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邓小平的考试思想——纪念高考恢复25周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试论论文,周年论文,思想论文,考试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77年恢复高考是邓小平在教育领域领导的一次伟大革命实践，它“从根本上改变了‘读书无用论’弥漫的社会风气，重新确定了选拔人才的公平、公正和平等竞争的原则”（注：《中国教育报》，1997.8.11.），“挽救了我们的民族和国家”。在高考恢复25周年之际，我们怀念、感谢邓小平，最重要的是应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其考试思想，把来之不易的已有25年历程的高考改革继续向前推进，使之更好地满足与适应时代与人民的愿望和要求。
一、坚持高考——以考选才
痛思“文革”历史，教育战线是重灾区，废除高考是“文化大革命”的突破口。喜庆高考恢复25周年，我们没有忘记，1977年邓小平提出恢复高考是在真理标准讨论和破除“两个凡是”之前，是在打破“两个估计”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路线之前，这种以恢复高考为突破口的伟大革命实践，除了起到政治、思想路线上“拨乱反正”的伟大作用外，从教育思想上看，反映了邓小平“坚持高考、以考选才”的考试思想。其思想的逻辑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大量的高科技和高技术人才，这种人才的培养靠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高等教育的起点是新生的质量，新生选拔的质量靠必要的考试制度来保证；因此，高考联系着千家万户的利益，关系着民族和国家的利益。其理由是：
（一）坚持高考、以考选才是现代化建设的要求。“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没有知识、没有人才，怎么上得去？”（注：《邓小平文选》：(1975-1982)，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7页）。然而，“‘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大错误是耽误了十年人才的培养。现在要抓紧发展教育事业”。我们“要承认落后……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整整落后了二十年。科技人员美国有一百二十万，苏联有九十万，我们只有二十多万，还包括老弱病残，真正顶用的不很多”（注：《邓小平文选》：(1975-1982)，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7页）。因此，“抓科技必须同时抓教育”。“要经过严格考试，把最优秀的人集中在重点中学和大学”（注：《邓小平文选》：(1975-1982)，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7页）。在这种思想指导下，1977年8月8日，在科教讨论会上，小平同志全力支持大家要求尽快恢复高校招生的办法，表示“今年就要下决心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注：《邓小平文选》(1975-1982)，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4页。）。针对其时“左”的思想的干扰，1977年9月19日，他在同教育部主要负责同志的谈话中指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为什么要从高中直接招生呢？道理很简单，就是不能中断学习的连续性”；“毛泽东同志的七二一指示要正确地去理解。……并不是所有大学都要走上海机床厂的道路。毛泽东同志一贯强调要提高科学文化水平，从来没有讲过大学不要保证教育质量，不要提高科学文化水平，不要出人才”（注：《邓小平文选》(1975-1982)，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5页。）。在邓小平的直接领导下，终于，1977年10月12日国务院发出了恢复高考的文件。从此，虽曾有过激进的“素质派”强烈要求废除高考，但坚持高考、以考选才的思想一直贯彻至今。
（二）坚持高考、以考选才符合考试发展的规律。看看科举历史以及“文革”中废除高考所产生的“后门成风、人才选拔机制失衡、社会秩序混乱”、“新生质量差、教育质量低”等悲剧性后果，看看“中国人重视人情、关系”（注：刘海峰：《高考存废与科举存废》，《高等教育研究》2000(2)，第41页）的历史传统与现实国情，不难明白：高考不能被轻言废除，只要国家需要对人才进行“选拔”或者“选择”，只要知识还是整个或全部教育的基础，“一切以程文为去留”的公平竞争、择优录取的考试制度，尽管它仍有弊端，甚至伴随着悲剧或丑恶现象，但比之以父母的身份、财力、权力、社会关系等为标准的“推荐”来，考试仍是一种更为有效的选才制度。历史与现代测量等理论还同样表明，“考试这种方法有它固有的局限性，因为学生的学习和素质发展得怎么样，最终要受社会实践的检验，无论怎样改进考试，也不能完全克服其局限性。同时，在教育领域中，由于教学内容基本是已经确认的东西，运用以一斑窥全豹的原理，用考试的办法，来代替实践的检验，它用的时间短，收效快，结果确定。在这个意义上它还优于实践的检验，这是考试的合理性和存在的科学依据”（注：王策三：《保证基础教育健康发展——关于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提法的讨论》，《北京师大学报》2001(5)，第73页。）。因此，“考试是检查学习情况和教学效果的一种重要方法，如同检验产品质量是保证工厂生产水平的必要制度一样。当然也不能迷信考试，把它当作检查学习效果的唯一方法”（注：《邓小平文选》(1975-1982)，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02页。）。
