无产阶级革命时，就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将取得社会权力”[4]。其实，从权力方面说，封建社会就是土地权力至上的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就是资本权力至上的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则应是社会权力至上的社会。当然，在现实中，由于我们是在生产力相当落后和市民社会异常弱小的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社会权力至上的社会主义社会只能经过漫长的道路才能实现。所以，我们不可能没有国家权力，在一定阶段上，还必须强化国家权力。但如果我们明确了真正的社会主义是社会权力至上的社会制度，那么我们就要朝这个方向努力，也就是要通过一系列的改革去发展社会组织，加强社会建设，扩展社会权力，健全社会体制。这就说明，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体制改革方向，应该是国家权力向社会放权分权，努力进行社会建设，推进社会体制改革，不断壮大社会自我管理的能力。
长期以来，在我们的理论语境中，“社会权力”一词极少出现，许多政府官员也只知道自己握有的一定的行政权力，将社会只看作是行政权力作用的对象，只能服从自己的行政权力，根本没有想到社会还有权力与自己博弈和抗衡。因此，我们在思考社会建设和社会体制改革时，有必要对社会权力作一简要的分析。
社会权力具有作用范围广、作用强度大和作用方式多等特点。
首先，从作用范围来看，国家权力和经济权力的范围都是比较明确的，比如，政府的行政权力，就受法律的严格限制。由于社会权力主要是通过影响力或压力而实现的，它可以作用到国家权力范围中，比如监督国家权力的行使；也可以在经济权力范围内起作用，比如工人罢工要求增加工资；至于社会生活本身，更是社会权力发挥作用的广阔天地。
其次，社会权力作用的强度可大可小。小到处理民间纠纷，大到迫使政府改变某些政策甚至推翻国家的政权。现在世界上经常出现的某些国家的权力更迭，就是在群众示威游行的压力下出现的。
最后，社会权力的作用方式多种多样。从社会权力作用的方向看，可以沿着维护国家利益与社会秩序的方向发挥建设性的作用，与国家权力互补；也可能对国家利益和社会秩序起破坏性作用，比如很多地方存在的黑社会组织就属此类。正因为如此，法治社会应将社会组织的活动置于法治之内，使它沿着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秩序的方向发挥作用，对破坏性的社会权力则必须制裁。
社会权力的存在是无法否认的，这就在政府面前提出一个问题：是让社会存在无数的个体自发而又无序地发生作用，政府则运用强制手段去管控呢；还是通过社会建设形成社会多元主体的良性互动？这关系到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型和创新。
如果承认社会权力，就应建立多权力中心的新的社会治理模式。这种模式意味着社会上存在分散而又交叉重叠的多元权力中心。在多元中心中，政府则是其中最大的一个权力中心。对各权力中心范围内的管理事务，政府原则上不作干预，只有在当事人之间或权力中心之间的纠纷不能通过协商解决时，政府才以仲裁者的身份出面进行协调或裁决。这样，社会上的各种各类社会组织分别享有一定的自治权，政府作为一个最大的权力中心与其他权力中心对社会进行合作共治。这就既保证了政府在社会管理中的公共性和集中性，又充分利用了社会组织的回应效率高、行政成本低的优势，从而形成综合多种主体、多种手段的公共事务治理的新模式。
(三)当前社会建设的重点是形成四个机制
当今社会，物价、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民生问题相当突出，诸多民生问题，都要靠加强社会建设来解决。顶层设计中，已经提出要形成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和权益保障机制。形成这四个机制，是当前社会建设的重点。
在重建社会管理机制时，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是要重建利益协调机制。形成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一定要有全局思维，系统思维，只从某一点去做是难以达到目的的。总的要求是利益协调机制必须体现公平。最主要的是不能让既得利益集团控制了政策的制定。
当前出现诸多社会问题的直接表现是诉求表达机制不通畅。改善社会管理，重建诉求表达机制很重要。中国有诉求表达的人很多，要尽可能满足，例如领导亲自接访等，但这些办法解决的问题很有限。有效的途径是建立多种多样的社会组织，群众的诉求通过社会组织来反映。
许多人的利益受到损害，又无处诉求，引发大量社会问题，暴露出各种社会矛盾，矛盾要通过重建调处机制来解决。“矛盾调处”的提法虽然很好，却不易做到。这里有一个人们的习惯性思维问题。怎样解决矛盾？用“二者必居其一”的办法解决矛盾的观念是许多人的习惯性思维。如果不认真自觉地改变这种习惯性思维，用调解的办法来处理矛盾是很难做到的。我们要努力形成用平衡去解决矛盾的新思维，只要我们注意形成各方面的平衡，许多矛盾并不难解决。
重建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说的是用公平、包容、平衡等办法。这些办法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带柔性、软性。现在柔性软性的东西太少，有点事就是采取强硬手段。我们在重建社会管理机制时，一定要注意柔性管理。社会管理主要要采用柔性的办法，但柔性的办法也不是唯一的办法。在有些问题上，刚性的办法也是必需的。用法治的办法去重建社会保障机制，就带有刚性的性质。
