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式综合与中国经济学的构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范式论文,中国论文,经济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科学中的范式危机与范式转换，是科学发展的重要环节。经济学中的范式转换，常以范式综合方式进行。这种综合是综合中的创新。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就经历了四次范式综合。当前西方的主流经济学又处于深刻的范式危机中，与社会主义经济学中的苏联范式危机一样，它们都是人为地割裂和限制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造成的，但它们同时又是经济学新发展的契机。我国传统的经济学研究，同样存在人为地割裂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致使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立足中国国情，在东西方范式的大综合中创新，是中国经济学的唯一出路。
一、范式、范式危机与范式转换
本世纪60年代初，美国哲学家、科学史家库恩，在《必要的张力》、《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关于科学革命的一系列论述，其中有一个引人注目的概念：范式(paradigm)。库恩认为，所谓范式，是指某一科学集团在某一学科所具有的共同信念，这种信念规定了他们共同的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广义地说，可以把范式看成某个时代人们共有的对事物的见解、思维方法及思维框架的总称；狭义的范式则可以只针对某一学科领域，如经济学范式等。范式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概念。当一门学科的原有范式，越来越难以对不断新生的社会实践问题做出合理、科学的解释时，会导致该学科的所谓“范式危机”。范式危机主要源于社会实践的发展、理论本身的缺陷以及学者的认识能力与态度三方面的原因。范式危机激化到一定程度，由量变到质变，就会引发该学科的“范式转换（转变、演变）”。库恩认为，理论不可能在相同的思维框架内连续地发展，而只能在不断改变思维框架的前提下向前发展。这种思维框架随时代的变迁而不断更新的状况，即范式转换。
与波普的沿传统创新的理论不同，库恩的范式转换式的科学发展，更强调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他认为，科学史上的每一位大师，其前进的足迹后面都会留下很多空白，如一些没有仔细研究的概念、没有思考周全的理论等。这是因为大师们在前进的时候一般都不考虑具体的细节。大师后面就需要一些专门做介绍、做修补工作的人。再后来，人们就要在大师开拓出来的一大片新领域进行耕作，要在上面结出果实来。这时，一方面人们不断使用大师开创的方法解释了许多问题；另一方面，又积累了大量不可解释的问题。后面如果没有新的大师出现，人们的思路就会枯竭。最后，不可解释的问题越积累越多，就由量变到质变，使旧的范式不再适用，这就产生了范式转换。
库恩的这种科学革命式的范式转换模式，被后人称为“库恩式革命”。在现实中，人们往往是把库恩和波普的观点结合起来研究科学的发展问题。当新的范式出来后，可能会完全改变一门学科的研究方向，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可以说其是革命。但如果不是积累了许多传统范式解释不了的问题，学术上的革命是无法实现的。所以，在范式转换了之后，还是沿着波普的思路走，即传统的创新过程。不管怎样，范式危机和范式转换是科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环节，这一点已没有什么争议。
二、经济学中的范式转换，常常以范式综合方式进行
作为一门年轻的社会科学，经济学自1776年正式确立以来，经过两个多世纪的发展，已逐步形成一个拥有几百门学科的宏大科学体系。这期间也经历了多次的范式转换。但与自然科学的发展方式不同，经济学中的范式转换，能称为“库恩式革命”的为数极少，相反，转换往往是以“范式综合”方式进行的。“综合”虽然没“革命”那样引人注目，但是就一门学科的发展与成熟而言，可能“综合”更为重要。因为这种范式综合，不是简单的拼凑，而是综合中的创新。它不但是经济学内部的综合，还涉及其他如政治、法律、道德、哲学等一系列学科，能够体现人类文明和进步。它一方面要体现前人的研究成果，还要为后人进一步的研究拟定框架，开辟道路。只有这样的范式综合，才能形成范式转换，才能推动经济科学的发展，它们一般都发生在经济学面临深刻的范式危机的时候。如何在学派林立的理论中以长补短、开拓创新，是这种范式综合的关键。
例如在西方经济学发展史上，能真正标志其重要发展的，有四次范式综合。它们都已成为西方经济学发展的里程碑。
（一）亚当·斯密的综合