二、择才标准——综合素质
鉴于保证大学新生质量是大学保证教育质量、提高科学文化水平、早出人才的重要一环，坚持以“综合素质”作为高校选拔录取新生的标准，也是邓小平一贯的思想。
体现在恢复高考后关于首届招生的文件上，邓小平对教育部的负责同志讲：“你们起草的招生文件写得很难懂，太繁琐。关于招生的条件，我改了一下。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政治历史清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有这几条，就可以了。总之，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注：《邓小平文选》(1975-1982)，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6页。）这实际是以综合素质的高低作为大学取舍新生的标准。
首先，综观邓小平的教育思想，“综合素质”包括德、智、体等几个基本方面。1978年4月22日他在全教会上说，“我们的学校是为社会主义培养人才的地方。培养人才有没有质量标准呢？有的，这就是毛泽东同志说的，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注：《邓小平文选》(1975-1982)，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00页。）但是，“我们在鼓励帮助每个人勤奋努力的同时，仍然不能不承认各个人在成长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才能和品德差异”（注：《邓小平文选》(1975-1982)，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03页。）。在现实的国情下，“今后不仅大中学校招生要德智体全面考核，择优录取，而且各部门招工用人也要逐步实行德智体全面考核的办法，择优尽先录用，……这样做，对于提高整个职工队伍的政治素质和科学文化素养，对于在青少年中以至整个社会上造成人人向上、奋发有为、不甘落后的革命风气，都将发挥巨大的促进作用。”（注：《邓小平文选》(1975-1982)，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04页。）这是邓小平对考试积极引导社会分流、引导社会有序竞争、激励社会风气日上等社会功能的精辟论述与认识。遗憾的是，我们现实社会中总有人对考试的社会功能缺乏清醒的认识，他们对高考总抱有“乌托邦”似的幻想，不能面对高等教育资源供给不足不均等以及在考试竞争下总有人不能上大学或者不能上好大学的现实。
其次，综合素质包括四个基本要素，即“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这是社会主义新人的基本素养和要求。有理想，主要指要有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共同理想。它是一个信念问题，一个精神支柱问题。“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凝聚力。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一切”（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3、190、110、372页。）。有道德，主要包括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家庭美德。其中很重要的是“必须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提高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69页。），“要有一股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57页。）。有文化，主要是指要有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真才实学。有纪律，主要指要有法制观念，要遵法守纪。邓小平认为，“这四条里面，理想和纪律特别重要”（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3、190、110、372页。）。
第三，具有综合素质的人是又红又专的人。在红与专的关系上，邓小平指出“红”是指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热爱社会主义祖国，自觉地为社会主义服务；“专”是指具有良好的科学文化素质和业务水平（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91页。）。“专并不等于红，但是红一定要专。不管你搞哪一行，你不专，你不懂，你去瞎指挥，损害了人民的利益，耽误了生产建设的发展，就谈不上红”（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62页。）。“致力于社会主义的科学事业，作出贡献，这固然是专的表现，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红的表现”（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92页。）。
