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学典籍与传统文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兵学论文,典籍论文,文化论文,与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兵学典籍即兵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兵书及传统文化的概念已广为人知，那么，什么是本文所及的中国传统军事文化呢？笔者以为，是上古至明清期间体现于军事思想、军事制度、战争指挥等方面兵学积淀之大成。它主要蕴含于兵书中。透过这些兵学典籍，我们不但可以了解传统军事文化的苦干特征，而且也会加深对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本文试从四个方面探讨一下相关问题。
一、“向后看”的著述传统
中国古代的兵书号称4000部，存世者也近500部。 （注：参见王显臣等：《中国古代兵书杂谈》第2页，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3月版。）这些光彩夺目的兵学瑰宝诚然是我们民族的骄傲，但仔细比较一下又略觉美中不足，那就是这些兵书在创造性方面给人以古厚今薄、“头重脚轻”的感觉。
中国古代兵书以《武经七书》为代表，七部兵书皆成书于唐、宋以前，绝大部分成书于秦汉以前，其中成书于春秋、战国者至少有四部。《武经七书》中以成书最早的《孙子兵法》成就最大，在中国古代兵书中堪称典范。这些就决定了古代兵书的二大总体特征：第一，“向后看”的著述传统。儒家经书产生以后，传、笺、注、疏、正义等十分发达。受此影响，古代兵学中也多少存在向后看的著述趋势，宋代将七部兵书定为武经之举本身就反映了这一点，况且古人仅为《孙子兵法》作注者就达200余家。第二，与前一特征相关， 秦汉以后的兵书创造性略显不足。明人茅元仪总结说：“前孙子者，孙子不能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常胜将军戚继光乃一代名将，而时人认为其成功之处在于善用古代兵法指导战争（言外之意不在于创造）。（注：〔明〕何良臣：《陈纪》卷四，《风雨雪雾之战》；卷一，《募选》。）事实上，先秦以后的军事家大多如此。
为什么先秦以后的兵书创造性会有所下降呢？主要是环境发生了变化。在学术方面，先秦以后百家争鸣的局面已一去不复返了，儒家哲学长期统治学术界，其“向后看”的经学思维模式影响至深。在这种氛围下，军事理论家的创造性势必受到限制。在政治方面，封建皇权专制一代胜过一代，与此相关重文轻武之风渐趋加强：在先秦，正气浩然的豪侠之士屡见不鲜；至汉代，尚武精神亦有所减弱，但也出现了像班超那样的投笔从戎之举；唐代虽比不上秦汉，但仍有边塞诗人的豪迈；宋代以后，弃文从武之士则凤毛麟角。这种政治环境以及社会崇尚的变化，势必对军事文化产生一定影响，以至有人发出了东汉以后“为无兵的文化”之感叹。（注：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第164 页引雷海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学林出版社，1987年版。）在军事方面，先秦以后群雄争斗的持续和激烈程度难以同东周相比，这也是先秦以后难以产生像孙武那样大军事家的重要原因。时事造就英雄的同时也需要英雄。造就英雄的表现之一是诱发英雄的灵感，而需要英雄的主要体现是为英雄提供历史舞台。如果“时势”和“舞台”有限，那么英雄灵感的产生也会受到影响。由于秦朝以前和以后诸多环境的变化，致使同一地区军事文化的基础前后不同。同样在山东，先秦时期将星倍出，几乎不绝如缕；后来则大为逊色，只是三国和明代分别产生了诸葛亮和戚继光。
二、以人为核心的军事地理观
军事地理主要是探讨地理与军事的关系，即不同的地域为军事提供了哪些有利和不利的因素。这些因素当包括地形、民风等诸多方面。
中国古代的军事家对军事地理非常重视。孙子云：“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注：《孙子兵法·地形》。）《太白阴经》称，“秦人劲，晋人刚，吴人怯，蜀人懦，齐人多诈，越人浇薄，海岱之人壮，崆峒之人武，燕赵之人锐，汧陇之人勇，韩魏之人厚”。（注：〔唐〕李筌：《太白阴经·人无勇怯》。）前者明确提出地形对战争很有帮助，而后者也旨在强调与地域有关的民风勇怯对军事的影响。古人对军事地理的重视值得我们深思。