斯密所处的时代，正是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哲学上的自由主义与发展经济、生产的呼声也日益高涨。他正是综合了这种时代精神，写出了《国富论》。作为经济学的鼻祖，斯密的贡献是双重的：(1)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对自由法则进行颂扬。斯密承袭了休谟、洛克等人的观点，发展了重农学派关于自由秩序的论述，并对重商主义进行了毁灭性的批判。“看不见的手”原理作为斯密范式的核心，被提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2)创建了经济学最初的分析框架。斯密从讨论国民财富的性质着手，综合了配第及其他英、法同辈著作中的全部精华。因此，被马克思评价为“政治经济学已发展为某种整体，它所包含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形成”。尽管这套体系不是对经济学的基本范畴严格推理的结果，而是“用自由主义的观念把各种经济活动贯通起来”，但已经远远超过了前人的分析水平。
（二）约翰·穆勒的综合
斯密以后，经济学围绕斯密自由主义范式继续发展。一方面，古典政治经济学不断成熟，同时，斯密范式又不断面临来自现实的诘难。早期的社会主义者、国家主义者、历史学派，都先后对斯密范式提出了疑问。是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总结了斯密及后来的许多经济学家，如李嘉图、马尔萨斯、萨伊的理论，给予更精细的分析和发挥。并用生产、交换、分配对经济活动进行划分，重新安排了政治经济学体系，使之形式更加完备、论理更加充分。
（三）马歇尔的综合
19世纪70年代，西方经济学发生了重大变化。以杰文斯、瓦尔拉、门格尔为代表的边际学派掀起了一场“边际革命”，发展了主观价值论的观点，使经济学从研究范围到方法论上面临许多亟待解决的难题，也使斯密范式濒于崩溃。“边际革命”虽然很有“库恩式革命”的色彩，但并没有相应地引发范式转换。因为瓦尔拉把经济学只看作是相对价格的理论，杰文斯认为，经济学是研究效用的机械论，虽然很“革命”，但都彻底地推翻了以前的学术传统，否定了前人的成果，使经济学陷入了狭隘和盲目之中，不能令其向前发展。直到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把前人各种范式综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规模空前庞大的理论体系，尤其是调和了古典经济学和边际主义，把经济学理论重新团结在“看不见的手”的旗帜下，才完成了经济学向新古典主义的过渡。在分析方法上，马歇尔开创了在坚持李嘉图演绎推理的同时，广泛地运用边际分析和均衡分析的范式，使西方经济学第一次从方法上独立于其他社会科学。
（四）萨缪尔森的综合
30年代，由于经济危机导致的失业和生产过剩问题，新古典经济学遭到重创。凯恩斯《通论》的出版，使西方经济学又经历了一次来自内部的冲击。马歇尔的新古典主义范式受到越来越多的诘难。凯恩斯引入了宏观经济分析，动摇了新古典主义静态、均衡的分析范式。但与边际学派一样，凯恩斯主要是对新古典主义的范式进行否定，而没有将其综合。最后，是萨缪尔森站在更广阔的基础上，实现了这两个理论体系的结合。他还将张伯伦、罗宾逊对垄断的分析和货币主义、供给学派、理性预期学派等，纳入自己的范式体系，形成了现在西方的主流经济学。它一般分为微、宏观两部分，微观部分主要是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宏观部分一般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主流经济学的一套概念与分析方法，取代了马歇尔开创的新古典范式，成为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主流范式。
由此可看出，经济学的发展，只有综合一切经济学研究的优秀成果，才能找到出路，经济学中的范式转换，也只有通过范式综合的方式，才能真正得以实现。
三、当前经济学中的两种范式危机
19世纪70年代，由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展开以及马克思主义与其他社会主义思潮的广泛传播，决定了西方经济学的主要任务在于论证资本主义制度的完美性，避免讨论社会经济关系即生产关系这一范畴。在此背景下，经济学出现了边际革命。自从边际主义代表杰文斯“把经济学的列车开上了资源配置的轨道”（西德尼·温特劳布：《当代西方经济思想》）之后，西方经济学便舍弃了经济学的古典传统，开始把研究领域局限于资源配置问题。与马克思不同，西方经济学强调资源配置的一般性，是一个纯生产的抽象范畴，而不是一个社会历史的范畴，它主要取决于一个社会的技术水平。这样一来，首先就将人们在社会经济活动中所结成的经济关系，从经济学的研究中剔除了出去，大大缩小了经济学的研究范畴。对此，不少西方经济学家也作了批评。布坎南认为，经济学应该研究“人类关系制度”，资源配置理论不应该在经济学家的思考过程中占主导地位。其次，将被研究的对象简单化、理想化。比如新古典经济学的实质，就是用数学的形式论证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原理。许多西方经济学家批评这是“变成简单的最大化的应用计算技术”。最后，在社会经济制度的巨大变化与演进面前，西方主流经济学显得束手无策。因为它不仅把研究对象局限于资源配置，而且还只研究技术意义的资源配置，尽管有科斯、诺斯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学、后制度经济学、后新制度经济学，将制度变量引入经济分析以弥补主流经济学的缺陷，但是对基本制度研究的薄弱，已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鲜明特征。总之，由于人为地将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局限于狭窄的资源配置方面，目前西方主流经济学正处于深刻的范式危机之中。