最后，综合素质还包括创新素质。在“拨乱反正”的紧要历史关头，由于“左”的错误思想特别是“两个凡是”的思想严重束缚了某些领导干部，小平同志深刻指出“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1页。）。并大声疾呼，从中央到地方都要有一批“闯将”（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3页。）。在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由于我们干的事业是全新的事业，他号令大家要创造性地解决新问题、新矛盾。全新的事业需要我们“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3、190、110、372页。），“做四个现代化的闯将”（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22页。），“要敢字当头”（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3页。）。在国际社会主义革命处于低潮的紧要历史关头，他又突破性“社”姓“资”的旧框架，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并以“三个有利于”作为检验标准，号召全国人民大胆探索、大胆创新，勇于奋进。他还明确要求，“干革命，搞建设，都要有一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没有这样一批闯将，我们就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状况，就无法赶上更谈不到超过国际先进水平”（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3页。）。随着20世纪90年代我国社会主义改革与发展的深入，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变化，十五大后，在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的指引下，我们党对创新问题的认识有了新的高度，教育更加任重道远。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同志明确指出，“在当今世界上，综合国力的竞争，越来越表现为经济实力、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的竞争。无论就其中哪一方面实力的增强来说，教育都具有基础性的地位。”“我们必须把增强民族创新能力提到关系中华民族兴衰存亡的高度来认识”（注：江泽民：《在全国第三次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N],1999.6.16。）。
对照教育实践，应该说，恢复高考25年来，在择才的具体标准上，问题虽然不少，但高校招生的选才标准基本是贯彻上述指导思想的。比如，1987年4月21日原国家教育委员会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暂行条例》，在第二条就规定了普通高校的招生“应贯彻德智体全面考核，择优录取的原则”；在第九条、第十二条分别规定了可以报名、不得报名的条件；在第四、第五章分别规定了录取的德、体条件；在第六章对文化课的考试作了规定；在第八章“录取”中对考生某方面获得特别奖励者还有适当降分录取的规定或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的规定，等等。
三、改革高考——适应现代化
按照邓小平教育理论与思想的整体系统观以及强烈的现代意识观，教育面向现代化是教育改革的核心。高考改革要适应现代化，就是适应社会发展的全面要求对高考自身的一种调整与完善，即实现自身的现代化。改革高考适应现代化从实体讲主要包括三个基本方面：一是改革高考的内容，建立现代化的人才选拔机制；二是改革高考的形式（技术），主要是要实现高考手段的现代化；三是改革高考的相应管理制度，实现管理制度的现代化。
首先，客观地看，坚持高考、以考选才实际是从社会制度上确立起了现代化的人才选拔体制；以综合素质作为择才标准实际是确立起了基本的人才选拔机制，以高考的标准来导向教育教学及人才的社会分流。25年来这两条始终得到贯彻执行且成果很显著：高考的正面功能基本得到发挥，大、中学教育教学秩序基本正常，水平不断提高，社会竞争有序，社会分流有章，积极向学蔚然成风，社会秩序良好。然而信息时代的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文化——多元化、科技——综合化、高等教育精英化——大众化，这些变化要求高考的内容与形式必须继续深入地改革；考试还有其固有的或受制于理论局限的测量上的、管理制度上的缺陷，高考联系着中学和大学的教育教学，特别对中学的教育教学起着一定意义上的负面导向作用。这些都表明高考改革要适应现代化、最终建立现代化的人才选拔机制有其必然性。