其实历史上有些问题如果从军事地理的角度加以解释，会令人得到有益的启发。试看下列事实。
第一，许多王朝末年的大起义都发源于北方，秦、东汉、隋、唐、北宋以及明朝无不如此。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以明朝为例，笔者以为其大起义首起于陕西的原因主要有四点。其一，明朝与蒙古在陕西的军事对峙，致使该省的矛盾日积月累，危机四伏。其二，当明末陕西发生灾荒的时候，明廷不但无力赈济，反而于该地加派“辽饷”、拖欠月粮，以集中财力确保蓟、辽，对付后金，终将陕西兵、民逼上梁山。其三，陕西地产良马，民风剽悍，起义军战斗力较强。其四，陕西乃形胜之地，函崤之固对起义军的生存和发展起了一定积极作用。结果，大起义推翻了明王朝。
第二，历次南北对峙的局面往往以北方打败南方并统一全国而告终。元末的朱元璋貌似由南而北统一全国，殊不知出身淮西的朱元璋，此前恰是经历了一段由北（濠州，今安徽凤阳）南进（应天，今江苏南京）的过程。何以历史上多由北方统一南方呢？以颇具典型的三国时期为例，魏晋统一全国的原因除了经济雄厚、地盘广大等因素外，在军事地理方面别具优势：北方民风剽悍；魏晋军政人才后继有人，曹操父子、司马氏父子以及邓艾等，基本能形成梯队（蜀汉明显后继乏人）；曹魏实行士家制，将无私兵，中央集权强大（孙吴则将领皆私其兵，中央集权及综合国防力量受限）。
第三，兵家之争有得有失，在有些情况下军事地理甚至起决定作用。如曹魏之失却汉中及蜀汉之荆襄不保，很大程度上乃鞭长莫及所致。
以上探讨表明，古代军事家重视军事地理的观点是很有道理的。然而他们的论述并不到此为止，在肯定军事地理作用的同时，古代兵书的作者更强调人的重要性。早在战国时期孟子便提出了“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名言（《孟子》虽非兵书但杂有军事内容）。《太白阴经》的作者在列举了各地民风勇怯之后指出，勇怯虽与地域有关，然“勇怯在谋”（注：〔唐〕李筌：《太白阴经·人无勇怯》。）。明末清初的顾祖禹，在东南之财富与西北之甲兵并可争雄于天下的论断基础上，更有其一鸣惊人之语：“金城汤池若守不得人尚不及蝼蛄之丘”（注：《读史方舆纪要·总叙二》。）。不仅军事理论家等重视人的作用，有作为的政治家也不忘付诸实施。如边塞长城之险，汉代以赵充国守之，明则以戚继光镇守，二人都以善战闻名。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是其中一个论题。和西方比起来，古代中国人更倾向于人与自然的和谐，但也并非不讲求改造自然。只是古人在提及改造自然时更侧重于强调人本身的潜在韧性和不挠的精神，而不在于科学的方法和技巧，愚公移山和精卫填海的典故便是典型。传统军事文化中以人为核心的军事地理观，正是这一特征（侧重人的韧性和精神）的反映。
三、重使用、慎改进的武器论
中国古代的军事家并不否认武器的作用，认为武器可以提高战斗力。但是在新武器的发明方面，绝大多数将领似乎不够热心，只是诸葛亮、戚继光等少数人例外。诸葛亮曾发明“损益连弩”，该弩一次可连发十箭，蜀军北伐中用之，令魏军十分惊异。据说魏将张郃就是被这种连弩射死的。戚继光对古今中外的武器都能兼收并蓄，而且有所创新。在冷兵器中，他创造了狼筅，系在大毛竹顶端及枝叉上安插尖刀而成，实战中成为“杀倭利器”。火器方面，在东南抗倭时他曾引进西方、日本的带准星鸟铳，据说还摆过猴子火铳阵；到了北方，又使用地雷等火器，史称“胡人畏之，不敢近塞”（注：《万历野获编》卷十七。）。
和武器比起来，中国古代的大多数将领更重视勇力或武功，崇尚武艺绝伦天下无双，认为凭借高深功夫再精练一门器械便可无敌于天下。比如三国时的关羽便自视勇武，目中无人。当代的武侠小说常给人以这样的印象：习武之人练到炉火纯青之际，无兵器胜似有兵器，内功胜似外功。当代武侠小说家的观点以及人们的审美崇尚，不失为重武器、慎改进、尚武勇这一传统军事文化特征的旁证。
过份重视勇武、慎于兵器改革的武器论，是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崇尚人文、科技推广不力这一点相关联的。本来，科技成果应用于军事领域是其重要的出路之一，而且军事竞争的残酷性也决定了这一推广环节的迫切性。如果军事领域对科技成果的推广都不够热心的话，那么其他领域便更难企及了。在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并非不发达，只是往往形成这样的局面：科学家在那里曲高和寡地搞科研，却因为推广环节不力，致使科学精神成风气，不仅一时的成果容易失传，而且也使整个科技界的发展动力不足，到头来难免落伍。
四、中国传统文化与传统军事文化的关系