与此对应的，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苏联范式”危机。自从苏联1954年出版《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以来，斯大林模式就成为风靡一时唯一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就我国而言，改革开放以前出现的各种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基本上是苏联1954年版本的翻版，甚至至今的政治经济学教材，仍然深受其影响。用吴敬琏的话说：“斯大林时代的集中计划经济理论与方法，还在我们今天的经济学教学中发挥着‘余冷’”（吴敬琏：《缪种流传的苏联教科书》）。正因为如此，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包括中国的在内，也存在着一个“苏联范式”问题。
传统的苏联范式将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锁定在生产关系这一十分狭窄的范围内，使本来应该十分丰富的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变得很空洞。主要表现在：1、基本没有分析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合理配置资源，以提高社会主义的经济效益。2、排斥了对“交换关系”的分析，即没有市场制度的分析。3、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中个人、集体、国家三者的利益是三位一体、高度统一的，人与人之间是“同志式的互助合作”关系，并以此为基础，通过对社会主义五大经济规律的抽象阐述，论证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事实上，这种作为假设基础的全知全能的、无所欲求的理想人格，“只有上帝才具备”，而上帝又不存在。所以，社会主义经济学中的苏联范式，确实也处于危机之中。
当前经济学中的这两种范式危机，虽然形式大相径庭，但其产生原因却都是因为理论本身背离了经济学研究的正确轨道，人为地割裂限制了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这可以说是这两种范式危机的共同点。但是，如前所述，我们还必须认识到科学上的范式危机，是科学发展的重要环节。经济学的理论也是在不同时期出现范式危机中得以进一步发展的。所以，现在的危机，正是我们综合前人的优秀研究成果，开创经济学新范式的宝贵契机。这对中国的经济学者们尤为如此。
四、对中国传统经济学范式的反思
自30年代下半叶，王亚南和郭大力将划时代的巨著《资本论》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开始传播以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或“马克思范式”就开始在中国植根。可是建国后，由于政治上的特殊原因，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体系从一开始就是在苏联的耳提面命下建立起来的。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在斯大林的直接指导下写成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教育了我国好几代经济学者。因此，中国经济学，从一开始就打上了所谓“苏联范式”的烙印。再加上以后几十年的极左政治思潮对我国经济学方法论的极度扭曲，所塑造出的中国经济学特有的一套范式，从总体上来说，不仅与科学哲学和经济学应具有的精神背道而驰，而且也与科学的“马克思范式”格格不入。这可以从范式概念所包含的几个范畴来分别加以分析。
（一）共同信念方面
新中国成立以来，老一辈经济学者抱着对新中国的极大信心和热情，全力投入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研究和筹划中。他们为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和经济建设取得初步成效，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的共同信念就是从中国国情出发，走出一条自己的经济学道路。但由于历史和政治的各方面因素，中国的经济学理论始终没有摆脱，也不可能摆脱苏联范式的影响，其主要着眼于论证社会主义制度和体制的优越性，论证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和社会主义制度必然战胜资本主义制度，而没有把如何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最大限度地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作为经济学的首要研究目标。再加上后来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使“言行不一”的现象和“左比右好”的认识变本加厉，经济学领域在这一大背景下也受到沾染。“价值偏执狂”、“左比右好”的学术风气，成了“最优选择”。尽管有许多优秀的老一辈经济学家，凭着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自己的亲身体验，十分顽强地进行着拔乱反正的工作，探索着中国经济建设的出路，但总的来说，我国的经济学界存在着一定的政治投机倾向。有人曾把这归纳了三方面的表现：1、缺乏应有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责任感；2、缺乏应有的是非观念，从政治角度出发，写“授命文章”；3、缺乏起码的职业道德，看风向，跟大势。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经济学界的共同信念也是歪曲的、混乱的。
