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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各民族国家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过程。一方面，具体民族国家的发展制约于由各民族国家的相互作用形成的世界格局；另一方面，具体民族国家特别是在世界格局中具有特定地位、在国际事务中起特定作用的民族国家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对形成新的世界格局和人类发展的趋向产生重大影响。邓小平同志思维取向的特色之一，就是在立足国情的同时对世情有清醒的意识，即具有宽阔的世界眼光。
一
邓小平同志指出：“过去我们过多地认为世界大战很快就要打起来，忽视发展生产力，忽视经济建设，现在根据新的观察，新的分析”，认为“争取比较长期的和平是可能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一九七八年我们制定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方针，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判断上的”①。因此，邓小平同志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思想的形成，不仅基于对我国过去几十年来社会主义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而且源于他对世界形势的科学判断。
邓小平同志认为，世界各国中，只有苏美两国有资格打世界大战，但是，它们的扩军备战，特别是核武器的发展，其结果是：一方面，它们“都有毁灭对手的力量”，“现在有核武器，一旦发生战争，核武器就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的损失”，它们自己当然也难幸免于难。所以，在核战争中没有胜利者，“谁也不敢先动手”；另一方面，它们的核力量和常规力量处于相对平衡状态，谁对谁都不占优势，虽然它们都曾作过称霸世界的战略部署，但它们之间的相互抗衡使各自“都受到挫折，都没有成功，因此都不敢动”②。因此，在邓小平的世界眼光中，导致战争的因素（如争霸动机和强大的军事力量）由于称霸者之间的相互作用而成为抑制战争的因素。就和平因素而言，邓小平同志认为，一切反对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的力量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这些不同的和平力量产生于各民族国家的相互作用之中。和平的力量首先是第三世界。早期资本世界市场化的过程。也就是不发达国家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过程，“广大发展中国家，长期遭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剥削。……这些国家受的压迫最深，反对压迫、谋求解放和发展的要求最为强烈”，它们需要和平，“今天都面临着反对新老殖民主义和大国霸权主义，发展民族经济，建立各自国家的共同任务”。因而它们是“反对霸权主义和维护世界和平的主力”③。早在1974邓小平同志就认为，和平力量也来自苏美以外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这些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受着这个或那个超级大国的控制、威胁或欺负”，有的“实际上被超级大国置于附庸的地位”。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摆脱超级大国的奴役或控制，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完整的要求”④。欧洲是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和主要战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一分为二，分别隶属于两大政治集团，成为苏美两国的战略中心，是双方争夺的重点，所以邓小平同志在1987年指出，“欧洲是决定和平与战争的关键地区”，但是由于“欧洲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灾难”，新的“战争一旦打起来，首先受害的将是欧洲”；同时，欧洲各国“都需要发展”，要发展就需要有一个和平的环境，所以“西欧和东欧都是维护和平的力量”⑤。邓小平同志认为，避免世界战争、维护世界和平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伴随着全球科学技术的浪潮，世界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经济、技术方面的竞争和经济力量的总体水平的较量越来越具有决定性意义，“世界新科技革命蓬勃发展，经济、科技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这种形势，无论美国、苏联、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的国家都不能不认真对待”⑥。不同国家之间在贸易、投资、信贷方面既进行着激烈的斗争，但又千丝万缕地联系地一起。当代的各国都不可能独立地解决进一步发展经济的全部问题，国际间的合作互惠正在加速发展，再生产的国际化程度日益加深，资本、生产、贸易相互交叉渗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经济衰荣休戚相关，而且一国的经济越发展，对外的依赖关系越强烈，处于这种相互联系中的国家，如果相互之间发生大规模战争，各方的经济都将崩溃，从而都不敢贸然把经济发展建立在对竞争对手的战争上。
所以，“由此得出结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根据对世界大势的这些分析，以及对我们周围环境的分析，我们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很迫近的想法。”“只要坚持这样的判断和这样的政策（指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外交政策——引者），我们就能放胆地一心一意地好好地搞我们的四个现代化建设。”⑦
邓小平同志进一步分析了与和平这一时代主题相应的发展问题，认为当代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发展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人们都在讲南北问题很突出，我看这个问题就是发展问题。……国际社会虽然提出要解决南北问题，但讲了多少年了，南北之间的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并且越来越大”⑧。据世界银行统计，1950年低收入国家和发达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比值为1:24.3，而到1990年这一比值增加到1:54.6。90年代初，发展中国家的外债总额已达1.34万亿美元，相当于年国民生产总值的44%，出口收入的170%。战后以来，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不断加强和提高，但是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却与之相差甚远，而长期的贫困落后和由此造成的严重的对外依赖，直接威胁着这些国家的政治独立。对此，邓小平同志深刻指出：“一个国家要取得真正的政治独立，必须努力摆脱贫困”。因此，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加速经济发展的艰巨任务，“第三世界国家应当利用这段时间（指目前所处的和平时期——引者）发展经济，逐渐摆脱贫困落后状况”⑨。