法治是刚性的，但刚性的法治对象首先是政府，就是建设法治政府，规范行政权力。在政府依法行政时，推进政府管理方式创新，则是化解社会矛盾纠纷，完善调解制度，提高调解效能，这些又是柔性的。在社会管理中，法律管政府要刚性，政府管社会主要靠柔性，不能颠倒。重建权益保障机制，就是要从机制上保证政府在制定政策时，要注意用政策去使公民的权利得到实现。人民的权益很广泛，比如个人财产受法律保护，就是公民的权益受法律保护，就是不受侵犯。
我们的社会建设和社会体制改革应建立多元权力中心的新的社会治理模式，最终目标是建立高度自治的社会，形成政府掌握公共权力、市场掌握配置资源的权力、社会掌握自治权力的三元结构①。
五、生态文明建设与环保体制改革刻不容缓
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提高到“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高度，认为生态文明建设是涉及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根本性的战略任务，其目标是建设“美丽中国”。对生态文明建设，仅仅强调其意义是不够的，应刻不容缓地在行动上实施。
(一)生态破坏已将人类推到了灭亡的边缘
我们改革开放30多年，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却造成了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不仅中国人很不满意，也引起世界的担忧。现在许多人对前景失去信心，认为环境已经不利于人类生存了，人类都快要灭亡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也就毫无意义可言了。对中国的环境治理，人们信心也不足，认为环境治理有可能是越治理污染越严重。
中国现在的发展模式消耗的能量太大，要再发展，能源消耗和环境破坏都无法承受。2013年1月中国大地上出现的前所未有的雾霾，面积达35万平方公里，超过国土面积的三分之一，最严重的地方，PM2.5值竟达到了极限，而且都发生在人口密集区域，煤炭污染则是造成雾霾的首要因素。现在我们对资源环境的消耗问题虽然很重视，但还没有重视到生死攸关的地步。我们靠能源消耗和环境破坏来发展经济的路子实在是走不下去了。
说现在人类面临生死攸关的环境，绝不是耸人听闻，有许多著名的理论家和科学家都直接指出了这个问题。被誉为继爱因斯坦之后最杰出的英国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的斯蒂芬·霍金在70岁生日来临时说：“人类灭绝是可能发生的，但却不是不可避免的，我是个乐观主义者，我相信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进步最终可以带人类冲出太阳系，到达宇宙中更遥远的地方。”霍金先生是否想过，如果说人类在几十年中运用先进的科技制造的核武器和造成的温室效应就导致地球灾难，那么到火星上运用更加先进的科技不会导致火星的灾难吗？！火星上不能生存了，是不是又逃避到别的星球上去呢？难道人类的使命就是到处制造宇宙的灾难吗？逃出地球并不是人类的出路，只有重视生态文明建设才是人类的唯一出路。
(二)先发展后治理是根本错误的指导思想
中国改革开始时，确实没有注意环境保护，直到现在，很多领导人都认为，要发展经济就要付出代价，造成污染和环境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是必然的。我们只能走先发展后治理的道路。他们认为，现在西欧的发达国家在工业化时，也发生过严重的污染。伦敦过去的别名就叫“雾都”，1952年，出现过一个星期内有4000多人死于煤炭污染的事故。日本也发生过重大污染事故，出现过水俣病，短期内死了1400多人。中国那么大的国家，又那么落后，要想发展，不付出环境的代价是不可能的，付出了代价，到时再来治理就行了。现在欧洲和日本的环境不是治理得很好吗？在这样的观点和理论指导下，中国的环境受到了极其严重的破坏。现在治理起来困难重重。有些环境的破坏，甚至是不可能治理的。看来，要治理环境，首先要解决的是思想观念问题。
西欧和日本在工业化的过程中，产生过严重的环境污染是事实，他们经过治理，现在的环境变好了也是事实。但如果认为这是现代化必然要走的道路，我们也只能是先发展后治理，只能沿着西欧和日本在工业化的过程中走过的道路再走一遍，这个看法很危险。
首先，后发展的国家怎样学习先发展的国家的经验，就要好好思考。向先发展的国家学习是对的，但学习是学人家好的东西，不是人家怎么做我们也要怎么做。人家走了先发展后治理的路子，那是我们要总结的教训，而不是我们也先发展后才来治理。如果我们开始时就注意环境保护，现在的情况肯定要好得多。
其次，我们要看到，环境污染是无国界的。地球就是一个大环境，大自然对污染是有自我修复能力的。半个世纪前，地球上少量地区造成严重污染，及时发现和治理，问题可以解决。现在地球上工业化地区大为扩展，工业化水平大为提高，地球对污染已经难以承受。此一时，彼一时，那个时代可以先污染后治理，现在再污染，就不用治理了，因为治理污染的人都可能不存在了。我们一定要认清现在治理环境污染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和极端紧迫性。
最后，我们还要看到，治理污染不是你说治理污染就会减少的。一方面，那种先发展后治理的观念在相当一部分人的头脑中还在起作用，造成污染的项目还在继续上马；另一方面，治理污染的科学技术兴起和发展的时间并不长，在技术应用上还不成熟，完全有可能治理了这个，又污染了那个。特别是后起的国家和地区，要治理，就要放慢发展速度。而放慢发展速度，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自己又会吃亏。所以，要达成共识相当困难。现在治污不仅非常紧迫，而且非常困难。