（二）基本观念与基本理论方面
由于中国经济学界缺乏统一、正确的共同信念，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极度扭曲的经济学理念，由此所规定的一些基本观点与基本理论，也是不科学的。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把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只局限在生产关系范畴内，排斥对生产力和经济运行的研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说：“我要在本书中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其中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自然属于广义的生产关系范畴，这一点没有什么争议。但对于“生产方式”一词的涵义，我国的经济学界长期理解为就是生产关系，或广义的生产关系，或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这样理解，马克思的话就可改为：“我要在本书中研究的是生产关系（广义的生产关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这显然犯了前后重复的逻辑错误，从字面上就说不通。这里的“生产方式”更合理的理解应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资源配置方式”。但是我国经济学界在苏联范式的影响下，根据对马克思理论的错误理解，将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长期限制在生产关系范围内，排斥对生产力和经济运行的研究，远离了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现实问题，使经济理论内容空洞，越来越不能反映和解决实际问题。
2、以经典作家的论述为法宝，打“语录仗”。我国经济学界对一些主要理论问题的讨论，不是用实践来检验真理，往往是打“语录仗”。经典作家的论述成了“克敌致胜”的法宝。魏杰对此曾有深刻的论述，认为“这会导致两个并发症：一是对马克思主义只讲坚持不讲发展，二是对社会实践不屑一顾，提出一套几百年、几千年、甚至几万年以后都正确的理论。”（魏杰：《中国经济学的弊端》）其实，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教条主义，不要求我们后人用对待“圣经”的态度对待它，相反应该用批判的、发展的态度。
3、基本理论脱离实际，无法解释、指导现实的经济生活。经济科学是对社会生产和各种经济活动内在联系的理论阐明，它把社会经济现象归结为：这是什么，为什么这样，应该怎样，从而使表现得杂乱无章的经济生活，呈现出逻辑的联系性和有序性，继而获得相应的理论指导，变得更加规范、规律和有效。可见，经济学首先是一门理论经济学，它应对社会实际经济运行予以理论的说明。其次，它应能对社会经济运行给予理性的指导。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就总是从现实出发，能解释那个时代的现实问题。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的出发点也应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实践。但由于我国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只局限在生产关系范畴内，对丰富运动着的现实经济运行视而不见，又由于我国过去长期政治压倒一切，关于社会经济生活的政策更多地出自上边，经济学界的任务则主要是对出台的政策进行肯定性的论证、说明。表面看来，经济学的体系“全面而系统”，但却不能说明和指导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重大现实问题，有的甚至成为实践发展的羁绊。
4、否认经济学是全人类的优秀文化成果，拒绝接受西方经济学。多年来，我国经济学界“用政治经济学取代经济学，一直把经济学的研究局限在以《资本论》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范围之内，凡超出这一范围的，人们早已为其准备了‘庸俗经济学’的帽子”（同上）。这样久而久之，就逐渐形成了一种僵化的、封闭的体系，排斥现代理论的发展成果，对如火如荼的当代科学哲学、管理学、社会学、法学以及行为经济学、信息经济学等经济学新学科的发展壮大，视而不见或根本不屑一顾。其实科学的马克思范式与苏联范式不同，它是通过不断吸收一些人类优秀的思想成果而发展的。马克思在创立自己的经济学说时，就对当时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体系进行了大量研究，吸收了其中的许多优秀成果。我们的经济学研究也同样没有理由拒绝西方经济学。