在各民族国家日益相互作用的世情中，邓小平同志认为加速经济发展不仅是发展中国家的头等大事，也是发达国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战后的新技术革命浪潮的推动下，发达国家曾一度出现过经济调整发展的“黄金时期”，但是70年代中期以来，它们的经济发展遇到了严重困难。1965-1973年，发达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为4.7%，1973-1980年降为2.8%，1981-1985年为2.2%，80年代末90年初则处于“温和的衰退”期，1990-1992年连续3年徘徊在1%上下。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发展速度问题，再发展问题。”⑩而这个问题的解决离不开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对此，邓小平同志作了精辟的分析：发达国家的资本要找出路，贸易要找出路，市场要找出路，不解决这个问题，它们的发展总是要受到限制的；南方得有到适当的发展，北方就可能没有出路。因为现在世界上总人口四分之三的地区是发展中国家，还谈不上是重要市场，而世界市场的扩大如果只在发达国家中兜圈子，那是很有限度的。总之，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发达国家的继续发展是难以建筑在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的“继续贫困的基础上”的，南北贫富悬殊“问题不解决，就会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带来障碍”。所以，“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只有这样，才会明了发展问题既是发展中国家自己的责任，也是发达国家的责任。”(11)
面对以发展为核心的时代潮流，邓小平同志强调指出，“现在的世界，人类进步一日千里……落后一年，赶都难赶上。”“就我们国家来讲，首先要摆脱贫穷。要摆脱贫穷，就要找出一条比较快的发展道路。”而“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12)。
二
在各民族国家相互作用的发展趋势中，每个民族国家都生活在世界性的经济、政治、文化氛围之中，都不可能脱离世界而生存和发展。它们的走向和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不仅为本国的历史条件所制约，而且受世界格局和发展潮流的影响和制约。另一方面，各民族国家相互作用的发展势态，又为各民族国家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使原来孤立存在的民族国家逐步摆脱了各自的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和交换发生联系，从而有可能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来发展自己，利用全人类的智慧和资源来发展自己，缩短自己与别国的差距，为赶超先进国家的发展水平提供了可能。这就需要从世界整体发展的一般过程和趋势的高度，来认识本国的历史方位，抉择发展战略。
和平和发展为主题的世界格局，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国际机遇，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要利用机遇，把中国发展起来”。“现在世界发生大转折，就是个机遇。”(13)这种大转折表现为：其一，就宏观而言世界局势由战争转向和平，就微观而言我国周边地区的军事威胁逐步消除，与15个邻国都建立了睦邻友好关系。其二，国际关系的主战场已由政治军事让位给经济科技，政治军事力量的对比转向以经济发展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的对比。其三，世界经济的大发展在科技革命扩展的推动下由总量增长进一步向质量效益转型。其四，世界经济的集团化、区域化与国际一体化发展迅猛，民族国家的发展速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积极参与这一发展趋势。其五，世界经济的重心正向亚太地区转移。上述大转折形成了有利于加速我国经济发展的国际机遇。其一，在多极化的世界格局中，任何国家都无法以一己之力建立世界霸权，权力的强制力降低，大环境稳定，给我们集中精力、人力、物力、财力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创造了更多的机会。其二，发达国家的经济90年代进入衰退期，迄今仍受困，为了摆脱困境，争取市场的竞争更加激烈。中国有占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具有很大的资本和商品市场的潜力，是发达国家争夺的重要场所。近年来它们先后调整了对华政策，着眼于进一步发展同我国的经济贸易关系，这在为其本国谋利的同时也为我国经济加速发展提供了良好机遇，因为西方国家是我国商品出口的重要市场和技术引进的主要来源地。其三，90年代将要全面扩展的世界新的科技革命，将深刻而广泛地推动世界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的更新，核能、信息技术、生物工程、超导体等尖端技术将十分迅速地应用于航天系统、交通运输、能源网络等领域，及时引进和吸收新科技革命的成果，有利于加快对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和调整产业结构，扩大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领域，提高资金使用率、劳动力素质和劳动生产率。其四，在世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中，亚太经济圈正在形成，这一地区不断迭起的经济高速增长，以及以后与世界同类国家相比仍然偏高的增长速度，使得该地区在世界经济总量中所占的比重明显增加，参与国际分工的结构水平也有明显提高。由于我国所处的有利的地域位置，亚太地区经济发展迅速为我国提供了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如1992年对我国的海外直接投资比1991年增长1.6倍，其中绝大部分来自亚太地区），同时也为我国参与经济发展的区域化和国际化创造了条件。