(三)生态文明建设当前要解决的紧迫问题
有学者提出：“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道路，就是必须把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原则、目标等深刻融入和全面贯彻到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为人民创造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5]
下面几点是当前要解决的紧迫问题：
首先，必须全力保护好中国现在仍然美丽的地区，只是这些地区大都经济相对落后。国家应制定严格的政策，凡是污染项目决不允许进入未受污染的地区，发展旅游也应严格限制每年进入的人数。对那些地区干部的考核，应将环境保护放在首位。我们再也不能让仍然美丽的地方变得丑陋了，否则，建设美丽中国的目标只会变得越来越遥远。
其次，对已经污染但尚不严重的广大地区，要抓紧整治，逐步消除污染。那种将严重污染项目搬迁出来转移到污染尚不严重地区去的政策措施是根本错误的，必须坚决废除。
再次，对严重污染的地区，重度污染项目必须停产。与此同时，制定消除污染的长期规划，使污染得以逐步消除。
最后，凡是新项目，都必须经过严格的环评，只有在不会成为新污染源的前提下才准许上马。
总之，全国都要形成这样的共识：人类的生命是大自然孕育的结果，这从根本上决定了人只有在与自然和谐相处中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人类的幸福不是从掠夺自然获取更多的物质财富和经济利益中实现的，而是在“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老子《道德经》第十九章)中感受到的。
六、“五位一体”布局的整体性与突破口
习近平担任总书记后第一个调研考察地点是广东，在广东首次提出贯彻“五位一体”布局必须坚持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回到北京后又再次强调这个观点。这个观点说明，“五位”中的每一“位”，虽然各有其特定的建设任务，但绝不是各自孤立，而是紧密相连。每一“位”建设的成功都将促进其他建设的成功，每一“位”建设的失误都将造成其他建设的破坏。这个观点我们要时刻印在脑子里，做每一件事都要想到“五位”是“一体”的，这样想这样做，我们可以少走很多弯路，我们的事业将取得更大的成功。
应该明确：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解决的是还利于民的问题。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解决的是还权于民的问题。文化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增强文化的自觉和自信，解决的是确立核心价值观的问题。社会体制改革的目标是社会自治，解决的是提高社会自我管理能力的问题。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是建设美丽中国，解决的是改善人的生存环境问题。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五项建设目标，要通过五项体制改革来实现。从当前五项建设和体制改革的总体来看，突破口应是政府改革，就是政府要放权分权，实现还权于民，包括还权于社会、企业和公民。国家的权力不是天生的，而是由私权产生的。私权之所以产生出公权来，是为了让公权来保护私权。现在的问题是国家的公权过于庞大，甚至不受约束，许多公权被用来为掌握公权的部门或个人谋利益，结果是公权不是用来保护私权，反而经常发生公权损害私权的事情。我们进行体制改革，就是要限制公权，约束公权，扩大私权，将企业应有的权力还给企业，将社会应有的权力还给社会，将公民应有的权力还给公民。习近平说我们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就是这个意思。
国家权力太大，这样的政府称为全能政府。当前要深化改革的，首先就是这种全能政府，要将全能政府改革成有限政府，有限政府就是政府的权力只能用来履行政府的职能。政府的权力受到限制，原来有的权力要从政府中分离出来，分给企业、社会和公民。这叫分权放权，或一句话叫还权于民。我们再改革，首先要改的就是这个。政府分和放的权，要由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来承接，为此，必须着力培育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的权力意识，提高他们运用权力的能力。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不能只讲维权，也要讲用权。分权放权是政府和有关企业或社会组织谈判的过程，经过认真细致的招标谈判，制定合同，明确责任义务，才能有序地进行分权放权。在这方面，发达国家的经验是可以借鉴的。
只要我们坚持在系统性、整体性和协调性的指导下开展“五位一体”再改革，中国的改革事业定能再现辉煌。
①此节论述可参看本人两篇拙文：《论社会建设与社会体制改革》，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10，(2)；《改进社会管理 重构四个机制》，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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