对此，邓小平的高考改革观是有前瞻性和战略眼光的。他说“学生负担太重是不好的，今后仍然要采取有效措施来防止和纠正。但是，同样明显的是，要极大地提高科学文化水平，没有‘三老四严’的作风，没有从难从严的要求，没有严格训练，也不能达到目的。考试是检查学习情况和教学效果的一种重要方法，如同检验产品质量是保证工厂生产水平的必要制度一样。当然也不能迷信考试，把它当作检查学习效果的唯一方法，并且要认真研究、实验，改进考试的内容和形式，使它的作用完善起来。对于没有考好的学生，要鼓励和帮助他们继续努力，不要因此造成不必要的精神负担”（注：《邓小平文选》(1975-1982)，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01-102页。）。把以上论述和前述邓小平对个人成长发展过程中表现出的“才能和品德差异”的事实联系起来思考，我们可以认为：学习与考试皆有必要的负担；个人的学习与考试结果皆是有差异的；立足实践，通过研究、实验来改革考试的内容与形式，完善考试的作用，要“叩其两端”，一方面继续凸显考试的正面作用，一方面也要考虑如何通过有效措施应对而不是指责客观存在的考试的负面影响。
在邓小平高考改革的思想指引下，高考主管部门确定了“科研先行”、由“试验到逐步推广”的指导方针，在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以后，尤其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随着《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颁布，高考改革终于进入逐步深入的多元化试验期。尤令人可喜的是，20世纪末以来，随着高校扩招政策的推行，高考的全方位改革已真正进入了以“内容改革为重点”的阶段。回顾实践历程，1985年以来进行的高考改革方案主要是：(1)1985年广东开始进行的高考标准化实验；(2)1985年上海市开始进行的在高中会考制度基础上主要的高考进行改革实验，即上海方案；(3)为了弥补考试的不足，1985年在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开始进行的保送生试验；(4)1991年湖南、云南、海南三省开始实行的与上海方案完全不同的“四科四组”改革实验，即“三南方案”；(5)1993年上海市率先在上海工业大学实行的“面向社会，自主招生，择优录取”的试验，即“上海工业大学方案”；(6)1999年广东3+X科目改革方案；(7)2002年广西省进行的本、专科分卷考实验等。仔细审视上述种种改革实验，改革内容上虽各有侧重，但都有尽量克服“应试教育”弊端、贯彻素质教育思想之目的；换言之，也就是为了实现高考自身的现代化，即内容、形式或相应管理制度的现代化，最终建立现代化的人才选拔机制。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为实现高考手段的现代化，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首先是开始了对国外60年代随计算机的发展而兴起的项目反应理论学习应用与开发研究，这为我国题库建设提供了新的理论与技术支持，比传统的作为标准化考试理论基础的经典考试理论，进一步提高了测量考生真实水平的准确性。目前，代表最新测量思想的认知成分测量研究、代表最新测验技术的计算机自适应测验的开发应用，皆已有成功的尝试（注：戴海崎：《国内项目反应理论IRT应用研究述评》，《考试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3月版，第38页。），适应了21世纪计算机化考试的趋势。
其次，在录取方法上，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地招办逐步引入计算机管理。从1996年起，广西、天津陆续开始“网上录取”的实验，在收到良好效果的基础上，1999年教育部又确定了北京、上海、辽宁、四川、重庆、湖北参加实验。目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招办都已实现了招生录取计算机现场管理，全国招生网上录取系统基本建立，适应了现代信息技术发展的要求，收到了省时、省力、省经费的效果，更起到了廉洁、公正、公开、高效率的作用。
应该承认，恢复高考25年间，我们始终遵循邓小平的考试思想锐意改革高考适应现代化，我们正在竭力建立现代化的人才选拔机制，但始终遇到三个重大矛盾：一是高考教育以教学导向的片面性问题；二是高考结果的残酷性问题；三是高考过程的科学化问题。对第一个问题，经过上海会考基础上的高考改革试验以及广东3+X科目改革试验，其实已基本解决了高中生全面发展中基础知识结构导向不全面的问题。而对于学生能力结构导向不全面的问题，比如综合能力、实践能力不全面的问题，创新能力缺乏的问题，相信随着当前以能力立意为重点的命题改革的施行，尤其是X科目中可以包括综合科目、一定的实践性科目，这对学生发展中能力结构的导向必将产生积极而深远的作用。至于高考结果的残酷性问题，相信可行的解决之道依然要靠高等教育资源的增加来逐步解决，同时也要正视由社会竞争导致的必然的合理的社会分流。说到高考过程的科学化问题，比如高考的标准问题，考试的科目尤其是综合科的权重、信度、效度问题，对项目反应理论的开发应用问题，对创新素质的测试问题等等，受制于理论的发展逻辑，它们其实可能是一个较为长期的科学化进程。正是以上原因，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下，在“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的社会环境下，在“人力资源是第一资源”的信息时代，我们要改革和完善现行的高考制度，就必须始终根据时代需要来坚持尤其是发展邓小平的考试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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