综观世界发展的形势，我国在新的国际政治、经济中的地位，周围国家发展的势态，国内社会的稳定，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着的物质文化需求，邓小平同志怀着深沉的民族忧患意识和强烈的无产阶级政治家的责任感，反复告诫我们要及时抓住机遇，善于利用机遇，加快经济发展，跟上时代发展的节奏。“现在世界突飞猛进地发展，科技领域更是如此，中国有名老话叫‘日新月异’，真是这种情况。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抓住机遇，利用机遇是赶上时代的契机，“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会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抓住机遇就是要加速发展，“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不敢解放思想，不敢放开手脚，结果是丧失时机，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所以，“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只要是讲效益，讲质量，搞外向型经济，就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现在，我们国内条件具备，国际环境有利，再加上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长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办到的。我们就是要有这个雄心状志！”(14)
那么，应该如何抓住机遇加速发展呢？邓小平同志认为：“坚持改革开放才能抓住时机上台阶。”(15)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之所以要以建立社会主义制市场经济为目标，是因为就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而言市场机制是社会资源的最佳配置方式，就参与国际经济发展中的相互作用而言，市场机制则是唯一的通道。而实行对外开放则是利用消化国际社会资源、参与国际竞争、缩短差距跟上世界发展潮流的捷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来，各个民族国家和整个世界经济发展模式发生了极为深刻的变化。如果说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民族国家发展经济主要依赖于国内市场，经济国际化主要表现为生产和资本的国际化，那么，战后在科学技术革命的推动下，民族国家的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日益扩大的国际市场，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国际化程度迅速提高，世界经济区域的一体化过程大大发展了，无论发达国家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以及发展中国家之间，资金、商品、技术、劳务和信息的国际流动的规模都急剧扩大，国际范围内变化和协作空间的拓展，国际分工更加深化，国际经济关系更加密切和错综复杂。在这种条件下，自觉参与经济一体化过程、积极加入国际分工的国家，其经济都得到了较快的发展，而采取闭关自守政策的国家，经济上都不同程度地扩大了同先进国家的差距。被称为亚洲“四小龙”的香港、新加坡、南朝鲜、台湾，以前与中国大陆的经济不相上下，但在60至70年代，积极参与国际市场上的交换和竞争，又利用了发达国家传统工业转移到海外的机会，经济迅速腾飞。因此，邓小平同志从“现代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的视野出发，认为“中国在西方国家产业革命以后变得落后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闭关自守”(16)。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毛泽东同志就强调对外开放是我国经济建设的基本国策之一。但是，当时由于帝国主义对我国实行封锁，我们同世界的联系被切断了。只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从苏联和东欧国家得到过支持，但后来苏联政府撕毁了几百个援助我国建设的协议和合同，撤走全部专家，停止供应重要物资。这样我国被迫在与外界隔绝的条件下从事建设。到了60年代末，世界形势发生了变化，我国同世界各国建立广泛联系的可能增大，但这时由于“左”的错误，却未能充分利用这种有利时机，反而孤立了自己，直至十年动乱，“锁门”就成为我国经济建设的一条原则。关于这段历史，邓小平同志指出：“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我们也想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包括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甚至引进外资，合资经营等等。但是那时候没有条件，人家封锁我们。后来，‘四人帮’搞得什么都是‘崇洋迷外’、‘卖国主义’，把我们同世界隔绝了。”(17)其结果是第一个五年计划后的二十多年中，我们“没有多大发展”。他强调：“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要谋求发展，摆脱贫困和落后，就必须开放。”“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18)
三
邓小平同志的世界眼光不仅表现在对当代中国所处时代特征、历史条件和在这种世情中如何发展自己的思考上，而且表现在他从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位置出发自觉地意识到中国发展的紧迫性和对世界发展的影响。
邓小平同志一方面认为，历史告诉我们“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现实告诉我们，在目前的世界格局中，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19)。另一方面他又强调，只有加快经济发展，逐步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才能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早在1978年9月，邓小平同志就指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20)1980年他指出：“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这要表现在许多方面，但首先要表现在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效果方面。没有这一条，再吹牛也没有用。”(21)1984年他指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22)9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根据剧烈动荡的世界局势指出：“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人民现在为什么拥护我们？就是这十年有发展，发展很明显。”在当今的世界格局中，“中国能不能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得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所以，经济发展速度的快慢，“这不只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政治问题”(23)。