（三）方法论方面
我国经济学的方法论长期以来采用的是一种“倒过来”的哲学，不是用实践来检验和发展经济学，而是用经典作家的某些论述来束缚丰富的、运动着的实践。这具体表现在两方面：
1、片面倚重抽象归纳法。马克思的科学抽象法是从具体到抽象再到具体的方法。如果舍弃从具体到抽象的过程，只用一些抽象范畴去演绎未知，进行所谓的规范研究，是不可能获得符合事实的理论结论的。而且西方的一些哲学家，比如休漠，对归纳法本身已提出根本性的质疑，认为归纳是设有任何科学根据的。为了挽救科学的基础，这才有康德的“先验论”和后来波普的科学哲学。（休谟认为：太阳从东边出来是每个人都能归纳出的，但所有人的生命都是有限的，全部人类的历史也都是有限的。那么，凭什么就能归纳出太阳总从东边出来。就像农夫天天早晨给鸡喂米，鸡就以为早晨农夫一来就是喂它，谁知有一天，农夫是来宰它的。所以休谟认为归纳法是没有任何科学根据的，这一下把整个科学的大厦都动摇了。为了挽救科学，才有了康德的“先验论”和波普的科学哲学。）而我们在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过程中，却常常片面地、单一地运用这种不健全的抽象归纳法。据此进行的规范研究，就往往会得出错误的“应当怎样”。再根据这些不可靠的结论，推行经济运行模式和规定发展道路，实际上就处于一种空想和盲目追求之中。科学的方法告诉我们，任何方法都有一定的适用范围和对象，只运用一、二种方法，难免使结论不完整，造成理论不能回答和解决现实问题。
2、轻视实证法。实证法又称实证分析，是规范分析的对称。科学主义的创始人孔德是实证法的最早提出者。汪丁丁曾用孔德的理论解释过实证法对经济学的重要意义：“只有强调实证，我们才可以说经济‘科学’，而不是经济‘人学’。如果你说你是规范经济学家，那好，你就不是经济科学家。因为你一规范，就是应然，就是从应当如何如何，从这个世界应当是多么美好来设计来推出一套体系，这就无法保证其科学性了。……经济学家是人，但我们必须假设自己是经济科学家而放弃规范性的方法，一定要坚持实证的立场。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都是孔德的徒弟。”（汪丁丁、张宇燕：《经济学方法对话录》）正因为如此，实证研究方法成为西方经济学研究方法中的核心或主流，已没有什么争议。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运行与发展，只有几十年的历史，如果仅由此对我国经济运行进行演绎，就难免失当。所以必须进行实证分析，揭示社会主义经济“是什么”。我国建国后在经济建设方面犯的一系列冒进错误，就是因对我国社会主义“是什么”没搞清楚，认为已经站在“共产主义的门槛”上，而事实上我们只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刚站在社会主义的门槛上。可我国一些经济学者囿于传统的思维定式，把采用实证分析取得的研究成果，看作“没水平”、“低层次”，有份量的实证研究尚不多见。更有甚者，认为实证研究就是搞实际调查研究，否定必要的理论指导，由此出现了所谓“描述主义”和“理论虚无主义”。这种方法论认识上的偏差，是与我们长期轻视实证法分不开的。
改革开放以来，经过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经济学界也拨乱反正，强调实事求是，倡导言行一致。一大批优秀的经济学者重新走上教学和科研岗位。同时，又涌现出了一批年轻的经济学家。他们既对当今西方经济学最前沿的领域有所涉猎，对东西方的经济学说史融会贯通，又对中国国情的现状和未来有独特、深刻的洞察。经济学研究队伍的变化，使我国经济学理论研究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
在原有扭曲的经济学范式面前，新生代的经济学者们努力寻找出路。有的在原有的体系中揉入市场分析理论，但由于过去是以计划经济为出发点，这就使原有的范式体系更加不伦不类。有的干脆用西方经济学来取代原有的政治经济学。但“西方经济学不是灵丹妙药”（董辅礽：《西方经济学不是灵丹妙药》），由于其制度基础和中国大不一样，用在中国也是处处碰壁。而且，如前所述，西方经济学当前也处于“范式危机”中，西方的经济学家们也正在深刻地反省。结果，尽管大家都知道当前中国的经济学范式必须转换，但究竟怎么转换，向什么方向转换，却始终没有一个统一连贯的逻辑。
五、立足中国国情，在范式的大综合中构建有特色的中国经经济学
如前所述，经济研究对象的割裂，导致了经济学范式的危机，而经济学中传统范式向新范式的转换，只有通过范式综合才能真正实现，因此经济学的繁荣必然在于综合中的创新。现在我国的经济学体系中，一方面原有的苏联范式阴魂不散，另一方面“西方的舶来品”即西方经济学主流范式，无法包容中国复杂的经济现实。根据经济学范式转换的规律，只有联系中国经济发展的特点，在东西方范式的综合中开拓创新，才是唯一可行的出路，才能构建出有特色的中国经济学。之所以这样，主要理由有：
（一）这符合当今世界分析范式向系统范式转换的趋势