传统军事文化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大环境下培育出来的，后者的若干特征对前者有很大影响。当然有时二者也很难分清，也许我们所说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一特点正是传统军事文化的一大特征，只是侧重点略有不同。中国传统文化对传统军事文化的影响主要分为如下方面：
（一）“向里用劲”（梁漱溟语）。中国传统文化有“向里用劲”的一面，儒家讲求修身，即所谓“养德”为儒。对国家也是一样：只要华夏有一块地盘尚未统一，政治家们便一定要统一（统一的实现与巩固，体现了民族的凝聚力）；而对“化外”之地并不十分上心，特别是国外或海外，中国有那么长的海岸线，但统治者对海外却相对不感兴趣。中国传统军事文化也是一样，倾向于“向里用劲”，主要是在人身上做文章等，表现为重视谋略、崇尚勇武、关心国家统一等三个方面。
重视谋略。朱元璋曾说过：“兵者，谋也”（注：朱元璋：《明太祖宝训》卷五，《谕将士》。）。中国古代兵书有很大篇幅是关于谋略的。在文学作品中也常见某人说：让我略施小计，让他死无葬身之地——将谋略看得很高。
崇尚勇武。古人重视武艺以及与此相关的胆气。由于向里用劲，崇尚身体本身潜力的发挥，所以中华民族气功、武术发达。古代军事理论家认为，选兵的标准是以“胆、艺过者为上选”（注：〔明〕何良臣：《陈纪》卷四，《风雨雪雾之战》；卷一，《募选》。）。戚继光以为，在将领的素质中“气色系于胆，胆系于武艺”（注：〔明〕戚继光：《练兵实纪》卷九，《习武艺》。）。尽管强调谋略和武艺，但毕竟徒手斗不过兵器，所以古之将领并不否认武器的作用，只是和西方比起来重视程度不够。兵器虽为武艺等的延伸，但终有限度，所以古代的军事家也十分强调对水攻、火攻等自然力的应用（这也是重谋略、讲智慧的体现），同时还指出在重视人的因素基础上也要发挥地理因素的作用。
关心国家统一。古代有远见的政治家、军事家都非常关心国家的统一，而且在这一问题上态度明确而坚定。隋文帝认为，大江南北不应以一衣带水相阻隔；宋太祖则主张四海一家，不应分开；郑成功曾向荷兰殖民者严正宣告：台湾是中国的领土。统一是民族利益之所在，分裂终将受到历史的谴责。
（二）重人轻物，相对保守。中国传统文化有相对保守的一面，宋人陈规在《守城录》中指出，“古人所谓利不百者不变法，功不十者不易器。”除孙子等少数人外，中国古代军事家略显崇古，独创性差，另外也不大重视武器的改进。中国早在10世纪便发明了火器，此后八九百年间改进不大，一直没有取代冷兵器。而西欧于14世纪传入火器，到17世纪它便取代了冷兵器。中国古代不崇尚器物改进，这也是后来科技不发达的原因之一。
（三）爱好和平。不管是中国传统文化还是军事文化，其中一个很大的优点是爱好和平。西方军事学的代表作是德国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该书开宗明义，认为战争是暴力行为，要最大限度地打击敌人，一击致命而让对方毫无还手余地。中国古代的兵书则不同。孙子主张，“上兵伐谋”，攻城、杀人为不得已之法。《司马法·卷上·仁本》提出了“以战止战”的论断，即战争不是目的，而是实现和平的手段。明代署名刘基的《百战奇略·好战》则云：“黩武穷兵，祸不旋踵。”中国爱好和平的良好传统已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日本研究孙子兵法的一位专家指出，孙子主张“不战主义”，维护和平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人民的“良好宿愿”。（注：〔日〕服部干春：《〈孙子兵法〉新探》。《孙子新探——中外学者论孙子》，解放军出版社1980年版。）
我们今天的国防建设在很多方面继承了传统军事文化的优点，包括重视政治思想、苦练杀敌本领、关心祖国统一、国际上维护和平等。人民解放军不仅将传统军事文化中优良的内容发扬光大，而且对其不足的一面也作了纠正或改造。主要表现为，第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防现代化提到了日程，以现代科技装备军队已成为全军上下的共识。讲政治和学科技相得益彰。第二，人民军队在建立之初便一扫保守、崇古的风气。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正是在博采古今中外兵学精华基础上独创而成的。三中全会后虽然处于和平时期，但军事科学的创造性建设却日新月异。
我国国防领域对传统军事文化的继承与改造，对于我们扬弃中国传统文化无疑具有借鉴意义。