这已为近年来的实践所证实。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西方国家和某些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将不可避免地步苏联东欧各国的后尘即会发生类似的变化，只要施加一定的压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权力结构也会垮台。但实践表明改革开放在中国卓有成效，政治稳定，政局昌明，经济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社会主义中国的稳定和发展与苏联东欧的政局动荡和经济危机形成明显的、反差极大的对照。正如意大利《共和国报》所说：“中国已发生了深刻变化，同10年前相比，已认不出来了，它以令人惊奇的速度向前发展，已成为当代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和创造了想象不到的奇迹的国家之一”。“中国共产党主义（或者更确切地说，中国共产党人所掌握的权力）绝对牢靠，至少在目前尚看不出有何混乱或迷失方向的迹象，事实是这个党并未表现出有危机之症状，它的成就是不可否认的”(24)。
邓小平同志在意识到在当今世界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对发展中国的意义和加快经济发展对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意义的同时，从“中国在国际上有特殊的重要性”出发，认为“中国的发展同世界有着重要关系”(25)。
邓小平同志指出：“十亿人的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十亿人的中国坚持和平政策，做到这两条，我们的路就走对了，就可能对人类有比较大的贡献。”当代世界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而和平是发展的条件，在推动世界和平的进程中，邓小平同志认为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之一，“第三世界的力量，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中人口最多的中国的力量，是世界和平力量发展的重要因素”，“在国际事务里面是有足够分量的”(26)。冷战结局后，不少人认为中国在国际战略中的地位下降了，不重要了。事实则不然。冷战时期，特别是70年代和80年代，中国虽然可以利用美苏对抗折冲樽俎，但在美苏中“大三角”中，美苏关系始终处于第一位，中美关系和中苏关系从属于美苏关系。冷战结束，美苏对抗不复存在，美苏中“大三角”失去了原来的意义，但美国还无法摆脱俄罗斯局势失控带来的风险，俄罗斯如果分裂、内战、核失控以及经济崩溃出现难民潮，美国和西方其他国家都无法承受，因此在处理当前紧迫的俄罗斯事务中不能没有中国的支持，而且在防止原苏东地区激烈动荡、维持国际形势稳定方面，中美存在共同利益。另外，美苏中“大三角”失去原来的意义后，国际关系中许多与中国有关的“小三角”关系突出起来，如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的美欧中、美俄中，美日中正形成新的“小三角”关系，特别在亚太地区，朝鲜半岛问题、印度支那问题、东南亚问题、南中国海问题甚至南亚地区的印巴关系问题等等都有中国的重要因素或中国可以起重要的作用。可见，冷战结束和国际格局变化对中国没有造成严重的冲击，相反，中国日趋稳定，在两极格局向多极转变的新时期，中国在国际斗争中能够发挥更多和更重要的作用，中国的国际地位比冷战时期有明显的提高。“我们奉行独立自主的正确的外交路线和对外政策，高举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帜，坚定地站在和平力量一边，谁搞霸权就反对谁，谁搞战争就反对谁。所以，中国的发展是和平力量的发展，是制约战争力量的发展。”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制约战争的和平力量将会大大增强”，如中国“达到小康水平，那时中国对于世界和平和国际局势的稳定会起比较显著的作用”，所以，“中国发展得越强大，世界和平越靠得住”。反之，“如果十亿人的中国不坚持和平政策，不反对霸权主义，或者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自己搞霸权主义，那对世界也是一个灾难，也是历史的倒退”。如果中国不坚持走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中国就会发生动乱和内战，“一打内战就是各霸一方，生产衰落，交通中断，难民不是百万、千万而是成亿地往外面跑，首先受影响的是现在世界上最有希望的亚太地区。这就会是世界性的灾难”(27)。
中国在实践社会主义的过程中遇到了挫折和走了不少弯路，但这不是起源于社会主义根本制度，改革去除的是妨碍体现社会主义根本制度优越性的旧体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邓小平同志指出，“当前，全世界都在关注着我国的改革”，“这场改革不仅影响中国，而且会影响世界”(28)。他认为，“我们的改革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国际范围内也是一种试验，我们相信会成功。如果成功了，可以对世界上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某些经验。”当我国的年国民生产总值属于世界前列时，“这不但是给占世界总人口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走出了一条路，更重要的是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29)。
注释：
①②⑤⑥⑦⑧⑨⑩(11)(12)(13)(14)(15)(16)(18)(19)(22)(23)(25)(26)(27)(28)(29)《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33页，第127页，第233页，第127页，第127、128页，第281页，第202、249页，第96页，第106、56、282页，第180、255、375页，第358、369页，第242、375、377、375、377页，第368页，第64页，第90、78、266、373页，第311页，第63页，第354、356、354页，第350、269页，第158、105、128页，第128、105、104、158、361页，第122、118页，第135、225页。
③④《邓小平团长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的发言》（1974年4月10日），广东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单行本。
(17)(20)(21)《邓小平文选》（1975 1982年），第122页，第123页，第215页。
(24)转引自《世界经济与政治》1994年第3期，第64、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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