16世纪以来的四百多年里，人类的思维几乎被笛卡尔和培根所开创的分析范式统治着。它形成了哲学上占主流地位的机械论；在自然科学方面，它是全部经典理论的基石；在社会生产方面，它导致了专业化、分工协作和流水线生产；在经济学方面，它成就了斯密以来的市场主义。但是20世纪以来，分析范式开始受到相对论、量子力学的有力挑战。特别是随着以系统论、控制论、自组织理论、复杂性科学为代表的系统科学理论的发展，一场人类思维认识方面的范式转换，正在发生，全新的系统范式开始逐步取代分析范式。系统范式要求用系统思维代替原来那种“单打一”、非此即彼、肯定一个就否定另一个的“冷战思维”。经济学要有重大突破，必须也向系统范式过渡，摒弃那种非社会主义经济学范式即西方经济学范式的冷战思维，必须在东西方两种范式的综合中创新。此外，系统范式在价值取向上，以系统整体功能的最优化作为最高目标，以此作为评价要素及其运行方式合理性的标准。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经济社会，它可分为“生产方式和与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马克思《资本论》）两部分。前面说过，“生产方式”即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资源配置方式，“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就是广义的生产关系。这二者是构成一个整体经济社会的不可分割的两个“内在要素”。〔系统范式认为，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由“内在要素（层次）”构成的系统。〕按照系统范式的价值取向，经济社会的最高目标应是其整体功能的最优，即资源配置和生产关系同时最优。而传统的西方经济学主流范式主要追求资源配置方式的最优（还只是技术意义的），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学范式则主要追求生产关系的最优，二者都没有把经济社会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来考虑，都只是追求“部分的最优”，不符合系统范式的价值取向。要克服这一点，就要在东西方范式的大综合中创新发展，在系统思维的基础上，开拓出新的系统范式。
（二）这是经济学发展的必然趋势
经济学的发展，一方面新的分支学科不断产生，新的学派层出不穷，另一方面，经济学发展的内在趋势是在不断分化与改组中走向新的综合。本世纪40、50年代，随着一批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和新科技革命的兴起，经济学在新的基础上不断分化、交叉、综合。在社会主义经济学中，兰格、科尔内等一些东欧学者，已注意到吸收西方的思想成果，把研究对象扩展到社会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方面。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也将社会经济运行机制、资源配置等，作为经济学研究的重点之一，只是还未进行有意识的、自觉的系统范式综合，还未进行更大范围内的理论创新，但这已是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必然趋势。
（三）这是我国现实国情的迫切需要
邓小平曾说过：“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式。”为此，中国经济学首先应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在科学哲学和科学的“马克思范式”的指导下，以系统思维和唯物辩证法为基础，比较研究世界上现有的各种经济理论，大胆吸收，大胆扬弃，在综合人类一切优秀经济理论基础上，构建有特色的中国经济学。其次，为保证我国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中国经济学就应比较世界上现有的各种经济体制模式，既要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还要借鉴当代世界各国经济建设的成败得失。最后，应符合系统范式的价值取向，在内容中既要有生产关系方面的理论，也要有资源配置方面的理论。在构建中国经济学的过程中，对于科学的马克思范式要坚持与发展；对于僵化封闭的苏联范式，要坚决摒弃；对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范式，要取长去短；对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学范式中的科学内容，要借鉴、吸收。
还要说明一点，有特色的中国经济学的构建，必须结合中国的实际展开，必须植根于当前中国的现实经济前景。既要考虑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生产力水平相对落后这一客观国情，还要考虑我国在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中形成的强调集体主义的文化传统与价值取向。
总之，中国经济学发展的现实，迫切需要我们的经济学家们重新考察世界上一切有利于使经济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系统达到功能最优的理论，不仅在资源配置方面，也在生产关系方面。我们期待着在神州大地上发生一次经济学范式的大综合、大创新。这场范式综合，将全面审视全人类关于经济活动分析的优秀理论，将形成一门符合中国国情的、理论与实践相一致的、崭新的中国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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